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影响

补贴影响（精选十篇）

补贴影响 篇1

此次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带动了物价的上涨, 因此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也被认为是推动CPI上涨的“罪魁祸首”, 为此, 温家宝总理7月12日在陕西调研后, 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 具体包括加大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 增加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建设的投资, 对能繁母猪给予补贴, 继续落实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加强生猪公共防疫体系建设;强化信贷和保险支持, 做好生猪保险工作, 提高生猪保险覆盖面等。

听到新的生猪补贴政策出台, 人们不禁又想起2007年的情景, 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 全国猪肉价格暴涨,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有关部门随即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对生猪和能繁母猪进行补贴, 刺激许多人纷纷投身养猪业, 造成养殖数量迅速扩大, 导致2008年下半年猪价回落, 甚至暴跌, 许多养殖者损失惨重。由此面对今年新政的出台, 养殖户应担心养猪业由此进入新一轮的“猪周期”。那么新的政策会给养猪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会不会使猪价再次出现暴跌现象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此次猪价持续暴涨的原因。

当前猪肉价格飙升的原因分析--饲料上涨影响不大

面对猪肉价格上涨, 有人认为饲料价格上涨是重要原因, 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分析:生猪饲料主要成分为玉米、豆粕、麸皮、预混料, 其中按平均玉米占60%、豆粕占21%、麸皮占15%、预混料占4%计算。去年上半年玉米平均价格为1900元/吨, 今年上半年玉米平均价格为2200元/吨, 上涨10.5%;豆粕去年上半年的平均价格为3050元/吨, 今年上半年平均价格为3200元/吨, 上涨4.9%;麸皮去年上半年的平均价格为1260元/吨, 今年上半年的平均价格为1440元/吨, 上涨14.3%;与去年相比, 同等质量的预混料 (按5000元/吨计算) 平均上涨200元左右。目前我国育肥猪料肉比约为2.7:1, 按一头育肥猪110千克出栏, 仔猪7.5千克断奶, 则育肥一头猪需消耗饲料305千克, 这样计算养一头育肥猪2010年上半年的饲料成本约为687.82元, 而今年上半年饲料成本为765.87元, 饲料成本平均上涨11.3%左右。虽然饲料成本略有升高, 但相对于猪肉的涨价幅度显得微乎其微。

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生猪供应紧张

记者了解到, 目前屠宰数量大量减少, 用于猪肉做食品的一些小企业也暂时停止生产, 主要原因是出栏的生猪数量的减少。大家都知道商品价格的高低是受供求关系影响的, 新一轮猪肉价格飞涨也是生猪供应不足导致的, 而导致生猪出栏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 发现目前生猪存栏量锐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散养户数量的减少。2008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大跌, 使生猪养殖业受到严重亏损, 一些小规模的散养户血本无归, 纷纷逃离了此行业。虽然近两年, 大量资本进入养猪业, 大型规模的养猪场数量增加了, 但是由于我国生猪散养户数量多, 所以规模养猪场增加的量远远赶不上散养户撤出的数量, 这直接导致了目前生猪存栏数量的下降, 致使生猪市场供不应求, 猪肉价格一路高涨。

其次是生猪疫病的频发。2010年以高致病性疾病为主的疫病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的养猪场, 不但使猪的死亡率增加, 而且使得猪场母猪带毒严重, 直接影响了2011年初仔猪的健康情况。据了解, 从2011年年初开始全国上下仔猪腹泻一直笼罩着我国大小猪场, 从未停歇, 使仔猪成活率大大降低, 今年我国仔猪成活率仅为60%, 这也是目前我国生猪存栏不足的重要原因。

另外, 我国养猪生产效率低也是造成生猪存栏量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欧美生猪发达国家一头母猪年提供上市肉猪平均为23头左右, 而我国只有15头左右。

最后, 由于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工成本大幅增加, 也是导致猪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据了解, 今年的人工费用比去年提高了20%～40%, 有些猪场即使调高了工人的工资, 还是招不到人, 甚至出现了“用工荒”。此外, 物流成本的提高以及通胀压力也对猪价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政策将给养猪业带来什么?

那么新的补贴政策会不会使撤出的散养户重操旧业, 使小规模养殖户扩大规模, 使猪市进入新一轮周期呢?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由于本轮猪价持续攀升的特殊原因, 新的生猪补贴政策对缓解猪价高位运行的态势会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 但出现2007年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 大多数养殖户经历了这几年的“猪周期”的过程后, 对国家调控政策心有余悸, 并且能理性看待, 不会出现一窝蜂跟进的现象。

其次, 由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出打工的工资普遍上涨, 而且大多数小规模散养户认为外出打工要比养猪风险小, 打工比养猪合算。据河北唐县的王师傅介绍, 2007年时他养了10头猪, 正赶上生猪价格高, 以15元/千克的价格卖出, 每头猪净挣500元;当时市场行情看好, 王师傅又将自己的养猪规模扩大, 本想乘着大好行情大赚一笔, 却没想到当2008年下半年时猪肉价格暴跌, 结果一年下来不算人工费每头赔了150元;2009年和2010年猪病频繁发生, 尤其是2010年, 眼看着猪价上涨了, 却不想猪场遭到了高致病性疾病的侵袭, 使猪场损失过半, 所以这几年下来养猪也没赚到什么钱, 落个白辛苦, 而外出打工, 按每月工资1500元计算, 4年下来可以挣7万元左右, 还省心。虽然目前猪价高涨, 王师傅表示“猪价再高也不养了”。许多像王师傅这样的小规模养猪户都认为养猪不如外出打工, 表示不会重操旧业, 不愿意再次进入养猪业, 所以新政策出台后不会出现蜂拥而至的现象。另外据调查, 当前猪销售出现了疲软现象, 7月上旬种猪的销售情况明显比6月份有所回落, 6月以前种猪不到40千克就被抢购一空, 而现在40～50千克种猪开始有些滞销, 环比销售下降10%。

还有人认为现在补栏并不是最佳时机, 以现在购进50千克的种猪为例, 至少得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有肉猪上市, 而到明年7月份, 生猪的供应量比较充足, 价格势必会降低。

所以从生猪养殖情况看, 虽然生猪出栏将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未来可以保障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场需求, 但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猪源极度缺乏的状况, 预计新政策出台后, 会导致短期内一些人恐慌抛售, 生猪价格会略有降低, 但很快会继续回升, 下半年还将继续坚挺, 猪肉价格可能到明年春节过后才会呈下降趋势。

生猪养殖或将呈现良好态势

补贴影响 篇2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具有宗教信仰的教徒以规定的礼仪形式进行宗教活动为其外在的表现。教徒包括教职人员和一般信教群众。教职人员指在宗教组织内专门从事教务工作并有宗教职称的人，管理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礼仪、担任宗教组织的各种职务。[1]28掌握宗教知识的教职人员是人―神之间的中介，通过领导仪式或解说教义，他们把信仰者与信奉对象联系在一起，成为神的代言人[2]400，在普遍信仰宗教的社会起着特殊的作用。一国内部的政教关系，某种程度可以通过教职人员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表现出来。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教合一、政教主从、政教分离等三种模式，[3]政教合一的社会，居于权威宗教地位的教职人员不仅享有宗教权利还享有行政、司法、经济等权利；奉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成为个人的私事，教职人员没有特殊的政治及经济权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无神论，政教关系是一个很敏感的内容，教职人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新疆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政府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分析，解析教职人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以此为视角讨论当代新疆政教关系的变化。

