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效应

2024-05-25

扩散效应（精选八篇）

扩散效应篇1

目前作为滨海新区发展支柱的八大产业势头迅猛, 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但集聚之后也需要扩散, 因为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包括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而扩散效应就表现为增长极不断向周围地区产生辐射作用, 把生产要素由增长极所在地转移到外围地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走出去”战略, 扩散效应的大小和强弱取决于增长极的能量积累状况, 也就是取决于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规模和素质, 取决于经济体制、区域政策和增长极所在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滨海新区既然承担着更好地服务环渤海和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 所以通过集聚发挥自身的扩散效应也就成为其重要的功能。

滨海新区产业集聚和扩散效应分析

赫希曼 (A.O.Hirschman) 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哈格斯特朗 (T.Hagerstrand) 的扩散理论, 都认为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不平衡的, 且把城市与区域间各种“力”的消长都概括为“集聚力”和“扩散力”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 (G.Myrdal) 在其累积循环因果论中认为, 集聚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 使区域差异不断扩大;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生产成本逐渐上升, 外部经济缩小, 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区域流动, 并使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小。集聚能产生规模经济, 而扩散会增加对周围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

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以年均22.5%的速度高速增长, 占到天津市GDP比重的一半以上。滨海新区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作为滨海新区发展支柱的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八大优势产业占全区工业比重达到86%, 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如航空航天产业形成了“三机一箭一星”的产业格局和制造、研发、设计等整体发展产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聚集了中芯国际、曙光等知名企业, 成为亚洲最大的高性能计算机生产基地;新能源领域, 目前滨海新区聚集了世界上前几位的风电制造厂家, 占据了国内30%以上的产量;汽车产业生产形势良好, 已形成了一汽丰田、长城汽车、星马汽车为核心的汽车整车生产基地, 集群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行业链条更加完善。虽然产业集聚能够使“区域内的企业和机构在一个生产价值链或生产网络上, 通过紧密的生产合作与竞争, 促进整个集群内知识的学习与创造, 提高产业效率, ”但由于滨海新区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的特点, 近期在区域发展中的集聚效应仍强于扩散效应, 所以目前的重要任务当是必须在扩散效应上下功夫,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乃至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不容否认, 目前滨海新区的产业扩散效应不明显, 毕竟在“新经济时代, 产业聚集到一定程度后, 还会要求分散。”国内专家曾引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集聚———扩散过程的临界点作过研究, 但严格量化这一过程是很困难的。我们可大致参照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从集聚到扩散的转折点的历史数据。

通过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来看, 滨海新区GDP增长率虽然分别为23.5%、25.1%和23.8%, 人均GDP2011年达到了42000美元, 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却相对比较低, 这就表明目前滨海新区的集聚效应还必须大力进行, 所以一些专家就指出, “十二五”期间, “滨海新区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集聚’, 在把现代制造和现代物流做大做强的基础上, 向高端化发展, 加快由制造经济向创造经济、生态友好型经济转型。”只有通过集聚, 才能为扩散的展开奠定基础。所以未来几年滨海新区应加快先进制造业及其研发转移, 提高产业能级, 通过中心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在服务区域发展过程中扩大对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

制约滨海新区产业升级和集聚扩散效应的主要因素

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虽然不同的经济状况对产业升级要求不同, 但升级的趋势是不可能阻挡的, 毕竟“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内部逐步形成的不断地适应产业环境变化、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培育过程。”

就天津滨海新区来看, 制约其产业升级和集聚扩散效应的因素涉及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两个层面, 具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点:

就外部环境来看, 首先, 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制约了滨海新区产业升级的动力和源泉。从国际角度看, 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使欧美国家在先进制造业生产技术等方面对我国设置技术转让障碍, 甚至实施不同程度的技术封锁, 势必给滨海新区的出口和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困难。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欧美经济惨遭重创, 欧美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增长严重消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诸多困难局面, 开始反思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世界贸易额中, 货物贸易约为服务贸易的4倍, 制造业竞争力对一国的国际收支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各国纷纷制订措施, 大力扶持制造业回归, 即所谓的“再工业化”。全球经济发展秩序和世界对外贸易格局也因此再次发生巨变。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不是实现一般制造业的“产业回归”, 而是实现较普遍的高端制造业“产业本土化”, 将突出产品价位、性能、品质、风格、参数等要求, 强化知识产权、研发设计、品牌和无形资产、销售网络、配套供应链、全球管理等高端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欧美各国势必会加快自身科技创新速度和技术研发力度, 同时在先进制造业生产技术等方面对我国设置技术转让障碍, 甚至实施不同程度的技术封锁, 以进一步拉大技术差距, 削弱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其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 加紧与我国在传统国际市场展开竞争。

其次, 就国内情况而言, 区域间竞争将更加激烈。滨海新区是最早被国家确定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区域,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给珠三角的一个战略定位也是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中也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长江三角洲地区更是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目前仅环渤海地区就有多个国家级规划区, 如黄河三角洲、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沿海地区等, 各规划区虽然都在强调差异化发展, 但在优势产业选择上有严重趋同现象, 区域间的产业竞争会更加激烈。

再就滨海新区自身发展来看, 第一, 滨海新区制造业产业链缺乏关键环节、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较低。滨海新区大多数企业“两头在外”, 特别是产品关键性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须外购, 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弱。由于滨海新区企业在核心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方面的先天不足, 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较低, 在产业分工中就只能充当高新技术产品的组装区和工业产品的制造区。特别是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发挥区域带动作用的能级不足。

第二, 滨海新区在发展模式上以外资拉动和政府推动为主, 属于“外部植入型”发展模式。这也造成滨海新区外资与中央直属企业居多, 天津本地企业偏少且弱的局面, “外部植入型”发展模式虽有助于在短期内形成集聚效应, 实现飞跃发展, 但如果长期过分依靠外部植入, 新区经济就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 缺乏自身的稳定性, 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会制约新区整体带动作用的发挥。所以为获得持续性发展, 必须做大做强天津本地大型国有企业, 繁荣中小企业。

第三, 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三产业比重低且有下降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也强调要依靠制造与高端研发设计能力、国际品牌和营销渠道的融合。滨海新区服务业短板表现在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交通运输体系尚不完善、港口发展和航运中心建设面临诸多问题、人才资源利用不充分以及周边省市通过天津口岸进出口额比重偏低等方面。

第四, 区域合作的紧密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 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呈现出活力, 成为区域间经济竞争的主体。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的崛起, 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南北经济平衡, 而且可以通过其广阔的腹地有效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 从而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而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 势必应在加强合作上发挥更大作用。

滨海新区应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滨海新区应在产业发展中既坚持高端化, 又强调中心区域间的良性互动, 从而促进滨海新区由制造经济向创造经济、生态友好型经济转型。

1.滨海新区作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 其先进制造业是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滨海新区大多数企业‘两头在外’, 其产品关键性零部件和原材料或通过国际供应链供应, 或者向国内其他区域的相关企业采购,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区产业链条中一些关键环节缺失。”所以滨海新区应首先在加快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发展的基础上, 采取自身发展的措施, 逐步改变这一局面, 通过通过做大做强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 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 围绕支柱产业, 发展与其相关的各种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 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打造产业集群, 增强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提升区域产业对接水平。

“作为北方已经拥有了工业基础的地区, (滨海) 新区的重点围绕我国科技的长远规划, 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与开发,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推进生物、纳米新材料等高科技的研发和制造”, 也就是说, 滨海新区应紧跟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动态, 加强对纳米制造技术、仿生制造技术、制造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等的研发, 顺应生态型绿色制造趋势, 加快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城区建设, 突出滨海新区产业区生态化建设的重点,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推进绿色制造,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在体制、技术、政策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 力争新区循环经济发展走到全国的前列。

