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生育权问题

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精选三篇）

死刑犯生育权问题 篇1

生育权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类进行生殖行为, 繁衍后代, 生儿育女的一种天然的权利。而生育权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区别, 狭义的生育权仅仅指的是两性之间进行的生殖行为, 广义的生育权却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生就是指两性的生殖行为和狭义的生育指的是同一种意思, 育指的是在下一代出生之后将其抚养成人并且教育得当。本文所指的生育权指的广义的生育权即包括生和育两个方面的生育权。

关于生育权的性质学说学界有很大的争论, 笔者在这里将最主流的几种学说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 生育权属于一种身份权

该观点认为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身份的一种配偶权,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生育本身属于男女结婚后双方之间的一种权利, 所以说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但是很明显上述的说法具有很大的漏洞, 在现实生活中无配偶、丧夫之妻和丧妻之夫、未婚生子、被强奸生下儿女的现象同样存在着, 如果生育权是基于配偶权而产生的, 那么上述人的权利就毫无疑问的被剥夺了。

(二) 生育权属于一种人格权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权属于民法中人格权的一种。生育行为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 同样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 那么民法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是, 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 以满足自身人格利益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所必须存在的权利。这个定义正好符合了生育权的与生俱来的性质, 所以笔者是赞同把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格权来对待。

二、关于死刑犯有无生育权的国内学说争议

死刑犯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 究竟其有无生育权在国内同样具有十分大的争议, 笔者对主流的几种说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如下:

(一) 死刑犯具有生育权

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是国际的法律还是国内的法律都没有明文的规定死刑犯会被剥夺生育权, 相对的对于保护公民的人格却有着明确的规定, 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即法无禁止即可行可知, 死刑犯是具有生育权的。

(二) 死刑犯没有生育权

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育权实现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而死刑犯恰恰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权利甚至是生命的权利, 生育权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另外如果允许了死刑犯实现自己的生育权, 那么死刑犯可能会通过实现自己的生育权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不利于严肃法律的权威性。

(三) 死刑犯拥有受限制的生育权

坚持此种学说的观点认为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 但是拥有的是一种不完整的生育权, 这种不完整的生育权是受到刑罚的限制的, 这样既可以保障人权又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 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解决此类的矛盾。

三、死刑犯生育权的具体实现途径和相关的限制

(一)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

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育我们要注意该技术应当注意的问题:第一点是在使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的时候不能进行性别选择, 先进的技术并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第二点就是要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禁止违背国家政策进行多台培育。第三点就是进行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禁止使女囚本身怀孕, 可以采取体外胚胎转移孕育技术进行生育, 避免了和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二)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注意的原则和问题

这种先进的医疗技术必须在我国注册的具有相关的资质的合法正规的医疗技术进行, 运用该种技术的对象不能够是违背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的, 采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 在进行胚胎孕育的过程当中是禁止任何形式的配子、合子的行为, 采用该技术应当遵循民法中的自愿原则并且应当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保密, 相关的医疗档案等相关的法律文书应当永远保存。

(三)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首先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 对于男性而言应当采集男性精液以实现生育的愿望, 但是该技术的实现应当配套严格的法律程序, 应当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和批准并且不能因此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 女性犯人由于不能本身受孕, 应当采取体外的孕育方式来实现生育的愿望。其次生育问题同样涉及到社会的整体的福利水平, 所以对于不符合公共利益、具有损他性的生育行为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

摘要：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日渐完善, 为了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国际发达法制国家之间的差距, 关于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就到了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时刻了, 本文通过重新界定生育权的相关基本问题, 归纳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为死刑犯的生育权提供一些可行之路, 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权利进行相关的制度限制。

关键词：生育权,人格权,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制度限制

参考文献

[1]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 2003.

[2]王坤.对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6.

