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

司法（精选十篇）

司法 篇1

一、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法律概念

法院和法官的关系密不可分，法院是法官的载体，法官是法院的灵魂，法官能动的进行司法活动是在法院的支撑下展开的。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区别实际上是法官能否联系不断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如有学者认为，“司法克制或是能动是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司法能动坚持法官应该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对抽象概括的法律加以具体化的运用去实现社会正义。而司法克制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谨地执行法律的意志，尽可能地减少法官个人的信仰与倾向。” (1)

二、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分析

（一）司法克制主义的优势分析

司法克制主义中法官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尊重成文法和先例。法院是承担判断任务的，虽然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案件的特性，但毕竟法院不是万能的，对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做出裁决，光靠法律知识是难以做出裁决的，还需要借助法律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解决，在此意义上法院应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

（二）司法能动主义的优势分析

一方面，完善法律的不足，促进社会稳定。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法律的作用之一在于维护秩序，但法律往往也会有一些局限性，导致昨日的法律可能与现在的社会发展相违背，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如果此时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法官充分发挥能动性，结合案件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就会实现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司法能动主义有助于实现法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能动主义的法官，在审理不同的案件时，不会一成不变的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法律的字面含义或法律的原意，使法律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冲突与整合

表面上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似乎是一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概念，其实不然。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权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法院审判模式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越来越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但这并不等于法官的职权被完全弱化了。事实上，弱化法官的职权与加强当事人的作用并不矛盾，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而并不是对司法能动的完全否定。 (2)

三、我国司法能动的改革与完善

（一）当前我国司法能动的具体实践及改革方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多。此时，仅仅依靠司法克制难免会使实体公正与形式公正分离，无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人民群众无法完全实现实体公正，导致引发更多的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法官通过司法能动，能够满足当事人日趋激烈的诉求请求，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诉讼能力也将逐渐提高，社会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总之，我国无论以何种司法理念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最终目标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司法能动的深化和改革是必由之路。

（二）加强司法能动的建议措施

第一，要着重解决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是要尽可能运用社会引导和社会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不仅是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还要在审判中加强司法的教育功能，引导人们尊重司法，尊崇公平正义。二是促进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努力减少纠纷，实现诉讼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三是重视诉讼过程中的法官能动作用，加强法理在审判中的应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加入自己的主观倾向，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灵活的运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

第二，要加大法院调研的工作力度。调查研究是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能动的一项重要工作。调查研究是促使人民法院更深入地解案件，分析案件的有效手段，提高司法能动的预见性，促进矛盾纠纷的及时解决。人民法院在调查中把握了矛盾纠纷的来源和成因，就能深入地了解到了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从而促使矛盾的及时解决，实现司法的价值。法院为了更好地查明案件和及时化解纠纷，积极主动展开调研，提前采取了保障措施，获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

第三，从宏观上理解司法能动。司法能动不仅要求人民法院灵活的解释和运用法律，还要求人民法院积极发挥能动性，主动分析总结矛盾，引导人民群众尊重司法，提高其诉讼能力，不断满足公众对司法的正义诉求，这是人民法院永恒的宗旨，也是司法能动的重要体现。在司法能动中，法官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审判活动中利用司法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运用正确的方法妥善处理纠纷，彻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将专业的司法大众化。

参考文献

[1]李辉.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比较分析[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398-415.

[2]胡君.司法能动的边界[N].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8 (5) .

[3]陈光中、陈学权.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理论[N].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1) .

[4]王建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能动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31-280.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篇2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上海法治化水平。

陈良宇指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领导干部是关键，广大群众是基础。要抓好全民普法教育，正确引导市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法，自觉守法，职位越高，越要发挥表率作用，绝不允许插手、干预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绝不允许对个案批条子、打招呼，对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有法可依的个案，一定要依法办事，对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或终审的案件，要切实维护好司法权威。

上海市领导龚学平、蒋以任、罗世谦、殷一璀、王安顺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主持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信宝，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滕一龙，中共徐汇区委书记茅明贵作了专题发言。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

确保司法公正，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一要完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环节的内部监督体系；二要抓住人民群众反映比较突出、可能导致司法不公的环节，加强专项整顿；三要进一步推行执法和司法公开，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

要通过新闻宣传，在整个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让法律维护国家意志是人心所向。谁违反或践踏法律，谁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新闻宣传要注意抓住典型案例体现社会公平，要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媒体的领导和编辑记者要加强学习，努力成为学法、用法、知法、守法的模范，并在新闻宣传中努力体现法治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信宝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不仅是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上海市人大一贯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坚持监督和支持有机结合，注意将司法机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人大工作的重点。

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实现上海依法治市的需要，也是政协有效履行职能的需要。这几年，上海市政协十分关注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进程和司法公正问题，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为此专门开展了对上海审判机关“司法公正”现状的专题调研，为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滕一龙

目前，审判工作呈现出三个新特点：案件数量多；案件类型新；审理难度高。针对上述特点，我们提出了“以公正促公正，以公正樹公信”的法院工作思路。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全市法院院长会议，集中精力找了差距。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影响司法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职业道德和作风培育上，今年我们要开展“塑造上海法院精神”主题讨论活动。在廉政制约上，我们将继续狠抓130条《院规》等各项廉政制度的落实，从源头上着手，机制上着力。

中共徐汇区委书记茅明贵

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对司法行为的权威化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去年，我们提出建立一个透明、高效、职业化的公共政府，其实质就是建立一个法治政府，将法治的精神贯穿政府行为的全过程，渗透于政府所有结构和程序之中，确保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自觉维护司法权威，真正建立起法律控制行政权、人大政协监督行政权、司法审查行政权的权力制约机制。

浅议司法公正和司法制度改革 篇3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

关心司法公正, 评价司法公正与否, 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在现代社会的审判中, 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呢?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笔者认为, 评价司法是否公正, 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 一是法律标准, 二是社会标准。

(一)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

判, 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 违法的裁判一定是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 即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 必须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幅度内做出的裁判, 就是公正的。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 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 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实体法, 而且程序正当, 就是司法公正。

(二)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

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裁判的态度, 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 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 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 必须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 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 做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 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我们客观的去分析。

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司法公正, 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 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

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

(一) 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 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 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 (院长) 、副检察长 (副院长) 、处 (科、庭) 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 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的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机关行政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 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 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 评比、考核、听取汇报, 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 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 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 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 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

从1949年以来, 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 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 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 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 当地党委不可避免的指挥属下的法院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 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 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出发, 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 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 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 只能流于形式, 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三、改变现状的应对措施

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 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 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 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 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一) 建立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

在我国, 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外一种国家权力, 它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 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 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 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备司法权应有的本质, 因而, 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

改变现行审判体制, 确保法官独立。司法独立, 其核心是法官独立, 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 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 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 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 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的《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 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二) 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道德水准低下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现阶段社会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 而这些腐败和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 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 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仰。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 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 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权钱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 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毫无疑问, 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 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 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 三者兼备, 相辅相成, 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四、结语

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在任何国家, 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 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 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摘要：伴随着司法现代化建设中改革的实践, 司法公正的价值观念已深深根植于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的心中, 然而怎样才算司法公正如何引导人们包括司法工作者用理性的标准评价司法公正等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加以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现代司法理念,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3]《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 2003年10月。

[4]李勤模:《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 中国法院网, 2004年4月。

用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 篇4

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司法环境的深刻变化都对司法公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法院充分认识司法公开对司法公信的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司法公开的形式，是推动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信的基础。司法通过个案审判的方式实现法律的价值，所以司法公开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公开，即向当事人公开和社会公众公开。对于当事人而言，法院需要在个案中把从立案到执行的全过程及相应信息向当事人公开，规范司法行为和实现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人民法院通过个案公开和法律教育活动，展示司法活动过程，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进一步讲，司法公开还包括形式公开和实质公开。形式公开包括依据、程序、流程、结果等的公开；实质公开主要是指对判决结果进行充分的说理说明。简单地说，司法公开就是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社会公众，都要“有话讲在当面，有理摆在明处”。

