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精选十篇）
农村合作医疗 篇1
1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采用多阶段抽样与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确定的桂东经济区、桂南沿海经济区、桂西经济区、桂北经济区、桂中经济区以及沿边经济区分块[1],分别在各经济区内随机抽取1个市,再随机抽取1个新农合试点县(市),再随机抽取3个乡镇,再到乡镇的各行政村中用系统抽样抽取10户农民进行调查,每户调查户主,如户主外出务工,则以最了解家庭情况的人为调查对象。
资料处理与分析: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统计方法主要为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2 340份,收回有效问卷2 269份,有效率96.96%。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87.92%,女性占12.08%;年龄44.81±8.48岁;未婚者占1.74%,已婚者占95.86%,其他(离婚、丧偶等)者占2.40%;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占34.64%,初中者占53.55%,高中或中专及以上者占11.81%。被调查对象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6人,其中老年人为0.8人,青中年人为2.7人,小孩为1.2人;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 764.67元。
2.2 农民参加新农合影响因素分析
2.2.1 单因素分析。
以参合县农民是否参合为因变量,将可能会影响农民参加新农合的13个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家庭中老年人口数、家庭中小孩人口数、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上年家庭总支出中用于看病或买药的比例、上年家里人是否患过病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新农合有关(见表1)。
注: 应变量定义与编码(参合=1 不参合=0)
2.2.2 多因素分析。
有效控制混杂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参合县农民是否参合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因素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进入模型的概率设置值为0.05,剔除的概率设置值为0.10。经筛选,共得出5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见表2)。
3 讨论与建议
结果显示,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口越多、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越高、家庭年支出中用于看病或买药的比例越高和上年中有人患过病的家庭,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就越高,其中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收入水平反映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收入水平高的农户,直接表现为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其参合就没有经济压力,而且参合是低投入、高保障的健康投资,所以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越高,其参合积极性越高。低收入家庭常常存在家庭人口数多,但劳动力少的现象,户主会认为参合是一种经济负担,不愿意参合。
二是户主文化程度越高,一方面意味着他们的素质相对较高,素质越高的农民,其疾病风险意识越强,其参保愿意越强;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新农合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好,参合就更积极主动。
三是老年人是一个容易遭受健康风险的群体,而对于家庭年支出中用于看病或买药比例高的农户和上年家里有人患过病的农户来说,这两类家庭中往往存在比其他农户更容易遭受健康风险者(如弱病残)。所以,家庭中老年人口数多的农户、家庭年支出中用于看病或买药比例高的农户和上年家里有人患过病的农户更愿意参合。其实,这是一种“逆向选择”现象[2],即指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投保农民做出不利于医疗保险机构的选择。说明新农合对于客观上具有不同身体素质和健康风险的农民来说,吸引力是不同的,在实行自愿投保时,那些健康风险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身体素质强壮的农民就会不愿意参合,而比一般人更容易遭受健康风险者(如老弱病残)则积极参合。
新农合制度是以政府筹资为主,个人、集体筹资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实践证明,该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实减轻了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3]。因此,要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政策目标,针对影响农民参合的因素,当前的首要工作是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应深入细致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使他们明白新农合建设中政府出资已占了新农合基金的绝大部分,要求农民个人出资一小部分,其目的是要培养和树立农民健康投资观念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共济思想,何况参加新农合是一种极低投入、极高回报的健康保险投资,是值得做的事。由于收入问题是农民参合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所以对于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绝对贫困家庭,当地政府应切实落实有关政策,从医疗救助基金中为他们代缴或给予一定补助,扶助他们参合。
参考文献
[1]广西统计局.2006广西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孙志平,申俊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问题[J].现代医院管理,2007(4):9-12.
农村合作医疗 篇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派出调查组，赴江苏、四川两省及所辖4个县，实地走访了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和农民患者，重点了解新农合制度总体实施情况和农村医药价格政策执行情况。
一、新农合建设全面推进
一是全面建立新农合制度。2008年底，江苏、四川两省所有县（市、区）全面建立了新农合制度，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江苏省比全国提前3年，早在2005年实现全覆盖目标。二是参合率稳步提高。2008年底，四川省参合农民数由2003年的210.2万人扩大到6414.3万人，参合率也从69.65％提高到92.43％。江苏省平均参合率连续四年稳定在95％以上，位居全国第一。三是筹资水平逐年增加。2003年试点之初，两省新农合人均筹资为30元， 2008年江苏逐渐增至100元，2009年达到124元。同期，四川省也从80元提高到100元。四是受益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江苏省参合农民人均补偿1625元，住院医药费用实际补偿比由2007年的31.18％提高到39.26％。四川省人均补偿金额为697.99元，住院医药费用实际补偿比达到39.08％。对当年没有生病而未享受基金补偿的参合农民，两省规定免费对其进行健康体检，许多农民生平第一次拥有个人健康档案。五是农民就医日益便利。目前，两省所辖每个建制乡镇、行政村均设有至少1个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定点医疗机构。农民到乡镇就能就近看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及时诊治。
二、农村医药价格监管不断完善
（一）明确农村医药价格管理政策
目前江苏、四川已将主要县级非营利性医院、全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并明确了农村医药价格管理政策。药品价格管理方面，江苏、四川规定，在不突破政府最高零售价前提下，县及县以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执行以实际进价（实行上网采购的，按照上网采购中标价格）顺加15％的加价率政策。江苏省还规定了省级定价药品、市场调节价药品继续执行差别差率政策。四川省规定，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销售政府定价药品不得超过最高零售价，市场调节价药品由医疗机构自行定价。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两省统一了医疗服务项目，制定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等级收费标准及管理办法，及乡镇、社区医疗机构的价格下浮幅度。
（二）严格执行新农合基本药物目录
为促进农村医疗机构安全、合理用药，江苏、四川出台了本省新农合基本用药目录，分别规定了约900种左右基本用药，并严格控制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使用非目录内药品的比例。江苏省规定，乡镇定点医疗机构目录内药品使用率不低于90％，二级以上医院不低于85％，未告知或未经患者同意，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自付。
（三）推行农村药品流通管理新形式
一是创新招标采购模式。改“招药品”为“招企业”，成都市规定各县(区)通过公开招标，每年确定1家药品经营企业集中配送当地乡镇、村医疗机构所需全部用药，减少招标次数，降低招标成本，减轻医药企业负担。二是规范药品采购渠道。如成都市新都区规定，中标的药品配送企业对农村医疗机构实行统一配送、统一进货、统一价格、统一质量、统一管理“五个统一”，明确了配送企业责任，保证了配送药品质量，降低了配送成本，缩短了配送时间。三是明确药品加价政策。新都区规定，配送企业只能在5％的流通差率内制定配送价格。各乡镇、村医疗机构在配送价格基础上不超过30％的加价率顺加作价，大大降低了药品零售价格。
（四）加大农村医药价格检查力度
一是全面推行价费公示。我们所走访的乡镇、村定点医疗机构均采用显示屏、公示栏等方式，在醒目位置公示常用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并标明12358价格举报电话，部分乡镇医院还做到了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保障了患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二是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两省物价部门连续开展农村医药价格检查，逐步规范农村医疗机构价格行为。
三、农村医药价格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问题
1、突破规定加价率销售药品
江苏省规定，乡镇卫生院销售药品实行加价率和最高零售价双控管理。但调查的地方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仅执行最高零售价，普遍突破规定加价率。
2、药品市场价格较为混乱
一是农村定点医疗机构之间药品销售价格差异较大。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没有实行统一招标采购或集中配送，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自行通过医药公司采购药品，在国家规定的最高零售价范围内自行制定销售价格，造成农村定点医疗机构之间药品价格差异较大，农民感到药品市场价格混乱。二是乡镇、村定点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价格普遍高于农村零售药店。农村零售药店进货渠道多样、进货环节较少，甚至以较低价格从厂家直接购进药品，并针对不同销售对象采取不同折扣等方式灵活制定销售价格。而农村定点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间环节较多，层层顺加作价后,导致销售价格普遍高于零售药店。参合农民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报销20％之后药费仍比药店买药贵，弱化了新农合的吸引力，影响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3、卖高价药现象普遍
部分乡镇卫生院作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获取自身经济利益，普遍存在片面追求药品差价，给农民开高价药的情况。如同样是抗生素类药品，青霉素系列普通青霉素钠（160万单位）零售价格为每支1元，而氨苄西林钠（0.5g）为每支9元。如头孢系列药品，头孢唑林钠（0.5g）零售价格为每支1.8元，而头孢曲松钠（1.0g）为每支8元。这种情况增加了农民就医负担，降低了参合农民的受益水平。同时，也导致新农合次均住院费用大幅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新农合基金的支出压力，基金运行难度加大。
4、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与实际执行价格差别较大
