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顽童的超现实梦想（精选七篇）
现实顽童的超现实梦想 篇1
Oculus Rift头带显示器
这款看似有些笨拙的Oculus Rift头戴显示器, 专为游戏爱好者开发, 内置的陀螺仪可以根据用户的动作控制视角, 提供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另外, 它还创新式地内置了两个目镜, 更加符合人眼的工作原理。
谷歌眼镜
很显然, 谷歌眼镜是目前最接近于科幻电影的可穿戴设备, 令整个科技行业都感到兴奋。通过微型投影仪和语音功能, 你几乎可以使用谷歌眼镜做任何事情:导航、上网、拍照、使用App……当然, 我们希望它的外形设计可以更时尚、更接近于普通眼镜, 同时也期待零售版的价格能够更贴近普通用户。
手指阅读器
对于视觉上有障碍的人来说, 手指阅读器是很有用的产品。它由机体和耳机两部分组成, 在酷似指甲套的顶端, 设有微型的指尖扫描仪。当残疾人士用机体触碰商品时, 它会感应并扫描条形码, 获取的信息会通过耳机传达语音播报。如此一来, 用户很容易就能知道产品的简介、价格、材料等信息。
空中飞车
空中飞车比普通的汽车大不了多少, 但它能在30秒的时间内展开机翼, 并达到每小时115英里的飞行速度。机身为聚碳酸酯材质, 挡风玻璃并非普通的安全玻璃, 以避免鸟类撞上玻璃引起碎裂。其轮胎也要比一般车辆大得多, 以吸收着陆时的冲击。
喷气背包
喷气背包由一对包含推进风扇的气瓶构成, 并被连接在一个可以自由站立的碳纤维框架上。飞行员只需穿上这套装备, 然后使用两个无线摇杆便可控制飞行。
Jawbone UP健康手环
Jawbone UP健康手环是目前最流行的健康监测产品之一, 外形设计时尚且充满活力, 拥有多种颜色可选。你可以通过手机App与之同步来实现睡眠、运动监测, Jawbone UP还具有智能闹钟、闲置提醒等丰富的功能, 帮助你改善作息习惯。这款产品在国内也有行货销售, 售价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 能够获得完整的保修服务。
手势识别设备
只须把微型金属棒置于键盘和显示器之间, 就可以让人通过挥动手臂来控制计算机。这款设备的精确度极高, 可提供细节详实的手写识别, 精确的捏拉缩放和各种直观的手势。不需要站起来, 动作幅度也不必多么夸张。
Pebble智能手表
“8000万目标”的梦想与现实 篇2
2009年是中国的“3G元年”。2010年1月中旬, 工信部公布的“2009年我国3G发展总体情况”显示, 截至去年11月底, 我国3G用户规模达到1307万, 预计去年全年3G用户超过1500万户。
而这一结果显然低于去年年初的预期, 比如中国移动在3G发牌时曾表示, 2009年将发展1000万户TD用户, 但到11月全国的TD用户数为230万, 仅为目标的1/5。随后, 中国移动不得不把去年全年的TD目标用户调低。
尽管如此, 2009年底, 上海证券公司对于2010年我国3G用户发展量仍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8000万。其研究报告称, 参考日本3G用户的发展速度, 我国3G用户发展初期大概需要16个月左右, 在2010年底我国的3G用户有望达到8000万户, 进入规模发展阶段。
中国移动CEO王建宙在1月13日召开的2010年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会提前完成TD部署, 今后两年的规划将会在2010年完成, 即提前一年时间实现TD用户达到5000万的目标;而中国电信王晓初的目标是2010年电信用户要达到1亿, 其中3G用户4000万户;中国联通2010年目标力争月销售3G产品100万户以上, 2010年3G用户会达到2000万户。
如此看来, 我国在2010年实现3G用户8000万的目标是势在必得。但真正能否实现, 我们还需听听用户的观点。春节期间, 本刊记者在全国已经开通3G服务的各省深入调查, 从用户需求、3G资费、业务应用、终端销售、网络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种种结论显示, 运营商要想实现2010年3G用户8000万的目标, 还需好好下一番功夫。
需求:围绕用户需求, 3G提升空间大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 在我国已经开通3G服务的各大中城市, 不管是3G用户还是非3G用户, 目前对于3G的知晓度已经较高, 但用户对于3G的需求, 却远没有知晓度那么高。
“我知道3G, 但目前还没有需求, 原来的手机就足够我用了, 而且原来的手机号用了很多年了, 我不想更换新号。”安徽省芜湖市一位手机用户告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有很多用户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他们平时使用的都是基本功能, 如语音、短信、手机上网等。
目前地方上使用3G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诸如“全球通”等运营商大客户, 对他们来说价格不是障碍, 优质的服务和全面的业务是他们最需要的;而另一类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多数愿意主动去接触新事物, 追求时尚、新颖、乐趣和便利。他们认为, 例如无线音乐、手机游戏、移动电子商务等3G业务是最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可见, 此类业务具备很高的成长性, 应当得到运营商的重视。
而目前运营商对于3G业务应用的创新想法还始终跟不上用户的实际需求, 除了上网外, 似乎勾不起年轻用户的更多兴趣。