司法公开应重视释法阐理。司法就是依据法律对纠纷作出裁决。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也需要对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平衡。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法院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法院特别重视释法阐理，融法理、常识、民意和逻辑于一体，既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司法公开要重视对判决依据的法律及其原理进行阐释。不但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说明处理的结果，还要以“接地气”的语言和方式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处理，避免说理过于简单和过于深奥两个极端。重视释法阐理，能够最终使法院获得应有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司法公开应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司法公开是用制度保证当事人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此，在公开的过程中应在法律框架内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和意愿，这样才能提高其对法院工作及裁判结果的认同和认可程度。在具体个案层面，一些案件的当事人不断申诉、上访，除了利益诉求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导致一些当事人对法官或法院的工作产生误解。在社会公众层面，法院运作的相对封闭性会导致一些司法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甚至舆论审判，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形成特定群体对法院的集体批判，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法院重视司法公开并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法院正作风、树形象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新公司法司法适用的探索 篇5

2013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奏响了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前奏；同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订，绘制了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蓝图；2014年3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开启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新篇章。

本次论坛以问题导向为中心，针对在资本制度改革背景下新《公司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了探讨。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旭东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保树，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商事法制司司长张建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姜天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出席了本届论坛并致辞。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杜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吕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林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慈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虞政平、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顾功耘等来自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就新《公司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注新《公司法》研究诉讼面临的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公司法》的修订对于助推小微企业、鼓励投资创业、解决每年7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对于激发整个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诉讼当中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本次《公司法》修订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还是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面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特别是在实践当中如何加强协调、加强配合，理应受到各界的关注。希望本次修法能够促进宏观市场稳定、微观市场灵活、社会政策托底，真正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不断推进治理国家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资本三原则的弱化带来的新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杜军

这次《公司法》修改取消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资本设定完全交给股东甚至一元公司，资本确定原则发生变化；公司法允许股东无限期自己约定出资期限，资本维持原则严重削弱；再加上取消了现金出资30%的底线要求，原有的三大资本原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资本维持原则的削弱将给司法带来很多的问题：抽逃出资将更难界定，其程序问题也需要更进一步规定；公司资本不足时，公司获取资金规则亦不清楚；股东减少股权出资转而债权出资后的受偿顺序也需要重新确定；已变化的资本来源制度与未变化的利润分配、股份发行、减资等程序之间的协调也需要重新思考。

完全认缴制下避免出现极端公司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王涌

这次《公司法》的修改，实行了完全的认缴制，实缴制已经不再强制。在完全认缴制下，极可能出现一种非常极端的公司，资本完全是认缴的，没有实缴的。

完全认缴制在适用上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债权人在个案当中可以要求公司未实缴出资股东清偿公司对他的债务；债权人在个案当中行使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请求权，标准是什么？还没有到实缴期限的股东，可以成为债权人请求权的对象；公司债权人债权产生的时间，无论是债权发生在先，还是未出缴出资的股东发行在后，都有权利主张债权；直接请求权和法人人格否认之间应为请求权竞合关系；减资可以对实缴部分或认缴部分單独减资。

工商登记应该包括股权冻结登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吕强

关于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冻结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工商登记应该包括股权的冻结登记。新《公司法》并没有从法律上免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协助义务。国务院注册登记改革方案采取了“宽进严管”的运行方式，其不仅规定了市场主体信息公示系统，还强调了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的配合，股权登记应当属于此“严管”的应有之意。

第二，如果工商局拒绝履行办理协助义务的话，可能会产生4个方面的法律后果。第一，可能会侵害潜在的冻结股权受让方的权益；第二，没法控制冻结股权的转让，在股权查封过程中，可能存在第一手受让人再受让一手；第三，可能工商局会被相关法院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第四，工商局可能面临赔偿责任。

公司法的配套还应细化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林彬

本次改革的思路是政府该放松的要放松，该加强的要加强，有的是减法，有的一定得是加法。目前，工商局的减法做得过多。设立的时候降低门槛，投资、营业自由，但是退市制度一定要加强，比如最高院有关公司清算和其他方面的执行的制度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应该更加细化。公司到工商局进行登记的原因：一是公信力，二是股权登记的对抗效力，涉及善意取得的问题。如果转让了股权且善意，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仅仅指望通过一个企业征信系统让市场主体把握这个风险，而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机关作为消极行政，并不符合改革的精神。

抓住修法契机，关注立法空白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慈蕴

本次资本制度的变革对公司资本的整体制度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它却成为一个契机。

《公司法》修订主要有以下3个关注点：第一，这次《公司法》的改革对公司资本制度没有实质性影响。首先，虽然取消了最低资本额，采用了全面的认缴制度，但公司成立时候，全部资本必须全部发行，并且被全部认缴。其次，依然要适用资本三原则。再次，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掺水股出资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因为这次公司资本制度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第二，资产信用和资本信用这两者之间不是同一个问题，不可以互相替代；第三，公司可以宽进了，保护债权人一些基本措施要加强。

注重瑕疵出资问题，保护债权人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

本次《公司法》修订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强化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民事责任的重要性。第二，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刑法188条和189条修改之后意味着什么？虚假出资责任一定要明确。第三，关于瑕疵出资问题，不及时、不足额、不适当和根本没有出资，及时出资是按照认缴方式做的，如果显著不公平、不合理的，破产行为要提前。关于3个责任，为对公司的责任、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和对债权人代位清偿责任。第四，关于抽逃出资，不能入罪，但是有民事责任。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代位清偿责任。

新《公司法》背景下的验资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顾功耘

新《公司法》下，验资程序在确定股东出资多少、实缴多少与出资形式方面仍然有意义。对于募集设立的公司及国务院规定的特殊的公司，在验资方面并未变化，仍然需要法定验资。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公司，验资将从法定程序变成依章程规定进行，可以由第三方或者公司内部部门来执行并出具验资报告，经董事会认可后，则董事会需对公司实际到位的资金负责，董事会有催收出资和公开验资信息的义务。评估与验资并不相同，评估是专门机构对非现金出资部分的价值确定，在验资中，实物出资价格不应高于评估价格。验资中未出资的股东其分红权、投票权、知情权等股东权利应该受到一定限制。

积极应对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虞政平

本次修订核心是资本制度改革，从《公司法》几百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股东人数越来越少，资本要求越来越低，公司治理结构越来越宽松，股东自治权利、公司意思自治权利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改革显然和国际公司法的发展趋势是相符合的。

对于本次改革的内容，很多学者的文章当中都已经有所涉及，并非没有准备好。改革之后形成的市场交易模式对债权人总体是有利的，对司法总体是有利的，对解决执行难总体也是有利的。同时，本次改革为一些可能面临投资障碍的人提供一些可能的渠道，实际上增加了投资的保护。

论司法围观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及应对 篇6

一、信息化背景下司法围观的途径

在案件信息聚焦化的围观时代, 司法越来越重视民意的作用, 这种重视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心, 而且在法治民主化进程中和民众话语权的实现过程中也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践过程中, 当过度重视变为顺从, 民意成为案件最终判决的依据, 进而造成了司法的独立性难以保障和司法公正性受到质疑的不良后果。

从“躲猫猫”事件到李某某案, 这一系列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公众迅猛的围观演变愈演愈烈, 甚至将个体案件背负上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和公正焦虑, 且不论最后的结果怎样, 单是这如履薄冰的司法过程, 就足以对法官进行专业的判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司法围观对于司法公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 过多的重视司法围观是否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 就成为现在司法环境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广播媒体以及互联网技术在只有网页新闻, 负面消息往往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民众对社会的负面信息获知的比较少。但随着新兴技术如博客、微博、微信等的出现, 这种互动式的交流方式的存在使得司法围观的途径逐渐增多, 人民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也在逐渐增多。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巨变, 这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新的关系格局。在这个时代下, 信息获取途径广泛, 信息传播极其迅速。当法律事件转变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媒体公共事件”时, 这某一具体的案件就会成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等级特权思想、为富不仁等现象的不满的宣泄的途径。

