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因素（精选十篇）
创新驱动因素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促发之下, 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如高铁建设、载人航天等方面, 科教力量日益彰显出来, 大批创新型基地、创新型项目、专利申请逐年递增, 各省市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各地均出现了颇有潜力的创新技术开发区, 区域创新的总体水平在不断前进, 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总占比不断上升。然而, 对比世界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创新经济占比, 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经济仍有巨大不足之处, 很多严重影响创新驱动的问题亟待解。因此, 要紧跟党中央关于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总体步伐和基本精神, 通过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懈努力, 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系列环节加速转型,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2如何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系列环节加速转型
2.1消除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阻碍创新产业转型的因素和矛盾是多方面的, 可分为体制性、结构性两类。体制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是阻碍创新产业转型的外因性矛盾, 这主要是因为, 阻碍创新产业转型的体制性矛盾主要源于创新主体之外的制度因素的掣肘和束缚, 以阻碍国企创新产业转型的体制性矛盾为例, 主要包括政府权力长期以来对国企的过度管理, 以及国企内部为适应政府的过度管理而演化出来的企业体制。由于政府权力长期以来对国企统辖过死, 一味重视增强国企的市场占比、经济总量和盈利水平, 对提升国企效率、优化国企资源配置重视不足, 对国企创新能力、整体活力形成了严重束缚。因此, 要在政企关系调整、权责关系明确、科学理性治企等方面重视、加快、深化改革, 以尽快消除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体制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是阻碍创新产业转型的具有显著有机联系的跨局部矛盾,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矛盾, 既包括体制性因素, 亦包括非体制性因素, 如, 一些国企由于历史起点不高、受限于国内资源、受制于垄断因素而在一些产业领域、技术领域、创新领域难有重大突破。消除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体制性矛盾, 是消除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结构性矛盾的重心, 如, 要进行税制改革, 对创新型小微企业进一步实行减税、免税制度, 全力推动中央企业创新产业的转型优化、提质升级。此外, 也要高度重视消除阻碍创新产业转型的结构性矛盾的非体制性因素, 如, 努力引进国外的创新资源, 以促使国内创新水平的整体性提升。
2.2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进一步给市场主体放权
长期以来, 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模式和政企不分、以政驭企的牢笼之中, 权力之手对国内企业和市场主体高度统摄, 一方面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使权力寻租、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就中国政企关系的历史沿革之途来看, 改革开放之前, 政府对国内企业统辖过死, 改革开放之后, 对非国企经济放宽了部分管制, 使非国企经济很快迸发出生机勃勃之势, 但是, 对国企经济的高度管控未有实质性改变, 虽然这种高度管控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骄人成就, 但不可否认, 在权力高度管控模式之下, 对科研性、市场化的创新能力形成了严重约束, 创新人才、创新技术被僵化的官僚体系漠视、埋没, 得不到有力支持, 同时, 对市场有着密切管控关系的部门不断滋生贪腐, 十八大以来, 国企和央企落马贪官数量愈来愈多、贪污金额愈来愈高便说明国企贪腐状况不容乐观, 或有愈演愈烈之势。
2.3调动企业内外广大劳动者的创新热情与创新精神
实践证明, 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企业内外的广大劳动者的创新热情与创新精神。如果企业内外的广大劳动者缺少创新热情与创新精神, 就算具备了足够的硬件条件, 也很难收获理想的创新成果;反之, 如果企业内外的广大劳动者具有强烈的创新热情与创新精神, 就算相关硬件条件十分有限, 也必然能够收获理想的创新成果。屠呦呦以一名普通科技工作者、研究员的身份, 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就说明了创新热情、创新精神对于创新成果的取得事何等重要。中国具有世界第一的人数优势, 但人数优势不等于人才优势。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是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如果企业内外的广大劳动者的创新热情与创新精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 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必然大幅度提升, 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步伐必然大大加快, 人数优势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才优势, 中国必于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大国、创新大国、技术强国。
3结语
3大因素驱动中国“海淘热” 篇2
近日，PayPal发布了一项关于中国跨境网购市场趋势的调查报告，旨在洞悉国内持续升温的跨境网购市场及日益庞大的“海淘一族”。PayPal联合尼尔森旗下市场调研机构Harris Poll，于2015年6月对1313名18岁以上的中国网购及“海淘”消费者开展了调查，重点关注他们在产品偏好、购买驱动力、消费支出和网购所用设备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及偏好。
美国成为中国“海淘”首选
调查显示，美国网站是中国“海淘一族”跨境网购的首选。在过去的12个月中，14%的中国“海淘”消费者曾在美国网站上跨境网购，领先于英国网站和日本网站 。
“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崛起，中国消费者对优质产品和正品保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对中国‘海淘’消费者而言，他们希望放眼海外市场，购买高质量、高性价比和值得信赖的产品。”PayPal北亚区副总裁及总经理李立航指出。
3大“海淘”驱动力
此次调查超过半数的跨境网购消费者表示，主要有3大因素吸引他们在美国进行“海淘”。第一，质量更好（55%），产品相比其他海外市场质量更好；第二，性价比高（53%），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实惠、公道；第三，正品保障（53%），产品来自美国本土，体现美国文化精神。
中国“海淘”一族从美国跨境网购的产品种类广泛，其中服饰、消费类电子产品及化妆品最受欢迎。在从美国“海淘”的消费者中，1.53%的消费者购买服装、服饰、鞋履及配件，平均每笔消费485美元；2.46%的消费者购买消费类电子产品，平均每笔消费1229美元；3.41%的消费者购买化妆、美容类产品，平均每笔消费512美元。
“海淘”期待安全
中国“海淘”市场蓬勃发展，前景可观。然而仍存在一些壁垒，影响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网站购物的积极性，PayPal称之为“海购恐惧症”。PayPal调查显示，32%的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网站购物时，担心缺少买家保障或保险赔偿；27%的中国消费者担忧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另有27%的消费者对高昂的退货运费心存顾虑 。
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驱动因素 篇3
1.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许多企业在管理方式上也进行了创新。现阶段我国的企业管理在创新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企业在管理创新中管理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之前只是简单在单一的生产管理方面进行创新, 现阶段转向营销管理的创新, 并不断向财务管理和资本经营的方向进行创新。第二, 中国企业在管理创新中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管理的对象和范围不仅由之前的实物管理转变为价值管理, 而且原来较为封闭的管理变为了开放式的管理。随着我国企业管理创新活动的不断开放, 企业也越来越重视价值规律对经济所起的作用, 并采取积极的方法去应对,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第三, 中国企业管理创新中企业的组织机构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生产工厂和加工车间之前是附属于政府的, 但是随着管理方式的创新, 现阶段生产工厂和加工车间转变成为各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这样一来管理创新活动在企业的组织机构创新方面也发挥出了其更大的优势。第四, 现阶段我国企业自主经营、自负亏盈, 所以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企业由之前被动地进行管理创新变为自觉的、积极主动地进行管理创新。第五, 企业管理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企业文化的创新方面。为了摆脱万家企业同一面孔的尴尬局面, 使企业具有充满个性的企业形象, 许多企业开始注重培养自身独有的企业文化。因此, 企业文化的创新在现阶段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创新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值得所有企业关注。
2.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企业管理创新就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生产经营的客观规律以及现阶段一些科学技术的创新。对原来较为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 企业只有将管理制度与企业管理创新结合起来, 才能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所以企业管理的创新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不高, 其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管理比较薄弱。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目前我国企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比发达国家的要低许多, 所以说管理水平的高低已经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状况, 创新企业管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第二,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我国企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但是目前我国企业不管在经营观念、 生产经营方式还是文化整合方面, 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符, 这就要求我国的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格局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管理创新。第三, 由于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整, 导致我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而要想摆脱这种境地, 提高我国的市场竞争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企业管理创新。第四,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企业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管理的创新在带来一定压力的同时也促进了管理方式的创新。所以说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要想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就必须要进行管理方式的创新。
二、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驱动力因素
1.企业家
经研究表明, 企业家是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力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的企业家在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中, 不仅要自己对管理进行创新, 还要激励员工进行创新, 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很多企业家都实行家长式的管理方式, 虽然这样的管理方式便于企业家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 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却限制了员工创新思维的发展。员工有新想法却没有一个良好的平台让他们去展示, 这样一来就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此外, 我国企业的创新意识不强, 在企业内部没有形成全员创新的氛围, 这也不利于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所以说企业家是我国企业管理创新中重要的驱动力因素。
2.企业的发展特征
现阶段我国的企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我国企业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如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这就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我国要想改变这一不平衡的现象就必须要进行企业管理的创新, 所以现阶段企业的发展特征成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驱动力。
3.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对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驱动效果非常明显, 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对重新定位的战略进行创新;第二种是在现有的战略指导下对管理创新模式的探索。如对于制造业来说, 战略因素对驱动制造业的管理创新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样制造业要想提高市场竞争力就必须要在站在战略高度上进行管理创新。但是对于农业来说, 现阶段农业发展较为成熟, 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受政策的影响不大, 这就使得各个企业在农业行业中有自己稳定的地位, 所以说战略因素在农业中很难形成管理创新的驱动力。虽然战略因素的驱动力对农业这个发展相对稳定的行业影响不显著, 但是也不能排除在企业战略指导下进行管理创新。
4.政策
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所以国家通过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对制造企业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等的发展和变革进行了宏观调控。对此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因素的驱动力在制造业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政策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进行创新, 这样有利于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5.管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我国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现出来, 首先就要改变原来陈旧的、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方式, 转为精细化的经营管理方式。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许多行业在经营管理上属于粗放型的管理方式, 要想使其转变为精细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首先要做的就是创新管理制度, 所以说管理问题因素是国有服务企业的管理创新的特性驱动因素。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 尽管其管理问题也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企业出现时间较国有企业来说晚一些, 所以在管理体制的创新上有很大的优势, 同时也能够促进企业精细化管理。
