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会（精选十篇）
学术报告会 篇1
上海市照明学会学术委员会于2009年12月10日在科学会堂举办了学术报告, 约有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专家、复旦大学朱绍龙教授主持, 邀请了复旦大学资深专家教授向会员们作学术交流报告。
首先由多年来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工作的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电光源研究所所长梁荣庆教授作了《LED固体照明现状与未来》的报告;其次由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副教授孙耀杰博士作了题为《LED驱动相关技术讨论》的报告;最后由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张善端教授作《准分子紫外光源的特性、应用和研究开发》的报告。
这次会议为照明学会会员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 使会员们及时掌握当前科研动态, 充电更新理论知识, 与会代表对这次学术交流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学术报告会 篇2
经济管理学院举办“财务”专题学术报告会
3月17日上午10点，经济管理学院在3教403举办了 “财务”专题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秉谱教授主讲，11级财务管理专业100多名学生参加了报告会。
陈秉谱教授先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解了“马太效应”的概念、特点，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例子解释了“马太效应”的普遍性，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马太效应”即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这种现象在经济上反应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收入分配不公。陈秉谱教授由“马太效应”为同学们归纳总结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或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他希望同学们明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并鼓励大家做任何事必须要目标明确、优化突出。最后，陈秉谱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通过此次报告会，一方面拓展了同学们的经济知识面；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认识到在当今科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优胜劣汰”才是这个社会的唯一生存法则，只有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学术报告会 篇3
2011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现场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3月29日，中国科协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办2011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邀请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孙文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核学会顾问叶奇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王作元研究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松教授等4位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科技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深入探讨其成因与机理，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和方法，并就现场听众、新闻媒体和网民关心的部分问题作了解释和回答。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主持报告会。
热点一：大地震 大海啸——解读2011年日本地震
孙文科作题为《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科学解读》报告
日本东北部地区3月11日下午发生的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及引发的大规模海啸造成的重大损失令人震惊。震惊之余，公众对日本大地震产生了很多疑问，此次地震有什么特点？中国地震与日本地震有哪些异同？地震预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海啸造成了“日本东移”吗？地球旋转变快了吗？孙文科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科学解读》的报告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解读。
孙文科介绍，此次日本大地震的主要特点是震级大（Mw9.0），震动时间长（150秒-300秒）；大海啸（10米高）。该地震位于世界三大地震带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属于低角俯冲带型地震，是板间型地震。与在中国发生的地震相比，日本地震基本是以俯冲带型地震为主，中国则是以内陆型地震为主。日本的地震多伴随海啸，中国的地震除了台湾地区，发生海啸的几率较小。日本的地震多数发生在海域，中国的地震大都发生在陆域。日本的地震次生灾害比较大，中国的地震直接灾害比较多。中国是因地震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仅在过去一百年中，超过二十万死亡的三次大地震都发生在中国。
此次地震预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地震孕育、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类对它的认识处于初始阶段。日本地区超过8级的地震不多，9.0级地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外，历史地震统计结果表明，下一个8级大地震可能发生在东海地区。
报告还介绍了海啸以及公众比较关心的“日本东移”和“地球旋转变化”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日本向东海移动了几米。孙文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一定向东移。因为太平洋板块的负重，板块通常是反方向移动的，这种移动是不发生地震的，一旦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地震，向板块运动相反方向移动，这两个移动大体上是平衡的。中科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理论计算的物理场变化结果还表明，日本沿海处都是在下沉的，并产生了位移场，对中国的最东部会产生两个厘米的变化，东北地区普遍产生大约5毫米的位移。
针对“地震旋转变化”问题，孙文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量级非常非常小，地震产生的地球旋转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公众不必感到担忧。
热点二：核能利用：如何保证核安全
叶奇蓁作题为《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看我国核能利用与核安全》的报告
叶奇蓁在《从福岛在第一核电站事故看我国核能利用与核安全》的报告中，介绍了我国核电站设计的安全准则、核电站事故安全的三项要求，并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情况做了科学分析。
叶奇蓁介绍，在我国的核电设计中有四道屏障，第一道屏障为燃料芯块和包壳。核裂变产生的放射性物质98%以上滞留在二氧化铀陶瓷芯块中，不会释放出来。第二道屏障为燃料包壳。燃料芯块密封在锆合金包壳内，防止燃料裂变产物和放射物质进入一回路水中。包装在一个锆合金包壳管里，是完全密闭的，即使产生的气体也密闭在这里，这里面留有一定的空间，而且锆管的燃料棒可以承受一定的压力，最大数量的密闭气体释放也不足以使它开裂。第三道屏障为压力容器和一回路压力边界。由核燃料构成的堆芯封闭在钢质压力容器内，压力容器和整个一回路都是耐高压的，放射性物质不会泄漏到反应堆厂房中。第四道屏障为安全壳，就是混凝土的结构。现在的安全壳大概37米直径，安全壳墙厚将近一米，而且用钢索扎紧，在内部产生一定压力的时候，不会把安全壳破坏，防止放射性进入环境。
我国核电站采取纵深防御策略，正常运行的时候有一套控制系统，一旦出现事故，反应堆会停止运行，然后有其他安全系统来保护它。目前，我国核电站建设和运行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生产得到严格的监管，废气、废水的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公众不必感到担忧。
热点三：如何防护核辐射 避免核恐慌
王作元作题为《核辐射的影响及防护》的报告
核电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进行发电的一种高科技产业，具有清洁、高效的特点，目前核电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核电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来自选址、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层面。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5级事故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王作元研究员在《核辐射的影响及防护》的报告中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向公众介绍如何防护核辐射，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王作元介绍，核反应堆发生泄漏事故时，会向空气中释放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造成较大范围的环境放射性污染。污染的程度和范围与释放量和释放方式有关，明显受低空和高空风场的影响。对流层的上升与下降气流、降水、逆温、地形地物、再悬浮等因素都会对地面放射性污染有重要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人类也会受到电离辐射照射，主要来自天然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核素。过量照射会导致人体的确定性效应—放射损伤。损伤的严重程度与接受的剂量有关，接受的剂量越大越严重。人体接受辐射剂量还会产生随机效应，主要表现是癌症发病率增加。癌症发病率与接受的剂量有关，一千个人每人接受1希的剂量，最终会有54人患癌症。
