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2024-05-13

爱国主义（精选十篇）

爱国主义篇1

一、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性质转变，对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的形态转变提出了必然要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决不是一次普通的海防反侵略战争，它的爆发是一个标志。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来往不多、独立发展的封建社会;自此之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往往要打上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烙印，表面看起来中国似乎是独立的，实质上国家主权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侵害。这样的社会性质，从晚清到民国，一直也没有改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近代这110年的社会性质，前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后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巨大的屈辱和灾难，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在强烈的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著的探索。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被提了出来，又在社会实践中逐个失败，经过了一系列这样不可缺少的发展环节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才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第一个任务，也为第二个任务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一时期里，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千难万险，百转千回，却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辉煌，离不开爱国主义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异常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民族没有屈服，在极端深重的危机面前，我们的国家没有灭亡，如果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撑，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时期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百般屈辱中却能够渐渐觉醒，我们的社会在千灾万难中却能够始终保有进步的动力，我们的民族独立逐渐沦丧最后却能够失而复得，如果爱国主义一直停留在与封建社会农耕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古典形态，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抗争，无不凝结着爱国主义的炽烈激情;每一个救国方案的提出，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理性光芒;每一个救国方案的实践，都向爱国主义本身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而发展升华的必然要求;而每一次救国实践的失败，又都激起了爱国救亡的更大浪潮。同一段历史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近代百年既是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自身在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中蜕变转化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孕育、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政治文化范畴，是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由于国家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矛盾、困难、任务和目标的不同，反映在爱国主义上会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特征，因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爱国主义的不同历史内容，反映了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所面临的挑战和矛盾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封建农耕经济文化条件，形成了以“华夏中心主义”为基调、以“忠君”为表现形式的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必然要求发展出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满足近代中国需要，符合近代中国特点的爱国主义形态。

二、近代中国海防爱国实践的喷涌澎湃，为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的形态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

令中国“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主要来自海洋方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直接起因，并且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近代历史上，“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百余年间，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数百次侵华战争和事变，这些侵略，绝大多数来自海洋方向，或是与海军有很大的关系。“在一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真是有海无防，仅来自海上的外国入侵竟达四百七十余次。”甚至有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

我们经常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其实，这不仅仅是对鸦片战争一例个案的生动描述，也是对以其为代表的整个近代期间帝国主义侵略特点的准确概括。首先，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都是海上强国，其侵略行为带有浓厚的海洋背景———通过海上霸权对外侵略扩张是当时资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共同特征。其次，对中国的历次侵略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赖海军，列强的海军在战争中或为主力或为先导，平时也动则以武力相威胁。严复曾感叹：“自道咸以来，沿海诸边，往往多事”。“迩者江淮之间，英日最盛，而德亦狡焉思逞矣。俄涉东省，法入滇粤……凡其浅水军舰，随时皆有直达腹地之忧，而地方官吏始棘手矣。或交涉稍有枝节，或萑苻稍见鸱张，动且鼓轮而来，装炮悬旗，肆行恫喝。”即使是与中国陆地接壤的俄罗斯，海军力量在侵略中国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瑷珲条约》的签订，奕山就受到了俄国兵船鸣枪放炮的武力威胁。在后来的北京谈判过程中，俄国故伎重施，派兵船集结在天津附近海面。

列强侵略接踵而至，万里海疆频频告急，触发了海防抗争的风起云涌，随着民族战争依次爆发，海防爱国主义在近代反侵略抗争中首当其冲，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近代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海禁大开，海防形势异常严峻，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海防建设一方面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另方面却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意无意制造的重重阻碍与困难。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自强。正是这紧张严峻海防形势、脆弱如卵的海防安全和一再失败的海防斗争，给国人上了最生动直观的海防教育课，极大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加速了民族觉醒，令“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成为时代的呼声。

为建设海防、保卫海防，中国人民外与侵略者、内与卖国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深沉的理性探索、坚韧的爱国意志和无私的效国实践。尤其是“在民族战争期间，爱国主义为社会接受的程度最广泛，其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急剧扩大和加快。”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爱国主义凸显为一切要求进步的中国人反抗侵略的共同思想基础，“救亡图存”的口号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志士仁人都召集到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之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海上强国对中国进行非正义的侵略，占据反侵略正义地位的中国封建主义在生产力上却落后于敌，而且始终以维护自身狭隘统治利益为最高目的，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投降卖国，使得以忠君为表现形式的古典爱国主义在海防斗争实践中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却最终被证否;另一方面，海防爱国主义应时代召唤而喷涌澎湃，海防惨败的苦果一再激起新的探索，列强侵略造成的一切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使得广大民众具有最顽强的反抗精神，形成了近代爱国力量的坚定主体。由海防形势演变引起的如此种种情形慢慢汇集成某种客观条件，使古典爱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基础发生了动摇，为爱国主义内容实现蜕变超越，孕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近代形态提供了现实可能。

三、海防爱国主义孕育了近代爱国主义的萌芽，开启了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形态的蜕变超越

反抗侵略，巩固海防，是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在这一主题之下，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传统中的御敌献身精神在海防领域延续传承、发扬光大，“华夏中心主义”等陈腐思想在严峻的海防危机中得到批判摈弃蜕变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近代爱国主义要素在海防需要中得以孕育萌芽传播扩散。

抵御外侮、反抗侵略，是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既是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的相同主题，也是近代中国不同形态爱国主义共同的基本主题。在中国古代史上，凡是外患袭边、民族危难之际，就是爱国主义喷涌高涨之时，就会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英勇抗敌。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种的象征，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光辉闪耀，世代流传。

帝国主义频繁的海上入侵，决定了民族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为直接、最为激烈、最为悲壮、也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爱国主义表现形式。历次海防战争本身就体现着中国爱国主义的光辉，战争的根源是“西人东来”的侵略意图与国人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古典爱国主义在近代海防战争中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使御敌献身精神发扬光大，如众多将领的以身殉职、无数无名战士和百姓的血洒海疆，另方面也逐渐产生出爱国主义的近代因素。

