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调解

医疗纠纷调解（精选十篇）

医疗纠纷调解 篇1

( 一) 人民调解制度溯源

调解制度在中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情的重视, 以和为贵、 建立和谐社会的传统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民调解制度是群众自治的一种自治制度, 早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初具雏形。

进入新世纪, 我国关于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一直没有停歇, 调解委员会不断地深入社区与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在范围广度上不断延伸, 其在调解的纵向深度上不断的剖析、分类, 其专业化也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趋势下, 各类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试点并挂牌成立。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人民调解事业走向法制化、人性化的有力证明。

( 二)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1. 当前医患纠纷问题严峻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2014年,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8亿人次, 比2013年增加5亿人次。同年, 全国发生医疗纠纷11. 5万起, 较2013年下降8. 7% 。虽然整体医疗纠纷数量有着下降趋势, 但是近几年来, 医疗纠纷态势似乎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2013年浙江温岭杀医案, 2014年南京官员夫妻殴打护士案……一桩桩惨烈的案件一次又一次直指医患纠纷背后的制度问题。发生纠纷后, 滞后的解决机制、调解机制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逐渐被消磨, 从而酿成悲剧。

2. 医疗纠纷一般处理方式存在缺陷

目前医疗纠纷传统解决方式包括: 医患自行和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及仲裁。这几种方法在过去的实践中显示出了它们一定的优势, 但是其固有的缺陷还是逐渐显露出来。

医患自行和解是理想的传统中国人解决纠纷的方法。 这种方法简便、快捷、周期短、成本低, 能够使医患双方免于奔波劳累伤财之苦。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平心静气坐下协商都是理想化的, 一般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很难抚平, 就算抚平, 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已经筑成, 使双方达成和解难上加难。另外, 医患双方即使达成和解, 其和解契约的效力仍较弱, 容易造成反复更改、反悔的现象。

行政调解是指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作为中立的第三方, 调解医院与患者间的纠纷, 达成调解并制定调解书以解决纠纷。其弊端也是存在的: 首先, 该第三方———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容易遭到怀疑, 特别是患者怀疑, 一般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关系密切, 容易令人产生偏袒的遐想。第二, 此种方法容易滋生腐败、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 且缺乏对行政部门的制约。

民事诉讼及仲裁一般是医患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保障。然而由于医疗纠纷这一问题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涉及众多的医学专业知识, 这是法官与仲裁员欠缺的, 这样为其审判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另外诉讼与仲裁的方式需要消耗大量时间、金钱, 人力物力。据统计, 一个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诉讼解决周期一般在586天。可想而知, 其中所支付的成本不是一般家庭承受的起的。

3. 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对以上处理方式缺陷的弥补

首先, 纠纷当事人出于自愿将纠纷交给调解组织进行解决, 本身对调解组织就有了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 调解组织的中立性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 这为结果的公正性设立了前提。第三,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医疗单位、政法单位退居二线的工作人员, 其专业的法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也为公正、科学、正确地调解双方纠纷奠定基础。第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已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人民调解有了强有力的立法保障, 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民间纠纷。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专业人民调解机构有了法定的合法、中立地位。

( 三)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施现状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 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 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 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自行协商、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和医疗诉讼三种途径。随着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 针对医疗纠纷的调解委员会机制这一第四种途径也应运而生。

随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宁波、天津、上海等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办法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的构建。截止2010年1月, 全国已有1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6个地市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建立。”1在这些试点中, 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管理办法, 为人民调解提供了制度保障, 肯定了医疗纠纷人民调委调解效力, 并由当地财政提供支持, 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但是由于各地对人民调解的重视程度, 经济发展等原因的差异, 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非常严重。一些地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解决医疗纠纷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小。为让这一新兴的调解方法能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制度构建落后地区应该借鉴一些优秀示范区的经验, 并因地制宜, 结合本地具体情况, 加快变革。

二、以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的运行机制探究

( 一) 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地调研现状

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型城市, 是中部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其人口众多, 医疗机构林立, 因此所面临的医患纠纷问题也就更加严峻。武汉市洪山区作为武汉市的科教中心, 人口众多, 范围广, 各类卫生机构也众多, 是武汉市医患纠纷多发的“重灾区”。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1年7月建立, 坐落在洪山区卫生院大院内。 目前, 该机构承担了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任务。

1. 机构组成

医调委调解员由政法系统、医疗系统退休干部、工作人员担任, 退休干部有丰富的专业医疗经验, 较为充裕的时间, 对于医疗纠纷这一涉及较多专业医学知识的特殊纠纷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调解。另外通过遴选进入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也多是相关专业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专业调解知识也是较为丰富的。另外, 武汉市司法局还会有定期的培训, 以提高其专业水平, 更好地提供调解服务。然而人手缺乏也是其发展的一大阻碍。

其机构的建设由区政府维持, 区财政拨款, 搭好平台, 为机构的运营提供保障。

2. 调解程序

洪山区建立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引入人民调解参与医疗纠纷的化解。医调委制定了《调解工作流程》, 施行限时接待、专家合议、处理告知、文书归档的标准。

调解工作流程具体包括: 1受理案件。受理的案件共包括申请受理、指派受理和主动受理三种情况。接收到调解申请后, 调委会首先验证、确认双方身份, 确认本案是否属于本辖区管理, 再决定是否受理。2指派调解员。在确定案件属于本区管辖范围并接收受理后, 开始指派调解员为双方调解。3当事人陈述。调解员先分别与双方分开交流, 了解案情, 寻找案件争议焦点, 并制作笔录, 需要鉴定结果的, 要求一方做医疗鉴定, 出具鉴定结果。4讲解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由于当事人一方多为普通百姓, 对法律知识了解甚少, 在交谈调解过程中会详细介绍相关法律规定, 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5沟通说明疏导、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法与途径。调解中主要是依据相关法律, 结合传统中国情理、保持第三方中立地位, 公正调解。若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则调解成功并将调解书交由法院, 申请法院司法确认, 以使调解书拥有法律效力。司法确认后, 调解书不得更改, 应立即执行, 如一方不执行, 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调解不成, 则告知当事人其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 调解程序中还有一项专家咨询库咨询制度。但是由于技术和人员限制, 还没有真正加以开展。专家咨询库建立困难也是阻碍医调委发展的一大原因。

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调解流程直到调解结束, 一般需要30个工作日 ( 除去医疗鉴定时间) 。这样一个周期较诉讼手段的586天, 也体现出其便捷、高效的优点。

3. 调解成果

2011年7月成立医调委以来, 全区民调组织和医调委接待来电来访咨询210余例, 受调解申请163件, 调解成功158件, 成功率为96. 9% , 协议履行率100% 。 在过去的2014年一年里, 洪山区共有医疗纠纷案件70余例, 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有30多例。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医疗纠纷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成功率还是较高的, 取得当事人信任后, 能够较好、高效地完成调解工作。

但是经过调研, 笔者仍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洪山区医调委所接收的案件仍较少。这一现象原因应归结为群众认知度不够, 还未取得大部分群众信任。机构宣传仍不到位。

三、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完善意见

( 一) 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库制度

医疗纠纷专业性强且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为了提升医调委专业能力, 必须有更加专业的医疗团队作为“智囊团”, 在调解过程中听取其意见。

但是经过实地调研, 笔者发现专家咨询制度并没有切实地建立, 主要还是依靠调解员自身的医学常识进行调解。 虽然调委会内的调解员有一定的医学知识, 但是笔者认为更加广泛的医疗咨询团队能推动调解向益处发展。

另外在建立专家咨询库制度时还要配套建立专家回避制度, 保证在一个案件中咨询的专家与案件所涉医院没有关联。回避制度能使调解制度更加中立、公正, 能取得当事人双方的信任。

( 二) 规范机构内外制度构建, 排除干预, 增加群众认可度

许多群众不选择人民调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固有的“想办成事儿, 先找领导”、“政府办的才是有效的”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百姓观念中根深蒂固, 使得他们在遇到纠纷时更愿意寻求行政调解或是与领导打好关系, 送礼。这样的思想使得行政机关对第三方调解的干预不断加深, 同时还助长贪污腐败的违法犯罪之风。

如何排除行政干预, 增强机构中立性? 其根本办法还在于内部的合理的制度构建和外部法律的保障, 两大护卫保驾护航方能使医调委越走越远, 更加公正地解决纠纷。

在内部制度构建上, 首先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遵守自愿平等、依法调解、无偿调解的原则下, 有选择地进行调解工作, 不能越俎代庖, 阻碍医患双方诉讼权的正当行使。2第二, 在受理过程中, 应该严格把关, 对符合条件的受理人及时通知其参与调解, 对不符合条件的受理人及时告知并说明理由, 同时告诉其他的解决途径。第三, 在调解过程中明确双方的举证义务, 督促双方以证据与鉴定报告为依据, 阐明自身请求,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仔细分析双方上交的证据, 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在调解过程中,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情与法结合, 方能体现人民调解的人性化与中国特色。

在外部保障上, 国家应加快相关立法, 对如今出现的一系列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立法保障应加快实行, 使调处结果有法可依。

( 三) 完善区域性医疗纠纷区域解决的制度, 解决管辖问题

从全国各地医调委试点经验来看, 各地的医调委都是分区域分地块设立的, 每个区域的医调委管辖本区域患者或医疗机构的纠纷。但是若是一地区患者去往另一地区医院就诊, 其管辖又将如何认定。这一问题类似于诉讼法中的管辖问题, 亟需解决。

从调研中发现, 武汉市解决方法非常值得借鉴。武汉市今年新规定患者与武汉市内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纠纷皆上报武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般跨区域的就医, 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 上报武汉市医调委这一制度不仅明确了管辖部门, 排除了异议, 还减轻了一些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地区的调解负担。

( 四) 壮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增强其专业性

医疗纠纷涉及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需要更多的拥有法学、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参与调解。 而目前专业人才不足也是阻碍医调委发展的一大拦路石。 虽然目前各医调委有政法系统、医疗系统退下的工作人员或转移的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 但是其人才缺口仍十分巨大, 急需更多专业人才加入调解的阵营。司法局等主管部门也应多组织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培训、指导以提高队伍的专业性。

在调研过程中, 笔者发现各地区在组成人员的专业性上的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一些开展得早、规模大的地区医调委有非常专业的调解人员参与调解, 但是在一些地区人手不足, 专业性低, 甚至由一些律师作为医调委调解人员。这完全违背了医调委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中立性和人民调解的本质。律师多会将调解引导至诉讼方向, 且缺乏专业医学知识, 对公正地解决医患纠纷非常的不利。

摘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新兴的专业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 但各地调解组织的运行、调解成果与影响力却相差悬殊。本文以武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研究对象, 对其工作运行机制进行探究, 以个体为例推广到全国, 探求其优越性和所存在的缺陷, 探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完善途径。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运行机制

注释

11陈翰丹.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J].卫生与法, 2011 (7) .

