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立法（精选十篇）
志愿服务立法 篇1
关键词：志愿服务,保障,司法救济
一、明确规定志愿者权利义务
志愿服务立法首先要确保志愿者这一主体的合法权益, 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应当作为该法的立法基础, 进而科学地规划涉及的一系列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和有关救济规定。正如美国知名法律研究专家沃金曾指出的那样, 保障合法权益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根本。因此, 确保志愿者主体正当权益应当作为志愿服务立法的指导思想贯穿立法始终。
分析不同国家关于志愿服务立法以及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状况, 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必须涵盖如下几方面权益:1.享有自主决定加入或退出志愿者队伍的自主选择权。自主决定加入或退出志愿者队伍的含义是志愿者加入或退出志愿者队伍不被其他单位和个人强迫和约束, 志愿者本人享有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其活动, 同时也享有退出志愿者队伍的绝对选择权。2.享有接受专业素质教育学习机会的权利。当前的志愿者服务对象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 涉及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其中部分服务带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性, 例如:从事安全检查的志愿服务就属于高危志愿服务项目。因此, 志愿者享有接受相关单位安排针对服务内容的培训教育, 由此可确保志愿者自身安全以及提升志愿服务的整体水平。3.享有取得物质补助的权利。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的过程中, 有权取得一定的物质补助, 如果志愿者本人有某种困难, 相关组织单位需要对志愿者提供相应的帮助。4.享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属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志愿服务的相关组织部门必须为志愿者协调安排合理的服务时间, 决不允许将服务时间和劳动强度超出志愿者自身承受能力。5.享有人身保障的权利。人身保障权同样作为我国《宪法》明确指出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 因此, 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时有权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不被侵害, 志愿服务的相关组织单位有义务协助保障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 志愿者具有如下几方面义务:1.服从志愿者团体的管理章程, 接受组织单位分配的工作内容, 遵守登记注册时与组织者形成的书面协议, 尽职尽责做好志愿服务的各项具体工作。2.参加业务素质教育学习的义务。参与业务素质教育学习不仅属于志愿者享有的权利, 也是其应尽的义务。志愿服务的组织单位旨在提升志愿者本人的业务素质水平, 以及增强志愿者队伍的整体服务水平, 为志愿者组织与服务项目有针对性的教育学习机会, 志愿者必须认真进行相应的培训学习, 由此来更好地协助自己实现志愿服务的最终目标。3.严格遵循保密制度的义务。在进行志愿服务的环节接触到服务单位的业务资料或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 必须服从严格的保密制度。如果由于志愿者本人原因将服务对象的资料或信息泄露导致其健康安全受损害或物质受到损失的, 志愿者需要负责给予对方适当的赔偿。4.遵循监督管理的义务。志愿者是整个服务队伍的组成部分, 必须遵循组织方的工作安排, 并服从组织方的业务监督, 必须努力维护志愿者队伍的良好形象, 必须严格遵循志愿的服务宗旨。从事志愿服务时, 需要面对政府机关、志愿者队伍、服务对象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监督。
二、明确和保障志愿组织法律地位及相关权益
《宪法》规定了结社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志愿者组织的性质属于个体正当进行结社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个体通过到志愿者组织单位签订相应书面服务协议, 注册成为志愿者, 从而进行组织安排的志愿服务工作, 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安定团结, 促进和谐社会氛围的发展。国外的志愿者组织的成立通常是依据法律规范, 并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志愿者服务, 有些志愿者组织成立的法律依据就是非政府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当前有许多志愿者群体, 然而通过民政部审查合格的只占到极少的比例。根据有关部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对志愿者队伍发展现状的调研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 在我国通过民政部审查合格成立的志愿者团体的比例仅占到2%, 通过民政局审查合格成立的团体比例仅占到7%, 通过工商局审查合格成立的比例仅为5%, 没有经过审查而成立的比例则占到81%。由此数据不难看出, 当前我国现存的大部分志愿者队伍尚未接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诸如吉林省通榆县的“环保志愿者协会”的草根志愿者团体在我国大量存在, 我们亟待借助志愿服务相关法律法规为志愿者服务赋予应有的法律地位, 确保志愿者服务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保障志愿者队伍及志愿者个人的正当权益。
三、完善司法救济途径和手段
近年来, 经常出现因为志愿者在从事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例如:因为志愿者泄露服务对象的业务资料或个人信息, 导致对方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或生命健康受到损害;因为志愿者专业素质欠缺, 对被服务单位或个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志愿者组织单位不尊重志愿者个体;志愿者被服务单位或个人安排超过其服务能力的工作, 或安排超过正常工作时间可完成的劳动量, 等等。然而上述情形理应借助法律法规予以改善或予以规范, 但是基本上都因缺少相应较为细化的法律条文和完备的司法处理环节而私下处理了。基于志愿服务具有无偿性, 因此在志愿者自身原因给服务对象带来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 服务对象可能考虑志愿无偿性和公益性质而不去追究应有的补偿。志愿者通常碰见组织单位不尊重的情形, 或被服务对象安排过量的工作量或工作时间时, 本应考虑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 但是常常由于担心影响以后从事志愿服务而放弃维权。
当前的很多志愿服务细则里都包含了志愿者的多种权益, 但是并未指出在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 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权。所以说, 如果能将志愿服务中常见法律问题的解决措施或补救方式细化在相关法律条文中, 并关注志愿服务公益性无偿服务的工作性质, 采取自愿商量、协调以及采取正常诉讼等多种途径解决问题。上述做法不仅有助于志愿者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 而且有助于服务对象损害赔偿的获取, 让受害者明晰在合法权益受侵害后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和获取相应赔偿的途径, 进而推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
除司法救济的途径之外, 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完善志愿服务的激励政策, 在完成志愿服务后给予相应的物质或精神奖励, 在志愿者服务期间出现困难的及时予以支持, 推动他们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的宗旨。国外这方面成功的做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美国通过联邦政府制定政策, 规定参与志愿服务超过特定工作时间的可获得奖学金、助学贷款等物质奖励。新加坡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奖”“志愿服务荣誉机构”等称号鼓励志愿服务的组织机构。针对组织志愿服务贡献突出的组织机构, 采取了相应的鼓励政策, 包括荣誉奖励、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激励措施。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政府部门不是直接供给公共产品, 而是借助扶持志愿者队伍进行社会服务、扶持的重要途径是给予财政和政策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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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立法 篇2
与过去五年相比，今年谭晶的议案增加了xx年来我国各省市出台的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地方性志愿者服务理发不断地颁布和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志愿者立法体系的形成，”谭晶表示，全国性的志愿者立法环境已经成熟。
从xx年雪灾、地震、北京奥运会开始，谭晶在一次又一次融入志愿者群体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的含义。
“志愿服务表面上是一种服务行为，本质上却是一种精神现象，是志愿者发自心灵深处的自我选择，是志愿者以社会认知为基础的价值追求。”她说。
汶川地震，她看到志愿者大爱无疆的倾力奉献;鸟巢外，她感受到志愿者之间友爱互助的温韾;上海世界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她在与志愿者的互动中，体会到自身进步的快乐;而在她的歌声里，“中国青年志愿者”的精神更是名传海外……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志愿活动也深受大众青睐，志愿服务在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除了唱歌，志愿服务一直是我努力去做的事情，这个群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和帮助，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在此次两会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代表能够和我一起，为这个群体争取到应有的权益。”谭晶说。
关注文化建设新举措 两会提出新建议
对于近几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作权问题，谭晶在今年两会提出《关于加快著作权保护制度环境建设的建议》的新建议。“文化建设离不开创新精神，更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谭晶表示，此项建议从树立全民著作权意识、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建立著作权市场调节机制、建立著作维权沟通平台和调解中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阐述。
她表示，著作权的保护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创作出好作品的人，没有得到应有回报，他继续创作的动力会受到影响。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精品，大量不入流的作品充斥市场，老百姓的文化审美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只有严格保护著作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最大化激励文化创新，”谭晶指出，尽快建设我国著作权保护的制度环境迫在眉睫。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改革发展”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这说明我国文化产业越发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谭晶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美好前景。
近几年，谭晶一直致力于实践党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做了许多成功的尝试。从维也纳到英国皇家音乐厅，“和谐之声”在世界舞台多次唱响;与多位世界音乐大师的对话，让她对音乐的“跨界”尝试屡获赞誉。
解读湖南 “服务型政府”立法 篇3
近期，笔者参与了关于《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全民阅读条例》等政策法规的讨论，深刻地感受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于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201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明确规定，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了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予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湖南可能将推进一系列有关公共服务的立法，以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立法保障。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服务型政府”立法将成为“法治湖南”的一大重要特色，在此，笔者试对其作一番解读。
首先，相对于传统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言，“服务型政府”的立法理念的重要特征在于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不仅是因为现代行政活动中“给付行政”等内容“异军突起”，取代传统的“管制行政”成为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也因为传统的“管制行政”亦须秉持“人权保障”、“公平”、“高效”等理念，而实现“理念革新”和“制度创新”。
《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第6条、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制、首问负责制、代理制等工作制度，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这两个条款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也生动地展示了我省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立法目的。进而言之，我省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的，即“服务型政府”立法的基本理念，在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促进人民基本权利的均等保护。
其次， 关于“服务型政府”立法的基本内容。如前文所云，“服务型政府”立法涉及到传统管制行政与现代给付行政等多方面内容，但是又侧重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现代给付行政活动。譬如，《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第19条规定：“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就业促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用事业、扶贫、政府信息公开等服务。”这一条款生动展现了现代“给付行政”（广义）的诸多内容。就长远而言，“服务型政府”立法的具体内容还应该扩展到“社会福利”、“住房保障”及“教科文卫”等领域，以法治机制保障、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三，“服务型政府”立法的基本原则。现代给付行政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与促进公民社会权的实现。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立法原则，只要其立法内容不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就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法律保留”等法治原则。地方人大及其行政机关，尤其是有地方立法权和行政立法权的地方人大与人民政府，盡可大胆通过立法形式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构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当然，为贯彻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公共服务均等化”乃是“服务型政府”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第18条亦明确规定：“建立健全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条款可资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的规范基础，而为今后我省公共服务的其他立法所遵循。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原则刍议 篇4