为鼓励廉价药物的生产、使用以及保证药品质量，促进医药工业健康发展，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部分廉价药品最高零售价时保留了一定空间。而一些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以占有市场为目的，往往大幅降低此类药品的销售价格，导致部分廉价药品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与实际执行价格差别较大，这种现象在农村医药市场还较为普遍。
5、医疗服务乱收费时有发生
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乡镇卫生院重复收费、提高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医院在节假日进行X线透视检查时，收取检查费用的同时加收急诊费。
（二）原因分析
1、农村医疗机构筹资机制不完善
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一是经费投入少。以四川省洪雅县东岳镇卫生院为例，2008年医院职工工资保险、资产维护等运转费用为249.12万元，而政府财政补助为8.1万元，仅占医院运转费用的3.25％。二是人才投入少。随着新农合进一步发展，服务人口不断增加，工作量不断加重，东岳镇卫生院现有职工增至34人，但仅有6人为事业编制，财政补贴6人50%的工资每人6500元/年，其余职工工资福利均靠医院自行解决。三是基础设施投入少。目前仅部分县区利用国债资金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添置了基础检查设备。总体上，农村医疗机构依然处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设备落后的境况。据调查，乡镇卫生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50—70％，村卫生室更是高达90%以上，农村医疗机构“以药养医”运行机制根深蒂固。
2、农村药品采购不规范
目前，农村药品采购渠道不统一，招标采购模式不完善。未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县（市、区）对药品流通环节缺乏有效管理，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自行通过医药公司或厂家采购药品，采购渠道多且乱，药品质量无法保证，药品价格差异较大。实行集中招标的地方，由于现行招标机制不够完善，存在招标次数过多，招标周期过短，加重药品经营企业负担的现象。
3、农村医药价格监管不到位。
一是基层价格检查力量薄弱，对农村医疗机构的检查不能做到经常化。二是一些违法单位片面强调乡镇卫生院底子薄、责任重的特殊性，以缴纳罚没款影响医院正常经营，患者生命健康得不到保证为由抵制处罚，造成价格执法的威慑性不大，价格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此外，政府制定的药品最高零售价相对偏高，规定的药品加价率政策得不到严格执行。
四、强化农村医药价格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巩固发展新农合制度
一是逐步将新农合纳入法定保障范围，根据医疗费用、政府财政收入、农民收入的增长等因素，逐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适当提高农民个人缴费标准，加快建立稳定长效的筹资增长机制，为新农合有效运行提供可靠保障。二是建立严格的基金监管机制、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科学的医药费用补偿模式，高效的信息化管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提高管理能力，保证新农合基金健康运行。三是不断提高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标准，逐步将门诊费用纳入报销范围，进一步提高参合农民的费用补偿水平，扩大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充分发挥新农合的保障功能。
（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加快农村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引导农村群众就近放心看病。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加强农村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服务人口和区域，重新核定农村医疗机构事业编制，逐步提高医务人员工资福利水平，保证农村医疗人才队伍基本稳定。
（三）推广农村药品统一配送模式，规范药品采购渠道
目前，在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取消农村医疗机构，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医疗机构“以药养医”运行机制还不太现实。为扶持农村医疗机构健康发展，方便农民群众就近诊治，建议推广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实施的农村药品流通管理模式。新都区每年通过公开招标，确定1家医药公司负责各乡镇、村医疗机构药品配送。配送公司获得5％的配送利润，并实行统一配送、统一进货、统一价格、统一质量、统一管理“五个统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获得30％的差价收入。这种模式完善了药品招标机制，明确配送公司责任，规范药品采购渠道，防范药品质量风险，控制药品加价利润，既保证了农民群众用药安全，又降低了药品价格，便于政府部门监管，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四）加强医药价格监管，维护农民群众利益
农村合作医疗 篇3
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相辅相成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的目的是相同的
合作医疗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种互助共济的制度为农民提供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障, 减轻农民医疗负担, 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社区卫生服务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持续的、廉价的、可及的、有效的干预措施, 为农民提供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服务保障, 使农民无病早预防、小病早发现、大病早治疗, 从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反映了现在的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与患者承受能力之间的不和谐。这个不和谐要通过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和提高农村的卫生保障能力的方式来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连接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供方”和“需方”的桥梁, 在向农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方面可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社区卫生服务可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 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1.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方法是相似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的, 不能强迫农民参加, 这就要求把合作医疗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告诉农民, 也即宣传到位。除了电视、报纸、广播、公告、标语等外, 还要深入农户, 进一步把政策讲清, 把道理讲明;社区卫生服务是由社区医生即责任医生或驻村医生提供的, 而社区医生必需走村入户, 提供预防、保健服务, 才能实现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 才能了解掌握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两者的方法是相似的, 只是前者是由包括社区医生在内的合作医疗工作者提供的, 后者是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社区医生来提供。
1.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是相通的
桐庐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求拉开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 越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越高;在社区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实行“零基数即时刷卡”报销制度, 而县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设起报线的政策, 引导病人“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可上医院”, 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 有效缓解了大医院忙不过来、小医院没病人的现象。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公共财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支持、引导、组织, 农民资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一制度明确规定了政府是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出资主体之一, 目前从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情况看, 各级政府的补助额超过筹资总额的50%, 我县农民个人筹资额低于40%。“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是政府出资为社区居民购买卫生服务, 即以预防为中心, 负责社区内公共卫生工作, 做好计划免疫、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以基本医疗为切入点, 开展老年病、慢性病防治, 同时开展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区卫生服务以及为参合农民提供的每两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工作, 政府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给予财政支持和补助, 并全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在广大农村地区, 广大农民支付能力不足, 加上传统习惯的束缚, 缺乏对健康投入的热情, 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存在很大的阻力。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 其萌芽、发展和完善也受到质疑。因此, 政府努力转变观念, 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 广泛宣传发动, 引导农民积极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和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在具体政策上, 政府建立合理的、持续的公共卫生财政转移支付手段, 购买公共卫生服务。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社区卫生服务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催化剂。
3.1 合作医疗政策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对象是农民, 为了积极引导农民就地就诊, 减轻农民医疗经济负担, 达到“小病进社区, 大病上医院”的初衷, 在政策上向社区医疗机构倾斜, 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
3.1.1 报销比例不同。
规定参合农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的报销比例比在县级医院高10%, 而县级医院就诊发生的费用报销比例比省市医院高10%。不同层次医疗机构发生费用的报销比例拉大差距, 引导病人尽可能地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
3.1.2 “零基数即时刷卡”报销制度。
规定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报销, 不设起报线, 实行“零基数”报销。桐庐县于2005年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农民在村里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可以刷卡报销, 方便、及时、实惠。