二、司法围观对我国司法审判的影响

(一) 网络司法围观促使司法公开的边界重新定位

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 体现在信息传播途径上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司法公开被推到了信息公开的最前线。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 司法公开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媒体。而司法机关因为其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具有某些优势地位, 其压力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而在现阶段的网络时代, 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主要的信息来源, 相反的, 媒体会去追踪网络上的民意, 进行民意调查等, 过去的媒体引导舆论的格局被彻底打破, 形成了新的舆论引导媒体式的格局。在这样的新格局中, 媒体作为司法机关与社会沟通的的桥梁作用被打破, 司法机关对媒体的控制能力失效, 最终形成了司法直接面对社会的局面。网络时代中, 民众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使得司法公开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中。从技术上来分析, 信息公开变得简单而易于操作, 只要有一个人接触了法官或者法庭, 通过网络等传播途径, 该种信息就很可能被无限制的公开。

现今, 司法公开的依据是《宪法》第125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一律公开进行。”诉讼法中规定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等情况, 依法不公开审理。这是目前法律明确规定的司法公开边界。但在实际操作中, 各级法院均通过限制旁听、禁止录音录像、拒绝采访等手段, 人为的制造出了信息公开的障碍。这种思维甚至在法官的培训教材中也有体现:“应当严格控制宣传报道, 避免该类案件成为社会热点, 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然而, 在网络时代下, 这种阻碍案件信息传播, 妨碍司法公开的思维不但对化解社会矛盾起不到积极的作用, 反而会造成公众的反感。在网络时代的初期, 司法公开的边界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混沌状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司法公开的边界必将被重新定义。

(二) 司法公正的天平将重新寻找平衡

原有司法公开的边界已被突破, 在司法围观时代, 司法将最大限度的在阳光下进行, 这样才能使司法公正得到真正的实现。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 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的权威, 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和不满。司法围观通过网络所能调用的资源是无限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举国关注甚至是全球关注的事件。以一体化破坏地方化, 以公民权利的觉醒对抗公权力的滥用的时代即将到来。

司法围观在带来阳光的同时, 也挟带了风雨。法律专业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专业化的讨论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 而身边发生的现实的案例才能真正吸引公众的眼球, 因此, 司法围观, 一般是从个案开始的。从这一点来分析, 司法围观的能量在个案上才能得到最大的程度的发挥。丹宁勋爵曾说“公正的意见不会损害公正的审讯”, 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适用在我国司法围观的初期, 因为这个时期正处于社会力量与司法力量互相博弈的混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司法围观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双向的, 既有可能使司法公正得到实现, 又可能因为迫于民众的压力, 做出有悖于法律的判决。司法公正的天平在司法围观中如何维持平衡, 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应对司法围观影响的两点建议

(一) 媒体应重塑其作为司法与公众接触的桥梁作用

当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放在一起相比较时, 新闻自由应当被放在第一位, 但是这并不能构成新闻自由妨碍司法独立的理由。在司法围观的时代, 媒体应成为司法部门应对危机事件的窗口和平台。司法部门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对公众关心的案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发布案件进展情况, 媒体应积极配合司法部门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和手机等多种手段与公众进行交流。

司法部门与媒体都应在这个时代中找到处理司法围观的公众事件的新方法, 媒体应重新塑造起其作为司法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作用。媒体应从善意出发, 最大限度的理解当事人的行为, 培养与公众自由平等地沟通交流和解决危机事件、化解矛盾的智慧, 将层出不穷的危机四伏、矛盾迭起的司法围观事件和平解决。在处理司法围观事件中, 媒体还可以利用其具有的获得信息的优势地位, 通过角色的转换, 将自己转变为普通公众的个体投身到司法围观的人群中去, 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了解他们负面情绪的来源, 和他们一起指责司法部门的不当行为, 跟他们一起对法律事件的结果进行评判分析, 为公众的利益而奔走, 针对个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分析公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价值。通过媒体的介入, 使司法部门在应对司法围观中塑造出具有正能量的美好形象。

(二) 司法机关应秉公办案, 维护法律权威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在司法围观中的特殊地位, 其在被围观时, 已不再是普通的公民, 法官有义务保证在案件中做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 使公众信服, 以此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 在司法围观的过程中, 法官的某些权利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官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应针对具体的案件和当事人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 避免因言语不当造成的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

司法围观不仅会对法官造成压力, 对证人、陪审员等也会形成不小的影响。一旦某一法律案件进入公众的视线, 被公众围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分散陪审员的精力, 进而对法庭的庭审等活动造成影响, 法官的接受信息的能力、感受都会受到影响。由于庭审的巨大压力, 会对证人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碍, 降低其回忆的质量, 还会分散原被告的精力。同时, 对法律可以公开和需要保密的界限, 要进行明晰, 并向公众说明详细的规定, 使公众对法律不能予以公开信息的情况予以理解。只有通过法官在处理个案的时候, 维护了个案的公平正义, 才能使法律的权威作用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林敏.网络舆情: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 2013.

[2]刘明娜.媒体围观时法律事件处置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2 (6) .

[3]蔡沂.微博围城[D].华东政法大学, 2012.

司法 篇7

然而, 人们熟悉的“血拆”并没有一如期望地退出公众视线。

2011年4月, 湖南株洲58岁的农民汪家正为抗拒强拆, 在自家的屋顶上自焚身亡。这被认为是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以来第一起拆迁命案。

5月, 江苏兴化男子张桂华同样在司法强拆过程中点火自焚。

6月, 山西朔州, 被拆迁人吴学文在司法强拆过程中, 将工作人员捅死一名, 重伤一名。

12月, 广州一名战士在家休假时, 自家房屋遭遇拆迁, 被拆迁人员打伤住院, 于是部队出面为其维权, 拆迁方最终认错、道歉、赔偿。

显然, “新拆迁条例”颁行以来的一年, 并非风平浪静的一年, 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已有察觉。也正因如此, 国土资源部在去年5月下发的一份紧急通知中坦陈, “新拆迁条例”实施后, 违法违规拆迁呈增加趋势。而最高法院也在9月下发《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要求法院对征地拆迁案件慎用强制执行手段。

这部旨在通过司法拆迁遏制“血拆”的“新拆迁条例”, 显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原因何在?“司法强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新拆迁条例”的出台历时漫长, 这是激烈博弈的结果。

当初, 许多人预测“新拆迁条例”会胎死腹中, 可它最终仍轰轰烈烈地出台了;后来, 又有许多人预测“新拆迁条例”将会大大改善地方上的各种拆迁乱象, 或多或少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然而, 一年过去了, 拆迁血案仍频频发生, 用国土资源部的说法, 是“违法强拆呈增加趋势”, 地方大拆大建高歌猛进……

强拆血案层出不穷

2011年4月12日, “新拆迁条例”施行的第3个月, 发生了“拆迁新政后司法强拆第一案”。当日清晨,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执行局法警数十人及上百名身着蓝色保安服的人员来到丰台区王佐镇怪村黄瓜园, 包围了村民窦春平的宅基地。警戒线外, 上百名拆迁户围观抗议。窦家因补偿标准过低而拒绝拆迁。现场录像显示, 僵持中, 法院执行人员用高压水枪射向站在房顶的窦春平及其女婿三人, 其中一人直接从房顶掉下;推土机同时启动, 几分钟内, 窦家死守的家园即成一片废墟。

当日上午, 以“妨碍法院执行”为由, 丰台区法院决定对14位村民司法拘留15日。这其中包括窦春平一家七口, 以及七名摄像、录音或与法警起争执的村民。

十天之后, 又出现了“新拆迁条例”施行后的第一起命案。

4月22上午, 在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内, 株洲市何塘区法院正在执行司法强制拆迁, 58岁的被拆迁户汪家正站到了自家的楼顶上, 在铲车逐渐在自家房屋移动时, 他往身体浇上了汽油, 点燃了自己。

法院随后立即发出声明称, 征地拆迁指挥部从2009年起就对汪家做了十几次工作, 均未协商成功, 于是株洲市国土资源局2009年底向其下发了限期腾地通知, 汪家不理。最后国土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于4月12日作出裁定, 要求被执行人尽腾地义务, 汪家并不履行, 于是法院决定进行司法强制执行。

法院表示, 引发事件的核心问题是拆迁补偿。事件后, 法院即刻中止了强制拆迁程序。

“新拆迁条例”下拆迁不见血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实现, 继株洲之后, 湖北鄂州、江西抚州、山西朔州等多地又见命案。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立法设计为何没能有效制止“血拆”?问题的根源何在?