核事故向大气中泄漏的放射性碘，会通过吸、食进入体内并积聚在甲状腺中，使甲状腺局部受到高剂量辐射。可采用事先服用稳定性碘，使甲状腺聚集碘达到饱和的方法，这样再吸、食入的放射性碘就不会再聚集在甲状腺中，而会排除体外，达到防护目的。成人服用稳定性碘的量为100毫克（碘化钾130毫克）。服稳定性碘有一定副作用，患有甲状腺疾病、碘过敏等疾病的患者不能服稳定性碘。
热点四：食之忧虑：如何破解“吃”的困惑
胡小松作题为《中国食品安全的迷惑与思考》的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松教授在《中国食品安全的迷惑与思考》的报告中，围绕公众为什么越来越关注食品的营养与安全，公众是怎样从追求“吃饱”，到追求“吃好、吃的更丰富”，再到今天追求“吃的更營养、更健康、更安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食物供应的核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展开。同时通过介绍国家实施的米袋子工程、菜蓝子工程、餐桌工程等说明公众对食品营养与安全需求的发展过程。
报告特别介绍了工业化、集约化食品生产对人类食物供应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提出了几个应该关注的问题：农业的食物生产由谁来决定？公众的饮食结构由谁来控制？世界的食品产业链谁是主宰？全球食品产业科技谁要垄断？
报告指出，应该客观、科学地认识我国的食品安全、食品营养和饮食健康问题。要从不应该有的迷信和盲从中走出来，要从不必要的迷惑、不安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当公众了解并掌握了最基本的原理和科学知识，就能够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能够把“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就能够愉快地享受吃的美妙、吃的文化和吃的科学。
报告会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地震学会、中国核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协办，中国气象学会承办。中国科协网对报告会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报告会期间，网民通过中国科协网的直播页面或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向专家提问（王以芳）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 篇4
1. 总被引频次
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的统计刊源中被引用的总次数。该指标反映了该期刊在学术交流中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 是文献计量中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2. 他引总引比
又称他引率, 指该期刊的总被引频次中, 被其他期刊引用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3. 影响因子
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传统期刊评价指标, 又可称作2年影响因子 (IF2) 。计算公式为:
该指标是一个相对统计平均值, 可克服期刊由于历史长短、刊期不同及载文量多少所带来的偏差。一般说来, 影响因子越大, 期刊整体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4. h指数
h指数是美学科学家赫希 (Hirsch J E) 于2005年8月提出来的一项新的文献计量指标, 它可用于科学工作者个人成就的评价, 也可扩展用于一个群体 (科研机构、期刊、学科等) 的评价。某一期刊的h指数是指该期刊在一定的时间窗口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h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 其余论文的被引频次不大于h次。本报告中的h指数以中国引文数据库为依据, 取5年时间窗口 (2003-2007) , 按上述定义计算得到, 定名为h_CN, 以与从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 中计算的h指数相区别。
5. Web即年下载率
指来源期刊在统计当年出版上网并被全文下载的篇次总和与该期刊当年出版并上网的文献总数之比。计算公式为:
学术报告会策划书 篇5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活
动
策
划
书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学术报告会
一、活动主题：××××××
二、活动目的：
为了营造积极活跃的学术气氛，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学术部全体成员将在学校领导和研究生会的正确指导下，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以丰富同学们的学习和业务文化生活。我们本着多为同学办实事，少说空话的原则，制定本工作计划。
三、活动时间：2014年×月×日
四、活动地点： 逸夫楼报告厅1117
五、活动对象：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全体成员
六、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七、邀请嘉宾、报告主题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东教授）
（理论陈述、科学思维与实践例证）
------待定
七、前期准备：
1.申请学术报告会场地和相关设备，并进行布置；
2.联系主讲老师；
3.组织部负责协会成员的通知工作，并在大会当天负责会场秩序维持；
4.宣传部负责活动前期宣传让带上学生自己的课外学分手册，以便注册盖
章和活动期间拍照留念等工作；
5.秘书处负责做好会议记录工作。
八、大会流程;
1.组织部做好接待工作茶水准备好，指导学生进入会场；
2.秘书部做好学生登记工作，统计好与会学生名单；
3.报告会开始，由主任李政介绍主讲嘉宾老师；
4.主讲老师讲课，相关负责多媒体设备同学做好设备检修工作
5.做好专家的撤离工作；
6.大会结束整理好教室，归还报告厅钥匙。
九、会后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清理活动现场，归还所借物品。
十、活动要求：
1.活动过程中，各部成员不得擅自离开；
2.在场成员将手机调为静音；
3.所有成员不得喧哗，保持会场安静；
4.会议成员服装整洁。
附件：嘉宾资料及报告会相关内容
2；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学术报告会 篇6
综合学术报告会由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苏曙教授主持。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广德作了《让科技创新成为全面调整转型的推手》的主题报告；华南理工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赵成壁教授作了《超大型海上浮体国内外研究概况》的主题报告；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文珊作了《绿色造船技术发展现状及新能源船舶开发》的主题报告；建峰索具有限公司海油船舶中心总经理宋传政作了《广东船舶配套行业的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的主题报告。会议还邀请了沪东重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吴朝晖副主任作了《船用低速柴油机技术发展》的专题报告。五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的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学术报告会后召开了十二届理事会第二次理事大会，78位理事和52名特邀列席代表共13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举行了简短的学会网站（gdsname.org）启动仪式。紧接着由巨锦理事长作了“学会2013年度工作总结和2014年度主要工作思路”报告。
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三项工作报告和议案，包括：“学会2013年度工作总结”报告、“2013年经费收支情况及2014年经费预算”报告和“关于增补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和理事的建议”。
会上，向本年度增补的常务理事单位和理事单位颁发了证书、牌匾；表彰了2013年度优秀学会工作者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宣布了2013年《广东造船》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学术报告会 篇7
1 词义辨析及写作视角
1.1 词义辨析
"报告"与"报道"相同的语素是"报",这是两者成为同义词的基础。《新华大字典》[1]30~40的释义为:报是会意字,金文的"报"字,左面象刑具,右面用手捕人。报的本义是判决犯人,后引申出传达、通知等意思。《辞海》[2]的释议为:(1)告知,报告。(2)传达信息或信号。(3)定期出版的新闻报纸、定期刊物。
"报告"与"报道"不同的语素是"告"与"道",这是同中有异的原因所在。"告"的基本义是告诉,如陈述事情给别人听、报告,或表示或宣布出现某种情况[1]379。"道"的基本义是道路,引申为方向、途径,后又引申为合乎事理的道理思想、学说、主张等意思,又指述说[1]。可见"告"的词义偏重于告诉、陈述,"道"的词义偏重于道路、道理。
关于"报告"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3]:(1)把事情或意见正式告诉上级或群众。(2)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上级或群众所做的正式陈述。《新华词典》[4]:(1)将某专题问题向群众进行系统讲述。(2)向上级陈述意见、事情。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群众"可以理解为读者、听众。杨合呜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5]:报告科学研究成果,学术报告,调查报告。关于"报道"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3]:(1)通过报纸、杂志、广播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2)用书面或广播形式的新闻稿。《新华汉语词典》[6]:(1)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布新闻。(2)作为新闻消息体裁文章。由上述工具书的释义可见,"报告"与"报道"是有明显不同的。
1.2 写作视角