自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以来, 特别是2006 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出台以来,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 政策落实不到位、难以持续发展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为按照《意见》的规定, 社区卫生服务是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实现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和切实负责是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前提, 依靠政府的政策来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切实负责的自觉性与依靠法的力量来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切实负责的自觉性相比, 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实际上, 依法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的核心, 就是规范行政权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政府及其相关行政机关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权力与责任加以制约和监督。为此, 陈启鸿等在2006 年就提出社区卫生服务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 刘典恩等经实证和规范性分析研究后, 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是迫切的和可行的[2][3]; 陈连合在北京的调研结果, 也支持通过立法解决制约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社区卫生事业健康发展[4]。而《江苏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办法》的实施, 已经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立法执法积累了经验。
2013 年3 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 整合并由一个部门承担新农合、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职责。这意味着国家正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 “碎片化”的制度与管理模式将成为历史,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新农合等在形式和内容上统一为“社区卫生服务”指日可待。这更有利于用法这样的制度形式管理并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持续健康发展。所以, 在已有相对完善配套的政策和地方立法执法经验基础上, 进行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作为基本卫生保健体系组成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 其管理立法应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完善服务功能, 以维护社区居民健康为中心, 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一般常见病及多发病的初级诊疗服务、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服务。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 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以及“加快推进基本医疗卫生立法, 明确政府、社会和居民在促进健康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为指导。
立法原则是立法者据以进行立法活动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5], 社区卫生服务立法原则是社区卫生服务立法的价值取向的反映, 是社区卫生服务立法活动基本的准则, 是对社区卫生服务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起纲领性指导作用的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 我国所有立法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为宪法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和法治原则。所以,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的原则, 应当是立法法规定的原则指导下的对社区卫生服务自身属性、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抽象, 是正确反映社区卫生服务运行与发展规律的产物, 也是体现社区卫生服务法基本价值的精髓之所在。
2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应坚持的原则
2. 1 坚持公益性原则
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其提供的服务的公益性。由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 年颁布实施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 试行) 》明确规定,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 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 “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站) 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要严格界定服务功能, 明确规定使用适宜技术、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 为广大群众提供低成本服务, 维护公益性质。”所以, 向居民提供服务的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公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公共的利益”, 表明这种利益是为社会公众的, 应该不具有排他性。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是全体社区居民, 针对的是人的生命的本体, 这就决定了其服务应当具有明确的法的规定性、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更高的道德要求。事实上, “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表述本身, 就把福利性融入了我国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之中, 给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了社会再分配的职能。当然, 只有服务价格低于社会必要成本的服务, 才会体现“福利政策”, 才是公益性的服务。而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公益属性不言而喻; 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客观上就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应有趋利行为, 必须始终保持公益性质。按照产品理论的划分,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社区居民提供的包括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在内的“六位一体”的服务, 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属性, 应主要由政府提供。不难看出, 不论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性质还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属性来看, 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不容置疑。所以,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坚持公益性原则, 就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这一基本属性在法的制度层面上得到了严格的保护, 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保证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作用的有效发挥。
坚持社区卫生服务立法的公益性原则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社区卫生服务在保障社会公众健康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切实转变管理理念, 创新管理手段, 从行政命令逐步向制度管理转变, 更多地运用法律等手段进行社会管理,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 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其次, 有利于社会公众健康权益的保障。所谓健康权是指人人所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保持躯体正常和精神不受任何伤害的权利[6]。《世界卫生组织法》认为, 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者社会情形不同而有所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 条规定, 国家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保护人民健康。所以, 坚持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的直接作用, 在于保证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目的是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让社会公众平等享受健康权。可见, 社区卫生服务的法的本质是以生命健康和社会公益为法益的法律, 国家机关在社区卫生服务立法过程中, 必须以公益性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才能切实维护公民享有基本的健康权益。这也是为什么社区卫生服务需要法律的保障, 立法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的重要原因[7]。
2. 2 坚持政府主导原则
政府主导是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因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保障社会公众公平地享有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平性价值取向特征的社区卫生服务, 只有以政府为责任主体并由政府主导, 才能够保证其服务的公益性。
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首先涉及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容置疑, 这里要解决的是卫生资源为尽可能多的社会公众所共享的问题, 这是衡量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的重要标尺。其次, 决定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标准的基本要素是公民社会的价值认同, 包括以人为本的精神, 公开性、开放性和参与性,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原则。为什么在屡屡发生有违医德的行为?问题就出在业内已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行为由憎恶到麻木再到心照不宣地默认, 即业内的社会的价值认同出了问题。要使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标准得到公民社会的价值认同, 必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注重社会治理。再次是资金投入的保障。要使社区卫生服务价格低于社会必要成本的实现基础, 是必须不断地填补成本与价格的缺口, 保证持续地外部资金的投入,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 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的强弱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多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政府的二次分配才能保证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资金来源。
另外, 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还取决于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卫生投入责任的划分中, “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责任, 中央政府主要对公共卫生、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以及有关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等给予补助。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各级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公益性, 投入只是再分配的开始, 而且仅当在公益性的社区卫生服务产出达到预期之后, 这种含有福利的二次分配才算完成。不难设想, 如果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活动主体的监管缺乏或监管无效, 投入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在运行过程中的异化就在所难免, 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和医疗卫生服务业极具营利优势的特点结合在一起, 稍有不慎, 公益性就会随之消亡。所以, 能够对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政府, 政府是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的责任主体。其实, 政府监管就其实质而言, 是其管理的一项职能。
