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

国际关系与安全（精选十篇）

国际关系与安全 篇1

1国际河流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国际河流因其合理开发和协调管理的困难, 流域国往往各自为政, 在河水的利用上竞争激烈, 极有可能发生冲突而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动荡。国际河流冲突主要涉及边界划定、河流航行安全、上下游国家间的水资源分配、水资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等方面。产生争端进而引发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资源供应和需求发生矛盾以及在资源上的不平等分配或占有, 而不平等分配明显地经常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水资源稀缺引起的各种矛盾越来越严重, 地区、国家间对于国际河流共享水资源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甚至引发国家、地区间的冲突和战争。据统计, 在1947年到1997年50年间发生的因为国际河流引发的地区武装冲突就有近20起。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很多冲突, 均与国际河流有关, 国际河流有时甚至成了国家间战争的直接原因, 如伊拉克不满阿拉伯河划界, 撕毁《阿尔及尔协议》为起点发动了两伊战争[2]。

国际河流虽然可能引发冲突、恶化地区安全局势, 但国际河流也给流域地区各国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是地区安全合作的纽带。流域地区国家间通过合作展开良性互动, 不但可以解决国际河流冲突, 淡化彼此间意识形态、宗教和民族及对国际河流认识等方面的差异, 还可以促进流域国家间更广泛深入的经济合作, 从而促进安全方面的相互信任关系, 使冲突国家从竞争对手转变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据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统计数据来看, 在1945年到1999年之间, 发生了507起有关国际河流的冲突事件, 而与此相比, 却同时存在1 228起合作事件, 全球国际河流沿岸国之间的协作大大超过了冲突, 其比例约为5:2 (图1) , 发生国际河流冲突事件多的年份, 合作事件也相应增多。说明即使在冲突高发的国际河流流域, 合作也是可能的。

冷战结束后, 全球化进程加快, 国际河流合作逐渐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促进因素, 国际河流合作更是大势所趋。以非洲为例, 在尼罗河流域, 历史上虽然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为尼罗河水冲突不断, 但是与冲突相伴的是国家间的不断协调与谈判。经过尼罗河流域国的共同努力, 1999年2月商定了关于尼罗河流域的合作框架, 达成了“尼罗河流域倡议” (Nile Basin Initiative, 以下简称NBI) , 以此促进公平利用共同的水资源, 消除该地区的贫困, 并刺激经济发展。2001年6月, 尼罗河国家合作国际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与会10国决定建立尼罗河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伙伴关系。此后, 有关国家还进一步制定了利用尼罗河水、开发尼罗河的各种具体规划, 为流域内国家通过合作解决水问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NBI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一份题为《用水安全:对里约会议以来政策发展情况的初步评估》的报告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NBI将水资源管理和分配目标同消除贫困、经济一体化以及沿岸国家之间的合作等更大的问题成功地结合在一起[3]。

在南部非洲地区共有15条大的国际河流,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以下简称南非共同体) 于1995年8月在《赫尔辛基规则》基础上签署了《关于共享水道系统的议定书》, 宣布:在公平利用河道系统的资源方面, 要遵循利益一致原则;在研究和实施可能对河流系统产生影响的项目方面, 要遵循密切合作原则。南非共同体国家于2000年签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共享水道的修正议定书》。修改后的议定书旨在推动南非共同体关于区域一体化及消除贫困的议程。南非共同体各成员国采纳了有关水资源的协议和体制, 提倡协作、立法和政策一致, 并促进研究和信息交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对南非共同体的水资源合作的总的评价是:自结束种族隔离以来的10年里, 南非利用水资源促进了区域一体化[4]。

2国际河流流域国的观念因素是影响地区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一直以来, 随着全球淡水资源的不断紧张, 有一种观点认为, 物质因素尤其是地区水危机导致了地区冲突。这种观点认为, 造成有关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地区水资源缺乏程度以及有关国家对河水的依赖程度, 如中东的有关河流安全问题。近年来, 随着学界对国际河流冲突数据化研究的深入,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 即制度因素影响地区安全。国际河流地区冲突和合作的关键在于有无水务管理机构、有无公平分配水和有关水利益的法律、有无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等。其代表人物有沃尔夫和约菲等[5], 我国很多学者也从西欧莱茵河的流域制度化管理,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关于哥伦比亚河的条约化进程得到启发, 认为, 要想实现国际河流和谐秩序, 必须首先缔结河流条约, 建立一套详细的流域管理制度。物质因素和制度因素固然是影响国际河流与地区安全关系的重要因素, 但它只是某几条特殊河流案例的描述, 不能反映全球国际河流安全问题的实质。

国际河流安全是国际河流流域地区内国际安全问题, 是国际流域地区国家间关于共享水的国际冲突与合作。一条国际河流最少涉及两国的国家利益, 有的国际河流则有若干个流域国, 所以, 有关国际河流的问题, 绝不是某一国的国内问题。笔者认为, 在国际河流与地区安全的关系问题上, 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国际河流流域国的观念因素, 即有关国家在处理国际河流问题时, 是否具有善意合作的观念。各国能否树立将竞争所致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小, 而将合作所得的利益上升到最大的整体观念, 才是影响地区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国际河流的共享性意味着要实现地区安全秩序, 善意合作的共同观念至关重要。国际河流在水文上表现为一个共同的整体, 当两国以河流为界时, 维护河界稳定, 利用河流水能、航运, 在河岸建造港口、码头、桥梁, 对河流的污染防治、水土保护等, 无一不需要国家间的共同协商、善意合作。当国际河流以上下游形式流经数国时, 共同沿岸国之间应采取同样的善意合作观。一方面, 如果上游国自持地理位置优势和国家实力, 肆意改变河流水文特征, 损害下游国重大利益, 短期的河流收益也会因为地区经贸、人员、文化等领域交往断绝而大打折扣, 边界问题、邻国紧张关系可能随之出现, 本国国家形象也会受到损害。如20世纪下半叶, 土耳其不顾下游国利益而单方面开发河流, 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下游国如果凭借历史上的优先利用, 限制上游国对河水的合理使用 (埃及曾经独占尼罗河水并阻止上游国发展水利) , 也同样会造成地区安全动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经常出现国际河流冲突的原因多是相关国家短视自己的国家行为, 注重眼前利益的博弈, 而没有看到互信合作将会给各方带来的现实好处和潜在利益。这样的流域国家, 即使可能出于“权宜之计”合作处理一些危机, 但由于缺乏“善意合作观念”, 短暂的合作没有保障, 也会重新陷入危机之中。

