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

2024-05-07

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共10篇）

篇1：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

××司鉴中心[20××]病鉴字第×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日期：××××年××月××日

委托事项：

鉴定对象：

送检材料：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

一、案情摘要

二、检验过程

三、法医病理学诊断

四、分析说明

五、鉴定结论

鉴定人：主任法医师：×××（签名）

主检法医师：×××（签名）

篇2：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

川西南鉴[2009]临鉴字第0718-2号

委托单位：xx县人民法院

委托日期：2009年月11月27日

委托事项：对xx进行续医费鉴定

鉴定对象：姓名：xx 性别：男身份证号：xx

民族：汉住址：xx省xx县xx乡xx村五社

鉴定日期：2009年11月27日

鉴定地点：xx西南司法鉴定中心

送检材料：

1、委托书一份

2、xx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xx省xx县人民病历复印件一份

案情摘要：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鉴定材料，被鉴定人xx于2009年4月16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资料摘要：

xx省xx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住院号：）示：被鉴定人xx于2009年4月16日因“全身多处处伤后疼痛、出血、活动障碍4小时”入院。专科查全见：右侧头面部广泛擦伤出血，右眼睑肿胀，右眼外眦部肿胀，左鼻唇部皮肤挫裂出血，伤口各长约4cm，双瞳等大等圆，光敏，直径2mm，右肘部、右踝部、左手部压痛。入院后予破伤风注射、预防感染，对症诊断为“右髂骨、左耻骨下支骨折，右腓骨小头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伤”。

鉴定检查：

被鉴定人xx微跛行步入检查室，右颧部与右眼外眦间可见一长约5CM2之暗灰色“L”形线状瘢痕，右侧鼻唇沟及右上唇处可见3×2.5CM2大小不规则片状暗灰色瘢痕，瘢痕表面凹凸不平，右膝屈曲1300，伸00。

鉴定分析：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鉴定材料及鉴定检查，被鉴定人xx2009年4月16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就诊医院行破伤风注射、预防感染，对症止痛、卧床休息及患肢理疗、功能锻炼等治疗，诊断为“右髂骨、左耻骨下支骨折，右腓骨小头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伤”，鉴定检查见微跛行步入检查室，右颧部与右眼外眦间可见一长约5CM2之暗灰色“L”形线状瘢痕，右侧鼻唇沟及右上唇处可见3×2.5CM2大小不规则片状暗灰色瘢痕，瘢痕表面凹凸不平，右膝屈曲1300，伸00，根据被鉴定人目前情况和目前收费标准，预计被鉴定人需作1次面部瘢痕切除手术及术后防疤治疗，约需治疗费用人民币12，000（壹万贰仟）元。

鉴定意见：

根据被鉴定人xx目前情况和预计被鉴定人需作1次面部瘢痕切除手术及术后防疤治疗，约需治疗费用人民币12，000（壹万贰仟）元。

鉴定人：

xx副主任医师（执业证号：xx）xx（亲笔签字）

签发人：

xx教授（执业证号：xx）xx（亲笔签字）

xxxx司法鉴定中心

（盖章）

篇3：泸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成立

泸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经四川省司法厅依法核准于近日成立, 这标志着泸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工作正式启动。该中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面向社会服务的中立性司法鉴定机构。中心有鉴定专家17人, 均为泸州市、泸州医学院及三所附属医院的专家或学术带头人。中心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 (亲权) 鉴定。中心是泸州地区唯一能开展精神障碍医学鉴定项目和川滇黔渝结合区域唯一能做亲权鉴定的机构。不仅接受全国各级公、检、法、司机关的委托, 也接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委托。

篇4：浅谈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审判；中心；改革；公正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对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司法改革经验的积累，再加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主张的提出，使得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越来越重要。除此之外，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在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有着重大意义。

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1）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及法治实践的不足，再加上立法上对一些具体的司法制度的制度的设计和规定的不严谨，导致我国对人权的保障不够全面，尤其是被认定为有罪的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更加不足。然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对诉讼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措施予以具体的规制，并且加强了对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还对防范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有着更加详细的规定，对维护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人权保障步伐意义重大。

（2）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利于法官独立判断。在我国，有史以来，审判权、监督权统统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权与审判权混淆不清、界限不明的状况由来已久，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审判权是专属于审判机关的权力，但是，实践中行政机关插手司法案件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加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的创新、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的设计，可以从源头上遏制行政机关插手司法案件，为法官独立断案，提供制度上和法律是的保障。