上网卡和无线座机方面, 多通过套餐打包和促销活动推向用户, 从而吸引了一些对于资费较为敏感的用户。另外在上网卡套餐中, 用户表示提供的漫游时长太少, 而这些上网卡的用户往往又是有较大漫游需求的, 因此多数用户很不认同这种套餐方案。
可见, 3G提供给用户的应是网速改善带来的更多业务和便利使用, 而不能被现有的套餐设计削弱其特性。记者调查所涉及之处发现许多用户已经完全习惯于手机上网看小说、资讯, 玩游戏等休闲方式, 但他们不满足于目前的3G手机套餐——上网相对于通话仍处于附属地位, 包月流量太少。
资费:终端、视频资费高, 用户观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3G资费偏高仍是制约用户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业务资费还是终端资费, 都让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望而止步。
“我觉得联通的iPhone很吸引人, 功能强大而且时尚, 但是要一次性支付好几千的费用, 我还是等等再买吧。”一位用户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向记者坦言。如果采用分期付款的方法, 此用户表示他会考虑购买。
移动推出的TD无线座机在全国各地的销售都异常火爆。记者现场采访北京某营业厅充值领取无线座机的用户时, 他告诉记者, 月租和资费很便宜 (月租10元, 市话0.12元/分钟, 长途0.22元分钟) , 低资费是吸引他购买TD无线座机的原因所在。
而对于3G手机业务资费, 一位河北省联通WCDMA用户告诉记者, 自己使用的是“96元套餐系列”, 包括240分钟国内主叫, 300MB国内流量, 10分钟视频主叫通话, 超出部分通话按0.15元/分钟, 超出视频通话按0.9元/分钟。截止到月中旬, 已经基本达到了月底限消费的通话使用量 (仅指语音通话时长) , 但是由于较高的资费, 手机下载和视频通话基本上没有使用, 因此“96元套餐计划”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陕西省榆林市一位3G用户告诉记者, 当地的“一人享3G亲朋得实惠”活动很受欢迎。3G用户可选择2G新入网用户或网上老用户作为子卡, 子卡享受话费补贴, 最多可享受40元/月, 在所选3G套餐的基础上加3元/月, 又可享受3G和2G子卡之间本地互打免费。因此, 他给自己买了张3G号, 为的就是与家人的2G号码绑定享受低资费通话。可见, 低廉的资费仍是消费者的首选, 对于目前较高的3G资费还有较大幅的下降空间。
论“冯氏春晚”的梦想与现实 篇3
冯氏符号开启创新模式
冯小刚, 中国内地导演, 作品风格以喜剧商业片著称。做美工出身的冯小刚从贺岁片《甲方乙方》一鸣惊人, 从此占据贺岁片最卖座导演之位, 有“冯氏电影一出, 全民必狂欢”的景象。从他过去的电影和言行中不难发现冯小刚从骨子里具有忧国忧民的草根情愫和怜悯之心。在生活当中, 这位大导演善良率真、火爆性格实际上有点不适应弘扬全民同乐的春晚。马年春晚走的就是接地气的平民路线。从春晚开场短片《春晚是什么?》来看, “春晚就是喜庆热闹”、“春晚就是团圆”、“春晚就是吐槽”……冯小刚将中国人的年味儿和年三十团聚的欢乐和感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深深融入接下来的欢乐聚会中, 最后回归了答案“春晚—就是想你的365天”, 一份感动和亲切涌上心头, 将中国人传统的亲情意识和民俗文化情到自然处的流露出来。这是前30年从未有过的, 它改变了主持人拉开晚会的传统, 大多数观众表示开场短片贴近了与他们心的距离。
从主持人阵容来看, 组合新颖丰富, 四位央视主持人搭档演员张国立, “老”配“新”, “主持人”配“知名演员”, 这无疑是冯氏的精心酝酿。从主持风格来看, 贴近生活平易近人, 主持风格风趣幽默, 从节目编排来看, 歌舞歌曲、戏曲杂技、小品相声、魔术舞蹈……样式丰富, 形式多样, 尽可能满足大众口味需求。而马年春晚舞美设计也返璞归真, 遵从节约办会, 铺满地面的红色地毯以及挂在舞台四周的大红灯笼, 唤起了怀旧复古之情, 整台晚会洋溢出一份亲民平民的冯氏符号。体现的是冯氏的独特味道和创新的梦想。
繁荣的娱乐消费成为现实制约
冯小刚曾说:“导演春晚, 有时我们解决了问题, 有时我们被问题解决, 大概只有导演不被问题解决时, 春晚创新才有可能。”话中能感受到他对春晚创新的竭尽全力, 同时也读出了春晚创新中的许多无能为力。晚会不仅展现全国各民族繁荣昌盛, 团结和谐, 还要涉及国粹等传统节目, 又要宣传当下国家政策, 展示国家一年成果, 宣扬道德模范, 致敬军人, 温暖底层, 抓住受众身份归属感和精神安全感。小品依旧没有脱离“小人物的精神胜利或自我矮化”的传统模式, 很多笑点和段子也早就出现在网络上。
新媒体时代带来了互联网技术的发达, 受众眼界逐渐开阔, 国内娱乐产业的繁荣, 受众文化消费的提高, 民众处在信息丰富的新的传播环境下, 各地方卫视推陈出新, 引进吸收国外优秀节目, 受众在新媒体时代体验着娱乐的快感, 享受其中, 欣赏眼光抬高, 对文化的需求多样, 对节目的要求增高。流行音乐、地方春晚、贺岁档、影视精品都集中在春晚黄金时段推出, 给春晚这种艺术传播形式带来严峻挑战和竞争压力。过去的春晚中呈现很多经典, 一经呈现变成永恒, 它具备制造流行文化的能力, 而如今当我们听到春晚中的一句小品台词时却有out的感觉, 这正是春晚收视率日益走低的根本原因。
面对着不同阶层的13亿中国人, 每年的春晚已经无法众口难调。加之新媒体时代下迅速成长的受众, 成了制约春晚最残酷的现实, 受众的欣赏趣味和观赏意识只能在专业化的电视节目中得到满足而不是仅仅在一台大众晚会上。娱乐消费成长了受众却杀死了春晚观众, 娱乐化消费还将继续, 那么春晚还会继续吗?