医疗纠纷调解 篇2

申请人姓名性别民族年龄职业或职务私营业主联系方式

单位或住址杭州宝仑会议服务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姓名性别民族年龄

职业或职务联系方式单位或住址纠纷简要情况申请人于2014年1月3日因临产，到*******医院就诊，并于当晚进行剖宫产手术。术后申请人恢复不佳，先是发生严重肠梗阻，后于术后第五天（1月8号）发现手术切口严重感染（从内部化脓），导致申请人在此后二十多天里，因伤口不能缝合，一直在经受清创、换药、肠梗阻和卧床治疗的痛苦。申请人直到2014年2月18日才出院，相较正常手术孕妇，多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这期间整个家庭的精力都花在如何减轻病人痛苦及帮助病人恢复上，病人及家人也因此无法工作和经营，经济损失严重。而这一个多月，申请人遭受的身体痛苦和精神折磨，更是任何赔偿或治疗所无法衡量和弥补的。另外，院方及其医务人员对下列问题，至今也未给申请人一个满意答复：

1、术后六小时内，整包注射液将被褥浸透无人问津。事后发现，护士蛮横要求尚处于麻醉状态的病人自行爬到隔壁病床；

2、申请人肠梗阻最严重的5号晚上18点至24点六个小时期间，曾先后六次去找过值班医生，均无人过来，导致次日申请人肠粘连，腹腔积液发生；

3、感染具体原因至今仍然不明不白，主刀医生手术态度不严谨，术后很长一段

时间未来查问患者病情及恢复情况。

当事人申请事项：

1、相关医务人员赔礼道歉

等共计人民币4万元3、4、划拨5 万元专款作为医院失误惩罚金，成立爱心基

金用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将申请人民调解的相关规定告知我，现自愿申请人民调

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重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初探 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完善

迄今为止，人类医学经历了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四次演變。在这四次医学重大的演变和实践过程中，都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现了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敏感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了矛盾突发矛盾激化的态势，在医疗领域最大的矛盾表现就是医患之间的纠纷，近些年来，我国医患纠纷增长迅速，而且多发生社会影响大且恶劣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患纠纷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社会管理的难点。本文就完善医疗纠纷调解程序做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望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一个有效途径。

1.国内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概述

1.1营利性中介机构调解

1.1.1青岛模式。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多元价值观、人际紧张，使人们不自觉得进入“亚健康”状态，医疗过程中各种医疗纠纷的产生，以人们自有的专业知识不足以自己的力量合理的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是各类健康管理公司应运而生。青岛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集智慧健康物联网、智慧健康云计算中心、智慧健康管理服务及连锁医疗体检运营于一体的中外合资的提供健康服务咨询和健康管理的商业化公司。为客户的医疗纠纷调解出谋划策，帮忙代替客户出面与医方进行谈判是民康公司众多业务当中的其中一项。这样的健康管理咨询服务公司是完全商业化性质的公司，他们以市场为导向，力求以服务领先于市场。如律师事物所一般，他们在医疗纠纷调解的过程中，仅仅是充当着咨询者和代理人的角色。

1.2.2营利性中介机构调解制度解析。

健康咨询服务管理公司，顾名思义，这种公司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服务，当顾客遇到医患纠纷的时候，健康咨询服务管理公司会对顾客提供专业的意见，甚至可以代替客户与医方进行谈判。在调解中，这样的公司不会作为主持者，只是作为谈判的一方。健康咨询服务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是商业性质的行为，要向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医患纠纷发生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人们的维权意识增强，所以在医疗纠纷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自己的“智囊团”以使得自己在谈判中不丧失有力的地位，所以近些年来，这样的健康咨询服务公司也越来越多，他们完全为客户代言。

1.2.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

1.2.1宁波模式。

在我国，宁波较早地对医患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率先在医患纠纷处理中引入医疗责任保险和人民调解机制，被有关部委和媒体称之为“宁波解法”。[1]宁波对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二是实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1.2.2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分析。

这种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模式，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向，在实践过程中，也体现了其各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患方的权利得到了切实有效的维护，医疗纠纷理赔中心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双层的调解模式，为患者的调解提供了双层的保险。当患者在第一次理赔中心没有得到满意的调解方案之后，还可以第二次申请调解，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再次调解。而且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入，也为患者的赔偿金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的调解，更好的保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宁波模式”的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也存在不足和需要改建的问题。首先有关部门应该就新政策的出台进行大力得宣传，因为新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的出台并不被大家所知晓，那么它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其次也要对机制处理内的有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让他们能更准确得掌握政策得精髓，更好的掌握新的处理机制的处理流程，让机制有效的运转起来，更好的为人民处理问题。最后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使赔偿标准与国家民法规定的标准差距尽可能缩小，更好的发挥其作用。[2]

1.3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

1.3.1天津模式。

一些地方在积极地探索寻找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方法，在所有的尝试当中，以天津和深圳为代表探索出一种依附于仲裁机构的调解方式。2006年天津市出台了《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规则》，引入了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调解机制。同年12月挂牌成立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明确规定了医疗纠纷调解的方式、程序、时限、费用等事项，为仲裁机构调解医疗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1.3.2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分析 。

天津大胆的创新尝试，寻求出一种依附仲裁解决医患纠纷，在实践应用中已经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认可，对医患纠纷的解决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社会卫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探索的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机制，有以下几大优点。其一，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保证了调解的专业性，从事调解工作得调解员都是有过医疗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处理医疗事故方面的法律专业人才。其二，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能够保证调解的中立性，仲裁员的组成成分并不是单一的，他们来自社会各界，是被聘任的工作人员，与仲裁委员会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医患纠纷的仲裁调解过程也是独立的，不受来自社会任何一方的干涉，保证了调解的中立性。最后，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具有很强的强制力。在调解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双方达成仲裁调解协议而由仲裁机构认可出具裁决书的情况下，仲裁机构赋予了裁决书、调解书能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这样一来，与其他形式的调解相比，仲裁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就具有了很强的强制力。但是依附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在实践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克服的局限性。首先，调解中心受理的案件范围过窄，仲裁委员会只受理那些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医疗纠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调解的医疗纠纷通常是争议较大，事实没有明确，责任不清楚的案件，将这样的案件排除在仲裁之外，就显得处理的范围过窄了。其次，经仲裁委员会调解的医患纠纷并不是免费的。起初这是对于仲裁委员会经费的考虑，希望仲裁委员会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能够最大的发挥其功能，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收费这一点反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医疗纠纷的调解没有结果，患者也没有得到经济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难以承受仲裁委员会收取的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仲裁委员会功能的发挥。

1.4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1.4.1上海模式。

2006年，上海市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调委会立案后，由医学专家和律师进行医学技术评估和法律服务，然后再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医疗机构、患者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也可以由调委会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3]

1.4.2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分析

上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优势在于：第一，上海市人民调解委員会的调解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第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程序具有十分灵活的优点。由前面对上海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调解员，还可以自由安排调解的时间和地点，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调解的灵活性。第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社会上引入了大量的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由这些专家担任调解员。这些专家一般都有着专业医疗法律职业背景，掌握着大量的医疗和法律的专业知识。第四，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保证了调解的高效性。上海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特别注重调解的时限，规定医患纠纷调解应在1个月内调解完毕，最多可延长一个月。这也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提高了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能够更多的发挥其功能，为社会管理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也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缺乏问题和缺乏相应的后期跟踪制度。

2.完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若干建议

根据上述对全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各种实证剖析，医疗纠纷采用调解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医患矛盾，但也存在各种问题与不足，对此，提出相关完善的建议。

2.1由人大或政协设立相关委员会管理

现阶段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明显存在问题，除了由司法部门进行管辖，个别地区也提出过另外一种方式，即由地方人大或者政协设立相关委员会管辖，或者由地方人大、政协直接管辖。人大和政协在地方信誉较高，公信力较强，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日常事务又不多，完全有能力进行调解机构的管理。特别是政协机构，本身就有相当比例的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对于医疗纠纷的调解具有先天的优势。[4]青岛市南区政协就曾与市南区法院联合成立了“政协医疗卫生专家顾问团”，探索解决市南区的医患纠纷，经过两年的实践，在庭外成功的调解了八成左右医疗纠纷案件。青岛市政协也曾提出过相关的提案，建议成立以青岛市人大、政协为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解决日益增加的医患矛盾，可惜提案因为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人大、政协相对于政府行政机构，其中立性更高，公信力更强，且有资源进行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管理，在日后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改革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2.2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关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

规进行规范，当前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及某些地方的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要么只是涉及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某个方面，要么就是层级太低、要么就是相互之间有冲突，为了规范我国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省级人大，时机成熟时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法规，对第三方调解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定和规范。

2.3保障第三方调解机构财政经费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要实现正常的运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稳定的经费保障。但是从目前各地的试点来看，对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问题还没有完善的规定。有的地方政府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从医院缴纳的医疗责任险中按比例提成，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的规定由政府司法部门予以解决，有的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支持，有的地方政府只是设立机构而对经费问题没有明文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经费来源的不确定，使得其日常工作很难稳定高效的开展。从实践来看，为了保障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其经费来源要么有政府财政拨专款予以保障，要么由司法部门通过内部经费进行保障，不管是哪一种都需要在立法时加以明确。[5]

2.4规范第三方调解的程序设置

第三方调解在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实践证明，我国目前的第三方调解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程序方面还需要好的完善，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2.4.1小案设立简易程序。

