法理与情理的衡平

第一篇：法理与情理的衡平

帮助他人自杀案件中的法理与情理

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并不少见，在各国中都有发生，不同的国家对待帮助自杀行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同一个国家对待帮助自杀的案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其发生在思想行为较为传统的中国还是发生在现代思潮更为浓重的西方国家，都会引发人们对这种行为违法性以及量刑问题的讨论。下面这个案件就恰好说明了法理与情理的冲突与平衡。

唐新农，江苏省人，2003年来到苏州某纱厂打工。2007年8月，老板家狼狗咬伤人，老板便支使唐新农将狗杀死。杀狗过程中，唐新农为恶犬所伤。唐新农没当回事，用清水冲洗伤口后草草了事。当天夜里唐感到被狗抓伤的手背隐隐作痛，第二天肩膀出现疼痛症状。唐新农以为是肩周炎犯了，便找来风湿解痛膏贴在肩膀上。疼痛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唐新农遂回老家治病。

2007年8月17日唐新农回到家中，被家人送至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唐新农坚称只是肩周炎，拿了止痛药后便回到家中。当天晚上，唐新农病情加重，出现抽风现象。家人再次将他送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其病情很像狂犬病发作症状，并从唐新农口中证实他曾被犬只咬伤。唐新农被安排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进行狂犬病确诊，结果为其患狂犬病。

唐新农知道据死亡已近无力回天，便自行拔掉医疗器械，坚持回家等死。唐新雨、唐新海为唐新农两个弟弟见无法说服大哥唐新农，知道将其留在医院也是徒劳，便打电话通知了3个姐姐，然后于8月18日凌晨5点前后租了辆车将唐新农送回老家。回到家中后唐新农向儿子唐加伟交代了后事，并与亲人一一道别，之后便以疾病传染人为由要求亲属离开。 唐新雨和唐新海把家人们都送走，然后回到唐新农身边，发现他已浑身直冒冷汗。唐新农央求两个弟弟把他送到南小屋吧，称其在那里了结自己。唐新雨和唐新海兄弟含泪答应了大哥的请求。在南小屋，唐新农先叫唐新雨将他锁在屋里等死，后来怕经受不了病痛折磨，便让唐新雨帮他自杀早点结束痛苦。唐新雨和唐新海不忍大哥自杀，苦劝他不要绝望，但唐新农坚持称自己痛苦难当，要求唐新海唐新雨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帮助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唐新农边说，边让唐新雨用绳子帮他上吊，又让唐新海到屋外把守不让他人靠近。唐新雨流着泪一再央求，不要自杀，想让唐新农让自己离开。但唐新农却一再要求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帮帮他。并且说只要帮他把绳子挂到梁上就行。见大哥一阵紧似一阵地抽风，且脸色越来越难看，唐新雨按照大哥的话办了……唐新农便让唐新雨出了南小屋，挣扎着把门关上。

东海县殡仪馆工作人员在实施火化操作时，发现了死者脖子上的缢痕，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即传讯了唐新雨、唐新海，此案很快告破。鉴于犯罪嫌疑人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当地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的唐氏兄弟作出了从轻判决。

帮助自杀，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当出现一起涉及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法理于情理的冲突。

一方面，人的生命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简单的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不能不分情况的一律按照故意杀人处罚。

有种观点认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应全部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处罚。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时必须满足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仅指实行行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符合间接正犯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还有种观点认为全部的帮助他人自杀行为都不应受到刑罚处罚。理由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在我国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并不符合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这类行为不是犯罪，

不处罚。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传统限制正犯概念的体系下所作出的解释结论。这种正犯概念认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是正犯，如果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仅仅具有因果关系，而非亲自实施，不能称为正犯，只能视为共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中的帮助行为既非构成要件的行为，帮助犯也未亲自实现构成要件，因此，帮助犯即非正犯。如果贯彻“实施构成要件者方予处罚”的原则，则帮助者无处罚的根据。然而立法上有处罚帮助犯的规定。按照限制的正犯概念的理解，正犯与帮助犯在本质上显然不同，因而必然产生如何区分的问题，同时，正犯因为是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者，其可罚性不言自明，但帮助犯则为非构成要件行为实施者，因此，必须对帮助犯的可罚性做出合理性的说明，即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通说提出了共犯从属性原则，即正犯所实施之行为具有侵害法益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而帮助犯所实施的行为，则仅具有侵害法益之潜在的、一般的危险性行为，因此，当共犯行为存在时，由于尚未具有值得处罚未遂犯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必须等待正犯着手犯罪之实行后，始具有处罚未遂犯之可罚性。也就是说帮助犯的成立基础从属于正犯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相应的，其违法性也从属于正犯的违法性。

也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下，只有亲自实施构犯罪要件的行为即实行行为的人才是正犯，教唆或者帮助他人或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都不是正犯;帮助犯的违法性及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当正犯即实行者的行为欠缺违法性和处罚根据时，帮助犯的行为也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所以，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因自杀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而不受处罚，除非这一帮助行为可以评价为类似正犯的“间接正犯”，或者刑法直接规定这种帮助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并且规定有帮助自杀罪，否则就不能构成犯罪。

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在一个普遍接受了的前提下，一种行为被演绎为非违法犯罪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事件中又是被刑罚处罚的。就如唐新农案件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得帮助行为因为哥哥的自杀行为在刑法上根本未被规定为犯罪，就不具有违法性和处罚依据;然而司法实践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却被处以刑罚处罚。原因何在?

我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罚处罚不单单局限于一种规范，或者说不能拘泥于现行体系，而应该考察这种行为在自然意义上是否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法律是最低层面的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绝对)违背一般伦理道德的行为也势必触犯法律，如偷盗行为为道德所不齿，刑法规定有盗窃罪;杀人放火被道德所唾弃，刑法亦规定有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就现在的中国而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或多或少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约束，不管这种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日积月累被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而然的认可，还是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有意灌输于人们心中，现有的道德体系都无时无刻不维持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如是所云。可见自古以来故意损伤身体发肤行为为道德所不齿，自杀行为就更加违背了道德上的要求，帮助他人自杀便带上了“助纣为孽”的色彩。虽然这种结论是在现在已有些淡化的道德层面得出的，但从这种自然意义上来说处罚这种行为虽不如处罚直接的故意杀人来的“有根有据”，却绝不是妄加施刑。

再考察法条，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可以看出任何人的生命都受法律保护而不能被非法剥夺，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一切故意非法使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状态或者造成死亡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行为，其中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杀人行为以及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在法理学上有自然主义解释和规范主义的解释，如果采用规范主义的解释那么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也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上面的行为都是从积极主动地导致他人死亡的事实的角度考虑的。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行为，帮助自杀行为可以分解为帮助行为和放任行为两个行为。帮助行为使得自

杀者有条件实施自杀行为而使生命处于一种陷于死亡的危险状态;帮助者则因为其帮助行为而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状态的义务，这是一种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帮助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结果即将发生，然而既然帮助杀人案件得以发生就说明帮助者未履行这种义务，主观上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针对于帮助者就应当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都应当周到刑罚处罚。但在量刑方面，我认为帮助自杀行为不一定要按照故意杀人的法定刑来量刑。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理由是除却了法理，世界上还有情理，但不是私情，而是人本之情。

帮助他人自杀的情况大多是在自愿放弃生命之人的请求下发生下发生的，自愿放弃生命的人或出于极度痛苦，或出于极度无助，又或者是自己在心理上难于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委托或求助于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中，自杀者和帮助者之间或近或远的都会有感情上的联系，或者是亲属，或者是邻居朋友，在帮助他人自杀之前一定又会进行劝阻，但这种案件既然出现那么必然是最终自杀者强烈的要求战胜了帮助者苦心的劝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帮助者主观而言是不希望发生的，主观上上没有恶意，甚至有时是出于好意，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