3.2 措施上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必然刺激农民的卫生服务需求, 王禄生等认为, 根据国家卫生调查, 农村居民门诊医疗服务需求中两周就诊率由1985年的97‰上升到1993年的159.7‰和1998年的164.7‰, 略高于城市161.9‰的水平。其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是农村卫生服务供给可及性的改善[1], 使农村卫生服务机构病员增多, 而对参合农民开展健康体检工作, 进一步拓宽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
3.2.1 定点医疗机构向社区延伸。
桐庐县除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 现已批准65家够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合作医疗报销定点单位, 实行即时刷卡报销。
3.2.2 为参合农民提供每两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浙江省于2006年起建立农民健康体检专项资金, 为全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 (以下简称参合农民) 每两年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通过免费体检, 达到了无病早预防、小病早发现、大病早治疗的初衷, 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积极做好体检建档和体检结果反馈工作, 结合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把体检结果反馈工作纳入责任医生、驻村医生的工作职责中去, 从而同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3.3 经费上支持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乡镇卫生院属社会公益性事业, 对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健康安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2]。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 由于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 卫生事业经费增长与财政收入不同步, 造成乡镇卫生院经济困难。1994年以来, 职工工资大幅度增长, 而增加部分只给政策不给拨款, 使职工只能发60%～70%的工资, 而同时增加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更是使支出大幅度上升;再是医疗服务收费偏低, 与物价上涨幅度差别太大, 导致医疗成本上升, 而乡镇卫生院只能靠多卖药品增加收入, 乡镇卫生院入不敷出[3]。
3.3.1 财政对合作医疗的投入推动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
政府引导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逐步加大对合作医疗的投入, 以满足农民获得更优质的基本医疗服务, 通过合作医疗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支付能力, 激发了农民的医疗需求, 增加门诊人次和收入, 获取利益。
3.3.2 引导卫生资源向农村基层社区流动。
目前在开展新型合作医疗的同时, 各地加大了对农村卫生投入, 加强了对乡 (镇) 卫生院房屋和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 合理、优化地配置卫生资源, 引导卫生资源向农村基层社区流动, 满足农村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同时, 为开展健康体检工作而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 如设备设施投入、人员培训投入等, 提高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整体水平, 由政府提供的体检费增加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收入, 而开展体检也进一步挖掘闲置人力、物力的潜力, 提高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效率。
摘要：桐庐县于2004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并同期开始乡镇卫生院向社区卫生服务转型, 发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结合工作实践, 文章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社区卫生服务关系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合作医疗,社区卫生服务,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禄生.农村卫生服务需要及需求变化趋势[J].中国卫生经济, 2004, 23 (1) :21.
[2]谢扬.加大改革力度巩固和发展乡镇医院[J].现代医院, 2003, 3 (2) :17.
对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 篇4
调查目的：通过对我村农民从了解度、参与度、满意度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数据，研究我村村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发现我们这一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2011年2月8号——18号
调查对象：农户
调查方式：调查问卷、访谈
一、前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和国家针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养老难的问题，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并作为一项制度广泛普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作为追求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农民，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中国农民的健康需要有一个保障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亲民、惠民政策，是关系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卫生改革大局的根本大计，也是有效控制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途径。
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为了相应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了解社会民生，寒假期间我对我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村民看病情况作了调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先进性和惠民政策的益处。
二、调查方法：
我村共有216户农户，人口852人。本次调查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这216户人家按一定顺序编码排序，进行随机抽样，抽取200户人家，对抽中的人家每家发放一份调查问卷，通过调查，我收集了我村村民自医疗合作制度实施以来的参合人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对制度的态度，也说明了农民在关注时事政策方面的意识有了一定的提高。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了解度
了解度在这里是这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了解程度，包括了解制度的途径，对报销制度、报销的起付钱和封顶线的了解，以及报销的方法等。
在对各年龄段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了解程度调查的农民中，30岁以下的占23%，30-50岁的占52%，50岁以上的占25%；其中，30岁以下的农民对“新农合”很清楚的占15%，知道但不太清楚的占68%，不了解的占17%；30-50岁的对“新农合”很了解的占28%，知道但不太清楚的占58%，不了解的占14%；50岁以上的农民对“新农合”很清楚的占6%，知道但不了解的占63%，不了解的占31%。
有调查结果来看，30-50岁的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相对比较了解，而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农民则对其了解较少；但总体上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了解仅仅是一般性的了解，有些农民甚至只是知道按时缴纳投保费用，但具体对他们而言的利益却不甚了解。
这与村干部及“新农合”机构的宣传不到位有关，经农民反映，村干部在宣传时只告诉他们要交的钱，关于报销流程只有那些报销过的人才知道。
2、农民的参与度
我村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出售农产品，生活也都不是很富裕，但这都没有影响农民的参与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意愿，参保率已高达100%，农民一般都视医保为一种必须品，都怀着以防万一的态度。综合农民明年继续参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政府财政补贴、缓解看病贵、家庭成员经常患病、农合缴费不高。从调查结果来看，政府财政补贴和缓解看病贵的原因所占比重高达73%。
3、满意度
通过访问和调查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态度、医生看病的专业水平、报销时工作人员的态度、定点机构的环境卫生状况、报销手续是否方便、硬件设施状况，以及农民对报销制度、报销费用所占比例、补偿费用，参加合作医疗后，生病是否仍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等的看法，综合分析得出农民对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满意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68.3%的农民对“新农合”非常满意，有13.6%的满意，10.4%的农民不满意，还有7.7%的认为没感觉
从调查结果分析，有81.9%的农民对“新农合”持满意态度，他们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态度、医生看病的专业水平、报销时工作人员的态度、定点机构的环境卫生状况、报销手续是否方便、硬件设施状况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也有少数农民提出了自己的不满，他们认为不报销的费用所占比例仍很高、看门诊和住院花费很大以及参加合作医疗后，生病仍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从结果分析看出，持不满态度的农民大多数家庭收入比较低。
4、存在问题
第一，很多农民认为医院、卫生室的医药价格存在很大的水分，报销几乎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确实医药住院的价格过高，令许多的农民望而兴叹，因此村里仍然存在着“小病扛，大病拖”的情况。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很多人所担忧的，也是不理解合作医疗的原因。
第二，合作医疗中有很很多限制，报销存在一定的范围。虽然各种门类品种都有明细的要求，但农民自身根本不清楚报销的具体情况。
第三，报销制度在缓解人们的看病负担上所起作用有限。尽管住院可以有50%的报销比例，但是农村人真正去医院的占极少数，而且即使住院报销，剩余的部分对农民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
第四，现今的农村医疗卫生配置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这让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其中收费不合理是反映最突出的问题。
总之，医疗筹资的模式问题，医疗服务的价格过高，医疗补偿的水平不足，医疗信息的不明晰、不畅通，所有的这些都是合作医疗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让合作医疗在农村的发展存在很大阻力。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宣传，使农民对“新农合”有更深的认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在启动阶段，还是在实施过
程中，都需要政府的宣传、组织和协调，同时相关媒介也应该起到辅助推广的作用，让农民了解这一体制，并逐渐从乡村医生或者个体诊所中走出来，转而在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医疗定点医院就医，从而得到医疗上的切实保障。
2采取措施，有效减少农民看病就医的费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持续发展，关键之一是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要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因此，应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局为重，有效控制医药费用。同时，加强医院管理，给参合农民使用高档药品和特殊检查前必须经患者同意，尽量为参合农民的住院提供适宜的技术服务和优惠的收费价格，维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正常运转。