2.在企业技术进步方面, 应加快产业研发转化基地建设。“新区要努力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 依托新区教育资源, 发展专业技术教育, 构筑先进制造业后备人才基地, 同时借助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和风险投资等各种创新资源, 以重大创新项目为载体, 加快产业研发转化基地建设, 构筑产业研发转化平台, 构建国际高等教育园区, 同时积极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增强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而且滨海新区还可率先通过和周边地区建立产业技术联盟, 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知识创新等科技交流, 联合设立重大科技平台、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 使其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和支撑。要多方着眼于资源共享, 共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扩散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在交通体系建设方面, 为适应国际物流中心建设需要, 滨海新区应以天津港为核心, 积极构筑多层次、一体化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提升天津港规模等级, 同时加快铁路、公路网络建设, 完善天津港水运、陆运集散体系, 以多式联运带动腹地发展, 发挥连接东北亚和中西亚的纽带作用, 建设“第四代国际航运中心”即“低碳智网型”国际航运中心, 加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与京津冀区域其他机场的分工与协作, 与首都机场共同构筑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航空枢纽。

此外, 还应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完善与周边区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滨海新区应起到积极作用。主动在资源开发、市场开拓、产业结构调整、重大项目安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与各省市进行协调, 达成共识。如统筹规划和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网络, 联合开发港口、机场、高速路、铁路、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项目, 联合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与环渤海区域中国家级规划区的合作, 扩大资源、政策共享空间, 逐步形成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通, 促进企业跨行政区发展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建设区域性市场, 优化产业结构, 在服务地区发展中加快自身的发展。

总之, 滨海新区产业的集聚应是高端集聚, 即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 在引入建设之初就要强调区域引领、产业对接的特征, 以形成高端产业集群, 构筑研发转化高地、自主创新高地和生态宜居高地。而在区域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阶段, 要想在区域发展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则需在区域一体化中采取更为积极的行为, 树立服务意识, 即围绕支柱产业发展的产业链向周边延伸扩张, 并辅之以高品质的金融、物流服务, 通过积极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来扩大自身的“扩散效应”。

摘要：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战略布局增长极被赋予了“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的定位。本文分析了目前滨海新区产业的聚集扩散现状, 提出为实现这一定位, 天津滨海新区应大力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等, 加快产业升级以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 通过服务区域发展加快自身发展, 从而做到扩大集聚扩散效应。

关键词：滨海新区,产业升级,集聚扩散,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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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建新.先进制造业在国家级区域规划中的定位及发展[J].经济与管理, 2011, (4) .

扩散效应篇2

关键词：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效应

一、问题提出

当前，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高职院校本身对社会服务也开始有了更充分和深入的认识，逐渐意识到社会服务是一项促进学校高职教育发展重要任务。越来越多的高职学校尤其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始将社会服务纳入学校的总体规划和专业建设当中，并发挥示范和辖射作用，带动和促进其他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建设。

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扩散效应”，是通过建立一批有特色、有实力、有规模的职业教育示范学校，大力培养该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在一个区域内形成相应的“增长极”，并且依托“增长极”中社会服务积累的经验，与区域内其他非示范性院校共同建立社会组织，共享资源，充分发挥其对于当地职业教育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扩散服务”，同时拉动、促进当地经济效益的显著进步。

二、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的意义

目前，高职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来愈发突出的强大推动力。部分示范院校通过充分利用人才、设备和技术优势，积极开展企业职工培训、技术开发、产品生产研发，为农民工进城务工、返乡创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培训与指导，在丰富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也为行业、企业发展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1）高职示范院校服务能力扩散可以有效带动区域内其他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推进整体职业教育的改革以及良性发展。扩散效应最主要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其强大的辐射作用以及示范作用，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示范与辐射的引领。一方面，示范性院校通过树立标杆形象，给非示范性院校提供发展的动力与方向。另一方面，非示范性高职院校通过主动学习，接受示范性院校关于社会服务与培训方面先进经验、理念的辐射，从而实现区域内高职教育整体的跨越式发展。（2）高职示范院校服务能力扩散能更好的发挥品牌效应，提高高职院校社会认可度。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一直经受着一定程度的偏颇和非议，全社会尤其是农村居民缺乏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高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之某些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不强导致社会对于高职教育的认可度偏低，发展受阻。因此通过建设一批理念先进、质量过硬、特色突出的示范性院校走到发展的前头，抓住职教发展的大好机遇与时机，辐射非示范性院校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对增强社会认可度、引领整个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高职示范院校服务能力扩散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必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一方面，通过发挥师资优势，帮助企事业单位做好员工培训工作，这种优势是任何培训机构所不能具备的;另一方面，通过带动辐射可以更直接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参与区域经济项目的研发工作，促进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加强与区域内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力度，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直接为地方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这不仅有利于高职学生就业，而且降低了人才培养成本，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4）高职示范院校服务能力扩散可以为高职院校自身拓宽发展空间。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社会和企业在资金、设备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这是高职院校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高职院校只有为社会、企业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才能得到这些来自多方面的支持。如果高职院校不能承担起社会服务功能，就失去了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条件。而且，通过社会服务，既可以实现课堂教学向实践能力培养的转换，又可以把在社会服务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技术成果，引进到课堂教学之中升华教学内容，还可以从社会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金，进一步开拓高职院校的发展空间。