当然, 政府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责任主体并在其主导下, 还可通过政策鼓励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能够在保证公益性的同时, 实现社区卫生服务多渠道筹资,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客观上形成不同服务主体竞争的局面, 从而激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活力, 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虽然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 但是, 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征, 在公共产品领域, 存在大量市场失灵的现象。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公共卫生为主的“六位一体”的服务, 所以不能以市场规律来调整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8],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弥补市场不足, 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纵观发达国家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历程, 政府主导也是社区卫生服务立法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 如社区卫生服务比较发达的澳大利亚, 有完善科学的社区卫生法律体系, 政府主导、统一规划, 并建立了有效的筹资机制[9]。在社区卫生服务筹资中, 英国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政府为主导, 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经费进行自上而下划拨[10]。英国和澳大利亚以政府主导, 有效保障了社区卫生服务的持续发展。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立法应该也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
2. 3 坚持全方位服务原则
就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面性而言, 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的全面性上。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病人或者要求进行健康照顾的人, 而是包括健康人群在内全体社会公众, 这就从根本上把社区卫生服务和医院的医疗服务区分开来。同时, 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在客观上也要求服务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 而且从法理上来说, 保障全体社会公众享有平等的权利正是法律的品质。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的全面性则体现在,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立法明确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功能定位, 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更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这一服务的功能定位改变了以往的“重医轻防”现象, 要求制定出符合社会公众健康需要的、便于政府管理的、体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法律法规。而服务形式的全面性则要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不应该局限于在其机构内的业务活动, 要变被动为主动, 尤其是对妇女、儿童和慢性病患者提供积极主动的家庭卫生服务。当然在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手段选择上, 应因地制宜, 坚持中西医并重, 使中西医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所以, 立法时必须对社区卫生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的全面性做出明确要求。
卫生服务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 因而应该是贯穿在生命活动始终的全过程服务。社区卫生服务具有连续性的特质, 应该承担起生命活动始终的全过程服务的任务, 成为健康的“守门人”, 为社会公众提供全过程服务。因此, 立法时必须明确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和社区居民在卫生服务中长期的契约关系, 对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连续记录, 提供长期的卫生保健服务, 满足生命不同阶段的卫生服务需求。当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现实是, 社区卫生服务的整体水平还很低、信息化程度不高, 未能实现对社会公众健康信息的持续记录, 这就更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和法律制度上充分体现出社区卫生服务的全过程服务, 以切实提升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
2. 4 坚持服务的可及性原则
注重社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既是社会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需求, 也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社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主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经济上可及, 要结合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实际, 制定合理的医疗收费标准, 用适宜的技术和药品为广大居民提供服务, 使社区居民能承担得起这种服务, 让社区居民“看好病、看得起病”, 从法律制度上切实保障居民的基本卫生需求更好地转变为现实。二是时间上可及, 既要让居民能够及时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处理自身的健康问题, 又要方便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等家庭卫生保健服务。三是地理上可及, 要让居民在更近的距离享受到服务, 除了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中体现就近原则, 还就必须转变思想, 更新观念, 主动上门服务, 让社区居民体会到温暖关怀的同时, 享受到可及的服务。四是心理上可及,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面对各种不同健康需求的社区居民时, 不仅要看到疾病和病人, 更要多从人文关怀角度去关心和帮助正常人对预防保健方面的要求, 拉近社区卫生工作者与社区居民的心理距离, 提升他们对社区卫生服务过程的满意度。
不难看出,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部好的法律必然能够代表广大社会公众的诉求。所以, 社区卫生服务立法应该坚持提供可及性服务的原则, 充分体现社区卫生服务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 是技术适宜、地理接近、服务方便、关系亲密、结果有效、价格便宜的社会公众能够充分得到和利用的服务, 从而真正起到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作用。
2. 5 坚持与现行政策相衔接原则
社区卫生服务在我国开展以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有力政策, 如1997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6 年的《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2009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特别是2006 年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办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问题, 尤其是机构与人员编制设定、建设标准、人才队伍、服务项目、药品价格、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发展方向等相继下发了10 多个具体文件。为落实中央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要求, 仅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委办局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 就制定了近30 个实施文件[11]。可见, 为保障社区卫生服务的顺利运行, 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的配套支持政策, 形成了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体系。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也为社区卫生服务进一步的管理立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必须考虑与成熟的政策相衔接, 主要是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衔接。同时, 按照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要求, 应注意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及新农合相关管理政策的衔接, 就是说, 要通过法定程序衔接与固定有益的政策, 适时地转化为法律, 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制定出贴近现实、操作性强的社区卫生服务法律。
2. 6 坚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
立法体系的层级决定了相应的立法原则层级的构成。我国立法中非常强调要与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与我国整体的国情相一致, 因此, 要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找到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共性特征, 制定中央层面的社区卫生服务法律, 作为全国通行的卫生服务标准和权威制度。另外, 要认识到法律的制定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现实, 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级别的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状况参差不齐, 东、中、西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差异明显, 这在客观上要求立法过程尊重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规律, 全面考虑地区差异, 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从我国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 社区卫生服务立法应中央和地方相结合以地方为主, 注意各种法与现行政策的纵向、横向关系的衔接一致, 注意社区卫生服务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
上述六个原则中, 坚持公益性原则是社区卫生服务自身根本属性的基本要求;坚持全方位服务原则和服务的可及性原则, 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特征提出的要求; 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 则是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是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的必要条件; 坚持与现行政策相衔接的原则, 是立法的科学性原则在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中的具体体现, 是从实际出发, 保持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的需要, 是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是我国国情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总之, 社区卫生服务立法活动首先要坚持基本立法原则, 与我国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和精神实质保持高度一致性, 同时还必须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的特殊属性和承载的社会责任, 坚持社区卫生服务特有的立法原则, 在具体立法过程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稳定性与发展性、实践性和操作性统一起来, 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乃至整个基本卫生服务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做出积极的努力。
摘要：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原则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的要求为指导, 结合社区卫生服务自身属性、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确立立法原则。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应坚持的原则是:公益性原则、政府主导原则、全方位服务原则、服务的可及性原则、与现行政策相衔接原则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立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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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立法 篇5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信息服务 著作权 价值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G250.76 D913.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2－0088-05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Multiple Values of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of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such as freedom， justice， order and efficiency， The use of dialectics theory such a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ory of identity and struggle of contradictions ， the role the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between identity and struggle of contradictions， the uneven princi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 disciplin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tc. To explore the value choice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 to provide the advice and suggestions about drafting the copyright law sui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copyright； value； dialectics