政府从幕后到台前

“新拆迁条例”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政府角色的转变, 这也被认为是条例的一大亮点。

过去, 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建设单位是拆迁人, 可以自行拆迁或者委托拆迁。实践中一般拆迁人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或者以土地储备为名的土地储备机构。

而由建设单位担任拆迁人被认为是拆迁矛盾容易激化的重要原因, 前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往往过于追求效率。

过去, 政府处于居中地位, 负责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现在, 在新条例下, 政府是征收的唯一主体, 政府主导征收拆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 由政府主导征收拆迁, 对保障被拆迁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因为政府不像拆迁公司, 它要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 这对去除拆迁的商业化意味也是有益的。”

这也是立法者设计的初衷。但实践起来却不是这样。

“政府借助这一条例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从拆迁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而不用像以前一样遮遮掩掩地参与拆迁, 新条例为政府参与拆迁大开方便之门, 而政府正名了。”多年从事拆迁事务的张兴奎律师直言, “新拆迁条例”实施后, 原来希望被拆迁人利益得到更好保护的预期没有得以实现。

张兴奎介绍说, 目前在实践中行政强拆并没有完全消失, 由法院主导的强拆看似规范, 但在现行的体制及制度设计下, 法院的作用其实很小, 其中立、公正的形象也没有体现, 甚至有些地方法院还为政府的拆迁充当先锋官。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指出, 新条例实质上依然沿袭旧有的制度框架, 地方政府依然可实现强制拆迁。由于最核心的规划制定和调整程序没有改变, “新拆迁条例”的执行效果自然有限。“只要政府修改城市的控制性规划, 征收就有了法律依据。民众在法律框架内对地方政府无力抗衡时, 法律的保障功能就失灵了。”

“拆违促拆迁”被推广

实际上, 据中国建筑管理与房地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介绍, “新拆迁条例”实施以来, 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当中流传着、扩散着一种“以拆除违法建筑来推动拆迁”的模式, 这一经验在南方某省会城市广泛推行后, 被全国各地多座城市采用。

“这一模式是在政府发布拆迁公告之后, 给一定期限, 让被拆迁人按照给定的补偿标准签订合同, 如果不签订合同, 立马就有城管部门给规划部门发一个函, 向规划部门询问该处房屋是否合法, 规划部门马上就会给城管部门回一个‘技术鉴定’函, 认为该处房屋没有建设工程许可证等证件, 是违法的, 所以建议拆除, 城管就开始大拆除。”王才亮说, 他甚至看过一份会议纪要上说“拆违带动拆迁不可动摇, 拆迁拆到哪里, 吊销产权证就到哪里”, 所以各地开始出现了老百姓的房子有房产证的被吊销房产证, 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拒收土地证的情形。

2011年4月29日早晨,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大的一名官员带队, 200多人的强拆队伍将通往湖内工业片区的三个路口全部封堵后, 开进两辆铲车, 在一个多小时的轰鸣声中, 将几千平方米的厂房和住房全部拆除。

早在两个多月前, 收到拆迁通知的几名业主, 就已向法院起诉当地房管局核发的拆迁许可证违法, 一直未获受理;4天前, 泉州中级法院还要求这些业主提交书面报告, 以促成庭前调解。

“强拆人员中有穿警服的、也有警车, 没有看见法院的人, 现在不是不让行政强拆了吗?”亲历强拆现场的一名业主很是疑惑。

当天带队强拆的官员和拆迁项目组总指挥杨继志均一致否认:“不是什么行政强拆, 是拆除违章建筑而已。”

“两证” (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齐全的厂房会是违章建筑?业主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响应改革开放号召入驻湖内工业区建设的商户, 在此经营多年, 却突然成了违章建筑。

实际上, 这种做法被推广之后, “新拆迁条例”就突然被架空了, 即将施行的《行政强制法》也被架空了。“所有的房子都认定为违法建筑, 就可以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强拆了。”王才亮说。

“行政不作为”还是“司法不作为”

2011年6月3日, 安徽省芜湖县法院门口, 比往常热闹, 十几名群众敲锣打鼓, 要给法院送锦旗。

法院坚持不接受, 随后当地警察到场, 围观人群增加, 送旗的坚持要送。“僵持了几个小时, 后来法院出来一个副院长, 把锦旗接了, 他没说什么。”

锦旗上写的是“行政不作为”。

送旗的是芜湖县皖南装饰城的业主, 他们的房屋正面临拆迁, 在要求当地房管部门公开拆迁许可性文件遭到拒绝后, 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县法院一直没有给我们立案, 我们催要不立案通知, 他们也不给, 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想出给法院送锦旗这招。”一名业主表示。

业主之前订做锦旗时本意是说法院立案不作为, 但当时不知道该写“司法不作为”, 他们认为法院与政府是一家, 于是写上了“行政不作为”。

此事之后, 这些业主再向县法院起诉房管局要求他们腾空住房的裁定违法时, 县法院立案受理了, 再后来, 又起诉拆迁许可证违法时, 法院也受理了。

一名业主说, 第一个官司开完庭后, 法院说法定审理期限有3个月, 但一直没有下判决。与业主们的等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相关政府部门7月4日向法院递交了强拆申请, 7月5日法院立即下发裁定, 要求被拆迁人腾空房屋, 交予县土地储备中心拆除。

强拆权由政府转移到法院之后, 本是为了以司法作为拆迁合法性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却出现了如此情况。

其实, 现实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案子:在诉讼过程中房子先拆完了, 法院最终没下判决, 原告撤诉了, 法院结案了。

当初, 令“新拆迁条例”获得最多掌声的, 无疑就是司法强拆代替了行政强拆。

“理由很简单, 不能政府决定拆, 然后政府自己又去强制执行,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的话代表了肯定强制拆迁必须经过司法居中裁决的观点。

然而“新拆迁条例”颁行以来仍然频发的强拆纠纷给了欢呼者当头一棒。北京律师王令认为, “只要审判权不独立行使, 现状仍是无法改变的, 法院承担不了过多的义务。”

去年11月20日, 王锡锌教授在“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一针见血地说:“基层法院有沦为政府拆迁办的危险。”

“既然政府是征收主体, 作为一方当事人, 如果既能决定征收补偿, 又能决定强制拆迁, 那岂不成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了吗?逻辑上就说不过去。所以, 政府一律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法院不是房屋征收的当事人, 立场相对中立、超脱, 申请法院执行程序也更严格些。取消行政强拆, 客观上会使政府尽量减少申请强制拆迁, 努力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 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在理论上降低了暴力拆迁的发生几率。”

在“新拆迁条例”出台之前和出台之初,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舆论观点。然而, “新拆迁条例”的实践让他们失望了。

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为何没能阻止地方“血拆”的步伐?学者与律师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法院裁决不能“走过场”

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 体现了政府在土地房屋征收方面, 依靠司法公正惠及民生的决心。但这种进步, 必须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制度基础上的。否则, 不但不能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 甚至还会付出牺牲司法公正和人民法治观念的代价。