（3）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而审判属于中心环节。在我国，这三个环节分属于公检法三机关，立法上作此分工的目的在于三机关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在实一原则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彼此之间存在着“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许多办案人员不把审判程序当回事儿，认为审判程序只是走走形式，以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問题，如：移送的证据不全面、移送案件不符合起诉法定条件、对案件侦查不彻底、移送程序不合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审判机关因抵制不住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受理案件，从而错判、误判，导致冤假错案频频发生。然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却可以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审判功能，可以从源头上制止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进入法庭审判程序，促进司法公正。

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1）改革现代的刑事司法理念。正如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一般，司法理念的改革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标。必须培养一批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培养具有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审判独立，既重实体又重视程序、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等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加大对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刑事司法理念的培养，加强对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重视，为实现改革的目标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2）高效行使侦查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属于第一个环节，侦查机关在这一环节行使权力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案件诉讼质量。在这一环节，侦查机关对证据的收集对审判机关在审判程序中判断案件事实具有关键性作用。如果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不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就会导致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审判程序中被强制排除。在侦查程序中，要强调对客观性证据的收集，重视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客观性证据具有客观、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要正确看待口供在证明案件事实中的地位，不能过分重视口供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冤家错案都是办案人员过分重视口供，疏于对其他人证、物证、书证的收集而造成的。如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杀人案、叔侄奸杀案等等这一系列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于侦查机关重口供、不重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而导致的。因此侦查人员必须重视起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增强自身的法律素养，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3）革新提起公诉制度。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基于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司法体制，再加上各国的司法传统的影响，各国提起公诉的制度各异。我国，在案卷移送的问题上，采取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规定检察院应该将案件的全部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但是，全案卷宗移送制度也有其利弊，它在使得法官对详细了解案情的同时，也使法官无法避免的会使法官先入为主，使庭审成为形式，可能影响到对案件的工正裁判，不利于判决形成于法庭的司法理念的贯彻，也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许多学者建议效仿英美法系国家的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制度，即不让法官提前阅卷，使法官在庭审中形成心证，并根据自己的心证作出判决。笔者认为，我们国家可以大胆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作法，并且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有所损益，为兼顾庭审的重要地位和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证据随案移送，而对于其他的非证据性材料可以不做移送，这样既可以保证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客观的了解，并且可以提高审判的效率和质量。

（4）实现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以庭审为中心的本质，是指通过法官在开庭过程中的审理，来查清事实真相，充分发挥庭审的功能，从而解决庭审形式化的普遍性问题。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庭审实质化，切实做到事实证据查明于法庭，定罪量刑决定形成于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篇5：司法鉴定中心

机构名称：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

机构负责人：闵银龙许可证号：003100016

电话：021-62103743邮编：2000

42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声像资料鉴定、计算机司法鉴定

机构名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

住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机构负责人：赵子琴许可证号：003100017

电话：021-64044561邮编：2000

32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住所：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

机构负责人：肖泽萍许可证号：003100018

电话：021-64387250转3096

邮编：200030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华医司法鉴定所

住所：上海市北京西路1623号

机构负责人：吴军

许可证号：003100058

电话：021-62710192邮编：200040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司法鉴定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苗圃路219号

机构负责人：方伟敏许可证号：00310006

4电话：021-58858730转5100

邮编：20013

5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博星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

住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111号3号楼

机构负责人：江斌

许可证号：003100056

电话：021-51262110邮编：200437

业务范围：法医物证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

住所：上海市嘉川路245号2号楼

机构负责人：江利民许可证号：003100068

电话：021-64102962转209

邮编：200237

业务范围：文书鉴定

机构名称：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上海市光复西路1347号

机构负责人：朱广友许可证号：00103100

1电话：021-52361148邮编：20006

3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微量鉴定、声像资料鉴定、计算机司法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东方计算机鉴定所