法律是一种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规范，“法律的制定都不是一帮法学家或者立法会的议员坐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是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便以世俗人情为基础。纵观古代中国的法律，从来不把法与情截然割裂开来。汉代“经义决狱”、“春秋决狱”，唐代“以礼入狱”、“以礼入律”，都体现了法与情的融合。到了宋代，更是把“天理、国法、人情”一并倡导。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就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法律更加关注人情。法律不可能囊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保持稳定性也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缘起就是为了弥补法官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不熟悉。考虑到情理，兄弟二人确实情有可原。

现在回到案件，唐新海受病痛折磨意图自杀，但痛苦难当难以成功，便要求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协助，弟弟二人苦劝无效，便答应了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弟弟二人实施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所以减轻处罚也合情合理。所以才会有法院的从轻判决。

第二篇：情理法和法理情在基层管理中的运用效果

摘要：在经济腾飞发展的现代工业，企业面临众多挑战：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型升级;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行业内竞争的白热化;越来越难处理的劳务关系和人才战略等等。车间班组作为企业的基层管理组织，直接和一线员工进行交流，倾听一线员工的心生，了解一线员工的困难。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不仅有利于班组，更有利于车间和公司。本文从人员管理切入，对班组管理中的人员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字： 基层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了解员工员工需求基层文化 学习型班组

管理是人们从事共同劳动的产物，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只有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才会充满活力，在企业未来的竞争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管理界认为人是行为的主体，也是企业的主体，人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企业目标的实现要靠人来实现。企业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人主导着，企业中的具体工作又是由基层人员去实施着。在企业，班组是最基层的组织，所以班组管理直接影响着企业管理。

一、建立健全的基层人员管理制度。在企业和班组管理中制度和规范的建立是一切工作的准则。企业有一个针对全公司的员工日常行为规范以及相关制度，而不同的班组，因根据自己的班组特点制定相关的班组制度和规范。就像我们的宪法和相关法律一样，情理法和法理情中的“法”是必须建立的也是管理中有效的工具。现代企业讲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积极的管理制度会产生良性和健康的管理循环，也会使员工的工作更积极主动，员工内部会出现健康的工作竞争。管理也会变的积极主动和轻松。情理法中“理”和“法”的建立需要有明确的制度管理，积极的管理制度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1、 按需激励，根据员工的需求不同进行不同的奖励。

2、 赏罚适度，根据员工的工作情况，工作任务的结果进行相应的赏罚。

3、赏罚公平，不管任何人，一律按规定进行相应的赏罚。

4、激励公开，根据员工表现，进行公开表扬。

5、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第二、实行目标管理

1、共同制定切实可行、易于考核且难度适当的工作目标。

2、明确人员分工，落实基层人员责任。

3、授予员工适当的权力，以便完成目标。

4、及时检查每个员工完成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及时的反馈检查结果。

5、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核人员绩效，并以此作为员工奖惩

和职务升降的依据。

第三、合理分配员工素质结构

1、专业结构，企业必须把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合理搭配，

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2、知识结构，企业据个人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的不同进行合理搭配，

达到“群体增量效应。

3、个性结构，坚持性格气质的各样性和互补性，有利于成员之间心

理协调，配合默契，提高整个群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4、随时随地的对员工进行相关的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的技能。

二、了解基层员工基本情况，每一个员工的有不同的性格脾气，在日常的管理中对待不同的员工，我们需要用不用的管理手段，是选择情理法，还是选择法理情，这个很关键。作为基层管理者应用好自己手中的管理资源，例如奖罚单，通告等等一些手段，激励员工和鞭策员工。在平时要了解每一个员工的基本状况。包括员工的性格，平时的往来和交际圈，以便后续更好的关心员工，这样在在交流时我们更能打开员工的心门，情理法也可以更好的活用。目前，企业的人员正处在新老交替时期，80，90后渐渐的成为新生代的劳务输出，取代60，70后，在生产一线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的身影。由此给我们的班组长出了一个管理难题：曾经用于60，70后的管理方法无法适用于80，90后的管理，而80，90后的需求又无法满足60，70后。怎样选择一个较为平衡的制度和工作方法来平衡这两类人群的不同需求是摆在班组长面前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以下看一个案

例：

有一家从事机械加工公司，他们有很多的生产班组，其中有一个班组是全公司最大的班组也是最重要的班组——车床组。这个班组一直很不稳定，为此公司的中高层一直在想办法了解班组内部的情况，制定出一个比较适合这个班组的制度。这个班组分三部分组成，一个是数控车床，二个是仪表车床，三个是普通车床。这三部分的人员组成也很特别，数控车床以80，90后的年轻人为主，仪表车床主要是70和80后，普通车床以60，70后为主，经过一番了解和对离职员工的谈心，发现班组内部的员工对班组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很不满。年轻的觉得生产任务太重，每天都加班，吃不消。班组长考虑年轻人的生活，允许没周有3天可以不加班。70后的老员工觉得，年轻的可以每周3天不加班，我们也应该这样，而班组长觉得，我们老员工一直以来都是加班加点，作为老员工应该作出榜样。就这样班组内部慢慢出现了分歧，年轻的不喜欢加班，老员工则希望大家一视同仁，不要搞特殊。久而久之班组开始涣散，员工士气低落，离职率也开始上升。与员工交流甲员工这样说到：“今年贵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处于毕业后有所作为的想法，我们慕名来到这里。但是，公司的管理令我们感到很失望。从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们只是接受任务，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干的不明不白的，无从了解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乙接着说：“招聘的时候，某经理答应的月工资是1600元。7月23日，我们来报到了，报到后方知试用期工资仅850元/月。月底拿到的第一次工资是按天计算的，8天总计是213元，这无疑给我们泼了一盆凉水。第二个月的工资，扣掉办理有关的人事手续费100元，午、晚餐伙食费300元，再扣掉住宿费用100元，到手的仅有300元。工资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这种计算报酬的方法是对我们的轻视，也是对我们母校的公开蔑视。我们会告诉母校以后不再推荐同学来这里工作。”丙员工说：“我们年轻人，每天这样加班，我们都没时间谈恋爱，我们可以接受工资低一点，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企业基层员工的需求不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工作条件等)，对待工作他们不需要理性的思考而更注重感觉，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社会需要，归属感、友谊、人际关系、被人尊重与承认、领导的认可及领导水平等，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情感的寄托，以及发展

需要，潜力的发挥、成就感、自我发展、工作本身的意义等，这对他们来说就是自我的实现。即对于基层管理来说，如何建立员工间的友情，上级和下属的感情，建立公平的管理制度，做到“以情留人，以理服人，以法治人。”

最后，该公司针对不同员工的需求，分为两个小组，数控组实行两班制，使员工有更多自己自由的时间，仪表和普车组每天正常上班和按生产任务实行加班。这个方案使得数控上的年轻人更有凝聚力，普车和仪表上的员工也不再有怨言。该组的班组长最后感慨：管理60，70后只要有制度，讲道理，说到做到，他们就没二话;而管理80，90后，他们是凭感觉做事，只有心情好，工作舒畅他们就会认真，如果不顺心，你怎么压他们都没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干了”。可见面对80，90后的管理要讲究“情”和“理”。