民族是春晚情结的根基
2014年马年春晚在创新的梦想中仍然无法逃脱现实的压制, 但正如演员吴秀波所说:“要在同一时间娱乐所有人, 很难。”也像商人马云所说“对春晚的批评就意味着对春晚的关注。”春晚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现象, 成为中国特有的民俗, 在国人心中已经形成一种不能割舍的“情结”, 站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下, 我认为“春晚情结”是基于一种民族文化理由, 这个理由中, 春晚的外在形式要远远大于其所表现的内容。
美国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了一原创性观点:民族, 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y) , 是一种“心理事实” (Psychological Existence) , 春晚在特定的时间充当了“中国”、“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载体, 使“中国”、“中华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过程。这一种“想象共同体”依靠春晚得到具体落实。
如唱响于春晚的张敏明《我的中国心》, 就用语言做媒介, 以歌曲为形式, 让观众在民族形象中感受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借助这一理论支撑, 我们可以认为“春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搭建了一个“心理事实”的虚拟化平台。今天观众欣赏春晚即便已经不能满足视觉和精神的需求, 但是能满足更深层、更隐蔽的心理需求:寻找归属和认同。
在这个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娱乐化消费时代, 春晚就是一台晚会, 本意不再看节目, 而是享受血浓于水的温情, 它能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 是一个民族发展文化的纽带。在除夕的夜晚, 联欢是它最大的价值, 娱乐消遣是宗旨, 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春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化品牌, 对春晚的品评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影像呈现或文字技术, 它的背后写着对民族团结与民俗文化的怀想、喟叹和希冀。
摘要：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全球华人的“年夜饭”, 被誉为“国家文化工程”, 是中华民族辞旧迎新、团聚守岁的必不可少的文艺形态。2014年马年春晚, 央视第一次启用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为春晚的总导演。本文将从“冯氏符号”开启马年春晚的创新模式着手, 分析“冯氏春晚”有哪些现实制约并阐释在文化繁荣的新媒体时代该如何看待春晚。
媒体融合的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篇4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独有价值及存在逻辑
科技进步始终是现代传媒业发展的原动力,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都是伴随着商业轮转机、彩色印刷、电子影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等科技创新应运而生的。在传播技术及媒介形态的一百多年发展历程中,所谓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1]只是一种极其粗疏、相对、动态的分野和归类,二者之间从来没有一条泾渭分明、固定不变的界限,任何一种媒体诞生之初都曾是新媒体,当一种更为先进的传播技术及媒介形态产生后,原来的新媒体就变成旧媒体,被归入“传统”之列。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定
从当下媒介格局和业界约定俗成的认识来看,“传统媒体”似乎更多地是一个习惯性称谓,主要是指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传播介质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活动的媒体。而“新媒体”则有相对确切的概念,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目前国内对新媒体的理解通常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媒体形态。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媒体的主体就是互联网媒体。
(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
一是技术支持不同。
正如现代造纸工业和印刷技术孕育了纸媒体,电磁波音频技术催生了广播媒体,现代电子音视频技术造就了电视媒体,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比以往任何传播技术和媒介形态都更为先进、强大和具有兼容性、综合性,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具有全天候和全覆盖性的特征,在产品、运营、服务及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
二是传播特质不同。
传统媒体的传播特点是“一点对多点”或“点对面”的单向式传播,互动性弱;囿于版面、频道、频率空间资源和成本的制约,相对封闭,只能提供较为标准和统一化的信息,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代表精英传播意识,体现等级观念等。而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是“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传播;内容与平台无限大;交互性、即时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等。最重要的是新媒体能够把读者和受众变成用户,运用相关技术和软件来分析用户习惯及偏好,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信息,进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信息和娱乐需求。
三是角色定位不同。
我国的传媒业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及喉舌功能,党报、广播、电视媒体早已被纳入社会政治体制构架,成为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构成“部件”,其市场化、产业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体制及政策的庇护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豁免权”;在当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的传播格局中,党报、广播、电视媒体是高度组织化、重装备的“正规军”,居于主流、主导地位,牢牢占据着时政新闻主平台、主渠道的高地;其内容选择标准、制作规范、价值构建和社会地位方面已经形成了能够满足社会普遍性、共同性需求的价值认同,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而新媒体一开始都是体制外及市场中野生的,内容生产、传播价值构建远远达不到传统媒体的高度;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在信息的外显特点和内在价值上常常表现为多向、混乱、盲目、杂芜、矛盾、无尺度、良莠不齐等,且容易被某种社会力量操纵;原子式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是网络空间的散兵游勇,虽然无处不在,却是一盘散沙。
四是运营模式不同。
传统媒体的价值链包括内容生产、发行(播出)和经营三个关键环节;商业模式主要是“两次售卖”模式,即将内容产品第一次售卖给受众获得媒体影响力,再将媒体影响力二次售卖给广告主,进而实现内容及媒体的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盈利模式主要靠广告收入,报纸广告一般占比60%以上,绝大多数广播电视台的收入也主要依赖于广告,发行、版权、增值服务等收入只是零头。互联网新媒体的价值链及商业模式是基于内容、海量用户群的基础业务,通过搭建大型平台进行资源协同、价值挖掘并向增值服务业务延伸;盈利模式主要是广告、深层次信息服务等增值业务、流量分成和用户数据售卖等,如新浪的广告收入占比超过60%,腾讯和网易的网游等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分别达到60%和90%。[2]此外,针对特定高端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分层信息服务的市场前景也很广阔。
(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存在逻辑