医疗纠纷种类很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的，而是患者对于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方面有所不满所引起的，这种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冲突与纠纷其实相当普遍，冲突程度虽然不如医疗事故造成的严重，但是也非常容易升级。此种类型的医疗纠纷与以医疗赔偿为诉求的医疗纠纷显然不同，对于这种轻微纠纷应当在第三方调解机制中设立简易程序。

2.4.2规范化调解协议书。

第三方调解机构在医患双方达成和解后，应当签订相关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是调解活动的成果，是双方履行和解结果的依据。但是目前各地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调解协议书上不够统一、很多地方不够规范，甚至调解协议书上经常出现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调解内容等等。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当学习法律文书的规范性，统一化调解协议书，对调解协议书上的各种基本事项、详情描述、请求事项、调解情况、调解结果等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应当在调解协议书上约定违反调解协议书的违约责任。[6]只有规范化的调解协议，才能增加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减少违反调解协议的可能。

2.4.3建立调解结果反馈机制。

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要想不断完善，离不开现实调解活动后的医患双方反馈。为此，应当建立对于调解机构和调解结果的反馈机制。当医患双方的争端通过调解解决后，应当在事后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等方面进行调解结果和对调解的建议反馈；对于通过调解最终并没有达成和解的案例，也应当进行事后的调查和反馈，总结失败的原因和经验。通过这种反馈机制，不断促进调解机构服务的改善，提升医患双方对于第三方调解的满意度和接受度。目前，有些地方例，例如宁波市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这是一个的好的方向，但是应该更加科学化这种反馈机制，而不要最终流于形式，这是以后改革应当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赖东川.我国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比较初探[J].法律与医学杂志，2011（6）：12.

[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251.

[3]林文学.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4-75.

[4]陈志刚，才玉娟，关于推广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的探讨[J].中外医疗，2012（12）：190-191.

[5]刘岩.运用人民调解手段解决医疗纠纷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0（6）：60.

[6]黄明震.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完善[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2：34.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法益平衡视阈下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5CFXJ02。

作者简介：

张新华（1965-），男，滨州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医事法学的研究。

贵州出台调解医疗纠纷“办法” 篇4

纠纷超万元不再“私了”

《办法》规定, 医疗纠纷发生后, 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内的, 可由医患双方当事人在医方设立的专门接待场所自行协商解决;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 一般应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医疗机构不得私自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协商。

在医疗纠纷调解时,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持下, 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库中随机抽取两名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纠纷过程中, 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重新指定。

《办法》规定, 医患双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纠纷, 符合医患双方当事人均自愿申请调解、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医患双方当事人与医疗纠纷有利害关系、有具体的调解请求、事实依据和理由4个条件的,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受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医疗纠纷调解申请5个工作日内, 告知医患双方当事人是否受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 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当事人双方同意延期的, 可再延期30个工作日。《办法》明确提出, 一方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的、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非法行医引起纠纷的调解申请将不予受理。

患者有权复印病历资料

《办法》规定, 医患双方当事人应推举不超过5名代表参加调解协商, 并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患者或其委托人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同时明确, 医疗机构应在医疗纠纷的处置中履行启动实施医疗纠纷处置预案, 重大医疗纠纷及时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不得瞒报、迟报、谎报;与患者及其亲属共同对现场与医疗纠纷相关的诊疗器械、药物、病历资料等进行封存和启封;对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 应按规定将尸体移送至太平间或殡仪馆;对死因有异议的, 可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尸检;告知患者或其亲属医疗纠纷处置的有关办法及程序;对进入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 应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如实提供实物和相关资料等义务。

不许在医疗机构设灵堂

《办法》规定, 患者及其亲属有下列7类行为之一的, 医疗机构可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并留取证据, 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7类行为具体包括: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 拉横幅、设灵堂、张贴大字报等扰乱医疗秩序;侮辱、诽谤、威胁或殴打医疗机构人员造成一定后果;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抢夺、故意损坏或窃取医疗机构的财物和医学文书、档案资料, 以及与医疗纠纷相关的医疗证物 (药品、卫生材料、器械等) , 不听劝阻或经劝说无效;拒不按规定将尸体移送太平间或殡仪馆;患方非法占据医疗机构工作场所, 干扰正常诊疗和办公秩序;其他严重影响医疗和办公秩序的行为。

公立医疗机构向保险机构投保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5

甲方：******医院

代表：

乙方：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电话：

与患者关系：邮政编码：

□患者本人、□法定监护人、□委托代理人、□其他直系亲属：

（如果不是患者本人必须附身份关系证明材料、授权文件；如患者已经死亡，乙方必须为死者的全部合法继承人。）

甲乙双方就患者（身份证号码：）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因诊断在甲方住院治疗（住院病案号或门诊病历号）期间发生的医疗纠纷，乙方认为甲方造成xxx 医疗损害，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

便共同遵守。

一、甲方同意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元，并减免乙方所欠的人民币元医疗费用。补偿乙方人民币 元的费用中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误工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与此次医疗纠纷相关的所有费用。

二、甲方在调解书生效后（法院下达调解书后）十日内，根据本协议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解决本纠纷的全部补偿费用，乙方收到甲方给付补偿费后应向甲方出具书面收款凭证。此医疗纠纷即告终结。

三、乙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火化尸体，自收到甲方所给付的-------人民币补偿款之后，此纠纷即告终结。乙方不会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或要求任何第三方追究甲方的责任，并承诺不会从事或者散布任何可能影响甲方名誉的行为。

四、甲方如果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向乙方支付 人民币的违约金；乙方如果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则除退还其依据本协议所取得的人民币的或补偿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的违约金。

五、本协议一式贰（叁）份，甲、乙双方（法院）各持一份，贰（叁）份协议书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患者本人）

（患者父母）

（患者配偶）

（患者所有子女）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年 月 日

见证人：

本人不是此医疗机构的雇员，与乙方也无任何关系，我见证了甲乙双方自愿签署本协议书。

（见证人签名、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复印件）

医疗纠纷调解 篇6

摘要：随着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增，单纯依靠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渐显。调解作为新兴的诉外纠纷解决方式，势必将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在适用范围、中立性、权威性、内部监督以及与其他纠纷处理方式的衔接等方面存在不足。针对上述情况，应从行政调解的优势与价值出发，通过对现有制度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特设调解主体、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回避制度、完善监督机制以及加强司法与行政调解的衔接等对策。

关键词：行政调解；医疗纠纷；信访处理；替代性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7

一、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

医疗纠纷信访是指患者或其家属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反映纠纷情况、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投诉请求，再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活动。医疗纠纷信访工作涉及医疗质量、医疗收费、医患沟通、医德医风等内容，如何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成为一项化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卫生行业形象的重要工作。医疗纠纷信访数量的攀升不仅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加重了各级卫生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所以，如何迅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已经成为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诉外纠纷解决途径

传统的诉讼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受理范围、公正性、时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固有缺陷，诉讼程序繁琐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医疗行业本身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使得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可谓耗时、耗财、耗力，就某些个案而言，诉讼审理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可能超过纠纷标的本身的价值。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则相对简便，尤其在受理标准、时效以及处理程序等方面的限制较少，相较于司法途径明显具有高效、低廉、便捷、灵活的优势。另外，处理医疗纠纷案件中涉及的争议事项常常需要以大量专业医学知识为依据，然而要求法官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医学素质明显不合理，由卫生行政机关利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则可以有效避免专业性不足的问题。综上所述，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实为一条更高效、合理的诉外途径。

（二）保障当事人利益

诉讼与调解二者之外，医疗纠纷还可以通过医患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但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患者在协商的过程中往往比较被动，很难保证协商结果完全公正。因此，一部分患者采取了更直接、更容易获得赔偿的方式，“医闹”现象由此产生，依照目前的形式看，若不加以制止，此态势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原有的权利保障渠道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可以根据医患双方的协商结果，制定出最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权。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调解可谓自然规避了既有处理方式的劣势，而且在行政主体的掌控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既不会偏离纠纷解决的主题，又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更有利于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三）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行政调解与我国向来崇尚公正平等的传统相契合，强调沟通，有利于当事人加强相互理解、消除敌意。利用行政调解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有助于彻底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和谐。若以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将保持一种长期对立的关系，过激的情绪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给今后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下彼此谅解，理性的解决纠纷，这样得出的结果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不仅可以从表面上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可谓“不仅清算了过去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1]。相较于传统的诉讼方式，行政调解更加人性化，更重视对全局的掌控，这也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一致。

二、医疗纠纷信访中行政调解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在学术界已获认可，然而实践中却并非水到渠成，恰恰相反，新形式下的信访制度以及行政调解制度本身就面临诸多问题，二者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实践效果与预期存在差异。

（一）调解对象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关于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繁多，既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有部门规章和一些一般规范性文件，却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缺乏整体性设计。对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处理一般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依据，条例中规定：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任一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后，行政部门就可以启动纠纷处理程序。卫生行政机关首先会要求患方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只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情况才会对医院进行行政处罚，对于未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行政机关一般不会参与。可以看出上述条款只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类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作了规定，其适用范围有限。另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不规范，鉴定专家无法出庭作证等原因也成为行政调解的瓶頸[2]。

（二）调解的中立性与权威性不够

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权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属、省属、市属等公立医院属于政府开办的，即便是私立医院也是由卫生行政机关发证后才能运营，所以从表面上看医院和卫生行政机关存在有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一部分患者对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缺乏信任，宁可选择更为繁琐的诉讼程序也不愿接受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正因为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加上舆论的推波助澜，导致部分行政机关抱着“避嫌”的态度在调解过程中反而更偏向患者一方。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由于卫生行政机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监管机构，又是主办机构，使得一部分患者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经常出现调解后反悔的情况，继而需要重新采用诉讼手段解决争议[3]。