住所：上海市卢湾区雁荡路107号19G座

机构负责人：王寿根许可证号：00310006

2电话：021-62987039邮编：200040

业务范围：计算机司法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上信计算机鉴定所

住所：上海市巨鹿路915号1602室

机构负责人：朱鸢飞许可证号：00310006

3电话：021-62170759邮编：200040

业务范围：计算机司法鉴定

机构名称：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上海市衡山路283号3楼

机构负责人：郑林奇许可证号：00310000

1电话：021-64712303邮编：200031

篇6：湘雅司法鉴定中心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成立于2002年，累计受理鉴定近2万例，鉴定范围为法医临床、法医精神并法医物证(DNA)、法医病理、法医毒物，授权人来自省内各地市以及周边省份。该中心鉴定的准确率、公正度一直深受好评，2009年曾被评为司-法-部全国先进集体，2010年以来，先后通过了DNA、伤残以及伤情的能力验证并获得“满意”结果评价。

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国家合格评定中心派出专家组，来该鉴定中心进行了现场评审。经审定，专家组一致认为，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已经符合国家级资质认证认可准则的要求，现场评审圆满通过。不久前，国家认可委给该鉴定中心颁发了检查机构和实验室认可证书。此两项证书的获得，意味着今后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检测报告，不仅在国内通用，还将得到包括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在内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

我儿在校被二同学打伤，因对方拒赔我被-迫起诉。起诉后受法院委托于08年8月29日在本院的芙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司法鉴定《湘雅司法鉴定中心》。我儿被打伤至环枢椎半脱位，鉴定前一天我们在湘雅复查经颈椎正侧位片和CT检查，诊断还是半脱位，只隔一晚，鉴定时吴华、瞿志雄、杨新华的鉴定结论是已恢复了，没伤了，我很不理解。

鉴定前鉴定中心只要被告交纳了40元的鉴定检查费，鉴定时就只照了一张颈椎的张口位片就完成鉴定了。问及为何只照一张片子，鉴定中心的回答是为被告省钱，有必要照再加照。他们自己给我的鉴定依据上写得很清楚应该照侧位片，但实际没照。而湘雅的诊断结果他们又不认可。自己提供的鉴定依据自己都不遵守执行，作为法医我不知道是什么行为，请大家来评论评论!

我一直向他们索要鉴定的解释，他们一直都不给。于是我气愤不已于11月6日下午开始在本院的鉴定中心门口静坐以示抗-议。当晚瞿志雄就用短信的方式告诉了被告我静坐的消息，并询问开庭和我儿当前的身体状况如何。瞿的第1条是“今天XXX母亲在我们鉴定室门口静坐，你们昨天开庭情况怎样?”瞿的第2条是“XXX目前情况怎么样?依我们当时检查分析还是恢复的可以”从以上短信看出，我儿鉴定时是有伤的，不是鉴定书的结论里所说已恢复没伤了，鉴定中心是只收取被告40元鉴定检查费，故意在只照一张片子而侧位片有意不照的情况下，完成的伤残鉴定。

瞿志雄作为本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是本科室学术的领头人，是党员，是律师，是医院维权部的副主任，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是值得人尊重的。鉴定前我与3位鉴定人都素不相识，可是对我儿的鉴定为什么明明有伤却说已恢复没伤呢?我要解释为何不给呢?还没做鉴定为何就想着替被告省钱呢?为何该照的片子不照就下鉴定结论呢?为何我静坐要马上告诉被告呢?为何鉴定2个多月后还问我儿的身体状况呢?为何还关心开庭的情况呢?这一切说明什么，敬请大家看了以后来评论。

篇7：合肥司法鉴定中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决定》施行前，合肥市司法鉴定机构只有11家。目前，合肥市司法鉴定机构已达15家，具有司法鉴定人资格的174人，其中法医类5家(鉴定种类有法医临床鉴定、亲子鉴定、精神病鉴定)，物证类2家(鉴定种类有法医毒物鉴定，微量物证、汽车检测、文书司法鉴定)，司法会计类3家，资产评估、土地评估及房地产评估1家，价格评估1家、建筑工程2家、房屋安全1家。这些司法鉴定机构不属于任何司法机关，保证了鉴定的公正性。在鉴定队伍的管理方面，合肥市司法局采取了不少措施。去年，各鉴定机构向社会发表行业自律宣言，这在全国尚属首次。现在，他们正在积极筹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管理。

据合肥市司法局负责人介绍，该市法医类鉴定技术力量比较充足，但司法文书类鉴定力量不足，目前只有一家具备这方面鉴定资质的机构，社会需求量却很大。涉及经济案件的各种手写条子、收据、借据，民工打官司经常遇到的欠条，房屋的赠予、遗产继承等方面的签名等，这些证据或者材料的鉴定量很大，司法鉴定《合肥司法鉴定中心》。另外，声像、电子类文件也存在鉴定力量不足的问题。