三、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1）办学定位不明确。高职教育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于为社会培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人才，最终的结果是为社会服务。因此，示范性高职院校要担负起带动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任，有效发挥服务社会的能力，并辐射带动区域内非示范院校共同为社会服务。然而，部分示范性高职院校未能准确定位发展目标，为追求满足各种评估标准，教学培养、社会服务流于形式;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符，主要体现在行业背景下的专业规模逐年扩大，但缺乏市场的充分调研，专业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2）社会服务意识不强。尽管越来越多的高职示范性院校逐渐意识到培养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性，也有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目标。但是，长期以来受传统办学思想的影响，部分示范院校对社会服务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仍停留在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的观念上，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高职教育对于服务当地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其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服务平台建设仍然不足，政策激励与制度配套匮乏，这样就导致了教师的社会服务意识不强，使得他们更偏向于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等，未能更好的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3）校企合作不够紧密。目前部分示范性院校还未能充分意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开展校企合作只是让学生完成顶岗实习或者满足学校各种评估需求，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派出高水平教师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与管理问题，也没有更好的顾及到学校与企业共同的利益。这样一方面无法实现校企合作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使得企业认为培养人才是高职院校的事，对学校的支持力度不够，合作的积极性不高，造成校企合作形式化。而且，由于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过程中还未能形成系统，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对合作与服务工作的长远规划，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够，辐射积极性低下。（4）激励体制不够完善。建立完善体制机制是激发教师提升服务社会能力的关键因素，但是当前，不论是高职院校内部还是外部，都缺乏有效促进教师充分实现社会服务职能的激励机制。国家在政策上对高职院校师资的资格认证、聘用、考核、职称、奖惩等方面，缺乏具体的规定，不少地方沿用普通高校的教师资格标准，有的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是力度不大。在师资培养上一味以教师的学历及论文数量等作为衡量师资水平的标准，难以反映出教师的实际能力，导致高职院校教师为评职称而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追求论文的数量，远离高职教师应有的专业发展轨道，从而对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缺乏动力。

四、增强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效应的途径分析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相比，其社会服务的职能更为突出、意义更为重要。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升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效应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具体体现。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需要以学校的理念创新、内涵建设和资源整合等作为基础条件，在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路径选择和模式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活动。