关于死刑犯能否有生育权的法律思考 篇2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

一、引言：郑雪莉索要生育权案

浙江省某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工作琐事发生争执，罗锋一时冲动，将同事打死。后罗锋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新婚丈夫生育儿女。面对郑雪梨的生育请求权，一、二审法院均拒绝。①本案在量刑上没有争议，焦点在于：罗锋的妻子郑雪莉是否能够向法院主张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丈夫生育儿女。遗憾的是，郑雪莉的诉求最终并没能得以实现。但在法学界，此案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关于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的争论成为了法学热点问题。笔者即以此为出发点，探析死刑犯能否有生育权，并提出关于此问题的法律思考。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与法律支点

（一）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

罗锋案引起了社会对死刑犯生育权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关于死刑犯是否有生育权大概有三种学说：肯定说坚持认为生育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不应当因为被判处死刑而剥夺；否定说认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与人身自由相关的实现生育权的同居权也应受到限制②；折中说不反对死刑犯享有生育权，但认为其行使要受到一定限制。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折中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笔者将在后文中补充阐述。

（二）探寻死刑犯的生育权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有关生育权的法律如下：《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上述法律从生育权的享有、行使及救济上承认了我国公民享有生育權。

此外，就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现有刑事法律关于死刑的规定中可以得知，死刑犯行使生育权并没有明文禁止。《刑法》第五十七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刑犯生育权明显不属于《刑法》第五十四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 因此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剥夺其生育权。退一步讲，死刑犯的人身自由受限，但是在现有生育技术的条件下，并非只有通过产生性行为才能实现生育权，无性生殖已经成为可能。

三、死刑犯享有生育权的必要性

首先，生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范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被剥夺的仅是具体人格权，如人生自由权、生命权等，对于其他民事权利除法律明文规定剥夺外，死刑犯当然享有。

其次，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是以牺牲无辜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生育权是男女双方共同行使的权利，其不可分性并没有改变。因此，剥夺一方的生育权必然会影响另一方权利的行使。

再次，有关于我国每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数量，国家历来是秘而不宣。确切的数据无法获取，但是就相关人员保守估计数据在5000至10000是可能的。就这些死刑犯来说，大部分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笔者认为，死刑犯的父母已经面临着失去至亲的痛苦，若是其还要忍受绝后的伤痛，那么对于已经临近人生尽头的他们来说，可谓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从人道主义和抚慰老人的角度出发，死刑犯享有生育权显得尤为必要。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可能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同居行为来实现生育权，然而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无性生殖并非没有可能。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人工生殖技术有人工体内授精、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代孕。除代孕在我国是被法律明确禁止外，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对于死刑犯的生育权的行使并不存在技术和法律障碍。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男性死刑犯来说，可以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对于女性死刑犯依据我国《刑法》第四十九条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③那么女死刑犯在审判时未怀孕，能否像男死刑犯那样采用人工辅助生殖的方式实现生育权，笔者认为在现有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是很难操作的，不过假以时日在代孕合法化的前提下，有限制地通过代孕来实现女死刑犯的生育权，也是也可能的。

五、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限制条件

权利的行使不应以逃避刑罚制裁为代价，而应该有严格、明确的限制，即生育权的行使应满足如下限定条件：

首先，死刑犯的生育仅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无性生殖已使婚外生育成为可能，但倘若未婚死刑犯也可主张生育权，那么不仅没有达到惩罚犯罪的效果，反而是对刑法权威性的亵渎。刑法作为国家强制性法律，其基本功能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国家能做的只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形下保障死刑犯权利的行使，而不是无限度地抚慰死刑犯及家人的伤痛。因此，死刑犯的生育权应限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里的婚姻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包括法定婚姻和事实婚姻。

其次，死刑犯的生育权行使要综合考虑相关利益的保护。不能仅从死刑犯的生育权主张出发，还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利益及是否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等相关因素，特别是死刑犯的妻子的未来，以及死刑犯父母延续家庭的权利是否必须以此为实现条件。④

再次，死刑犯行使生育权不能与《婚姻法》相抵触。例如《婚姻法》中关于最低婚龄的规定：男性是22周岁，女性是20周岁。因此一个未满20周岁的女子就不能主张行使生育权。⑤