三、提高中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力的措施
要想使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力发挥出其更大的作用, 从而促进我国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进行完善:第一, 提高员工的创新意识。管理方式的创新不仅是企业家的事情, 还要全体员工一起努力, 所以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培养, 使其具有进行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 并设置奖励机制, 为员工建立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 鼓励员工进行创新。第二, 完善企业内部结构, 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 使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 制定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对一些发展还不成熟的企业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而对于发展相对稳定的企业并不能放松要求, 而是要在原有管理体制下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进一步创新, 使其更加完善。 第四, 政策对企业管理创新不仅起到促进的作用, 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所以说国家要根据现阶段企业发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来制定出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 同时还要监督一些企业进行管理创新, 并对进行创新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奖励, 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第五, 在管理上要转变陈旧的、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方式, 而是要对其进行创新, 将其转变为精细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总结
对于本文关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驱动力的研究来说, 虽然有一些成就, 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我国与之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相信通过不断的研究, 一定能够找到使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力发挥出其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深圳市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篇4
摘要：文章基于宏观数据统计，采用调整的LMDI因素分解模型，从结构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两大影响因素着手，对2008年-2013年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8年-2011年间，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为技术性因素，但2011年-2013年，结构性因素正逐渐成为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最重要因素了，2008年-2013年结构性因素总体占主导地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和深圳市基础情情，文章就深圳市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碳排放;LMDI;驱动因素;深圳
一、 引言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张，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大气CO2浓度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2015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巴黎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以履行世界上最大排放国的责任。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已作出承诺，力争于2022年达到碳排放峰值。近年来，深圳市的节能减排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单位GDP能耗均已处于全国和全省的较低水平，但深圳市能耗强度持续下降的空间有多大，碳排放是否会持续的增长，2022年达到峰值的约束条件在哪里，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而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深圳市过去影响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做出详细分析。
分析影响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目前较为常见是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该方法其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以及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的一致性、结果的唯一性、易理解等优点。B.W.Ang （2005）比较了不同的指数分解方法，认为LMDI指数分解法是最有效的方法，并对LMDI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指导。Jiao和Qi等（2013）基于LMDI法，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构造情景，预测了中国2020年前的碳排放量，并针对中国的2020年减排目标进行了策略分析。本文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技术性因素包括低碳技术的应用、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和能源供给效率的提升等，基于LMDI法对2008年～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圳市制定碳减排政策、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提供科学参考。
二、 深圳市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分析
1. 深圳市能源消费量分析。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深圳市能源平衡表》以及我国国民经济现行的部门划分体系，按终端用能消费口径，2013年深圳市能源消费总量为4 131万吨标准煤，其中能源消费占比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生活消费3个部门，占比分别为32.31%、21.90%、16.59%。2008年～2013年，深圳市能源消费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历年各部门能源消费量中，能耗最大的部门为制造业，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占比为36%，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1%，生活消费15%，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1%，其他第三产业11%。2013年较2008年相比，能源消费量处于上升趋势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占比21%，其能源消费量累计上升了43%。在处于下降趋势的行业中，制造业虽然年平均能源消费量占36%，但其累计能源消费量却下降了10%。
2. 深圳市碳排放量现状分析。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化石燃料燃烧活动的参考法计算深圳市碳排放。核算范围为深圳市行政边界内能源燃烧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因净调入电力而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根据计算，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总量为8 189万吨CO2，其中碳排放量占比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生活消費3个部门，分别为32.04%、22.77%和16.37%。2008年～2013年，深圳市碳排放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历年各部门碳排放量中，碳排最大的部门为制造业，碳排放量年平均占比为36%，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2%，生活消费14%，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1%，其他第三产业1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由于深圳市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较小，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年均能源消耗量仅占2%。2013年较2008年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碳排放量年平均占比22%，其碳排放量累计上升了43%。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虽然年平均碳排放量36%，但其累计碳排放量下降了13%。
三、 深圳市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
1. 基于调整的LMDI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方法。本文参考Ang等（1998）的方法，利用LMDI从结构性因素及技术性因素两个层面，对影响深圳市2008年～2013年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以上各部门化石能源消费、电力消费数及GDP等数据均取自历年《深圳市能源平衡表》及《深圳市统计年鉴》。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取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调入电碳排放因子（南方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取自国家发改委气候司2013年份发布的《2010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 驱动因素的总体影响分析。GDP增长对碳排放具有线性正向驱动作用，本文重点分析行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单位能耗碳排放指标表征）、制造业内部结构性因素等驱动作用。图1表明， 2011年以来，行业结构、单位能耗碳排放及制造业内部结构等结构性因素正逐步成为重要的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因素。其中，2011年～2013年结构因素占深圳市经济部门碳排放年均减缓量的51%（见图2），年均减缓量249万吨CO2;此外，技术性因素（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占年均减缓量的49%（见图2），年均减缓量237万吨CO2。
由于深圳市终端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这制造业碳排放进行定量分析。
3. 制造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依据2013年深圳市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将深圳市的制造业分为低、中、高能耗三大类。
（1）低、中、高能耗制造业碳排放减缓量比较。2008年至2013年，深圳市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碳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分别累计下降41%、60%及9%（见图3）。由于中、低能耗制造业碳强度下降幅度较大，且合计增加值占制造业的94%，因此两者对制造业碳强度下降的影响最为显著。
（2）制造业内部各驱动因素对深圳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制造业结构因素包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低中高能耗制造业能源结构。2008年～2013年，制造业结构因素对深圳市经济部门碳排放减缓量的累计贡献率为25%，低、中、高能耗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累计贡献率为81%（见图4）。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LMDI法对深圳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2008年～2013年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来源于技术性因素，包括技术和管理等的改进与提升，但2011年后，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重要原因。2008年～2013年总体来看结构性因素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年平均贡献率已超过由技术性因素对减缓深圳市碳排放的年平均贡献率，行业结构、能源结构、制造业内部结构贡献分别达到了28%、12%、11%，相信2013年以后结构性因素也会占主导地位。
2. 制造业结构性因素对深圳市减缓碳排放贡献总体上达到了11%，说明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已经卓有成效。制造业中高中低能耗产业的单位增加值碳排放也在不断下降，显示出制造业节能工作已经取得很好效果。
深圳市为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需要继续重视碳减排的结构性因素，需要大力调整产业机构、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要持续推动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结构“退二进三”，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淘汰制造业中高能耗、低增加值的行业，如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同时深入挖掘以互联网金融等現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深圳市在重视碳减排结构性因素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技术性减排因素，政府要出台要相应的政策规范，加大节能减排的强制性要求和提供适当的财政优惠，刺激引导和要求企业应用节能减排技术，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要大力推动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深圳市碳交易体系，考虑将更多的制造业企业纳入深圳市碳交易体系，完善碳核查和交易体系，达到正向刺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B W ANG， F Q ZHANG， KI-HONG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Energy，1998，23（6）：489-495.
[2] B W ANG. 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Policy，2005，33（7）：867-871.
[3] Jiao J L， Qi Y Y， Cao Q， et al.China's targets for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CO2 emissions by 2020[J].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3，2（2）：176-181.