（三）缺乏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调解不成功或者调解协议簽订后反悔的，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对于调解过程中行政调解人员的一些不当行为，例如受贿、偏袒一方、强制调解等等，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责任的追究，但并未规定具体应该怎样追究责任以及追求何种责任，导致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权益受损并无实质性的救济途径，严重影响了行政调解的实际功效；目前我国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多数不是专职的，除了调解医疗纠纷可能还需要承担诸如审批、准入、监管、血液管理等工作，繁重的工作压力加上行政调解不作为的问责性法律规定缺失，致使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态度多是唯恐避之不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过失应该向卫生行政机关提交事故报告”，但在实践过程中，医院往往会为了逃避行政处罚或者避免承担刑事责任采用“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利用金钱和封锁消息的方式瞒报医疗事故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患者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增强行政调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加强对行政调解人员权力滥用的监督，如何增强保证医院方的医疗事故信息来源，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四）行政调解协议法律约束力不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款赋予经司法确认之后的行政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性质，然而在未进行司法确认之前的行政调解协议依然缺乏强制执行力，仍然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来履行，行政机关和法院都不能强制履行该协议。

（五）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不畅

我国在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过程中主要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四种方式进行，行政调解以其权威、高效和主动性的特点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并非唯一途径，所以如何正确定位并处理好与其他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的衔接问题比较大。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机关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中分别规定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但都只涉及到一些方向性规定和原则性要求，并没有深入到具体规则层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直接使用，例如，《意见》中提到“当社会矛盾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调解解决时，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途径，依法向司法机关表达自身诉求。”这只能被概括为行政调解不能有损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并不是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中提到“信息通报和联动调解”的协作机制，然而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协作方式，从而致实践中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协作机制难以实施，影响了“大调解”格局的构建，也使得行政调解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完善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利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受到了各主体间关系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目前为止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存在上述负面因素，但我们并不应该否定整个制度，而是要在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优势的同时尽量设法弥补其缺陷，通过司法与行政调节并存互助的模式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一）扩大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信访中的适用范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只有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能对其进行行政调解。笔者认为该规定虽然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形式，却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处理其他类型医疗纠纷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把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类型一并纳入到行政调解的可适范围之内，例如与医疗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药品不良反应损害以及并发症等等。首先，行政调解作为一种已经被公众所认可的去争解纷方式可在很大程度缓解医疗纠纷所造成的司法负担，提高纠纷处理效率；其二，由于上述纠纷类型造成的损害无法根据现有科学技术进行预知与防范，那么原本专业知识就存在不足的患方则更不可能对纠纷对象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节，一来可以帮助患方更好的认清争议对象，从心理上进行安抚与疏导，二来可以使纠纷的处理更具专业性与公正性[3]。

（二）设置独立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

1.设立专项行政调解部门。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划归医政处负责，然而该部门的职责包括草拟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医务人员注册登记、指导与部分审批等等，繁重的工作负担必然会影响调解工作的及时进行，另外，与医疗机构的密切联系也有碍于调解结果的中立性与公正性（至少无法让公众放心）。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多数行政调解工作是由相关行业行政主体负责。笔者认为，从短期实践效果出发可以在卫生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只针对医疗纠纷处理的部门，以确保调解的及时、独立和公正进行，但从长效设计角度而言，国家应该设置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行政调解办公室，再在此基础上作行业划分，由专职调解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4]。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医疗纠纷当事人对卫生部门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担忧。

2.提高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和积极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对调解的成功率以及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增强调解员队伍的专业程度一是要重视对调解人员的培训，制定高效的人员培养计划，提高培训实效；二是要充实行政调解队伍，成员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求其具有医学或法学方面的知识背景；三是要充分发掘社会资源，扩充行政调解工作者的范围。可以考虑利用行业自治机制辅助行政调解工作，利用医学会、医学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专业性优势帮助卫生行政机关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匿名评审的身份参与到调解依据的判定、审核工作中去，一来可以人尽其才，提高调解的效率，二来可以弥补调解人员专业资质上的缺陷，从而进一步确立行政调解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为了调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必要制定一套有效的考核方案：把每年的行政调解工作纳入依法行政績效评估指标，从而保证行政调解工作的落实。例如，年终考核时，可以按照司法所要求的本年度内行政调解结案数量与总接案数量的比例，实施一定的奖励或处罚措施。另外，在把行政调解纳入依法行政绩效评估指标的同时，要保证一定的工作经费，行政调解人员在实施调解过程中的个人补贴、交通费、餐费、电话费等等要实行专项拨款，专款专用。

（三）回避制度

“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是程序正义对自然正义的回应与统一。卫生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处理中的第三方，中立性与公正性是其优势所在，这在全球范围内已成共识。例如，《荷兰调解协会调解员行为准则》中规定如果调解人员与争议对象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那么应当采取回避措施。所以，笔者认为在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设计中必须包涵回避条款，具体设计如下：（1）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2）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当事人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3）有其他情况可能影响该行政调解公正性的。上述三种情况下调解人员不能接受该调解工作，已进入调解程序的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申请回避，对方当事人不服回避决定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5]。

（四）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笔者认为卫生行政机关可以就行政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说明，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将该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在不硬性规定的情况下鼓励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又不需要通过变更法律条款来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可以有效防止行政调解工作失去意义，增强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完善调解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以及不作为情况的发生，保证调解结果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完善的调解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具体设计如下：（1）制定专项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卫生行政机关不得无故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受理申请后不得怠于行使调解职责，因不受理或怠于执行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可以由监察部门追究责任；（2）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失职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5]。卫生行政机关还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区域性信息监管系统负责收集和记录其管辖范围内各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信息。由于现在各医院本身就拥有独立信息数据库，所以建立这类信息化监管系统并不会给医院带来过多的负担，却能够大大提高医疗纠纷处理中行政调解的效率。

（六）加强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的衔接

随着医疗纠纷类型的日益多样化，建立一个司法与行政相结合的二元化纠纷处理机制十分重要，卫生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充分认识到调解可以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信访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应当致力于研究如何处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尝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司法机关、卫生行政机关、医疗机构以及各类医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相互了解近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集中分析典型和疑难案例，并针对相互协作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联席会议制度的开展有助于理清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诉讼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组织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加深联系，有利于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衔接[6]。

四、结语

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使得我国本不充裕的司法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专业、高效的纠纷处理方式理应被纳入到医疗纠纷信访的处理机制中去，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完善。然而，纠纷案件的解决并不是终结，而应该成为我们反思与修正的起点，卫生行政机关应该秉承“处理为基本，防范为创新”的思想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优化医疗监管法律规则，以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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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宗烽，雷光华，孙维佳，等.浅谈医疗纠纷协商和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化建议[J].中国医院管理，2009（12）：7576.

[3]高琴.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3（25）：162164.

[4]张晓丽.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9（1）：177.

[5]莫于川.我国行政调解程序法律制度发展路径选择[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2）：7077.

[6]吴志明.大调解：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东方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5156.

（责任编辑 江海波）

Abstract：With cases of medical disputes being on rise over the past years， settlement of such disputes via judicial approaches has gradually shown some shortcomings. Mediation， as a newlyemerging nonjudicial options of settling such disputes， will certain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andling of medical disputes via letter petition system.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for re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has some seriou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applicable scope， neutrality， authority， internal oversight and connection with other disputesolving approach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fully use the advantages and values of cur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b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identify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medi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uch work， we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including speciallydesignated mediating body， expansion of applicabl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troduction of avoidance system， improvement of oversight mechanism and enhanceme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judicial sol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研究 篇7

1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

医疗纠纷是民事纠纷,因此从原则上讲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对医疗纠纷处理都适用,但是根据我国在2002年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当事人协商解决、行政调解、司法诉讼三种方式。这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中,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有着协商、司法诉讼无法比拟的优点,笔者分析比较如下:

1.1 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协商两种解决方式比较

1.1.1 行政调解主体具有中立性,更公平、公正

1.1.1. 1 行政调解由第三方(卫生行政机构)作为调解主体,

而协商是由当事人(医患)双方沟通解决。卫生行政机构是医疗机构的监管机构,有权对医疗机构的行为行使处分权,也有义务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医疗机构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其忌惮于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权,会积极配合行政调解的实施。同时卫生行政部门是政府机构,执政为民,患方是老百姓,老百姓对政府机构比较信任,由政府机构来主持行政调解,老百姓放心。由此可见行政调解主体的中立性,而且它的中立性还有助于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

1.1.1. 2 医疗纠纷中涉及到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患方一般

都是不懂医学知识的老百姓,如果他们采取和医方协商解决的话,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医方发生医疗过错或过失行为时,为了逃避行政处罚,选择和患者私了,用钱堵住患者的嘴,这就给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带来困难,也不利于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医学进步,还容易使人们形成“金钱万能”的错误价值观;二是在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中,医方可能利用患方不懂专业性较强的医学知识,为了降低自己的经济损失,欺骗善良、可怜的患方,使的患方该获得的权益打折。然而,行政调解主体的中立性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结果更公平、公正,使医方收到应该得到的行政处罚,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患方的合法权益。

1.1.2 行政调解人员具有专业性,更权威

卫生行政部门有关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工作是由医政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的,这些人员在招录时条件限制必须都是有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同志才能报考,因此,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都是些学过医学知识的人,由他们负责行政调解工作,既有利于保护不懂医学方面知识的患方的权益,又能使具有不良企图的医方无机可乘,他们的处理结果权威性比较高,能使医患双方都心服口服。

1.2 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诉讼两种解决方式比较

1.2.1 行政调解灵活、高效、低成本

医疗纠纷如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话,在程序上、操作上都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流程处理,这就使医疗纠纷的处理受到一些形式上的限制,因此,诉讼比较严格、繁琐,而且耗时长。而行政调解则没有太多的限制,只要患方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后,即转入调解流程,调解成功后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协议签字后生效,至此行政调解全部结束。由此可见,整个行政调解过程简单,不会让医患双方在形式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体现行政调解比司法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更高效。由于没有法律法规在时间上、方法上、形式上对行政调解做过多的限制,这就使得行政调解要比司法诉讼更加灵活。此外,司法诉讼可能涉及到律师费、材料费、医疗事故鉴定费、司法鉴定费等,诉讼成本较高,而行政调解只涉及材料费和医疗事故鉴定费,因此,行政调解比司法诉讼成本要低。

1.2.2 行政调解采用妥协代替对抗,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2.2. 1 司法诉讼中医患双方是处于对立面的,患方尽力找

医方的过错和过失之处,医方尽全力为自己开脱责任,医患双方互相指责、互不相让、相互仇视,这种对立的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容易激化医患双方的矛盾,不利于消除医患双方的心理隔阂,即使医患双方最终拿到法院的判决书,医患之间的纠纷其实还是没有从本质上彻底解决,他们可能还在互相埋怨,根本没有握手言和。