新疆现有居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按惯例以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人口计算）占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全疆各类宗教教职人员3万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占到96%，而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的教职人员在全疆伊斯兰教职人员中占70.6%[4]，因此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情况，其中又以南疆维吾尔族教职人员为主。

一、教职人员的收入来源变化与生活补贴发放

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通称阿訇，清真寺的阿訇不仅指导信教群众做礼拜，也为穆斯林生育、结婚、病葬时诵经，主持各种宗教仪式，调解穆斯林之间的各种纠纷，对维系伊斯兰社会生活秩序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目前新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大多非宗教专职人员，在农村就是农民，兼从事宗教事务性活动；教职人员有师徒传承关系，但基本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识获得以本地师承为主，经文学院毕业的数量有限。教职人员上岗就任除必须具有相应的宗教学识外，还要通过群众推荐、政府管理部门考核等程序。

对于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来说，因宗教职业而可能的收入来源有几种：信众献给宗教机构的资产及财物、以寺产经营获得的收入、信众交纳的天课[5]、教职人员实施宗教礼仪活动获得的报酬、政府给教职人员发放的生活补贴，此外，许多教职人员还有生产活动收入。也就是说，宗教人士的收入来源，一部分是在世俗社会通过资产或劳动所得；另一部分是因其在神圣世界中的教职身份获得，其中有信众自愿的供奉、教法规范的制度性的交纳以及教职人员履行宗教职务所获得的报酬，还有国家对教职人员制度性的供给（如生活补贴）或报酬（劳动所得）。而国家制度性的供给或报酬占教职人员收入的比重，是作为世俗政权的国家对神圣世界教职人员控制程度的重要体现之一。

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制度，是农业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制度，是利益分配制度的集中体现。宗教机构或教职人员因其宗教地位普遍对土地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表现出教职人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该社会宗教的影响力。上世纪50年代以前，南疆教职人员的生活来源很大程度依赖于瓦哈甫地。在伊斯兰教中，瓦哈甫指宗教公产、宗教基金，即符合规定而建立的公共财物、公益事业、慈善组织与基金等。一般来源于穆斯林的捐赠、遗产以及清真寺的收入。[6]257在南疆存在着各类瓦哈甫，是教民为赎罪，献给公共的不动财产，包括土地、树木、房屋、店铺、水磨、牲畜等等，土地是瓦哈甫财产中的主要项目。瓦哈甫地的所有权，有的归宗教机构（清真寺、麻扎、宗教学校），有的专用于各种公益活动（如修桥、修路、修涝坝、修义坟等），有的属于维族文化会占有（新中国成立后属新盟），还有部分归属私人。瓦哈甫地的最主要用途是作为宗教费用支出，包括供养宗教职业人员、修建清真寺和麻扎、培养宗教职业者、举行宗教仪式以及宗教机构支出等。据20世纪50年代估计，50年代初南疆四个专区（即现在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全部耕地中有15%（180万亩左右）属于各种瓦哈甫地，其中地权完全属于宗教机构、公益事业与新盟的公地性质大概有60到84万亩。当时在对南疆10个县农村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农村人口中2%的人从事宗教职业，其中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占14%，不从事生产劳动；农民成份的占84%，其中大多从事生产劳动。前者占有占用大量瓦哈甫地，后者占有或占用少量瓦哈甫地（三五亩上下），是维持自己及家庭生活的一种补充。[7]96这些教职人员的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掌握着宗教法庭权力的教职人员具有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更高教职争夺激烈；一般阿訇多为有一定宗教知识的农民，没有政治权力，但对下层宗教职位的争夺更为激烈，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争取更多的生存权。[8]290

农业补贴对我国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 篇3

摘 要 农业粮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仅具有公共性特点，而且还存在着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也会受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中国已经采取了多种农业补贴政策。针对农业补贴对我国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键词 农业补贴；粮食生产

中图分类号：F812.8；F326.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12--02

中国是农业大国，对粮食的消费量也比较大。提高农户粮食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的民生大事。但是，受到世界环境的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受到影响。与其他产品相比，农业粮食的公共性和弱质性更为明显，这些都需要国家出台农业补贴政策以确保中国农户粮食生产的稳定性[1]。自2004年以来，中国就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出发，实施了农业免征土地税的政策，并相应发放了农业粮食补贴。2013年的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农业补贴改革，提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1 中国实施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1.1 中国农业处于基础性地位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众多百姓要生存下去，就要在粮食上有所保证。因此，农业是人们生存的源泉，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农业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农业属于战略产业。粮食安全不仅关乎到经济发展，更关乎到社会稳定，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要对粮食有所掌控，才能避免经济依赖而独立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也会对工业等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复合系统，将生态与经济融合，推进农业的多样化发展[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以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

1.2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产业的利益优势会有所减少，这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有关。中国的自然环境特殊，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存在着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存在着周期性，周期之间具有较长的间隔时间，使农业生产投资效益低。第二，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所提供的是基础产品，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量会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增长空间并不会太大。农业产品的价格涨幅空间小，就必然会影响农业收入。第三，农业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使其在市场环境中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加之自然环境的多变，就会导致农业生产存在着不稳定性。

2 农业补贴在具体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以及在生产中存在的弱质性，就需要实施政策性补贴，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1 农业补贴力度明显不够

近年来，农业补贴政策落实为农民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一些农业物资的价格却在持续上涨，如农药、化肥等的价格提升使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不仅使农民种粮的收益降低，而且还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就显示出政府在农业补贴力度上所存在的不足，使部分土地撂荒，危及到社会的发展稳定。

2.2 农业补贴内容缺乏完善性

关于农业补贴的内容，通过对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农户愿意接受良种补贴，而不到40%的农户则选择接受现金补贴。农民对农业补贴都表示欢迎，而良种补贴更能让农户获得实惠，进而激发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种植的过程中，良种的种植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但是农业技术人员的农业生产指导明显不足，这种配套服务不到位，必然会导致农业种植效果不良[3]。

3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导性建议

3.1 合理调整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政策不仅具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而且还对农业粮食产量具有引导作用，那么，在农业补贴力度上，就要根据农业市场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使农民的农业生产获得实惠。启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可以根据地区农业生产情况调整资金补贴，做到资金投入与粮食价格协调，使所投入的资金能够获得边际效用。同时，在发放农业补贴的时候，还要做好资金使用监督工作，确保资金发放到位，专款专用，避免出现资金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合理调整，不仅使粮食供给充足，还能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

3.2 建立协调有序的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中国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就要对农民的利益以切实的维护，这些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关键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敏感性，就要建立农业产品的市场稳定机制，通过补贴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且对农民的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根据农民的需求为农民提供优质的种植品种，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对以进口为主的粮食可以实施差价补贴，提高粮食存储量，避免过于依赖于进口。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比目标价格低，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可以在维护农产品市场的同时，保障农户的利益。

4 结语

随着农产品市场化，中国采取了各种农业补贴措施，一方面稳定了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但是，在农业补贴的具体实施中，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补贴，以确保农业补贴落实到位，发挥时效性。

参考文献

[1]张学军.粮食补贴政策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J].中国科技纵横，2013（20）：263-264.