近代爱国主义有三个基本要素：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是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主题;二，向西方学习，是反帝爱国的合理手段和核心要素;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是反帝的逻辑要求和学习西方的历史流向。

如前所述，反抗外敌侵略也是古典爱国主义的基本主题之一，所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要素的近代特性只能是“帝国主义”。很明显，这只能是中国爱国主义近代化的一个外部动因和逻辑前提。历史表明，近代早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恰恰也只能是古典爱国主义的自然延续，而它又无技以制夷”从少数先进分子的个别思想，发展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最终趋向反封建的历史道路，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层层递进的展开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是向西方学习，这一要素的最早萌芽，是在海防实践中孕育并被明确提出来的。

鸦片战争期间，购置和仿造西式武器装备的师夷制夷活动已经在海防前线出现，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早实践。林则徐认识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提出引进西方“良器”，学习西方“熟技”。他曾组织编译有关西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还委派龚振麟等人对西式武器加以研究和仿造。佛山的军工厂采用了许多西方造炮技术，在加工工艺、瞄准仪器、炮弹种类、发火装置、炮座、火药配比等技术上进行了模仿和改进。林则徐到粤后“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又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广州知府易长华和士绅潘仕成模仿夷船式样制造了战船。潘仕成和大城知县高邦哲还分别制成水雷并进行了实验。在浙江战事吃紧之时，嘉兴县丞龚振麟首创铁模铸炮法，大大加快了铸炮速度。魏源称赞该法“一工收数百功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赀，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1842年，龚振麟著成世界上最早全面论述金属型铸造的科学著作《铸炮铁模图说》，并印发沿海各省参用。

即使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成果，1842年6月攻陷吴淞后，英军在当地军工厂中发现了中国仿制的西式大炮和滑台。因此，在近代反帝爱国运动中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两种潮流，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封建制度，才是近代爱国主义的关键因素。近代爱国主义在反侵略中孕育，在学习西方中萌发，在反封建中确立。可见，“师夷长技：“这并非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才智和善于模仿，我感到这次战争在某些方面，将使他们得到的好处比坏处要多。战争将启发他们的智能，将来任何时候如果和中国人再发生战争，我们将比这次遭到更多的困难。”如果说战争真能启发智能，那么也只能是外因，它的启发离不开内因的作用，鸦片战争在中国首先启发的是那些战时坚决抵抗侵略和战后继续关心海防、建设海防的有爱国心、报国志、效国行的人的智能。

理论来源于实践。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岭南地区和江浙、福建等东南沿海抗英前线曾经一度出现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虽然由于技术障碍及战后清廷上下苟安思想抬头和对海防建设的忽视，它并未带来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勃兴和西洋军事技术的大规模引进，说明此时尚未形成向西方学习的普遍自觉。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初次尝试，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第一次启动，是国人御侮抗敌激情和理性的结晶，展现了近代中国海防爱国主义的一个方面，为海防爱国主义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起点，开启了一条道路，为心忧海防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营养，对战后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的材料。曾参加过鸦片战争浙东抗英的魏源，战后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如何抵御和战胜列强侵略上面。他与林则徐交游甚密，承其志，继其业，在林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历经十余年之艰苦努力，几经扩版，增补编撰成长达百卷的《海国图志》。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并称“攘剔”外敌，“奋武”海防，“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爱国激情跃然纸面。他在书中饱含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总结反思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勇于承认先进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期达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目的。可见，“师夷”只是其海防思想之手段，而目的则是“攻夷”、“款夷”、“制夷”。

四、结语

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区别的关键在于反侵略的途径不同，不同的反帝途径又形成不同的历史流向，严守“夷夏大防”与师夷制夷革新变法是二者区别的重心所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正是以其古典形态作为出发点，在反抗帝国主义海上入侵的伟大斗争中，应海防需要而逐渐孕育出学习西方这一近代因素的最早萌芽。“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萌芽诞生得异常艰难，它冲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樊篱，惊醒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迷梦，颠覆了“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思维定式，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缕曙光。虽然其成长壮大仍然阻力重重甚至因而一度停滞不前，但是巨大的军事功利价值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就会沿着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上升过程，爱国主义从古典到近代形态的蜕变超越，归根结蒂是从海防爱国主义肇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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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主义篇2

关键词：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8-0047-01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思想与道德的底线，是推动国家改革创新、人民不懈奋斗的永恒动力。爱国主义具有丰富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特征。新形势下，针对当前关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内容及教育、方式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内形成统一认识，对于培养正确的爱国观、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爱国主义的内涵

爱国主义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是一个国家总体凝聚力的考量；同时，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十分微观的概念，它是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所谓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味地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盲目热爱，而是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好的坏的、那些光明正大的和蒙羞受辱的事件之后，我们依然愿意在这样一个国家继续生活下去，并坚信它会在这些或质疑或支持的声音中越走越好，保持它有特色的发展。

爱国之情应该是真挚、宽容、深沉的，因为我们所爱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成就与问题共存、光明与黑暗同在，能够以包容的心态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同样应该是具体、明确、实在的，贴近生活，贴近自我，这是一种微观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平民化过程中实现，在生活中具体体现，从身边人、事、故乡开始爱起，直到祖国，与我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一脉相承。因此，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群居的人的自然情感、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当下中国凝聚力量的重要纽带。爱国主义不是盲目的爱国，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而是在世界大同理念下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源于血统、文化、情感方面的认同。

二、爱国主义的内容

在新媒体时代，全方位、多形式的发声渠道带来了纷纭的意见表达，广阔的信息传播领域反映这复杂的社会现象，爱国主义的内容必然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向多元化内容敞开大门，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今天的爱国主义已不是当年面临亡国灭种之时对生存捍卫的单一线条，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伴着国耻渐行渐远，爱国主义也呈现了独特的多元面貌。