三、现代班组中“情”和“理”需要一种文化氛围，建立基层管理文化，形成良好的班组气氛。班组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缩影，在统一的企业文化理念指导下形成的基层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在基层落地的具体体现。优秀的班组文化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到员工，管理到班组”，加强班组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基层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增强内部凝聚力。加强班组文化建设，就如“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可以统一员工思想认识，缓解基层员工的压力，塑造充满活力的企业氛围，提高工作效率。

四、建立学习型基层组织，促进班组文化建设，提升员工素质水平。班组文化内容主要包括班组宗旨、理念、制度、行为、氛围、激励等。其中，“班组宗旨”是班组文化建设的起点，也是班组存在的目的所在，基于宗旨的不同，可以划分不同类型的班组，如生产效率改进型、产品质量改进型、服务水平提升型等;“班组理念”是企业文化在班组层面的体现，起到统一班组成员思想的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则是提高班组工作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的内在要求;行为是班组价值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窗口和体现;“班组氛围”是班组成员全天候浸润于其中的，是班组成员对班组的直观感知;“班组激励”是为班组工作提供、激发动力的源泉，也是班组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体现。

总之，在人员管理中，不断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用制度约束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完善灵活运用情理法和法理情，做到时时掌握管理的主动权，那么管理将进入良性循环，管理者和员工也将建立良好的桥梁。

参考文献：

1、《人性的弱点》戴尔·卡耐基 著，景青 编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2、《人很重要》张贤亮原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3、《现代企业班组建设与管理》王瑞祥主编科学出版社

第三篇：中国人的情理法与营销[最终版]

中国人的情理法与营销

一、中国人的情理法

在探讨中国式营销的情理法之前，我们先阅读两则案例。

一则是在中国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故事《秦香莲》。宋朝年间陈世美中了状元，隐瞒已婚事实又当了驸马。原配秦香莲在送公婆终老后携子女进京寻夫，陈不认并驱逐母子三人。秦拦轿告知丞相王延龄，王延龄宴请陈世美，令秦唱曲试图感动陈认妻，但陈拒绝并讥讽王延龄，并令家将韩琪追杀母子三人灭口。秦哭告实情，韩琪自刎于三官堂。秦到包公处告状，包设计招来陈驸马，希望陈世美认妻。但陈自恃皇亲强词夺理，包欲铡之。国太和皇姑前来劝阻，包赠银秦香莲，希望秦放弃，秦出语激将包公，包公遂铡陈世美。

一则是美国人威廉姆斯杀人案。美国人威廉姆斯因为杀死四个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威廉姆斯没有放弃求生的机会，在狱中努力以实际行动为自己赎罪，以口述的形式留下四部纪实体小说，教育青少年好好做人，并展开街头教育行动，其人甚至数次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当威廉姆斯和他律师充满信心地等待加州高等法院减刑时，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确断然拒绝。结果威廉姆斯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陈世美与威廉姆斯结局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却很好地折射出了中国与西方在情、理、法三方面价值标准的差异。

《秦香莲》中陈世美罪不可恕，他犯有欺君之罪、指使部下杀妻灭子未遂之罪。但是剧中人，不管是陈世美妻子秦香莲、一国之相王延龄、国太皇姑还是公正严明的包公都对这件事情采用一致的态度，那就是先好言相劝感动陈世美，再企图说理使陈认妻爱子，最后不得已才状告陈，不得不国法处死陈。包公断案一向公证严明享誉古今，但是在《秦香莲》中，包公明知陈犯国法，开始却不加追究，只是晓之以情希望陈能认妻就可了结。但是，陈强词夺理，包欲铡之，国太和皇姑前来劝阻，包屈受制于封建伦理纲常，赠银秦香莲，希望秦放弃。秦出语激将包公，包公才利用国法制裁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采用先人情、再道理、最后国法的价值评判顺序。

而威廉姆斯杀人案中，威廉姆斯不但没有陈世美的目无国法，还努力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赎罪，且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但是，施瓦辛格确断然拒绝为威廉姆斯减刑。这个案例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国法断案最重要的标准，说理只能影响刑罚的轻重，人情则不能或者很难左右判决。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人采用先国法、再道理、最后人情的价值评判顺序。

在中国人看来，瓦辛格太过于无情，为了维护统治权威而狠下杀手。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为包公斩杀陈世美感到大快人心。今天的法律来看，威廉姆斯杀四人理应偿命，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而陈最多也是杀人未遂，不一定是死罪，却被中国人认为非死不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先是用情来衡量，再用理，最后采用法来衡量其中的是非对错。中国人并不十分看重陈犯下欺君之罪、杀人未遂王法，而是看重他杀妻灭子的无情无义，其次是他强词夺理的无理相击，所以，陈该死。而威廉姆斯虽然杀了四个人，但是他内心忏悔赎罪，并以实际行动教育青少年，于情于理法官应该从宽处理予以减刑。这就是中国人的情理法价值观判断顺序。

中国历史的每一页几乎都在给我们灌输情理法价值观。

自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用血肉对抗大秦严刑酷法的暴政后，人们开始明白严刑峻法只会威逼百姓暴动。于是，到了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儒家思想治国，于是就有以孝治天下、以礼治天下、以仁治天下。这时，以情理为基础的封建纲常已经成为统治手段。宋代将儒道释三教合一，更加强化了儒家之情、道家之理、佛家之法的情理法价值观。再看看我们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是围绕着刘、关、张三兄弟桃园里结义的兄弟之情而展开序幕的。《水浒传》宣扬好汉杀人虽犯法但是为了维护正义，并巧妙地用“逼上梁山”解决情、理、法的矛盾。《红楼梦》用贾宝玉和林黛玉永恒的悲剧爱情反衬封建礼法纲常的衰败。《西游记》最有意思，有人极具讽刺和幽默地将其概括为“描写有后台的妖怪都被菩萨收走了，没有后台的都被悟空一棒子打死了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眼中神仙也先讲感情的。

虽然今日中国法制日趋完善，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坚持情理法的价值判断顺序。中国人对法律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法律脱离不了人情，“王法本乎人情”。三是“刑不上大夫”，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矛盾，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是有亲疏之情、长幼之爱的，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

在当今的中国，情理法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并指导我们做事。中国人经常为“兄弟义气”“为情面”(情)与人打架，打累了，两败俱伤之后开始争论(讲理)，各执一词双方不妥协，然后想到叫警察(法)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在警察面前，很少人认识到打架是违法的，而是不断讲述谁先打人，因为先打人者理亏(中国人认为)，而先打人者往往以“他先骂我，我才打他”反驳，因为先骂人者不给人家情面，该打(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的争辩就更有意思了，中国人非常喜欢针尖对麦芒般争论。争论场面往往非常壮观，面红耳赤、唇舌相向、不甘示弱，最后大都不欢而散。争论结束之后，你问争论者“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双方一般都会这样回答“他呀!不怎么样!不过有些他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你再问“那你还跟他争”，他马上会反问“谁叫他跟我争的”。西方人是看不懂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明白，很大程度上争论不是为了结果(道理)，而是过程(谈情);争论不代表我反对你的观点(你也有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还在呢，存在的情面);争论不代表你说的都是错(有理)，而是你说话的方式错了(无情)。结果最后大家不再为事情而争论，而是为“争论”而争论。所以，我们经常看得到有些下属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为什么?因为下属说的越有道理，意味着领导越无作为。领导会想“都被你说了，那我说什么”(领导没有情面)，下次你就没有发言权了。所以，下属要明白即使有些话非常有道理，但是不是你说的就一定不能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情与理。

二、中国式营销之情理法

我们先用一个案例引入情理法思想对营销的影响。

一求职招聘网站电话销售员李先生打电话给****公司招聘专员郝小姐，推销招聘平台产品。 接通电话后，

李先生说：“您好!是****公司的郝小姐吗?”