3善意合作促成国际河流与地区安全的良性互动

国际河流安全是地区安全问题, 借用国际关系理论者对 “安全复合体”的概念, 在国际河流安全复合体的分析框架下, 国际河流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呈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态势。流域国家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合作、形成共识并不能解决在水资源利用问题上的冲突, 在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形成的合作也解决不了河流环境安全问题。在实践中, 只有通过善意合作, 才能全方位的顾及与国际河流相关的诸多问题。

3.1因国际河流的善意合作实现国家利益

合作进行河流洪涝、污染等灾害的治理, 可以为流域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印度与尼泊尔1966年的合作条约中, 印度在尼泊尔境内植树以保障自己作为下游国的水供应。1987年《莱茵河行动纲领》标志着莱茵河流域国家改善河流水质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6个流域国之间 (不管是上游国还是下游国) 逐渐产生了为共同利益合作应对河流污染威胁的观念。

有关国家对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合作开发利用可以做大整个流域地区的利益蛋糕, 实现灌溉、发电等方面的利益共享。在南亚, 印度资助了不丹的塔拉水力发电厂, 印度得到了一部分能源, 而不丹得到了印度能源市场准入的承诺。在南美洲, 巴西和巴拉圭1973年的伊泰普协定在两国界河——巴拉那河上联合建立庞大的伊泰普水电站, 共有18台发电机组 (每台70万kW) , 总装机容量1 260万kW, 年790亿kW·h发电量由两国均分, 两国均从合作中受益匪浅[4]。

3.2因国际河流的善意合作形成睦邻关系

由于国际河流争端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制约很多的发展机遇, 使得本来唾手可得的利益目标变得遥不可及。而流域国之间通过国际河流的善意合作可以减弱邻国间的紧张和冲突关系, 促进国家间各种关系的正常发展。1992年以来, 我国参加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国际合作, 增进了我国与东南亚一些流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流域国之间不但开通了湄公河交通航线, 陆上交通、边境贸易也如火如荼地进行[5]。

3.3因国际河流的善意合作带来无形的政治利益

国际河流的善意合作不但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而且各国是否能公平、公正地与弱邻共享河流, 也影响着他们的国际声望。许多国际河流流域国家的实力对比悬殊, 这种不对等的实力关系可能削弱流域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但倘若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主动积极地倡导公平合理的流域国合作, 不但能提升该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甚至可能构建出朋友式的地区安全共同体。NBI从经济和政治上将埃及与一些撒哈拉的贫困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能够产生溢出效益, 埃及通过NBI获得的政治声望可能会增强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非洲代言人的地位[6]。

4结论

国际河流合作不但是解决国际河流争端的最佳途径, 而且还可以成为通往全面合作的桥梁。历史上国际关系不睦的地区, 达成国际河流上的合作往往是实现地区国际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不同国家在国际河流问题上表现的国家意愿不同, 国际河流安全的情况就不一样。如果流域国善意地制定国际河流政策, 国际河流的长期合作就能实现;如果流域国自私地看待河流利益, 即使合作也是权宜之计, 流域国之间的各种纠纷将是常态。冷战结束后的20年来,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地区化发展使得各国际河流流域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利益观念, 从流域整体利益以及地区长远的安全利益角度综合考虑国际河流合作, 已越来越成为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 国际河流与地区安全的良性互动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河流流域国家只有善意合作, 才能最终维护国家利益, 实现地区安全。

参考文献

[1]POSTEL S.Dividing the waters:food security, ecosystemhealth,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carcity[R].Washington D.C:World watch Institute, 1996.

[2]GLEICK P H.世界之水:1998~1999年度淡水资源报告[M].左强, 林启美, 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0:106-109.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水安全:对里约会议以来政策发展情况的初步评估[R].波恩:UNESCO, 2001.

[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R].纽约:UNDP, 2006.

[5]邢鸿飞, 王志坚.我国际河流相关政策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 (1) :61-64.

质量与安全的关系 篇2

来源：考试大【牵手考试大，成功你我他】2008年5月17日

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高危行业尤为突出，许多企业也都在查找原因，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根据笔者多年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以及对许多安全事故发生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我以为，如果我们从质量管理的角度去认识安全问题，用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安全问题，将会更加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质量与安全谁第一

从大量的安全事故本身原因来看，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安全事故多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且，许多安全问题的根源就是质量问题。

如操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违反生产工艺规程、检验规程、设备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这就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有些员工对发生的质量问题处置不当，这也是造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处置不当与违规操作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工作质量问题。

质量安全谁第一？实际上，质量和安全不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同一范畴的不同层次的概念，不存在“谁第一”的问题。