在今天的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常常缺少具体的目标，钓鱼岛冲突等只能提供传统的、也是短暂的凝聚。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内容应该是宽泛的、包容的，理应得到更大范围的接纳。发展中国、并让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与世界相互接受，让中国人民的福利改善与这个进程充分兼容，这些都是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在这些方向上做了贡献和努力的人，都是爱国者。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容，应该在继承历史上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鲜活的时代精神，及时更新升级，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对于所处国家，有一种尊严感和安全感，愿意为它贡献青春，愿意无论身处何处都心系之，更愿意则爱之深则责之切的忧患意识让它变得更好，都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而且是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三、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内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陈旧落后、内容老套，与当前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叠加的现实环境严重脱节。例如，现在的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大都不感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强制的灌输导致了学生盲目地抵制，过于注重形式，流于表面。新时期，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及爱国情感面临着市场经济转型、信息全球化的挑战和冲击，出现了国家意识弱化等问题，形式不容乐观。为此，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被放在首要地位，要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高校大学生的熏陶和影响，以爱国主义来引导学生，直达其情感和内心深处，让爱国主义成为潜意识，从而提高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增强爱国热情，以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此外，现在质疑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却很少有知识精英敢于公开力挺爱国主义。往往是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从侧面说明掌握知识的精英尚未达成共识，爱国主义在学校与社会推行必受其扰。因此，有学者指出，学校和社会都不是分离的，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也是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环节。

四、践行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人民对国家深切的爱之下的心理选择和行为活动，我们应不断思考当下历史条件下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如何践行爱国主义，怎样真正做到爱国。这是国家对人民提出的要求，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命所在。爱国主义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定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和工作、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动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是一种理性而有效的爱国主义方式。

中国现在处于转型社会，成就巨大，问题丛生，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也要靠发展来逐个解决掉。现在的中国如同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孩子，不免会犯错；更如同一列处于转轨中的火车，从一条轨道转到另一条轨道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摩擦，如果我们都以赤子般真挚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国家，中国何愁不能崛起。因此，我们要践行爱国主义就必须首先实现日常化。把爱国主义精神寓于日常生活中、内化于心中，以此为基底，努力做好自己。同时，怀着自豪与热忱，将我们的全部精力，投身在国家的建设上，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做一个扎实而奋进的践行者，体现出一种履行公民责任的担当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

其次，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方舆论凭借娴熟的批判技能和丰富的批判经验已经征服和俘虏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面对存在很多问题的复杂中国，很多中国人被夹裹着参加了这场战斗。因此，中国急需进行一场捍卫爱国主义的公共舆论运动，而“中国梦”的感召恰逢其时。虽然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反爱国主义的人士在网上一时走红，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大气候，完全取决于我们心中的那份爱国情怀是否足够真挚、并以客观理性的材料对待批判的理性分析。任何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地理环境，否则就会陷入以“假设”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用“纸笔”对阵的“大鸣大放大字报”。

最后，我们的爱国主义行为必须是理性的、平和的、合法的，在表达情绪时：第一不破坏社会秩序，第二不伤害无辜的同胞，第三不影响社会正常的发展。我们要认识到自身还未足够强大到可以凭借唾沫和文章就可以保卫祖国母亲和抗击外来侵略，我们奉行和平主义但决不委曲求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每个中国人追逐自己梦想的征程上，“同心共筑中国梦”内含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静，梁述清.我国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强化和负强化初探[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9，（07）.

浅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与理性爱国篇3

理性爱国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中应有之义

关于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目前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很多观点, 但大都认为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诚祖国、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意志、思想理论及行为一体的反映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综合复杂的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教育者从本国、本民族的发展需要出发, 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和方法,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受教育者激活爱国情感, 并将朴素、非理性的情感提升为理性的爱国思想和观念, 进而形成一种自觉爱国行为的活动。”[1]简单地讲爱国主义教育即爱国情感的激发、爱国认知的传递、爱国思想和信念的养成以及爱国行为引导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者帮助和引导受教育者把对祖国的热爱从一种不稳定不成熟的感情升华为一种稳定成熟的思想心理意识和世界观并在这种心理意识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外化成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爱国行为的过程。由此可知, 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即贯穿着科学理性原则。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的大学生, 而且正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如果说中学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激发教育对象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感和“稚嫩“的爱国行为的话, 那么, 对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则更应注重爱国认知的理性化、理论化和体系化, 更注重爱国实践行为的引导, 也就是说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更要注重和突出贯穿科学理性精神和科学理性原则。

加强理性爱国教育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要求

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维护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 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是在谋求和维护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本质上始终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化浪潮已不可阻挡之势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看,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乃至不同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层面上的竞争与整合, 其突出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 各国都无一例外的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各国在经济、政治等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无不牵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加之,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 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 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 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 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 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同时, 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活动, 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 都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我国人民历来有着维护全民族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强决心和英勇不屈的行为。但是, 爱国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复杂, 爱国已不再是战争时期那样, 开枪消灭敌人。全球化时代使得爱国主义的表达途径多样化, 选择不当就可能上升为一种破坏性的亢奋的爱国主义。互联网的发展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 也使得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间的进攻性凸显。

同时,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 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 因此, 爱国诉求的表达和爱国方式的选择还要与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相联系, 处理好爱国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 全球化条件下如何采用更好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特别是对于有着高度爱国热情的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性爱国教育