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是2003年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鉴定业务包括，法医物证鉴定：个体识别、亲权鉴定;法医临床：伤情、伤残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医疗纠纷鉴定等。2009年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鉴定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机构法人代表：傅克勤

联系地址：合肥市淠河路14号

联系电话：0551-5172777

传真：0551-5229177

邮编：23000

1电子信箱：

安徽建工司法鉴定中心简介

安徽建工司法鉴定中心是是2003年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依托于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和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拥有雄厚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2006年获得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2008年由省建设厅授权具备建设工程结构可靠性、重大质量事故及工程质量检测争议复检的鉴定资质，具有房屋建筑一级、市政工程一级、混凝土预制构件一级检测试验资质，检测鉴定能力参数近五百项，综合检测鉴定能力居全省之首，范围涵盖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等各个工程领域。

现有司法鉴定人员20人，坚持“公正、科学、客观”的服务原则，树立“敬业、守信、创新”的服务理念，在建设工程结构可靠性鉴定、重大质量事故鉴定、灾后结构鉴定、投诉仲裁鉴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机构法人代表：项炳泉

机构负责人：刘林军

联系地址：合肥市环城南路28号

联系电话：0551-2871459、0551-26292

31传真：0551-2871459、0551-2629231

邮编：230001

篇8：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

从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决议,首次提出“庭审中心主义”司法理念以来。历经十八届四中全会之《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再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的数次成果积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司法高层决策者不断强调“庭审中心主义”,重申其实质内涵,足见“庭审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刑事司法改革之核心意旨。

“庭审中心主义”尤指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在其引导之下而产生的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于法庭之上进行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之中展开定罪量刑辩论,于法庭庭审期间形成裁判结果并予以直接公布,将直接言词原则贯穿于整个庭审之中,对于非法证据做到严格排除。可以预测,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在未来几年,势必将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向审判中心主义逐渐迈进。

站在时代背景之下,综观刑事司法工作全程,系统性地研究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所涉及之下的内涵制度,以助力刑事司法文明之发展,乃为刑事司法学术研究之不二之选。

二、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内涵制度的内容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的制度构建,所涉及的主要内涵制度,即指证人出庭制度、法官中立制度、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对抗制度以及庭审公开制度,其核心乃为辩护与直接言词制度(陈光中、魏晓娜认为:“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构建及其改革必然涉及两个核心,其一,完善辩护制度,其二,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1])。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证人出庭制度,恰为直接言词原则之核心,特指证人出庭发表言词证据,法庭控辩审三方皆可对其发问,以核对真伪。目前的“两个证据规定”,对于证人出庭已经做出详细规定,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再次规定:但凡知道案情者,皆有作证之义务。为了使得此项义务发挥实效,也为了在我国建立起证人普遍出庭制度,新刑事诉讼法于第188条新设对于不出庭作证者的处罚:对经过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而拒不到庭者,法院可以视其情节,给予训诫甚至10日以下之拘留。这一不利后果的设定自然是借鉴了欧美蔑视法庭罪之经验,又结合了中国本土实际情况,从而衍生出来的全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障制度,此制度势必将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逐渐推向普遍出庭的理想化模态。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法官中立制度,乃为控辩审三角架构之必然要求,中立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司法活动之稳定性。法官中立,要求法官在审判之中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保持法官站位角色之中立、处断原则之中立、外在形象之中立。司法作为守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法律的守夜人,其中立程度深度关联于法律与司法之尊严。刑事司法活动之中,法官中立必须做到:被动启动诉讼程序,坚持庭前排除预断原则,庭审中保持良好的居中裁判形象,与当事人和社会交易保持距离。除此之外,法官还应当努力意识到自己的先验因素,乃至这些因素不能过多地去干扰自己的裁判决定[2]。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证据制度,乃为贯穿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之主线,为刑事审判之基础。在此视域之下,证据收集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毒树之果不可食之”的原则。检察院、侦查机关与辩护方应当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法院庭审务必坚持审核证据之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之三性标准,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另外,庭审质证不能只流于形式,而应成为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之中心。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之核心制度。而辩护权(谢佳芬认为:“辩护权包括准备辩护的权利、会见权、阅卷权、提出辩护意见权、调查取证权、参加法庭调查权、参加法庭辩论权、豁免权、拒绝辩护权以及律师在场权等。”[3])是刑事诉讼之中,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面对控诉,进行辩解、自白的一项基本权利。辩护律师应当有效行使被告人的辩护权,不管公诉人气势如何凶猛,也应当站稳自己的角色立场,利用合法方式为自己的被告人调查、寻找、举出证据,并勇敢地质疑公诉人举出的值得质疑的证据,甚至是非法证据也应该当仁不让地当庭提出质疑。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对抗制度,乃为刑事庭审之主要内容。对抗制度之目的在于发现真实,其基础在于法庭之上的动机与机会的竞争。在三角架构之中,必然要求:负责审判的法官处于中立地位,负责指控犯罪的检察官与承担辩白职能的被告人处于平等对抗地位。然而,检察官掌握着国家机器,其力量自然强大于辩方,为了使二者之间能够实现平等对抗,法律赋予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充当专业辩护人的权利,同时还赋予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查阅侦查卷宗、了解公诉意见等权利。如此设置,便使得被告人的力量不再那么弱小,反而大大增强了其与公诉人平等对话的权利。在公诉人与辩护人激烈对抗、举证质证的过程中,法官保持中立,以发现真实,寻求公正裁判[4]。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之下的庭审公开制度,亦可称之为审判公开,其内涵在于庭审全程的程序性公开以及庭审结果的实质性公开[5]。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司法审判工作应当通过完善陪审制度、旁听制度以及借助新闻媒体直播转播和报道,将庭审过程最大限度地公开,普遍性地公开。对于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案件例外性地不予公开,涉及国家或者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需经过上一级法院的审核批示可以相对性地不予公开,其余案件均一律无条件予以公开[6]。