最后，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须由专门议事机构核准监督。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成立专门的议事机构对死刑犯的生育请求权进行核准并全程监督，防止借生育权逃避刑罚制裁。

六、结语

据历史记载，我国《大清律例》中规定，“凡依行处死者，新婚未同房，特许新妇入狱一夜，下不为例”⑥，可见我国对死刑犯的生育权保护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然而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死刑犯生育权问题仍旧是我国法律中的盲区。郑雪莉索要生育权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死刑犯生育权的讨论和研究，然而国家法律却始终滞后于现实需要，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至今法律仍处于空白地带。值得庆幸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侵犯生育权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上述立法动向都充分说明生育权问题已经引起我国高层的重视。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强烈呼吁希望我国权力主体也能够充分考虑死刑犯这一特殊人群的生育权需要，从而完善相关立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武艳：《死刑犯是否具有生育权》，载《江苏法制报》，2011年2月28日版。

②张小玲、王陈平、雷娇娇：《对死刑犯生育权的法律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0期。

③刘洋：《再论我国死刑犯的生育权和实现途径》，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④杨遂全：《中国之路与中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⑤郑莉：《生育权的法律分析——兼论单身女子生育权》，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试论我国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 篇3

一、生育权的性质

关于生育权的性质, 存在多种学说:一是人权说。该学说认为生育权的本质是天赋人权, 因为生育权是“人类延续的前提, 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也有的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 认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的。[1]依据人权说, 任何人都享有生育权。国家应当保障包括夫妻、单身男女、罪犯、同性恋者的生育权的实现, 任何侵害生殖器官和生育健康的行为都构成对生育权的侵犯。二是宪法权利说。该说认为生育权是指“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宪法权利, 因为我国 《宪法》 第49条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理论, 负担义务必然享有权利, 因此夫妻的生育权是宪法权利。“宪法所规定的计划生育的义务是建立在夫妻共同享有生育权基础上的, 只有享有共同权利, 才可能共同履行义务”。 [2]三是人格权说。该说认为, 生育权作为一项人之所以为人的神圣权利, 是人的尊严的重要体现, 它是维持独立人格的基本要求。生育权与生俱来, 是自然人延续后代的本质需求, 与婚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3]“生育权属于个人独享的权利, 包括男人和女人, 它不是夫妻共同享有的权利” [4]四是身份权说。 该说认为生育权是一种夫妻间的身份权, 属配偶权中的一部分, 而非人格权, 并由此而认为生育权实际上是夫妻共同生育权。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应然层面

从生育权的本质来看, 人人都应享有生育权。 但是死刑犯是依法被剥夺生命权的人, 在其执行之后, 随着主题的死亡, 生育权自然消灭, 无可争议。重点在于, 在死刑犯执行之前, 其生育权是否享有, 如果享有该如何实现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死刑犯不享有生育权, 其理由是:剥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 其生育权也就无从谈起;死刑犯的生育权得以实现后必然导致单亲家庭的状况, 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发展等。 [5]主张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的学者也有很多。其理由是:有限制的是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方式, 而不是生育权本身。

笔者认为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这种生育权是一种应然层面的权利。首先, 根据生育权的性质, 其实质是延续后代的权利, 是所有自然人都享有的权利, 跟性别、婚姻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应然性权利的生育权, 是通过附着在健康权之下受到保护的。正如人人都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却未必每个人都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一样, 自然人享有生育权, 但却未必能够实现生育权。生育权是自然人实施生育行为的资格, 而实施生育行为 (生育权的实现) 却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 如自然生理的限制, 社会政策的限制, 夫妻之间协商一致。罪犯具有生育权, 但是在监狱执行期限, 这项权利是无法实现的, 如同其对财产的所有权, 在监狱服刑期间, 该财产是不能使用的。其次, 从我国刑法规定看, 死刑犯的生育权并没有被剥夺。从刑法的任务看, 惩罚犯罪, 保护社会, 罪犯生育权的剥夺与否并不妨碍刑法任务的实现。因此剥夺死刑犯生育权并没有实质根据。从我国刑法条文看, 并没有明文规定需要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如前所述, 死刑执行以后, 伴随着生命权的剥夺, 生育权随主体死亡而自然消灭, 但是在生命权未被剥夺之前, 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从人道角度来看, 剥夺罪犯的生育权, 实际上也是剥夺了其配偶对罪犯的生育权的实现, 这有违人道观念。在传统的生育方式下, 生育权的实现是通过两性的结合, 而一旦其中一方被剥夺了生命权或人身自由, 同时也意味着被剥夺了生育权, 那么其配偶对罪犯的生育权就无法实现, 实质上也是对其配偶的生育权的剥夺。因此,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第三, 传统的生育模式之下, 与主体生育权的实现密不可分的乃主体的人身自由, 而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无法实现正由于其人身自由受限导致, 但现今社会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克服这种外在的障碍, 或者说, 生育权利的实现已经可以与主体的人身自由受限相兼容之时, 不应再以各种理由变相剥夺社会主体的生育权———即使是死刑犯也不应有所例外。[6]