1.2.2. 2 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思想比较浓厚,医疗纠纷

调解机制,是指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下,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活动,包括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3],即行政调解。由此可见,行政调解是本着自愿、互谅互让、自治、自律的原则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最终能够心平气和的达成一致意见,这有助于从心理上消除医患双方的心结,从本质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纠纷,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综上所诉,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与协商、诉讼这两种解决途径相比较,主要具有中立性、专业性、高效性、和谐性等优势。毕竟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管本位”的思想比较深厚[4]。然而,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没有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显现出来。自《条例》实施以来,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的医疗争议案件是非常少的[4]。我国的这种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衰微现象主要是由于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引起,接下来,笔者将深入地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2 我国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存在的不足

2.1 法律法规层面的不足

2.1.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比较狭窄

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只负责对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进行调解。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合同纠纷,《条例》中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由此可见,医疗事故是属于医疗侵权纠纷这一类的,是医疗纠纷的一种,其范围要比医疗纠纷的范围要狭窄。

2.1.2 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较弱

关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意见明确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没有进行司法确认的话,法律效力是比较弱的,完全靠双方当事人自律,一旦一方反悔,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行政调解协议将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如果医患双方有任何一方不履行或部门履行协议的内容,法院不能强制另一方当事人执行,完全靠医患双方自律。

2.1.3 行政权介入比较被动

依照《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可以看出,当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过失应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事故报告,在实际中,医疗机构为了逃避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多采取的是隐瞒不报,用金钱和利益封锁消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东窗事发一切安好。而且患方需要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卫生行政部门才会对医疗纠纷进行行政调解。从《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调解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前置程序,能否启动有赖于当事人的自愿请求,缺乏主动性和强制性[5]。

2.2 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

2.2.1 行政调解主体缺乏中立性

在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办、主管单位,公立医疗机构是政府办的,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私立医疗机构由卫生部门发证后才能运营,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因此,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这种管办不分,使患者对卫生行政部门缺乏信任感,宁愿选择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追求诉讼的权威性,而不愿申请行政调解,而且医疗机构也怕卫生行政部门抱着“求稳”的态度,而采取牺牲其所管辖的医疗机构的利益的手段,将行政调解的结果过多倾向于患方,因此,医方也不愿行政调解。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是缺乏中立性的。

2.2.2 行政调解员的积极性不高

在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是卫生行政部门医政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职责范围除了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还有很多,例如医疗机构准入、医疗人员准入、血液管理、医疗广告的监管、医疗机构监管等,由于他们的分管工作比较多,任务繁重,再加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工作不作为或乱作为做出问责性的明文规定,因此行政调解人员对待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态度多数是唯恐避之不及。此外,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较弱,当医患双方有一方起诉自法院,法院受理后,行政调解协议同时无效。这就意味之前的所有行政调解人员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将严重打击行政调解人员进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积极性。

2.2.3 行政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效率低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所出现的不良后果到底是由于疾病本身的自然转归还是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现行的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6]。这就需要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协作,而医疗事故鉴定耗时长、患者对现行鉴定制度的不信任,导致医疗纠纷案件中,最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比较少。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由此引起的分歧成了调解的重大障碍。对此,现行调解机制尚没有办法进行化解,调解耗时大大延长,调解效率无法提高,行政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效率这一重要价值[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行政调解没能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尚且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体制,笔者从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从发,针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不足,提出了对应对策。

3 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3.1 扩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条例》规定医疗纠纷案件只有被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鉴定为是医疗事故纠纷的,卫生行政部门才会对其进行行政调解。从前文阐述可知,行政调解既然比协商、诉讼两种方式有诸多的优势,那么为什么不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拓宽,使行政调解的优势惠及到更多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呢?当然,笔者也不赞同无限制的扩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笔者认为把除医疗事故纠纷以外的医疗意外、疾病的自然转归、并发症等引发的医患纠纷都可纳入到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之内,因为这些由医疗过失、过错意外以外原因造成的医疗损害是无法预知、避免和防范的,患方不懂医学知识,也可能一时不能接受自己或亲属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又有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是可以从心理上和道理上疏导患方的,从而进一步解决这类型的纠纷。然而医疗故意引发的医疗纠纷,则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就不能将这类医疗纠纷纳入行政调解的范围之内。

3.2 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合同性的法律效力

从《意见》第八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得出法律可以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性质另有规定,由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可以在《条例》中,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说明,规定它像合同一样,变更或撤销需向法院提交合法的能证明协议中有不合法、不合理、欺诈等条款的证据,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才可变更或撤销,否则,当一方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内容时,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样的话,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一旦生效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有法律这个后盾做保障,即使一方反悔向法院起诉的话,也不会造成之前卫生行政部门所做的行政调解工作完全毫无意义的情况发生,使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衔接起来了,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员的积极性。

3.3 行政调解程序前置

由于行政权介入比较被动,医患双方不申请,可能会出现协商解决中医方欺诈患方,和患方选择诉讼解决纠纷的情况,会给医方投机取巧的机会,给法院增加工作负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可针对行政调解介入被动问题,设立行政调解前置制度,也就是将行政调解作为医疗纠纷诉讼前的必经程序[5]。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患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分流掉法院的一些工作。此外,还可以削弱医患双方对彼此的怨气,因为行政调解程序前置后,若调解不成到当事一方诉讼前是需要一些时日的,而时间可以使人们恢复理智、心平气和,这就有利于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缓和医患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发挥行政调解的中立性优势。

3.4 确立中立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加强行政调解员队伍的建设

在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没有专门只做医疗纠纷处理的行政调解员,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员是卫生行政部门医政处的工作人员,除医疗纠纷的处理之外,他们每天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这些人员没有系统的卫生法方面的知识背景,而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主要涉及到医学、卫生法学这两大学科方面的知识。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卫生行政部门设立一个专门的医疗纠纷处理室,招纳同时具有医学和法学知识背景的人员填充此处室。现实中同时具备医学和法学知识的人员是比较匮乏的,这方面也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然而,目前比较可靠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医疗机构选拔医学人才和从卫生行政部门的医政处选择优秀工作者,安排这些人员进行卫生法学知识的培训或再教育,然后将这些人填充到医疗纠纷处理室中,专门负责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工作。这样一来,行政调解的专业性、权威性、专门性都得到保障。

此外,还可以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承担起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6]。

3.5 建立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信息化监管制度

现在是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应用涉及领域比较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部分医院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挂号、收费、发药、病号入院、医嘱处理、出院结算、药品的采购、入库、出库等的计算机管理[8]。笔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和软件开发公司合作,在卫生部门的医政处建立一个信息系统,这个系统至少具有监管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电子病历这块信息的功能模块,负责每天将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信息备份下来,医疗机构就没有机会篡改、销毁病历,也没有机会抵赖、欺骗患方,患方也没理由无理取闹。这种信息化的监管制度能够最快、最真的还原事情真相,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处理的效率,同时可以使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更加的公平、公正、权威。

在医疗纠纷发生率日益攀高的今天,行政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中立性、专业性、高效性、低成本、和谐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手段,应该充分发挥它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努力改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使其特点和优势能够在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为我国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条件。我们期待着立法机关、政府、卫生系统等在法律法规、政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期待着医患和谐、社会和谐、明天更美好。

摘要：近些年,医疗纠纷事件以及其引起的闹访、缠访等“暴力”事件频发,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白热化,医疗纠纷处理顺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医患关系的多元性、复杂性导致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多元化,其中行政调解制度有着协商和诉讼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和我国行政调解的现状出发,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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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18(5):56-59.

[6]雷欣成.论行政调解在民事争议处理中的作用——以医疗纠纷为例[J].科教导刊,2012,(2):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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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中立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探讨 篇8

1 医患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我国医患关系有激化的趋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患者方的利益虽然在得到了较多的保护,但由于解决机制的不完善,亦因个别患者方缺乏法律意识,因医疗纠纷而干扰医院的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5年6~7月份对全国270家医院调查结果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情况[1]。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成因复杂,既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原因。其中不利于患方积极处理纠纷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1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而有些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对医务人员的行为总是怀有戒心,以致对应当予以理解的事情也不能正确对待而纠缠不休。

1.2 医患沟通不够

医患沟通不够、医疗纠纷增加,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有统计表明:在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中,由于医患沟通不够,医患关系不和谐导致的纠纷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

1.3 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

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是影响医患关系的直接原因。我国虽已于2002年就实施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由于维护权益成本太高,患者要想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权益,实际上仍是件很难的事情。

2 医疗纠纷现行主要处理制度的缺陷

2.1 行政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多数情况下不主动介入,主要看当事人的意愿。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与卫生技术人员的行政管理机关,有责任对医疗中的安全、质量问题主动介入。

第二,范围仅仅限于判别是否是“医疗事故”,是事故的可能予以处理,而对不构成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则基本不予处理。

第三,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程序不严谨,出现各地的不统一、有关人员行使权力随意性强。

第四,卫生行政部门完全以鉴定结论为处理依据,而鉴定中使用的证据的真实性疑义没有有效的法律解决措施,即鉴定的权威性不足。

第五,卫生行政部门普遍存在对患者“冷”、对医方“温”的态度,得不到患者的信任。

2.2 诉讼解决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患方角度来看,诉讼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需要做鉴定的,鉴定程序冗长,使患方耗费金钱、时间、人力,但是结果却是未知数。

第二,对患者来说,举证、发言涉及医学和法律的双重难题,在这两方面都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而作为医学行业中的一员,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专家愿意为患方出庭说明专业问题。

第三,医疗纠纷审理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混乱。在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的认定上,《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不一致处,司法解释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不一致处,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在医疗纠纷的审判中应该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于出发点不同,导致了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医疗纠纷的具体适用法律的不同,判决结果自然不同。

第四,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调解,使诉讼中的调解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3 独立第三方调解的国内外实行情况