学术论文既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凭据,又是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研究成果、传播学术信息的科研文体,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GB 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7]开宗明义,称之为"科学技术报告",准确、科学、规范,而不能称之为"科学技术报道"。在GB 7713-1987中,学术论文与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同属一类文体,其写作要求是基本相同的,并明确规定学术论文的个人作者,只限于那些对于选定研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直接参加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作出贡献,以及参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容负责的人,因此其写作必定是用第一人称,将其发现或观察所得真实、客观、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阐明其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
新闻报道的作者一般不是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因此多用第三人称的写法[8]。因为第一人称的视角有可能影响到新闻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二人称的视角主要起抨击和监督作用,有可能站在与政府或事件的对面,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媒体与政府的立场可能不同,多采用第二人称的视角;第三人称的视角能客观、公正评价政府政绩或事件的真相,更好地起监督作用,更具有公信力。目前国内新浪、网易、搜狐等知名网站,以及传统媒体《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基本上是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采编新闻。此外,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后,国内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亦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向政府官员提问。
由上可见,"报告"与"报道"均有传达、通知等含词义,但"报告"的词义偏重于陈述、告知,并有交流的词义,写作上用第一人称,主要用于学术论文和行政文体。"报道"有述说、评论和主张等词义,在写作上多用第三人称,多用于新闻。
2 学术论文中"报告"、"报道"的用法
学术论文中"报告"、"报道"的用法相当混乱,笔者在《万方数据平台》以"报告"、"报道"为搜索词,随机统计题名有"报告"或"报道"的学术论文300篇,发现题名用"报告"的占88%(264/300),题名用"报道"的占12%(36/300);在正文的前言、方法、结果及讨论中用"报告"的占28%(84/300),用"报道"的占55%(164/300);题名与内文用法不一致(题名用"报告"而内文用"报道",或题名用"报道"而内文用"报告")占64%(193/300);引用的文献中,用"文献报道"、"国内(外)报道"35%(106/300),"××(作者)报道"18%(56/300)。按上述的词义辨析,目前很多学术论文将"报告"误用为"报道",并有全文用法不统一的情况。
2.1 学术论文的题名、内容宜用"报告"
学术论文的题名宜用"报告",如《颈椎间盘突出致脊髓半切综合征两例报告》[9]。但《1997~2007年健康体检中鼻咽癌检出状况报道》[10]的用法是不恰当的,将科研文体误为新闻消息文体裁。在正文中陈述研究经过、方法、结果及讨论时宜用"报告",如"我科2008年1月和4月收治两例因颈椎间盘突出导致脊髓半切综合征患者,对其临床特点及诊断治疗经验报告如下[9]。"。题名用"报告"而内文用"报道",或题名用"报道",内文用"报告"的情况非常普遍,如《经乳晕入路腔镜下甲状腺手术36例报告》[11],其引言为"我院2004年8月~2008年5月完成经乳晕入路腔镜下甲状腺手术36例,报道如下。"在这种语景下应该用"报告"。再如《1997~2007年健康体检中鼻咽癌检出状况报道》,其引言"治疗对患者的生存十分重要。现将我院多年来检出的鼻咽癌情况报告如下。"[10]在学术论文中,题名、文内用词不统一是不允许的。
2.2 摘要宜用"报道"目前科技期刊摘要采用何种人称及语态争议颇
多,有学者认为宜用第一人称来写[12~13]。在GB6447-1986《文摘编写规则》[14]将文摘分为报道性文摘和报道/指示性文摘,并有作者文摘与文摘员文摘之分,但都要求用第三人称的写法。GB 7713-1987[7]指出,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一篇完整的短文,其作用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也供文摘等二次文献采用,是网络数据库的数据元。可见学术论文摘要的功用和写法,与新闻报道基本相同,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应将学术论文的摘要理解为科技成果新闻消息体裁,宜用"报道",不宜用"报告"。如《生长激素缺乏但持续增高:垂体柄中断合并垂体多激素缺乏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15]中的摘要:"报道一例垂体柄中断合并垂体多激素缺乏、包括经低血糖刺激试验发现生长激素缺乏、但表现为持续增高的病例。结合文献复习发现,此种非生长激素依赖的身高生长一般有垂体其他激素尤其是促性腺激素缺乏、骨骺未闭合为基础条件。"这种用法是恰当的。
2.3 学术论文引用文献宜用"报告"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他人)研究
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撰写学术论文时难免会涉及到前人(他人)的研究,在论文中引用或涉及前人和他人的观点、数据和材料等的地方必须写清楚或标明,从中可看出学术成果的传承与发展的脉络,表明作者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也可避免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嫌疑。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16]规定,引用的文献信息源是被注录的文献本身,并从自已阅读过的原始文献中征引[17~18]。因为引用的文献是他人撰写的学术论文,理所当然要用"报告",特别在引用相关数据时更应如此,如"自1928年Stookey首次报告颈椎间盘突出导致脊髓半切综合征以来,英文文献检索到26例,国内尚未见此类病例报告[9]。"。引文用"报道"是不适当的,如"apastathopoulou等报道的两例生长激素缺乏合并其他垂体多激素缺乏的患者,身高持续生长最后达到成人身高[15]。如引用的是作者的观点,则宜用"××(作者)认为"、"××(作者)主张""××(作者)研究发现"等,使行文通顺。
参考文献中使用"文献报道"或"国内报道""国外报道"(可以理解为国外文献或学者、国内文献或学者)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据文献报道,椎间盘突出导致脊髓半切综合征的发病年龄为25~73岁,平均48岁"[9]。再如"据国外报道,在普通人群中,错构瘤发生率为1~2%[19]。"["文献"为物质名词,是报道的内容,"国内"、"国外"是地域名词,它们不是行为、动作的发出者,不具备"报道"主体资格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明确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此,作者或媒体才具有报道的主体资格,在行文叙述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写清楚作者的姓名,以示对作者劳动的尊重。此外,以"文献"、"国内"、"国外"等作主语,范围太宽,不准确,而学术论文的写作,用词要求准确、规范,不可含糊不清。
由于文摘刊物或网络数据库中的文摘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撰写,属于科技新闻体裁,常出现"报道"一词,作为参考文献引用时可以使用"报道"。但应该强调的是,撰写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应从原始文献中征引,这是学术论文写作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16]。从文摘等二次或三次文献中转引,容易以讹传讹、断章取义,侵犯了原始文献作者的知识产权。但从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其注录基本是一次文献,未发现是文摘刊物或数据库的资料。显然是将"报告"误用为"报道"。
3 结语
学术报告会 篇8
中国农业大学韩鲁佳教授、浙江大学应义斌教授被聘为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第2届副主任。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机院常务副院长李树君研究员代表依托单位向重点实验室第2届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罗锡文院士、蒋亦元院士、高元恩研究员和袁寿其教授等委员与会。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研究人员、在读博士生、研究生及部分流动研究人员等30多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机院总工程师方宪法研究员所作的《2008—2009年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总结及2010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全体与会人员听取了蒋亦元院士、高元恩研究员和应义斌教授的学术报告;实地检查了实验室建设进展及实验设备等试验条件;审议并通过了学术委员会章程 (修订稿) ;讨论了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2010年度的工作重点。
实验室建设情况