1.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国情、世情是理性爱国的前提

理性的爱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对本国历史的审视, 对本国当前现实的分析和对本国未来的展望以及放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去审视的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这一切为世界瞩目、令世人赞叹, 也无不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 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发展很不平衡,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再加上目前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一些西方学者便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口号, 对中国的发展虎视眈眈。”[2]可以说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是内忧和外患并存。审时度势, 形成对国家形势和国际环境的理性认识, 是理性爱国的前提。为此, 高校理性爱国的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 使大学生以史为鉴;加强国情教育, 使大学生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加强国际形势教育, 使大学生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历史比较、发展比较和中西比较中既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又增强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在实践中促进爱国认知由感性升华至理性层面是理性爱国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突破长久以来教条化、形式化、显性化、课程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以活动和实践为载体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在实践中促进爱国认知由感性升华至理性层面。因为, 在活动和实践中体验的爱国情感、树立的爱国理念才会更深刻、更理性、更持久并由此产生更加自觉理性的爱国行为。为此, 一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主题活动中。二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三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实践教育基地的体验中。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以此为依托进行身临其境式的实践体验活动。四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重大事件的引导中。

3.探索建立理性爱国的教育管理机制是理性爱国的关键

一是要建立宣传层面的舆论引导机制。舆论影响观念, 观念决定行为。理性爱国是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 是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的执着信念。要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灵魂, 理性爱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 在道德的范畴内, 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爱国热情, 并有理合法地采取爱国行动。

二是建立认知层面的行为引导机制。当一些涉及国家之间政治、军事、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等比较敏感重大事件时, 要对大学生进行理性认知的引导, 要有专门的指导人员及时的对事件进行正确的解读, 使学生认清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同时可有序的组织大学生开展针对事件的理性活动, 比如在校内组织开展签名活动、组织开展专题演讲活动、组织开展专题论坛等活动, 进行事件的评析和爱国意愿的表达。

三是建立实践层面的行为管理机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依法爱国的理念, 不参加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的游行示威活动, 使大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行使自己的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表达权利时, 不应违背社会及其他人的合法权利。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也应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 对于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在游行活动中侵害社会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给予必要的制止。当然, 这种基于实践层面的理性爱国的行为管理机制的建立, 需要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等的通力合作, 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曾令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和创新[J].教育与职业, 2006, 30:57.

爱国主义篇4

各位评委、老师们：

大家好！我叫王万军，来自美丽的平桥中学。我演讲的题目是：做一名圣火传递者。

在我的求学省涯，所学的科目中，中国近代史，最让我心情沉重：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八年抗战、南京屠城，这哪里是发生在过去，这分明就是我自已的切肤之痛；在我所有的生活感受中，只有民族苦难，最让我深感刺骨的疼痛：东海南海岛屿遭侵占、大使馆惨遭轰炸、王伟撞机殉国，列强们依然对我虎视眈眈、贼心不死，这哪里是发生在千里之外，这分明就在我的身边，我的眼前。总之，在我的心中，只有爱国情最浓，只有中国心最重。

我有幸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教书育人，哺育桃李。可是，我更要做一名圣火传递者，一名爱国主义精神圣火的传递者。早起晚睡，忙忙碌碌，备课上课，我们做教师的，并不轻松。可是，言传身教，教育我的学生们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我一刻也不敢懈怠，不敢放松。我要努力让我的每一个学生，都不忘记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光荣和苦痛，让他们都明白我们的祖先是龙，都以他是中国人为骄傲，再由他们去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学生，世世代代，无尽无穷。

平日里，我领着一群小鸟，在知识的天空里翱翔，我更要带他们去接触民族的苦痛，历史的创伤；我领着一群快乐的鱼儿，在自由的海洋里徜徉，我更要让他们了解祖国现代的成就和辉煌。也许我会终生贫穷，也许我会终生平庸，可是，“位卑不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我懂。爱国主义，需要薪火相传，需要我们做教师的牢记使命。

床上的爱国主义篇5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白杰明文章的题目是：操外国人是爱国行为——中国前卫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难怪在乓乒球场上殂击中国队的何智丽曾令我们的舆论如此愤恨——她竟嫁去日本，让日本鬼子？？？？)……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人欲，是阿Q式的庸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嫖妓的道德安全套了，

要知道爱国主义这种高调，最是适宜装饰种种并不高尚的行径，不仅可以成为个人私欲的籍口，更可能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西儒约翰逊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 “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些话不约而同．对爱国主义弊端的讥刺都鞭辟入里，于我心有戚戚焉。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达到目的仅仅高呼爱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爱国。不能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倒要反过来，以手段来证明目的的合理性，同样地，不能以爱国主义来证明行为的合理性，而是要以行为来证明爱国主义的合理性。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上床，恐怕不算罪过(若说罪过，也只是跟叫本地鸡同等的罪过)．也谈不上不爱国，可是更谈不上爱国。

当代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篇6

一、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和表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和管理的工具，主要维护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的利益，但都是在民族范围内才得以实现，绝不能忽视民族利益。“国家的民族性，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意志为标志，显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完整”。[1]学者对民族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民族主义的涵义主要包括一种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一种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三个方面。

民族主义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又有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从全世界看，民族主义可以发挥巨大的凝聚作用、团结作用、鼓舞作用，如欧洲的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独联体的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东西两德在1990年以西德合并东德的方式实现了统一等。有些民族主义对一定的国家则有分离的趋向，如车臣的独立运动;有些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如西欧国家的排外民族主义和美国的霸权民族主义;有些民族主义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以至战争，如印巴冲突、巴以冲突、2008年以来朝韩关系紧张等。[2,3]

就我国而言，2008年是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一年，关于民族主义好得很还是坏得很的争论也随之而来。以2008年中国的事件而论，中国民族主义者与西方国家过于激烈的情绪对立以抵制家乐福为突出标志，之后抵制之声不绝于耳。针对《功夫熊猫》的抵制事件更是夸张地表现出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狭隘之后的荒谬情景，这对奥运会的气氛造成了不利影响，甚至不禁让人们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生出几分担忧。奥运火炬传递中的藏独与反藏独正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与理性民族主义的较量。四川地震过后，民族主义显示出巨大的正面作用。国人表现出的空前强烈的援助热情，无疑与尚处于亢奋状态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可以设想，国外发生地震，中国人不会如此积极;在其他时候发生地震，中国人也不会如此积极。甚至可以这样说，四川地震及时地给民族主义正了名，此前反对民族主义的声音，也因为这次地震而沉寂下来。民族主义的力量和作用平时看不出来，危难之际则不可或缺。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言，民族主义更是必不可少的纽带。如，自从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共识越来越多，正是因为两岸同胞共是中华儿女，渊源不断，这样一个共同的民族特征使得两岸走近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必然。