即使在自己的哲学范畴内，“质量第一”和“安全第一”也是相对的。质量是与数量，具体地说是与产值、产量、进度等比较而言的，也就是说，质量和数量这对矛盾中，质量占着第一的地位。安全和生产是一对矛盾，也就是说，与生产相比较，应当把安全放在第一的地位。但质量与安全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喻彩虹桥事故，不就是典型的产品（材料）质量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而引发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吗？又比喻某施工单位在胶济线因不按设计施工，挡墙施工质量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引发的安全事故？还比喻某施工单位在既有线改造施工中，因架设的接触网导线未达到标准高度，致使导致导线挂车影响行车问题，不正是因为作业人员工作质量问题而引发的行车安全事故？凡此种种，均是因为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工作质量问题，导致安全事故的一再发生。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工作质量是安全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最重要的要求。这个问题不解决，安全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在不安全的条件下，操作者心情紧张，心理压力加重，必然影响其操作的规范性，也就必然危及产品质量。正因如此，ISO9000标准才将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作为重要的质量管理体系要素。在ISO9004∶2000标准中，明确规定管理者应当“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包括考虑“安全规则和指南”、“人类工效”、“热度、湿度、光线、空气流动”、“卫生、清洁度、噪声、振动和污染”等。其目的为了管理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为保证质量、安全本提供人性化的工作环境。

在一些项目管理中，存在为了赶进度，为了节约成本，而违规生产和违章操作的现象，在赶进度的时候，忽视对材料、设备的检验、忽视生产工艺，交叉施工不注重接口、节点施工的协调和把关，相互抢点，野蛮施工，以保开通为目的，严重忽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工作质量管理的基本环节，抱着“以后整改”的心态，这也是造成各类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因此，多数专家认为，安全问题均与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直接或间接关系，这个结论为我们解决安全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质量和安全心心相通

质量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关系，还表现在具有如下许多共同点上。

1、都具有全员性的特点。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全员参与，也就是上至总经理，下至普通员工，人人关心产品质量，人人做好本职工作。所谓安全，首先是人的安全，每个员工都存在安全的不定因素；公司要求所有员工都遵守规章制度，特别是安全规则，才可能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2、都需要领导重视、领导带头。ISO9000∶2000标准规定的质量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第二项就是“领导的作用”，如果各级领导不重视安全工作，就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各级领导不下决心，安全隐患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事故就可能随时发生。

3、对公司都具有生死兴衰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应该有很深刻的体会了，因为某单位在过去几年里，因连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导致投标停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可以说，短期内是很难翻身的。

4、都必须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下工夫。如果技术和管理不到到位，就存在相应的质量和管理问题。就像一台年久失修的车辆，既不能保证车辆本身质量要求了，也不能保证行车的工作质量，更不能保证驾车、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

5、都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仅可能引发质量问题，而且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因此，质量工作和安全工作都必须进行“法制”，每个员工做的每件事情，都必须严格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办事，遵守工艺纪律。

6、都面临着事故的处理问题。不管是质量还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谁也不希望有事故发生，特别是不希望重复发生。不管质量事故还是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能触犯刑律，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7、质量工作和安全工作都涉及对人的管理，都需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都需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两者都反对单独追求生产进度，都有一定的独立性，都有一定的否定权等。实施“手拉手”工作

质量工作和安全工作关系密切，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借鉴，联合开展工作，尤其应对某些双方都要管的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例如生产现场的整洁文明生产，从质量管理角度看，环境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搞好；从安全角度看，乱堆和乱放、污染严重，正是事故隐患之一，因此也要整顿。在生产现场往往会出现以牺牲质量和安全为代价的现象，比如单纯强调生产和节约成本，单纯强调数量、进度等，都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

工程技术管理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如环保管理的5S理论（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质量改进所采取的一些统计技术等，安全工作也可以采纳。在安全管理中采用安全现场监督管理、安全检查服务、专兼职安全员制度、安全标准工地建设、安全一票否决等等，质量管理工作也可借鉴。在进行质量整顿时，安全监督人员可以参与进来，反之亦然。当然，这就要求质量管理人员要掌握安全监督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安全监督人员也应有必要的质量管理能力。

质量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需要一个体系。安全管理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全可以参照建立和保持质量管理体系的方法建立、实施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企业建立的健康、安全与环境（HSE）管理体系，就是运用了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如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员工有拒绝生产的权力、还应有监督他人特别是领导违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权力。特别是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时，安全监督员应有权暂停生产，并对一些严重影响安全或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过程应进行记录，保证生产严格按照HSE管理体系要求实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

建立并存的质量、安全长效管理机制。从企业运行机制上看，财务有总会计师，层层有健全财务管理部门，有专职会计；工程管理有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层层有工程技术部（有的是工程部、技术部单独设立），同样有专职（高、中、初级）技术干部，物资、计划统计也是层层机构健全，专职长效的专职人员岗位一应俱全。可是安全呢？情况就不一样了，试问现在有几个单位层层设立了长效的安全工程师和专职安全员？恐怕是兼职的多！更没有

安全合作与中国—东盟关系 篇3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的现象并非罕见，如同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关系一样。但这只是因为安全关系的紧张程度尚未达到临界点，否则经贸关系势必大受影响。尤其是中国—东盟关系并不同于中国与美日的关系，东盟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后院”，而是中国走向远洋的门户和前庭，中国与东盟安全关系的变冷将不仅影响双方的经贸合作，更将阻碍中国走向世界。所以，只重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忽视安全关系并相信经济关系的深化将能扭转中国与东盟安全关系的观点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的实施以及澜湄合作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

首先要提高对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并把安全合作放到中国—东盟合作最优先的位置。我们要改变此前发展与东盟关系过程中重经济、轻安全的做法。柬埔寨和平与合作研究院创始人兼主席施里武亲王最近在和笔者等人座谈时指出，只有先解决了安全问题，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才能落到实处，“一带一路”和澜湄合作才能真正推进。李克强总理2013年10月在文莱提出的中国“2+7”合作框架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要提高对安全问题的透明度、开放度。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与东盟领导人的会谈中以及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中都提到了要加强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但在现实的外交行为和学术交流中，南沙主权争端等敏感的安全问题往往被要求不提或少提，提了也难以深入沟通。但是不谈这些问题，对方并不能准确了解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有可能产生战略误判;我们不主动沟通，也容易被视为心虚理亏或者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在心态和管理上都需要进行调整，即把学者的意见和政府的态度脱钩，政府不必为学者个人的见解负责，学者也不能代表国家。