作者简介：马晓明（1962-），男，汉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金融、碳交易;石达菲（1990-），女，汉族，黑龙江省大庆市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碳交易;蔡羽（1965-）（通讯作者），男，汉族，江苏扬州人，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创新驱动因素 篇5
2014年初的“降价”与“收紧房贷”,触及了房地产市场两根最为敏感的神经。我国房地产走到了一个急需变革与调整的十字路口。德鲁克曾说过:“当今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企业要从中获得生存空间并获得企业价值的实现,不仅要适应经济环境,更应取得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过热过快,房价屡创新高,一致被国内外业界视为“泡沫经济”。但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仍然失衡,政府相继出台不同的调控政策,抑制不合理不理智的投机炒作行为,保障人们的生活需求。房地产的发展空间趋窄、利润空间压缩,房地产商要突破瓶颈,必先创新其商业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商业模式的内在涵义的界定,Henry Chase Brooklyn & Richard Rosenblum等学者(2002)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进行价值创造、价值提供以及价值分配等活动的一种活动框架,维持着企业价值链的良好运行。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可看作是价值链每个环节的改善调整,其中关键在于价值主体。从价值链的主体看,企业获利是合作伙伴、企业、消费者三方面均可获利的价值主张(陈文基,2012);开发商、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构成商业地产价值链中存在的主体(J.R.Kninght,1994;T.H.Paark,1996)。商业模式调整是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增大、巩固、删减,当调整超过一定限度便促成了商业模式的创新(Siggelkow,2002)。
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是从“商业模式是企业能够获得并且保持其收益流的逻辑陈述”(Stewart,2010),向“商业模式是企业与商业伙伴及买方之间价值流、收入流和物流的特定组合”转型(Mahadevan,2001)。在商业模式理论的演进中,其创新也被上升到战略层次,被认为是整合多重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意图的革新及企业内部结构、资源、制度的重新整合(罗珉、周思伟、曾涛,2005)。从不同学者的观点看,商业模式的创新趋向于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创新,表现在企业资源、制度、战略、价值网络等方面的理论发展,整合原有的商业模式概念,提出新的理论视角,形成商业模式的理论体系,帮助企业建立品牌,增加企业价值。
综上所述,商业模式的演进机制是从基本的经营管理层面向深层的价值创造层面过渡的,由此看来,房地产行业原有的模式主要是通过价值活动的整合优化实现经营业务的增长,进而促进企业发展,但是在转型升级中的房地产企业并不能只从经营层面思考,还要有企业价值层面的改革。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利用直观清晰的理论分析,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实施路径展开全面的解释,能有效帮助我国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
2 越秀地产商业模式持续创新的驱动因素
商业模式的组成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范围,其构成要素和创新动力非常复杂。驱动越秀地产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也是复杂的,但是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基于大经济背景考虑政策环境与行业对商业地产企业的影响,再细化到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价值创造的角度研究商业模式的调整。
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分为环境分析、商业模式设计、组织规划和商业模式执行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我们把越秀地产的商业模式创新归结为四个驱动因素企业战略、行业背景、价值链和政策调控。越秀地产在发展和拓展过程中,立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借助整个行业转型的趋势,利用价值链架构调整,并配合政策环境,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2.1 公司战略驱动
2.1.1 本地与外地共同发展
越秀地产驻扎于广州30年,其业务也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2009年越秀地产确定全国化发展的道路,2013年该公司业务已逐步扩展至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中部地区,分布在广州、佛山、中山、江门、烟台、沈阳、青岛、杭州、昆山、武汉、海口、香港等12个主要城市。在越秀地产的发展蓝图里,越秀将继续巩固在广州的地位,以珠三角市场的区域为依托拓展优势,外地项目也持续跟进。
2.1.2 住宅和商业地产共同发展
越秀地产最早的发展起源于纯住宅开发的实业经营,而现在对企业的定位逐步转变为住宅与商业地产的共同经营,克服了单方面经营住宅地产的资金流转困难的问题,能有剩余现金流投资其他的商业地产项目。双轮策略在推进项目开发进度的同时创新原有的商业策略,有针对性满足顾客的需求,多样化发展。
2.2 行业整体商业模式转型驱动
地产业的经营分为融资、建设及销售三大部分。传统的地产经营方式是依靠银行借贷和房地产商原有资本得到初始启动款,预售和正式销售收回投资,再投资到下一个房地产项目,并把更多的关注点投入在销售上。但是当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渐趋成熟、企业间竞争愈演愈烈时,原有的商业模式也显得僵化,无法带来持久的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发展优势。房地产的商业模式在国外以类型定义,共分为四个阶段,最初表现为经济类,随后是经营类,再者是战略类,最后演变为整合类。从商业模式类型的理论来理解,中国房地产企业正处于经济类向经营战略类转型时期。从国内房地产市场来思考商业模式的转型,奥林匹克花园集团创新的“地产+体育”模式,万达集团创新的“地产+商业”模式,都在一次又一次提醒着我国房地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世界的生存法则永远是随大势前进,不革新则无优势,越秀地产当然也要把握形势,夺取市场份额,形成战略优势。
越秀地产成为行业商业模式转型浪潮的受惠者。中国房地产在进入21世纪的短短十来年里,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转型,从最初的寥寥可数的房地产企业建立,购房者初步涉猎,到房地产企业初具商业模式的框架,再到房地产根据市场形势需要调整企业内部的商业模式架构,寻找新的发展点。越秀地产作为最早建立的房地产企业之一,跟上行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对商业模式革新,享受最大便利和优惠。
2.3 价值链驱动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质上是循环的价值链条,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企业的竞争,贯穿在整个价值链的竞争,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在传统的地产商业模式中,资金短缺及投资回报慢成为企业进行价值再创造的阻碍因素,而资金链条在政策收紧且竞争激烈的行业现状下显得更为紧张。越秀地产基于价值活动创造考虑,对原有的商业模式创新。
2.4 政策调控驱动
房地产业发展初期,基本上价格节节上涨,楼市一片飘红。但是随着盲目投资者的增多及社会舆论压力的增大,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业的政策不断收紧,从2010年的“国十条”到2013年的“国五条”,限购令、试行房产税、房贷设限等系列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政府调控目标也从保持市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到防止房价过快增长,最后归结为“房价合理回归”,希望从根本调整地产业结构、平衡供需市场。越秀地产置身其中,生存和利润空间压缩,适应政策,调整商业模式进而有所革新,无疑是最佳选择。
政策调节下企业要善于了解顾客群体,对原有商业模式进行调整。国家对房贷收紧的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最早发展时期占尽先机的房地产企业失去优势,但是观察居民购买力和顾客对房子的需求,顾客群体对住宅房产仍有较大的需求。虽然国家的政策抑制了商业地产的盲目发展和占用住宅用地,但是群体对房子的需求缺口仍需要房地产企业有稳定的房源供求,越秀地产把握住这点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调整,改变原有营运模式,准确定位产品的未来走向和销售市场,创造新的公司价值,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3 越秀地产商业模式创新实施路径:地产开发与资本运作“双剑合璧”
越秀地产能够在目前经营环境中实现短时间扩张,维持稳定的收益流,产生协同效应,提高营运效率并合理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就意味着越秀地产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卓有成效的。如图2所示,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通常遵循价值活动识别、价值活动重新组合、整体全体利益方的关系、有效性评估与检验的四个流程(高闯、关鑫,2006)。具体看来,越秀地产主要是对价值活动的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地产开发+资本运作+金融”的商业模式,完善价值链条的构筑。越秀地产专注于地产业务拓展,多项目发展、商业和住宅地产共同发展,建立起具有越秀特色的业务优势,利用REITs金融对越秀地产原有的项目进行整合和统筹,协调各方的利益,用信托保障基金持有者的利益,越秀房托管理公司为房托基金提供专业的管理意见和决定的风险测评。此后,相关的经济数据对越秀地产商业模式的创新做出反馈,企业价值链结构很好地阐述了越秀地产在过去5年的发展。
3.1 地产开发
越秀地产是越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核心业务集中于广州市场,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计划可分为三大部分,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齐头并进,启动双轮模式。
3.1.1 业务模式拓展——多地产项目开发
传统地产企业的发展通常将目标集中于某一项目,大量的资金投入项目中,品牌建立的过程长,而且容易发生资金链断裂。越秀地产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并上市,与其制定的战略是密切相关的。越秀地产以广州为大本营,向周边城市和地区逐步拓展,原有的地区顾客群全国化,市场版图大规模扩张。横向上,越秀地产拓宽自身业务的广度,有目的有意识地在四大地区深耕,项目在广州占42.9%,珠三角地区(除广州外)占15.8%,环渤海地区占17.5%,长三角地区占13.8%,而剩下的8.8%分布在中部地区;纵向上,越秀地产也拓宽了业务的深度,不仅是专注于将原有的住宅地产业务做好,而且注重顾客需求,结合企业产品的优势,提供不同的住宅项目,有一般家庭住宅,也有酒店公寓。越秀地产发展战略的双向发展在考虑到客户的需求上,拓展国内的商业版图,加强品牌建设。越秀地产对自我进行区域定位,确定企业业务范围,明确目标客户,确定提供给目标客户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实现客户价值增值的具体价值内容。
3.1.2 经营模式的改进——住宅和商业地产共进取
越秀地产原本以住宅地产单向发展,但是在金融危机和政府对房贷日益收紧的经济环境下,单一发展住宅地产在销售情况不如预期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运转会面临困境,投资资本难以在短期收回,导致新的地产项目阻滞。越秀地产现在选择的是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共同开发,用商业地产的投资资金可以快速回笼的优势,弥补住宅地产资金回收慢的不足。同时,越秀地产对商业地产开发的形式多样化,有城市综合体、零售商场、主题商城、写字楼及酒店公寓,多样化的商业地产发展更能带动消费者对住宅地产的销售。两者的结合,能维持日常稳定的现金流,降低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合作伙伴价值、顾客价值、股东价值作为企业价值网络的三大主体,越秀地产在实现顾客价值上,利用多元化的地产开发项目拓展了股东利益,而且与商业地产的合作租赁伙伴创造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从长远来看,多元的经营模式,帮助越秀地产在实质上铸造了企业的硬实力。
3.2 资本运作与金融并行
商业模式创新不是单一端口的革新,在完整的价值链条上每一主体的革新都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实现,越秀地产的资本运作就在投资者上寻找到价值链最佳衔接点。在另一角度看来,加入金融创新元素的商业经营解决了政策调控带来的资金流转问题,也为企业提供了现金流开展新业务。
3.2.1 金融模式的创新——私募基金的运用
商业地产的资金投入是企业营运资金最主要的投入,但是资金回笼却是长时间回报。越秀地产为解决资金链条,让基金成为越秀地产资金融通的核心。越秀地产利用一部分已经上市的基金和私募基金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收购和持有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另外一部分基金则用于商用物业的投资。引入私募基金,基金孵化器的作用很好帮助了越秀地产的市值维持在稳定的价格;对于商用物业,私募基金收购后进行经营管理,再出售给上市基金后赚取升值利润。整个资本运作过程通过私募基金、上市基金的参股控股实现资本控制的同时,控制财务风险,并得到稳定收益。
越秀地产私募基金的运用,具体是由越秀房托基金完成资产收购,越秀房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者对此进行管理服务,香港公众、越秀集团和机构投资者作为基金单位的持有者对基金公司投资并享受分红,并委托汇丰银行作为信托人负责监督基金的日常运作和投资活动。如图3所示,私募基金利用基金公司维持越秀地产保证住宅地产的开发前中后期的资金支持,信托模式为商业产置入资金,形成金融业务之间对接,优化价值网络。
3.2.2 金融业务的深化——信托形式的拓展
信托形式的引入为私募基金提供了资金支持,有效利用了公众投资,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越秀地产将成熟物业注入REITs,将经营业务模式与金融业务整合,检验了新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越秀商业地产模式的优势在于,将已有的优质商业项目从地产注入REITs,而本已在地产市场上实现证券化的商业地产项目再次证券化,资本市场使商业项目的开发速度和资金流转速度加快。越秀地产将融资、资金平衡和价值增值三者的优势结合,建立起独特的商业地产经营模式和商业地产品牌。而越秀地产和越秀基金的这一组合也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组合常态化的互动模式。
越秀地产资本运作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私募基金和REITs易于完全投资和退出,解决开发商和经营者的资金链问题,融通地产开发和金融;二是兼并收购和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寻找产品的模块化为快速扩张提供保障。越秀地产在2012年7月已达成估值153.7亿元的西塔REITs计划,将IFC注入到房托基金中,建立商业地产平台,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蓝图。