[2]袁宁.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2）：63-70.

[3]方振强.我国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山东省安丘市为例[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3.

农机购置补贴对昌隆镇的影响 篇4

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效果

1. 农机购置补贴的聚变效应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的实施, 激发了农民购机热情, 调动了农民购机用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如2014年昌隆镇争取国家购机补贴资金90万元, 带动了农民购买农机具资金183万元, 有力地拉动了农机消费, 提高了农机装备水平。到2014年底, 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1千瓦, 连续三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全镇拖拉机拥有量达到179台, 配套机具达到378台, 其中:耕整机233台, 播种机136台, 玉米联合收割机11台, 农用运输车672台, 农机供油点1个, 农机维修网点3个。

2. 农机作业水平明显提高

全镇机耕面积达到13.1万亩, 机耕水平超过61%;机械播种8.2万亩, 机械播种水平达到31%;机械化收获面积4.01万亩, 其中2.11万亩, 玉米机收水平达到1.75%, 机械收获水平非常低。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机械化作业水平都有新的提高, 林业、畜牧、设施农业机械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3. 农机购置补贴加快了农机新技术推广的进程

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刺激下, 加快了保护性耕作、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玉米机械收获等机械化项目的实施。全镇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1.11万亩, 实施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面积4.1万亩。

4. 农机购置补贴推动了农机大户和专业合作服务组织的发展, 促进了农机化服务产业的形成

全镇农机大户12多户, 新增农机合作组织5个。

5. 农机购置补贴提高了粮食生产抗灾减灾能力

机械化收割及粮食烘干机的使用, 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避免了因天气变化而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质量的情况。

6. 农机购置补贴有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随着农机补贴项目的实施, 农机化作业水平不断提高, 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已在外务工劳动力安心现职工作, 不必在农忙时赶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减少了往返路费和误工费, 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7. 农机购置补贴有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带来的问题

1. 一些小型农机具没有补贴

按照国家文件规定, 农机补贴主要是针对大中型农机具, 大型农机具价格高, 一般农户难以承受, 而且辽西山区田块高低不平, 大型农机具适应性差, 再者由于一些农户承包田块面积小, 不宜购买大型机具, 因此, 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对小型农机具需求仍为强烈。特别是希望小型单缸拖拉机进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

2. 农机购置补贴有的农机具补贴的比例还不够, 需要提高补贴标准

如大型玉米收获机应该将补贴比例提高到50%以上。

3.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售后服务难以跟上

由于农机购置政策的实施, 农机具增长较快, 全镇2013年新增拖拉机43台, 这么多机械分布在全镇各个角落, 加上农机操作人员大多为新手, 有的连小故障都不会处理, 售后服务难以满足农机户需求。

4. 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难

由于大多数农机手都是新手, 他们对农机安全问题认识不足。农机培训部门多数存在只收费少培训的现象。因此, 如何加强农机作业安全是当务之急。

5. 可能形成恶性竞争

补贴影响 篇5

遗憾的是，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解答，我作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注册税务师，不揣浅陋、不惧学阀，成一家之言，以解众惑。

首先还是要强调十字真言——“按会计要求做账，按税法要求纳税”。离开这十字真言，再研究下去就没有意义了。

其次，近十年来，各地对这些补贴的纳税规定都是变化的，我是按照最新的和吉林的有关规定来研究的。

一、会计处理

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有关规定，通讯补贴与交通补贴在“应付职工薪酬——工资”中核算，采暖费，在“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中核算。

自2007年以来，由于福利费不再提取，所以有的企业（特别是执行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基本上看重“管理费用——福利费”这个科目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仅是把“应付职工薪酬”分成“货币性福利”与“非货币性”福利。

我个人觉得，财企[2009]242号文件是目前比较完善的福利费规定，企业会计可以按此设置会计科目。

即把福利费分成与工资挂钩和不挂钩两块，在挂钩的模块里，进一步分成“工资，五险一金，补充保险，教育经费，工会经费，其他”等二级科目，工资下设“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其他”等三级科目，补充保险下设“补充医疗，补充养老”等三级科目；挂钩部分，分为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费两个科目，其中，采暖费要作为现金补贴的三级科目，下设健康、财产等四级科目 的商业保险可以作为非货币性福利费的三级科目，其他的如库存商品，折旧、摊销、外购商品等，就都可以作为非货币性福利费的三级科目了。同理，在“管理费用”等成本费用类科目下设二级科目“福利费”，在“福利费”下设置对应的三级科目。

操作时，借计成本费用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掏银子时借计“应付职工薪酬”，贷记“现金”或“银行存款”。

这样设置会计科目，层次鲜明、核算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计算机操作又累不着会计，如果您不想偷税，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二、采暖费补贴的税收规定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吉地税发[2009]51号）第16条“关于发放给职工的取暖费问题”明确：“按不超过我省（吉热改[2006]2号）规定标准以内发放给职工的取暖费补贴可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职工福利费支出中不得再包含取暖费补贴”，并且指出“以上政策规定与以后国家税务总局新下发的政策规定有抵触的，应按照国家新的政策规定执行”，所属发文日期为“二00九年三月十七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第三条第二款明确：“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所属发文日期为“2009-1-15”。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 1、2009年3号文的法律级次并不高于吉地税发[2009]51号文，而且在其之前，而非之后，显然，制定51号文时是在已经看过3号文基础之上的，但企业所得税在国税缴纳的企业，仍有不适用地税文件的可能。

2、从新企业会计准则之应付职工薪酬来看，发放给职工的补贴，确实是一种福利行为，从企业核算和成本分析角度来讲，会计处理也确实应该进入福利费，而3号文显然是借鉴了会计准则而出台的。

3、税法规定“取暖费补贴”“不在职工福利费”中核算，目的是给以税收优惠，即保证要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而不是怎么做账问题。

4、纳税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关于省直在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采暖费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吉热改[2006]2号）和《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职工采暖费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长府发〔2006〕26号）两个文件，测算企业发放的采暖费是否超标。测算公式为长府发〔2006〕26号文件第三条规定的“计算公式为：职工年采暖费补贴额（元）＝供热价格（元/平方米）×职工住房面积暂控标准（平方米）×75%”和“离休人员按住房面积暂控标准相应采暖费金额的85%补贴，发放渠道不变”。（个人认为，这个句号应该在引号的外面，可以参考一下鲁迅的文章。在外面是有道理的，而且，如果我这个括号里的内容是解释全段的，则句号在括号后面，如果是解释紧挨着部分的，则句号在括号前面，对否？）

其次，对于不超标的部分，由于可以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而在福利费中核算，税前却调增了86%，所以在申报表中“其他”栏目里调减，调减金额等于“管理费用——福利费——采暖费”科目发生额乘以86%。