第三要积极参与各种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新机制。二战后至今，东南亚地区曾出现了多个安全合作机制，目前仍然存在并发挥一定作用的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香格里拉对话（SLD）、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中国除了继续积极参与上述安全合作机制外，还可以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和香山论坛等机制。尤其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问题不必都放到多边场合去讨论，而应由中国和东盟独立自主地进行对话。有些实在不便在官方层面铺开谈，可以通过二轨渠道进行深入对话，比如南海问题。

第四是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要由易到难。南海主权争端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在近期主要是危机管控，避免我方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以及域外大国发生武装冲突，为此需要相关各方采取切实行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为了增强互信并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奠定必要的基础，中国和东盟可以选择较少涉及领土（海）主权争端和政治敏感性小的领域入手，如在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打击海盗进行护航、海上联合搜救，还可以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跨境犯罪、商品走私、人口拐卖、武器泛滥、毒品种植与贩运、环境保护、渔业纠纷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其中严控枪支弹药应是一个新的合作点，当前中国和东盟都面临着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尤其是伊斯兰国（ISIS）对本区域的影响有所扩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负起更大的责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分享情报信息等。

国际关系与安全 篇4

本文试图从理论方面探索设计与建设施工安全管理的联系,提出施工安全设计的理念,以达到尽量减少甚至杜绝由于设计原因引起的施工安全事故的目的。

1 建设施工安全设计研究现状

我国建筑安全管理的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在建设项目开工前的地质勘探、设计阶段历来被认为是确保建设施工安全的重要环节。但许多建筑行业从业人员都存在一种误解,认为项目地质勘探、设计质量影响的是建筑物本身的质量,对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影响不大。设计人员片面地认为其职责为确保建筑物在建设和使用中不出现垮塌、倾覆等情况,而对如何预防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生产事故,则不是设计工作应有之责。我国建筑业内的惯例是,在建筑工程开工前才安排安全生产,因此,如何有效地在设计阶段避免、减少建设施工安全危害,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

随着安全管理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安全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已有许多国内的建筑安全专家意识到了工程设计对项目建设施工安全的重要影响。张仕廉、董勇、潘承仕所编著的《建筑安全管理》[1]一书认为,全寿命周期安全管理将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建设工程项目在全寿命周期过程中,涉及多个不同的主体,如勘察设计阶段的勘察和设计单位,这些主体在不同的阶段都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方东平等在《工程建筑安全管理》[2]一书中认为,如果一个设计方案中存在严重问题,设计师当然有责任修改设计以使建筑工人更加安全。他引用多个国外研究成果表明,工程设计对工程施工安全有影响。

在国外,在工程项目设计阶段减少和消灭建筑安全事故一直是安全研究的方向之一。早在1985年,ILO(世界劳工组织)就认识到,设计专业人员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考虑建设工程施工安全,ILO建议负责设计的人员要考虑到建设该工程的工人的安全。欧洲生产安全协会曾在1991年提出,大约有60%的死亡事故是由于工程建设阶段上游的决策引起的,尤其是由设计和施工组织方面的缺陷引起的。Jerryt和Douglas在分析了英国建筑安全形势后提出,从因果关系方面来看,设计决策和建筑安全有着明显的联系[3]。Szymberski在1997年提出,从建筑的概念设计、初步设计开始把建筑安全当成最主要的部分来考虑是解决建筑安全最理想的方法。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工程建设施工安全事故与工程设计之间存在相关性。本文将运用事故因果连锁理论的不同模型对工程建设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的关系进行研究。

2 运用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对工程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关系的研究

2.1 运用能量转移理论对工程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关系的研究

吉布森(Gibson)和哈登(Haddon)从能量的观点出发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实践都离不开能量。能量在受控的情况下可做有用功,能够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而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做破坏功。这种情况转移到人,造成人员伤亡;转移到物,造成财产损失。在这种理论下的事故三要素是:失控的能量、能量转移途径、受害对象。根据此观点,可以将能量引起的伤害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伤害事故是由于转移到人体的能量超过了局部或全身性损坏阈值而产生的;第二类伤害事故是由于影响局部或全身性能量交换引起的。

从能量转移的观点出发,预防伤亡事故就是防止能量的意外释放,从而防止人体与过量的能量或危险物质接触。要想预防伤亡事故的发生,就必须控制事故三要素。对建设安全事故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可发现,能量转移途径有可能在施工以前就已经存在,而能量失控的原因也很有可能是由于工程设计不恰当引起的。依照能量转移理论,建设安全设计理念主要可作用于能量的控制和能量的转移途径上,因此设计中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或避免施工安全事故:①工程设计中使用较安全的能源替代危险性大的能源。②工程设计中限制在施工时使用的能量大小。③在设计产品中设置屏障。这种屏障有2种形式:一是屏障被设置在能源上;二是屏障设置在人与能源之间,如安全围栏、防火门、防爆墙等,当然这些措施也必须与其他安全措施一起使用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4]。总之,对能量本身及其转移途径的控制越早越好,如果失控的能量已经存在并进入施工流程,要想对它们进行控制通常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2.2 运用动态变化理论对工程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关系的研究

动态变化理论是基于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特点产生的。本尼尔认为,事故过程包括一组相继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一定是由于某物或某人引起的,行为者若行为得当,则事件可以顺利地发展下去,反之会生产中断或造成伤亡事故。而生产系统的外界环境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若行为者能抵抗外界的不良影响则事件过程将继续发生,反之原生产的动态平衡被破坏,新的事件即事故发生[5]。

建筑施工阶段动态平衡的破坏可能是由施工现场人员的不当行为引发的,也可能是由于施工技术和方案没有考虑到施工时期的安全而造成的。施工人员的不当行为是引发事故的内因,而不安全的状态则是因为设计人员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事故外因。这种不安全的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施工安全事故的扰动源。如果行为者不能抵御此不良状态的影响,必将导致原生产的动态平衡被破坏,事故就会发生。