3.1 我国诉讼外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概况

我国近几年在部分地区建立了非官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如山西省、北京市卫生法学会、北京丰台地区、苏州、浙江省的宁波市、台州等地。文献介绍,山西省、北京市的调解机构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成立第1年,医责险报案630件,受理625件。全年结案392例,结案占受理案件的62.7%。其中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300例,占结案的77.0%。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反馈意见,基本满意度达到85%以上[2]。这是非常有成效、很鼓舞人的成果。

3.2 我国台湾地区诉讼外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机制

台湾的调解机制也有法院调解、卫生行政机关成立调解委员会调解。此外,台湾还有其他许多民间团体也参与了医疗纠纷的调解或者协商,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简称医改会)、各地的医师公会等。根据调查,有42%的患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会选择“消基会”调解。

3.3 国外运用诉讼外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的经验

日本厚生省的内部资料显示:从1989年到2000年3月,全日本的国立医院、疗养院(所)因为医疗过失而导致医疗机构赔偿的医疗纠纷私下和解的超过半数以上。在已经提出的医疗纠纷诉讼中,又只有40%被判决,50%是通过和解结案的[3]。

美国10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1个会出现医疗事故,但是其中对医疗机构提出医疗行为侵权之诉的仅仅为1/8。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医药协会作为发起机构,联合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不成的,提交仲裁。仲裁员还是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即转入仲裁程序。根据报告,医疗纠纷的85%左右的争端的解决是采用了调解这一方式[3]。

德国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的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师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师协会联合设立,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人士和医师组成。设立调解处的优点,首先是由于该机构的办公费用都是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支出,因此病人或家属在求助的时候,几乎不用支付费用。其次,由于避免了患者与医生之间“对簿公堂”,也有利于整体医患关系的和谐。

4 我国设立中立第三方调解机构建议

4.1 建立中立、公平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调解委员会”

诉讼外解决制度能否具有生命力,其关键在于“第三人”是否是真正中立的。基于医疗纠纷无法克服的“专业性”,真正查明或者发现医疗纠纷的真相,需要医学专家参加,因此在制度中排除医学人士的参与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从组织机构上保持其中立的地位。因此,调解委员会应当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学会、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无组织关系。实践表明:有些地方实行医疗责任保险后,该机构设置于保险公司。该做法的弊端在于,保险公司是双方当事人之一,由他设立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其公正性容易受质疑;有的地方由卫生法学会组织,也有的由地方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等等。但这些调解机构有运行经费、人员配置、社会活动能力、调解的权威性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作开展中有很大的困难。

鉴于以上简单分析,笔者认为该机构应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辖为佳。首先,司法机关是以管辖涉法事务为责,医疗纠纷自然是其责任范围内事项。其次,司法机关与医方、患方均无行业等方面的关系,中立地位确切。再次,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关,具有权威性。

4.2 调解委员会调解人员组成

调解员的人选应该包括法律专家、医学专家,这是不可缺的专业人员。仿照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制度,建立医疗纠纷调解人员库。在纠纷个案处理方面,随机抽取各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员;或者由委员会自行选择调解员;或者由当事人选择调解员。

4.3 由国家设立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调解机构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医疗纠纷的调解均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是调解的法律性质决定的。但是应当确立一种理念,即调解结果应当得到尊重、执行。鉴于国家与民间的地位的不同,建议由国家设立、司法机关管理与监督,建立组织健全、制度完善、有人力、物力保障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这样的机构既有权威性,又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跃,张圣泉.医患和谐十法[J].现代医院管理,2006;(2)14.

[2]刘洪田,张云霖,吴舒玲.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是解决处理纠纷的新平台.中国医院管理,2006;(5)24.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浅析 篇9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医患关系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更加重视个人健康,加之环境的持续恶化及新疾病的流行和传染性导致就医需求迅速增长。在国内,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长期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公众对医疗服务的大量需求,加之医疗纠纷与日俱增及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使得部分纠纷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导致医患双方之间的关系恶化,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最终造成聚众闹事、暴力伤医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通常,发生医疗纠纷时,患方真正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纠纷解决周期过长,当事人需要投入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等。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并不完善,患方因医疗纠纷处理不当而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聚众闹事、殴打医务人员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寻求新的公平、公正、方便、快捷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2010年,与卫生部、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各地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从事医疗过失防范和医疗纠纷查处工作,是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尝试。

2 我国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医疗损害,医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存在认识分歧而产生的纠纷。与其他类型纠纷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专业性强,涉及医学及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医患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双方当事人实力相差悬殊,医疗机构不仅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还掌握相关的病历材料,还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致使患方处于劣势。医疗纠纷处理中的调查难、定性难、处理难已成为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纠纷主要有自行协商、行政处理和民事诉讼三种解决途径。

2.1 自行协商

自行协商作为医疗纠纷发生后的首要救济方式,所需成本最低,应优先考虑。指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当事人直接进行谈判,以双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和权益的处理规则认识趋同为条件,协商寻求双方一致认可的解决方案,而当事人的一致认可往往又表现为强者的意志,实际上发生医疗纠纷时通过自行协商得以解决的可能性极低。由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和对立情绪强、信息不对称、法律关系复杂,容易导致一方以暴力威胁、扭曲事实、欺瞒、暗箱操作等手段,迫使对方违背自身意愿不得不做出让步,损害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导致纠纷激化升级,破坏和谐的医患关系。

2.2 行政处理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处理医疗纠纷模式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根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由医患纠纷当事人提出调解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基于其职权行为直接受理并调解纠纷,费用较低。由于其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可以有效遏制一方故意逃避和拖延纠纷解决的不良现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调解主体局限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单一化、大多数医疗机构的行政性质及目前公众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缺乏信心等严重影响了患方选择这一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意愿。实践证明,卫生行政部门介入医疗纠纷的动力不足,缺乏主动性,且单一的行政调解手段不能满足患者对公正的追求。

2.3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指法院在纠纷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就纠纷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决。被认为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是化解纠纷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因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特殊性,大多数法官缺乏医学知识及临床经验,对案件审理过于偏重鉴定结论,导致很难对医疗纠纷做出准确合理的判决。举证责任倒置降低了医疗诉讼的门槛,剧增的案件与法院承载能力矛盾尖锐,必然影响到诉讼程序的公平性。另外,对当事人而言,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程序繁琐、等待时间长、效率低、成本较高,而且诉讼中医患双方关系的对抗性使得本来脆弱的关系进一步受到破坏,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3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实践与优势分析

3.1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现状

目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实践探索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相继出现了宁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济宁医患维权协会等许多效果显著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其中,宁波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不满一年受理医疗纠纷高达300多起,其中重大医疗纠纷135起,成功调解285起;北京卫生法学会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以来,近五年内受理6000多例,调解成功率达86%;济宁医患维权协会自成立以来至2008年8月底,依法调解医患纠纷346起,其中成功调解终结268起,调解成功率达78.7%。随着第三方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开展,目前全国各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相继出台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性文件。调解组织和人员队伍建设不断发展,调解的保障性经费明显提高,大多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纳入政府财政经费,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已经实现了全额保障。

3.2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势

当医患双方发生医疗纠纷时,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与专业性强,选择自行协商往往很难同时满足双方的意愿;由于医院作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公众对行政处理的公信力存在质疑;由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琐,医疗事故鉴定费时费力费钱,患方往往无法承受这一负担。实践证明,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已经难以灵活,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同时暴露出很多问题。同时由于医疗纠纷涉及范围广、医疗信息严重不对称、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使得在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应尽可能灵活多样,所以,让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纠纷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是属于政府、医方和患方之外的部分,具有非官方、中立等特点,在纠纷解决的方式与结果上,更容易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可。实践证明,第三方介入解决医疗纠纷模式节省了程序上的繁琐,方式灵活,能够整合资源、增加公信力和效率、降低纠纷解决成本,以及公平、公正、方便、快捷的解决医患矛盾,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医患双方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

4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展望

虽然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效果明显,优势显著,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目前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众性组织,操作规范不成熟,专业性调解员的选聘等存在一定的问题,长此下去,其专业性值得考量。另外,虽然我国各地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自成立以来以化解医疗纠纷的高效率,高成功率得到了公众一定的认可,但是大多对当地司法、卫生部门及专业学会等的直接推进及政策执行的效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缺乏法律层面的保障,当地政府的重视力度直接决定了其实践效果,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任何新的体制的尝试都称得上是一种创新,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实施亦不例外。实践证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优势明显,取得的效果显而易见,更加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只要相关部门在实践的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不断放大其优势,纠正劣势,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必将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综上所述,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医疗纠纷处理模式的一种变革,但是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发展尚未成熟,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尤其是人民调解组织在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中的作用,真正实现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建一个以第三方调解机制为主,以诉讼解决机制为最终保障的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医疗纠纷处理体系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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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雷洋.论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J].法治与社会,2014(04).

北京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及探讨 篇10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医疗责任争议,医疗风险保险

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BMDIC) 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工作十年来, 经历了医疗风险保险4年调研、2年试点和正式运行近4年, 从事医疗责任争议的调查、取证、定损、计赔、调处、防范等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本文从社会专业性调解援助工作模式的角度予以介绍及探讨。

1 工作概况

1.1 创建背景

BMDIC于1998年8月开始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2000年8月经民政部门审批创建专业性、职业化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按照市政府《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

1.1.1医疗纠纷日趋增加, 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京就医病人约有1/3来自外省市区, 是全国各类社会群体的聚集区, 也是医患矛盾的重要汇集地, 医疗纠纷通过诉讼、行政程序处理的不到20%;而80%以上纠集在医院内, 严重干扰医疗公共秩序, 困扰医疗执业。因此, 探索医疗纠纷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机制, 已成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迫切要求。

1.1.2医疗纠纷缺乏畅通解决途径。医疗纠纷当事人的不同处理心态、患方当事人私立救济的异化, 以及法制环境问题等原因, 造成医疗纠纷处理的恶性连锁反应, 大闹大赔之风盛行, 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方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或者拒不出院、拒交住院费的情况;6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患方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从医疗纠纷现行主要处理方式的长期效果看, 医院花钱买平安越不安, “和解”“私了”越难了, 且公立医疗机构负责人拍板“私了”, 面临国有资产管理问题。

1.1.3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前提要求。医疗职业面临着两大风险, 一是医疗纠纷处理风险;二是医疗过失赔偿风险, 在大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前提要求, 是有医疗纠纷中立第三方的调处服务。