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每一种媒体形态在技术支持、功能禀赋、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长期形成的受众个性化需求及社会共性需求,构成了其存在的独有价值及市场、社会依据。即使理论上有一种媒体能够集所有媒体之大成和对公众实现全功能综合覆盖,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或消灭其他媒体。如电视媒体曾是上一轮传播技术创新的集大成者,当年曾取代报纸、广播坐上传媒业的头把交椅,却未能消灭报纸、广播一样,互联网新媒体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正如纸媒人所说的:“纸将死,报永存!”这也是传媒业技术与业态创新独有的特征,即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没有取代以往的媒体形式,而是丰富了媒体业的品类和表现形式,延伸了产业价值链,扩大了传媒产业规模。而且,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概念及边界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二者接壤之处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其各自的范畴和内涵也永远处于此消彼长不断更新状态。随着传播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加快,特别是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有些新媒体甫一出生就变老了,如有人预言微博“还有五年活头”,就像它超越博客一样很快会被新的传播介质所超越。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及新兴流媒体都会在传媒格局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创新求变中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态势。
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广义与狭义阐释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说法由来已久,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提出,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国内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交流以及融合的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开办官网、微博、微信、客户端在传统媒体“母板”上嫁接各种互联网技术及应用工具,实际上是以应用者或用户身份对互联网平台及业务的单向式进入;二是在传统媒体之外另建新媒体平台,却被置于传统业务运作体系之外。这两者都离“融合”差得很远,“结合”、“复合”、“合作”、“关联”、“进入”等词汇的意义对应一部分事实,且更有确指性。现实语境下的“媒体融合”内涵丰富,外延辽阔,应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进行把握和阐释。
(一)广义的媒体融合
广义的媒体融合是个宏观战略层面的大概念,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社会、行业的高度来认识,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一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媒体融合是互联网时代经济信息文化一体化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和传媒现象。互联网是系统性、整体性的革命,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底层架构和操作系统,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媒介传播方式,打破了原有信息媒介行业界限和媒介传播格局,还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未来的社会各领域都是“互联网+”的标配模式,互联网技术下的传媒业也会成为整合配置各种社会资源、链接融合社会各领域各行业以及重构社会生活的标配架构,对加快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互联网不是一个行业,它更像一种基础设施,一种支撑社会的全新技术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重新结构社会的方式和力量”。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现有的一切:从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则等等”。[3]二是从产业角度来看,如今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种传统媒体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及各种新平台、手段、终端实行全媒体传播过程中,已然打破了各种新老媒体以及信息、文化、传媒产业的界限和业务运作模式,使整个传媒产业的要素、产品、受众、市场及产业链渐趋一体化,也使传统的传媒产业、电信产业和IT产业融合而成综合性的信息传媒服务业,同时还能够与文化地产、商业零售、金融、旅游等各种产业领域实现更大的融合,形成许多新的产业蓝海及商业模式。三是从传媒业来看,媒体融合是在互联网技术及新平台框架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媒体界限的模糊,并从传播方式、业务形态、资本结构、价值体系及产业链等方面重构全新的现代传播体系。2014年8月举行的第2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BIRTV)及第二届中国台网融合峰会上,风行网提出了“融媒体”的概念,还引入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多家传统媒体合作伙伴打造“新一代视频”,以及进行的内容生产及出品方式创新、渠道互动传播和资源整合营销,“融媒体”被业界肯定为已具备的雏形。有学者认为,“融媒体”也是未来媒体融合的一种基本形式。
(二)狭义的媒体融合
狭义的媒体融合是站在传媒主体角度去看的微观操作和战术层面的概念,主要是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平台、要素、运营等方面发生的关联、交集及融合,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一是媒体融合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多年来媒体界的媒体融合实践以及对媒体融合的理解,基本上是站在传统媒体角度的单向式思维及做法,以我为中心地把互联网新媒体当作延伸传统媒体价值链的平台、渠道及手段,甚至把互联网新媒体当作传统媒体的副业及附庸。此番“媒体融合新政”和以往有关政策都向传统媒体倾斜,积极鼓励传统媒体以各种方式建立新媒体机构或开展新媒体业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网络视频、即时通信工具等新媒体日益严格的管控,更不允许新媒体进入传统主流媒体的领地。如果新媒体要进入传统主流媒体而皈依于正统,也只能采取被主流媒体收购、控股等“招安”方式,风行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13年8月,SMG旗下的百视通以3.07亿元收购风行网54%的股权而将其纳入麾下,成为兼具传统主流媒体的优质内容生产能力、品牌影响力和新媒体传播技术、渠道、平台及海量用户的广电系视频网站。二是媒体融合要靠市场行为。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新媒体形态都是新传播技术与新的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在新媒体平台全开放和有关技术、设备、要素完全市场化条件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相互进入对方领地,不论采取合作、入股、整体收购和新建等何种方式,都是基于其自身发展需要在有关政策法规框架内风险自担的市场行为。传统媒体开展新媒体业务时,虽能得到政策的祝福,享受诸多政策红利,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得到市场的祝福与用户的认可,不能过度依赖行政手段搞一窝蜂式的“新媒体大跃进”。三是媒体融合是从理念、流程、渠道到制度的脱胎换骨。互联网是全开放的媒介平台,新老媒体融合的前提是拆除体制栅栏、部门栅栏和行业栅栏,不能用办传统媒体的套路去办新媒体或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必须从理念上树立互联网思维,从流程上解决采编发(播)环节的台网、报网“两张皮”问题,从渠道上有效整合各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从制度上建立现代传媒企业治理结构及运营机制,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为一体,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和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进而重塑一个全新的现代传媒系统。