二、当代爱国主义的内涵、要求和表现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主义”的词汇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能找到，这表明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们总是不断地对之加以弘扬和新的阐释。

爱国主义中的“国”究竟指什么，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本问题。胡适先生曾指出，在英文中potriolism(爱国主义)意即support one’s country;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则英译为State and Rerolution。“country”和“state”两个词均可汉译为“国家”，但其实际含义完全不同，country是作为祖国的国家，而state则指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即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谓爱国主义，是指爱祖国，爱的是作为祖国存在的国家。[4]

爱国主义，就是祖国之爱，这样的理解符合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特点，它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和规范作用，而历史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才会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成为爱国主义的主体;同时，这样的理解也符合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或曰继承性特点。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中间，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十分丰富，而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增进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其中基本稳定的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而且在它们刚产生的阶段和上升时期，是祖国进步与发展所采取的不可逾越的必要形式。在这样的阶段和时期，它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与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些。”[5]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实现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就成为一切爱国者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理想只能是一个梦想，不可能变为现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人民大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为我们的祖国走向强盛提供了保证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现当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利益福祉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说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则是历史上任何其它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式都难以企及的或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因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特征。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先验的道德律令，而必须是和只能是调整人们的个别利益和祖国整体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是一对矛盾。应该说，道德关系中的矛盾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它总是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善恶标准，以必要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强调用节制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爱国主义也是这样，当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爱国主义总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和保全祖国利益。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祖国利益是祖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关系整个民族长期历史命运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相比，祖国利益是全局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一句话，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爱国主义崇尚和尊重祖国利益并不就意味着爱国主义不承认乃至抹杀个人利益。其实，爱国主义的现实基础是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的一致。祖国是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条件，祖国利益———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社会进步等一切，同时也是祖国儿女的利益。正因为有了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祖国才有了对祖国儿女的吸引力、凝聚力。祖国儿女为祖国利益而奋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人生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有符合本国实际、与本民族的特点相适应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增进民众利益来争取民心，借助物质的力量来营造适合增强公民国家意识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讲求实效的各种努力使国家对国民产生吸引力。美国和法国的发展，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起飞，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本主义国家尚能如此，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得比他们更好。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爱国主义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不能有所偏废。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界线。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极端的，并没有统一确定的判断标准。只要还承认民族主义是必要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就可以招摇过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充满歧义的一个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很难截然分开，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表现形态。民族主义未必等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化。因此，单纯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徒劳无功。

首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如何区分并无明确的标准。按照前述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语境下，二者常常被看作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二者也难以分清。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在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只有在部分多民族国家的部分少数民族里，这两者才有可能产生冲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拒绝爱国主义，只是他们爱的是一个尚未建立的国家、一个只在理念上存在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要与爱国发生关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次，民族主义会走极端，爱国主义同样也会走极端。二者都是出于对一个共同体的深厚感情。说民族主义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更像是在玩弄概念游戏。最后，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缺乏支撑。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它需要具体内容来支撑。没有忠君思想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将变得无法理解;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中国当代的爱国主义也将变得无法理解。若抽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会变成空壳。

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是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爱国主义远未过时。任何事物都需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国家也一样。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就需要对它的存在加以肯定，也就是说，它需要爱国主义。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号召国民爱国，而不是反对国民爱国。只要爱国主义还有必要，作为爱国主义支撑的民族主义就不会消亡。中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利益的维护困难重重，提倡爱国主义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兴盛成为必然。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凝聚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凝聚力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提供。所以，明知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不用。多年来不断有人反对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却越来越强烈，根本原因正在于此。2008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虽不乏过激言行，但赞誉之声仍居主流，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团结的需要。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即使它经常走向极端，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多与少的区别。只要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它主要的作用就还是积极的;但如果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它的危害性就不容低估。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呢?当然是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但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些社会的民族主义一直非常健康，极少走极端;而有些社会则一再地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了解了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环境机制，我们就能找到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有效办法。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国际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弱者进行自我保护的工具。所以，一些小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比如朝鲜，现在几乎成了全世界的公敌，现阶段的朝鲜就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当一个国家陷入生存危机时，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迅速迸发。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反应，毫不足怪，但爱国却误国的例子史不绝书，人们有理由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表示忧虑。

四、当代爱国主义对理性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公民社会不发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情绪化和空洞化倾向，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结构上的缺陷。[6]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未能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有可能迫使中国背离和平发展的路线。因此，我们只有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性民族主义是指一个民族在维护民族利益、表达民族情绪时能理解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情感体验，把本民族利益和他民族利益放在平等地位上考虑的一种思想意识或实践活动，其鲜明特征是包容性。[7]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是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是包括国家的全体成员而不管其民族属性如何，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热爱则是只对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而不考虑其国家的归属。但当民族与国家成为同一时，这两种含义就无甚区别，开始同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单位与国家不一致，而且“由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直接进入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中，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8]民族主义可能是爱国行为，也可能是误国行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对历史问题反省的不同态度就表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砸外国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也反映了这一点。有人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9]因此，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良好的民族主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韩国注重在学校教育中向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在韩国的道德教育课程和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方法灵活多样，在现代的韩国社会生活中，“身土不二”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10]

一直以来，中国都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不提倡民族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强调爱国主义激发了国人振兴中华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我的中国心》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热爱祖国的激情，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而具有不同的主题。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当代民族主义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一方面要肯定合理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防止出现非理性的、狭隘的、排外的和分裂的民族主义倾向。