因此,建设安全管理在进行内部因素控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工程设计工作这个外部因素。在工程设计阶段推行安全设计的理念,可以减少设计产品的安全隐患,还可以使工程施工过程更容易、更安全。

2.3 运用轨迹交叉理论对工程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关系的研究

伤害事故是许多相互联系的事件按一定顺序发展的结果。这些事件概括起来不外乎人和物(包括环境)两大发展系列。当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时间、空间发生了接触,能量转移于人体时,伤害事故就会发生。轨迹交叉理论认为,要想避免事故的发生就要从时空上将不安全的人和不安全的物分隔开来,不允许它们有交叉重叠。

建设项目中的生产安全事故也是由人和物这2个因素互相作用引起的。与建筑产品直接相关的2类人员是勘察设计人员与现场施工人员。现在主流的事故调查方法是对现场人员的不安全现场操作行为进行分析,而设计人员行为的安全性通常是从其设计产品的本身的安全性来考虑的。如果设计人员不懂得为施工安全设计,即使设计人员设计的建筑物本身是安全的,但也可能会在施工过程中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进而引起人的不安全行为,最终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在工程设计阶段运用安全设计的理念对消除建筑物的不安全状态非常重要。

3 结论

通过运用各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工程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理论上,工程设计有可能是导致施工现场安全事故的原因。设计因素虽然很少成为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却可能是影响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基本原因的重要因素。因此,工程设计与施工安全事故密切相关。

摘要：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也是生产安全事故的高发行业。目前,虽然许多国内专家已经认识到设计因素对建设施工安全的影响,但实践中许多建筑企业都忽视了设计因素对施工安全的影响。运用事故因果连锁理论研究建设施工安全与工程安全设计关系表明:设计阶段作为工程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必然会影响到下游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

关键词：施工安全,安全设计,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仕廉,董勇,潘承仕.建筑安全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方东平,黄新宇,Jimmze Hinze.工程建设安全管理[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3]Michael Behm.Linking construction fatalities to the design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concept[J].SAFETY SCIENCE,2005(43):589 -611.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 篇5

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泛滥，与许多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新形 势下，如何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和各国面临的一 个紧迫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给国际安全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因素，需要国际社会对当前 国际安全中的许多问题重新认识，树立新理念，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内涵、特点与发展趋势

就安全观念而言，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都属于综合安全范畴，是综合安全概念的两 个基本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来说，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影响更为多样和复杂。传统安 全主要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安全问题，如国防问题、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 之间的军事态势等。这些问题事关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向来被认为是安 全中的核心问题。非传统安全则是指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过去 一般被界定为所谓低政治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 品走私、跨国犯罪、艾滋病传播等。

除上述差别外，非传统安全威胁还有一些区别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和行为主体与传统安全不同。传统安全问题中的行为主体和来源 相对比较明确，一般都是来自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纷争，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行为 的结果，因而是典型的国际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渊源则更具多样性，许 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不是国家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结果。例 如，与环境、人口、毒品、艾滋病和恐怖主义等有关的安全威胁，多是由许多个人和社 会群体的行为所导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国家意志的结果，而是 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导向的。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同于传统安全的第二个特点， 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同特殊社会群体 的个人行为直接相关。随着特定人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很容易超越国 家之间的各种政治、地理、文化界限，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使这 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繁衍、嬗变和扩散，使个别国家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全球性和社会性强决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第三个特点，即治理 难度大、过程长、综合性强。与许多传统安全问题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植于各国的 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带来的威胁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不是 个别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局部问题，一旦成势就具有很强的惯性，非短期内能够化解，也 非靠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够解决。

过去，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人们的安全观念中常被置于次要地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逐步增强。这种变 化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从紧迫性看，近年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和地区安全 的影响总体呈逆向发展态势。两极军事对峙格局消失使世界大战的阴影远遁。尽管冷战 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世界各地仍不断有地区性战争和武装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领土纠纷、宗教民族冲突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但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从 全球范围看，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冷战时期已大大减少了。而另一方面，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对 非传统安全的关注日益加强。九一一事件带给世界的震撼，更使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国际 社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个基本原因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 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界限更加模糊。例如，恐怖主义向来被视为 非传统安全问题，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却是由许多传统政治安全问题直接转化而来， 如美国霸权政治与伊斯兰国家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 的冲突，当然还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世界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问题。 反过来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传统安全问题，但这一问题一旦与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 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就成为跨国问题，就会变得异常严重和复杂。美国在武器扩散问 题上对伊拉克施加战争威胁，正是因为布什政府将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与恐怖主 义划上了等号。在全球化与现代科技日益发展条件下，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 全问题相互转化的可能也在增大。金融危机等经济安全问题能够引发或加重社会动荡、内部民族冲突、国家

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分析 篇6

关键词 国际经济 国家安全 国内结构 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南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同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一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一和多领域一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同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圉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同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同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人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同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南于各国同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1竽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关同学者海伦·米爾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同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南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同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同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同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圉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同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同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同同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同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領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同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同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圉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同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o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围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l世纪的主要特征”。而美国自南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南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同在美同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同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同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一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一市场一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一圉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束语

试论标线与交通安全关系 篇7

1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概述

1.1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概念

路交通标志是用图形、符号、文字向驾驶员及行人传递法定信息, 用以管制、警告及引导交通的安全设施, 它在现代道路交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规定的线条、箭头、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标或者其他导向装置, 划设于路面或其他设施上, 引导司机视线, 确保车流分道行使, 导流交通行驶方向, 指引车辆在汇合或分流。

1.2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分类

路面标线是引导司机视线, 管制司机驾车行为的重要手段。《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规定的道路交通标线分为三大类: (1) 指示标线:指示车行道、行车方向、路面边缘、人行道等设施的标线。 (2) 禁止标线:告示道路交通的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及行人需要严格遵守的标线。 (3) 警告标线:促使车辆驾驶人员及行人了解道路上的特殊情况, 提高警觉, 准备防范应变措施的标线。