加快发展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但由于我国著作权立法的不完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和用户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淡泊，使得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面临着诸多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对于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过程中的著作权立法问题，国内外各界专家和学者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各抒己见，始终未达成统一。深入剖析不同观点的矛盾冲突，其实质即反映在不同价值观的问题上。因此，笔者认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法，以解决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过程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要从立法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和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权衡利弊各种价值取向，并选择一种适合各国国情的最佳价值选择方案。
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价值观念，面对价值冲突进行价值选择时所采取的行动方向。法的价值取向是一定的主体在法的活动中，面对法的价值冲突，进行法的价值选择时所采取的行动方向［1］。本文将主要从完善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的角度，探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我国著作立法中的自由、秩序、效率、正义、安全诸多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阐述各种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的逻辑辩证关系，以及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如何合理、有效和科学地把握各价值取向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提供参考。
1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我国著作权立法中的多元价值取向
在法律的诸多价值取向当中，自由、秩序、效率、正义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它们分别或共同为各种法所追求，成为各种法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然而，由于各部门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使得诸价值取向在具体体现时，各有不同的侧重，表现为不同的价值选择。
1.1 自由价值
自由作为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是相对的，是被理性所控制的自由。在信息自由方面，对于信息所有者、信息持有者和信息使用者来说，针对信息自由的价值追求来说三方是一致的，但这三者在同时作为主体的人，并行使各自自由权利时存在相互对立、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其中一方的完全自由，就等于剥夺另一方的全部自由。例如，在信息社会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产生，提高了信息处理、利用和传播的效率，使人们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但同时由于网络具有的无限复制性、全球传播性和交互性，又使它与传统的物理空间不同，致使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这个虚拟空间称为无主管、无疆界、无警察的三无“自由世界”。与传统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相比，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中，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更加难以识辩和控制，如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其所造成的严重侵权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自由是有限度的，是永远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如果信息利用者恣意行使自己的所谓“自由”，结果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自由，这也正是著作权法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实现公民自由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也是其重要的价值追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项规定既体现了在立法过程中所秉承的著作权使用者信息获取自由的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其自由价值取向是有一定限度的。该法条中虽未明确提及到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但这一条款已被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依据而广泛使用。如CASHL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在通过网络发送给用户的每一篇文献中，都注明了这一条款，以提醒著作权使用者遵守著作权的规定。
1.2 正义价值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法的正义，是著作权保护立法的最高价值追求。在法的价值中，正义价值含有公平、公正、公道、平等权利等内涵，成为立法中首要的和最高的追求目标。一定的正义观念是一定时代法律的基本思想基础和精神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主导着法律的状况［2］。
在我国著作权保护法的制定过程中，法的正义价值应是其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通过规范信息所有者、持有者和使用者在信息的占有、使用等方面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人们能够根据法律的指导去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处处体现着正义的价值取向。对于保护著作权使用者合理使用的“正义”价值取向，在第二章第四节“权利的限制”中充分体现出来；对于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正义”价值取向，在第二章第一节“著作权人及其权利”中得以充分体现。但两者的正义价值取向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在第三章“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的相关规定中，为解决两者正义价值的对立统一性，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从而更好的发挥正义价值取向的应有作用。
1.3 秩序价值
在众多的法律价值中，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没有秩序，法所追求的正义、自由、效率等价值就无从谈起，秩序是法的直接追求，其他价值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没有秩序价值的存在，就没有法的其他价值。
著作权法是保证各类原创作品有序传播，并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信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制定著作权保护法，就是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搜集、利用信息的行动指南。这个指南在社会上确立起一种秩序，使人们搜集、利用信息的行为有组织、有规律地进行，由此，个人从对秩序的信赖中获得精神安抚，而政府和企业则得到他们孜孜以求的信息使用权，双方的利益都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立法的初衷即是通过立法规范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平衡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建立一个良好的信息利用秩序，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各条款中对著作权人应享有的权益、著作权使用者的合理使用、相关转让合同等具体问题进行详细规定，充分体现出对“秩序”价值的选择与应用。
1.4 效率价值
效率并非法的传统价值，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律经济学的诞生才把效率观念全面导入法律之中，提出法的宗旨是以效率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来分配和使用资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第一章第一条即充分表明著作权立法的效率价值选择，即：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外，在提高解决著作权问题的效率方面，在第一章第八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通过这一条款的规定可以大大提高解决著作权授权的效率问题。
2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我国著作权立法多元价值取向的辩证思考
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自由、正义、秩序和效率诸价值取向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的现象，每一价值取向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其他价值取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系统 论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诸价值取向看作在一个统一的大系统中。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从系统的整体性来看，诸价值取向作为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其性质、功能要受该系统整体的影响和制约。从系统的结构性来看，诸价值要素的结合方式即结构，对系统的功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系统的层次性来看，系统中诸价值要素在系统中具有依次隶属的层次关系，不同层次的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可见，要适度选择自由、正义、秩序和效率诸多价值要素在系统中的最佳价值取向，要把握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并站在系统的角度，权衡诸多价值要素之间的关系、诸多价值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诸多价值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诸多价值要素的层次关系，把诸多价值要素放在活的有机整体中进行分析论证，以寻求系统的最大效益。在这里，系统可特定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研究如何处理好该著作权立法系统中的诸多价值要素的关系，以发挥该系统最大功能是本文要论证的主要内容。
2.1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正义、秩序、效率和自由体现了著作权立法时所遵循的不同价值准则和观念，并且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可以把其看作是在著作权立法这一统一体内部的诸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同一性是指自由、正义、秩序和效率诸价值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斗争性是指自由、正义、秩序和效率诸价值要素之间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
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秩序和自由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作为法的内蕴价值的自由是理性所支持的自由，其所奉行的公式不是“人人想怎样就可怎样”，而是“人人应当怎样就可怎样”，与之相一致，法的秩序有利于公民充分享有其应有的行为自由［3］。其斗争性表现在：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和维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秩序的倾向，秩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自由以维持平衡。例如，为了尊重著作权人的基本权利，建立一个安全的信息使用秩序，必须规范著作权使用者在收集、处理和应用著作权人的原创作品等各个环节的行为，用一定的规则约束著作权使用者的自由。
此外，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秩序和正义价值取向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同一性表现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有利于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法的正义所追求的目标，而离开了正义作为基础，秩序也会失去其维持的根基，难以为继。其斗争性表现在：秩序和正义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人们有时为了秩序不得不牺牲一点正义，或者为了正义，也不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秩序。例如，尊重著作权使用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护其为了科学研究等非经济利益，通过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实现对著作权作品的使用权利，是法的正义要求。另外，著作权作品是信息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也是著作权人的一种智力性的劳动成果，对其实行有效的保护，同样是法的正义要求。但如果过于强调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则形成极少数人垄断的状况，不利于信息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同理，如果过于强调著作权使用者的正义要求，将会使著作权人的正义要求受损，造成信息获取的无序状态，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著作权立法中，不得不限制著作权人及著作权使用者的部分正义要求，以满足有利于信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需求。
另外，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正义与效益价值取向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同一性表现在：只有追求正义的法，才能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一个不讲求效益的社会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为没有了实施正义的物质基础，也不可能维护正义。但二者中间也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效益相对来说，倾向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正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关注的是他人和群体利益；两者从不同的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自然会产生矛盾。例如，正义要求法律赋予著作权人对其著作权作品占有、控制更多的权利，但著作权人享受的权利越多，可供共享的社会信息资源就越少，不利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阻碍各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快速发展。