司法强拆之所以被认为是进步, 是假定司法相对独立, 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权力所干预, 从而能兼顾双方利益而做出公正的判决。但是, 受社会现实的制约, 法院面对的难题会很多, 很可能会因为顶不住政府部门的压力, 使得行政部门申请强拆变成走过场。因此, 行政强拆中出现的问题, 依旧可能在司法强拆中出现。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同级的法院院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但实际上, 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在提名法院院长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法院院长, 是要听命于政法委书记的。当政府领导能够决定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的时候, 法院很难真正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知名时评人刘昌海说。

“而且, 法院的经费开支是由同级的人民政府划拨的。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 靠地方财政吃饭的法院, 如果不能够为政府说话, 可能会有经费上的担心。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 但法院的人权、财权并非真正的垂直管理, 都要受制于地方政府, 开展工作的时候难免要畏首畏尾, 甚至违心做事。”

“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 常常是同一批人实施的, 行政强拆有法院参与, 司法强拆也有公安民警、城管等参与。不同的只是法律文书上名义的不同。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的区别在于, 司法强拆, 政府领导在背后, 胆子更大, 力度也会更大, 而且, 必要时还可以保护法院。近年来, 地方法院应该服从地方党委, 甚至可以无视上级法院的意见, 已经深入人心。司法强拆还能够给人一个依法办事的假相。”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裕来坦言。

事实也确实如此。据记者了解, 一些地方的法院甚至和地方政府有协议, 可以从帮政府拆迁、征地中获得奖励。司法如果不能独立, 法院裁决只能是走过场。有专家提出可以将“司法强拆权”交由拆迁地方的上级法院, 这样多少能增强法院裁决的独立性。

必须“裁执分离”

专家们认为, 强拆执行存在隐患。根据“新拆迁条例”规定, 今后的强制拆迁只能由政府向法院申请, 由法院来执行。这给法院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外, 从裁决到执行都由法院实施, 同样可能导致侵权和腐败。

“让本来应当居间裁判的法院具体实施行政性质的强制执行, 承担强制拆迁任务, 如果行政拆迁缺乏实质性正义, 而法院所进行的审查仅限于形式性、程序性审查, ‘法院和行政机关扭成一股绳来对付相对人’之类的猜疑将在所难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指出。

事实上, 据记者了解, 在实践中法院往往被要求挺进征地拆迁的第一线, 或直接成为拆迁指挥部成员, 或成为向被拆迁人宣讲“禁止暴力抗法”的专家, 等等。这的确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伤害。

在杨建顺看来, “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表面上尊重司法机关, 但“司法强拆”执行不当, 很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法治观念和司法公正。因此, 司法强拆的程序应该是法院裁决, 行政部门执行, 法院予以监督, 并受理拆迁实施中出现的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点: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一样的。司法权力的基本属性是居中裁断, 是对争议的一种裁决, 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既要法院作裁定, 又要法院执行, 这在权力配置上并不协调。所以, “裁执分离”既符合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制约的精神, 也符合我们常说的“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王敬波还表示, 司法强拆能否为被征收人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是以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严格审查为前提的, 而这就要求法院在依法作出判决以前, 禁止任何人实施强拆。“如果仍像过去一样, 被征收人起诉后, 只要政府一申请, 法院就强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被征收人胜诉, 权益也难于恢复了:旧房子早拆了, 新高楼大厦早盖起来了。你不可能将新盖起的高楼大厦推倒, 再恢复你的小平房或小四合院 (即使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旧居) 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认为, “在新征收条例中, 应该确立‘起诉即停止执行’ (紧急情况除外) 制度。否则, 在没有‘说法’ (终局判决) 之前, 你硬要强拆, 坚持权益的被强拆人可能就会选择暴力对抗或自焚, 他不会因为你是法院、不是行政机关就选择忍耐和配合。强拆悲剧仍然难以避免。”

疏通救济渠道

强化有效的舆论监督与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也被认为是重要补救手段之一。

“司法强拆应贯彻人道、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保护理念, 防止简单粗暴压制被拆迁群众。”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呼吁道。他说, 强制执行作为司法行为最后一个环节, 强制执行实施者直面被执行人, 如不能贯彻人道、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理念, 其负面影响不仅是执法者的形象, 更是整个法治社会之根基。

目前, 拆迁案件立案难反响强烈。许多律师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并声称在涉及拆迁案件时, 不立案是原则, 立案成了例外。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透露, 由于拆迁案件多数涉及群体, 再加上被告往往又是政府部门, 法院立案尤其艰难。“但拆迁聚集了那么多的矛盾, 在法律途径内解决已经是最好的办法, 司法是最终的救济, 如果还被堵死, 那这些矛盾怎么办?”符启林表示担忧。

中国建筑管理与房地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介绍说, 在实施强制拆迁前, 对于被执行人先行司法控制是各地法院在司法强拆中的普遍做法。“强拆时, 实现人房分离有利于减少‘血拆’发生。但法院必须同时着力解决被拆迁人的合理诉求。”

律师王令则认为, 各项本该正常运行来预防悲剧的程序集体失效, 是血拆频发的原因。

这些程序包括, 一般行政程序已成形式, 老百姓提行政复议成了走过场;信访程序失效, 上访也不能解决问题;司法救济程序失效, 大量拆迁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问责程序失效, 媒体曾作过统计, 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个人都在;舆论监督程序失效, 一些恶性事件中媒体全部噤声。

“无救济则无权利, 无监督则必滥权。‘司法强拆’能否实现真正的制度进步, 必须强化强制执行过程的舆论监督, 必须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朱孝顶说。

展望司法强拆的前景, 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必须建立和完善裁执分离、司法独立 (实在不行, 也应该规定“司法强拆”必须由上一级法院来判决) 、起诉即停止执行等制度, 多方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才能实质性地推进拆迁问题走上良性解决的轨道, 防止“血拆”悲剧重演。

再好的条例也要人来执行。“条例制定得再好, 政府不但不遵守, 而且带头违法, 那法律有什么用?”符启林说。如果政府对待拆迁问题上只关注地方土地财政的增长, 并且以“公共利益”、“发展大局”作为与民争利的“挡箭牌”, 心中却没有“民本观念”和“民生关怀”, 那么就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流血冲突, 进而严重损害政府的执政公信和权威。在拆迁问题上要体现公平, 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 否则就难以实现平衡拆迁双方利益、居中裁决化解纠纷的目的。如果司法拆迁只是通过司法程序披上合法外衣, 行暴力拆迁之实, 那么司法介入下的拆迁, 不仅是被行政机关牵着鼻子走, 还会令司法机关自毁长城, 更加丧失公信力。

虽然人们知道, 想通过一个条例、一个行政法规的改变来解决目前拆迁中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但当行政强拆取消、司法强拆出炉时, 许多人还是为这有限的进步欢呼。

但就在“新拆迁条例”出台之初, 也有人抱有一丝隐忧。曾“上书修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当时就指出, “司法强拆”如果不以裁执分离制度为前提, 统一由法院执行庭或行政庭实施, 同样会导致滥权、侵权和腐败。而如果法院采取消极态度, 以各种理由将审判拖延, 即使被征收人最终胜诉, 拆迁也已成既定事实。现实已印证了这种担忧。

拆迁纠纷甚至“血拆”之所以频繁出现, 就在于司法强拆并未根本解决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仍然为以公共利益名义的强拆留了口子。在这个意义上, 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的转换, 只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改革, 司法难以起到公正裁判、均衡利益的作用, 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强拆走进现实。现实中的司法总是会受到各种利益主体左右。在强拆中, 行政方的主导力量显然是强势的, 被拆迁的力量则是极不对等的弱势。这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 司法往往会站在行政一边, 站在所谓的代表公共利益的一方。在利益博弈中, 双方利益诉求的差距, 往往需要通过彼此的妥协而不是第三方协调才会达到最佳均衡, 更何况第三方还有“劝偏架”之嫌?