个人所得税方面，按照长府发〔2006〕26号文件第六条规定“职工按标准取得的采暖费补贴，依据有关规定不计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免征个人所得税”，不用交税了。

三、通讯费补贴的税收规定

这个费用有点乱，因为它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是参照企业所得税标准的，而企业所得税标准2009年又取消了，所以有点乱。

首先强调，按照财企[2009]242号规定，无论企业的通讯费是凭票报销，还是发放现金补贴，都要计入“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1、发放补贴

企业所得税扣除标准，按照吉地税发〔2004〕8号文件规定，企业领导（包括企业内部中层领导）发放（报销）的通讯费用税前扣除标准，可参照吉厅发[1998]5号规定执行，即：每人每月住宅电话费不超过80元，移动电话费不超过400元。

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同上。

2、凭票报销

企业所得税扣除标准，按照吉地税发[2009]51号第七条规定，“企业职工凭合法票据报销的通讯费用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按照吉地税发[2005]118号文件规定：企业领导（包括内部中层领导）凭合法票据报销的通讯费用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企业其它人员凭合法票据报销的通讯费用每人每月不超过500元的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超过500元的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

3、纳税调整

如果企业采用发放现金方法发放通讯费，则超出标准的通讯补贴，将不再是合理的工资总额，需要纳税调增。

其次需要说明，如果企业核算错误，将通讯补贴计入“福利费”，占用福利费指标，应该进行调整，相对麻烦，因为福利费是按照工资总额的14%计算的，所以要把通讯费由福利费调整至工资总额，再重新计算福利费扣除标准。

四、交通费补贴的税收规定

按照《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取得的公车改革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吉地税发〔2007〕69号）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即“个人从本单位取得的符合前两项规定条件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补贴收入（以下简称补贴收入），公务费用扣除标准为：长春、吉林市暂定每人每月2500元、其他市(州)暂定2000元、县（市）暂定1500元。补贴收入低于上述扣除标准的，在计征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超过扣除标准的，就超出部分并入当月工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集团性企业总机构与分支机构的坐落地不在省内同一城市，其总部享受车改补贴的人员确实经常到省内所属分支机构办理经营管理业务，且总部车改方案已明确在省内发生的公务用车费用由个人承担的，可适当提高公务费用扣除标准。所属分支机构在省内跨市州的，公务费用扣除标准暂定每人每月3000元。补贴收入低于上述扣除标准的，在计征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超过扣除标准的，就超出部分并入当月工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处理。

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是这个标准。但要关注第二条规定，即“公务用车费用是指单位因公务用车实际发生的燃油费、养路费、保险费、租车库费、维修费、人工费、折旧费等与车

辆使用有关的费用。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向个人支付的公务用车费用，原则上应低于本单位公车改革前一车改车辆实际发生的费用”，要考虑“车改”前一年的支付金额。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引用的一些文件，都是地税局文件，在国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应该咨询主管国税局。

补贴影响 篇6

反补贴是指一国反补贴调查机关实施与执行反补贴法规的行为与过程。其中的补贴是指一国政府或者任何公共机构向本国的生产者或者出口经营者提供的资金或财政上优惠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或者其他政策优惠待遇，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未享受补贴的同类产品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的定义最早是在《1988 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加以规定的，现行法律对此未做改变。根据该法第 1316 节，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管理当局确定不根据成本或定价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行，从而该国商品的销售不反映商品的公平价值的任何外国”。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的定义最早是在《1988 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加以规定的，现行法律对此未做改变。根据该法第 1316 节，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管理当局确定不根据成本或定价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行，从而该国商品的销售不反映商品的公平价值的任何外国”。

反补贴的相关法律可以追溯到美国的《1897年关税法》，其中有关的反补贴条款构成了美国最早的反补贴法的具体内容；《1930年的关税法》对其原有的反补贴政策则做了进一步的细化；《1974年贸易法》对反补贴的实施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东京回合后，美国国会又制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之后，美国的反补贴法又经历了《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的修订。

2007年2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向外宣布：美国政府已就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多种补贴的方式推动相关行业的产品出口，并对美国的有关出口产品采取歧视待遇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所述产业涉及钢铁，木材纸业，信息技术产品，服装等行业。

2 我国出口补贴总体情况和特点

我国的出口补贴政策基本特点是维持时间长、名目种类多、覆盖范围广。入世之前，补贴主要源于体制因素，源于体制内在惯性和本质要求。从理论源流上来看，补贴应该归因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率先在半导体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实施战略性

贸易政策，日本、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补贴政策亦有相当影响。

从理论源流上来看，补贴应该归因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率先在半导体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补贴政策亦有相当影响。综观我国补贴政策的发展演变轨迹，不难看出其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战略性贸易政策因素，其发展趋势呈现体制因素逐渐减少而战略性贸易因素逐渐增加的规律性。

3 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在出口补贴受禁止的情况下，如果政府继续运用补贴政策以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将补贴对象从产品转向生产要素。因为在国际贸易环节实行的补贴行为最容易遭受外国政府和企业提起反补贴调查。

生产要素是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对生产要素实行补贴，其补贴形态具有间接性、模糊性和非生产性，既不会引起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反补贴申诉，又能逐渐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

补贴政策需要有重点，使补贴政策向基础生产要素倾斜，主要向基础教育倾斜，其次应向高新科技研发倾斜。补贴生产要素，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要素质量或者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造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比较优势结构。

4 我国出口应对启示

4.1 合理规避反规避措施的调查

欧美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也是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市场。初级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由于初级工业制成品牵涉多个生产工序，会有多种改装形式，且其本身附加值较低。因此在一项制成品受到反倾销制裁后，其后续产品很有可能受到后期开发产品、轻微改变产品等形式的反规避调查。这种调查将会跟随此制成品的不断发展而进行，具有追踪性。因此，必须合理规避反规避措施的调查。

4.2 合理制定出口产品价格

产品的价格是反倾销、反规避的源头。出口企业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是避免发生国外的反倾销案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水平要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进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长时间采取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竞争，很有可能导致进口方的反倾销、反规避调查。从长远看，我国产品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质取胜才是应对反倾销、反规避调查的有效途径。

4.3 防止落入反规避的陷阱

虽然目前反规避措施主要是针对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但向海外投资，建立国际性企业集团，将是我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我国在美国、欧盟或其他第三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或加工、组装产品时，应特别注意当地关于反规避措施的法律规定，防止落入反规避的陷阱。同时，在我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也应防止被列入第三国规避情形，受到不合理的侵害。

4.4 发挥行业协同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协调本行业产品的出口价格，防止恶性竞争，以免给对方启动反倾销调查留下把柄。产品价格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并不是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越好，恰恰相反，低价竞销最容易引发反倾销诉讼。