2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现状

2.1 有关管理部门利益冲突严重

设置标志牌牌中的字数太多, 导致高速行驶中的驾驶员可能无法看清楚, 或为了看清楚而降低不必要的行车速度, 或者根本不看。部门间协调不好还导致一条新路在不设一块标志的情况下即开放通车。老路上交通标志标线年代久远, 与新的国家标准保持不一致, 且破旧、模糊。另外由于法律监督不强, 有关部门对所设标志标线不加强管理导致交通标志标线违法现象存在。而且由于施工过程中没有及时沟通协调, 再加上一些施工人员不严格按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微小的差别造成了大问题。

2.2 凭经验设置标志

缺乏设置道路标志标线的明确标准, 常常会完全根据道路设计人员与道路部门沿线工作或管理人员的个人意见, 对道路进行标志设置。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在一般设置原则的基础上, 更多的是标志设置人员的设置经验,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在同一地点设置多个交通标志, 使驾驶员处理的信息过载、辨认时间加长、不易记忆、不能及时做出反应。在同一地点设置交通标志≤4; (2) 1块标志牌上出现很多汉字, 驾驶员无法在短时间内识读; (3) 有的标志牌距离危险地点太远, 总不见危险地点出现, 降低戒备, 交通标志失去了其应该起的作用。 (4) 标志的大小、高低不一, 不协调、认读困难, 有的需要车辆减速才能看清楚。

2.4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维护难度大

1) 维护经费难落实, 被车损坏的标志不能及时修复;交通标线老化、脱落或反光效果差, 不能及时漆划。2) 公路交通标志被大肆偷盗, 一些不法人员大肆偷盗公路标志牌, 使车辆、行人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3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与管理的几点建议

3.1 提高对公路标志标线设置重要性的认识

科学合理地设置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公路资源, 改善通行条件, 提高公路通行能力与安全性, 有效维护交通秩序,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作为公路设计人员设计的标志和标线时既要符合国家的标准, 同时也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这样才比较完善。因为有很多的交通标志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但是从使用者来说, 有可能认为不是那么的方便, 或者对交通畅通会有一定的影响。合理、正确设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能合理的利用道路有效面积, 可以平滑交通,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减少交通事故, 防止交通阻塞, 节省能源, 降低公害, 同时, 公路交通标志的合理设置还可以美化路容路貌,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加强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的管理。因而, 需要各级领导在保证公路建设、公路养护的同时, 进一步重视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的管理。清楚的标志和标线可改善驾驶员交通心理压力, 起到疏导交通流量、提供道路信息、执法依据及警示驾驶员, 禁止某些交通行为的作用。同时驾驶员在道路上安全、高速地行驶, 也有赖于道路线向的轮廓分明和标志的清楚, 在标志标线诱导、引导下, 建立行进方向的参照系, 司机对其视野范围更远的道路走向树立了信心。

3.2 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提高标志标线的防护性能

如今, 道路标线材料如何合理地选择、如何合理地使用都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每年我国因为标线材料选材不合理、材料的使用不当等问题, 给我国的公路建设带来不少损失。针对山区公路的标志不断被盗的现象, 将铝合金材料制作的单柱标志及附着式的标志版面改为回收无利可图的复合材料, 更换后近半年未发生过标志被盗事件。新型陶瓷-道钉组合标线是研制的一种使用寿命长、安装简便、管理容易的新型组合道路标线材料。这种瓷片不仅表面磨耗后里面依然洁白, 不受晴天雨天的影响, 据报道, 这种标线的使用寿命可长达20年, 而且还能防滑。这种标线使用的夜间反光道钉, 也与普通的道钉不同。这种道钉高于路面2公分, 由于使用的猫眼是高强度的耐磨反光玻璃猫眼, 因此车灯照射后不仅能起到反光标线的作用, 而且还能使标线成为振荡标线, 驾驶员一旦违章压线, 就能听到压线的声音, 经交通部交通工程检测中心和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 这种新型组合标线外形尺寸、发光强度系数、白色度、摩擦系数、耐腐蚀性等各项指标都达到了相关行业标准, 现已被允许在公路交通工程中使用。

3.3 优化管理结构, 减少部门利益冲突

各个组织为满足自己部门的标准和利益, 回避了责任, 使其转移为交通参与者个人负担, 尽管有汽车保险、人身保险等, 但整个社会的总成本还是上升了, 作为信息传递系统, 如果漠视标志、标线的技术发展、不注重其反馈效果, 即使引入ITS技术, 其应用范围会相当狭窄, 自然效果也不会显著。减少部门利益冲突和补助总信息反馈, 依据道路、车辆和人的具体情况适时地改进和更新交通标志和标线。合并交通替察和道路交通设计和管理部门, 成立专门的道路工程设施部门管理,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负担。

3.4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质”与“量”一起抓

1) 交通标志标线并非越多越好。由于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对交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许多人容易产生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越多越安全的认识误区。过多的标志标线使路面信息量过载, 容易使驾驶员产生视觉麻痹, 注意力分散, 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因此, 过多的交通标志标线不但无助于交通安全, 反而会起反作用。目前, 注意行人、村庄、交叉路口、急弯路、连续弯道等标志在公路上使用过多过滥之事实。

2) 限制性标志的使用。要兼顾公路整体效益的发挥。公路建设迅速发展, 使人民群众在感受到方便、快捷、舒适的同时, 也感受到交通事故的惨痛。发生交通事故, 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不能因此就对公路使用过多的禁令标志。在同一整体上, 公路交通部门主要着重于保证公路完好畅通, 充分发挥公路的最佳服务功能。公安交通部门主要着重于保障车辆通行安全, 尽量减少车辆事故。但确保公路的完好、安全、畅通是共同的职责。如限速标志的设置, 现在许多农村公路全程被限制在20km/h或30km/h, 其设置理由是这条公路的设计时速为20km/h或30km/h。事实上, 公路的设计时速并不是设置限速标志的标准, 还要考虑运行速度和管理速度。限速标志的设置标准需进一步探讨。