郝小姐应答：“是的!你哪里?”

李先生说：“郝小姐，您公司正在急招招商经理是吗?请问目前是否招到合适人才?”

郝小姐应答：“是的，现在还没招到，您是来应聘的吗?”

李先生说：“哦!不是的，我是来帮助您招聘人才的。我是****求职招聘网的李俊才，叫我小李好了。对了，您的芳名是?”

郝小姐应答：“哦，我叫郝琪琪”

李先生说：“郝琪琪，非常好听的名字。”

郝小姐主动接话说：“你什么事情吗?我现在有点忙。”

李先生说：“我们网站目前有丰富的求职者资源，我帮您搜索了下，目前我们网站有3千位正在求职者符合您公司招商经理的职位„„”

郝小姐打断说：“不好意思!我们公司目前没有招聘预算了，不打算再购买招聘服务了。”

李先生说：“没关系。贵公司刚成立预算可能有点紧张，不过，我觉得创业型公司不能为了省钱而忽略了人才。相信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帮助贵公司迅速发展。所以，我觉得不能因小失大。”

郝小姐说：“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在投放招聘广告的计划了。”

李先生接过话说：“之前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客户，为了省钱迟迟招不到人，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招聘费用，耽误了公司的运营。相信你也不想因此耽误公司发展„„啪!嘟嘟嘟” 郝小姐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李先生这次没有达成销售，可能是因为郝小姐公司确实没有招聘预算了。但是我们整体上分析下李先生的电话销售对话，是否存在问题。整体上说，李先生的推销对白非常不错，利用了不少技巧，而且说理非常充分(合理)，但是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在说理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情”。换言之，李先生说话合理但不合情。“我觉得创业型公司不能为了省钱而忽略了人才。相信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帮助贵公司迅速发展”和“为了省钱迟迟招不到人，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招聘费用，耽误了公司的运营”说得都非常有道理，“我觉得不能因小失大”和“相信你也不想因此耽误公司发展”却伤害了郝小姐的感情。因为郝小姐的公司和工作不需要李先生指手画脚。所以，在销售沟通中，往往“对也没有用”，必须做到合情合理的沟通。

情理法对营销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在营销中，情理法可以作为需求表现，对外是一种营销方法，对内是一种用人安人的管理方法。

作为需求看，情可以理解为感性需求或者情感需求(例如，希望得到关爱)，法可以理解为理性需求(例如，希望公平正义)，理可以理解为感性和理性之间的需求(例如，亲兄弟又明算账)。这部分在需求层次部分会深入探讨，这里着重研究方法，即如何利用情理法的价值判断顺序来营销，如何利用情理法做好用人安人的营销团队管理。

总结起来，情理法营销方法是“动之以情为先，晓之以理为中，行之以法为后”。

晓之以情为先，就是先用情感、感情、情面打动别人。中国人相对感性，用情感容易打动人。人的情感是一种态度体验，对事物体验之后产生的心理反应。情感分为正向情感与负向情感。正向情感，如愉快、信任、感激、庆幸、满意等;负向情感如痛苦、鄙视、仇恨、嫉妒、失望等。企业要将顾客的情感往正向调动，而不是负向。换言之，企业要善于发现并调动顾客的情感，通过情感设计、情感包装、情感促销、情感广告、情感沟通、情感服务、情感口碑等方式打动消费者。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切忌伤害顾客情感。一般情况下，不要与顾客争执是非对错，重在尊重顾客的情感。例如，顾客抱怨这款手机待机时间太短，导购首先要肯定顾客的说法，然后可以告诉他一些如何增强电池待机时间的方法。这样，不但顾客的情感没有受到伤害，企业品牌和导购的信任度也增强。顾客有点像你的女朋友，有时候很不讲理，那就不要跟她讲理，跟她“谈情”，相信她会很“爱你”。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企业也可以利用消费者的负面情感做营销。例如，一些企业故意利用顾客担忧、害怕失望等负面情感，推出限时限量抢购活动。

感情是指人的思想依赖，一方面指顾客自身的感情，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另一方面也指顾客与企业、品牌、产品、导购之间的感情。一方面，企业不断地刺激顾客的内在的感情，因动情而购买。例如，商场推出母亲节感恩促销活动。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与顾客建立良好的感情关系。顾客与企业之间情感是顾客的感情依赖。顾客购买产品往往意味着支持、认同、喜欢、信任、崇拜企业或品牌的某些元素，例如企业信誉、品牌理念、产品质量、产品设计等。企业或品牌的某些元素一定程度表达了顾客的情感、理念等。因此，企业只有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改善设计、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品牌价值等方式满足顾客的感情需求和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企业切忌对顾客虚情假意，不然会被顾客无情抛弃。只有情意浓浓，生意才兴旺。

情面是中国人一种特殊的“情”。中国人普遍爱面子，很多时候顾客顾情面购买产品。很多商家正是抓住情面来营销，例如免费请顾客试穿、试吃，顾客试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歉疚感。所谓“吃人家嘴短，那人家手软”，顾客试用之后，再面对微笑的服务员，往往会顾于情面购买商品。请顾客吃饭、娱乐也是这个道理。反过来，销售员切忌不要伤害了顾客的面子。

晓之以理为中，指用情打动顾客，然后说理来让顾客知晓产品和品牌，不然顾客不明不白地购买后，会觉得被忽悠了。说理主要是给顾客分析产品或品牌真正的优点，能给顾客带来什么。面对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企业要更加注重说理，一方面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用质量说理;另一方面，真实地客观地介绍产品，不要夸大产品性能。

行之以法为后，一方面指营销过程要符合法规和制度，另一方面指营销模式有章法可循。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不能完全屈居于人。顾客的情感是复杂多变且差异化巨大，企业不能完全满足每个顾客情感需求，因此营销模式需要有章法可循。稳定的渠道、标准化的服务、统一的形象等都是有章法可循的营销模式。

对于企业内部，情理法是营销团队管理中用人安人的法宝。

中国人受文化差序格局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圈子文化思想。中国人很希望能在一个圈子中找到归属感。企业管理营销团队需要建立团队的归属感，只有通过情感沟通，建立尊重、信任、共同利益的关系，才具有团队归属感。刘备“三顾茅庐”体现求贤若渴的情感，而诸葛亮也为报答刘的知遇之恩鞠躬精粹。在现实的职场中，员工常常因为上司信任自己而为公司踏实工作。情感之后是理，团队内部要“小理服从大理”，形成一种既能调动员工情感，又能激发员工竞争斗志的和谐文化。在营销团队中，往往员工内部是相互竞争的，因此员工之间要以尊重维护情感，以公平对待竞争。团队管理最后是法，即制度，制度是最后一种手段，也是维护公平、平等、尊重最基本的保障。