综上可见，自由、正义、秩序、效率既有同一性的一面，又有斗争性的一面。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既要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从同一中把握对立，要对诸要素进行辩证的思考，要根据实际情况，多角度地或从相反的方向去逆向思维，并且进行“换位思考”，以探析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要全面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斗争性的一面，也要善于调和与妥协，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机制，以达到双蠃的目的，这将是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应秉承的首要原则。
2.2 矛盾及其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原理
矛盾及其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既斗争又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构成事物的发展。斗争性和同一性都是矛盾所固有的基本属性，矛盾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只有在两者结合中才能实现。斗争性和同一性在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作用。有时同一性起主要作用，有时斗争性起主要作用。事物的发展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过程中，要自觉利用矛盾的这两种力量，促使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著作权立法这一统一体内部的诸多价值取向，其所具有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推动着立法向着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不断完善和演变。因此，在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诸多价值取向在同一性和斗争性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要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要权衡利弊，协调差异，化解冲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尽最大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
2.3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是指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性作用，非主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的过程中，对于诸多价值取向的选择要有所侧重，既要坚持有两点的重点论，又要坚持有重点的两点论，要同时看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以及主次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在看到两个方面的同时，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不要把两者等量齐观，更不能主次颠倒。
把著作权立法看作是由诸多价值取向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效率、正义、自由和秩序等各种价值取向作为统一体内部的各种要素，在立法过程中，要注意根据各国的实际国情，区分统一体内部诸多价值要素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分析，以明确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次要方面，从而合理地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策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更加注重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并已深刻认识到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其他价值取向对我国后续发展的危害，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的著作权保护意识也将日益加强，著作权保护将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音符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应把正义、秩序作为著作权保护立法统一体内部的主要矛盾，把自由、效率作为著作权保护立法统一体内部的次要矛盾来权衡利弊，并以又好又快协调发展的大政方针为指导，科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著作权保护法。
2.4 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是一种渐时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是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度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界限。适度原则是实践活动的正确准则。
在著作权立法过程中，对于自由、秩序、正义和效率等各种价值取向的把握上，应遵循量变质变规律，坚持适度原则，平衡各种价值取向的利益得失。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及发展态势也在不断地发展，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各种价值取向将产生一定的质变，应及时判断质变发展的结果，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著作权立法，使之更加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4］。
3 结语
法的各个价值之间在本质上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只有彼此相互平衡、相互促进时方能实现终极目标［5］。价值选择的结果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6］。价值选择的未来倾向，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模式，价值选择要能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注重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7］。笔者认为，自由、秩序、正义和效率各价值取向是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立法之本，诸项价值在不同国情、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献出不同的组合方式，诸项价值在著作权立法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等，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也正是应用辩证法理论视角研究著作权立法的价值选择问题的意义之所在。此外，运用辩证法理论视角研究著作权立法中的价值选择问题，将更有利于保证著作权立法在价值选择上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便于我们更好地均衡自由、正义、秩序和效率诸多价值取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制定出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视角下的著作权法，为保障我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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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立法情况调查 篇6
(一)调查背景及目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指基于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的资源配置活动,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9月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在我国虽早已有之但并不完善。近年来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明确提出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贯彻,公共文化立法工作开始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公共文化立法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领域的热点问题。
本次调查即从中央和地方两个维度出发,主要运用文献法,深入分析公共文化政策法规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公共文化立法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二)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与各地方政府网站以及百度等搜索引擎工具搜集了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54条,各地方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206条。通过Excel统计分析工具对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法规进行了对比。通过归纳分析法将中央和地方的法规进行了分类,使本次调查结果清晰可见。
二、调查结果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将根据此表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具体情况展开分析。(表1)
(一)中央政策法规。本次调查研究共查找了中央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54条,其中地方各省有所对应政策法规35条,地方各省无所对应政策法规19条。这些法规按主题可以分为公共文化服务类、文化遗产类、公共文化设施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及其他共五类。其中,公共文化服务类主要是国家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些宏观政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法规。文化遗产类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的政策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少数民族文化等,物质文化遗产里主要有文物、文化生态区等,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多于物质文化遗产类政策法规。公共文化设施类主要是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场馆和体育设施和广播电视设施等文化设施类的政策法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主要是“农家书屋”和农村文化设施类的政策法规。
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国家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我国重点发展文化遗产领域和公共文化设施领域。文化遗产类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表明我国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复兴。同时,对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视表明我国中央政府注重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对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也是中央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法规文献数为5条,法规多出台与2006~2010年间,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在“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提出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推广农家书屋、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扩大广播电视和电影覆盖面几个方面。中央出台的其他政策法规里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主要有体育健身方面的《全民健身条例》、阅读推广方面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通过表1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出台时间,可以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在2005年以后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逐渐形成完备的公共文化体系。随后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此在2011~2016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出台的较多,并在2015年(“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交接之际)出现最大值。
(二)地方政策法规。本次调查,共查找到我国关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206条,在调查过程中对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法规按地区、主题、时间进行了分类,以下将具体介绍每一分类。
1、按地区分析地方政策法规。随着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地方响应中央的政策法规的同时结合本地特色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其中各省出台的政策法规数量如图1所示。(图1)可以看出,出台文件数量排名前5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为广东、福建、上海、天津、湖北,这5个省多为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且前四名都属于东部省份(直辖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出台政策均为10个,分别为第六位和第七位,这可能是因为内蒙古和青海省属于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中央政府管理力度大,同时也表明这两省积极地响应国家方针政策。通过图1也可以看出,出台政策法规较少的省份为辽宁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吉林省,它们分别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结合表1和图1可以得出,出台的政策法规中,东部地区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为第三位,东北地区位列最后(注:本文中地区划分采用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号的划分办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以下将按地区分析其发文量不同的原因。
(1)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我国的政治中心也位于东部地区,同时中央较为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中央政策法规具有敏感度,更加容易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所以东部地区出台的政策法规偏多。
(2)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其政策法规出台量位于第二位,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为四个地区中省份最多的地区,并且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较多,如内蒙古、青海、云南、宁夏、广西等。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关注较多,西部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步调基本保持一致。