三、融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范本?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将传统媒体逼到了转型图存的关口。目前业内外已达成普遍共识,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顺应新媒体崛起的潮流,推进新老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以来,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在国家有关政策激励下,汲取以往媒体融合实践的经验,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媒体融合的探索,并提供了一些创新性理念和范本。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风行网提出的“融媒体”概念和《光明日报》实施的“融媒体战略”[4],《扬子晚报》打造的扬子融媒体,还有上海报业集团于2014年7月22日正式上线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客户端。较以往的媒体融合有所突破的是,风行网、《光明日报》、《扬子晚报》着力于“融”的操作,努力消除传统媒体(台、报)与新媒体(网)之间的鸿沟,并摸索出“台网融合”和“报网融合”的新模式;而“澎湃新闻”的定位是互联网时政新闻媒体,也可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报网融合”,作为上海报业集团改革后的第一个成果,似乎要为“互联网主流媒体”率先提供某种新范式。这一系列“融媒体”范式的特点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五个“新”:
(一)新闻
不论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融二者为一体的融媒体,新闻都是其主业和凸显传媒功能的本质属性。对传统主流媒体来说,通过推动新老媒体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将强化新闻属性、发挥喉舌功能、弘扬主流价值作为第一要义。《光明日报》与光明网打造的融媒体,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新闻视野、文化视角、思想深度、理论高度”、“知性、理性、责任”等理念和原则,突出思想理论文化特色,以“可读、可信、可用”为发展目标。“澎湃新闻”的总体定位是“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向都市中高端人群推送原创的、互动的、严肃的、有思想和价值观的原创新闻和政经类新闻产品,并宣称要成为“中国时政新闻第一品牌”。其产品定位是:新闻追问、新闻跟踪、最便利的分享、清晰简洁的内容架构,49类独具网络特色的专栏无不涉及民众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很多属于敏感事件。
(二)新媒体
融媒体本质上是一种新媒体形态,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媒体,而是兼容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优势要素、主流价值观和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具有新价值、新效应的“新型主流媒体”。如风行网打造的“新一代视频”,通过“台网融合”打通SMG的TV、百视通的IPTV、风行网的三方数据库,形成多屏无缝衔接、内容统一出品的全平台及全媒体传播,既不同于一般的市场化视频网站,也不同于电视台节目“搬运工”式的内部网,而是一种拥有全新的产品形式、内容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服务模式的新媒体模式。《扬子晚报》的融媒体,从扬子晚报网PC版、手机版、扬子晚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APP,到扬子晚报云电视、扬子晚报有声电台……不断延伸内容服务,打造出全新的媒体形态。“澎湃新闻”从项目策划、版式设计到上线运作都贯穿了互联网思维,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方便用户参与、满足用户个性化的要求为出发点,已全面覆盖网页版、客户端、Wap网页版,开通了微博与微信账号,形成了对网民及网络信息传播关系的全覆盖,堪称名副其实的主流新媒体。
(三)新生产方式
融媒体从采编发(播)流程、内容版式转换等方面对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进行了改造,既注重于发挥传统媒体在深度报道、评论、思想理论、主流平台“授予社会地位”[5]、品牌等方面的多种优势,又能充分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及手段,以满足新平台对内容的海量需求和用户多层次、个性化的细分需求。《光明日报》成立了“融媒体中心”,根据新闻事件的特点、过程来确定报道方式、调动采编资源,在抢第一落点的同时形成适合多媒体传播的内容版式及系列融媒体产品,汇成新闻流,将分散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部门、环节的内容资源、采编队伍、采编发流程、产品形态、传播渠道、技术解决方案、市场对接等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光明网还研发推出了新闻客户端“光明云媒”和“云端读报”平台,将自己的新闻内容发布到移动互联网上。“澎湃新闻”把专业新闻团队与网民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和开放式新闻聚合平台,并积极探索成为“中国第一个新闻问答产品”。澎湃APP设计了“提问”和“跟踪”两大功能,通过帮助读者发问和便于读者对感兴趣的主题及相关内容进行长期跟踪阅读,让媒介与读者互动,分辨真相和谣言,并将核实结果实时更新,顺应了传播技术发展的潮流和未来时政新闻生产运营的趋向。
(四)新制度
媒体融合发展不仅需要进行技术升级、平台拓展、内容创新,也需要对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作出深刻的调整和完善。《光明日报》成立的“融媒体中心”,是一个集报纸、子报刊社、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手机报、室内外信息屏等各种发布渠道为一体的新闻报道加工基地,也是实现“报网融合”的一种扁平化组织机构模式。“澎湃新闻”项目按照现代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模式,设置公司的组织机构、产权结构、分配制度、激励机制及管理制度,做到了新项目新机制。特别是核心管理团队持股的股权激励制度可以说是重大突破,让每个核心团队成员都“当家做主人”,对传统主流媒体深化内部分配激励机制改革和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
(五)新运营模式
媒体融合不仅是市场融合、受众融合、服务融合,融媒体产品日益多样化和市场外延不断扩展,必然会导致传媒运营方式、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的变化。风行网、《光明日报》、“澎湃新闻”都在积极探索卖内容、卖广告、卖服务的多元盈利模式。《光明日报》实行融媒体战略后,其收入构成中增值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的占比正在不断提升,形成了与广告收入齐头并进的态势。“澎湃新闻”项目从策划到上线运作,走的都是比较典型的互联网产品营销路线,主要通过优质原创内容吸引流量,靠海量用户来获取广告收入,同时面对窄众人群,探索以高度专业化的内容和精准服务获得用户付费收入。
摘要：本文从厘清传统媒体、新媒体的概念入手,对两者的独有价值及存在逻辑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媒体融合的广义与狭义概念,对媒体融合的意涵、方法及范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媒体
注释
1[1]关于“新媒体”,还有“新兴媒体”、“新型媒体”的称谓,在目前业界学界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及文本表述中常常被混为一谈。严格意义上讲,“新媒体”、“新兴媒体”、“新型媒体”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新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意涵较为接近,在现实语境中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新媒体”的外延最为辽阔,为业界学界常用,而“新兴媒体”主要出现于官方文本中,“新型媒体”的概念则更为狭义。本文为论述方便,将“新媒体”与“新兴媒体”这两个概念统一为“新媒体”。
2[2]郭全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比较研究.人民网—传媒频道.http://media.people.com.cn/GB/137684/13045279.html.
3[3]喻国明.未来的世界离不开传播学.新闻与写作,2014(08).
4[4]央媒跟风融媒体成传媒界年度最火词.光明日报,2014-10—25.