爱国主义作为人类自我激励的重要表现形式，不论其外在表现多么激烈，从整体上看往往都能够演变成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自我反省的力量。所有的爱国热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但过于偏激的“爱国主义”便背离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本意。我们需要以理性、开放、发展的心态来发扬和发展爱国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专注发展、放眼未来、建设性的爱国主义，尽一切努力维护世界和国内的和平，发展自己，就是最大、最现实有力的爱国主义，有实力才会有尊严。

爱国主义还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国际主义是推动国家间合作的主张，是与孤立主义相对的一种外交战略。当前，我国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和理念。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推动和加强了国际合作。其次，综合国力壮大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最后，国际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国际主义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厚实的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及价值观高度一致。以“和”“合”文化为灵魂的国际主义，是中国外交的必然价值选择。它的主要特点是对话、合作、共赢，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内容和手段，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不少，也做了不少，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印度洋海啸等各种国际赈灾救援行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泱泱大国的“国际主义”影子。

要实现理性爱国就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根据此原则，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施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并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了以平等团结和友好互助为基本特点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其特色是把统一和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许多民族地区存在的分裂状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平等的民主权利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团结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想要理性爱国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祖国尊严，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的图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的图谋;必须防止民族“排他性”趋势日益高涨。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许多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排他性色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扩大的自我，它用民族认同来动员大众，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民族主义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和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它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目标，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国家的崛起必然是一种强权的崛起，真正能够崛起的大国必定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建国以来我国提出的许多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原则等都可以凝聚在“和平”发展的口号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问题仍是善于学习，向世界各国和其他文明学习，海纳百川，汲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践学习，不断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中国的历史证明，开放的心态就是自信的心态、盛世的气象，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今天的中国，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不同文明的关系上，中国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祖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感，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认同可以走向排他、自大和虚妄。

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和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这三个方面与民族化相结合，要求我们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文化个性。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是外在的东西，而文化的全球化则是内在的东西。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我们要给民族文化以准确的定位，对民族文化进行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在积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不断地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姿容与新的内涵，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脊梁和灵魂，是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化能够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与基础。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与艺术创造，只要真正地表现了它所隶属的民族的民族性，就必然具有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就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气韵与风格，并因此而获得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我们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这既符合大众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又契合审美的法则和艺术的规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矛盾的、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与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张扬民族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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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云.构建理性民族主义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6:39-42.

[8]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 1996, (2) .

[9]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 2002, (6) .

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篇7

中国现代工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列强的欺压,国力的衰微,使中国民族工业每走一步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特殊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已经把“爱国”二字,深深烙印在它的生命基因和性格之中。与西方众多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更深地品尝了国家贫弱的悲怆,更懂得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更知道民族使命的沉重与光荣。可以说,中国企业一出世就决然不是个单一的经济生命体,在艰难困苦、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它的价值判断和使命感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不会忘记,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许多企业就以实业救国为己任,自觉地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贡献力量;在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的企业更是凭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历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的企业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把恢复灾区人民的生活、生产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今天,更有许多企业主动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维护了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

这就是中国的企业,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自己也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乐章。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认识爱国主义,企业要不要继承爱国主义,怎样继承爱国主义,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有人觉得,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领域里“国”的色彩在淡化,作为企业只要搞好经济就可以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糊涂的。虽然中国的生存环境与上个世纪相比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与战争年代更是大不相同了,但不能因此就说爱国主义对于中国企业已是可有可无了。经济全球化只是经济运作的格局和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企业的民族性、国家色彩却没有也不能变化,中国企业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更不能丢掉。换言之,一个企业,无论你是国有还是民营,无论是中外合资还是独身闯入海外市场,这都是经营形式和手段的变化,都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然,而其爱国之心.非但不应因为这些变化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应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

今天,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企业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强对员工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员工牢记中国企业发展与爱国主义这条红线的内在联系,激发员工热爱祖国、热爱企业的强烈情感,调动员工投身企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不断发展。

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我们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要把传统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同企业与个人的成长结合起来。特别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抓住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品牌创建和社会责任等重大问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篇8

爱国:国字是圈中的玉, 谁都爱。就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之情。国上具体的有土地、有人民、有文化、有主权。爱国主义就是这种爱的情感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 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种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爱国主义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 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说它是衡量一个人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则, 也是调整个人同国家民族之间道德法律关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价值基础、最高政治原则和动力源泉。爱国首先就要爱祖国大好河山,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具体的版图, 它由海陆空及大陆架所构成。祖国的疆域西起帕米尔。东至黑龙江, 南到南沙群岛北到漠河, 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 山川、河海、草原、湖泊、平原盆地, 风景这边独好!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支柱

毛泽东高度赞扬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 以鲁迅为榜样, 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邓小平也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强调要懂得中国历史, 特别是要了解中国近代史。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 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江泽民同志所概括的:“我国人民从不屈从于任何外力, 为了救亡图存, 推翻三座大山, 进行过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 涌现出许多永垂史册的志士仁人和英雄豪杰。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 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在我国历史上,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 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爱国主义是维护团结统一的纽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统一占据了主流, 分裂内乱时期不到800年, 分裂内乱终归统一。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规律是, 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 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 而爱国主义则是维系这种趋向的强大动力和纽带。日本政府近日召开内阁会议, 确认了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收归国有”的方针, 并决定从2012财年预备金中拨出20.5亿日元“购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非法、无效的, 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中方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表示, “若有任何人从事买卖, 我们一概不会承认它的效力”, 台湾政党呼吁马英九与大陆共同保卫钓鱼岛。马英九近日宣称中日开战台湾将参与。中日钓鱼岛争端, 不止于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钓鱼岛是日本在侵略中国的甲午海战中窃据的,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时同意放弃先前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全部土地, 钓鱼岛理所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因此, 这一领土争端直接关系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当年横遭日本铁蹄蹂躏的悲情, 直接关系到日本能否反省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扩张罪行, 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结局。如果听任缺乏战争负罪感的日本右翼势力继续膨胀, 听任日本安然“管理”它侵略得来的他国领土, 未来日本军国主义仍有可能死灰复燃, 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不论大陆和台湾民众或是海外侨胞, 只要是中华儿女, 在维护祖国主权问题上态度都是统一宣明的。各大媒体和民众通过不同的方式纷纷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强占我钓鱼岛领土的侵略行径。民间发起高举爱国大旗坚决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活动。这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