1.1.4国外医疗纠纷的调解及发展趋势。从发达国家医疗纠纷发展历程看, 医疗纠纷明显增加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60年代, 美国取消了医生出庭作证的限制, 并且可以跨地区出庭作证, 患者能够比较容易请医生出庭指证医疗行为的过失, 因此能顺利地打赢医疗官司, 使医疗纠纷的数量明显增加, 表现为医疗过失危机。最终导致《1975年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 (MICRA) 出台, 该法律包括促进和解等[1]。从70年代开始, 医疗纠纷爆发趋势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从医疗责任危机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 医疗纠纷增多, 是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使一些隐藏的医疗过失事件, 在日益公证的法律面前得到妥善解决。因此, 医疗纠纷数量增加, 反映了国家法治的进步。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 随着社会法治的日益完善, 医疗纠纷将会日益增加。鉴于发达国家医疗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早于中国二三十年, 借鉴发达国家医疗纠纷的有益经验, 对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世界范围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向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 改变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核心地位的同时, 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兴起了诉讼外民事纠纷替代性解决方式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 其功能地位也日益提高, 并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 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已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通过ADR解决的医疗纠纷,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达70%以上, 德国达95%以上。

1.1.5调解最早源于我国“和为贵”、“息诉”, 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 是解决纠纷, 构建和谐秩序和协调利益关系的最佳方式。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逐步由法律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

1.2 组织机构

B M D I C的调解属于社团组织的专业调解。依托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处、医疗风险管理、卫生法律、临床伦理学、法律专家咨询5个委员会5大技术支持系统。调解中心设有综合办公室、协调通联处、法律事务处、调解防范处4个部门和3个调解庭, 为了加强医疗纠纷调处的可及性与前沿应急能力, 在远郊区县设有9个调解分中心, 在有的高风险管理试点医院医疗纠纷办派驻调解人员。

1.3 调处能力

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是在医方、患方和保险人三者利益夹缝中进行, 是一项高风险、高难度、高技术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专业工作, 需要有一批具有医疗临床经验, 同时还要懂法、懂心理学、懂保险、沟通能力强的专业人员。组建一支一人多岗, 一岗多能, 训练有素, 多学科相结合的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是做好调处工作的决定性因素。40名工作人员中除2名后勤人员外, 都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医院高管人员、副高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师、心理医师、高级法官、律师25人、中级职称9人, 具医学法学或心理学双学历、医师兼律师双职称4名, 以上占总人数的86%;均经过培训考核聘用。配备了启动突发性医疗纠纷预紧案用的三部汽车、医疗纠纷调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电视监控系统和声音复核装置等。

1.4 调处简况

自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1月25日共调处受案4314例, 占调处案与诉讼案总数的84%以上。其中包括医责险外的、受北京市或卫生部委托参与处理的大案、特案和非医责险医疗纠纷等共147例, 疑难案件604例, 占14%, 调解3924例, 调解率90%, 结案3770例, 结案率87%, 调解成功3542例, 占82.1%, 经调处成功的零赔付结案738例, 占17.1%, 结案时间最短3.5小时, 最长430天, 平均49天;其中个案最高索赔额为280万元, 调处理赔最高赔付120万元, 不服调解协议赔偿案转诉讼的共3例, 占0.07%。其中一例法院判决结果于调处结果相同, 另外两例尚在审理中。4年调解结案案均2.05万元, 直接诉讼结案案均5.21万元, 后者比前者高出2.54倍, 这与北京市怀柔区的分析相同:“3年中通过医疗责任险调解解决55例, 占总数84例的65.48%, 说明医疗责任险起了很大作用。医疗责任险调解医疗争议简捷、方便, 不收取任何费用, 易于被患者及家属接受。医患双方协商解决3例, 仅占3.57%, 说明私了解决医疗争议的方式逐渐会被公力方式取代”[1];“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虽然只有3例, 但赔付率是百分之百, 行政调解也是如此, 司法诉讼赔付率为86.96%, 医疗责任险调解中心解决赔偿33例, 占调解案例的60.00%, 赔付率最低。”[1]分析诉讼赔偿比调解赔偿显高的原因, 主要是后者节省了鉴定费、律师费和诉讼费等诉讼法律费用;其次是适用赔偿标准不同, 前者为多采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后者多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标准;三是与诉讼案损害后果较重、影响较大有关。

启动突发性医疗纠纷紧急预案出急险共514起, 医疗纠纷从院内向院外转移成功率约98%, 使“大闹大赔”或者通过不正常强势途径得到赔偿的势头得到遏制, 使应该得到却得不到正当赔偿的弱势患方依法得到赔偿。

2 调解援助的原则与模式

2.1 坚持第三方的中立性、独立性、公平性和援助性的原则

2.1.1 中立性。

与医疗纠纷当事人或医责险法律关系主体无利益关系, 没有行业本位, 部门本位和地方本位, 这是保障调解机构调处公平正义的体制保障。

2.1.2 独立性。

属独立法人单位, 坚持独立调处, 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扰,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BMDIC主持的调解协议是保险公司理赔或医疗机构赔偿的依据。

2.1.3 公平性。

调处的公平正义, 是维护和加强其调处工作的公信力、决定调解机构生命力的保障。

2.1.4 援助性。

医疗纠纷调解援助的社会公益性决定它的援助性, 到目前为止BMDIC对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的服务都是无偿的。

为了强化医疗纠纷调解第三方的中立性和专业化、职业化的调处能力建设, BMDIC正在向人民调解、专业调解的职能转化;为了配合医责险, 引进基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公估机构的功能与作用。

2.2 坚持以防范为主的原则

以防范为主是医疗纠纷调处的根本任务, 是保障医责险成功的根本措施, 应当正确处理事先防范与事后调处的关系, 以防范为主, 调防结合, 调中有防, 以调促防。树立前沿理念, 把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关口前移, 协助医院建立健全医疗纠纷防范处理规程标准, 将其纳入医疗过失损害防范救助体系。利用调解和保险事前防范与事后补偿相统一的机制, 发挥调解和保险杠杆的激励约束作用, 促进医疗安全。利用典型案例和医疗过失因果分析的统计数据, 帮助医院分析过失发生的原因, 并提出改进的书面建议。在医院同意下不点名地以各种形式通告其他医院, 起到一人吃“堑”, 大家长“智”目的;同时针对医疗过失发生的共性与个性原因, 组织普遍轮训和重点培训, 促进医疗服务模式的现代化。重点培训的对象, 一是科主任, 他们是保障医疗安全的枢纽;二是高风险科室极其工作人员;三是发生医疗过失的责任科室及责任人员, 以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3年来共组织培训132次, 培训人员16706多人, 并纳入到学分制医学继续教育。对控制医疗纠纷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

2.3 调解援助的和谐主义模式

摆脱单纯从调解程序上解决纠纷的狭隘视野, 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转换为和谐主义调解模式。着眼于当事人从对立走向合作、从对抗走向协商, 同时防止把调解变成独角戏、把调解庭变成单纯的调解技巧的竞技场, 其基本机制要求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互动协作的平等关系, 调解是调解员与当事人共同促进的作业, 调解中心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 自主对话交流, 充分协商沟通, 把每起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当作一项心理工程, 力争做到定纷止争, 息事宁人, 让每案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不仅亲身感受到调解的好处, 而且感受到调解人文的温暖。

和谐主义调解模式的基本特点:以人为本, 人性化、个性化、自主自愿, 实质平等, 和谐调解, 便捷、经济、省时, 简单有效;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 也调解, 合法合情合理总相宜;都是赢家, 没有胜败;口服心服, 案结事了。如:一起索赔230万的医疗纠纷案经中心调查、取证做出零赔付意见后, 不仅表示信服, 赠送锦旗, 并说“调处中心的解释工作打消了他的疑虑, 来中心不受气、不费时、不花钱”。

3 调解援助的主要做法

3.1 调处与理赔合署办案, 一站式全程全方位保险保障服务

为了给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经济、省时、便捷的解决途径, 创建了调处机构与保险公司合署办案、一站式全程全方位保险保障服务模式, 在明确和强化BMDIC在医责险法律关系中作为中立第三者的地位和职责的前提下, 强化程序控制, 与中国人保财险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PICC) 分工协作, 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助, 从程序和实体上杜绝了不正当调处理赔行为, 保障依法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公正性。

山西曲沃县史村镇东宁村农民刘××的妻子吕××因“狭窄性心包炎术后2年”到某大医院就医, 2007年1月19日行“心包剥离术、二尖瓣成形术、三尖瓣成形术、心房血拴清除术”。术后发生主动脉撕裂死亡。医疗费用5.3万元。患者家属面对人财两空的困境, 纠纷骤起, 将尸体强留病房, 调解中心闻讯立即启动突发性医疗纠纷预警案, 派员赶赴现场, 经反复劝导两小时, 取得了患方家属的信任和积极配合。他们当即表示同意当天火化尸体, 要求调解, 并全部撤离医院, 返回山西老家。调处员主动和患方保持密切的电话联系, 不断沟通。患方要求赔偿5.3万元。调解中心按照司法式办案的合议制度, 组织由高级法官、律师、有关医学临床、医院管理专家和保险理赔专家参加的合议, 对本案进行了因果分析和责任分析, 认定医方存在履行告知义务有误、在未经患方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扩大了手术范围、体外循环时间过长等过失。其医疗过失与患者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并考虑到患方面临高息还贷等困境, BNDIC在接案的第9个工作日调解告成。当患方得到比索赔额高出7000元即6万元赔偿金后, 向BMDIC送来锦旗和感谢信:“你们真挚的语言、文明的举止、热情的爱心行动、真挚的服务, 深深地打动了我破碎的心, 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是你们用实事求是的作风, 缜密的调查, 伸正义, 辨是非, 妥善处理了我妻子的医疗事故, 拯救了我的家庭, 充分体现了贵中心公平、正义、公正的原则”