3要探索不同人群设立不同的筹资、补助标准
合理拉开筹资和补助水平，鼓励条件较好的人群参加筹资额度大、补助水平高的合作医疗制度，并统筹各方利益，逐步引导整个合作医疗制度向高筹资标准、高补助水平方向发展。
五、结论及体会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我村的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和积极性是比较高的，这表明，我村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是很赞同的，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保障农民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响应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号召，切实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调查中我村提出的有关问题，希望政府的相关部门予以重视，合理配置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明确划分资源等级，严格进行规范化管理，只有将合作医疗保险看成是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
作为大学生的我，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这项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难题，使农民切身体会到了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也看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我村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我村农民生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相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会更加完善，人民生活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朱玲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制度选择
共同关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篇5
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积聚的经济实力，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为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看病难题,2002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计划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2004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于10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高度重视，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完善试点方案，并不断探索和总结，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试点工作。
新型合作医疗的特点：1.政府支持的力度加大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财政都给予支持。以家庭为单位按每人每年10元（部分东、中部地区稍高）交纳合作医疗金，同中央和地方每年每人补助的20元一起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参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每次到县、市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凭合作医疗证可直接按比例报销部分医药费。2.以大病统筹为主，主要是解决农民看大病支付不起费用造成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大病的概念包括住院治疗或者大额的费用，也包括门诊治疗的大额费用。3.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绝对不允许强迫农民参加。地方政府不能下指标、下进度、下比例要参加多少。4.统筹层次增高。过去是村或者乡，现在都是县统筹。这样管理的力度、管理的强度、抗御疾病风险的能力都大大提高了。5.政府管理的强度、管理的水平提高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国务院有以吴仪同志为组长的国务院联席会议制度，各省、市、县都有领导小组和经办机构，而且建立了一套逐步完善的规章制度，使机制更加规范和健全。6.这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制度是同步的，就是对于农村特困户、五保户，交不起合作医疗费的，或者是自付医疗费用无法承担的，国家实行医疗救助制度，给他们以补贴。这项救助制度的意义在于，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外，贫困农民看病又增加了一道保险，在已经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中，仍有不少人无法支付医药费，这就需要对其进行额外的救助，这对于贫困而又患大病的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即使参加了合作医疗，仍然可能受报销额的限制而惧怕治疗，医疗救助制使他们免于这种恐惧。
农村合作医疗 篇6
一、参保基本情况
1. 受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调查样本, 以湖北省某村为调查区域, 抽样调查97户 (462人) , 全村292户, 调查率为33.2%。此次调查采取问卷与访谈的调查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 实收97份, 有效97份, 问卷回收有效率97%。此次被调查访问的人员中女性占55.7%, 男性占44.3%。年龄分布, 20~44岁、45~59岁、60岁以上各占15.5%、46.4%、38.1%。2010年该村家庭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0 800元。调查地区家庭年平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 000元, 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10%, 低于2004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及药品支出的比重。
2. 参保情况。
调查住户100%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其中有61.05%的住户为自愿参保, 38.95%的住户是在村里统一要求下参保的。在调查居民明年是否愿意继续参加合作医疗问题选项的选择中, 94.74%的农民表示愿意继续参加合作医疗, 对制度认可度较好。
3. 参合原因分析。
调查居民的参合主要原因依次是可以医疗费用支出偿付占52.53%, 可以抵御疾病风险占38.81%。从参合原因的分布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参合主要是为了从制度中获得由于患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减免。此外大病的疾病风险也是农民参合的重要原因。
4. 政策宣传情况。
居民得知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及报销情况的途径分析:别人讲的占91.94%, 医院公示4.84%, 广播1.61%, 政府、村务公开1.61%。定期公布报销情况分析:定期公布51.58%, 不定期公布6.32%, 不公布33.68%, 不清楚8.42%。
二、合作医疗效果分析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受调农村居民中有85.05%享受过看病费用的减免。已有费用减免的居民中报销住院费用的占71.58%, 报销门诊费用的占4.21%, 两者均报销的占3.16%, 进一步调查看病费用减免对减轻疾病负担的作用:有72.22%认为“可减轻疾病负担”, 17.89%认为“作用不大”, 11.58%认为“明显减轻疾病负担”, 有4.21%认为“未减轻疾病负担”。从分布比例上来看, 新农合在减轻农民疾病负担的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参合农民中大多数已从合作医疗中受益。
调查农民中有25.26%人认为参加新农合可以减轻疾病负担, 仍有63.16%的农民认为不能减轻。由此可知, 合作医疗对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由于制度补偿水平有限导致保障水平较低, 还不能有效的起到保大病的作用, 对减轻家庭疾病负担仅仅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还不能完全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三、制度实施中的问题
1. 政策宣传不到位。
现有的宣传多集中在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效用上, 没有树立起农民的风险意识, 对制度的理解流于表面, 大多数居民对新农合的制度目标、保障内容、自身权利义务知之甚少, 农民仅从自己短期得失的角度出发, 互助意识较差, 风险意识淡薄。青壮年农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较好的预期, 部分农民不愿主动参保缴费, 由此导致的逆向选择增加了基金的运行风险。同时在政策宣传过程中多数村干部未将具体的报销标准告知农民, 使得其在报销时, 看到那么多药费不能报销部分农民对制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妨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2. 缺乏合理有效的筹资机制。
合理有效的筹资机制是制度效果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以稳定参保率为目标的半强制性的筹资机制短期内可以达到目的, 但从制度的长期发展来看, 稳定性不足。调查地区的新农合补助标准是各县市政府补助不低于12元/人, 各区 (开发区、特区) 不低于15元/人。完成情况:各县市政府补助均为12元/人;各区政府补助均为20元/人, 并于2010年6月底足额拨付到位。但是根据调查该村并未按规定执行, 财政补贴不到位, 只靠农民每年缴纳的30元是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的。在稳定中央政府筹资规模的同时, 地方政府和个人的筹资能力应该得到保障。
3. 新农合制度的透明度低、公平性较差。
在“合作医疗报销的情况是否定期公布”这一问题的选择中, 定期公布51.58%, 不定期公布6.32%, 从不公布33.68%, 不清楚8.42%。表明调查地区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 制度内村民的知情权未得到有效的保证, 不利于新农合的持续发展。制度在资金补偿环节存在着补偿偏向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补偿机制———起付线、封顶线等制度设定使极度贫困的村民无力参保, 无法从制度中获益。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不均是导致新农合公平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措施
1. 加强新农合政策宣传, 稳定参合率, 明确制度发展方向。
应建立合理有效的政策宣传机制, 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内容进行宣传, 消除参合农民的顾虑以及对新农合政策的误解。在宣传方式上, 需要尽可能采取农民容易接受且能够理解的形式, 如横幅、宣传手册、传单、广播及入户讲解等, 改变农民单向“受益”的医疗观念、树立风险共担意识。要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卫生服务人员及村干部合作医疗政策的培训, 作为宣传的主体, 通过面对面的服务进行宣传, 让参合农民亲身体会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实惠, 理解新农合是一项利民、惠民好政策, 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稳定较高的参合水平及续保率。
2. 科学完善补偿方案, 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率。