让梦想照进现实 篇5
劳动美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和表现出的美, 它使人们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以及才能、智慧、品格、意志、情感等本质力量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生产劳动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创造了美, 劳动首先使劳动者自身成为审美对象, 同时使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劳动场面、劳动产品成为审美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已成为一种需要,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劳动本身的美。
劳模价值
劳模是劳动者的优秀代表, 劳模的价值充分体现了劳动的价值。劳模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战胜平庸, 在艰苦劳动中锤炼人生, 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创造了影响中国的时代价值。劳动模范是时代的标杆, 劳模精神是宝贵的财富。从时传祥、王进喜, 到倪志福、郝建秀, 从马永顺、李素丽、王选、袁隆平, 到王启民、李斌、许振超、郭明义等, 每个时期的劳模, 都是时代的精神符号和力量化身。劳动模范从过去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 到知识分子、农民工、私营企业主活跃其间, 在劳模的结构不断变化、队伍不断壮大的背后, 是劳动内涵的不断拓展, 劳动理念的日益革新。随着时代的发展, 劳模还将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和元素。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创业者, 无论是比表现还是比贡献, 无论是讲精神作用还是讲经济效益, 劳模的核心价值都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那就是对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在新时期和新的形势下,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意义更为凸显。
劳动价值体现社会价值, 劳模精神引领时代精神。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先进模范人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树立起一座座永远的丰碑。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人民的楷模;他们以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的劳模精神。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尊敬劳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努力形成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营造鼓励、支持人们干事业并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就是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 努力形成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时代新风, 使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模范的精神发扬光大, 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保护和调动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让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包括劳动模范共同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
与时俱进
或许有人以为, 劳模都是些不顾身体、不顾家庭的“工作狂”。而事实上, 劳模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只是把对家人、对亲友、对生活的热爱, 融入平常的点滴工作中, 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为家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营造更好的环境。他们也许没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没给儿孙留下多少钱财, 但他们却用实际行动为大家、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物质财富, 留下更多精神馈赠, 他们也因此赢得更多理解, 收获更多尊敬。学习劳模, 不在于如何惊天动地, 而在于把劳模精神所蕴含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贯穿到工作、学习的每一个环节, 踏实勤奋、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研室主任赵锦山说:“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 走的是重工业发展优先的道路, 当选劳模的首要标准是必须具备‘老黄牛’精神。如‘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宁肯一人臭, 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等。”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90年代,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偏重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如国有企业的领导者、私营企业主, 他们在经济大潮中发挥聪明才智, 做出了突出贡献, 往往成为劳模的候选对象。
在21世纪的今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工作更讲究效率, 更讲究技术。“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提倡, 但已不再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关键指标, “科技创新”“对事业有突出贡献”成了人们评价劳模的首要标准。“这种变化, 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 使得人们的劳动价值观有所改变。但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每个时期, 应该有一种能够统领全体成员的劳动价值观, 即主流劳动价值观。”赵锦山如是说。
无论社会文明进步到哪种程度, 无论财富积累到何种地步, 我们都要学习和弘扬劳模精神, 广泛宣传劳模的先进事迹、优秀品质, 让劳模精神始终成为引领时代的价值取向, 永远成为我们永不褪色的骄傲。
圆梦中国
中国梦的实现, 首先要靠勤奋劳动,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伟大品格的集中体现。勤奋劳动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品质,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黎明即起, 洒扫庭除”, 是劳动者最基本的优秀品德。在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上,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载人深潜等重大突破,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赛事, 定格的都是工人阶级勤奋劳动的身影, 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 只要通过辛勤劳动为社会作出了应有贡献, 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者。更为紧迫的是, 面对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实体经济萎缩的势头, 尤其需要大力倡导勤劳创业、实业致富, 为国家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梦的实现, 还要大力倡导诚实劳动, 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人阶级职业道德的重要根基。诚实劳动是职工职业道德的根基。党的十八大提出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责任。我国工业战线上先后涌现的铁人精神、“三老四严”等优良作风都诠释了“诚实劳动、诚信从业”的丰富内涵。更为重要的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是“天上掉馅饼”, 不能靠投机取巧和弄虚作假, 只能靠广大劳动者脚踏实地的劳动, 否则再美的梦想也只能沦为“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梦的实现, 更要不断提倡创新劳动, 这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充分说明随着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创新劳动对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越来越大, 已成为一个国家最有力的竞争武器。创新劳动不仅对推动国家和企业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 同时, 它与普通工人、企业管理人员、创业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都密切相关, 通过创新劳动, 众多普通劳动者由“蓝领”向“白领”“金领”转变, 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人价值, 从而为实现体面劳动创造了可能。