中国式营销是情理法的结合，而不是情、理、法的分离，更不是法理情的颠倒。只有真正理解情理法，才能真正理解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尽量避免情理法矛盾的情况发生。如果矛盾发生要找到合理解决方法。《秦香莲》中韩琪成了情理法矛盾的牺牲品，他不杀秦香莲母子就是失职和不忠，杀则天理难容、世人唾骂，所以只能“自刎于三官堂”。《水浒传》设计了“逼上梁山”来解决情理法的矛盾，好汉杀人本该偿命(法)，但是又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杀人(情理)，最后只能被“逼上梁山”。《西游记》中，如果悟空每遇妖怪都一棒子把他打死，虽合乎天道但是太过无情。所以，菩萨及时出现收走妖怪，体现情与理。 我经常发现老顾客往往会提更多的要求，如果企业一时不能满足，怎么办?例如，老顾客到商场买了美的电磁炉，但是要求送一水壶，可是商场目前并没有送水壶促销，怎么办?老顾客认为，我经常来这里买东西，也该送我一个水壶(合情合理)。但是对于商家来说，送水壶不符合现在促销政策(不合法)。解决的办法：导购可以这样与顾客沟通“都是老顾客了，送个水壶是应该的，不过现在没有送水壶促销活动。这样吧，您留个电话，如果三天内有赠水壶或者赠其他礼品的促销活动，我帮您留一份。您是常客，也知道商场很多优惠活动，欢迎您继续支持本商场”。这样通过有期限的时间拖延方法解决情理法的矛盾。这只是一个例子，要避免情理法的冲突，合理利用情理法思想，既要抓住善变多样的情感，又要符合营销法则和政策，关键在于消费者心理营销。

第四篇：《情理法与中国人》读后感

读《情理法与中国人》有感

胡RR

给我一支笔，我写不出情，道不明法，说不清理，更别谈作出范忠信先生笔下的锦绣文章。《情理法与中国人》虽是一本入门级法史读物，确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法史著作。该书深入浅出地勾勒了一幅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的中国古代法制生活图，写到了很多的人文关怀和反思，那些简单却含情脉脉的故事和文字，都让我感动不已。如此，执笔，于此写下我的拙见。

“法即礼”

让我颇有感触的首先是书中体现的家国关系(“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家庭是国家的缩影” )，家法国法关系( “法律就是以全力维护这样的‘家国一体模式’为己任的” )。正所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作为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让我想起在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诚然，只有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而家法一类的规矩是自然生长的，在一个家庭，一个宗族，日积月累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这些方式，和家庭成员的伦理观念，是非判断，习俗惯例，感觉感情，是相契相合的。所以古时候的家法，一般建立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之上，讲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并用这一套行为模式，去追求 “家和万事兴”。这和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一样的，国家的维护，也是在传统礼教的指导下，君臣父子，人伦秩序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践踏的。所以法的意义(即礼的意义)，就是在维护一种纲常伦理秩序，从而使家国一体，天下太平。

“法即刑”

然而，“法”即“礼”之外，还有“法”即“刑”的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 古“法”字——“灋”，取三点水象征公平，也一直记得是说“平之如水”。但作者偏向赞同蔡枢衡先生的解释，把触犯“法”的人淹死或让其随水漂流而去，即有“驱逐”的含义。另，廌是一种神兽，以廌“触不直者去之”，也是认为法即是“触而去之”的制裁方式或程序。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已经有将“法”与“刑”统一起来的意味了。作者也通过从法家、儒家、道家三大思想流派出发，分别从正面、侧面、反面丰富地诠释了在这些思想流派中 “法即刑”的观念，然后拓展到广大学者，普通民众的看法，大家可谓都是“谈法色变”。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那个年代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首先，在法不成文时代，“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在统治者心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法”就是天子的命令和权利，它作为一种秘密，为群众所不知，其威力才是无穷尽的。就比如你见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因为不知道进去里面是福是祸，你才会犹豫和胆怯。法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不可知的君主意志的体现，让群众害怕和服从。这就是为什么统治者总把法比作“尚方宝剑”，而民众则将法视为“不祥之器”。其次，大多时期司法行政不分，官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刑罚”的施用没有太大限制。书中一例，一知县初上任审理一民事纠纷案，因原被告各执一理，判各打五十大板，这就结案了。百姓受委屈了权益被侵犯了请求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正义本是合情合法的，却被打得皮开肉绽，那么还有谁还敢去诉讼?这也正呼应了古时候的人们“贱讼”，让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望而却步。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不认罪的，屈打成招，严刑画押。认罪的，县令大官动不动就“来人啊，大刑伺候”，轻则受点皮肉之苦，重则押入大牢或直接斩首示众。就连家喻户晓的公正廉明的大法官“包青天”，在断案时也是拥有先斩后奏的魄力，一句“龙(虎、狗)头铡伺候”就吓得犯罪嫌疑人屁滚尿流。法律就是这样以其特有的手段“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让人敬而远之。再者，中国古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刑罚制度，作为法律的震慑手段以维护统治，更让人如临悬斧。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主的奴隶制刑罚和以笞、杖、徒、流、死为主的封建刑罚两个发展阶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这些刑罚大多是野蛮的肉刑，手段极其残酷极其痛苦。中国古代残酷的刑罚的主要表现——十大酷刑，主要内容就有剥皮、腰斩、车裂、凌迟、缢首、烹煮等，听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正是这样，人们认为的法律可不是轻描淡写一纸宣文，而是一整套让人望而生畏的刑罚体系。所以，人们的“畏法”可谓是一定程度的“畏刑”。

“德”与“刑”

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不合人性的刑罚也归于历史了，看看历朝的灰烬，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在那样的年代治理国家，刑与人，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这就引起人们“德”与“刑”的思考。一方面，“苛政猛于虎”，完全推行严刑峻法不但起不到威慑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历史上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就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到秦始皇时,更一味“专任狱吏”,把严刑峻法推至颠峰，其酷刑之名目,诸如籍没,连坐,腰斩,车裂,阬等,不一而足,以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虽然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时,他劳役百姓,严刑峻法,专制残暴的形象也深入民心，最终因农民起义而退出历史舞台。古时候也推崇“以德配天” “明德慎刑”，但毋庸置疑，一味地推行仁政，也是行不通的。子大叔继任郑国国相，起初“不忍猛而宽”，于是“盗寇之祸”在这种宽容政策的纵容下，愈加放肆。聚于雚苻湖畔，打劫过往行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苻湖，现在也沦为贼之巢穴或者贼之本身的意思。后来这位国相幡然醒悟，组织人员打击盗贼，才大有改观。可见，“德”与“刑”的争论正是古人的智慧的体现和对治理国家不断探索的思考。诚然,这些严刑峻法深深的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正是这些手段和措施很好的体现了国法的威严与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民众，维护统治的作用。刑的作用，最终是为管理人而服务的。然而，过度重视刑的作用而忽略人存在的价值势必引起官逼民反，只有两者相辅相成，如火克之，入水化之，刚柔并济，才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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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写到的古代官员为息讼进行的调解，我觉得是体现古人口中人情伦理处理最巧妙的一种艺术。通古观今，不论是过去的县官也好，还是如今的法官也好，似乎都对通过调解一起纷争引以为傲。古时候的官吏，不外乎有三种心态：一是显示了自己独到的能力水平，特别是古时经常把不用刑具便能洞察真相侦破案件的官员称作清官，官员对此有强烈的追求。二是诉讼是与政绩挂钩的，通过调解就能息事宁人不仅证明了自己对当地的治理有方，而且对加官晋爵是最大的帮助。再者莫过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影响，讲求和睦，事无纷争是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当然现在的法官，不外乎也有三种原因，一是自己确实本来就忙(有数据记载，在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12万名法官审结888.7万件案件，平均每个法官半年审结74件案件，这就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假期的情况下，一个法官要处理完一个案件，至少要花费两天半的时间)，能够通过调解就解决好的纠纷，不仅大大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负担。另外同古代官员一样，通过调解处理了纠纷不仅彰显了自己“息讼”的水平和能力——很多法官在工作考核或者评优中也将自己调解的典型的疑难杂案写进去(诸如此案近十年都得不到解决的啊，当地法院没有见过此类案子的啊……)，而自己仅凭和当事人促膝谈心的交流，苦口婆心的教导就让双方感恩涕零，更是自己从事司法审判上浓墨重彩而又意义非凡的一笔。第三点自然就是中国人的法感情的传承，讲求伦理人情，在采取现代法的中国时隐时现。最有意思的是当属古时“和稀泥”的调解方式，例如清朝陆陇断的两兄弟争夺财产案，“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诉讼撤回了，父母官得了“仁慈”“不用刑”的好名声，虽然财产权利的分配还是一笔糊涂账，却也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冷却了这桩纠纷。通过这出好戏，我甚至都能相信两兄弟之间会冰释前嫌。法律不该是冰冷的，就应当像这样保留人情伦理的照顾。这大概也就是中华法文化一脉相承而又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吧。