作者单位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研发补贴对企业新产品的影响分析 篇7

研究与开发 (以下简称R&D) 是技术进步的手段, 而技术进步能够直接带动经济增长。Romer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中提出, 企业通过R&D提高了企业资本存量, 从而刺激了创新。[1]企业进行研发活动, 一方面会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 从而增强企业在行业领域内的竞争力, 为企业赢得更高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知识, 使得已有的知识形成良好的体系, 获得更有力的支持。然而, 由于R&D的外部性特点存在研发市场失灵的可能, 会降低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从而导致研发水平无法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因此, 政府往往会提供研发补贴, 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干预。

一般而言, 政府机构为企业研发提供的公共补贴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表现为, 一方面企业研发积极性提高, 企业自身技术水平进步, 从而在竞争中具有更高的优势;[2]另一方面, 政府提供的研发补助还会帮助企业缓解财务困境, 在研发、生产活动中具有足够的资金空间, 使企业具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3]第二种结果则表现为, 政府机构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挤出效应, 会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小。另外, 由于政企利益分配的问题, 甚至会打击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进而导致企业的产出及产品销售受到影响。

那么, 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的效果如何?在挤出或刺激企业研发的基础上, 是否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生产, 进而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政府研发投资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新产品销售的影响是否相同?本文将予以具体分析。

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需要政府的介入。为了控制市场失灵, 政府需要介入企业研发过程, 对企业的研发活动进行补助, 从而降低企业研发的风险性。现有的政府补助, 主要包括直接补助和以税收抵扣为代表的间接补助两种形式。针对这两种形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及产出和销售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和企业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其主要研究结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 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 减小回报率差距, 刺激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1) 国外相关研究方面。Paul A.David et al.从宏观角度, 讨论了私人R&D与政府R&D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得出:在任务导向性的政府基础研发中, 政府直接补助具有更明显的激励作用, 对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R&D中, 政府的直接补贴相对刺激作用较小。[4]J.Vicente Blanes et al.以西班牙制造业为例, 研究了企业对政府R&D补贴的参与度。不同代理机构下相同行业的公司面临着不同的障碍, 企业的参与方式反映了机构目标的整合, 且在高新技术行业及其他行业中, 这种参与方式也不相同。[5]Guellec、Potterie调查了17个OECD国家之后发现, 研发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企业R&D的投资。[6]

(2) 国内相关研究方面。解维敏等认为, 政府R&D资助能够激励企业R&D投资的积极性。[7]王俊通过研究我国28个行业企业面板数据, 发现公共R&D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面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8]张建筑研究了我国R&D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激励效应, 认为直接研发补贴的效果低于间接补贴。[9]许国艺等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 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权性质和研发强度不同的企业的政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 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和中等研发强度企业的政策促进效应更大。[10]

2. 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的存在, 公共研发补贴会导致企业研发积极性降低, 挤出企业研发投入

邢斐等利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考察了R&D补贴对私人研发的影响, 并将R&D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类, 并对其效用进行了分别探讨。结论表明, 长期看, 政府的直接研发资助并未带来显著效应;但短期内, 直接资助存在显著的负效应。[11]

3.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会随累计补贴的增加而变化, 当补贴达到一定值以后, 原有的效应会出现反转

施定国以辽宁省102家工业企业为样本,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研究了政府直接资助、R&D税收优惠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 企业研发支出与研发补贴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起初, 研发补贴能够刺激企业研发, 当资助强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12]刘虹等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 当达到最优补贴值以后, 则会产生挤出效应。[13]

在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产出及销售的作用方面, 王一斌结合省级面板数据认为, 金融贷款和国外资金更能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政府资金虽然能刺激企业研发投入, 但对企业的销售收入作用并不明显。[14]白俊红则认为, 研发补贴支出对企业的研发产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

我国研发补贴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 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我国的研发补贴政策则实施时间相对晚一些, 但随着我国科技力量的不断增强, 政府开始关注企业的研发活动, 并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相应的补贴。下面从补贴的现状、来源两方面对我国研发补贴的现状进行描述。

1.我国研发补贴的现状

表1是我国2001—2013年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及所占财政总支出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

从总量看, 2001—2013年13年间, 我国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与财政科技拨款均在逐年增加, 且增速逐渐加快。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 在2008年之前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08开始所占比例先是下降, 在近两年又开始增长。主要原因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 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 所以导致国家科技财政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下降。近几年, 随着财政政策趋于稳定, 科技拨款比例也走向稳定。从比例看, 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在逐渐增大, 体现了我国对科技发展及创新活动的重视。

2. 我国研发补贴的来源

从企业研发支持的来源看, 企业研发支出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投入, 虽然政府研发补贴在不断增加, 但是补贴量占研发补贴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 说明我国对企业研发的补贴在不断增大, 体现了对科技的重视;另一方面, 从企业自身来讲, 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存在, 行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这就导致企业自主研发积极性提高, 企业自身不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活动, 从而导致研发补贴在企业总研发支出的占比在下降 (具体见表2) 。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

目前, 我国的公共补贴政策正日趋完善, 政府的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力度,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过研发补贴的提升, 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及研发产出和销售。

我国研发补贴对企业新产品产出的影响分析

1.模型建立与数据选择

笔者借鉴Griliehes1998年设立的模型, 并参照王一斌修改后的模型, 建立模型如下:Y=A詛λtK1-αLαR1β1R2β2R2β3 (1)

其中, A代表技术水平, K为企业的R&D存量, L是企业R&D雇佣的员工, R1、R2、R3为相关的变量, Y表示新产品产出。

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后, 得到所需要的模型为:1nxs=αj11nqy+α21nzf+α31nr+α41nrs+c+μ (2)

其中, XS代表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qy代表企业研发投入, zf代表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投入, jr代表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向金融机构的借款, rs表示企业雇佣的研发人数。

笔者通过建立上述模型, 分析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补贴等因素与企业及企业新产品销售之间关系。通过搜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研发活动中获得的政府补贴、企业自身投入等数据, 建立面板数据, 研究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首先, Hausman检验模型选用的方法。Prob>chi2=0.0025, 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对上述模型 (2) 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通过stata模拟获得)

由表3回归分析可知, 在95%的置信区间下, 金融机构贷款接受原假设, 即金融机构对企业新产品产值不具有影响, 将该变量剔除。剔除变量后的模型为:

按照前文的检验方法, 对模型 (3) 进行Hausman检验, 模型符合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 (3) 进行回归分析, 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上述计量结果可得出:

(1) 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对企业新产品的销售影响很大, 呈正向增长关系。企业自身研发资金每增长1%, 企业的新产品产出增长0.48%。作为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是经过一定的市场调研以后进行的, 当技术转化为产品以后, 对企业销售起到促进。

(数据来源:通过stata模拟获得)

(2) 企业自身研发投入, 一定会促进销售的增长;而政府的研发补贴, 对企业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影响为负效应。说明政府的R&D补助并没有促进企业的销售收入。这既可归因于企业的销售策略, 也可归因于政府的研发补贴阻碍企业的产出, 从而导致销售收入下降。这说明在政府补贴进入企业研发投入后, 造成了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 而导致企业的生产及研发效率下降。

(3) 通过对两个模型的回归分析可发现, 企业的金融机构借款与政府补贴、企业研发支出, 以及研发人员存在多重共线性。这可能说明, 政府或企业的研发投入, 会通过金融机构进入企业研发活动中, 所以导致企业向金融机构的研发贷款并不会对企业的销售带来影响。