行政力量作为博弈中的强势方, 不能简单地以己之心度拆迁户之腹, 不能总以为对方是漫天要价, 是“刁民”。事实上, 我们中有许多人不善于或不想换位思考, 去真切地理解这种补偿对他们的重要性。人的生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有人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开玩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尖锐冲突的途径, 先进国家已有诸多经验, 无非是让拆迁讲价回到谈判桌上心平气和地进行;而展开对等谈判的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是公众参与。

而公众参与恰恰是我们的短板。暴力拆迁之所以频发, 与目前的党政领导干部任命、晋升标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地方领导干部要升迁, 就要有政绩, 要推动经济发展, 他要实现这些的话, 就需要修改前任领导的规划, 只能改规划, 才能搞出新的政绩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如此解释地方政府为何轻易修改发展规划。

暴力拆迁的低成本也是尽人皆知的。从目前的暴力拆迁处理结果来看, 参与暴力拆迁造成血案的官员当中, 除了极少数官员受到严厉处理外, 大多数官员被“雪藏”一段时间又能异地为官。

因此, 完善裁执分离制度、确立起诉即停止执行制度、疏通并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仅仅是为“司法强拆”补漏的第一步, 要消除“血拆”的根源, 城市在规划建设之时, 就应纳入公众参与, 由公众充分讨论, 最终还要经过公众或其代表的批准。是否公共利益, 通过民主程序来界定。最起码, 公众也要积极参与到监督中去。

司法 篇8

一、司法预测的博弈分析———以药某案中舆论的影响为例

以药某案为例, 首先, 像所有的经济模型一样, 我们假定体系中所有人都是理性人, 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自身利益则通过预期效用函数来体现, 各方都围绕舆论选择策略, 且最终的得失衡量都用判决结果对当事人的效用来表示。

(一) 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是否利用舆论

假定双方当事人均未利用舆论时, 被告人A获得的效用为a, 被害人B获得的效用为b, 且a+b的值是固定不变的, 这里假设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私下利用了舆论。假定A、B利用舆论后的效用变化分别为a’、b’, 在药某案件中, 舆论明显是偏向B的, 所以B利用舆论的效用变化远远大于A。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面用一个二元矩阵来表示双方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效用变化。

由这个简单的模型,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可知, 对A来说, 不论B是否选择利用舆论, 他在利用舆论后的效用都要比不利用时大, 所以利用舆论就是A的占优策略。同样地, 利用舆论也是B的占优策略, 只是由于a’<b’, B利用舆论的优势更明显, 但终归是双方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利用舆论。本案中双方也确实都利用了舆论, 被害人方显然更加巧妙, 而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A的效用远远超过了B的, 甚至是B被判处死刑。直到今天, 那些当初深陷舆论中的人开始认识到对这个年轻人的残忍, 比这更严重的案情却对应着更轻的量刑。如果当时被告人能够根据先前的判决类比自己的案情, 预测诉讼的结果, 那舆论不可能如此猖獗, “同案不同判”也不会发生得如此理所当然。

(二) 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是否听从舆论

当事人利用舆论只是开始, 关键还是要看法官对待舆论的态度, 是盲目听从, 还是理性对待。现实中, 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法官不得不顺从舆论, 但若真心理性对待, 也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加入法官的态度之后, 当事人的效用才能真正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简单模型, 法官的态度决定了案件中当事人是否能被公平地对待。在药某案中, 舆论的风向过于偏向B, 我们直接假设舆论是不会增加A的效用的, 反而会在B增加b’的同时减少b’。那么如果法官盲目地听从舆论, A的效用就成为a-b’, 作为被告人, a本身就不大, 再减去一个效果更强的b’, 直接结束了A的生命。对A来说, 正常情况下, a还是可以保证的, 但舆论却凭空打破了常规,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相反, 如果当事人能将常规摆在法官面前, 而法官也不得不受其约束时, 就不可能如此正大光明地同案不同判了。

(三) 律师的介入———是否制止法官顺从舆论

作为被告人的律师, 在这种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 利用舆论并不是上乘之选, 他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舆论越演越烈的趋势下, 阻止法官受舆论的影响;而作为被害人的律师, 舆论本身就偏向他, 他要关注的则是如何煽动舆论, 让法官不能理性对待。当然, 这是建立在完全以个人利益为上的前提下。

由于律师的介入, 其不同的策略选择又会干扰法官本身的策略选择, 鉴于此模型过于复杂, 此处不再展示。而律师影响法官的很有力的方法就是从先前的判例中找相似判决来说服法官, 根据案件的预测结果暗示法官不要因为舆论而偏袒。

(四) 司法预测的介入———在各方博弈中所起的作用

鉴于司法预测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笔者通过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对文献资料的查阅, 将司法预测理解为在互联网与法律的结合下, 利用网络平台强大的数据收录功能, 通过对先前同类判例的分析, 在“同案同判”的指导下, 实现对现有案件诉讼结果的预测。根据司法预测“同案同判”的原则, 在上述多重的博弈模型中, 它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以前文的舆论为例, 若能够有先前同类判例的支撑, 法官、律师、当事人, 甚至社会大众都会提前预测到案件的结果, 而这种参照机制中, 舆论是没办法参与进来的, 它直接切断了舆论影响的根本, 法官不用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 只需要根据预测结果统一判案标准;律师也不用利用舆论或被舆论利用, 事先就能预测到大致的结果;当事人也会因为先前的同类判决而不再受到舆论的不公平对待等等。

二、司法预测的积极影响

上文只是以舆论的影响为例, 具体分析了实现司法预测给各方带来的好处, 当然, 作为一个长势迅猛的新兴事物, 它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还未完全显现, 但理论上已不胜枚举, 下文将从司法预测在舆论上发挥的作用延伸到更广层面的影响。

(一) 司法预测实现同案同判

司法平等是现代法律基本原则, 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必须统一、平等地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 对任何人的权利平等地保护, 对任何人的违法、违约行为平等地追究法律责任。然而, 我国的法律体系庞大, 法官组织更是参差不齐, 判案标准也不完全统一, 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

司法预测的出现, 使得案例参照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有意识地遵循先前的同类案件判决, 保持裁判尺度的统一, 排除上述舆论等外界因素的干扰, 无疑为实现同案同判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同类案件中最典型的判决的参照, 依次循环, 终究会达到裁判尺度的大致统一。

(二) 司法预测促进司法监督

在司法过程中, 司法预测使得对法官审判的监管方式变为“静默监管”———通过将该法官所作判决与司法预测结果进行比对, 快速筛选出异常判决, 发现舆论等外在因素对案件的干扰, 并加以摒除和更正。“静默监管”使审判过程在实质上做到公开透明, 司法的暗箱操作将通过对比而无所遁形, 由此产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也会因判案标准的统一而不能存在。

“静默监管”作为司法监督的一种新措施, 不仅解决了以往司法监督难的问题, 更是一蹴而就地解决了“谁来监督”的问题。这种由司法预测带动的监管模式, 不是通过将法官的行为曝光在公众视野中, 而是直接在源头上规范了法官的心理, 使法官不得不公开公平公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监督者, 任何人也不需要是监督者, 不仅实现了司法监督, 也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 司法预测提高司法效率

伴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员额制、立案登记制”等司改新举措纷纷出台, 案多人少责任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法官压力越来越大, 司法效率也严重受到影响。然而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如果司法进程缓慢, 正义的实现就会受到阻碍, 人民的权益就不能得到保障, 所以, 司法效率问题亟待解决。

司法预测使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预估诉讼结果, 据此, 人们遇到法律纠纷时, 可以先行预估胜诉率, 以决定是否将争端诉诸法院。若己方胜诉率很低, 则会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若己方胜诉率较高, 对方同样更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解决。这样便鼓励了争议双方采取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 不仅可以节约双方的诉讼成本, 也可以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 司法预测通过加深人们对法官公正判决的信服度, 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上诉率, 正如药某案, 若法官开始便能做到公正地“同案同判”, 被害人方也必然心服口服, 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动机去反驳。