(3)中部地区。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六个省份政策法规的出台量为中等水平,同时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相比省份数量偏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重视程度均低于东部地区,故总体发文量使其位于四个地区的第三位。
(4)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仅有黑龙江、辽宁、吉林三个省份,所以政策法规出台量最少。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政策法规出台量存在差异的原因有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省份数量和国家政策等。
2、按主题对地方政策法规进行分析。为了更加透彻地分析地方公共服务法规,本次调查对其按主题进行分类,分类结果见表1。在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时首先需要将基本的公共文化法规确定下来,所以地区的政策法规中公共文化服务类政策法规出台最多,这表明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积极响应了中央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其次为公共文化设施类,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分别提出要开放和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基层文化服务能力建设。”这主要是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人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地方都相应的出台了关于公共文化设施方面的政策法规。地方公共服务政策法规中,另一类出台较多的是文化遗产类,我国“十二五”规划在创新文化内容形式中提出要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十三五”规划中更是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出要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足以证明现阶段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地方相应地出台的文化遗产方面的政策法规就比较多。相比之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的政策法规出台的相应较少,各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
综上所述可知,在出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方面,地方和中央是保持一致的。
3、按时间对地方法规进行分析。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同时对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在时间上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如图2所示。(图2)图2中地方公共服务政策法规按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86~2004,此阶段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法规政策较少,除2002年出台的政策法规数量为7条外,其余年份出台的政策法规都小于或等于4条。由此说明这一时期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还不够重视。但十五计划中,公共文化服务虽未明确提出,却已有雏形“:把握时代精神,坚持正确方向,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各项事业。加强文艺理论研究,繁荣文学艺术,努力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生产出更多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和青少年活动场所等文化设施建设。努力巩固和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随着“十五”计划的提出,2002年地方出台的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政策法规为7条。
第二阶段(2005~2010年),这一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出台处于发展期,平均每年的政策法规出台数量为8条,主要原因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要逐渐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中央政府在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即各地方政府也在贯彻实施“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共出台11条政策法规,为这一时期最多,随后的几年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第三阶段(2011~2016年),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提出了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而地方各省出台的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政策法规日趋增多,这一时期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出台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且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51条,2016年仅前半年也达到20条。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处于不断发展壮大时期,公共文化服务是现阶段的热门话题之一。
三、基本结论
(一)通过中央政策法规的对比我们发现:(1)我国中央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按主题大致可分为公共文化服务类、公共文化设施类、文化遗产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以及其他类别。目前,国家重点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公共文化设施类和文化遗产类;(2)随着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逐渐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国中央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出台量呈现增长趋势。
(二)通过地方政策法规对比发现:(1)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出台量在地区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东部和西部较多,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偏少;(2)地方政策法规按主题划分后和中央政策法规的类别基本保持一致,地方公共服务政策法规是对中央公共服务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3)随着“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和逐渐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国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出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
(三)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文化服务法规的主题和时间分类上保持着高度一致性。中央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的出台都受到国家规划的影响。
(四)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模式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值得我们学习。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央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按主题、时间、地区进行对比分析,阐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现状及原因。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主题,时间,地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2011.10.
[2]“十三五”规划纲要[R].2016.3.
志愿服务立法 篇7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 完善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其中首要任务。终身教育组织制度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的立法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发展对终身教育组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的提出的要求和长期以来终身教育组织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都表明:研究终身教育组织制度建构的立法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终身学习体现着教育权利的完全性、拓宽了教育权利的外延。在终身学习实施与推广的过程中, 加强了相关制度的各级立法, 终身教育组织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继而组织终身教育组织制度立法, 通过终身教育组织的运行保障终身受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发展终身教育的必经之路。但终身教育涵盖的教育领域十分宽泛, 因此如何对其进行立法亦面临许多困境。我国急需走出终身学习立法困境, 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终身教育组织, 完善终身教育立法体系。
在学习型组织理论中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够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 同时也要善于对自身的行为及时修正, 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学习型组织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管理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彼得·圣吉, 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终身教育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所需要的五项修炼。这也为终身教育组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立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终身学习组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立法路径
(一) 明确终身学习组织的职责与义务
从提升终身教育组织执行力角度出发应当明确规定终身教育组织的职责与义务。终身教育组织在终身教育事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的作用, 所以立法有必要对终身教育组织的职责进行明确规定, 避免终身教育组织不作为的情况发生。终身教育组织进行终身教育活动时最重要职责是负责搭建终身教育服务平台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立法规定终身教育组织行为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责任, 终身教育组织在后续的活动中引导学习者有目标的学习、服务学习者更舒适的学习、监督与贯彻落实政府有关终身教育的系列政策, 通过政府终身教育组织还可以得到财政上的经费投入, 从经济上推动终身教育组织发展。换言之, 政府制定终身教育组织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 终身教育组织提供教育平台、做好终身教育的全程服务, 而具体终身学习的有关活动应由终身教育的真正主体——终身学习者自主学习并自由开展学习后续的实践活动。
(二) 立法鼓励组织内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从提升终身学习组织自治能力的角度出发, 鼓励多元的经费来源渠道, 终身学习组织的经费目前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支持, 由于经费的有限性直接影响到终身学习组织活动的规模和质量, 单纯的政府财政支持或者零散的社会资助都不能够满足现在终身学习组织对发展的需求, 要保障现有终身学习组织的经费来源, 有必要争取更多的政府扶持和鼓励终身学习组织借助市场机制, 利用各种教育项目争取政府拨款或通过政府设立终身学习组织专项经费, 用社会公益活动的方式进行社会筹款, 制定带薪学习制度确保职工的学习以取得相关企业和单位的支持。各项办法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加以规定, 有利于建立终身学习组织经费来源的保障体制, 提升终身学习组织自治能力。
(三) 立法保障公民参与学习的权利和义务
从提升终身学习组织凝聚力角度出发, 应当切实保障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权利, 同时, 进行学习也是一种义务, 有必要培养公民主动学习的意识。目前我国四部有关终身教育地方法规都涉及了公民作为终身学习者参与到终身教育中涉及到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参与学习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地方立法的目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由宪法规定, 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有必要对公民的终身教育权加以具体的细则的规定, 以切实保障公民的这项基本权利。通过地方立法, 明确公民、社会组织及政府参与终身教育的权利, 在社会组织中, 尤其建立终身学习组织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 以终身学习组织为中介, 落实终身学习具体保障公民参与学习的权利的细节。义务是相对于权利而言的, 公民作为参与终身学习的主体, 必须确立终身学习意识, 参与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更新各类知识、更新实践技能、更新教育理念, 公民在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中得以更好地服务与发展社会, 这是作为公民责无旁贷的义务。要履行公民参与学习的义务, 首先要不断增强公民作为终身学习组织成员的学习力。因为, 只有组织成员具有学习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建立的终身学习组织才能够持续提升终身学习组织凝聚力, 不断增强引导学习的能量, 夯实用教育创造中国未来的组织基础。
摘要：以终身学习立法理念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为理论基础, 分析了终身学习组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立法的必要性。从提升终身教育组织执行力角度出发明确规定终身教育组织的职责与义务;从提升终身教育组织凝聚力角度出发切实保障公民参与终身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突出终身教育组织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对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服务, 从以上三方面提出了构建终身教育组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立法的路径。
关键词：终身教育组织,制度建构,立法研究
参考文献
[1]吴安新.建构我国教育的终身教育法[J].继续教育, 2004 (3) .