越秀地产的“地产开发+资本运作+金融”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只售不租”经营方式,“零售+租赁”形成的长期投资可以带来商业地产的增值,使商业地产项目得以持续经营,越秀模式的“金融”因素房地产证券化使项目得到资金源,金融租赁延长负债期,项目和基金也可以在资本保值或增值基础上合理的退出。此外,租赁是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利用租金收入稳定的收益流给经营商带来最佳的顾客价值,为价值链中投资者和顾客的共同利益提供了新的连接点,合作伙伴、顾客和股东三者的利益更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新商业模式的优势辐射到各个价值群体,完成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第三个步骤——整合全体利益方关系。
4 越秀地产商业模式创新的经济回报
商业模式创新及重构的后续效应短期内难以显现,但是通过分析越秀地产近几年绩效变化,可窥见其未来业绩的动态变化趋向。
4.1 盈利能力分析——来自杜邦分析的验证
通过杜邦指标来进一步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9年到2011年,由于政府救市政策的连锁反应,房地产整体市场持续回升,越秀地产经营利润率稳定上升;但到了2011年后,国家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失衡状态,抑制过度增长的房价,越秀地产的总资产报酬率出现拐点,呈现下降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与总资产收益率走势相同。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越秀地产的盈利指标有所下降,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在越秀地产的商业模式的改革和调整接近中期时,各项目共同运作,越秀地产的盈利能力未来会上升。
4.2 发展能力分析——越秀地产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从表2看出,越秀地产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呈波状变动,在2009年和2011年维持在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在2010年和2012年则急剧下降;净利润增加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致,在国家调控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的销售利润明显受到影响,但是越秀地产在2011年446%的净利润增长率看似不寻常,2012年变为负数,其实是2011年超额完成销售任务,实现102.72亿元的总收入,使权益持有人所占盈利大幅增长,2012年西塔REITs计划、杭州购地和青岛投资计划的扩张,带来的利润负增长,但项目的可行性表明越秀企业在利润增长上存在很大的上浮空间;总资产增长率从2009年到2010年上半年都保持较快的增长,而从2011年到2012年总资产增长率则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向平稳,表明越秀地产始终贯彻要建设百年企业的宗旨,各业务共同发展。整体而言,越秀地产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4.3 偿债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得到了提高
从表3偿债能力角度分析,越秀地产20092012年流动比率逐年上升,流动比率越高,说明企业的流动性越强,流动负债的安全程度越高,短期债权人到期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速动比率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下降,并在2011年下降到了最低点,说明越秀地产的现金流流转困难,2012年得到回升,说明资金链的状况得到好转;资产负债率越低,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越强,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越高。2009年至2012年资产负债率虽然在2010年和2011年有所上升,但是变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并在2012年数值下降,说明越秀地产的资产不良率控制良好;负债权益比率反映的是对负债资本的保障程度,越秀集团2009年至2012年负债权益比率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并在2012年下降,越秀地产对债务的偿还能力明显增强。
综上分析可知,从越秀地产的发展历程发现,其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态势,在市场下行时,剔除资产中的不良率,偿债能力则显著增强,越秀地产各种数据逐渐趋向标准范畴,其实是与越秀地产本身从2009年宣布对原有商业模式进行改革相关,在经过接近5年的业务调整和新的商业模式与企业自身的磨合期后,从盈利模式、发展模式、偿债模式大起大落的变幅时期逐渐过渡到平稳期。
5 结论和启示
5.1 结论
从战略、行业、价值链和政策的视角来探讨越秀地产商业模式创新。越秀地产业务的拓展,突破了房地产企业在过去发展单一的缺点,利用多元化项目扩大市场,有住宅地产,也有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和维多利亚项目等商业地产的注入,成熟的地产业务注入,使得越秀地产的发展项目找到稳定的租赁方。其业务的发展还注重多地区的共同发展,从建设驻扎地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区辐射,增加越秀地产品牌的价值。同时,越秀地产以地产与资本间的互助链条拓宽融资渠道并实现企业长远发展实现金融业务的创新,房地产项目的成功开发可以为金融业务提供可靠的回报保障,维持金融资本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金融业务可以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提供强大的资金后盾,保障项目开发资金链的稳定顺畅。这种商业模式创新不仅分享升值利润,还能分享长期稳定现金流。越秀地产通过“开发经营金融”的组合拳,实现二次证券化,产生“有效变现、控股持有、基金配置”的资本集聚效应。
战略、行业、价值链和政策四个因素驱动越秀地产发展,通过地产开发和资本运作并行,形成了越秀特色——“四轮驱动、双剑合璧”,实现了融资平台、现金流平台和成功商业模式有效结合。越秀地产既做开发商,又做运营商;既是管理者,又是投资者。地产开发、资本运作与金融三者的合理运用,帮助越秀地产建立了合作伙伴、企业、顾客的稳定价值链条。实现项目的持久稳定运营和资产再升级,在创造自身价值的时候,合作伙伴和顾客两者的价值也得到保障和提升。
5.2 启示
从越秀地产商业模式创新的案例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建立稳定的资金链。中国房地产企业可借越秀地产商业模式创新途径,将地产开发和资本运作相结合,形成在资本市场完整的投资和退出流程,结合原有核心资源创新融资手段,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创造稳定的现金流,解决资金链条的缺口问题,控制企业风险。
其二,拓展公司业务。企业建立单一业务,可以在行业中占有稳定的份额,但是存在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控制未知。巩固原有产业,根据价值网络创新并衍生相关产业,注重业务的多元化,增加市场份额,创企业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之路。
其三,定位企业战略。契合企业未来发展的企业战略,加快企业的发展进程,建立企业的独特文化,推动商业模式根据市场进行调整。构建合适的战略和匹配企业的文化,注入新基因,使企业基业长青。
创新驱动因素 篇6
资源型产业, 简单来说是指以资源的开采与粗加工为主的产业。这种产业最大的特点是其产品生产的时限性, 即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 随着开采时间的不断增加, 开采力度的不断加大, 资源总是有枯竭的一天, 产业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资源型产业必须进行产业转型以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资源型产业转型的模式不尽相同, 不同模式下产业转型的驱动因素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 促使各模式下产业转型的技术创新的因素也是不尽相同的。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含量低, 阻碍着经济的良性发展, 因此, 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我区资源型产业的科技含量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的现状, 总结提炼出影响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技术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包括了以下几个, 首先是外部的印象因素, 由技术推动力、市场推动力、政府推动力三个方面构成;内部的影响因素, 由利润驱动力与企业家的创新意识构成, 下面进行详细论述。
二、内蒙古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外部驱动因素
(一) 技术推动力
首先, 内蒙古地处我国西北部, 不属于发达地区, 资源型产业在技术能力方面严重不足, 或是水平低下, 或是纯粹依靠引进, 所生产的资源型产品要么附加值低, 要么所获得利润多数被技术方获得。技术落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严重制约着资源型产业的发展, 我区资源型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应注重技术创新的作用,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以技术来带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正处于成长期, 资源储量充沛, 此时的产业转型应利用好所占有的资源与基础设施, 产业转型的方向应以发展接续产业为主。具体方向包括:第一, 带动中下游产业。主导产业的中下游产业是绝大多数资源型产业发展的方向, 其主要做法是利用主导产业的优势, 改变产品结构, 带动中下游产业。如鄂尔多斯市是煤城, 主要以开采与粗加工为主, 发展中下游产业如发展煤制油, 实行以煤发电等, 进而对油品进行深加工等。再如包头的稀土产业, 包头钢铁厂只进行开采与粗加工, 粗加工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若发展中下游产业, 对稀土进行深、精加工, 由此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有几倍、十倍的增加, 当然, 这同样需要技术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进行煤制油、对油品的深加工或是稀土的精加工都需要技术的支持, 技术创新都是必须的。第二, 发展相关产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不少资源型企业集聚了一定的产业优势, 若能以此为基础, 发展相关产业, 同样也会大有作为。对鄂尔多斯来说, 可以煤化工、纺织和建筑业为主导, 形成产业优势链;依托煤电优势, 优先发展煤化工和精细化工, 大力发展冶金、建材和食品业;将原有的、单一的开采生产设备, 向环保产业转移,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可以看出, 发展煤化工、精细化工、冶金都需要技术支持, 只有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才可以充分发挥相关产业的优势, 因此, 技术创新是势在必行。第三, 培育新兴产业。依靠技术创新, 科技进步, 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在产业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 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进行培育, 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与资金优势, 发展石油化学品的生产或精密仪器的生产, 均可为产业带来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想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进行产业转型。结合我区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现状, 转型应以发展接续产业为主, 具体方向为发展中下游产业, 发展相关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等。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 无论是哪一个方向都需要技术的支持, 没有技术的支持, 产品在市场中就不会具有竞争优势, 所以, 技术创新是我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内容。
(二) 市场推动力
市场推动力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市场需求拉动力。内蒙古地形狭长, 东西蜿蜒2500公里, 东部与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接壤, 南部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北京、天津、河北相邻。除了黑龙江以外, 上述几个省市的煤炭供应都是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未来东北三省和京津地区的本地能源生产增长潜力非常有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所增加的能源消费将主要依靠从外部输入。内蒙古作为煤炭输出地区, 具有距离上述地区能源市场最近的优越地理位置。“十五”以来, 内蒙古净调出煤炭资源量 (净调出量=原煤生产量+年初年末库存差额-原煤消费量) 由2522万t增加到16510万t。煤炭资源对外贡献度 (对外贡献度=煤炭净调出量/原煤生产总量×100%) 由2001年的30.9%增加到2007年的46.6%。在此期间, 2005年内蒙古煤炭的对外贡献度达48%的历史最高值。未来一定时期内, 因国家将内蒙古定位为中国重要煤炭供应基地, 且根据原煤生产量和原煤消费量的递增速率变化趋势, 内蒙古原煤净调出量仍将增加, 预计对外贡献度仍将继续维持在40%以上。数据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2002--2011)
随着经济的发展, 能源的需求数量将会不断加大, 对能源的质量要求也将会不断的增高, 要求内蒙古资源型产业在产品数量与质量上不断提高。因此, 技术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我区生产水平与产品的质量。由此可见, 市场需求是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
第二, 市场压力推动力。内蒙古在煤炭产品产量、煤炭开采、洗选业及火力发电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但是通过横向的比较即与山西、陕西等省比较这些优势有增速减缓或下降的趋势, 可见, 市场对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所带来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技术创新。
市场推动力是内蒙古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与市场所形成的竞争压力都会促使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三) 政府推动力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机构, 对自主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内蒙古政府为推动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支持其技术创新, 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继出台的《关于承接产业转移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工业体系的指导意见 (内政发[2011]5号) 》、《关于贯彻落实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意见》、《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台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等, 为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为发展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良好的政策可以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保障、降低风险并鼓励创新行为。