(四) 司法预测塑造守法思维

说到药某案的根源, 还是因为当事人本身法律意识淡薄, 守法思维没有根深蒂固, 这其实和我国的普法现状有一定关联。虽说是依法治国, 但普法的道路却是荆棘丛生, 普法活动形式化, 普法效果不明显等诸多问题使得群众的法律知识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守法意识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还是欠缺。归根结底, 我们普法只是普法条, 群众并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威力, 也不清楚维权的途径。

司法预测的功能就像是保障公民守法的另一道屏障。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极少有意识主动摄取法律知识, 只有遭遇法律纠纷时, 才会主动寻找法条、咨询律师。如果实现司法预测, 进一步统一了裁判尺度, 律师、当事人都可以运用先前判决来预测诉讼结果, 那么事前人们就可以预测诉讼的胜诉概率, 对诉讼风险建立合理预期,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由此可见, 人们在事前就运用法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次法律审查, 以法律作为参照来规范自身行为。所以说, 通过司法预测, 人们直接与真实的案件接触, 而不是停留在高深莫测的法条上, 从而以一种新的模式塑造了人们的守法思维。

三、结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地给各行各业带来运行模式的变革, 即使法律这个偏保守的领域也不例外。司法预测将互联网和法律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大数据的优势, 在同案同判原则的指导下, 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预测诉讼结果的平台。通过司法预测这个机制, 解决很多我国在法制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但毕竟只是在萌芽阶段, 它的很多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 好处也没有充分显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摸索中前进, 不断改进, 不断创新, 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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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洋.关于法官“逃离”与“坚守”的思考[J].法学研究, 2015.5.

司法 篇9

一、我国法院的“司法万能”形象

在我国, 司法常常给人以一种万能的维护正义的工具形象, 在这部分中, 笔者将从当事人诉求角度和法院宣传角度展现现实中“司法万能”的形象。

(一) 从当事人诉求看司法形象

某基层法院2011年调研发现, 2010年以来, 该法院共裁定不予受理民商事、行政案件152件, 同比增长114%。②实践中, 很多属于自治范畴 (如村民自治) 、政策性调整, 以及涉行政行为但依法不具可诉性的纠纷, 实际不属法院主管, 但当事人认为有纠纷法院就应解决, 造成对司法范围的误解。在诉讼中, 当事人对法院更加依赖, 就笔者的工作经历而言, 常有当事人要求法院保障其人身安全、卧底调查、不符合规定的先予执行等等。即使判决后, 有一些对判决不服的当事人信访, 他们的目的常常是要求解决其生活实际困难, 如解决孩子工作问题, 甚至要求法院帮助其找老伴。

(二) 从法院宣传角度看司法形象

我国法院系统似乎也乐于将其塑造成社会矛盾的有力化解者这一形象, 从其对裁判的社会效果的强调及对诉前调解的改革便可见一斑。

1.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③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强调法官在裁判时更加注重社会效果, 避免僵化适用法律激化社会矛盾。但是, 在实践中, 公众乃至司法者对社会效果的理解存在偏差, 将社会效果单纯理解为“顺应民意”, 将“民意”强加在判决的推理中。事实上, 正如两效果统一所考虑的, 法院在裁判时, 实际也在勾勒一个法治社会的框架, 而对社会效果、对民意的过分强调, 以“社会”这个大筐装下所有矛盾, 再将其转交给法院, 可见法院所要承担的负重。

2.诉前调解改革

近年来,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剧增的背景下, 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全国各地法院进行了诉前调解的积极探索。诉前调解以化解矛盾为导向, 回应了时下中国社会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但是, 诉前调解对案件专业性审查不强, 对纠纷大包大揽, 甚至有违司法中立性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 给公众一种司法无处无在、司法万能的印象。在对诉前调解的宣传中, 司法的工具性大于专业性, 也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功能的边界认识存在偏差。

(三) 问题的提出

通过以上种种现象和做法可以看出, 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源于司法形象的偏差, 即公众对司法功能的期望值过高, 而忽略了司法权本身的性质及其功能的有限性。

二、“司法不能”的原因

司法权无论是在法理上, 还是在当下我国的国情中, 都是有局限的, 如果让司法跨越其应有的界限去承担其他社会机制的任务, 那么公众对其他社会机制的不满会转嫁到司法上, 从而使司法成为众矢之的, 更无权威可言。

(一) 法理层面

1.司法权的性质

司法权的有限性是指“司法作用于社会的范围、方式、效果以及实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司法权的有限性来源于三权分立思想, 在三权中, 只有司法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和保守性, 它不可能制定规范构建社会框架, 也不可能主动去管理社会, 司法权的运行具有滞后性, 它也不是规制社会活动的最佳办法。虽然司法权的约束力也来源于国家强制力, 但是它最终的权威来源还要依靠其裁判的说服力, 并且, 它必须从其他权力中获得支持, 从这种意义上说, 司法权也是脆弱的。

2.司法调整范围的有限性

从调整手段的角度看, 司法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并不是唯一手段, 道德、商业惯例、政策、风俗习惯等都是更深入、被人们更加自觉遵守的调整手段, 如果要求司法强制干预这些领域, 很可能由于违背司法的功能范围而产生不好的效果。例如, 空巢老人起诉子女要求常回家看看, 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实际涉及家庭伦理方面的问题, 就诉讼本身, 缺乏明确的诉讼请求, 而且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原告渴望亲情的诉讼请求即无法实现。

3.司法的相对公正性

公正如同普罗秀斯的脸, 给人以一种“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的想象空间。司法公正的相对性可能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司法公正确实是受人类理性制约的。从法学流派的演进我们不难看出, 法律形式主义逐渐衰微, 人们发现法律事实的外延并不总是能与客观事实的外延相统一, 也并非所有法律事实都能找到相对应的适用法律, 而且通过事实、法律、逻辑推理也并不总能得到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随着时代的发展, 法律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兴起, 它们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裁判结果并非唯一正确, 法官的主观因素、法律外的因素对裁判有一定影响。司法的相对公正性还在于评价主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的自利性, 导致其评价标准往往带有主观性。

4.司法依据的有限性

法律具有抽象性、相对稳定性、滞后性, 而社会生活, 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社会, 却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 法律不可能照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 也不可能为适应社会发展而频繁变动。虽然有的法律漏洞可以通过法律解释予以填补, 但是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必然会存在一些规则的真空地带和不相适应的地方。而在这种情况下, 严格依据法律办事, 司法的有限性是必然的。

5.司法运行的非真空性

司法不是运作于真空中, 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 需要其它方式的配合, 需要支持它有效运作的土壤。在我国, 虽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④, 但是, 由于其他方面的问题, 严重影响法律功能的发挥。一方面, 社会公众在大量制定、修改法律的氛围下, 对司法产生很高期待;另一方面, 当他们真正进入诉讼程序或在诉讼门口时, 由于司法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这时他们就会对司法产生质疑。

(二) 现实层面

1.我国宪政发展的现实

能够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 (1) 必须存在法主体之间的关于法律利益的具体争讼…… (2) 必须存在通过法律判断能够解决的争讼。[3]考查不同国家所认定的法律能够解决问题的界限, 我们可以发现, 司法权的界限并非统一不变的, 它受到司法权与国家其他权力的所占比重的影响, “分权制衡的技术进一步划定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具体份额, 这一份额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权的依赖程度及其为之提供的资源支持, 并反过来决定着审判权在承担社会冲突解决方面的能力。”[4]在我国, 司法权与立法权并不是相互制衡而是下位与上位的关系, 法官由人大任命,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 并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法院本身的工作要受到各种权力的评价, 司法的空间相对狭窄。尤其在处理涉群体性、重大敏感案件时, 案件的请示汇报、案件审批均体现出依靠行政、党委化解纠纷的特点。

2.当事人法律知识、诉讼技能有限

当事人的法律知识、诉讼技能对诉讼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没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很多诉讼能力薄弱的当事人, 他们并不懂证据的采信问题, 更不懂诉讼技巧,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而败诉, 便将结果归责于法院, 认为司法没能体现公平正义。但是从程序正义角度出发, 法官只要根据诉讼程序, 通过当事人双方的攻守, 依据证据规则、实体法律, 做出的裁判就具有正当性。