2007年11月,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将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上报科技部。2008年4月8日, 科技部发文批准建设。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行业提供服务为宗旨,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需求, 以农业机械与土壤、植物、投入物和环境的互作规律及机理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改善土壤条件、高效利用种肥药水等资源、降低机器作业成本和提高产能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立足土壤与机器、机器与作物的互作规律、土壤—植物—机器系统能量传输、机器作业与土壤质构和微生物活动、植物生理生态的环境反应等理论基础以及农业装备与设施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 整合耕作、植保、排灌机械和农用机电自动化技术试验研究资源, 建立田间工况模拟、农业雾化工程技术、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单元, 形成定位准确、功能互补、专业性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据了解, 该实验室是我国农业工程领域首个, 也是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根据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研究方向和能力提升及未来发展需要, 结合国家、产业重大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要求, 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原有耕作机械、植保机械和排灌机械技术实验室的基础上, 改建了4 275 m2实验室及基础设施, 购买先进仪器、仪表和软件, 成功研制田间工况模拟等实验设备28台 (套) ;同时, 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面向基础应用、重大关键与前沿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学术带头人与技术研究相结合的创新团队。
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研究和综合运用现代工程装备技术、信息与微电子技术、光视觉技术、专家知识决策技术、机电液自动化技术等与农业生产技术融合, 推进农业装备技术的高效化、自动化和智能化。重点发展4个研究方向:一是土壤—植物—机器系统应用基础技术研究;二是土壤和植物信息获取及病、虫、草防控技术与装备研究;三是农业雾化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四是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根据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由田间工况模拟研究室、农业雾化工程技术研究室和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室3个研究单元构成。
⑴田间工况模拟研究室。主要从事土壤与机器互作规律基础理论、田间作业技术、部件和整机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以先进的多土壤类型土槽为基础, 装备牵引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多功能装置试验台架、测试系统以及土壤特征恢复系统、排种器性能、播种机性能和作物栽植实验设备等, 配置视觉识别、信息采集处理的仪器和专用装置, 完成播种机排种性能、开沟器性能、耕整地机具部件性能、栽植机械性能、虫情及杂草识别、变量施肥与喷药装置实验研究等。购置高速摄影、激光实时喷雾粒度分析、单管型荧光检测仪等精密测试仪器设备, 装备液泵性能、喷雾性能、喷雾机喷雾量分布、喷杆喷雾性能、喷雾风机性能以及喷雾机综合性能实验等植保机械实验台, 完成植保机械的雾化理论、雾化部件、系统总成以及植保机械3C认证检测等。
⑵农业雾化工程技术研究室。主要从事植保、节水与排灌技术和部件以及产品关键技术研究开发。购置电磁流量计量、流量调节及各种高精度传感元件, 改进装备φ600开敞式、φ500封闭式、φ250封闭式、φ40封闭式水泵实验测试系统以及喷洒器实验、滴灌管 (带) 实验、水泵实验自动测试、喷头实验自动测试仪器设备和配电系统等节水与排灌机械实验台, 提升节水系统、农用排灌系统的实验研究与检测能力。
⑶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室。包括土壤植物信息在线获取分析、农业机械虚拟现实人机信息交互、土壤植物信息处理和土壤植物信息分析等实验平台, 开展精准农业技术土壤养分和田间杂草分布情况的在线分析方法探索性研究;开展大规模土壤养分和田间杂草的快速自动检测方法及成套装置的研究开发;开展人机信息交互及环境虚拟、农业机械性能等实验研究;开展果实智能采摘等实验研究;建立处理人工采集的土壤植物样本的光谱、水分含量等物理和化学信息的处理分析的通用试验平台;开展水分的自动快速检测、品质近红外自动检测、储粮虫害程度的自动检测等实验研究;集成以上技术成果开展农业装备自动化和智能化前沿技术实验研究等。
实验室研究进展和成果
从2008年开始建设至今, 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开展了全天候智能化土壤—植物—机械工况, 模拟系统、仿生智能作业工作部件和关键技术、农业装备重大产品关键技术、农业雾化工程技术与设备实验和智能化农业装备应用技术实验等研究, 并参与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际科技合作等26项国家纵向课题研究, 向企业辐射输出技术项目10余项, 其中《自走式全幅玉米联合收获机技术改造项目》、《精量低污染大型喷雾机项目》和《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设备产业化项目》3个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投资42 350万元。项目达产后将新增自走式玉米收获机800台、半喂入联合收割机2 800台、插秧机2 000台、半喂入联合收割机专用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2.2万只、精量低污染大型喷雾机2 000台 (套) 的年生产能力, 项目实施将进一步提高水稻、玉米生产和植保机械领域的产业化水平。自走式棉秆联合收割机已经成功应用于新疆、山东等省区的秸秆生物发电项目, 实现了变废为宝, 促进增收的目的。2年来,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共发表论文45篇, 获得国内专利授权23项, 其中发明专利4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4项, 通过验收的科研成果17项, 培养研究生16人。
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作为农机行业的研究基地和学术中心, 积极开展各项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2009年5月至今, 土壤植物机器实验室累计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国内外知名企业负责人和国家、部委领导的参观考察及开展学术活动23起, 300多人次, 构筑了一个先进农机技术的交流合作平台, 成为技术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与桥梁。
学术报告会 篇9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各种现实问题的出现不断推动着大学治理理论的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也必须要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为此,本研究以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导向,在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个范畴界定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在此之上,诠释了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与治理要义。以此为依托,进一步对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典型国家大学治理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基于前述研究,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国大学治理问题, 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最终,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架构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来设计中国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上述内容在本研究中由“导论”“大学治理:本原性质与治理要义”“国外大学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大学治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运行及匹配”“中国大学治理制度优化:理念、 路径与制度保障”“中国大学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转变:由‘惯例行为’到‘合理行为’”六章构成,内化于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大学治理:本原性质与治理要义
大学治理理论已有了较大发展,但对于“大学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大学治理应承担何种机能”等基本问题,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无明确定论。 如果认为治理是大学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无法在回避“大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来理解大学治理的内涵。然而,对于大学的本质问题,当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着“人才培养说”和“学术研究说”等诸多争论,这直接引致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目标与机能的认知差异。事实上,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的目标,而大学治理是实现高校目标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本研究针对理论上对大学治理若干问题的认知仍存在分歧的现实,按照大学本质→大学目标→大学治理的逻辑思路,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治理要义与治理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2. 国外大学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