二、内蒙古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内部推动力
(一) 利润推动力
近年来,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的整体盈利水平不断提高, 行业的整体业绩在向好的一方发展, 对我区的GDP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众所周知, 资源型产业是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的, 而自然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由于沿袭着粗放式的开发利用模式, 多数较好的资源先期被粗放开采, 导致一些资源存量锐减, 开采难度大, 开采成本增加, 有些资源的优势地位已受到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电解铝和铁合金为主的高能耗原料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大量的资源被低附加值的资源型产品所耗用, 增加了我区资源供给压力, 削弱了资源优势。同时受经营理念和技术装备的限制, 西部的资源综合利用率低, 致使本来就不算充裕的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短缺。与此相伴, 我区资源型产业是以转移价值为主要途径来获取利润的。然而,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知识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的加大带来的经济形态和市场形态的变化。资源占用的优势不再是企业获取利润、参与市场竞争的砝码, 利用自然资源的占有所形成的利润正在削弱, 短期内虽然可以保持利润的占有, 但是长期内是不可维持的。
资源储量是有限度的, 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为了在资源枯竭的那一天, 内蒙古的资源型产业仍然可以持续盈利, 可以欣欣向荣生存, 在整个产业处于稳定期时就应该以技术创新为手段进行产业转型, 发展高技术化产业。只有这样, 我区资源型产业才可以可持续发展, 才可以获得长期的利润。
以煤炭资源为例。先来看一下2011年内蒙古煤炭资源的各类价格:上半年, 全区煤炭坑口价格延续2010年趋势, 与2010年12月份保持一致, 西部地区动力煤平均价格为320元/吨左右, 东部地区为180元/吨左右。进入6月份后, 全区开展了煤炭生产秩序整顿, 煤炭价格略有上涨, 西部地区动力煤平均价格达到340元/吨, 上涨20元;东部地区达到200元/吨, 上涨20元。进入12月份, 受国家实施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政策影响, 西部地区动力煤回调至320元/吨左右, 环比下降20元, 与年初一致;东部地区保持在200元/吨左右。西部地区焦煤坑口平均价格保持在450元/吨左右, 进入11月份达到480元, 上涨30元。乌海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平均价格保持在1675元水平上。阿拉善盟无烟原煤1—7月坑口价格保持600元水平, 进入8月份上涨100元, 维持在700元/吨左右。可以看到, 我区西部动力煤平均价格为300元左右, 而东部价格为200元左右。以此相比, 可以看一下优质动力煤的价格。去年底, 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政策, 要求煤炭和电力企业保证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今年一季度, 秦皇岛港市场煤炭价格总体平稳, 略有下降, 优质动力煤价格达到770元/吨左右。3月下旬, 大秦铁路开始检修, 煤炭运输受到一定影响, 加之煤炭需求增加,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出现较大反弹, 后期直线上扬。到10月26日优质动力煤价格达到860元/吨左右, 创年内最高价格, 较年初上涨75元, 同比上涨120元。进入12月份, 受国家实施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政策和秦皇岛煤炭库存保持高位影响, 优质动力煤价格降到820元/吨左右。从中可以发现, 普通动力煤与优质动力煤的价格相差了近3倍。因此, 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
(二) 企业家的创新意识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中, 以神华煤制油项目为例, 是企业家创新意识的典型代表。以神华集团为主的一批煤炭企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并以吸收消化的方式取得自主创新成功。神华集团通过与世界上唯一拥有煤制油液化装置的南非沙索 (SASOL) 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共同开发在中国的煤制油工业化生产装置。双方合作的基础是神华集团拥有国内进行煤制油开发的优质煤炭资源, 同时在煤炭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已经获得国家240亿元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而南非沙索公司则拥有先进的技术, 希望通过以技术入股方式进入中国煤制油市场。双方合作很快推动了煤制油技术在中国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目前神华集团已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煤制油直接液化生产技术。神华集团煤制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与其同山西煤化所等单位合作紧密相关, 他们拥有7家包括煤炭企业、研发机构和化工企业在内的煤制油产业联盟。迄今为止, 神华集团每年用煤量970万吨, 可生产各种油品320万吨, 其中柴油215万吨、液化气31万吨。主要产品有石脑油、液化气、柴油3种, 为神华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由此可见, 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技术观念的创新者、技术手段创新的投资者、技术创新成果的采用和推广者、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创新愿望和创新倾向是否强烈对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企业家的创新愿望和倾向与他们的产生机制密切相关。企业家通过权力、感召力和创新精神, 培育和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氛围, 通过自己卓越的管理才能, 创造性地运用企业资源开拓商品市场, 组织和管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三、总结
创新驱动因素 篇7
1 相关研究回顾
最早提出创新驱动这个概念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 《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他认为创新驱动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一些学者也从各自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来武[2]从经济发展的本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三方面阐述了我国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的必然性; 任保平[3]等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 马克[4]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是 “四个着力”的必然选择和 “五个更多依靠”的重要保障,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化和相互促进,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不断完善和相互作用,也必然成为 “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和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源泉。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评价指标,洪银兴[5]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评价标准有五种,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发投入标准,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环节。刘焕[6]等构建了省级政府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监测评估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创新能力、创新资源、协同创新、区域创新体系和治理绩效。
本文在求解全要素生产率时,以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 GDP) 作为产出变量,以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额、专利授权量、研究与开发机构人员数量、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四个指标作为投入变量,以便充分体现出创新驱动以投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 用Tobit模型分析创新驱动的影响因素时,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从而达到深层次剖析创新驱动影响因子的效果。
2 Malmquist指数测度区域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2.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 GDP) 作为产出变量。创新驱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资源禀赋,研究经费、人员和机构是实现创新驱动的最主要条件,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专利授权量来体现创新能力( Krammer[7]; 白俊红[8]; 李习保[9],李蕊和巩师恩[10]) 。本文借鉴他们的做法,选取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额、专利授权量、研究与开发机构人员数量、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四个指标作为投入变量。在我国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三种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原创性程度和技术含量明显高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创新成果。为使专利授权量更好地衡量出我国创新能力的实际水平,本文借鉴白俊红[11]的处理办法,即依据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对创新贡献的大小,分别赋予0. 5、0. 3 和0. 2 的权重,并用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专利考核指标数据。
本文的样本数据统计区间为1997—2013 年,共计17 年,可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由于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五个省份缺少部分数据统计,本文选取了其他29 个省份作为基本评价单元( DUM) ,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2. 2 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最早由卡维斯等( Caves,et al. )[12]提出,在弗雷等( Fare,et al[13]) 给出这个理论的非线性规划模型之后被广泛用于行业部门效率测评。它是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分解的非参数模型,通过距离函数的比率来求解投入产出效率,该方法的原理如下:
其中,xit,xit+ 1分别表示第i个地区在t和t + 1期的投入向量; yit,yit+ 1分别表示在i地区t和t + 1期的产出向量; Malmquist指数涉及两个以t为时期的单期距离函数Dit( xit,yit) 、Dit( xit+ 1,yit+ 1) 和两个分别以t + 1 和t为时期的跨期距离函数Dit+ 1( xit+ 1,yit+ 1) 、Dit( xit+ 1,yit+ 1) ; 同时Malmquist指数( 2) 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的乘积,所以上式可以改写成:
式( 2) 用来表示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的分离,EC代表了t和t + 1 时期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称为 “水平效应” 或 “追赶效应”,它度量了从t期到t + 1 期每个决策单元到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当EC > 1 时,说明决策单元的生产更接近生产前沿面,即相对技术效率有所提高。TC代表技术进步变化,即两个时期内生产前沿面的移动,称为“增长效应”或 “前沿面移动效应”,当TC > 1 时,说明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或者向上移动,即发生了技术进步。
式( 3) 简化了式( 2) 和式( 1) 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指出了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形和假设,并且进一步把技术效率变化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注脚表示变动规模报酬下的情况;注脚表示固定报酬下的情况,那么第一项是指在变动规模下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是规模效率变化,第三项与式( 2) 同,表示技术效率。Malmquist指数方法可以用多种投入与产出变量进行效率分析,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以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把生产率变化原因分为技术效率与技术效率变化,并进一步把技术效率变化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找到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变化的贡献程度。
2. 3 Malmquist指数求解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我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的变化,本文通过deap2. 1 软件求解得到所有评价单元在各个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 ( Malmquist指数得到的效率值大于1 表示效率增大,等于1 表示效率不变,小于1 表示效率减小) 具体分析如下:
注:Effch表示技术效率变化;Techch表示技术变化;Pech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Sech表示规模效率变化;Tfpch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作Malmquist指数(MPI)。1997年作为基期,各项效率值均以1.0表示。