(4) 企业雇佣员工的人数, 即参加研发的人数是影响企业研发产出的重要因素。企业的产出与研发人员投入量呈直接正向关系。企业科技人员作为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 直接影响了企业科技的进步及科技的物化, 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科技产品销售。

结论

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研发和产品投入, 导致企业的新产品销售下降, 证明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挤出效应。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应改变对企业研发的补贴方式, 以期带来更好的研发效果。

补贴影响 篇8

一、模型的建立

假设产业链中有一个上游企业 (u) 和一个下游企业 (d) , 下游制造企业每生产一单位的最终产品, 就需要由上游企业来提供价格为pu的中间产品。下游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组成为: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cd和购买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而产生的成本pu。假设最终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Pd=α-bq且α和b均大于0, 其中Pd代表下游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格, q为最终产品的需求量。假定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时, 其将会对下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率设定为l。且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时, 产生相应的研发投入成本, 函数假定为, 其中, r代表创新成本参数, 其值越大表示创新难度越大或企业创新能力越弱, x代表企业由于R&D投入所带来的单位成本的降低, 其值越大表明创新效果越好, 降低的成本越多。那么此时上游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为cu-x, 相应的单位产品利润为pu- (cu-x) 。由于上游企业创新产生的溢出效应使得下游企业的单位产品内部生产成本降低了lx, 下游企业单位产品内部生产成本为cd-lx, 单位产品利润为α-bq-pu-cd+lx。在成本补贴的情况下, 假设政府给予上游企业的研发成本补贴率为t。则当上下游企业间无成本分担机制状态下, 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

(1) 有协调机制状态。上下游企业间有成本分担机制的状态下, 假设下游企业同意分担的R&D投入成本比例为k, 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

(2) 合作博弈状态。合作博弈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最大化, 则整个产业链利润函数为:

二、不同机制下模型的求解

(1) 有协调机制状态。企业与政府的决策通过博弈过程求解, 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政府选择成本补贴率;第二阶段为下游企业选择分担比例;第三阶段为上游企业选择R&D投入水平和中间产品价格;第四阶段为下游企业选择最优产量。利用逆向归纳法求各最优解,

可得成本补贴率、最优分担比例、最优研发投入水平、最优产量、最大上、下游企业利润、产业链总利润及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如下:

(2) 合作博弈状态。合作博弈的过程可描述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政府选择成本补贴率;第二步是选择R&D投入水平, 第三步是选择产量水平。采用逆向归纳法求得最优解,

可得成本补贴率、最优研发投入水平、最优产量、最大产业链总利润及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如下。

三、结果分析

(1) 有协调机制状态。垂直外溢系数l对产品产量q*、上游企业研发投入水平x*、成本分担比例k*、产业链总利润π*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成本补贴率t*具有负向影响。同样下游企业愿意分担的比例。该结论表明, 在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政府给予成本补贴, 有成本分担机制的情况下, 存在于企业间的垂直外溢系数的增加, 会使产品的销售量有所提高, 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会增加, 产业链总利润相应增加, 由于利润的增加, 上游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会提高, 而垂直外溢系数的增加, 会使政府的成本补贴率下降。

(2) 合作博弈状态。垂直外溢系数l对产品产量q*、上游企业研发投入水平x*、产业链总利润π*均具有正向影响, 对成本补贴率t*无影响。该结论表明, 在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政府给予成本补贴, 且在合作博弈状态下, 垂直外溢系数增加, 会使产品的销售量增加, 进而使企业的利润增加, 产业链的总利润自然也会增加, 社会福利水平相应会有所增加, 但是垂直外溢系数并不会对政府的成本补贴率产生影响, 政府成本补贴率会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取。

综上, 在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政府对上游企业给予产品补贴情况下, 两种博弈状态的最优R&D投入水平、产量、产业链总利润以及社会福利进行对比如下。

(1) 最优R&D投入水平x*的比较:上游企业研发创新、政府对上游企业给予成本补贴情况下最优研发投入水平由低到高依次是有协调机制状态、合作博弈状态。

(2) 最优产量水平q*的比较:上游企业研发创新、政府给予成本补贴情况下的最优产量对比结果由低到高为:有协调机制状态、合作博弈状态。

(3) 产业链总利润π*的比较:上游企业研发创新、政府给予成本补贴情况下的产业链总利润由低到高依次是有协调机制状态、合作博弈状态。

可见, 在两种不同的机制状态下, 有协调机制状态在研发投入水平、最优产量和产业链利润方面都高于合作博弈, 可以建议在一定的机制作用下, 企业间应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共赢。另外, 企业和政府可以根据结果进行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为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提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Claude D'Aspremont, Alexis Jacquemin.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J].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88, 5 (78) :1133-1137

[2]刘伟, 张子健, 张婉君.纵向合作中的共同R&D投资机制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 2009, (1) :19~23.

补贴影响 篇9

一、文献综述

(一)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

国外学者以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税补贴效率的文献较少,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Lee(1996)以韩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补贴减慢了企业的发展速度,阻碍规模经济的实现。Bergstrom(2000)分析1987-1993年的政府投资补贴对瑞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补贴当年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但在未来年度,反而阻碍了生产率的提升。沈晓明(2002)指出农业补贴政策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改变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导致农业上市公司过渡依赖政府补贴,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福利。汤新华、金赛美(2003)通过描述统计46家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补贴效率,总结出“财税补贴带来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负效应,即可能影响公司管理层的进取之心。”邹彩芬等(2006)研究显示,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作用机理不同,因而以不同方式影响样本公司的财务绩效。冷建飞、王凯(2007)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财税补贴容易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但不容易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利于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彭熠、胡剑锋(2009)构造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业财税补贴有效性假设,检验结果与假设相悖,国家财税补贴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只是表面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李海燕、廖运凤(2012)采用杜邦分析法选取指标,分析财税补贴对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的影响,认为财税补贴扶持政策是无效的。范黎波等(2012)研究发现,多元化和政府补贴会交叉影响农业上市企业的经营效率,并且影响程度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弱。林汶樱、张旭波(2014)认为财税补贴提升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短期经营业绩,但可能会损害公司长远的经营绩效。

(二)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基本上从本世纪初开始研究财税补贴在农业上市公司提高社会绩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Clarie Godfrey(2002)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尤其对农产品进出口的保护政策,破坏了WTO交易规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Antonio La Vina(2006)等认为,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带来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导致农业生产者掠夺有限资源的局面。林万龙、张莉琴(2004)从农业产出角度研究财税补贴效率,发现财税补贴政策的实施未使得农业上市公司实现产出扩大目标和与当地农业协同发展目标。张莉琴、杜玉玲(2008)认为农业补贴可能会给农业企业带来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诉讼风险。胡星辉(2011)以2007-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综合绩效组成部分的权重,回归分析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影响,总结出财税补贴政策实施的结果与政府的政策扶持目标相违背。周霞、高诚(2012)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财税补贴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得出财税补贴未显著影响经济绩效,但较为显著地提升了社会绩效,并对财税补贴政策的创新运用提出政策性建议。张美诚(2013)在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综合评价绩效水平,指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虽有所提升,但仍未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可,惠农补贴率是影响社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邓飞(2014)从利益相关者角度选取8个维度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形成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以此为因变量回归分析财税补贴在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效率,认为农业财税补贴没有有效地实现政策制定的预想目标。