[2]冯一下.新世纪加强成人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策略[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3, 17.
[3]吴遵民, 黄欣, 刘雪莲.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法律制度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 2006 (6) .
[4]张声雄著.《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上海普及科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志愿服务立法 篇8
一、某省级电大终身学习机构改革
( 一) 精简机构
该省级电大于2013 年幅度精简了管理机构, 本着“规范职能, 明晰责任, 精简高效”的原则, 对机构进行重组, 机构总数由原来的30 个减少到19 个, 减少36. 7% ; 党群、行政管理机构由原来的16 个减少到9 个; 教学、教辅及办学机构由原来的14 个减少到10 个。
( 二) 形成终身教育办学体系
2014 年, 该省级电大积极探索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构架, 以项目培育和直属分校 ( 学习中心) 建设做为重点, 在全市进一步形成终身教育办学体系, 协调发展各类教育。该省级电大具有自身特色、符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工作开始稳步推进, 以项目牵动的非学历培训工作蓬勃开展。
( 三) 教职工情况分析及制度建设
日前, 该省级电大校本部在编在岗人员共计294 人 ( 含初级职称和工勤人员) , 其职称结构如下:
在该职称结构的表格中可以看出该校正高职称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 在学校在编在岗人数为300 人左右时, 正高职称比例仅占7. 5% 。由于目前职称结构是衡量一个单位职工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较低的正高职称比例必将影响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以及教育层次的提升。终身教育公共服务队伍要求有一个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 尤其是师资队伍必须有适应的教学能力、学术能力、管理能力。为此, 有必要从制度上建立适应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发展的有关规定, 2015 年, 该电大新的领导班子从实际出发, 依照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 积极推进有关终身教育公共服务队伍建设的学校章程的制定。学校章程完善了终身教育公共服务队伍建设的有关规定。
二、终身教育公共服务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和学界都高度重视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 学界一直呼吁对终身教育进行立法, 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注重对终身教育的立法保障。我国已将终身教育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并且教育改革者认为要完善我国终身教育立法保障还需完成教育改革计划, 这就为我国终身教育的立法保障奠定了政策性基础。同时, 我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积极的立法努力。总之我国终身教育公共服务立法有以下特点:
( 一) 自今没有终身教育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虽然我国福建省和台湾省立足于本地区的实践经验, 已完成终身教育地方立法。而且, 我国其他省市也正在开展或酝酿开展终身教育立法工作。但相比之下, 终身教育的国家立法工作明显滞后, 我国尚无终身教育的国家立法。
( 二) 终身教育公共服务政策文件相对多, 法律法规比较少。在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出台了诸多行政性、政策性的“规定”、“决定”、“通知”、“意见”, 对终身教育发展进行指导和规划。但这些政策文件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尚有很大差距, 从而也就无法真正体现法律、法规的效力。
( 三) 现有终身教育公共服务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我国终身教育公共服务立法工作刚刚开始, 尚处于初起步阶段, 所以终身教育立法还很不完善, 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大都过于原则性和概括化, 还不够详实; 另外, 这些立法与实际贯彻的情况有很大出入, 可操作性差, 这对实际开展终身教育工作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郭伯农.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
[2]吴遵民.现代中国终身教育论一一中国终身教育思想及其政策的形成和展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志愿服务立法 篇9
关键词：社会服务令,社区矫正,青少年犯罪
从2003年07月1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11年0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以下简称修正案八) 的社区矫正制度首次写入刑法典。这明确了社会矫正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比研究社会服务令在我国青少年罪犯中适用的必要性。
1我国社会服务令概述
1.1社会服务令定义
社会服务令 (community service order) 是指地方法院以判决的形式, 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 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为社会提供一定无偿劳动, 达到服务社会, 矫正犯罪心理, 改过自新的目的, 以完成改造的任务。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 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于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1.2社会服务令国内司法实践
现代的社会服务令一般被认为起源于英国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 其中规定犯罪者至少为17岁必须在缓刑官的监督下无偿地完成40—240小时工作的命令。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西欧国家 (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等) 、澳大利亚以及美国1/3的州, 都引进了社会服务令。针对社会服务令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不断加深加广。
反观国内实践, 我国的香港、上海、河北、广州、深圳等多地已采取一定的方式对社会服务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 尤其在青少年犯罪方面的适用得到了宝贵的司法实践经验。我国香港地区于1984年正式通过《“社会服务令”条例》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我国大陆部分地区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社会服务令的试点。2001年5月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的《关于实践社会服务暂行规定》。2002年7月上海市长宁法院也颁布了《关于实践社会服务暂行规定》等。在我国青少年犯罪领域, 社会服务令适用仍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 但不容否认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1.3有必要针对青少年犯罪特点适用社会服务令
青少年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25周岁实施了有关刑事法律法规规定的犯罪行为。它是一个既包括未成年人犯罪, 也包括部分年轻成年人犯罪的混合概念。青少年的犯罪特点呈现为:性质上日趋暴力化, 动机上具有满足物质欲望的贪利性, 方向上初犯、偶犯成为新动向, 形式上具有团伙性特点, 主体上农村籍青少年犯罪人急剧上升 等。适用社会服务令可以尽量避免在短期自由刑期中青少年交叉感染由 “一面手”变成“多面手”, 磨灭自尊心漠视刑罚由初犯、偶犯演变成常业犯、营业犯并再次犯罪。
2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来看行刑社会轻缓化已成为主流。针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符合刑事的发展, 但它仍然还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 没有明确社会服务令的法律地位。
关于社会服务令的条例、暂行规定具有临时性和区域性, 很难在全国范围取得规范性的统一适用。至今对于社会服务令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试用试行阶段, 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乃至刑罚体系和的地位都没有明确其地位。
(2) 决定主体不明确, 实践中职权交叉, 学理上争议不断。
实践中法院、检察院到底谁具有针对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的决定权引起了广泛讨论。有学者从法院中立精神、程序合法性、和法律社会效果等方面讨论, 提出不鼓励法院签发社会服务令, 而应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机关建议适用, 做暂缓起诉的决定。另有学者从强制惩戒性、检察院不起诉规定和公检法与犯罪嫌疑人地位等方面讨论认为社会服务令不宜由检察院发出, 而应由法院做出。
(3) 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缺乏社区后续管理监督, 容易流于形式。
青少年要给予受害人及其家属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补偿, 并一定程度上得到受害人的原谅, 本身具有悔改表现和回报社会的觉悟才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获得适用社会服务令的机会。而在青少年适用社会服务令后仍然缺乏后续管理监督问题。譬如:缺乏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工作者监督;针对青少年特点的心理矫正未落到实处;社区居民及相关组织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等。
3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的制度构想
在西方, 刑事矫正主要有两种模式:回归社会模式和康复治疗模式。我国的刑事矫正是劳动改造模式, 采用了坚持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社会服务令符合对青少年犯罪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1) 明确社会服务令制度, 进一步完善我国刑罚体系。
从刑罚体系来看, 我国的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社会服务令与短期自由刑和管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它可以单独或者附加的方式对青少年罪犯适用。针对青少年罪犯特点补充灵活适用社会服务令制度, 能够更好的完善我国刑罚体系, 更好的实现刑罚目的。