针对各国高校治理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制多式和路径分叉现象,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典型国家大学治理制度的变迁进行了理论解析。在考察各国大学治理制度产生源流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影响各国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制度背景因素,揭示了影响其制度选择的经济、社会原理,构建由一组概念(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所支撑的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匹配是大学治理的主题。大学本身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与社会大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绝对成功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匹配模式,几种典型的大学治理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匹配模式也各有利弊,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 大学治理制度设计,要采取理性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予以移植或照搬,必须要使大学治理制度设计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予以匹配。
与此同时看,大学治理制度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不是一成不变的。 德国、英国、日本以及美国大学治理制度的演变表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外因) 和大学内部的各类问题(内因)都可能会引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致使原来经过利益相关者博弈所达到均衡的治理制度向失衡转变(范德格拉夫,2001; Birnbaum, 2004;甘永涛,2007)。然而,能否突破由于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等因素所导致的制度创新瓶颈,则取决于当时利益相关者是“创新变革”还是“维持现状”的“共有信念”的对比。如果前者少于后者,大学治理制度失衡将持续,反之将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创新变革”实现新的均衡。当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制度创新达成了共识之后, 在矛盾主体之间不断的博弈过程中,各方会逐渐明确未来制度设计的可能方向,届时将采取激进或渐进的方式,在已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对治理制度作出选择。新的治理制度一旦生成,作为矛盾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解,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者弱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并作为“共有信念”固定下来,协调和控制着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从大学治理制度演化的整体过程来看,大学治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博弈起始于一个均衡,然后历经了“制度失衡”→“制度创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但是一个周期完成后,治理制度并未静止不动。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后,新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出现,受各种诱致性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技能、决策习惯和认知模式以及相互之间力量对比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样就会给参与人带来不稳定的限制。由此直接引致原来潜在的治理问题可能会凸显出来,成为新的矛盾点,达到均衡的大学治理制度便潜伏着向失衡过渡的趋势, 为了应对这种潜在变动,利益相关者不断进行着“谈判”活动,从而通过重复博弈打破均衡状态,使得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变动,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解,即由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变革周期都是通过利益相关者博弈来推动的,而其变迁方向又要受到制度的初始禀赋、有限理性(Boundedly Rational)以及一定时期内人们共有信念的制约。一般而言,政府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立法、 行政等程序完成制度的推进和确认,在大学治理制度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中国大学治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运行及匹配
鉴于中国大学自身的特殊性,本研究将首先对中国高校的生成与演进进行理论解析,考察中国高校产生与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解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高校治理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匹配度的历史演进,对中国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失衡原因进行分析。在此之上,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个概念予以测度并形成“政学对比度”指数,进而验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互动对高校综合实力的影响,据此辨明中国高校治理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现状,解析隐匿其背后的逻辑要因。研究发现, 在中国情境下,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大学绩效负相关,而学术权力与大学绩效正相关,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交互作用有利于大学绩效的提升,两者之间存在着最佳的匹配点。
4. 中国大学治理制度优化:理念、路径与制度保障
就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范畴而言,人们寄希望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早日推进, 其实质就是对大学自治的追求。无需赘言,此间的“去行政化”显然不是指去掉大学组织自身的科层化(冯向东,2010),也不是简单的“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 和泛泛而行的“教授治校”。中国大学当前“去行政化”的治理要义应该是厘清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政府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王世权、刘桂秋,2012), 弱化大学的“官本位意识”,让政府与政治远离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与不错位”。使大学行政方面能够做到以先进的大学治理理念来引导自己的行为和检验行政效果。在此之上,实现中国大学由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的转型。 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本研究首先探讨了大学治理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大学治理的范式与中国大学治理的路径及相应的制度保证问题,并提出了大学分层治理的思想。 探讨了中介组织作为大学外部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治理方式。
5. 中国大学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及其转变
中国大学治理有效性的提高,不仅需要相关治理机制的完善,而且要做到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转变,否则改革只能是形式上的。根据前述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并借鉴已有研究,根据中国大学治理的实践特征,本研究着重探讨了政府、校长、教师、校友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行为取向及归隐问题,在此之上,探讨了上述利益相关者行为应该实现由“惯例行为”到“合理行为”的转变的方式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问题为研究的着眼点,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强调管理学与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采取了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
1. 比较制度分析方法
该方法主要运用于“国外大学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部分。本研究将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以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为着眼点,依托历史路径依赖、战略互补和制度互补等理念,来分析德国、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典型国家大学治理制度的生成及演进,梳理出其中的内在差异及原因,为解析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问题提供指导。
2. 实证研究方法
该方法主要运用于“中国大学治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运行及匹配”部分。 通过SPSS等统计分析工具,结合中国大学网站数据,用实证证据回答当前中国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状况,影响大学治理的要因有哪些,中国大学治理的短板在何处,进而为中国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提供实践支持。
3. 案例研究方法
该方法基本上贯穿于本研究的始终。案例研究是通过对一个或多个案例进行分析, 从多种渠道获取案例中的各种信息,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得出归纳性的普遍结论。 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可以增强对模型中变量实际情况的了解,初步确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可以挖掘案例大学的成功与失败的治理经验,为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大学治理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围绕前述内容,本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