根据以上多位学者研究的研究成果可发现:(1)财税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不但没有帮农业上市公司摆脱低财务绩效水平的困境,反而抑制了其培育发展能力的积极性;(2)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显示财税补贴政策没有有效发挥其扶持农业发展的作用,许多农业公司不通过经营自己的主营业务来谋求发展,而是依靠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福利的损害、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另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也不是连续的,而农业本身是投入大而收益低的产业,如果没有国家的后续支撑,农业上市公司可能只重视自身利益,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因而其社会绩效大大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财政补贴会显著降低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

假设2:税收优惠会显著降低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5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按其主营业务分为农业、林业、蓄牧业和渔业等行业。其中农业有9家,林业有5家,畜牧业有4家,渔业有7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网站。对样本公司的财税补贴数据进行观察,其中“财税补贴”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考虑到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详细情况,本文拟以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的“营业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补助”金额减去其中的“增值税返还”后的金额,作为政府的“财政补贴”;因只有极个别样本公司收到增值税返还,其他税费返还均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等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本文主要拟以“所得税税收优惠”作为政府给予农业上市公司的“税收优惠”。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 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不能以单一的指标予以衡量,应该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衡量。本文从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员工、政府和社会等7个角度予以考虑,选取反映各角度的财务或非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将所有的指标无量纲化,形成反映企业社会绩效的综合得分。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解释变量。我国的财税补贴项目通常包括:增值税退税、所得税减免、贷款贴息、价格补贴、项目补助、奖励资金等等。所得税通常是直接减免的,没有通过营外收入项目予以反映,因而所得税优惠需要计算得出。本文借鉴学者胡星辉对财税补贴的研究,设计了单位营业收入财政补贴和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两个解释变量。单位营业收入财政补贴=(政府补助-增值税返还)/营业收入。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当利润总额大于零时,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利润总额×25%-所得税费用)/营业收入;当利润总额小于零时,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0-所得税费用)/营业收入。

(3)控制变量。本文采用了三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占比。已有文献表明公司规模会显著影响公司的绩效,为消除规模带来的影响,本文将营业收入的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根据代理理论,股权高度集中会影响公司的治理,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整体效益。本文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之和作为股权集中度变量的代表。为保证公司的董事会独立、高效、公正运作,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董事对公司的指导和监督等行为活动,最终会反映在公司绩效上。本文设计“独立董事占比”控制变量以控制治理结构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独立董事占比=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

2. 模型建立

为验证上述的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F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BT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的单位营业收入财政补贴,SSYH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SCALE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的公司规模,GQ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的股权集中度,DD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年度的独立董事占比,ui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项。

(四)研究方法

为了使研究具有连续性,本文利用25家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SPSS22.0做因子分析和Eviews8.0做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利用变量间的共性将多个变量归类为少数几个因子,以此反映变量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各年各样本公司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利用KMO和巴特利特检验,观察被研究对象是否适用因子分析。当KMO>0.5时,可以适用因子分析,否则不适用。

本文选取25家农业上市公司11个社会绩效指标进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见表2),发现KMO值为0.600(大于0.5),且其显著性为0.000(小于0.01),表明指标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观察表3可知,选取的11个社会绩效指标分为5个因子,5个因子累积载荷平方和在75%左右,解释11个社会绩效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使用这5个因子代表样本公司的综合社会绩效。根据表4,第一个公因子F1对应的人均收入、税费净支出和职工人数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归结为社会贡献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对应每股收益、营业成本率和捐赠水平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归结为盈利和社会捐赠因子;第三个公因子F3对应的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归结为偿债因子;第四个因子F4对应的股利分配率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归结为分配因子;第五个因子F5对应的研发水平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归结为创新因子。

数据来源:同表2。

数据来源:同表2。

本文以表3中各旋转载荷平方和方差百分比与最终累加旋转载荷平方和百分比之比为权重,计算各样本公司各年的社会绩效总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Fi,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在t时期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Wj表示第j个因子旋转载荷平方和方差百分比,Fi,j,t表示第i个样本公司的第j个因子在t时期的得分,n表示因子的总个数。计算出的综合得分按照2008年农业上市公司综合得分降序顺序排列,如表5所示。

观察表5可发现,在连续7年时间里,各年样本公司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为正值的家数分别为:9,8,12,11,10,9,9。从总体上看,各年25样本公司中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为正值的家数保持在稳定水平。其中,各年里最多只有12家样本公司的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为正值,占总样本的比例较低,显示了农业上市公司对社会绩效的总体重视程度不够。根据表6,从2011年起,各年的社会绩效平均综合得分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得分普遍较小,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水平逐步改善但总体偏低。结合表6中的标准差可知,农业上市公司间的社会绩效存在较大的波动性,说明各年内各农业上市公司间的社会绩效分布不均。以上是分析样本公司的总体情况。

数据来源:同表2。

数据来源:同表7。

下面,分析样本公司的个体情况。北大荒(代码为600598)一直保持领先,其他样本公司应以它为榜样,实现整体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登海种业(代码为002041)和中水渔业(代码为000798)这两家样本公司的排名相对比较靠前,且排名总体逐年上升,说明这两家公司逐步加强对社会绩效的重视。云投生态(代码为002200)、中鲁B(代码为200992)和新赛股份(代码600540)这3家公司在这7年里的综合得分排名总体处于低位,表明其社会绩效低下,它们可以作为提升整体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重点监控对象。根据之前的行业分类(在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处提到),各行业间的样本公司社会绩效存在很大差异。在各行业内,样本公司间的社会绩效也相差很大。研究显示:农业上市公司的总体社会绩效低下且分布不均,有待提升。

数据来源:利用SPSS22.0计算得出。

(二)描述性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财政补贴总体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税收优惠呈现曲折下降趋势,显示出国家逐年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从2010年开始,财政补贴力度逐步超过税收优惠,表明政府转换了财税补贴的方向。比较表7中标准差与均值列可得,各年内各样本公司间享受的财税补贴存在较大的差异,财税补贴分配并不均匀。偏度系数均为正数,说明样本公司中有许多公司享受低于平均水平的财税补贴。峰度系数较大,说明变量值的极端性很严重,进一步验证了财税补贴不均衡。观察最小值列可发现,有些农业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反而增加了税费的支出,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多元化经营,涉及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农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不足以弥补其他产业的税收费用。通过将最大值与最小值相比较,财政补贴的极端性较严重,这可能是补贴环节的差异造成的。

(三)回归分析

1.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原假设,本文利用前文建立的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8。