3) 要根据各种交通标志标线的功能和驾驶人员的行为特征进行合理设置。各种标志要根据优先等级进行必要的设置, 使之能够为驾驶人员提供连续明了的行路信息, 形成一个完整的指示系统。

4 结束语

总之, 随着全国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 道路标志标线设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健全合理的标志标线也给公路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行路指南。因此, 这就要求我们公路设计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标志标线的设计水平, 最大限度的为公路使用者服务。

摘要：研究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系统, 对于有效解决公路交通安全问题、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首先阐述了标线在交通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着对通过对公路建设中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与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设置规范、合理、齐全的公路交通安全标志管理方法。

关键词：标线,交通安全,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JTG D80-2006

[2]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06

粮食生产安全与农业气象关系 篇8

农业气象学是研究气象条件与农业生产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农业生产决定于生物本身的特性, 同时也决定于气象条件等环境因素。而气象条件是影响农业生产的诸多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 它不仅为生物提供基本的物质和能量, 构成生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外部条件, 而且光、热、水、气等气象条件的不同组合强烈地影响着土壤、水的物理特性和状况, 不同程度地影响农业生产。因此, 农业气象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联的, 也是由农业生产决定的, 它是农业科学与气象科学相互渗透的边缘科学。农业气象学研究三个方面:第一, 农业生产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和反应;第二, 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第三, 农业生产对气象条件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来不断揭示和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气象问题, 最终达到调高农业产量, 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收益的目的。

世界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多种多样, 我国呈现出来的特点主要为下面三个: (1) 灾害种类多。中国土地面积大, 跨越960万平方米, 穿过多个纬度, 气候条件多种多样, 气象状况受其影响。由于气候变化影响范围比较大, 灾害种类就比较多, 一般的气象灾害就是冰雹、高温、霜冻、暴雪、干旱, 严重的气象灾害有泥石流、海啸和地震。 (2) 气象灾害发生频率高, 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根据相关资料, 从1950年到2014年, 我国总的气象灾害次数一年超过一年。这说明发生频率不断提高, 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不断缩短, 而且重气象灾害、特大气象灾害发生的次数也越来越高, 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越来越严重[1]。 (3) 灾害影响范围广, 从1950年至2014年, 农业受灾面积受到气象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大。64年以来, 受灾面积从约25 000千公顷迅速飙升至约47 000千公顷。

早在古代, 善于观察的炎黄子孙就开始总结粮食生产安全与农业气象的关系。一系列的谚语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封建社会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粮食生产水平也不高, 因此, 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应对这些情况, 古代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发现了节令、物候、天气等自然现象同生产、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一场春雨一场暖, 一场秋雨一场寒。春雨贵如油, 夏雨遍地流。雷公无雨先唱歌, 有雨也不多。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等等。这些朗朗上口的谚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人民, 即使缺少先进的探测仪器, 也能根据经验了解各种自然现象, 了解气候类型的变化, 合理安排耕种时间, 合理安排收获时间, 合理地安排日常生活, 出门时间避开阴雨、暴雪等不良天气。同时, 合理利用雨水进行耕种或浇水。当然, 要尽量避免自然灾害, 减少经济损失。

2 防御对策

农业气象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物与气象的关系, 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农业小气候的利用与调控等。现在, 我们就这几个方面阐述粮食生产安全与农业气象的关系。

2.1 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农业气候资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同时还要科学地保护气候资源。众所周知, 光、热、水、气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能量和物质, 是重要的农业气候资源。农业气候资源分布极其不均衡, 必然给各地带来明显的季节和年际变化特征。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 客观分析一个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多年平均状况和长期变化规律, 因地制宜地确定作物布局、种植制度和农林牧渔的生产类型与结构, 为规划和指导生产提供依据。

2.2 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规律以及防御对策研究

农业气象灾害, 上文已经提到其范围, 包括干早、洪涝、低温、霜冻、冰雹、台风等。这些农业灾害使农作物严重减产, 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对我国人口问题是提出了挑战。这也是农业气象灾害一直年受到国家的重视的原因。

2.3 开展农业气象情报、预报服务, 研究农业气象情报、预报理论与方法

开展农业气象情报、预报服务以及进行农业气象情报、预报研究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 其种类较多, 主要有农用天气预报、农业气象灾害预报、作物生长期预报、作物生长状况及产址预报等。将准确、及时的各种农业气象情报、预报正确运用于生产过程中, 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1 农业气象空间数据挖掘技术的利用。

我国农业空间数据信息量是很大的。农业空间信息的利用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何从这么多的信息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呢?相关文献已经提出了农业空间信息管理方法。最新计算机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各种空间规律、函数关系、线性趋势给人们提供参考。

2.3.2 GIS技术与农业气象相结合。

利用现有的基础地理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 在农业气象灾情监测领域设计并开发农业气象灾情监测系统。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气象信息, 在灾情发生时能迅速对灾情进行大范围监测, 快速、准确地实现监测区内的农业气象灾情分析以及等级划分, 为政府及气象、农业等有关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对粮食生产安全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3.3 农业气象风险转嫁机制。

所谓气象风险转嫁, 无疑就是把风险转移一部分出去, 这就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应运而生。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这份风险, 人们通过买保险的方式保障收益, 在不违背市场化原则条件下, 政府对农民进行一定的补贴, 气象灾害有了政府的共同承担, 粮食生产安全就会得到更可靠的保证。

参考文献

浅谈机场安全与经济的关系 篇9

什么是经济?“经济”一词, 在中国古代是指经世济民、治理国家, 大略相法于现在所讲的“政治”。而本文所讲的“经济”, 是侧重他的另一层含义——节俭。局限在企业, 说小点, 指家计管理;说大点, 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而经济学, 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 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 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经济学往往研究的是企业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活动, 以及如何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 选择合适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 达到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