3.2 建立调处理赔合议制, 严格规范调处行为

医疗纠纷调解的专业性、技术性、未知性和复杂性, 要求调解有更大、灵活的协调交流空间和有利于对立转化, 这就决定了其调解并非机械依赖法律, 不像民事诉讼那样公开审理, 也没有法庭那样的对质答辩与旁听, 不强调谁是谁非, 不追求对错裁决, 重在化解纠纷, 解决问题;但是在调解程序的内部运行, 责任的认定则严格采取过错原则, 在遵循法律规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 以因果分析为前提, 以责任分析为关键, 按照争议双方的要求, 帮助、引导和激发双方相互理解宽容, 自愿达成合意及调解协议。为了保障调处的质量、效率与公正, 避免“翻烧饼”、“拉抽屉”的现象, 一方面规定不得进行强制调解、诱导调解、对抗调解、代理人越权调解和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调解;另一方面规定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 强调调处行为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为此, 引进从事十余年医疗案件审判工作的退休高级法官担任法务总监, 成立了医疗纠纷调处合议委员会, 按照赔偿标的大小、职责权限, 建立了三级合议制、调处不良行为记录系统和错案责任追究等制度。确保调处结果经得起司法审查。其调处程序主要是: (1) 受理纠纷; (2) 调查取证; (3) 过失认定; (4) 定损计赔; (5) 合议程序; (6) 沟通劝导; (7) 调解协议; (8) 回访督办; (9) 结案归档; (10) 统计分析; (11) 反馈防范。凡是零赔或2万元以上的赔案都进行合议, 必要时举行听证会。如一起疑难大案调处合议多达八次, 最后还召开了由卫生部和市、区卫生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高层合议听证。

3.3 建立快速调处理赔机制, 加强现场调处

3.3.1 坚持医疗纠纷24小时热线电话服务。

调解中心设立并坚持24小时医疗纠纷热线电话服务, 一是把热线电话和调解庭作为宣传窗口, 密切保持和医疗纠纷患方的热线联系与及时沟通, 热情、耐心和细致地解答患方的提问和咨询, 做到有问必答, 平均每天接电话近100次, 最多达186次, 二是为了医疗纠纷调解的早处理、快处理。

3.3.2 建立处理突发性医疗纠纷紧急预警案。

把突发性医疗纠纷的现场处理作为医疗纠纷调处的重中之重, 接到医院紧急出险报案后, 5分钟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出现场率达100%, 正如北京市怀柔区著文写的:“医疗责任保险, 事先就制订了突发性医疗争议紧急处理预案, 遇到医疗机构申报急险时,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会立即做出反应, 派出距发生纠纷医疗机构最近的分中心人员, 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直接接触患者家属, 倾听患方的申诉, 稳定患方情绪, 劝说患方到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或分中心解决, 使患方的高涨情绪有一个降温过程, 给过激行为向理智方面一段转化的时间, 从而有效地缓冲了医患矛盾, 避免了医患间的恶性事故, 有利于社会发展。本组有12例急险都得到了合理解决, 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3.3 加强现场调处。

医疗纠纷调处, 重在早, 贵在快。把医疗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原始状态或者矛盾未激化状态, 因为医疗纠纷越早越快越好调处, 反之, 越晚越慢越难调处, 原发性纠纷比继发性纠纷好调解, 新案比陈案好调解, 双方主动申请的案件比行政委托的案件好调解。美国的经验也认为, 一旦发现医疗纠纷, 迅速赶赴过去加以化解, 除非故意闹赔, 即使医疗过失赔偿适当高些, 也会成倍节省医疗纠纷处理的社会成本。为此, BMDIC实行分类调处, 特案特办, 急案急办, 小案按简易程序办, 其它按常规限期办。为了提高现场调解成功率, 简化程序, 加强现场结案, 如:1000元以下赔案, 只要技术总监同意即可;3000元以下赔案, 通过法务总监同意即可;医疗过失明显且与损害后果有明确因果关系的急险赔案, 通过电话合议定损计赔, 现场先予垫付, 后补程序。

3.3.4 诚信沟通与心理疏导决定调处的成败。

建立信任、增近亲和, 消除戒备心理是调解成功的前提。必须以人为本, 坚持诚信原则, 强化服务意识, 把每案当作一项心理工程来调处,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 把人性化、个性化服务落实到调处流程的各个细节。让医疗纠纷患方近亲属在不违法的范围内, 特别是在应激期, 在BMDIC有充分发泄的机会和场所, 适时进行心理干预和家访, 对患方的要求, 依法解决了, 使他满意;依法难以使他满意的, 也争取使他理解, 我们争取调解成功的口号是:态度决定成败, 沟通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没有细节及其沟通技巧的追求, 就没有过程的顺利与结果的完美。如一起索赔230万的医疗纠纷案经调解零赔付后, 不仅表示信服, 而且向办案员的服务表示感谢。

4 探讨与建议

4.1 关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与医责险

如何将医责险市场运作的商业性与医疗纠纷调解的社会公益性统一起来, 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研讨和政策设计。

从整体上看, 各地医疗纠纷的调解是分散、孤立和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开展的。做得比较大的都是与医责险保障服务相结合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相互提供了社会需求与运行平台, 这就需要正确处理调解的中立性、公益性和保险的商业性的关系。调处是开展医责险的关键, 医责险如果没有医疗风险管理、纠纷调处等保险保障服务, 既没有多大意义, 也不可行, 也就没有调解的平台。调解机构如果没有中立性, 就没有调解的公信力和主体存在的生命力, 就会制约和阻碍医责险的推行。因此, 应当改革医责险保险体制, 理顺运行机制, 创新和优化保险保障服务模式, 引进基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险经济机构和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保险公估机构。正如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中介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的“保险公司习惯于‘大而全’‘小而全’一条龙式的经营模式, 经营效率不高。”要求“充分发挥保险经纪机构在高风险领域、高科技保险、重大项目保险的承保和理赔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保障保险公司医责险不亏不赢的情况下, 建议保险与利润脱勾, 配合国家税制改革, 研究解决对从事和承担公立医疗机构医责险业务及其保险保障服务的机构, 给予减免税政策和配套支持政策的问题。鉴于医疗纠纷调解的特殊性, 应明确调解机构的性质、资质与职责、组织形式、调解原则、调解程序, 调解员的资质与执业规范、当事人的行为规范与权利义务, 调解协议的形式、效力及其与其他程序的衔接和司法审查、调解经费等。我国调解法正在起草制订, 建议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工作在调解法中设立专章加以设计。

4.2 关于加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的社会化与防范功能

医疗纠纷是社会财富分配、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水平、贫困患者社会救助、社会法制环境和医疗服务模式问题上的综合性反映, 是个社会问题, 远不是医院和单一卫生部门管理系统所能孤立解决的, 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管理系统, 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新格局, 形成与构建开拓第三方调解社会空间和多元化渠道, 避免医疗纠纷纠滞在医院的新机制, 除了诉讼、行政及鉴定程序外, 有患方认可的其他出口、处理的平台, 做到事事有人问, 案案有人管。建议地方政府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设立由卫生、司法、公安、民政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调指导委员会, 下设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处中心, 形成以人民调解或社会专业调解为主体, 司法调解为核心, 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为配套链接和多元互补的调解体系, 建立健全医疗纠纷调处纵横沟通的信息共享机制、反馈机制及联席会议制度;强化调处的防范功能, 加强关口前移的医疗安全管理, 如手术医师风险管理, 高危病人诊疗风险预评估及防范方案, 高风险手术医师的技术准入, 临床医疗巡察服务, 医疗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系统, 医疗过失责任制, 强化医疗纠纷的源头控制和事前防范, 促进医疗服务模式的现代化。

4.3 关于医疗纠纷调解与医患双方当事人和解“私了”问题

有医院和专家呼吁“私了不止, 医难宁日”, 在新的形式下, 为了优化医疗公共秩序和医疗环境, 宜避免医疗纠纷在院内纠滞, 把医疗纠纷从院内转移到院外解决, 使医疗机构彻底摆脱医疗纠纷的困扰。发生医疗纠纷后, 促使患方当事人不找医方而选择院外调解或诉讼程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 在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上宜阻断医患之间和解“私了”的利益关系, 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 除按照物权法第54条规定的权限外, 医疗机构无权与患方“私了”;参加医责险的, 依据保险法律规定, 不能把医患和解结果作为保险理赔的依据。因此有些地区规定, 院长拍板“私了”的权限规定不得超过一万元, 这有利于遏止患方在医院大闹大赔, 但会增加行政负担, 值得研究。

4.4 关于建立健全医疗纠纷院内处理规程标准的问题

医疗纠纷调解的异常难度, 不仅来源于患方, 也来源于医方, 甚至有些案件主要产生于医方。有的医方负责人或或具体责任人甚至不愿把医疗过失纠纷拿到院外处理。有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不学习和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甚至对医疗过失纠纷处理缺乏社会责任感, 采取一推二拖三瞒四捂的态度, 激发医患矛盾, 以至简单的纠纷复杂化, 小纠纷扩大化, 派生出纠纷的纠纷, 调处难度越弄越大, 处理成本越弄越高。因此, 加强医疗纠纷调解, 有必要规范医方当事人行为, 建立健全医疗纠纷院内处理规程标准。

4.5 关于制定医疗机构治安防范规定问题

调处工作中的最难办的案件是:医疗纠纷患方既不走诉讼程序和行政及鉴定程序, 也不接受调解, 一味只和医方纠缠不休, 甚至就众闹事。对社会治安处罚法和卫生部、公安部先后联合下发的三个通知中规定的八种情况, 缺乏执法力度。有种说法, 认为诊疗场所不是社会公共场所, 这是错误的。诊疗场所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社会特殊公共场所, 对医疗公共场所和医疗公共秩序的扰乱, 不仅是对医务人员执业权利的侵犯, 而且是对病人医疗权利的侵犯。因此, 有必要加强医疗机构治安防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4.6 关于农村和社区医疗机构医疗纠纷调解与医责险有关问题

重视发挥医疗纠纷调解与医责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区医疗建设中的作用。改变过去实际上单一、事后财政补助的农村和社区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过失损害救助模式, 逐步建立政策性农村和社区公立医疗机构医责险与财政补助相结合的农村和社区医疗风险防范与救助机制。财政部门对农村和社区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责险给予保费和保险赔偿限额外的投入, 依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的规定对从事政策性农村和社区公立医疗机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给予经费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