通读本书，感慨于作者充分而得理的见解时，的确能深深钦佩古时候的人们在法制这方面的创造，即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结合天理国法人情的中国人真真正正做到了这一点。诚然，比起现代法律，古代中国法律是压抑个人权利，维护集权统治的，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不完善，脱漏之处。然而，如果我们一味用工业时代的眼光，去苛求农业时代的法律，我觉得有点不合理了。我更愿意，去欣赏古人的那一种智慧，哪怕在历史过程中也有一些罪恶作为他们的副产品相伴而生。谁也应该无法否认，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模式或境界的设计，这样一种国家体制和社会管理的实践，都是华夏法文化在人类世界的瑰宝。

第五篇：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

葛洪义

尽管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什么是法理学”是有共识的，如法理学是法学的一个理论学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法理学的涵义认识上并不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对立。如有人认为法理学是一个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并列的学术门类，并试图以此开辟一个法学理论研究的新的领域， 也有人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等仅仅是用词不同，两者实质上是同一的。 我同意后一种观点。 选择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原因在于，我以为，法理学的定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尽管在科学研究中，如列宁所说，定义只具有微小的价值，哈特也提出，不能在定义的脊背上建立理论， 但是，定义毕竟是逻辑思维的一个环节，也是逻辑思维得以有效进行的基本的标准条件。对于法理学来说，定义问题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学科定位，进而也就意味着一种学术空间的拓展。因此，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存在密切联系，法理学的定义赋予了法理学学科以学术意义，对法理学意义的把握又决定了讨论法理学定义的知识进路。正如哈特成功地将语言分析哲学运用于法学相关概念研究引起了法学领域一场革命性的知识转型那样，实际上，关于法理学的任何定义都必然预示着相应的学术空间的范围及其开拓。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以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为题，结合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分别探讨法理学的定义、对象和意义，并试图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法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一， 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实质上就是法律哲学或法哲学

法理学就是法哲学，法哲学也就是法理学，尽管法理学原出于英美国家经验主义，法哲学则出于欧洲大陆国家，并且曾作为甚至现在也可能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但是，两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并列的关系，它们都是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学术门类，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的哲学观念不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判断。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法理学是一个以研究法律问题为宗旨的学术门类，实际上，法学最终也都是以研究法律问题为目的的。习惯上，我们往往将法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这种划分固然标志着法学研究中的分工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法学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种误导，使人误以为这种或者那种分工是绝对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这样，学术分工又被人为地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种认识似乎并不恰当。我们可以说法律职业需要一种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能和技术，而法学所承担的任务则是传授这种技能。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构成学问，或者说，法律技术是由法律问题决定的。不将法律问题置于考察的重点，而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规则取而代之，可能有些本末倒置。法律技术都是用于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学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成立，即能够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决定了法学的实践性，也决定了法学研究的问题性。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研究，并不是把法律规定的文字含义介绍给受众这么简单。如果问题这么简单，法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要有文化，能识字，具有一般的理解文字的能力，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了。这种观念是对法学的极其轻率、粗暴和不负责任的界定。实际上，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本身就意味着该领域属于一种专门的知识领域，也可以说是具有专业知识结构的群体的特权领域。 法学研究在任何意义上和任何学科范围内都是与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为宗旨的。而法律问题之为问题，则在于它的疑难性。哈特曾经提出，法律语词与一般词汇一样所揭示的仅仅是对象的典型情况，例如秃子，我们很容易地可以将头上没有一根毛的人归为秃子一类，而问题是在特殊情况、也是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人头顶上光彩照人，周边却稀稀拉拉布着头发，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归类呢?能叫他们秃子吗? 正是诸如此类的边际情况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而对法律领域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则构成了法学。所以，法学都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传统的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类并不可靠，区别实际上可能仅仅在于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任何法律领域的“真问题”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都需要从理论角度予以回答，只是在回答的方式上，我们可能根据法律(如许多部门法学者那样)，也可能根据某个更具有一般性的原理(如法理学者)，来加以讨论。由于我们必须对法律问题给予透彻地说明，需要“以理服人”，也就不能武断地说：法律规定如此，你就应该如此。所以，“说理性”是所有法学门类的共同特征，只不过法理学把“理”搁置在一个极其突出的位置而已。

其次，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有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个别的、特殊的问题与一般的问题之分，具体、个别的问题如某个案件、某类纠纷应该如何解决，抽象、一般的问题如法律为什么如此解决问题，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当等。法理学正是解决这些一般性问题的。所以，法理学可能并不关心，至少不是象部门法学那样关心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否妥当，而是更为关心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能够说服人或者是否选择了能够说服人的方式去说理。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可能并不脱离实际，或者说，并不是仅仅关注经院哲学的问题。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理论”两字就头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实际上都在接触理论，使用、运用理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例如，每个需要打官司的人都需要在自己决定是否打官司的过程中寻找打官司的理由，只有在他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有理由甚至有把握打赢官司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打官司的决定。那么他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会参考哪些因素呢?法律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情理、政策、习惯恐怕也在考虑的范围内，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和推理，他会参考专家的意见，已有的先例，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包含着即将做出打官司决定的人的理论思维，也受制于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有时候，他们往往需要求助于法律专家，所以，法律思维总是一种理论思维。比较之下，法理学的理论思维可能需要一种更加自觉的角色意识，需要对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一般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分析，如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法理学所面对的问题总是具有一种“总体化”特征，是从许许多多具体法律问题中抽象而来的，它试图为个别的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有效的说理模式和论证程序。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般而言，法律问题都必须通过理智的、说理的、理性的方式解决，必须能够说服人;而说理过程中，有效的论证又是不可缺少的，即说理者必须运用某种特定的逻辑思维形式，根据一般通行的规则，论证某个行为的正当与否;而有效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往往需要超越法律的一般规定，例如，某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而某甲实施杀人行为之前已经存在某个“禁止故意杀人”的法律规则(乙)，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形式逻辑将甲和乙联系起来，推导出丙：某甲应该受到惩罚。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根据乙谴责某甲的行为，实际上，乙规定本身也存在一个正当化的问题，如它必须是根据宪法规则制定的(乙1);然而宪法本身的正当性又如何论证呢?有两种可能的办法，一种是从宪法规定的立宪程序推导出宪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乙2)，这被称为循环论证;一种是通过建立法律之外的某个一般性规则(乙3)，如自然法、道德、情理、民俗、常规等，来论证乙1的正当性。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循环论证或者武断地终止论证，这个时候就必然地进入了一个抽象思维的领域，必须借助一些更具有一般性的规则和原理来正当化法律和法律行为。 当然，我们从法律的具体问题进入法律的一般问题的渠道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可以说，这些都需要一个作为研究法律的一般问题的学术门类的法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法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门类的原因也在于此。