三、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内涵制度的内部关系

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所涉内涵制度,并非完全孤立,通过系统性研究分析,不难发现其内部之间之有机联系。在控辩审三角架构之中,通过法律机器武装的公诉人与辩护人,借助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核对证据之客观性,通过举证质证以及辩护与控诉之交互以进行平等对抗,法官则居于中间立场不偏不倚,进而发现真实以做出公正裁判。如此展开的整个刑事庭审过程,又被置于陪审制以及旁听、直播、转播和新闻报道之公开之下,使得司法过程阳光透明,裁判结果成就于法庭、公之于民众,切实推进刑事庭审中心主义[7],最终实现审判中心之目标。

四、结论

当前,我国“侦查中心主义”司法模式依旧大行其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侦查结果绑架刑事庭审的现象仍然尚未根除。

站在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努力革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牢牢把握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运作方式所涉内涵制度之立体关系,全面落实各项制度,任一环节都不可出现半点折扣与丝毫疏漏。必须明确:只有真正贯彻各项内涵制度,将其做到实处,才能打通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司法方式的“任督二脉”,切实发挥其实际效能,进而将“侦查中心主义”成功过渡到“刑事庭审中心主义”,最终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宏伟蓝图。

摘要：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司法高层决策者高瞻远瞩,借鉴世界司法文明成果,继而极力倡导并发展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这一司法运作模式。此司法运作方式,内涵制度丰富,涉及证人出庭制度、法官中立制度、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对抗制度以及庭审公开制度。该内涵制度虽然纷繁复杂,却并非彼此孤立而无所关联。其内部统一、有机联系,前后衔接而组成刑事庭审的全部内容,正体现着各项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刑事司法工作务必要逐一落实各项制度,进而完成刑事庭审中心主义的过渡任务,最终实现审判中心主义。

关键词：刑事庭审中心主义,内在制度,审判中心,三角架构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J].中国法学,2015,(1).

[2][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M].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9.

[3]谢佳芬.刑事辩护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美]艾拉·柏恩敬.美国刑事司法程序与对抗制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3).

[5]高一飞,龙飞,等.司法公开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3.

[6]肖军,张倩.英国庭审公开制度的新发展与启示[J].法律适用,2014,(12).