补偿方案是新农合制度的核心问题, 直接关系到制度的保障效果, 也是参合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 科学地完善新农合补偿方案至关重要。一是完善住院补偿方案, 确保在基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高住院报销比例。二是完善门诊补偿方案, 提高门诊统筹补偿水平。由于调查地门诊统筹工作2010年启动, 各地在制定实施方案时较为保守, 现行门诊统筹补偿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需针对这个情况适当调整门诊统筹补偿方案,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 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水平。三是继续完善大病救治补偿机制, 逐步提高重大疾病保障水平。根据每年大病统筹基金使用情况对住院补偿超过封顶线的大病参合农民进行再次补偿, 与医疗救助相结合, 整合救助资金, 逐步提高重大疾病保障水平。通过上述措施使参合农民通过定点医疗机构, 最大化的享有政策规定的费用补偿。
3. 拓展筹资渠道, 形成合理有效的筹资机制。
调查地新农合制度的筹资主体是各级政府和农民个人, 筹资渠道较窄, 农民的制度负担较重。应明确中央财政在新农合筹资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应通过发展地方经济, 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及寻求社会支持等形式来完善筹资机制。同时应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增强对制度负担能力。调查中有14.4%的住户是贫困户, 当地对贫困户的每年补贴平均为360元。进一步调查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可以发现, 42.85%的贫困家庭回答是由于家庭缺乏劳动力所致, 50%是因家庭成员的疾病或损伤所致。调查地受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村民经济收入水平的限制,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较为严重。应大力发展地方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将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纳入农民个人缴费, 农村居民对制度的负担能力。
4. 完善基层卫生服务软硬件环境建设。
同时财政应支持中心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 尤其是贫困山区村卫生室建设, 该村也应该抓住机会, 努力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硬件设施建设, 并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 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改善就医条件, 将农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尽量消化在基层、切实减轻农民的医药费用负担, 间接提升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
摘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贫困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中的问题, 如, 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财政筹资水平低, 医疗卫生条件差, 自愿参保率不高, 人口素质低等问题。并据此提出解决措施, 以更好地促进贫困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贫困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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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医疗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为此, 我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曾做过认真规划与实践。包括恢复农业银行、扩大农村信用社自主权) 、创立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促使农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性金融企业、先后成立和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及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但改革实践的结果是, 自1999年以来,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 只保留了吸储功能;占据大片农村金融市场的邮政储蓄也只吸储不放贷;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只负责粮棉收购。最后农村金融市场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孤军作战, 而作为合作性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合作却缺乏合作性, 为农村社员服务的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 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 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 农村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资料显示, 改革开放前, 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左右, 而1978年后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下, 1998年以来徘徊在5%左右, 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也一直保持在6%左右。2000年, 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 而用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占10%左右。而与此同时, 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入了城市, 按可比价格计算, 1978-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284000亿元, 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 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而1994-2000年期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 占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系统外流资金总额的79%。
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困境:一是农村正式金融服务供给远远滞后和脱离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单向导管源源不断地将农村资金吸向城市。
二、基于信用、成本层面的农村金融困境分析
造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很多, 本文仅就微观层面的信用、成本方面来探讨造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
农村金融交易成本是农村金融环境中的重要内容, 其高低程度反映了农村金融状况, 更直接影响到资金的供需状况。作为资金供给主体的金融机构, 会承担包括筹资成本在内的其他多项交易成本, 按形态可分为显性、隐性交易成本。该成本的高低, 决定了资金供给主体投放资金的多少和资金的价格水平。
(一) 农村金融机构显性交易成本高
显性交易成本是指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可以准确计量和必须发生的交易费用。一是信息获取费用。金融机构为避免借款人贷前逆向选择、贷后道德风险以及抵押物质量状况上所耗费的费用统称为信息获取费用。征信体系越完备, 信息获取渠道越畅通, 信息获取费用越低。由于目前的银行体系是按照城市的信用体系设计的, 而城市的信用体系是纵向的, 银行调查贷款者的信用状况需要查看会计报表、到工商税务查资料, 需要抵押凭证等纵向方式。对农民来说, 没有会计报表, 工商、税务更没有资料, 更没有获得银行认可的抵押品的, 农民的信用体系更多的是横向的,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关系, 这种信用的边界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 无法为现有的银行征信体系所用。银行的征信体系和农民的信用体系相背离使得银行在农村的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信息获取费用高昂。二是交易手续费用。指一笔贷款从发放到收回过程中金融机构所付出的工本费、人力资本、账户维护费用等。一般来说, 手续费用主要与贷款笔数相关与单笔金额无关。农业贷款与城市贷款相比, 金额小、次数多、周期短, 同等金额的贷款量农业贷款相比城市贷款呈现收益低而成本高的特点。
(二) 农村金融机构隐性交易成本较高
隐性交易成本是指由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 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在将来可能由某一方承当的一种或有成本, 这种或有成本主要由资金供给主体承担。隐性成本大小主要受信用环境好坏, 担保等中介机构发育程度, 金融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力度、效率和成本等的影响。首先, 农村社会信用环境不佳, 信用体系不健全, 增加了隐性交易成本。部分基层政府为保社会稳定而牺牲金融机构利益, 助长了借款人逃废金融债务的行径。其次, 一些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 财务不透明, 金融机构难以顺利获得借款人真实信息, 这也加大了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的概率。此外农村保险、担保等中介机构不健全。增加了金融机构潜在交易成本。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 受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影响较大由于农业保险的缺失, 农业产业风险无法有效规避。最后, 金融执法力度和效率不够增加了隐性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对金融产权保护不够, 执行周期过长、执结率低、执行费用较高等。
总结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较高影响了信贷资金供给, 最终形成了高利率、低供给的状况。在同等利率条件下, 金融交易成本越高, 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信贷资金越少;同时, 在信用环境、中介机构、司法维权不完善的情况下, 贷款投放风险较大。因此, 即便是在高利率条件下, 金融机构也不一定会增加信贷投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 农村金融市场表露出低供给、单流向 (城市) 的典型特征。
三、基于合作组织的农村合作金融构想
由以上分析可知, 农村熟人社会所形成的信息和信用约束机制本可以有效地保障金融安全, 但却不能为城市正规的商业金融机构所利用。笔者认为, 要破解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就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 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 而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重要载体。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的农村信用评级, 通过评级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 有助于农村信用环境的优化和升级。依托合作组织开展联保、联贷业务, 既强化了对于农民的信用约束, 既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又拓宽了农合行的营销网络, 建立起稳定而又庞大的客户群, 深入发掘和培育农村金融市场, 反过来扩大了对于农民的信用供给, 这对于银行和农民两方面都是有利的。
(一) 依托合作组织进行农户信用评级
农户的信用评级目前是依靠金融机构进行的, 由于人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而依托合作组织开展农户信用评级, 一是增加了评审工作透明度, 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同时提高了评级公信度。二是拓宽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营销渠道, 解决了金融机构人员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使农户得到了及时的资金支持, 也为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和维护金融安全创造了条件。具体可由合作组织成立信用评级委员会, 制定议事规则、评级标准和工作程序。将成员与合作组织的交易情况、遵守合同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 并且通过逐年积累, 形成农户、农村中小企业及合作社信用档案。然后将由信用评级委员会组织对农户、农户小组进行信用评级。