三、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然层面

从理论上分析, 死刑犯是当然享有生育权的。但从实践上来看, 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 导致死刑犯的生育权无法可依。郑雪梨的两次申请都因为法律没有相关规定而遭到了拒绝。死刑犯的生育权在实然层面是较难实现的。有学者主张要保障死刑犯的生育权立法, 完善相关法规,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相关法律中, 对如何实现死刑犯的生育权、如何对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进行管理, 相应的纠纷解决办法以及程序等, 做出相应的规定。诚然, 此种规定可以将死刑犯的生育权从观念上的应然层面变成实践中的实然层面, 有利于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具体而言, 首先, 应当完善立法, 在法律中明确死刑犯的生育权, 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育权为基本人权, 在刑事立法中, 规定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方式。如通过利害关系人申请, 通过严格的审查, 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批准该申请。其次,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由于死刑犯的特殊性, 传统的生育权实现方式并不适用。尤其是根据刑法相应规定,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事诉讼法也有相应规定, 下级法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对罪犯执行死刑时, 如发现罪犯正在怀孕, 应当停止执行, 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在此法律规定之下, 为免有逃避法律制裁之嫌, 女死刑犯不能通过自身怀孕的方式行使生育权, 此时可以考虑通过“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的辅助运用, 使得女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变为可能。另外, 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下, 还要求有相应的“供体”即其他适格女性来代之完成早期胚胎的生长所需, 此也即“代理怀孕”。[7]第三, 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 还需要社会支持。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 决定了将会有一个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或母亲, 这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以及其自身的社会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需要社会各界给予一定的支持, 使其能够良好的适应社会。

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实现是两个并不同等的命题。生育权应当保障享有, 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 需结合我国的国情及我国现今监狱管理制度等状况共同探讨。首先, 从技术手段而言, 如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需有其他适龄女性以代理怀孕的方式作为前提, 而这却与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有所违背, 甚至也违反国家卫生部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其中第3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采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 以医疗为目的, 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和有关法律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因此, 死刑犯生育权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和实践中仍难以全面得到实现。其次, 死刑犯的生育权得到实现, 仍将在现实中引发系列的问题, 这包括: 生育是一项权利, 而在实现生育权利之后, 对后代的抚养更是一种义务。死刑犯生育权得到保障, 却意味着其子女一出生就面临着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现状, 单亲家庭、畸型家庭等非正常家庭环境下, 容易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对社会的发展亦有不利。

在当下中国, 确认死刑犯享有生育权, 但不无限保障该权利, 而是明确限制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 应当更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

参考文献

[1]朱建忠.论罪犯的生育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2 (2) .

[2]汤擎.单身女姓生育权与代际平等[J].法学, 2002 (2) .

[3]刘亮.生育权的历史演变及其性质[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 .

[4]李长江, 张玉萍.简论生育权及其立法构想[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 .

[5]王冠, 谢晶.论死刑犯的生育权[J].前沿, 2006 (10) .

[6]吴洪林.死刑犯的权利探微[J].福建法学, 200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