跨境电商:梦想照进现实 篇6
对跨境电商来说, 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及时的送达、更安全的保障体系是不断获得用户的基础, 但很多时候, 由于涉及“跨境问题”, 却不得不遭遇与海关、质检等行政监管部门的利益冲突。尽管政策红利不断, 先是《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时隔不久又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 但显而易见的是, 这些偏向大政方针的鼓励性的价值取向, 目前来看还有待进一步落地。
对于从事跨境电商的实务性企业来说, 很多具体性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我国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
问题之一:用户跨境购买需要提供身份证的问题。
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网络购物, 按照海关的规定, 用户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以及银行卡号进行备案。但是, 对于很多进行网上购物的用户来说, 他们习惯了现有的购物方式, 加上互联网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安全性的问题, 消费者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更不愿意提供银行卡号。
很多跨境电商网站反映, 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跨境电商购物的最大障碍, 一些消费者在遇到这一要求时很多都放弃跨境购物。“虽然现在通过沟通, 我们的网站只需要用户提供身份证号码, 不再需要复印件, 但对互联网购物的用户的购物体验来说也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不仅如此, 即使用户愿意留下身份证号码, 在实践中, 也仍然还会有其它一些问题。比如在电子商务中, 往往包括了下单人、付款人、收货人, 很多时候这三个人并非一人, 这时候到底该向海关提供哪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普遍的做法是提供收货人的身份证号码, 但是如果付款人使用了支付宝, 海关会自动调取支付宝的身份验证数据, 但如果付款人与收货人不是一个人, 这时候就面临身份证号码不一致的问题。”
问题之二:用户购买遇到的送货延迟问题。
对于一些在国内有保税仓的跨境企业来说, 在保税仓提前进行备货是提高物流送达时效的重要安排。但是, 即使有了备货, 跨境电商企业也不可能像国内电商企业一样承诺当日送达, 更不可能一日三达。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海关作为行政监管部门, 不可能像市场化企业一样进行7*24 小时的运作, 这并不只是中国海关的问题, 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关都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 当用户在周五最后一趟货物运输之后下订单, 或者在周六、周日下订单的话, 送货时间可能就要被延时2 到3 天。
对于电子商务企业来说, 延时送货涉及到的就是用户体验的问题, 尤其是对一些食品或者保鲜期要求比较高的商品来说, 跨境电商就面临相应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 为解决这一问题, 海关总署提出过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监管实行“全年 (365 天) 无休日、货到海关监管场所24小时内办结海关手续”的作业时间和通关时限要求。但在实际运作上, 行政监管部门和市场运作者的理解仍然有大小不一的差异。
“对于电子商务企业来说, 货物到港, 企业的目标是希望尽快上架, 然后报关、清点、验货, 但在海关, 很多时候仍然延续一般贸易的操作方式。我们自己曾经进行过统计, 在货物报送的七八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耽误半天一天, 加起来就是三四天、四五天或一周的时间, 在要求时效和速度的电商企业流程上, 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位跨境电商企业的操盘者如是表示。
公开信息显示, 当前跨境电商物流周期通常需要一周至一个月时间, 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
问题之三:面对跨境电商, 质检制度滞后。
除了海关之外, 质检部门是跨境电商企业接触最多的一个部门, 而质检部门对跨境电商也基本采用的是传统一般贸易模式下一套规范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以保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是, 符合传统一般贸易模式下规范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对跨境电商来说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举例来说, 根据我国的检验检疫制度, 所有进口商品都需要有中文印刷字体, 但跨境电商采购的商品不可能有这些中文字, 这时候质检总局的放行往往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产品如果没问题没事, 一旦出现问题质检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与此同时, 一般贸易模式下的检验检疫制度要求对每个批次都进行检验, 检验时间通常为两周, 也就是说, 只有两周之后产品检验检疫通过才能上架, 这对企业来说, 不但增加了时间上的成本, 同时也带来备货上的挑战。以奶粉为例, 6 个阶段的奶粉每个批次都进行检验的话, 对企业来说不但花费巨大, 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2014 年, 宁波保税区推出了针对跨境电商的特殊授权制度, 即电商企业可以先上架销售, 如果质检有问题再下架的政策, 同时, 对跨境电商企业的货物不再进行每批次的检查, 而是采用抽检的方式, 即同一类型的货物, 如果已有检验, 在其它批次就不再检验。但是, 对于全国更多的质检部门来说, 如何提供更多的落地的优惠政策, 在帮助电商企业提升运营效率, 节省时间, 增加用户体验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问题之四:政策对综合性跨境电商平台缺少便利性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政策对于跨境电商平台的便利性主要体现在了淘宝平台很多中小商家的模式, 这些淘宝商家往往经营单一产品, 而且多属小额交易, 比如一天之内不会超过1000 元、500 元以下免税等等。
但是, 对于像京东、唯品会、麦乐购等综合性电商平台来说, 很多用户在这些平台购买下单时, 往往不会区分哪些是跨境商品, 哪些是本土商品, 用户在生成一个订单的时候就会在监管层面面临很多问题。“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拆分一些订单, 将跨境商品和本土商品进行分开, 但是如果用户付款如果在一起的话, 那么, 在面临监管的时候就会遇到付款金额与所购商品不一致的情况。”
但是, 如果我们要求用户付款时分两到三次的时候, 用户体验就会变得很差。很多时候, 用户的一个包裹, 电商企业需要从宁波仓、广州仓、北京仓等分别递送, 加上每个保税仓在商品包装上要求不一, 用户也会产生不好的体验。
很多保税区都是由第三方公司提供仓储管理, 提供打包发货的服务, 但各地差异很大。有的保税区允许用自己包装箱的, 比如广州等保税区是允许的, 但有些地方要求统一的发货包装。比如宁波保税区, 它要求企业一律要使用白纸箱发货。而对一般电商企业来说, 他们往往希望有印有企业LOGO的包装箱, 或者随箱发送一些小资料, 但这都将违背监管的规定。
问题之五:打折和赠品有可能沦为“走私”行为。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 打折和赠品是再常见不过的手段, 但是, 跨境电商企业的“打折”和“赠品”却不小心就会产生“逃税”嫌疑。“有的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一批奶粉, 供应商会给提供一些赠品和试用品, 但这些产品在报送时是不予承认的, 企业仍然必须按照原有的价格进行报关, 否则就会被视为逃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用户进行促销的赠品只能从自营仓——北京仓库发出, 与用户订单中商品是两个包裹, 这对用户体验来说, 就存在一些问题。”
问题之六:跨境电商企业出口退税亟需解决。对于跨境电商业务来说, 一方面是把产品引进来, 另一方面就是把产品卖出去。应该说, 在全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 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将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以及进出口贸易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一方面, 相较于传统外贸, 跨境电子商务能有效压缩中间环节、化解产能过剩, 重塑国际产业链、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方面, 电子商务网站集合海量商品信息库、个性化广告推送、智能化商品检索、口碑聚集消费需求、支付方式简便等多重优势, 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之道。但是, 对于出口商品的跨境电商企业来说, 出口企业无法向海关进行跨境贸易电商业务的出口申报, 也享受不到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退税。这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正在造成重大打击。