最后，回到我们的论题，即法理学是哲学方法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法理学就是法哲学。这个结论是由法理学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法理学面对的是法律的一般的普遍的问题，而一般的普遍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直接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中的，必须运用逻辑思维和理性推理的方式才能够予以把握。不赞成法理学就是法哲学的同仁一般认为，法理学是研究实在法的，是以感官中可以经验的法律现象为对象的，而法哲学则是更深层次的。这些观点一般都是建立在理性与经验相对立的基础上。 实际上，理性与实证主义者所说的经验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达到客观确定的认识为目的，而且，都是建立在一种知识论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的， 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自然法理论导致了实证主义法律理论的出现。 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试图为法律提供一个绝对的支点，后者则认为这是对法律的非科学的态度，进而主张相对主义。所以，发源于英美经验思维传统的法理学与导源于欧洲大陆唯理主义的自然法理论的根本性差异还是建立在对立的哲学观念上的;还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法律实证主义本身就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副产品，是通过对传统的本体论法哲学的批判起家的。如果离开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比较，实证主义法律理论或者经验分析的法律理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到透彻说明的，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它们虽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但却用同一种方式把握一个相同问题，所以，法哲学与法理学不是并存的关系， 而是相互包容的，对法理学范围的界定必须立足于哲学在法律领域中运用的历史过程来把握，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发生的变化来源于相关哲学观念的变化，所以，也就必然受到哲学领域发生的各种变革而继续变化，如当前后现代哲学思潮对理性的批判，就不仅指向各种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而且冲击了实证主义法律理论; 而对传统理性的捍卫，也是对所有传统法治理论的支持。可见，离开了哲学，法理学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成为缺乏生命力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对法理学的任何定义都可能成为想象的武断的个人“意见”，而似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二，法理学的问题领域决定了其必然跨越实在法的界限而以建立思想体系(而非知识体系)为基本任务

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学术门类自然应该研究法律，但是，又不能仅仅研究实在法。法理学问题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实在法的脊背上构筑理论，即不能把实在法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对象。法理学存在的主要依据就是：法律必须建筑在某种“道理”的基础上，“道理”自然是超越法律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是法律的根本。这个问题不解决，合法性问题也就不可能最终解决。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提出普遍性实践言说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最为古老的法律理论——自然法学说就是从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自然法入手解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论构成了自然法学说的基调和方法论特征。正是立足于这种二元论，自然法理论成为一种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学说。所有的试图解决法律的“根本”的、“本源性”的“元”问题的学说，即与自然法学说或者说形而上的法律理论相关的学说，都是从法律的外部寻求法律的根据，都必然企图突破实在法的局限;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学法学或者说社会实证主义法学也同样打破了实在法的界限。从这个知识进路进入法律的学者一般认为：实在法仅仅是“纸上的法”，而生活中实际有效的法律与实在法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如果要真正了解法律，就必须深入生活实际，考察“活的法”。实在法最多只是法律的渊源，而不是法律本身;而法律的渊源却不限于实在法。所以，社会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尽管具有种种实证主义的色彩和痕迹，反对超验地、先验地看待法律，而是将法律严格地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经验中的法律也不是实在法，或者说不限于实在法。可见，历史上的法律理论也主要不是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

强调以实在法为法学的唯一研究对象是以英美经验哲学为基础的奥斯丁法理学的思维特征，后来成为分析法学的标准的法律思维模式。按照分析法学的观点，法律体系应该是逻辑自洽的。尽管这种法律理论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阐明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但是，它仍然只是各种法律理论之一。而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法学尽管要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法律体系及其分析范式，但是，它一开始就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第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真正有效地提供对法律的充分论证。所谓“法律就是法律”的命题和断言已经表明这个学派是相当武断的。当然，分析法学并不认为法律本身不需要正当化论证，只是认为这个正当化过程最终不应该由法学去完成，这恰好表明分析法学的局限性;第二，事实上，分析法学臆想中的逻辑自洽的法律也是不可能的，故而法律之外的标准和规则也就必然进入法律思维，哈特的法律规则的开放结构也是因此而存在的。更何况所有的分析法学的论著也很难避免讨论法律之外的法律，都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如形式逻辑和语言哲学的运用。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分析法学就是分析实在法的，而实际上，对实在法的可靠的分析从来就不是完全建立在实在法之上的，而是通过对各种有关法律的思考的分析形成的，是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这个法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的。

反思和批判都是建立在以往思想成就的基础上的。所以，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界定意味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思想性，在具体的对象化形态上则体现为相关思想成果，即学说。法理学研究很少象部门法学说那样直接面对具体的法律部门，而是更多地以已经存在并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为直接的对象。这不是说法理学不需要研究实际的法律和法律制度，而是说，法理学用于寻找和解决现实法律制度中的问题的方式、思路和根据，往往来自于已有的思想成果，换句话说，就是法理学者是带着理解的前知识、前理解来把握现实法律的，而这个前理解则是通过解读以往的思想成果获得的。无法想象一个脑中一片空白的人能够对法律做出深刻的认识。正是凭借这种对长期的知识积累的领悟，法理学才能够把握住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所以，法理学研究最终应该定位在思想体系的构建上，是在前人已有法律思想成果基础上的思想进步。

由于法理学必须研究各种法律思想的成果，而思想成果一般则都具有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尤其是有关法律的法理学思考，一般都是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进步推进的，所以，法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必然需要借助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成果。纯粹的法理学或者说不依赖其他知识的法理学是不存在的。如前所述，法理学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或法律的普遍性问题，普遍的问题必然要求一种普遍的思维形式加以把握。例如，当我们试图寻求法律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是祈求获得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显然，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局部经验来获得这个普遍的结论，而必须借助于理性抽象。这就使我们与哲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承认法律属于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规范的时候，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也就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界;而当我们将成本分析引入法律理论的时候，经济学知识则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当我们奉行“法律就是法律”的时候，逻辑学同样支撑着我们的每一个命题的可靠性。这里，我们陈述这些众所周知的知识，就是希望说明，当下促使我们法理学研究进步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历史上或者现实中具有深刻说服力的法律著作，而且也包括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进路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思想成果。因此，法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只要有助于我们思考法律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属于法理学的范围。法理学的知识范围是由它的对象的普遍性所决定的，普遍性的问题必然需要一种普遍的解决方案。这就导致法理学在研究思想成果的时候不能把眼光仅仅放置在纯粹的法律著作范围内，而必须持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创造一种开放的法理学，从而使法理学真正具有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能力。

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思想性决定了法理学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知识不同。在这里，知识是指经过前人的积累或发现，已经被人所掌握的具有确定的相对“客观”的内容的东西，对于学习者来说，知识是无可怀疑的有待学习、掌握的，就如物理学、化学、甚至木工、钳工对特定规律、生产工艺的知识。由于部门法研究者通常都可以借助相应的法律部门建构理论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法律是先在的，相对确定的，因而部门法理论体系也就具有相对的知识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可以作为已知的东西传播。因此，部门法知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知识的确定性，同理，部门法教学尽管仍然应该强调思想理论的探讨，但是，“注释法学”也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至少，对法律条文的语法说明因能够分享制定法的时代气息而可能与时代保持基本同步;而法理学则完全不同，它没有确定无疑的研究对象和参照，法理学面对的思想成果通常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有待于被超越的;法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预示了法理学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领域。因此，在法理学范围内的话题、论题原则上都是可以讨论的，不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属于法理学范围。过去我们经常把法理学定义为传播某种法律知识的学科，这是对法理学的重大误解。部门法可以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予以传播，而法理学问题则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通过平等的、说理的方式加以讨论。如果硬要把法理学作为知识来传播，就等于阉割了理论的创新能力。在法律思想领域，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只有永无止境的探索，所谓“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永恒的答案”就是此意。 所以，法理学的革新、改革、发展也就必然体现在结合时代需要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创新之上，体现在能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当然，这个把握时代的能力来自于我们对已有的思想成果的领悟，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相应的思想工具。