安全经济学就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安全活动的发展规律, 研究如何在有限的安全投入下, 获得最大的安全, 以及如何在满足同样安全标准的条件下, 花费最小的安全投入和消耗。从经济学的角度, 合理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以最少的资金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民航的行业性质决定了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而如何处理好安全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近年来被许多民航业内专家学者所关注。就此问题, 笔者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正确理解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机场, 作为民航运输高风险行业运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安全生产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机场如果发生安全事故, 尤其是涉航安全事故或不安全事件, 对机场的影响非常之大, 损失也非常之大, 不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隐性的声誉以及后续损失短期内是难以估量的。例如, 2010年8月24日的“伊春空难”, 由于伊春机场的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硬件和软件还没有真正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 一次造成的空难事故就使得该机场、乃至国内所有机场, 甚至整个民航行业在短时间内都一蹶不振。一个运营即将满一年的支线机场, 和一条开通还不到半个月的支线航线, 使得保持了2102天的中国民航安全飞行纪录戛然而止, 后果不可以说不惨痛。而反过来说, 搞好安全生产所产生的也往往是隐性效益, 不像普通的投资那样直接反映在产品数量增加和产品质量上, 而是体现在机场的长期发展和远景规划上。而要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就必须增加安全投入, 也必须以经济发展作为后盾。

三、懂得安全能给企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安全经济学研究认为, 安全的效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评价:一、安全管理可以通过防损 (如:预防事故发生、事故预警等) 、减损 (减少事故经济损失、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职业病负担、减少环境危害等等) 而直接产生经济利益, 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最终会体现在生产成本方面;二、安全的增值效益。安全管理在维持生产正常运行的过程中, 保障了生产力的诸因素, 调节了生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和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 从而间接地发挥了社会效益的增值作用。三、特殊行业的“隐性”效益。民航作为“高科技”、“高风险”、“高投入”的三高行业, 而民用机场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企业, 还担负着国家公共设施和国防保障的重要角色, 持续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无疑会带来声誉效益、信誉效益以及后续随之而来的规模效益。

四、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安全投入

谈到安全投入,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增加安全投入就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减少了收入和利润。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对安全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并不能像普通的投资那样能直接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 而是体现在生产的全过程或者后续的过程中。安全投入的直接结果是, 民航机场不发生航空事故或事故征候, 或是减少发生不安全事件以及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而这个结果是企业保证正常运行和取得良好效益的必要条件。从经济的角度看, 如果安全生产做好了, 企业效益就有保证, 企业就有发展, 员工就有生活。反之, 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浪费, 甚至危及生存。

总之, 任何矛盾的事物都可以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安全投入也并非越大越好。合理的安全投入可以与经济效益成正比增长, 如果一旦超过某一限度, 就会变成无谓的浪费。因此, 对安全的投入机场应该有个详细的预算, 力争使用合理的安全投入, 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等机制对机场的安全投入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如何平衡好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这个天平是机场发展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民航行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 机场主业和辅业两条腿走路的模式, 对安全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如何走得又好又稳, 实现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共赢, 这是每一位对此有兴趣的人都需要长期思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梅强.企业安全经济投入与安全效益产出的平衡研究[J].商业时代, 2010

[2]姚庆国, 黄渝祥.安全经济学基本问题综述.2006;12

[3]李红霞.企业安全经济分析与决策.2006

[4]罗云.安全经济学.2004

国际关系与安全 篇1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中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定义为: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排查治理隐患和监控重大危险源,建立预防机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机、物、环处于良好的生产状态,并持续改进,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就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规程、标准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保障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它规范了安全管理部门的行为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的建设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企业的社会形象。

2 企业安全文化

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长期安全生产实践的沉淀,是企业职工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行动和物质表现的统一,它具有以下三个作用:

(1)企业安全文化具有对安全生产的导向作用。企业安全生产决策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和文化气氛下进行的。它不仅取决于企业领导及领导层的观念和作风,而且还取决于整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气氛。积极向上的企业安全文化可为企业安全生产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健康的精神气氛。

(2)企业安全文化具有对安全生产的激励作用。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可以形成强烈使命感和持久的驱动力;积极向上的企业安全生产精神是一把职工自我激励的标尺,通过对照找出差距,可以产生改进工作的驱动力,它能使职工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起到相互激励的作用。

(3)企业安全文化对安全生产起凝聚、协调和控制作用。凝聚力、协调和控制能力可以通过制度、纪律等刚性连接件产生,但制度、纪律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难以适应复杂多变及个人作业的管理要求,而积极向上的企业安全文化是一种内部粘结剂,是人们意识的一部分,可以使职工自觉地行动,达到自我控制和自我协调。

3 安全生产标准化与企业安全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安全生产标准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知道安全文化渗透其中:

(1)管理标准化。主要强调基础管理、规章制度和原始记录。要求安全基础管理扎实,规章制度齐全,原始记录准确,实现正规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

(2)现场管理标准化。主要强调现场管理,工作现场按照国家标准实现文明、卫生、整洁;各种安全标志、标语齐全醒目,各种信号、保险防护及警报装置齐全可靠,安全通道通畅,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实质上是一种安全文化环境,它随时提醒、激发职工的安全生产自觉性,也能随时防止职工产生失误时带来种种危害。

(3)操作标准化。要求每个工种岗位都要制订科学的、可行的操作程序动作标准,每个工人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执行。这种严格的动作规范,实质上是一种安全文化和安全意识的体现。严格执行这种操作程序动作标准的过程,是对职工进行教育、自我教育和提高职工操作技能和安全素质的过程,行为标准规范了职工操作,培养了自觉性,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文化素质。

同时,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为中心,以行为科学为依据,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安全生产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独特的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