3.司法成本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 诉讼成本过高、司法只为有钱人服务常常被人们所诟病, 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成本较高的问题。在我国, 虽然改革后诉讼费较低, 但是律师代理费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仍然是一个较大数额。除此之外, 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还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 也可能损害到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 由于诉讼的程序性、规范性, 通过诉讼所得到的判决结果可能并不能彻底解决纠纷, 也不能回应当事人的个性化要求。

三、正视“司法不能”——塑造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一环

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人们对司法的功能就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司法的教化功能和实现实质公平的任务;二是让司法越出自己的界限, 去承担本应由其他社会机制所应承担的管理社会的任务。当这些期待无法实现时, 司法便成为批评的对象。如果司法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那倒反而成了一件怪事。”[5]如何给司法减负, 正视司法功能的有限性

(一) 尊重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我国现行法律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性规定甚至是排斥。例如, 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仍可以无理由地诉至法院, 要求变更或撤销, 致使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被架空, 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的功能被歧视。因此, 针对这种情况, 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再起诉的立案条件, 从而在立法上体现对人民调解的尊重。此外, 我国法律规定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审查, 对行政机关处理某些民事纠纷进行限制性规定, 都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有送法进企业、主动找案源等“司法为民”的做法, 不但违反司法中立性原则, 还排挤了诸如律师等社会法律服务者的功能。以上的种种规定和做法, 加大了司法负担, 最终将矛盾直接引向法院, 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因此, 为重塑司法公信力, 应重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让司法真正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而不是最前线。

(二) 注重做好释明工作

不信任往往源自不了解, 当事人对司法的不满, 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其对司法规律、相关程序、规定的不了解。因此, 在立案阶段, 法官应提示当事人诉讼风险, 以及是否有其他更合适的纠纷解决办法, 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在案件审理阶段, 对诉讼能力薄弱的当事人, 法官应承担起一定的教育作用, 告知当事人相关证据规则、诉讼流程, 引导当事人对程序正义的认知, 而非简单地追求实体正义, 因为在实体正义多元化、主观化的情况下, 程序正义对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有积极的影响;在案件判决后, 法官应做好判后答疑、释法的工作, 让当事人理解裁判的法律依据及思路, 最大限度地使当事人认可裁判结果。

(三) 调整宣传策略

在法院对外宣传方面, 过于强调司法的为民解忧的功能, 给公众留下“司法万能”、“包治百病”的形象。笔者认为, 司法部门应调整这一宣传思路, 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纠正对纠纷报道的简单、片面甚至娱乐化的倾向, 侧重向公众传递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精细化特点, 使公众对司法的性质有所了解, 同时理解在某些疑难案件中, 裁判结果的非唯一性, 在宣传中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司法, 特别是司法的局限性。

四、结语

人们对司法的种种诟病, 正说明人们对司法所寄予的厚望, 但是, 客观上, 司法功能确实是有局限的,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大量社会矛盾涌现, 法律的滞后性和司法的有限性难以满足社会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 我们要正视司法公信力的问题, 在各项社会制度、诉讼制度逐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 力求使公众理性接受司法权的有限性, 合理区分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和社会机制的界限。只有当司法不再背负不应背负的负担, 司法也才能最终被合理评价, 司法公信力才能获得得以塑造的认知土壤。

摘要：随着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司法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同时, 对司法的诟病、不信任也比比皆是。固然, 我国司法公信力较低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人们对司法缺乏理性理解, 对司法权的有限性认识不足, 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展现我国“司法万能”形象进而揭示司法的“不能承受之重”, 并通过分析“司法不能”的原因, 就现有法治环境下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司法权,有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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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在司法预算制度中的作用 篇10

关键词：司法预算；司法公正；作用

一、目标与定位：司法预算制度应以司法公正为基石

我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高质的司法机构“公共产品”要求司法公正，公正方能高质；高效的司法机构“公共产品”需要司法权威，权威方能高效。但是权威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只有公正才能权威。因此，司法改革的每一次制度创新均需建立在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司法预算制度改革亦当如此。

二、司法预算不独立的司法财政局限性

长期以来，司法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开始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充司法经费。2009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把能够使诉讼收费与法院各项支出“脱钩”的经费全额保障作为改革目标。但该文件尚未把逐步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预决算制度列入当前的政策目标。司法预算主要由地方负担，中央预算尚未法定化，科学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尚未建立，是产生前文所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司法预算受制于政府引发行政干预司法

司法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控制司法机关，在各地方每年的人大开会或政府会议的文件中，都要求司法为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获取多少经费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收入状况，司法机关与地方经济利益形成了依附关系，因而更多地是着眼于本地的经济发展来执行法律，而不是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上述两方面原因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党委、政府、人大甚至政协对司法的不当干预。

2.司法预算受制于地方影响司法职能发挥

作为国家权力的司法权，其职能行使的经费来源于地方财政，一方面，地方财政承担了中央职能行使的经费，超出了地方财政承担的范围，事权与财权不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承担司法经费后，司法机关的职能发挥受到地方阻力，司法的全国性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司法权威。这必然产生“财力无法保障法院事权”的问题。另外，如前所述，经济欠发达地区，司法经费严重不足，也会极大影响司法权能的行使。因此，加强中央对司法经费的调控，有利于平衡各地区司法发展速度，有利于司法职能的充分发挥。

三、以独立司法预算回应司法公正

1.司法预算的审批与监督由人大主导

预算的实质是一种法定的特别信托，预算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预算行为，实现纳税人信托利益最大化。现代国家的收支于国家经济和公民生活兹事体大，代表民意的立法部门垄断预算审批权，是民主法治的显著标志。我国《宪法》和《预算法》都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审查和批准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因此，在我国，司法预算的审批权应由人大行使，这也符合一般情况。尽管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审查的预算一般包括本级政府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但是，其有权批准的预算却限于本级政府。换言之，就是全国人大有权审批中央司法机关的预算，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审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预算。

预算监督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前者是预算单位对预算收支进行自我约束，后者则可进一步分为人大监督、政府监督、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等。实际上，人大对预算的审查与通过本身就是一种监督，问题在于如何将其落到实处，应设立专门的审批监督机构，进一步加强预算审批人员的专业性，完善审批监督程序，使司法预算审批实质化。同时，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关系，要逐步建立立法型审计监督模式，这对于司法预算脱离行政干预，实现司法财政独立，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2.司法预算的编制与执行由法院决定

目前，我国司法预算的编制权由行政机关掌握。检察机关和法院虽然在宪法地位上与行政机关平行，但却不享有与其宪法地位相匹配的独立编制司法预算的权力。从域外经验来看，在司法预算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预算。宪法法院有权自行编制预算草案，再由联邦财政部提交众议院，联邦财政部没有表示意见的权力。在日本，法院的预算也可以独立编制，内阁纵使对法院预算有不同意见时，也不能直接否决法院的预算，只能以附记的方式提出意见，最后交由国会议决。笔者认为，德国的司法预算是彻底独立的，司法机关掌握预算编制权，无需行政机关参与。但从我国的国情和制度出发，司法机关预算编制没有行政机关统收统领的宏观调控，会影响到全国总预算的编制。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具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本系统的业务经费编制预算，送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查，但不得被任意删减，只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如此，方能使司法机关摆脱行政机关的财政控制，为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经济基础，同时也能平衡司法权与行政机关的财政权。

综上所述，司法预算制度应该以司法公正为基石，其改革应朝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方向进行。多年来的司法经费保障实践告诉我们，依附于政府和地方的司法预算制度，会引发司法地方化、司法财力无以支撑司法职权的正当行使、司法建设地区不平衡等诸多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的弊端。只有将司法预算归属为中央预算，实现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并健全完善全国人大主导的预算审批和监督机制，建立实施司法机关决定的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实现独立的司法预算，方能使司法预算制度有力回应司法权威与公正，使其合符司法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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