1. 大学治理理论研究有待突破
通过对大学治理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的分析可知,高等教育创新的重点逐步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建立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创造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治理机制,调整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以解决大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论基点,从多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已有文献对于大学治理问题的关注,大多是从经验的借鉴总结出发,虽然观点中透着真知灼见,但逻辑性和说理性不强。由于经验总是同特定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无法区别特质性与普遍适用性,因此也无法刺透“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的遁词防线,讨论难以深入,致使理论深度显著不足。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了多理论研究,少实证研究,教育学、行政学等角度研究多,经济管理角度研究少的现象。 如此一来必然不利于对实践规律的总结,不能够深入把握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直接导致缺乏对大学治理关键制约因素的提炼、涵盖与整合,难以有效解释大学治理的深层动因与机理。
2. 关于大学、大学治理及大学治理理念的研究结论
研究认为,大学在本质上是融学术性与契约性为一体的一组契约联合网络。大学、 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异质共生与互补”。大学的目标是智素资本升值,其实现是基于“学术性”的履约过程。对此,要求大学治理承担着“对等”的两项机能——“保健机能”和“激励机能”。依此逻辑,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可以表述为基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其治理要义为基于决策权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匹配, 治理边界可界定为大学校级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此同时,通过对德国、 英国、日本及美国等国家的大学治理实践中所秉承的治理理念审视可知,现代大学治理理念除却要践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一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之外,还要注重“治理的民主性”“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治理的‘疏’‘统’并举”。
3. 大学治理:应实施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
综合来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观”的大学观是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主义,即“尽大学所能按照多数的利益相关者的利害采取行动”。其治理逻辑是协作治理,认为全体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害构成了其参与治理的基础。“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也主张协作治理,但由于其大学观是狭义的利益相关者主义,即“大学是按照极少数的利益相关者的利害采取行动的,并同时注重大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 所以更强调参与治理的基础在于关键利害,相应的也就只有那些关键利益相关者才能够参与大学治理。对此,本研究认为,相较而言,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将是大学治理实践发展的趋势与方向。而确定哪些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大学治理(即确定大学治理主体),则是构建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的关键。并且,对于治理主体的界定不能单纯从价值创造性角度,也要考虑一定的正当性,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科学合理地界定出应该参与大学治理的利益相关者。
4. 大学治理制度优化路径: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转型
与欧美大学相比,中国大学始终在既要脱离政府,又要依赖政府的矛盾中成长, 由此决定了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直接引致了中国大学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缺失,“行政型治理”普遍存在于各类大学的现实。 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下,“行政型治理”支撑了过去中国大学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引致“行政型治理” 的弊端日益凸显,中国大学治理正处于阶段性失衡状态,影响着大学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从政府到教师再到社会公众,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大学进一步变革充满了期待,变革正在成为人们的共有信念。此时正处于中国大学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 从国内外大学治理的实践来看,中国大学治理变革的要点就应以“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为目标,以“去行政化”为依托,重新匹配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实现“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的转型。而此间的关键则在于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创新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5. 大学治理制度设计:应遵循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三个原则
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大学治理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匹配视角对德国、 日本、英国以及美国四个典型国家的大学治理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审视,在考察各国大学治理制度产生源流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影响其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因素,揭示了影响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经济、社会原理以及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的能够诠释出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认为一国大学治理制度设计应遵循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三个原则。
6. 中国情境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大学绩效负相关,学术权力与大学绩效正相关
在对大学治理等变量进行测量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大学治理对大学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大学绩效负相关,而学术权力与大学绩效正相关,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交互作用有利于大学绩效的提升,两者之间存在着最佳的匹配点。
(二)对策
学术报告会 篇10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内容
该课题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大学组织的特性。主要研究大学组织特性的内涵和基本维度;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 重点分析其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大学组织的衍生特性, 重点分析其使命特征、结构特征、文化特征和动力特征。
第二,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基本概念和要素。该部分一是研究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概念及创新的主体;二是分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三要素, 即战略创新、结构创新与文化创新。
第三,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力系统。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内部动力包括使命牵动和知识驱动;外部动力主要是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该课题还研究了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内外部动力源之间的逻辑联系。
第四,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阻力机制。大学学术组织内部资源配置中形成的组织惯性及组织在获取外部资源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趋同性是影响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两大阻力。
第五,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模式。主要包括使命主导型、知识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四种模式。
第六,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对策。