篇9：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能动司法

摘要：法律环境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诸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司法通过自身功能的能动匹配，促进金融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优化，进而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法制环境。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是尽快建立公平、高效的金融司法体系，形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司法优势的关键。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司法；能动司法

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具体指导下，上海在建设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作为金融法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司法保障水平建设在其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完善法制环境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拥有众多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为国际、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通过资本融通和管理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具有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城市或地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制约或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建设、金融政策、央行所在地、经济腹地、地理位置等，而其中又以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环境最为重要。

从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法与金融学”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了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1）法律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投资的安全性，鼓励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以及更多的外部资金供给，促进金融体系规模扩大，从而推动金融发展；（2）契约是金融之基础，法律体系及由此形成的契约环境是决定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自然形成型（如伦敦、纽约和香港）还是政府有意识建设和大力支持而最终形成（如东京、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将金融法律作为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生机制予以不断完善强化。从金融法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来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能够规范金融交易行为，保护金融主体的合法权利，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公平配置；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由此可见，法律环境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诸要素中都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金融法律体系框架，但仍需完善以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

二、司法能动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功能

营造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也须从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司法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着手。面对金融发展创新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司法通过自身功能的能动匹配，充分发挥金融司法职能，并促进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优化。

1. 纠纷解决功能。纠纷解决是司法的原初功能，也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虽然现代社会中已出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司法因其天然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专业性而始终作为处理纠纷争端的中心力量而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司法解决争端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及时提升纠纷解决功能，是司法能否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最主要的核心因素，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相关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新形式，它拓展了金融私法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和内容，会导致各种新类型金融诉讼纠纷的产生。这些新型金融纠纷的法律关系往往突破传统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司法予以合理界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障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金融业务知识，这对司法人员的法律功底以及金融专业知识都有高水平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主体的特殊性和广泛性，金融纠纷（尤其是金融创新纠纷）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个案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明确，还可能涉及到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以证券交易纠纷为例，一个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背后可能有着成千上万的股民在翘首以待，同时也可能有着数以万计的案件在积蓄并等待爆发，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金融纠纷的以上特点，无疑对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补充立法功能。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只是对既有法律的被动适用或消极执行。无论立法者多么睿智而充满理性，也不可能预见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同时，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模糊多义性也容易导致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分歧。法律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司法必然具备补充立法的功能，而司法的这一衍生功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然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無可避免地会催生出新型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而成文法的稳定性使其无法及时涵盖新的社会现实，也阻碍了其对金融动态发展的规制和作用，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法律落后于金融改革。而此时，司法不能以立法的缺位或滞后为由拒绝裁判，更不能守成僵化、束缚金融创新的深化，而应当主动承担起补充立法的责任，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因事后性、个案化而具有的灵活、务实的优势，通过对现有法律的灵活解释和变通执行弥补成文法缺陷，为金融创新赢得空间。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且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差异。监管机构往往对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制，加大了市场主体对法律规则的认知难度，也为金融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这时就需要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性，因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对相关金融法规进行有效的梳理和重构，妥善解决进入司法渠道的金融纠纷，并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促进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从而预防和减少金融纠纷的发生。

此外，金融创新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在具体试错过程中司法也较立法更具优势。相比较于立法的试错成本，司法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试错成本要远低于立法。尽管司法所起到的公众效力可能不及立法，但其较低的司法成本和灵活性更能有效推进金融中心的法制环境的完善。

3. 权力制约功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自然也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属于国家建设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无疑是由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现状决定，但在其发展过程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失灵”，避免重蹈日本因放松政府限制而产生权力扩张异化的覆辙。

我国存在金融监管多头、金融法规令出多门的情况，实践中金融监管主体角色错位、越位或不到位、权责脱节和责任缺失等弊端普遍存在，亟需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司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处于中立地位，可以通过惩治金融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具体金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监督政府，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化，抑制政府對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转变，提升专业金融监管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健康运行。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司法能动性之发挥