三、爱国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动力

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 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远播海外, 但近代中过却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无数仁人志士都努力探索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现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改革开放后, 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爱国主义在推动祖国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的世纪, 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 企图以压促变。邓小平就此向全世界明确宣告:“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29页) 后来, 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再次重申中国对待西方制裁的态度, “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 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 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 中国就站不住, 国格没有了, 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 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32页) 美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同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华儿女必须万众一心, 奋发图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爱国主义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邻居是一个靠卖艺为生的吉卜赛人阿普杜拉。有天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谈到吉卜赛人四海为家的习俗, 留学生真诚地对阿普杜拉说:”我很钦佩你们吉卜赛人的才华和生存能力, 无论世界的哪个角落, 几乎都有你们吉卜赛人。”阿普杜拉也高兴地说:“不错, 我们吉卜赛人无论到哪里, 都能被那里的人民所接纳。”但突然, 阿普杜拉的声音变得低沉了许多:“但这也正是我们吉卜赛人的悲哀, 因为我们没有祖国。”说到这里, 一向乐观粗犷的阿普杜拉, 眼里噙满了泪水。留学生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突然感到, 与阿普杜拉相比, 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因为在自己的身后,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祖国。

日寇当年入侵我国,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即使是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 面对民族危亡, 也参加打鬼子的战斗, “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呼声。人的一生难免会犯一些错误, 做一些错事, 但唯独有一件是绝对不能干的, 那就是卖国。犯错误可以改正, 别人可以谅解甚至原谅你, 但卖国永远得不到人民的谅解, 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汪精卫。

伟大的人生目标往往产生于对祖国深厚的感情, 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 实现人生价值, 那就必然依存祖国。只要我们在创新, 在进步, 那些鲜活清醇的音符就会不断的从我们的生命之琴中溢淌而出, 最终汇成那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 都能把自己事业与理想, 和我们的民族相融, 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将不再是可辱的, 将会成为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

屈原爱国主义教育探析篇9

对于屈原而言,人们往往只熟知其爱国诗人的身份,而对其教育家的身份,则关注不多,知之甚少。由于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屈原与孔子及其他同时期的教育家广收门徒、随身游学不同,他的教育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开展贵族精英式的教育模式

与孔子面向平民百姓的私学不同,屈原主要针对楚国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屈原与楚王同宗同源,学识高,在楚怀王时期曾担任三闾大夫一职,负责管理王族事务。从现存的史料看,屈原中晚年,除了朝廷任职,就是被流放在外。其教育活动,也主要是在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关于屈原担任三闾大夫一职,不少文献都有记载。《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1]

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是执掌包括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王族事务。王逸:“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1]姜亮夫《屈原列传疏证》云:“三闾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其《楚辞通故》“制度部第六·三闾大夫”条云:“按三闾之职,王逸以为掌昭、屈、景,则即列国之公族。”次引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公族大夫”条:“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子属焉”、“公族专主教诲也”,复云:“举屈子一生事迹,教胄子固为其最重之职。”[3]884李诚指出,王逸《楚辞章句》明确了“三闾大夫”的职能,“屈原先祖鬻熊曾任周文王之‘师’一职,其职主要为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措施;协同君王处理战争、祭祀、外交等重大事宜;负责督促贵族子弟学习、修养等。十分清楚,‘三闾大夫’正与‘师’有明显的继承性,故其职能颇多一致”[4]82。上述都明确指出“三闾大夫”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对楚国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

屈原司职三闾大夫,为其进行教育实践提供了便利。从屈原自传式抒情长诗《离骚》中,也可以捕捉到其开展教育活动的相关信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5]屈原在诗歌中往往用隐喻及浪漫主义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用佩戴香草来喻指追求高洁;“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吾令雁为媒兮,雁告余以不好”,用天宫守门人不给开启天门及大雁推辞不做媒人来暗指接近楚王受阻。在上列诗句中,以“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等比喻贤才,“滋兰”、“树蕙”、“畦留夷与揭车”、“杂杜衡与芳芷”都是喻指培养人才。这里屈原指出自己曾经辛辛苦苦地对弟子进行教育,精心培养了各种贤能的人才,本来希望他们长大成才后为我所用,然而他们却在现实政治面前纷纷变质腐化,令人哀伤。

二、基于深厚爱国情怀的教育思想

屈原是一位以爱国著称的诗人,不论是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乃至被放逐,都表现出对国家、人民、君主的极大关心。爱国,可以说是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继承夏商及西周以来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国即是家,家即是国,世袭之君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屈原看来,君国一体、密不可分;离开国君来谈兴国,一切举措都将无从施展。所以,他不断呼吁国君革除旧弊以兴国邦:“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5]并一再表明自己愿意竭忠尽智,辅佐楚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5]这里屈原用忠君来表达其爱国之情,一心希望国君励精图治,振兴楚国。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就是要在楚国实现“美政”。屈原对历史上的历代贤王如传说中尧、舜、禹及周文王、周武王很崇拜,认为这是基于仁义道德基础的贤明政治,是明君贤臣的完美结合。为了实现这一“美政”理想,他不惜犯颜进谏楚王,希望楚王“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5]。他主张通过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不分贵贱地选拔人才;革新时弊,依法行事,限制旧贵族的特权,使国家兴旺强盛。当遭谗见疏、不受重用时,屈原依然心系国家:“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5]不顾自身安危,唯独担心楚国这辆大车颠覆,其拳拳爱国之心昭然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争相招引人才。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士无定国,往往效力于重用他的国家,楚才晋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洛阳人苏秦先仕赵、后仕燕,楚人李斯仕秦;即便是孔子,早在春秋末期仕鲁政改失败后也周游列国寻求任用的机会。屈原在楚国被排挤甚至流放,以其才能,完全可以到其他国家发展,但他却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不愿离开:“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5]借车夫悲伤、马匹留恋,不肯前往他乡来诉说自己内心对祖国的不舍。洪兴祖说,屈原深爱其国,难舍故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1]。