清华大学教授柴跃廷表示, 跨境电商购物包括货源、报关、通关、物流、支付等环节, 原有的监管体系和进出口流程已成掣肘。此外, 企业自身运作不规范、竞争力不强及人才储备不足也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难题。
来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也指出, “目前, 由于海关、检验检疫和收付汇等环节无法正常办理手续,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自然也无法办理出口退税, 不利于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力。”
我国先后颁布的有关跨境电商的政策
自2013 年起, 国家密集出台多项利好政策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2014年8月1日, 海关总署发布56、57号公告, 即《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和《关于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的公告》正式实施, 使得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跨境交易的企业和个人都将成为“正规军”。
2014 年3 月, 海关总署对“保税进口”模式做出说明, 在该模式下, 进口电商可以提前批量采购以海运/ 空运方式将商品运至保税区内的保税仓免税备货, 收到消费者订单后, 商品会直接从保税仓库经报关报检后发货。而出仓商品只须缴纳相对低廉的行邮税。通过“保税区”, 相比海淘转运到货速度可提升7 ~ 15 天, 购物体验更加流畅。
2015 年1 月29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 网络购物单笔交易限额由1 万美元提高至5 万美元, 目前跨境支付结汇顺畅。
2015 年3 月12 日, 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 杭州成为国内首个试点城市。
2015 年4 月28 日,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策, 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调整征税范围等。
2015 年5 月7 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出台, 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做出指导, 除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的通关效率以外, 还提出将研究制定针对电子商务企业境外上市的规范管理政策。鼓励发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子商务合作, 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
2015 年5 月12 日, 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要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抓紧研究制订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培育一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 大力支持企业运用跨境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还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规范的“海外仓”等模式, 融入境外零售体系。具体内容还包括:优化通关流程, 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商品简化归类, 实施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 对进出口商品采取集中申报、查验、放行和24 小时收单等便利措施。在税费和支付环节, 会议要求落实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鼓励开展跨境电子支付, 推进跨境外汇支付试点, 支持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拓展境外业务。
与此同时, 国务院还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通关、仓储、融资等服务。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打击违法侵权行为。
这些年来, 我国的跨境电商也在摸索中不断前行。
“数字化养老”由梦想变成现实 篇7
刷条码,了解楼道信息
除了帮助社区及时响应居民的服务需求,该平台还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在潮鸣街道的这套系统中,每幢楼的楼道口都设有条形码,这个条形码上记录着整个楼道居民的信息,社工到居民家走访之前,先用条形码阅读器刷一下贴在楼道口的条形码,谁家有几个人,姓啥叫啥,孩子几岁,都一清二楚。社工走访前了解居民信息,无形中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而且有了共同话题,双方沟通也会更容易。
“比如这户人家姓丁,我进门就叫丁伯伯,如果家里有个9岁的小孙子,我还会问问小孩在哪里上学,功课怎样,这样无形中就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而且有了共同话题,双方沟通也会更容易。”潮鸣社区的社工告诉记者,有了这套系统,他的工作比以往好做多了。此外,该系统中的社工掌上办公系统会直接将居民的需求发到社工的手机上,社工走访时就无需带纸和笔,不仅方便,而且又快又省事。
关爱手机,一键直通“民生在线”
独居老人、孤寡老人、残疾人一直都是社工提供服务帮助的主要对象。作为“数字潮鸣”的组成部分,街道还为社区的独居、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配发了关爱手机,它和一般手机不同的是,手机多出了一红一绿两个按键,绿键是一键拨号,直接拨打4001866810服务热线,而红键是紧急救助键,如果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只要在潮鸣地区,按下红键后,通过定位系统,“民生在线”系统呼叫中心监控屏幕上就会显示出老人所在的地点,系统将安排社工第一时间前往紧急救助。
“居民只要有困难都可以求助。比如老人在外面买菜碰上下雨,又没带雨伞,只要拨打潮鸣热线4001866810,社工就会及时把伞送到老人的手中。”潮鸣街道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高龄独居老人,“移动卫士”全天候看护
高龄老人随身携带远程医疗仪器,机器会定时将测量结果发送到社区医院后台,如果数据显示异常,后台会及时反馈出老人所在的具体位置并提供及时救援……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来临,社区里的高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如何照顾好这些老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一直是社区工作的重点。为此,杭州移动联合湖墅街道意欲打造医疗数字社区,帮助老人身体康复、为失能老人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同时向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体育健身、医疗保健、法律维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
据介绍,湖墅街道医疗数字社区将由“移动卫士”看护、呼叫服务热线系统、医疗远程监护与定位联动救援、第三方家政、志愿者服务与监管系统、司法法律维稳系统组成。以医疗远程监护与定位联动救援为例,社区可以通过远程医疗仪器对社区关键人群的脉率、心电和血压等健康参数随时随地采集,并经社区专业医师分析,实现实时健康监控与定位救援。而对于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独居老人,社区可以在重点关爱人员家中安装“移动卫士”,实现主动和被动的居家安全彩信关爱监控,在保证个人隐私的同时满足高龄独居老人、独居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全服务需求。
创建无线城市,打造“数字化”社区
杭州移动数字社区项目是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与政府合作对于如何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新型街道、社区基层服务信息化运行模型的一个尝试,也是杭州移动建设无线城市的举措之一。它利用呼叫热线调度系统、社区基层服务管理系统、三维多层社会综合服务管理系统、掌上数字社区服务系统、LBS/GPS定位系统、远程医疗服务系统等无缝衔接建设,从管理、服务、监管三个维度出发,结合各个社区需求特色,通过有效整合政府自身服务资源与社会专业的第三方资源,精确化满足社区居民对诸如常用政策咨询管理、残疾人全程办事等方面的信息需求,并满足了社区对于民政服务、城市管理、综合治理、安全维稳、劳保就业、党政教育、计划生育等工作的集中式便捷化服务和管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