我国创新驱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1. 123,大于1 的年份占88. 24% ,这说明我国创新驱动效率整体上趋于上升,2007—2011 年全要素生产率连续高于1. 1,为高有效增长,这得益于我国政府和各大型企业创新驱动意识的增强。从图4 来看,我国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1—2002 年呈现倒 “V”型剧烈增长,在1998—1999 年呈现 “U”下降,其他年份上下变化相对平缓。分解Malmquist指数后,我们发现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变化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所需技术在不断进步,投入在不断地增加。其中技术进步效率在2001—2002 年呈现倒 “V”型剧烈增长,而在2003—2004 年和2010—2011 年呈倒 “U ” 型增长,在1998—1999 年呈现 “U”下降,其他年份上下变化相对平缓; 技术效率在2010—2011 年呈 “U”下降,其他年份上下变化相对平缓。分解技术效率变化后,我们发现技术效率变化主要源于规模效率的变化,这说明我国纯技术效率增长速度缓慢,而由于政府和各大企业的重视,创新驱动的规模效率在不断增大,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道路上需要培养更多的高技术人才,不断创新技术,高效利用投入资源。其中规模效率在2010—2011 年呈现 “U”下降,其他年份上下变化相对平缓; 纯技术效率在所研究的样本区间内上下变化相对平缓。
注:Effch表示技术效率变化;Techch表示技术变化;Pech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Sech表示规模效率变化;Tfpch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作Malmquist指数(MPI)。
从各省具体情况来看,根据我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的差异性,我们将把各省创新驱动效率分为三种类型,即高有效增长型、有效增长型和低无效增长型,从表3 分析可知,我国共有21 个省份的创新驱动效率在1997 年—2013 年处于高有效增长,占72. 4% ,其中8 个为东部省份,6 个为中部省份,7个位西部省份,这说明我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增长趋势明显。区域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0 个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宁夏、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福建,这表明发达的工业、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都有益于创新驱动效率的提高。依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本文进一步将TFP变动分解成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技术人才稀缺,技术效率需要不断提高,又将技术效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技术效率的变化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变化影响的占41. 4% ,这说明我国部分省份创新驱动的纯技术效率需要依靠技术改革得到进一步提高,也有部分省份规模效率需要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提高。
3 Tobit方法分析区域创新驱动效率的影响因素
为了分析出其他一些决策单元不可控制的影响因素,我们对问题进行回归分析,当用全要素效率得分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时,需要面临效率得分小于等于0 和大于1 时的数据截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的估计结果为有偏且不一致。为了避免OLS估计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也就是Tobit模型来进行无偏估计。
3.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Malquist指数方法求解得到的省际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作为Tobit回归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以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升级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Tobit回归分析中的解释变量。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科学性,我们以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额、GDP总额增长速度、进出口总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校在校生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衡量上述一级指标。( 详见表4 中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的样本数据统计区间为1997—2013年,计17 年,可以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由于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宁夏、青海、海南八个省份缺少部分数据统计,因此本文选取了其他26 个省份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3. 2 Tobit模型研究
Tobit模型由詹姆斯·托宾( Tobin)[14]提出,该模型是针对部分连续分布或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所提出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模型,能解决受限或截断因变量的模型构建问题,是一种因变量受到限制的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 Yi为被解释变量,即全要素生产率; Xi为解释变量,即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等指标组成的矩阵; βT为要求的参数变量;ε 为随机误差向量。
3. 3 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2. 0 软件中对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计算结果详见表4。
注: ***、**、*代表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LR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此处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括号内为TOBIT模型求解得到的t值。
根据表4 创新驱动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中国省际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科技投入额( Ingf) 、经济发展水平( ecl) 、对外开放程度( Inod)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 ui)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edl) 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下:
通过分析上述模型结果,本文发现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对中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均对创新驱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分别在5% 、10% 、5%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了检验上述显著性结论,本文以创新驱动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再次用Stata12. 0 软件做了一次Tobit回归,发现四个变量对创新驱动效率的影响的显著性均比较高( 详见表4) 。这说明本文选取的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四个变量对创新驱动效率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具体结果从大到小为: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每提高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64 9% ; 政府科技投入额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23 3% ; 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17 3%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150% 。这说明可以通过增加政府科技投入额,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升级,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驱动效率的提高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程度这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只能起到方向性作用,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驱动效率影响的效果不明显。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求解Malmquist指数得出以下结论: 从时间角度分析,中国创新驱动效率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在2001—2002 年出现增长高峰期,其他年份总体增长平稳,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变化的增长,技术效率变化主要源于规模效率的变化,整体上中国技术发展仍然比较滞后; 从区域角度分析,中国72. 4% 的省份的创新驱动效率在1997 年—2013年处于高有效增长,创新驱动效率增长趋势明显,发达的工业、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都有益于创新驱动效率的提高。
本文分析中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四个变量对创新驱动效率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具体结果从大到小为: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每提高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64 9% ; 政府科技投入额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23 3% ; 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17 3%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上升1% ,创新驱动效率提高0. 0150% 。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对中国省际创新驱动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针对创新驱动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直指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症结。政府应鼓励产业升级优化,给予相应的政策扶助,使新兴的、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具生产力的产业和企业不断替代传统效率不断下降、失去活力的产业和企业。
第二,加大政府科技资金投入,补充创新投入的不足。技术创新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事业,而一旦技术创新研发成功,往往会带来巨大经济价值。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主体协同格局前提下,加大政府科技资金投入不但可以消解技术创新发展中的资金阻滞,又有助于引导企业或单位技术创新意识,从而提高我国创新驱动效率,促进经济快速而稳健的发展。
第三,重视高等教育,培养更多 “高、精、专”技术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20世纪60 年代明确指出, “人力资本的净收益高于物质资本”。高等教育是培养和造就大量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创新型区域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培养出更多 “高、精、专” 技术人才,才能通过不断的技术改革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我国创新驱动效率。
摘要：基于1997—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Tobit方法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省际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经济环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整体上中国区域创新驱动效率处于上升趋势,规模效率较高,技术效率偏低;2区域创新驱动效率增长速度与经济水平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增长最快的8个省分别是广东、宁夏、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福建;3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驱动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政府科技投入额、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程度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创新驱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它们每提高1%,创新驱动效率分别提高0.0649%、0.0233%、0.0173%、0.015%。基于此,提出提高中国区域创新驱动效率的建议。
创新驱动因素 篇8
1. 加强“驱动创新”的导向引领
科技规划和科技投入是政府驱动创新的“牛鼻子”。针对我国财政体制省管县后, 部分县 (市、区) 缺乏地方科技发展计划体系的现状, 依据科技发展计划具有前瞻性、引导性和突破性的特点, 要优化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结构, 不仅要注重结果奖励, 更要重视过程激励和事前引导。因此, 要将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生根, 各县 (市、区) 必须要建立与国家和省科技发展计划体系相适应、相配套、相衔接的地方科技发展计划体系, 通过每年发布地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指南, 引领企业走研发投入———科技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同时, 还要建立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 完善财政配套奖励政策、优惠措施, 保证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向创新型企业聚集, 引导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1) 引导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科技投入包括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产业化投入和技改投入。因部分县 (市、区) 经济总量不大, 县 (市、区) 政府只顾眼前利益, 普遍偏重技改扩能, 对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投入明显偏少, 甚至没有。因此, 部分县 (市、区) 党委、政府必须转变观念,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切实加大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投入, 分担企业科技创新的风险, 通过设立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与自主开发、科技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科技计划;通过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科技政策, 做到应减则减、应免则免;通过制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研发机构建设达标等地方奖励政策, 促进企业开展自主研发、联合攻关、委托开发, 接受技术转让、购买专利权和专利实施许可权, 引进国际一流装备及技术, 以及建立并完善研发机构的费用、引进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费用, 多途径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2) 引导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