(二)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该研究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组织创新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为研究提供基础;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辨析, 获得该研究的视角和新认识;为问题的发现和确立、关于大学组织特性和学术组织创新的相关概念的分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理论框架和模型的建立、观点的提出提供佐证等。
2. 案例研究法
该课题以研究的问题和观点为线索, 通过搜集整理大学组织创新的实例, 得到指向这些问题的证据, 对该研究建立的概念、理论观点进行检验。
3. 多学科研究法
由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组织管理的复杂性, 多学科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有效方法。该课题基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跨学科特点, 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组织资本理论、创新理论和大学组织理论, 在多学科的视野中分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问题, 进行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建构、创新动力、过程与模式分析。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 大学组织的特性
大学组织是“以知识为操作材料, 从事高深专门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和整合的学术组织”。在这种对大学组织的定义当中, 确认知识是大学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材料, 代表特定知识领域的学科构成大学的基本单元和组织细胞, 对知识的不同操作方式形成大学的各种社会职能, 涵盖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内容。
从组织的视角研究大学, 必然关注大学作为组织所具有的特性。大学作为组织, 也是由使命、结构、文化、动力等要素构成, 这些要素在大学组织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直接反映了大学的组织特性。为加深对大学组织特性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 该课题将大学的组织特性分为本质属性和衍生特性。其中, 本质属性是大学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的双重结合, 而衍生特性则可分为使命特性、结构特性、文化特性和动力特性四个维度。
1. 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学术属性与科层属性
任何组织都是围绕其中心任务和目标形成自己的特性。以知识为中心的高度专业化的学术活动是大学组织的中心任务, 大学通过知识的生产、继承和传播来完成其使命和目标。因此, 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 带有天然的学术属性。大学的学术属性是指大学组织的核心是围绕以学科为架构划分的知识体系而形成的, 一切活动都是以培育人才和学术创造为根本目标展开的。在大学中, 学术体系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学术属性作为大学的本质属性, 是大学区分于其他组织的特有属性。随着大学组织的日益庞大和复杂, 在大学组织内部也产生了许多纯粹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外的、以辅助学术工作更好进行为最初目标的行政性和管理类工作。为了确保这部分工作的顺利、高效运行, 大学组织内部划分出了清晰的管辖权范围, 形成了具有一定管理幅度的等级制管理和相对稳定的规章制度体系, 按照“下级服从上级”“依法行政, 照章办事”的管理原则运作。这些等级制度和权力层次增加了大学组织的科层化特征, 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科层属性。学术属性与科层属性构成了大学本质属性的两大维度。
2. 大学组织的使命特性:动态性的稳定
首先, 大学的组织使命处于动态性的稳定状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 对大学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大学的使命相对处于非稳定状态的演变和发展之中。大学的组织使命总是同社会的需要紧密联系的, 在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需要的双重作用下进行调整和变革。当然, 这种变革并不是疾风暴雨似的突变, 而是处于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当中。其次, 大学的组织使命具有多元化的特性。大学组织使命的多元化得益于大学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创新、开放和积淀。大学根据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调整自身使命, 经历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后, 至今已形成了多样化的使命系统。最后, 作为对于使命的具体陈述, 大学的目标具有模糊性。一方面, 由于大学组织使命的动态稳定和多元化, 很难有简单而确切的陈述性语言来硬性规划大学目标。另一方面, 由于大学从事以知识作为主要操作材料的学术活动, 对其活动成果的评价不能是基于单一的价值取向。
3. 大学组织的结构特性:组织顶层的集权性与底层的分权性
从卡斯特 (F.E.Kast) 提出的组织形式、组织规范和组织权力三个方面分析大学组织结构的特征会发现:在组织形式上, 大学组织的纵向差异和空间分布差异较小, 各国大学基本都遵循几种固定的纵向结构划分类型。然而, 大学组织之间的横向形式差异却很大, 横向复杂化程度高, 纵观各国大学几乎找不到在横向组织形式设定上完全一致的两所大学。这是由于大学组织的横向设置基本是依照学科为单元, 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性造成了横向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形态。在组织规范上, 大学组织的规范化程度相对较低。在大学组织内部, 由于知识研究的高深性、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和大学组织“学术自由”的内在发展需要, 强制性的正式规范的数量和束缚力都相对有限, 它是建立在尊重学者学术自由的精神之上对学者行为的一种宽范围的限制。在大学学术组织内部, 成员的行为更多地受到非正式规范的影响。在组织权力分布上, 学术性决策强调分权, 在处于底层的基层学术组织中则体现为学术权力分权、学术研究自由的特征。但在大学组织的顶层结构上则表现为行政集权。大学组织结构体现了组织顶层的集权性与底层的分权性要求, 权力的重心应该位于组织结构的底部。
4. 大学组织的文化特性:多样性、整合性和稳定性
首先, 大学组织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以学科为中心形成的学术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 围绕其进行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方式也形态各异, 造就了不同学术组织内部的多元化价值取向以及组织成员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 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文化。其次, 大学组织文化具有整合性。大学内部各种价值取向并存, 不同学术文化存在差异和隔阂, 但是大学从来没有因为多元的文化造成的内部冲突而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在大学组织中存在某种整合多元价值冲突的机制, 通过对多元价值文化的整合形成了大学组织文化的稳定内核。最后, 大学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这里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无论大学怎样变化, 继承于传统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作为组织文化内核始终被保留了下来。虽然大学组织重在创新, 但这种创新是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内核基础之上。
5. 大学组织的动力特性:外部动力与内部动力并存
组织发展与变革的动因来自组织的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大学发展与变革的外部动力来自于政府推动力和市场拉动力。同时, 大学之间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这也促使大学不断寻找自身发展与变化之道。大学组织内部也存在交错复杂的子系统, 相互作用产生促进大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大学组织的内生性动力首先来源于大学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的感知而发生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欲望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因素产生于大学决策层, 是大学自我发展的价值判断和动机驱动, 可以称为使命驱动力。其次, 知识的发展需求刺激着学术组织成员不断研究和创新知识, 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同时, 学者自身对于学术研究也具有天然的兴趣和不断地追求, 这也成为推动组织变革的另一种内部动力。
(二)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
1. 学术组织创新及其要素
对于大学来说, 学术组织在其基于的学科的研究范式的指导下, 以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 以人才、学术思想、学术物质技术基础等作为其内部的资源共同体, 同时在学术组织内部形成共同的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在大学中, 学术组织具有明显的分层体系:高等学术组织 (学校) 、中层学术组织 (学院、学部) 以及基层学术组织 (学系、研究所等) 。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是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条件下, 为了保持外部环境变化、组织使命、资源基础的动态协调, 提升组织绩效,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大学通过改变或重构学术组织的战略、结构和文化, 调整学术组织的内部关系、资源配置和组合方式, 提升学术组织资本价值和动态能力的过程。