一个城市或区域之所以能成其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抑或发达的金融市场，而更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法制环境。今年来，上海检法系统陆续建立起三级院的金融专业审判和检察架构，并通过发布金融审判白皮书、组建金融专家咨询库等制度的探索发展，逐步优化金融司法资源，不断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司法保障。但目前而言，若想尽快建立其国际上对上海金融司法环境的高认可度的公平高效金融司法体系，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这里所说的“发挥司法能动性”，并非部分司法机关曾经理解和实践的所谓“送法上门”、“开发案源”等做法，而指的是司法者不应仅仅消极呆板地适用法律，还应当在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能动行使司法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司法能动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 积极回应金融纠纷诉求。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新型、疑难的金融类争议纠纷层出不穷，相应地金融纠纷诉求也日益增长。对于伴随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不断出现的大量金融纠纷诉求，法院应当积极回应，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予以裁判，即使是“法无明文规定”这个理由。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着许多本应当由法院审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金融案件。主要包括：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拒绝受理。特别是由资本市场各种不当行为而造成投资者损失所引发的纠纷；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中止或暂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大量“三中止”通知，对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经济纠纷案件、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经济纠纷案件以及涉及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部分金融案件的诉讼方式受到限制。对于人数众多且处于信息、财力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而言，“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本是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权益保护的诉讼方式，但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这一诉讼方式在金融争议案件中的运用却受到了限制，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的司法机关往往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全国首发性的金融纠纷案件。倘若仍旧一味地采取限制诉讼之类的回避态度，则不仅不利于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金融司法的权威，削弱了司法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保障作用。分析当前法院“拒绝”新型金融案件的原因，固然有现实金融法律规则供给不足以及转型市场经济背景等因素，但本质上还是源于法院回应金融市场变化与发展的能力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司法优势，上海司法机关应当变“消极回避”为“积极回应”，只要是具有法律争议性质的、依照基本诉讼法律应当进入司法程序金融纠纷案件，都应当予以受理，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还应当注意逐步加强自身应对群体性纠纷的能力。

2. 能动发挥规则创设和指引作用。除了回避新型金融案件之外，目前我国金融司法还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偏于保守，不能因应金融发展的需求进行能动地适法。以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至今仍未能正式出台，导致此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有损司法的统一性，也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备性与金融创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愈发突出。对此，司法机关不能坐等立法完善，而应当转变保守的思维定势，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运用“司法之手”促进金融规则和金融政策的健全和完善：首先，在具体案件审理上要赋予和尊重法官能动的法律解释权。司法是一种事实上的立法，在金融发展史上，由法官的能动解释推动金融法律规则形成的例子并不少见，如美国法上关于“证券”定义的法律规则就是通过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W·J·Howey公司一案（SEC v. W. J. Howey Co. ）⑤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而确立的。在立法因其滞后性和局限性而无法及时因应金融发展需求时，法官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过程中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而应当将金融法律与金融政策相结合，同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司法理念和成熟经验，在既定规则和具体适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以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合乎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裁判；其次，在个案经验存在相当积累的基础上，从个案和类案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确立审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填补法律漏洞。此外，还应当及时梳理金融纠纷案件所反映出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运用司法建议等方式，为金融监管、金融自律建言献策，探求保障金融创新发展的司法规制路径；最后，通过金融类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一方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市场的规则指引作用。

3. 探索推进金融司法专业化建设，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金融案件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案件，涉及的业务类型繁多，运作机理错综复杂，必须加强金融司法的专业化建设：

一是促进机构专业化。在金融审判方面，传统民商审判框架内部专业分工不合理，造成对金融纠纷的分散审判，影响了金融审判的有效性和统一性。要形成高院、中院以及金融机构集聚区（如浦东、黄浦、杨浦、闵行等）法院三级金融审判庭，并辅以其他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合议庭的金融商事审判体系，通过集中管辖、集约办案，有效提升金融审判和金融检察的效率和质量；同样地，在金融检察方面，在市、分院设立专门的金融检察处，在区县院成立金融检察科或金融检察专业小组，并在金融核心功能区设立金融检察工作室，以应对金融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切实履行金融检察职能。

二是优化办案流程，提高队伍专业化程度。金融审判方面，应逐渐打破传统的法院内部条块分割式工作流程。如可以通过设立如金融案件的审前调解机制将案情较为简单的金融案件避免冗长的诉讼程序，不仅节约司法资源且符合金融案件对纠纷解决时间更敏感之特点。在金融检察方面，要探索批捕、公诉、预防、研究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形成整体统筹、上下一体、内部整合、统一行使检察权的机制。金融案件的高效公正的处理还依靠办案人员的高度专业化水平，金融司法部门亟需通过人才交流机制、设立金融专家库等机制，优化人才结构，努力打造一支既懂法律、又懂金融，既精通国内法、又熟悉国际金融规则的金融司法专业人才队伍。

三是为促进合作，发挥监管合力，可以通过建立定期联席会议、金融信息共享制度等，使司法机关与专业监管机构的沟通常态化，加强信息互通，及时交流工作动态。此外，司法机关还要加强理论调研和司法统计，通过对既有金融案件的深层分析，找出当前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及其产生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和对策，为防范金融犯罪、稳定金融秩序、完善金融监管提供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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