要充分发挥科技发展计划的导向作用, 通过发布地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指南, 引导企业申报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组织开展科技攻关, 突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在一些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进一步做强主导产业、做大特色产业、做优新兴产业, 努力形成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态势;同时, 要培育出一支能开展技术攻关解决难题的科技人才队伍, 助推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要组织对具有突破性创新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及创新型骨干企业申报国家、省科技发展专项计划, 并主动匹配地方财政资金, 促进其实现重大技术瓶颈突破, 从而成为省级乃至国家级创新企业。
(3) 引导企业成为技术产出的主体。
技术产出包括知识产权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科技成果, 其中申请专利数量、获得授权专利数量是国际通行的衡量企业技术产出的主要指标, 也是国际通行的衡量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因此, 要对企业申请受理专利、获得授权专利, 以及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省高新技术产品、科学技术奖项目给予财政补助奖励, 促进企业形成以专利为主要内容的科技积累。
2. 推进“驱动创新”的要素集聚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对馈乏的县 (市、区) , 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真诚感人的合作精神, 把深化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作为集聚科技创新资源、驱动创新的“总抓手”。要以举办科技成果交易会, 两院院士、海内外专家地方行, 企业家高校院所行、海外行等活动为重点, 全面推动产学研小分队密集行动;以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 院士工作站、企业研究院为重点, 全面推进园区公共研发机构和企业研发平台建设;以重大技术成交额项目为重点, 全面推进高校院所科技资源向创新型企业集聚。
(1) 加快园区创新资源集聚。
园区产业研究院工程化技术水平的高低, 决定着区域产业的发展档次。因此, 县 (市、区) 都要根据自身产业的特点, 进一步细分产业, 通过各种人脉资源, 引进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学科研发团队, 共建公共研发中心或产业研究院。这种基于地方产业背景建立的公共研发机构, 不同于高校院所的研发机构, 它侧重于工程化研发、成果转化研发, 它为园区产业链企业服务、对企业开放, 它注重协同创新、集成创新, 强调同频共振、合力共赢, 它依靠横向课题实现自身发展, 同时也承担纵向课题, 还孵化科技型企业。因此, 各专业园区都要通过细分产业, 引进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高水平专业研发团队, 集聚公共研发机构。
(2) 加快产业链创新资源集聚。
根据我市细分产业链多数不完整、且多处低端的现状,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科技招商和全链条科技孵化, 按照“招大、培强、选优”和“产业链协同创新”的要求, 进一步明确产业链集聚的发展定位和方向, 着眼产业链的核心产品、核心技术、核心装备, 大力引进成长性好、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项目, 主攻龙头型、旗舰型、配套型的主导产业项目, 引导项目向产业链集聚、结构向可循环调整, 不断填补产业链空白, 完善产业链配套, 强化产业关联效应, 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同时, 对产业链现有龙头企业和重点骨干企业加大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资产重组等力度, 快速占领产业链的高端, 把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成为细分产业的领导者, 彰显区域产业特色。
(3) 加快企业创新资源集聚。
产学研结合, 学是基础, 研是核心, 产是目标。要全力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创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联合开展前瞻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着力提升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和规模能级;全力推动全市小微工业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究开发, 借用高校院所的研发力量进行新产品开发和现有产品性能、质量的改进提高;全力推动县 (市、区) 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和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开展国际产学研合作, 通过收购境外企业、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 迅速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3. 突出“驱动创新”的平台建设
目前, 我国多数县 (市、区) 产业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比较薄弱, 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我们只有把平台建设作为驱动创新、提高创新能力的“主阵地”, 才能形成以研发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1) 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要重点推进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按照研发机构建设有场地、有人员、有设备、有活动、有产出的“五有”要求, 不断提质升级, 使其成为县 (市、区) 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要着力推进年销售3000万元以上的制造型企业, 普遍建立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主要内容的研发机构;着力推进骨干企业争创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等研发机构;着力推进龙头企业、领军企业争创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地方高校院所联合工程中心、以及企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
(2) 推进公共技术平台建设。
要切实加大对以产业技术研究院为重点的各类公共技术平台的扶持力度, 高起点引进国家级乃至国际技术中心, 引进国家级乃至美国、欧盟认可的权威检测和认证机构。推进不同类别的公共技术平台采取不同的支持和管理办法, 以及个性化的运营机制, 使每个园区至少有一家公共技术研发中心, 并成为园区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好帮手。
(3) 推进创新集聚核心区建设。
各县 (市、区) 政府都要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科技产业园、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产业集群示范区、科技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等重要创新载体和重大创新品牌, 重点突破、打造特色, 加速创新集聚核心区建设, 使其成为县域创新的增长极, 形成技术溢出和创新示范效应。
4. 完善“驱动创新”的服务体系
健全的网络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驱动创新的“助推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是否健全, 间接反映了县 (市、区) 政府服务能力, 直接制约着重大项目、高新成果的落地生根, 也直接影响着县域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历史进程。
(1) 大力发展以科技金融为特色的融资服务。
设立科技贷款担保资金, 通过县 (市、区) 政府投入科技贷款担保资金,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授权专利质押, 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果转化项目提供科技贷款, 实现科技项目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 政府担保资金和企业专利为银行贷款损失给予风险补偿。设立科技贷款补偿资金, 支持发展科技支行、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科技保险公司等科技金融机构, 并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新产品订单、高新技术企业信誉贷款和保险等新业务, 政府对银行科技金融新业务的损失给予适当小额风险补偿。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 通过政府投入启动资金, 设立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吸引国际性、专业性投资公司, 国家政策性银行, 中央和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发展资金共同投资。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管理公司注册建立子基金, 为孵化型科技企业提供天使投资, 为创业型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战略性投资服务, 培育并扶持高科技上市公司。设立直接融资风险资金, 积极发行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支持科技企业发行企业债、私募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2) 大力发展两化融合为重点的外包服务。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要依据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进行布局, 通过把县域内制造业企业非强项、非主流的功能和环节外置化, 引进和发展第三方提供专业化的产品研发、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广告创意、电子商务等外包科技服务, 引进和发展第三方提供专业化的检测、计量、标准、知识产权、科技查新等公共科技服务, 引进和发展第三方提供专业化的劳务代理、人事代理、法律援助、财务税务代理等中介科技服务。当前, 要重点做好工业化、信息化相融合的外包服务, 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通过帮助工业企业应用物联网技术, 提高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帮助应用云计算技术, 解决企业进行数值模拟、虚拟仿真、工业设计等所需海量计算问题;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的信息技术含量、网络化和智能化程序, 推进企业产品信息化;帮助企业开展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商务, 促进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实现企业生产制造创新、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同时, 还要努力打造高效率、特色化、品牌大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为广大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优质服务。
(3) 大力发展以品质生活为目标的人才服务。
要注重县城大环境建设, 开展创建卫生县城、文明县城、生态县城、宜居宜业县城等活动,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要注重解决问题, 对符合条件引进的人才发放安家费、社保补贴、生活补贴等, 帮助解决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实际问题。要注重细微体贴, 通过提供便利的公交、快捷的餐饮, 以及配套的运动健身、文化休闲等生活设施。
5. 营造“驱动创新”的文化环境
县域的创新文化环境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 整合全社会的创造力量, 发掘和利用国内外的创新资源, 形成人才与成果辈出的科技创新潮流。良好的文化环境是驱动创新的灵魂、根基与“生命线”。要通过鼓励创造氛围吸收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集聚, 形成基于学习与竞合的创新型集群文化, 带动创新资源集聚, 打造开拓创新、宽容失败、竞争合作、注重长远的创新文化氛围。
(1) 以鼓励发明创造为重点, 激发全社会尊重知识。
要大力开展清除企业零专利活动, 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争创知识产权优秀企业和达标企业, 深入推进科技企业核心技术专利产业化, 促进知识创造、流动和价值实现, 有效提升全社会以发明专利为主的科技创造。
(2) 以鼓励科技入股为重点, 激发全社会尊重人才。
要鼓励企业对研发人员的科技成果和有效专利, 通过市场评估作价计入公司股份, 鼓励企业对研发人员实现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转让股票期权等经济激励措施, 让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具有话语权, 让科技人员分享知识财富。
(3) 以鼓励机制创新为重点, 激发全社会尊重创造。
制度是外生的规范, 机制则是内生的机能。只有科学的符合发展规律的制度, 才有可能内化为创新机制。要从实际出发, 抓紧建立符合各自县情的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督查机制和考核机制。这样就会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凝聚到驱动创新进而达到创新驱动这一发展战略上来, 县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了不竭的动力。
摘要：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要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文章从“驱动创新”的导向引领、要素集聚、平台建设、服务体系、文化环境等5个方面阐述了县级党委、政府在“驱动创新”上所应采取的措施。
最能撬动EVA的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篇9
研发EVA考核模型的思腾思特公司对国内上市公司进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发现，许多知名企业(如宝钢、青啤等)虽然在经营方面取得了不错的业务表现，如销售利润率较高、市场占有率高、品牌形象好，等等，但在资本周转效率方面却不尽人意，如应收账款周转率、库存周转率和固定资产产出率低，等等。