(二) 担保与反担保相结合, 突破农村抵押物资源不足的瓶颈
农户缺乏银行可接受的担保财产, 但青苗、牲畜、农机具等在银行看来难以掌握、难以变现的财产权益在乡土生活范围内, 却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也是具有一定的可流通性的。作为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向银行贷款, 合作社为之提供担保, 农户转而以上述自有财产权益向合作社提供反担保。这种担保与反担保相结合的方式, 有望突破农村抵押物资不足的瓶颈问题。当然,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担保, 也可以是限额保证。根据农户经营规模、贷款需求、偿还能力、信用记录等因素, 确立百元、千元、万元等几个限额标准, 有助于合作控制合作社的风险。
(三) 小组联保与限额联保相结合
传统的联保模式实际上是一次性的, 不具有可重复性, 有可能助长短期行为, 难以稳定和积累信用关系。往往针对某一笔具体贷款, 临时拉上几个人组成联保, 如果到期还款, 这个联保就解散了, 再要贷款还要重头来过;如果到期出现违约情形, 则银行又要花上很大的精力去一一催收。以合作社为单位或在合作社内部组织发展“农户联保小组”, 小组联保不是针对具体某一笔贷款, 而是针对小组成员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贷款。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农户加入小组的当时及以后, 并不能预先确定某个小组成员今后每一笔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 只能依赖自己对于小组成员信用的基本判断。因此, 为了合理控制小组成员的风险, 还应当采取小组联保与限额联保相结合的方式。假定一个小组的联保限额属“千元级”, 则其余小组成员每户承担的代偿责任最高为1000元。限额标准在小组内部保持一致, 有利于社会经济状况相近的农户结成小组, 因为合作一定要在实力相当主体间进行, 农户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需求, 选择加入相应限额的联保小组。
(四) 依托现有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互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探讨 篇8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宣传工作不到位。
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以来, 宣传工作一直沿袭着“一年一宣传, 一年一发动”的形式来进行, 这样导致工作量大, 筹集资金时间仓促。而在这一过程中,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的培训不到位, 他们自身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相关体系和运行机制不甚了解, 致使基层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大大缩减, 从而广大农民对新医改的政策和好处认识不足, 甚至存在着误解, 保持观望态度, 对新医改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不高。同时, 这种突击式的宣传工作不持久, 致使效果大打折扣。每年的宣传工作都是在筹集资金时才开始进行, 虽然整体上而言, 宣传规模宏大, 宣传方式也多种多样, 但每次都是筹集资金启动则标志着宣传工作开始, 筹集资金结束则意味着宣传结束。整个过程的进行中, 既没有前期的发动工作, 又没有后期的巩固工作。这种方式对农民而言, 虽然当时影响力巨大, 但过后容易忘记, 从而使得宣传效果事倍功半, 与新医改的工作要求有一定出入。
2. 农民的参保意识不高。
新医改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互助共济的精神, 它的作用大小与农民的参保数量成正比。但从目前情况看, 农民的参保比例不是很高, 这与宣传工作不到位有着一定的联系, 但同时农民自身的参保意识也不可忽视。很多农民的疾病风险意识很薄弱, 有些宣传人员在做动员工作时, 往往会遇到老百姓这样的答复:“我又没病, 干嘛交钱参加?”, “你是不是希望我得病啊!”“要是没病, 这钱不打水漂了吗?”存在诸如此类疑惑的老百姓不在少数。同时据调查了解, 很多参保的老百姓都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的人, 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一般拒绝参保,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参保者的极大功利性。以上情况都充分印证了新医改正面临着老百姓参合逆向选择的考验。
3. 基层卫生院的医疗设施落后。
近年来,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加强和完善, 各级政府和社会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资金逐渐增大, 但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房屋的改建方面, 对医疗设备的投入相对减少, 这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治标不治本。很多医疗设备出现严重老化的问题, 有的甚至无法正常使用, 对一些就诊患者不能及时查出病因, 甚至出现错诊等情况, 导致患者的病情恶化。同时, 在服务质量方面, 由于乡镇医院医生待遇低, 就诊人数少, 导致医生在服务上没有积极性, 使得病人非常反感。这也是个别农民不愿参保的原因之一。
4. 报销的范围小。
由于文化水平的制约和经济水平的限制, 很多农民都只注重眼前利益。在他们看来, 每一次的投入都要得到回报才放心, 否则很难自掏腰包。目前的新医改主要是针对大病, 就是说老百姓生病后, 只有住院治疗期间的医药费才能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而一般情况下, 患大病的农民毕竟只是少数, 大多只是头痛、感冒等小病时有发生, 这些不需要住院, 因此得不到任何医疗补偿。这就使大多数农民认为, 参保之后, 付出大于回报, 很不划算。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正是由于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很窄, 很多农民没有从中受益, 导致他们不愿参保, 给征收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二、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措施
1. 宣传工作做到位。
一个政策要得以落实, 关键是宣传工作要做到位, 确保政策措施家喻户晓。在新医改的宣传工作中, 首先, 要加强工作人员对政策措施的理解程度, 要吃透政策中的每一个要点, 这样才能让大家对相关机制有一定的认识深度, 有进一步参保的意念;其次, 要加强对农民疾病风险意识和互助共济意识的宣传,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等方式增强农民的相关意识, 最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的自觉参保意愿, 而不仅仅让农民停留在了解政策的层面上。
2. 提高新医改的补偿比例。
农民参保意识不高, 这和补偿比例过低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需在补偿比例方面采取相关行动。首先, 进行前期的充分调查研究, 这一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广大农民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报销比例, 并且扩大报销范围, 让农民最大限度受益。除此之外, 新医改的补偿比例应做到在大病补偿的基础上, 额外增加门诊补偿, 从而使参保的农民切身体会到参保的优越性所在。
3. 加大对基层卫生院医疗设备方面的投入力度。
在一些乡镇卫生院, 医疗设备依旧比较落后, 在查诊方面存在着很多不便,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其硬件设施的投资力度, 使乡镇卫生院有条件、有手段为参保农民服务。同时, 要加强乡镇现有医疗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 以及医德医风的建设, 从而提高医疗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村合作医疗 篇9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有机结合
一、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同之处
中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医疗安全网, 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基本规定, 与新农合存在诸多差异。
第一, 概念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与社会对低收入、贫困农民提供医疗支持, 目的是保障其最基本的医疗需求, 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利,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制度;而新农合则是政府组织、引导、支持, 农民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第二, 制度主体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主体是政府, 是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承担建立制度、提供资金、管理、监督等一系列责任, 同时还要承担制度的相关风险;而新农合的制度主体是农民, 是农民间的互助共济制度, 是由农民自己缴纳保费, 并承担制度的风险, 政府责只负责“组织、引导、支持”。
第三, 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提供救助制度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 享受救助是农民的权利, 二者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而合作医疗制度中农民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 只有履行了缴纳保费的义务才能享受与之相应的医疗保障。
第四, 保障标准不同。医疗救助标准相对较低, 只能是“雪中送炭”, 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维持基本生存能力, 属于社会救助;而合作医疗主要是以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为目的, 保障水平标准相对更高, 属于社会福利。
第五, 保障对象不同。农村医疗救助针对的是农村贫困户和农村低保户等特殊人群;而新农合针对的是全体农民。
第六, 保障方式和程序不同。医疗救助要遵循社会救助的一般程序, 需要调查家庭经济状况, 确定贫困户后再向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而新农合不需要进行经济状况调查, 农民只需缴纳保险费, 就可以在发生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得到制度提供的一定比例的医药报销。
第七、实施部门不同。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而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的。
二、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一) 必然性
第一, 农村贫困人口一般既是医疗救助对象同时又是新农合成员。
第二, 定点医疗机构是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共同的医疗服务提供方。
第三,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政策目标都是“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 采取的方式是对医疗费的补偿。
两个制度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 另一方面又是互相配套、互相补充的, 缺一不可。因此,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相结合具有必然性。
(二) 必要性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和社会向一部分生活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 以缓解无经济能力医治疾病的农民的困难, 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 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也是贫病人口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改善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贫困人群实施医疗救助更是医疗救助的职责之一。如今医疗费用飞速上涨, 而农村仍有众多未达到温饱线的人口和刚脱贫、易返贫的低收入贫困人口, 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依旧严重, 若目前只是单一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的。