(2) 检察院法院分阶段、权限签发社会服务令, 其他机关单位配合工作。
一方面, 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由检察院建议签发社会服务令作为暂缓起诉的一种方式。即在审查起诉阶段先由检察机关对可以适用社会服务令的青少年提出建议。该青少年接受则适用社会服务令, 若不同意或者在社会服务令服务期间有严重违反规定、犯罪等则取消社会服务令, 仍然可以对该青少年提起公诉。另一方面, 立案后可以由法院签发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开放性非监禁刑罚。我们应当预见社会服务令试行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空白时期, 注重在青少年犯罪中灵活适用社会服务令制度。法院要保持中立, 通过向最高法院的批示和备案等其他方式保社会服务令在青少年犯罪中的正确适用。
(3) 加强社区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保障青少年犯罪适用社会服务令。
对青少年适用社会服务林应交由检察院犯罪预防部门或政府犯罪预防部门负责, 在社区建设时考虑社会矫正的需要, 结合相关单位和适宜的监督反馈机制, 以避免社会服务令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同时我们应当将社会服务令的知晓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区别于一般刑罚制度, 让社会危害性轻微的青少年以社会服务的志愿者身份去实现社会化、轻缓化刑罚的教育和改造, 更好的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婷婷, 罗鹏.“社会服务令”相关问题探析[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9 (5) :85.
[2]罗大华.犯罪心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230-236.
[3]康树华.当代我国热点与新型犯罪透视[M].群众出版社, 2007:1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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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服务令”不宜由检查院发出少年法院亟待建立[N].中国青年报, 2001-8-20.
志愿服务立法 篇10
摘 要：《立法法》修改之后，我国立法工作将朝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我国整个立法体系都将得到完善和发展。近几年，我国环境立法工作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也借此契机得到调整，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推进我国立法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立法法》；环境立法；环境立法体系
一、将生态文明和公众环境权写入《宪法》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今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将成为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所以，《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应当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样写进《宪法》，作为指导环境立法的根本原则，将现代生态环境理念贯穿到立法活动之中，保障环境立法体系始终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展开。同时，公众环境权也应写入《宪法》。《宪法》将公众环境权作为公众的基本权利写进《宪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公众环境权是基本权利，是基本人权之一，《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对公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所以《宪法》应赋予公众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其次，肯定公众环境权的宪法地位，才可以根据该权利保障公众对环境状况的知情权、环境监管的监督权、环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等等，才能使公众行使环境权不受到阻碍。再次，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立法体系中一项基本原则，公众环境权写入《宪法》将有利于该项原则的贯彻和落实，有利于环境行政监管事务得到有效监督，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后，公众环境权是环境诉讼的基础，只有权利得到肯定，法律才会保障权利的实现，提起环境诉讼才可以真正得到法律的支持。
二、完善《环境保护法》为我国环境基本法
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我国基本法中并不包括任何一部环境法律，没有一部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公布的，使得环境立法体系中缺少基本法，在我国整个立法体系中低于其他部门法体系。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将《环境保护法》完善为我国的环境基本法，提高环境立法体系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地位，重视环境立法在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立法宗旨上，应添加自然资源管理与利用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与污染防治并重；在具体制度上，应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完善防灾减灾与应急处理相关规定、环境诉讼制度、环境税收制度、环境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等等；在基本权利与义务上，应增加公众环境权，与保护环境的义务相对应；在法律适用上，应增加对各环境要素单行法等各效力等级法律文件的冲突解决办法，以及对国际条约、协定的适用。环境基本法应当反映时代性并具有前瞻性，从兼具法律规范性与政策引导性。[1]
三、填補部分领域空白，制定相应的环境单行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空白领域，相关立法与配套法律文件也都还不齐全，为此，我们还需要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计划制定相应的环境单行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存在不少空白，例如，生物安全、遗传资源、土壤污染防治、环境保险、环境诉讼等等。各单行环境法律规定应增强可操作性， 避免立法上的重复和交叉， 应特别注意各单行法之间的协调和互补。[2]随着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亟需补充和修改有关的法律文件，在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应亟需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等；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应亟需制定《生物安全法》、《遗传资源保护法》等等；在环境管理方面，我们应针对各区域、流域、海域等环境管理事务制定相应的配套法律文件，如《区域环境协调管理法》等等；在环境损害救济方面，我们应补充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计算办法》等等。
四、立法要适应时代变化，符合我国当下环境政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立法也要适应时代变化，制定符合当下我国环境政策的各效力等级的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有助于我国环境法治事业的高效实施，也有助于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以前，我国环境政策是经济发展优先，忽视了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性。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断调整环境政策，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转变。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并且坚持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环境政策的变化，对环境立法体系也有一定的变化要求，各效力等级的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将基本原则调整为保护优先原则，对污染者的处罚也加大了，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这些都是在我国环境政策的调整下进行的变化。另外，我国缔结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条约、协定，这些条约、协定也会对我国的环境政策产生影响，对这些条约、协定在我国的适用也亟需相应的配套文件，健全履行国际条约、协定的法律法规，积极遵守和履行我们的环境保护义务。为此，今后我国环境立法应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我国不断调整的环境政策，保证环境立法体系的不断更新。
五、地方立法权的行使要有所要求
《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予以扩大，同时也对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也要做出一定的要求。首先，要按照授权范围予以行使立法权，设区的市、自治州应在《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进行立法活动，不能超出法定范围。其次，各地方立法机关应结合地域特色，抓住本行政区域内亟需解决的问题，有计划、有重点的进行环境立法。再次，地方立法机关应重视环境保护，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不能牺牲环境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环境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保护；又次，地方立法机关要避免行政干预，不能一味地依靠行政管理来处理环境事务，要对行政机关的环境监督职责、环境处罚等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政府规章、单行法规的制定进行立法监督。最后，对于上位法要求地方立法作出细化、具体规定的，地方立法机关应抓紧完成，并且保证规定的可操作性；对于涉及地方环境标准的，地方立法机关应予以完善，并且要按照国家统一标准的规定，只能严于国家标准不能松于国家标准。
参考文献：
[1]高利红，宁伟.《从立法体系性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曾文革，张婷.《小康社会视野下中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完善》，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