以宝钢为例，如果其销售利润率上升到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最好水平，资本回报率会上升18％；然而，如果宝钢的资本周转水平上升到同业最好水平，其资本回报率则会提升116％，并将创造近5倍的EVA。
把EVA的核算过程视为一个创造价值的魔法盒，不同的管理要素和行为输入其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上述宝钢的案例中，最关键的因素不是提高营销利润率，而是加快资金周转，因此资金周转成为最重要的关键驱动因素。
我们把那些对EVA最终结果敏感、有比较大的杠杆率的管理要素称之为关键驱动因素。哪些因素可以像宝钢提高资本周转水平一样，能最大限度地撬动EVA上涨?这也许是每个国企领导人都会关心的问题。
打开EVA的魔法盒
我们把形成EVA的诸种要素列为一个金字塔型(如图1)，必须寻找企业经营决策过程中对EVA影响敏感的管理决策因素，使管理层把时间、精力投入到真正可以影响企业价值的经营行为中。EVA关键驱动因素还可以落实EVA改善的方向，并合理分配EVA改善的责权利关系。
EVA指标的计算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各构成项目指标之间关联性较强，涉及面涵盖业务运营、财务运作、行业本身特性等，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但仔细分析后，我们仍然能得到一些主要结论：
——利润总额与净资产利润率分别是EVA绝对值和相对值的高相关指标，占据最重要地位。
——重视资产的配置结构和使用效率。
——重视战略性投资和并购带来的价值增加，但要注意到适度使用。
尽管形成EVA的要素相当复杂，但最终形成EVA的不过三类指标：销售收入、经营成本和资本。其中销售收入和经营成本是形成利润总额的核心要素，与EVA高度相关，可以被视为EVA的同类要素。净资产利润率是税后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仍然与资本相关。在传统增加销售和减少成本之外，变动幅度最大的是资本。
导入了诸多调整项，但税后净利润总额对EVA绝对值、净资产利润率与EVA相对值仍然是首要关联项目。其中，运营效益和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影响。通俗地说，虽然不能说业务运营赚得钱越多EVA就越高，但如果业务运营较差的，EVA就肯定低。
抓住资本的核心
单纯从数据模型比较各个因素的杠杆率并没有实际价值，基于央企的现实对央企的EVA提升最为关键的是以下因素：
非主营业务占用资本目前，国资委正在剥离央企的酒店业务，这些业务对企业核心业务的贡献不多，却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另外，大量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国资委也一再要求出主业为房地产的央企之外的76家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
按照国资委的EVA考核细则，这些非主营业务的收入在计算EVA时均会大比例予以扣除。因此，在不产生EVA的地方占用大量的资金是最不合算的。
类似的非主营业务资本占用还包括：
◆央企的下属事业单位
◆内部酒店、出租物业
◆为主业服务的辅助性企业
◆从事股票交易的投资公司
这方面的标杆仍然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被业界戏称为中国最大的发包商，它的运营习惯是将大量的非主营业务或业务的相较非增值环节外包，大大降低了对资本的占用。
价值链的损耗和增值正如前述宝钢案例，增加资本周转速度，将大大提升企业的EVA。但是，国有企业由于信贷方便资金充裕，一般采用了大批量进货摊薄成本的方式，忽视了对资金的占用成本。
如长虹集团的库存量从1992年5亿元剧增到2000年60亿元，库存占企业总资产的40％-50％，相当一部分产品已有三年库存期，丧失了任何市场价值；应收账款从4亿元增长到28亿元，占企业总资产近20％。如果计算EVA，这些资产就是EVA损失的罪魁祸首。再如2008年之前，为减少铁矿石涨价的损失，钢铁企业大量进口囤积铁矿石，随着铁矿石的价格下跌，不但造成了亏损，也大幅压低了央企钢铁企业的EVA。
因此，重构价值链、供应链，通过加快流转效率来降低库存和减少账款，从而减少资本占用是央企提升EVA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重视资产的配置结构和使用效率首先从公式就可以看出，总资本成本越小，EVA越大。如何用尽量小的资本投入，得到尽可能多的利润产生是价值创造的不二法则。同时，资本的配置结构对EVA有重要影响。这就意味着企业要重视资产的使用效率，使沉淀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在保持利润总额的基础上尽量控制平均资产。
从EVA计算公式来看，(平均资产—平均在建工程)是EVA的减分项。也就是说，扣除平均在建工程之后的平均资产越低，EVA越高。可见，有效控制平均资产是EVA指标管理的重要环节。
◆关注负债存量和结构，特别是重视无息负债的存量
平均无息负债实际也可理解为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平均无息负债比重增加，EVA也会相应增加。这就需要特别重视无息负债的存量。这体现了合理占用外部资金对企业价值的提升。
战略性投资传统的会计方法会将当年的研发等投资计入成本，所以理论上，利用传统的考核机制(即注重净利润的考核)，经营者更倾向于缩减投资；而EVA计算不把这些带来未来收益的投资计入成本，投资活动自然就活跃了。
◆适度增加研究开发投入
在计算EVA时，研究开发费用会做为调整项，从传统会计账目的成本调整为资产。目前按国资委考核办法是乘以75％后回加。因此，适度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是对价值创造是有利的，有利于EVA的提升。
◆关注投资并购带来的价值变化
对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当管理者的薪酬和EVA挂钩时，公司的投资活动会显著增加。从我们的实例跟踪也有例子说明同样的情况：
如中国联通在2008年将CDMA业务出售，获得了8亿元的收入，从而使得当年的EVA增加超越了行业平均水平。
◆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加大在建工程
从EVA计算公式来看，(在建工程×平均资本成本)是扣除项，如果平均资本成本是固定的，则在建工程是当期EVA的增项。表面上看，在资产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在建工程越多，当期EVA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投资工程，因为在建工程最终要转化为固定资产，成为下期EVA的减项。可见在建工程是把双刃剑。不过，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时点)时间点的不同，对EVA的期间分布有一定影响，需要企业对此进行评估以进行管理。
从EVA中心开始
EVA考核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其关键步骤是逐层建立独立的EVA中心。EVA中心是在公司统一层面下进行EVA衡量的实体。一般有两种EVA中心：一种是EVA测量中心，只要求能够计算税后营业净利润(NOPAT)和资本；一种是激励中心，管理层必须具有足够的决策权并对其业绩负责。
EVA中心的个体应相对独立，管理层可以在不危及公司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提高EVA值。现行的财务体系必须能够对EVA中心的业绩进行有意义的衡量(即对收入、费用及资本的确认或分配不存在主观臆测)。
与传统的成本中心或者利润中心不同，EVA中心强调其决策权，以保证绩效与管理的责权利统一，进而能够实施激励；EVA中心要对收入、成本和资本成本进行核算；在部门之间设计必要的成本分摊和转移定价方法。
廖女士是一家跨国粮油巨头中国区的财务总监，她曾在本刊分享过该公司EVA中心的方法。该公司在规定，当某个部门和项目提出资金要求时，其预算的运营收入要先剔掉12％的利息，也就是确定营运资本的成本率为12％。如果该项目或者部门的营运资本越多，管理利润越少，EVA值也越小。这家公司认为，这些钱如果不是占用在这些资本上而用于其他投资，也会有12％的回报。这样操作以后，每个经营管理者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管理利润，即使在现金流并不紧张的时候也会关心这些方面的指标，而不是等到现金紧张了才开始关心库存是不是太多了，从而大大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了低效和无效的投资。
动态虚拟价值链及其驱动因素 篇10
一、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
1.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
1985年, 迈克尔·E·波特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 该理论认为, 企业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创造价值。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增值活动所组成, 它包括两大环节的活动:基础活动和辅助活动。其中基础活动直接创造价值并将价值传递给顾客, 它包括原料储运、生产加工、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和售货服务环节;而辅助活动为基础活动提供条件并提高基础活动的绩效水平, 并不直接创造价值, 它包括企业基础结构、人力资源管理、科研开发和采购四个部分。两个环节的最后得到企业利润,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链状结构。
2. 波特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1) 彼得·海因斯的价值链理论。彼得·海因斯把波特的价值链重新定义为“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与波特的价值链理论相比, 两者的主要差别是:第一, 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海因斯所定义的价值链把顾客对产品的需求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 把利润作为满足这一目标的副产品, 而波特所定义的价值链只停留于把利润作为主要目标。第二, 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海因斯把原材料和顾客纳入他的价值链, 这意味着任何产品价值链的每一个成员在不同的阶段包括不同的公司, 这不同于波特的分析, 波特的价值链只包括那些与生产行为直接相关或直接影响生产行为的成员。第三, 基础活动交叉功能 (如在技术开发、生产作业和市场等之间) , 这些价值活动沿着价值链的流程比较合理的建立, 而不只是存在于生产作业中。第四, 现行的辅助活动包含信息技术的运用, 另外, 与这部分相关的利润也被看作有效地完成这一过程的副产品。
(2) 虚拟价值链理论。虚拟价值链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杰弗里·雷鲍特和约翰·斯维奥克拉提出来的。他们指出, 进入信息时代的企业都在两个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者可以看到、触摸到的由资源组成的物质世界, 称之为市场场所 (Market place) ;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所组成的虚拟世界, 称之为市场空间 (Market space) 。他们认为, 价值链中的每一项价值增值活动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市场场所中基于物质资源的增值活动, 而另一部分是在市场空间中基于信息资源的增值活动。物质增值活动构成了传统价值链, 而与此相应的信息增值活动则独立出来构成虚拟价值链。
二、动态虚拟价值链分析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联系现有各项业务的黏合剂也是发展新业务的引擎, 它决定着企业如何选择市场进入模式, 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化, 是差别化竞争的战略源泉。本文认为, 在虚拟价值链众多环节的价值活动中, 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信息的增值, 实际上只是有些特定的价值活动才能真正创造价值。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就是企业虚拟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注重信息增值过程中的“战略环节”固然重要, 但我们更应该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战略环节, 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价值的增值过程。在市场场所, 人力资源管理和科学技术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与之相对应, 在市场空间, 智力资本和技术开发就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环节, 缺了这两项, 虚拟价值链就失去了动力。
1. 动态虚拟价值链及其驱动因素
从动态角度看, 虚拟价值链应以智力资本和技术开发为驱动因素, 它们是市场空间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环节。
驱动因素的核心是智力资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了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活动的智能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知识性更多的是以人为载体由智力资本所体现的。因此, 智力资本在动态虚拟价值链中不仅是一项附加价值活动, 更是虚拟价值链驱动因素的核心。
驱动因素的外层是技术开发。本文认为, 这里所提到的技术开发应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信息的增值而进行的信息技术的开发。只有将其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才能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认为, 在市场空间中,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划分为三个层面:驱动核心是智力资本, 驱动外层是技术开发能力, 而动态虚拟价值链的最外层是信息的价值增值过程。由于企业是不断学习发展的, 因此其趋势是螺旋上升的;起主导作用的是掌握管理、科技和生产工艺技术等知识的人才, 故存在于人本身的智力资本居于核心地位, 技术开发是智力资本的表征, 两者构成了价值链的驱动因素。
2. 动态虚拟价值链外层的“战略环节”
动态虚拟价值链的外层是基本信息增值活动, 在市场空间中, 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能实现信息的增值, 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实际上, 只有某些活动才能真正的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的主要资源应用在控制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上。即使是“战略环节”, 如果没有智力资本的提高及技术开发的创新, 持续时间将会是短暂的, 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模仿或超越。因此, 只有提升企业现有的智力资本, 使其达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要求, 并将这种创新应用到动态虚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才能使企业真正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把握企业的“战略环节”。
三、动态虚拟价值链中驱动因素的战略意义
1. 动态虚拟价值链的“动态”表现
虚拟价值链的外层由网上供货管理、虚拟生产、网上库存管理、网络营销和在线服务等环节构成。市场空间中, 由于组织结构的模糊性给虚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弹性空间。
(1) 收缩的虚拟价值链。企业专注于智力资本的引进和新的信息技术的开发, 而将网上供货管理、网上库存管理、网上营销等环节分包给合作伙伴, 这会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2) 伸展的虚拟价值链。企业虚拟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都可以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即有多个可以向顾客提供价值增值的增值点, 但这些信息对顾客的价值到底增值多少或者说给顾客带来的效用到底有多大, 则需要顾客的反馈来进行评价和衡量, 这就需要将虚拟价值链进行进一步的延伸, 将顾客容纳进来。
2. 动态虚拟价值链中驱动因素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