第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低保障水平还不足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目前,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全民化的医疗保障。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 但也未完全实现全民保障。这些国家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是单一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和以医疗社会保险为主体的混合型保障模式。在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 由于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水平低等原因, 不断谋求改革, 逐步建设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即使在社会保险高度发达的国家, 还是有少数国民只靠保险给付仍然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还是需要依靠社会救助;所以在发达国家, 尽管社会救助有一定的萎缩, 但还是需要社会救助的补充做后盾, 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的关系也是如此[2]。
可见, 即使在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西方国家, 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发展中国家, 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医疗救助, 同时在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建立相应的医疗救助体制就更有必要了。这些贫困人口无力享受到社会医疗和合作医疗的保障, 只有通过医疗救助将被医疗保障拒之门外的贫困人口纳入进来, 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健康, 以维持社会稳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要逐步建立包括全民保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结构合理的新型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 必须在新农合补偿的基础上通过医疗救助的方式继续给予贫困人口救助, 以减轻其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与传统合作医疗时期的经济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继续单一地采用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放弃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现在来说是不可行的。因为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覆盖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功能, 所有人的医疗需求都可以得到保障, 因此不需要再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是自愿原则, 那些没有能力支付保费的农村贫困人口就被拒在了医疗保障大门之外。并且即使政府提供资金使这些贫困农民加入了新农合, 贫困农民的医疗需求还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因为小病门诊费、医疗费用不属于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 大病的医疗费用是要自己先付起付线以下的部分, 达到起付线以后还要自付一定的比例, 并且还设有封顶线。对于农村贫困人群而言, 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结果贫困农民依然是看不起病, 依然得不到合作医疗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范围是有限的, 保障功能也不够全面, 这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那些没有被新农合覆盖的贫困人群[3]。
第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中, 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支付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 只有暂时依靠财政或社会捐助来解决, 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农村的一项基本保障制度, 要坚持贯彻并要长期坚持, 而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的紧张和社会捐助的不稳定性不能保障制度资金来源放入稳定, 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 要建立与之相互补充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三、农村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从试点的运行状况来看,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由于还处于制度的初创期, 又缺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 从目前实施的现状看, 这项制度从设计到实施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制度的设计不够完善
起初医疗救助制度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是不明晰的, 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 主要体现在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救助标准尚未稳定, 变动不居。对特殊病种的限定大大缩小了医疗救助的范围, 可以得到救助的病种只有几种到十几, 导致许多亟需救助的贫困家庭被排斥在救助范围之外;医疗救助的申请手续、报销手续和行政程序过于纷繁复杂, 各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 工作效率降低, 运行成本高, 使得部分贫困群体对之望而却步;医疗救助制度规定救助对象只能到定点医院就诊或住院才能享受救助, 使救助对象毫无选择余地, 而且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上的种种限制, 既不利于缓解人群的对医疗需求的困难, 也不利于医疗机构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
(二) 资助农村救助对象参合没有达到保障的目的
部分地区采取资助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为医疗救助的主要形式时, 因为贫困人口经济的困难而无法享受到新农合, 有病不治、应住院而不住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因为新农合采取后付制时, 患者必须自己先带钱去看病, 出院后才能进入合作医疗补偿程序;二是新农合设置了起付线, 补偿对象只有支付了起付线以下的费用后才能得到新农合的补偿。如果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低于起付线, 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 就得不到合作医疗的补偿, 政府为他们代缴的个人参合费实际上被其他能够承担得起自付费用的农村居民所占用。
(三) 医疗救助经费严重不足
一方面, 在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薄弱, 无力加大在医疗救助方面的投入, 导致医疗救助资金和配套资金不足或不到位, 阻碍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 2006年人均医疗救助支出, 城市为348元/人, 农村仅70元/人, 人均救助标准太低, 尤其是对本身就贫困的农民的补助更加微薄, 只能稍微缓解贫困救助对象的一般就医困难。对于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费用的贫困对象, 有限的医疗救助对其的帮助微之甚微, 救助对象还是得不到有效的医疗保障。
四、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有机结合
(一) 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社会作用也不相同, 不能相互替代。因此, 建立独立、完善的医疗救助制度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制度进行有机结合的前提。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 确定综合性目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目标是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所要达到救助成效。单一救助目标的成效是远远不够的, 建议确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综合型目标, 即由主要目标 (低保户、五保户等) 、次要目标 (采用制度性的办法救助的) 、弹性目标 (争取非制度性途径救助的) 共同构成的综合性目标。在确定农村医疗救助的主要目标之后, 还要关注那些没有列在低保户、五保户的相对贫困人群和那些处于相对贫困边缘、因高昂医疗费用而又返贫的困难人群;在救助内容方面, 还要对那些无力承担高昂的非基本医疗的医疗费用的患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的范围。为了保证确定对象的公正性, 县、乡基层政府要通过公开的选定程序选定医疗救助对象, 同时还要实行民主监督制度及定期审核制度, 以确保最需要救助的人群得到最及时的医疗救助。
第二, 拓宽筹资渠道。农村医疗救助应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进行多渠道筹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以财政性资金为主, 社会捐助资金为辅。其中财政性资金应当根据各地财政实力的不同来确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承担比例。财力比较强大的东部地区, 应该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对于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农村地区, 则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此外, 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对农村医疗救助事业积极地进行捐赠;或者可以发行彩票, 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医疗救助。
第三, 确定最基本的防治服务。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保障的“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需求, 各个国家对此的理解都不相同, 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仅仅根据“医疗上必要”来确定“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不准确的。应该“采取一种透明的、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明确的程序来规定一个基本收益组合中的优先顺序”:应该先考虑医学上必要的医疗项目, 然后再综合考虑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偏好等因素;应该将救助的内容确定为门诊服务和常见病住院, 同时还需要明确医疗救助是一种救危性救助而不是康复性救助, 只是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以低水平保证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被纳入救助范围, 实现救助效果的最大化[4]。
第四, 确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医疗救助的技术测算是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与实施的核心环节, 是决定制度运行成败的重要因素。县级民政部门作为制度的管理方应该组织相关技术人员, 综合考虑制度筹资总量与救助对象数量、救助服务内容、地方平均医疗费用、当地贫困人口平均发病率、医疗服务价格、门诊和住院需求弹性系数等众多因素, 对制度进行严格的测算, 可以进行小范围试点, 在完善制度技术设计、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以保证制度稳定、有效地运行。