可以看出,单位营业收入财政补贴的系数虽为正数,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原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单位营业收入税收优惠的系数为正数,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显著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实现政策制定的期望目标。原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观察控制变量的系数和P值,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规模大小会显著影响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扩大农业上市公司的规模,其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会显著提高。股权集中度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独立董事占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独立董事更能显著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比较这两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可知,独立董事的影响程度比股权集中度大,农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有效发挥其治理作用。调整的R2为27.52%,拟合优度不高,与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相似,没有考虑到其他比较重要的指标。F值为14.2149,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注:(1)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网。(2)***代表在1%水平下显著,**代表在5%水平下显著,*代表在10%水平下显著。

2. 简要结论与分析。

财政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表明这财政补贴未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税收优惠能显著改善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水平。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财政补贴是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直接补贴,可能给农业上市公司造成“不劳而获”的幻象,短期内会改善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而长远来看不一定如此;2)农业上市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的多少通常取决于计税基数,计税基数与公司的经营行为相关,进而税收优惠起到激励作用,促使农业上市公司提升社会绩效。财税补贴政策具有滞后性,本文由于篇幅原因只研究了当期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当期社会绩效的影响,而未探讨当期财税补贴对未来期间社会绩效的影响,可能得出的结论有所偏差。

四、政策建议

(一)政府改善财税补贴结构和转换补贴方式

财税补贴政策不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未能显著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效益。目前,我国的财税补贴主要是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和价格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力度较小,无法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国家倾向投资水利和生态建设,忽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对农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财税补贴大多停留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没有延伸到起到明显增收和增效的生产环节,这些生产环节的公司经营困难,但又无法获得政府的扶持,难以实现发展壮大。我国的农业财税补贴通常采用“暗补”的方式,操作不透明,可能造成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补贴没有切实地落到农业生产者手中,降低财税补贴效率。因此,建议政府要致力于改善目前的财税补贴结构或转换补贴的方式,让补贴起到真正的作用。

(二)政府对受助对象要进行持续跟踪评估

我国的政府补贴缺乏针对性,这就导致政府资金的分配缺乏效率,可能使有发展前景的农业上市公司补助不足,而无发展前景的农业上市公司补助过多。政府应在受助对象申请政府补贴时对其进行分析,关注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方面的贡献,以优先补助拥有良好发展前景而资金匮乏的受助对象。政府应当每年对受助对象的发展状况予以持续跟踪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对受助对象的补助金额与方式。对于那些重点受助对象,政府应高度关注,保证这些农业上市公司后续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以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尤其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补贴,更要进行持续的跟踪评估,以防补贴没有落到实处。

(三)政府严格监管财税补贴资金的使用

补贴影响 篇10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反补贴,影响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承诺, 除非中国能够根据W T O成员国国内法证明是一个市场经济体, 或者中国某一特定产业或部门能证明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 或者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市场经济条件占主导地位, 否则, WTO其他成员方可以在2016年以前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时继续用不与中国产品的国内价格严格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这就为外国对中国运用替代国制度等歧视性政策留足了空间。

一、替代国方法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反补贴中屡屡败诉

各国在替代国选择的依据和程序、判断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标准、反倾销税及反补贴税的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且都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任意性, 具体执法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又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 在具体反倾销、反补贴案中, 进口国调查当局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 很容易针对案件所涉产业的情况采用对其确认存在反倾销、反补贴和倾销幅度、补贴辐度较高的国家的商品价格作为替代价格或类比价格, 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本来没有倾销的中国产品被裁定为存在倾销或本来未享受补贴的产品被裁定为存在补贴, 并继而人为地大大提高倾销幅度或补贴辐度, 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中广受歧视, 屡屡败诉, 不断退出已经开辟的国际市场。

1. 替代国方法使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屡屡败诉

曾有学者对替代国制度做过形象的比喻, 在替代国制度下,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就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高速驾驶汽车的司机, 在被警察以超速之由勒令停车之前他不知道该条公路的最高时速限制, 而在被勒令停车之后, 警察却是以另外一条公路上的时速限制来对其进行处罚─—但另一条公路究竟是哪一条只有等警察拦下司机, 停车之后才能明了。美国专家佳里·浩里克也在《美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中的反倾销体制:一项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采用行政裁定这一通常做法来确定倾销幅度, 须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价值 (正常价值) 。据此, 商务部便可以搞出它所希望得到的任何数字。”由此可见替代国制度的随意性和不公正性。

在屡次对华反倾销中, 西方国家多次选择新加坡、印度、墨西哥等作为替代国, 但这些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成本远远高于我国, 如新加坡劳动力成本平均高于我国至少2 0倍, 印度原材料价格平均高于我国6倍, 墨西哥也同样属于高成本国家, 这直接导致中国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被高估, 使我国企业在应诉中处于不利地位, 而导致应诉企业的大量败诉。另外, 在针对来自中国的同一种产品的反倾销争端中, 两个W T O成员方选择两个完全不同的替代国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由于受与“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关的替代国制度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中败诉率极高, 据WTO统计, 截至2004年2月, 中国遭受的600多起反倾销案中, 中国企业的败诉率为6 4.5%, 比世界平均4 0%败诉率高出2 0多个百分点。这又在客观上鼓励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滥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抵制中国产品的进入, 从而导致了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致使中国连续1 2年多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受害国。

2. 替代国方法使中国企业在反补贴调查中广受歧视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在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无处不在, 因而须使用不依据中国企业国内价格严格比较的方法来计算补贴数额, 这使中国企业在面临反补贴调查时也可能受到与反倾销调查时同样的歧视性待遇, 从而极易被裁决补贴成立、并继而征收高额的反补贴税, 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外国企业向中国的竞争对手发起更多的反补贴调查申请, 加大了中国遭受反补贴调查的概率。而且, 反补贴调查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反倾销调查, 它首先调查的是政府的补贴行为, 针对的是政府的宏观决策, 影响的不是特定企业的产品而是整个行业。一旦一个产品被外国裁定征收反补贴税, 整个行业都将受到阻止, 甚至可能完全被驱逐出国际市场;并且其上下游产业的出口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这进一步使中国成为世界反补贴的靶心。

与1999年以后国际上反补贴调查转为下降趋势相对照, 近年来国外对华反补贴的热潮才刚刚开始。反补贴已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摩擦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二、“一国一税”往往使中国企业被裁定过高的反倾销税率

按照欧美反倾销法, 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 除非企业提交个别申请并经审核通过, 否则即实施无分别裁决和一国一税的歧视性反倾销政策, 其做法极其复杂、晦涩, 不仅违反了W T O反倾销法的相关规定, 缺乏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 而且在实践中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中的应诉积极性, 直接导致在以前很多案例中都无企业应诉, 欧美顺势按照有利于申请方的相关材料和可得的最佳证据原则缺席判决, 从而最终导致裁决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 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放大了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效果, 使反倾销这种抵消不公平贸易的工具远离了、超出了制度设计最初的目的, 而具有了高度惩罚性。在针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种产品的国际反倾销调查中, 由于中国企业不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往往是被征收反倾销税率最高的企业。例如, 美国对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彩电企业反倾销案中, 马来西亚企业中途就获得解放, 而我国企业最终被裁决征收高达7 8.4 5%的反倾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