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自然而然渗透到屈原的教育思想之中。其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不分贵贱地选拔人才的主张,即是其基于爱国之情和楚国现实的用人观。只有任用贤能,改革时弊,才能振兴楚国。可是,当时楚国上下一片腐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5]。贤能的人才从何而来?唯有培养,通过加强道德品质教育,使之能够抵御社会陋习的浸染。从《离骚》中可以看到他基于革弊图新的育人思想:“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5]通过隐喻的手法,表达了屈原希望学生们成长成才,在革除旧弊、振兴楚国的过程中任用他们。由此看出,屈原的教育思想,主要立足于爱国这一根本、围绕着振国兴邦来教育学生的。可以说,执着的爱国情怀是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始终贯彻于其教学活动的全程。

三、着眼治国安邦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屈原的教育思想中不难发现,其教育活动有很明确的目的,即针对当时楚国内外政局的现实状况,培养能够除旧革新、振兴国家的治国贤才。

楚国当时所处的环境相当严峻。春秋以来,争霸中原此起彼伏、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到战国时,形成了七国并立争雄的局面。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国富兵强,实力骤增,吞并六国的企图与日俱增,且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匹敌。处于这一时代的屈原,深知楚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唯有富国强兵,才能抵御强秦。然而,此时的楚国,贵族享有各种特权,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楚王昏愦,身边群小簇拥,笙歌艳舞,不图强治。面对这样的现实,屈原无限感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5],表达对楚国前途的忧虑。“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深知要想富国强兵,战胜秦国,唯有举贤授能、改革时弊、加强法治,才能发展壮大,提升国力。然而楚国上层“举世皆浊”,朝廷无贤可凭。

基于对时局发展及楚国情势的洞察,屈原利用担任三闾大夫掌管贵族子弟教育的职能,着手培养人才。由于楚国屈、景、昭三大贵族地位重要,权势显赫,其子弟必将进入楚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所以屈原将振兴国家的厚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希望通过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励精图治的治国人才,为楚国的发展和强盛做贡献。虽然屈原没有像儒家那样明确说出教育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从其心系国家安危、胸怀爱国热情来看,其教育弟子以“治国”为其目的是可以体察到的。这从《离骚》诗句中也能体会到———“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本来希望把一帮王族子弟培养成为正直挺拔的栋梁才人,等时机成熟便与自己一起改革旧弊、振兴国家。然而愿望与现实相违背,很多贵族子弟长大了并没有成为他所希望的人才,而是受到不良习气的腐化,变成与其他贵族王公一样的小人。“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5],面对学生的纷纷变质腐化,屈原也只能喟然哀叹。

尽管教育理想在现实政治面前被击得粉碎,但屈原培养人才、振兴楚国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四、立足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

诚如上文所述,屈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大姓的子弟,他们耳闻目染、受贵族家庭及上层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所难免。要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必先革除贵族的种种故陋,尤其是养尊处优的贵族习性和不思进取、骄奢淫逸的陈腐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于国有用的贤德人才。在这点上,屈原与孔子是一致的。屈原也从“修身”入手,努力培养学生坚贞高洁的品质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屈原看来,要提高贵族子弟的道德修养,最有效的途径可能就是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了。屈原崇尚高洁的人品,“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5],提高道德修养是他的一贯追求,所以他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是非常高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可与“与日月争光也。”[2]同时,屈原本身也出身贵族,自己的品格养成对同为贵族的学生最具说服力。屈原是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的?在《离骚》中有大量的表述,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5]等。高洁的人格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像鲜花香草一样芳香怡人,所以屈原经常以香草来隐喻美好的品质和高洁的人格。当时楚国奸臣当道,“椒专佞以慢韬兮,樧又欲充夫佩帏”[5],社会风气不好,“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5]。在钻营苟且、贪图享乐的贵族上层社会中,要保持高洁的人格修养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沾染陋习是很不容易的。屈原是如何做到的呢?《离骚》一诗中有反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5]屈原态度明确:宁死不屈,信念坚定,不能因外部社会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坚持人格的完美,高尚品德的追求,坚决不妥协,不与道德低下的奸佞小人同流合污。屈原在《离骚》中反复咏叹自己为追求高洁的人格理想、为实现祖国强大的政治理想宁死不屈,九死不悔,可想而知他在教育学生时也必将灌输自己的这些理想、追求和做法。屈原深知这些贵族子弟将来不少人会进入楚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引导他们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关系到楚国的命运。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屈原在教育中不惜以自身坚贞不渝地追求理想、保持完美人格的事例谆谆诱导,教育启发学生,希望他们也能与自己一起,追求高洁品质、提高个人修养,做个贤臣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伟业,如同傅说辅佐武丁、吕望辅佐周文王、宁戚辅佐齐桓公一样:“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5]

综上所述,屈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培养道德高尚的贤才来治国兴邦为目的,在其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切实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奠定了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其理想,但作为教育家的屈原,其开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仕无定国的战国时期,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培养道德高尚的治国贤才、充满浓厚祖国情怀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于今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二辑)[M].山东:齐鲁书社,1985.

[4]李诚.楚辞文心管窥[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