三，法理学的思想性又赋予了法理学以法律思想“启蒙”的意义，即以对法律思想的思想、反思、批判为学科存在基础

如前所述，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的基本问题的，而它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思想工具则是哲学方法，是历史上的各种法律思想方法，因此，法理学也就注定是抽象的，它参与现实的方式必定是间接的。

现在，我国法理学仍然面临脱离实际的批评和指责，有些学者以及受这些学者影响的学生们也时常提出法理学者是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的确，许多法理学者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有一些“过度诠释”的倾向，但我以为，更普遍的情况则是相反的，即我国法理学不是理论性过强，过于抽象，而是抽象性和理论性不够。现在，我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相应的也在大力推行法制建设，法学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各个大学都在办法律专业或者忙于把法律系变成法学院，在大学招生期间，法律专业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相当火爆，进入了批量生产的阶段。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这个专业的市场前景比较广阔，具有高收入和高就业的想象空间，学生们一旦毕业，马上可以用所学的知识性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主导专业前景的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在此情况下，作为显学的法学是就其实用性而言的，人们对法理学提出实用性的要求也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尽管如此，法理学本身却并不具有这种直接的实用的功能，它不能直接被用来打官司，但是，现在即使是律师资格等考试也已经在客观化的要求下将试题转化为知识性的内容，更不用说是标准化的法律教育， 法理学从而也就完全丧失了思想性的特征。简单地说，在学生和教师看来，法理学并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这是由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国内外都是如此。波斯纳说过，法理学研究的问题是那些具有一些常识并需要挣钱养家糊口的人连一分钟都懒得思考的。我国老一代法学家李达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在这样一个充满期望和想象力的大时代，人们每天为自己的衣食奔波、操劳，自然无暇顾及思考法理学这个需要在一种休闲性的气氛下完成的学问，法理学也就成为了热门专业中的冷门学科。因此，人们对法理学的指责往往有欠公允，甚至有时难免是从自身的局限性出发的。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学习法理学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没有必要研究法理学问题呢?研究法理学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对此，我以为，尽管法理学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实用性，但是，它对于法治建设，对于法律学生，甚至对于法律学教师，都是有意义的。法理学的意义并不因为时代的功利而打折扣。而且，在这样一个培养“单向度的人”的工具理性时代，法理学的批判精神更是必不可少的。

法理学的根本的意义和作用就是“启蒙”。启蒙就是帮助人们摆脱常识与偏见的束缚。一个人在从事法律工作或者进行法律学习之初，并不是带着空白的头脑进入法律知识领域的，他们是有文化的，经过一定的知识考核的，甚至也通过一定的影视作品和其他文艺作品、传媒对法律有一定了解的，或多或少具有一些“法律知识”的;在从事法律学习和法律工作的过程中，他还是作为具有一定的专门的法律知识的人存在的。这些都构成了他认识新的法律问题的先见或者偏见，其中许多知识对他而言都具有常识性的正确性。但是，这些我们用于学习法律和解决纠纷的知识究竟是否可靠呢?法理学的任务就是对此进行检验，或者说，为那些需要检验自己知识的可靠性的人们提供一个检验方案。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关于法律的某些见解是毫无疑问可靠的，但是，实际上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伽达默尔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是带着偏见去阅读和接受新知识的，偏见本身就是理性的组成部分，是正当的、合法的。 他的观点至少说明每个人都可能从偏见的角度看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这种偏见和有碍于我们严肃思考的常识是如何来的呢?我们知道，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社会化，就是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与社会同一，被周围人所认同，所以，社会化的过程通常也是个性泯灭的过程。一般来说，年龄越小，社会化程度越低。婴儿刚出生时，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吃就吃，相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从自己周围人(父母、邻居、老师、同学)的身上和书本中学习他人的行为举止，一直到有一天，大人们、领导们告诉他：你成熟了，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完成了。而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们仍然批评他不成熟，那么，通常来说，也就意味着这个人行为举止比较不合常规。所以，社会化也就意味着常识化，意味着自己和他人之间距离的缩短。这种使我们逐渐常识化、社会化的媒介就是语言。语言可以分为文字语言(书面语和口语)与形体语言，语言存在于我们这些具体的有生命的个体开始使用语言之前，它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包含着前人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习惯、习俗。因此，当我们开始从他人的口头语言、形体语言、书面语言中获得生活和工作的知识的时候，实际上，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传播给我们的决不仅仅是正确的生活和工作知识，而且也必然包含着各种产生于具体经验的偏见和常识。 这里有一个困绕人类几百年的“休谟问题”，即经验与理性不可通约，经验不能作为推理的根据，理性也推导不出经验。经验都是局部的有待检验的，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知识才具有知识上的可靠性。所以，一个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或者无力反思自己理性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超越自身经验的局限的。

法律职业与个人经验存在密切联系，无论个人的法律经验来自于书本还是其他渠道，都对我们的法律思维产生重要影响，在各个方面制约着我们职业行为。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尽管这个话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法学而言的，但是，就其强调法律与经验的联系来说，无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际上，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属于经验科学，而在于对我们的各种经验是否能够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是否具有这种反思能力。理论上说，每个初入法律之门以及从事法律工作之人，都必须通过不断地批判、反思自己的经验来获得法律知识并不断进步。对于初学者来说，需要通过自觉的批判克服普通人的常识性知识而达到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思维能力;对于一个有进取心的法律职业者来说，必须意识到真正的法律职业者并不是象自动售货机那样，一边接受诉状和诉讼费，一边吐出来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每个能够成就自己职业辉煌的诉讼，都必然包含着自己时代的特征，都必定具有相应的疑难性，也就需要法官、公诉人、律师创造性的适用法律。况且，任何案件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因此，成文法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解决案件的依据，而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能力，给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法律意见或判决，从而无愧于自己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优秀法官和律师，都是具有创造力，而他们创造力的源泉就在于他们充满了理性的智慧，具有形成出色法律意见的理论思维能力。需要说明的是，获得这个能力的进路，就是法理学。法理学使我们能够系统地了解一个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来源和气质，使我们养成批判地看待以往的、既有的法律知识的习惯，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判断问题、形成法律意见的严格的法律思维能力，还能够促使我们进行必要自我否定，所以，法律工作者实际上离不开法理学知识，尽管我们经常忽视、轻视法理学。

目前，从知识状况上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而我们在法制建设中所使用的思想工具大部分还都是来自于

17、18世纪(所谓“启蒙时代”)，如果我们的法律教师、学生以及法律工作者缺乏一种理性批判的自觉，仍然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经验、法治、法官、形式合理性法律等等概念，把它们作为自己思考法律问题的不言而喻的常识，那么，必然落后于时代，无法达致自己希望通过法律职业达到的理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法理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论证了法理学与法律职业活动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这个法理学的定义预示了法理学必然以思想探索为其学科特征，必然需要从以往的各种思想成果中获得精神养料。同时，法理学也必定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需要结合时代的条件对以往的知识确信进行挑战。法理学的意义就体现在通过法理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帮助人们达到克服法律偏见、超越自身法律经验和常识的局限的作用。通常，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法律知识，实际上可能就是最需要反思的。因此，法律工作离不开自觉的法理学思维，法理学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尽管不是直接的但是仍然是积极地参与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