第五, 加强监督管理。设立救助基金财政专户, 对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档案;加强对医疗机构和被救助对象双方行为的管理与约束。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要建立多层次监督体系:卫生管理机构监督、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等。卫生管理机构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 规范行医行为;财政部门应随时监督救助资金是否及时到位及合理使用;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公示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救助资金筹集和使用、救助对象、救助数额等情况,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新农合的建立有利于减轻医疗救助制度的压力;而医疗救助制度则可以弥补新农合对贫困人口保障不足的缺陷, 两者进行有机结合, 互相联动形成双层保护网, 使农民的医疗需求更有保障[6]。
(二) 制度设计的衔接
首先, 目标确定的衔接。对特困人口实行零起付线、提高封顶线、扩大救助的“病种”范围。应该明确规定让特困对象无门槛享受合作医疗保险, 减少农村特困人口因交付不起所规定的“起付线”以下的自付部分而无法就医的现象, 即对低保对象、五保户、低保边缘对象在农村合作医疗结报时不设“起付线”;对大病住院补偿的最高封顶线要相应地提高。同时, 应该把低保边缘对象纳入医疗救助对象以克服根据低保线来界定医疗救助对象的弊端[7]。
其次, 补偿方式的衔接。目前普遍采用的补偿方式有三种。国内采用较广泛的是“事后救助”, 其不足之处是时限较长,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先期垫付医疗费用的救助对象是起不到保障作用的;“事中救助”是救助对象缴纳自付费用后再去民政部门进行救助补偿的模式, 合作医疗办公室与定点医疗机构每月进行一次结算, 但是事中救助仍然存在资金垫付的问题;“事前救助”是最理想的补偿模式, 有利于救助对象充分享用医疗服务, 也有利于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对供方行为进行控制。采用事前救助, 救助对象就医发生医疗费用后只需持农村合作保险医疗卡在定点服务机构刷卡就可以显示出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 各项费用下面也分别列出由新农合减免数额, 定点医院减免数额, 以及救助对象可以从民政局得到的救助金额等详细信息, 救助对象出院时只需支付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双重报销后的自付费用, 事后定点医疗机构分别于民政局办公室和合作医疗管理办进行结算;在新农合设立家庭账户的地方, 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将定额的用于资助贫困人口门诊的医疗费用直接打入新农合家庭账户,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只能在困难户结算医疗救助费用后才能享受医疗救助金的制度性不足, 并增加了费用减免的透明度[8]。因此, 应在全国推行医疗救助事前救助制度并进一步对其完善。
再次, 医疗服务机构的衔接。应统一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 同时扩大定点医院的范围, 增加定点医院的数量, 将参保农民所在的县级市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设为定点医院, 重点完善“小病在社区”的工作机制。同时, 扩大救助对象对就医医院的选择, 确立合理的逐级转诊制度, 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与上级医院实现挂钩, 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 大大提升医疗机构的整体水平[9]。
(三) 制度运行与管理的衔接
首先, 制度运行的衔接。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相结合的运行成本远远低于两者单独运行成本之和。因为医疗救助制度服务覆盖人群只有占农村5%左右的特困人群, 如果单独运行, 还需要配置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人均成本太高昂,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两个制度结合起来共同运作。虽然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制度, 但其运行机制是可以有机结合的。通过互联网可使医疗对象信息在不同的管理系统之间共享。从制度设计上排除不同行政系统共同操办同一事务所造成的摩擦成本和重复成本。例如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为参合对象和医疗救助对象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民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对象的确定和动态管理、资助农村五保户和特困对象参加当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对救助对象患大病给予一定的医药费用自付部分的补助;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合作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工作[10]。
其次, 资金管理的衔接。由于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管理, 医疗救助由民政部门负责, 如果两个制度单独运行, 救助对象报销则要分别跑两个部门, 程序繁琐, 又不方便。因此可以采取医院垫付制, 卫生部门、民政部门预付部分资金、定期与医院结算, 采取医院先期垫付、直接补偿与救助的事前救助方式, 既方便了救助对象, 又提高了贫困群众就医的及时性[11]。
最后, 机构管理的衔接。保持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的一致, 医疗卫生服务的日常性监管就可以由新农合管理机构、卫生部门负责了, 医疗救助管理机构就可以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及运行。同时在信息化的时代还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衔接。目前, 新农合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 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互联网联结的计算机化信息管理机制, 医疗救助制度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新农合的信息平台, 实现网络信息共享。此外, 实现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和医疗机构管理信息系统三者共用的信息平台整合,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减少失误, 方便群众, 有利于增强对供方的及时监管, 还可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性[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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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发展的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篇10
本次调查涉及的区县是海淀、顺义、密云、平谷，调查采用住户规模比例法进行抽样，样本量为600个农户样本和60个村委会样本，通过入户直接面访村民和村委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务的工作人员，并填写调查问卷方式，最终收回有效问卷分别为农户问卷595份和村委会问卷60份。汇总情况显示：京郊农民自愿参加“新农合”的比例很高，“参合”率达到98.1%；从资金筹措情况看，市、区、乡镇的补助不尽相同，但都达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人均不低于320元的标准（见表1）。
■ 农户与“新农合”
本次调查收回的595份农户有效样本中，“参合”农民584人，参合率达98.2%。
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有关政策知晓率超过八成。全部595名被访者都听说过“新农合”。其中，81.9%的人表示了解“新农合”的有关政策，16.1%的人表示知道一点，仅有2%的人表示不知道。
总体上看“参合”比例较高，接近100%的农民自愿参加“新农合”。在此次调查中，参加“新农合”的有584人，“参合”比例高达98.2％。调查显示，在参加“新农合”的584人中，有99.8%的农民是自愿参加“新农合”，仅有1人表示不是自愿参加。自2003年北京“新农合”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有88.1%的农民参加“新农合”已有三年或以上，五年以上的比例占到了36.5%。
“参合”农民所担心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看病方便程度、医疗费报销比例、对“大病”的保障程度等几个方面是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调查中，有77.9%的人担心看病不方便，75.5%的人担心药价上涨，67.5%的人担心医疗费不能报销或者报销很少，32%的人担心报销手续太麻烦、不及时，还有1.4%的人提出了“新农合”制度对于大病的保障程度不高，而且担心“新农合”制度能否长期坚持下去等，仅有2.1%的人表示不担心任何问题（本题是多选题，应答比例超过100%）。
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接受“参合”缴费水平。对于“新农合”的年缴费水平，70.2%的“参合”农民认为比较合理，能够接受；3.9%的人认为年缴费水平有点低，可以适当再提高；24.2%的人认为有点高，但能接受；1%的人认为太高，难以接受；另有0.7%的人表示说不清楚。
多数农民参加“新农合”是为了看病时能减轻经济负担。调查表明，96.8%的被访农民认为参加“新农合”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关注报销制度，希望提高报销比例和方便程度。据调查，超过九成的“参合”农民知道本地区“新农合”的报销制度，另有9.4%的不知道。有88.5%的人认为报销比例偏低。调查还显示，有72.1%的人认为报销医疗费及时，27.9%的人表示不及时。73.4%的人认为“新农合”的报销步骤和报销途径方便，认为一般和不太方便的分别占18.1%和7.1%，仅有1.4%的农民认为很麻烦。
农民最常去看病的医疗机构排在前三位的是区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医疗机构，私人诊所居末位。调查显示，当家人生病时46.6%的人选择区级医院，38.8%的人选择了乡村医疗机构；选择去私人诊所仅占1.5%（见图1）。到区级医院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离家相对较近且医疗水平高于乡（镇）村医疗机构。
近九成的农民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调查显示， 86.1%的人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综合评价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1.2%的人对定点机构的医疗质量表示“很不满意”（见图2）。
绝大部分农民明年愿意继续参加“新农合”。调查显示，2008年参加了“新农合”的584名农民中，有99.3％的人表示愿意继续参加，0.2％的人表示“不参加”，另有0.5%的人表示“不清楚”。
未参加“新农合”农户的情况。在接受访问的595位被访农民中有11人未参加“新农合”。没有参加的原因有：自己身体健康不需要参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了解，以及因为已经入了大病医疗保险而不参加。当问到2009年是否打算参加“新农合”时，有63.6%的人表示“参加”，9.1%的人表示“不参加”，27.3%的人表示“不清楚”。
■ 村委会与 “新农合”
本次调查抽中了60个村委会，面访了村委会负责“新农合”的工作人员，收回问卷全部有效。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村有卫生所（室）。
认为村民参加“新农合”态度积极。调查显示，88.4%的村委会受访者评价所在村的村民参加“新农合”态度 “积极”，有11.6%受访者认为本村村民参加“新农合”态度“一般”。
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所在村的“参合”农民缴费不困难。
除上述情况外，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本村“新农合”报销方便及时。仅有一成的村实行了村级补充报销政策，绝大多数村未实行按照村级报销标准先行垫付的政策。
■ “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医疗费报销比例偏低，有些地区报销手续繁琐复杂。调查显示，有近九成的人认为报销比例偏低，希望能再提高一些。在调查中了解到，有少部分村民认为报销手续太繁琐而且比例低，建议能否适当提高报销比例并在看病时直接将报销费用返给村民，免去中间环节。
超过两成的村没有卫生所（室）。现有卫生所（室）设备陈旧简陋，医疗水平低，不能满足农民看病需求。
部分农民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表示不太满意。调查中部分受访农民反映：离家近、医疗设施全、医疗水平高的定点医疗机构较少，不能满足农民看病需求；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相对比较低。
近两成的受访农民认为对“新农合”的政策还不够了解。调查表明，17.8%的受访农民表示仅知道一点或完全不知道“新农合”的有关政策；四成的受访农民表示有关“新农合”方面的宣传，只是在投保时期有，平时宣传力度不够，有些村民还不太认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