该研究认为, 组织重要的特征反映为组织的重要要素:战略、结构和文化。因此, 该研究提出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战略—结构—文化”三维要素结构。战略、结构、文化作为大学对于学术组织创新的三个关键要素, 三者之间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战略是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共同目标, 结构是大学学术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配置关系、人与人之间联结关系的集合, 文化则是大学学术组织的理想、价值准则和共同的行为规范。大学通过调整大学发展战略、改造学术组织结构和重塑学术组织文化等基本途径, 对内开发、积聚、整合大学物资、人力和组织资源,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吸收、引进资源, 与其他组织形成战略联盟、资源网络和虚拟资源库等, 以优化大学资源系统, 实现大学资源的潜在价值, 提高大学的核心能力, 使大学更好地完成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使命和职责。
2.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动力系统
任何组织的发展历程都是稳定与变化的统一, 组织发展与变革的动因来自组织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的共同推动, 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因, 实质上就是分析和界定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力维度, 也就是推动大学进行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力来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内部与外部。
从内部动力上来看, 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内部动力或称内生性动力, 首先来源于大学使命和发展目标的变化。大学对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的感知, 从而发生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欲望的变化, 是大学自我发展的价值判断和动机驱动, 可以称之为使命牵动力或目标牵动力。大学使命的驱动力是大学自身的生存需要与成长的动力, 是其对内部学术组织进行创新的根本动力。其次, 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内部动力还来源于知识的内在驱动。学术组织是以知识为基本操作材料, 从事高深专门知识的传承、创造和应用的组织。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知识生产过程的固有规律对大学的组织形态具有内在规定性。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内部动力还来源于知识体系内部, 并产生于基层的教学与研究单位。
从外部动力系统来看, 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外部动力或称外生性动力, 首先来源于政府的推动。政府推动力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大学对学术组织进行创新, 政府的激励与调控方式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导向和直接的行政干预等途径实现。此外,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外部动力还来源于市场的拉动。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逐步形成, 大学普遍感受到了市场竞争压力, 传统的观念、战略导向、价值取向、制度选择和结构类型面临全面挑战, 这种冲击构成了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直接动力。
3.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阻力机制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阻力是指阻碍或者抵制组织创新的作用力。尽管内外部诸多动因都为大学对学术组织的创新提供强劲的动力, 学术组织创新也是大学提升绩效和竞争能力的必要手段。但是, 组织创新意味着组织战略、结构、文化的变革, 通过改变发展方向、组织形态、认知模式来改变资源配置方式, 实质上是大学对学术组织的内外部关系的调整和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调整与转变, 是一个除旧立新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因此, 会产生多种阻碍和抵制组织创新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
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阻力因素, 以往的研究中分别从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视角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该研究基于资源的视角, 主要从大学内部资源系统配置和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惯性和大学在资源获取过程中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组织趋同性两个方面分析大学对学术组织进行创新的阻力因素, 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是构成大学学术组织创新阻力的根本原因。
(三)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模式和对策
1.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模式
该研究把大学学术组织创新模式定义为, 大学在对其内部学术组织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将战略、结构、文化要素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运动方式, 即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发动、运行及其转换为组织价值的内在机制与过程。
大学对学术组织创新的基本动力机制是“环境—使命—资源”的不平衡动力机制。外部环境、内部资源和组织使命三者之间如果出现矛盾, 则需要改变或者组织任务, 或者改变组织资源基础, 或者改变环境。任一方面的改变都会引起对组织创新也就是组织要素改变的要求, 这种要求经过组织知觉和判断引起“战略—结构—文化”转变。作用于大学“战略—结构—文化”组织要素结构的作用点和方式不同, 就会形成组织创新过程中战略、结构、文化要素连接方式、因果关系和运动方式的不同模式, 从而表现出组织创新活动的不同模式。
因此, 根据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动力来源, 该研究将大学学术组织创新模式分为“使命主导型”“知识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四种。每一种模式中, “战略”“结构”和“文化”发挥作用的顺序都各有不同, 各有特点。
2. 基于大学组织特性的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对策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是对内部的战略、结构、文化、动力等组织要素进行调整和改造, 以优化组织系统, 提高组织效率。任何组织的特性都是其进行创新的基础, 因此, 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基本策略需要结合大学组织特性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首先, 制定与大学使命相适应的学术组织创新战略。大学学术组织的战略与大学使命是一脉相承的, 学术组织应该围绕大学使命来制定创新战略。大学组织使命保障学术组织的战略规划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 使学术组织更加主动地应对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 并进一步强化其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大学使命的动态稳定性和多元化特性决定了学术组织的创新战略既不能固守成规, 一成不变, 也不能局限于单一目标。在学术组织的创新过程中, 根据大学使命适当地调整具体创新战略, 形成具有动态性和多重子目标的战略系统, 可以更加有效地聚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形资源, 并通过内部的整合, 促进无形资源的形成和积累, 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大学核心能力的提高, 同时形成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大学使命的反作用力。
其次, 建立多样化和扁平化的学术组织结构。我国大学学术组织纵向结构的趋同性是不利于大学发展自身优势的。大学应该针对自身的资源优势、类型定位、功能任务、内外环境等特点进行组织结构设计, 不可以采取强制统一的模式或者盲目地相互借鉴和模仿。学术组织的结构创新应该具有多样化的模式。其重点是打破僵化的同一格局, 精简纵向层次, 弱化组织边界, 扩宽管理幅度, 使大学组织结构扁平化发展, 结构重心下移到基层。通过多样化和扁平化的学术组织结构创新, 一方面, 可以协调组织内部权责和人际之间的关系, 整合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并促进其在不同子系统内进行流通和交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大学特有的学科活动的进行。组织结构的变革有利于学科之间彼此界限的突破, 促进学科融合, 从而形成新的知识资源集合。
再次, 建设多元性和整合性统一的学术组织文化。对于大学学术组织而言, 文化的凝聚意义尤为重大。与其他组织相比, 大学学术组织内部成员的情感联系更为强烈。他们献身于特定的信念和象征物, 依附于更坚定的思想意识。学术组织的文化创新应注重结合大学的文化特性和知识创造所需要的环境, 创造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学术自由的、动态性的组织文化。一方面, 要为大学组织内部成员提供有利于从事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的文化环境, 使大学的人力资源得以优化。另一方面, 要关注大学内部不同学科文化的整合, 建立整体价值观基础, 为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提供条件和可能, 促进大学知识系统的更新, 为核心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