（1）明确办学目标。高职教育发展的内涵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校中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都是服务于社会的。因此，高职示范院校的定位应该从社会的进步和需求出发，建立服务型教育体系，为社会、企业提供更丰富、更实用、更直接的服务，不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动力和活力。同时，示范性院校建立的目的在于示范和辐射带动非示范性院校共同服务社会，因此，要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充分调研市场，规划好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增强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服务能力。（2）增强示范院校社会服务意识、提升社会服务辐射能力。新的历史条件下，高职院校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的社会服务者。要充分发挥示范院校社会服务扩散能力，则有必要设立社工机构，开展社工服务。高职示范性院校可以联合创办各类社会服务工作，一方面，通过以社工机构为主体、院校专家支持、专业学生实践的联动机制，进行专业人才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高职院校的专业师资和专业学生力量，培育专业社工机构，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开展社工岗前培训、继续教育和社区培训等。同时可以带动公众积极参与，通过服务创新，满足民生基本需求。（3）立足区域内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缓解就业的重要渠道，由于其经营规模小、融资受约束程度高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其在实现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难以吸引高素质、高技能型专业人才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高职示范院校主动走出校门，通过与区域内中小微企业建立不同模式的沟通桥梁，立足区域内经济，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将示范院校的优势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实现服务社会的目标，最终达到共赢。（4）推进高职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建设。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将为高职院校教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提供动力保证。教育主管部门、高职院校应切实将社会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尽快出台引导和激励教师开展社会服务的规章制度。在高职院校内部考核激励所关注的领域除了人才培养工作以外，也应包括社会服务能力，如技术研发、职业技术资格的获取、社会培训等等。要注重建立导向和激励机制，使服务的方向与办学方向和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一致，由个体型服务向追求总体效益转变。（5）政策支持，对口支援区域内非示范院校建设与发展。国家应制订相关保障性政策，采取激励或刺激措施，搭建交流平台，让先发展的示范性高职院校帮助和带动后发展起来的院校共同服务社会。比如说，在建立社会服务组织时，规定必须要有示范性院校和非示范性院校共同参与，这样有利于非示范性院校更好的学习和参考。同时，示范性高职院校应该加强与区域内非示范性院校的交流，为校际间的深度合作、资源共享和共同建立社会服务组织打下良好基础。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学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等领域给予支持和帮助。示范性高职院校与非示范性高职院校可以共同成立社会服务组织，以为企事业单位员工开展培训、为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培训技术能力、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等形式，辐射非示范性高职院校更好发展的同时，能带动区域内高职教育整体以及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苏文锦.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实现途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扩散效应与粤赣经济合作研究篇3

一、粤赣区域经济合作观点综述

粤赣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省旅游、交通物流以及农业等单独某个行业的合作, 以及闽粤赣经济区合作和湘粤赣红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等小范围经济区合作。旅游合作方面主要有郑海燕 (2011) 从客家文化切入, 认为闽粤赣客家地区文化底蕴丰厚、民俗风情浓郁, 旅游资源和市场具有相似性, 旅游开发潜力大, 应该开展区域旅游合作, 组成客家文化旅游大区, 共打“客家文化”旅游牌, 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袁庆林、周运锦 (2005) 和邓峰、曾天雄 (2011) 等探讨了湘粤赣“红三角”地区的旅游区域一体化问题。交通合作方面主要侧重于粤赣高速公路和粤赣运河设想等方面。物流合作主要是对闽粤赣经济区物流情况的分析。王鸿鹏 (2008) 分析了该区域的物流合作情况, 认为各方应从共赢互融的理念出发加强物流合作, 如物流园区建设、通关和口岸一体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汕头大学对闽粤赣经济区合作已有相对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黄燕等 (1998—2002) 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闽粤赣”经济区经济差异、产业结构与产业素质差异, 认为无论从构成城市或地理区域看三次产业构成均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工业化程度呈现明显的梯状性, 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 关于粤赣两省全面经济合作研究的论文极少, 只有陈恩、袁群华 (2004) 较全面地分析了粤赣两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差异, 提出21世纪广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需要江西等其他地区为其经济腹地, 而作为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江西要实施“中部崛起”发展战略, 更应主动接受广东经济的辐射和承接产业转移;粤赣两省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表明两地具有进行产业梯度传承和经济资源整合的深厚潜力与广阔前景。

二、扩散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所谓扩散效应 (Gurmar Myrdal) 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 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 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 并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逐步赶上中心地区。从而促使生产向其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 产生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其作用机理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经济不发达的低梯度地区的初级产品、初级产业得到发展。随着高梯度地区的发展将会扩大对经济不发达低梯度地区的原材料与初级产品的购买量, 如果区域间产业结构形成了投入产出相互衔接的互补型关系, 高梯度地区的产业为自己建立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基地, 常常会进行相应的投资与技术转移。因此, 高梯度地区产业的发展会促使经济不发达的低梯度地区的相应发展。另一方面是产业变迁与转移在动态发展中丧失比较效益或因过度集聚而不经济的产业会逐步向经济不发达的低梯度地区转移, 如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扩散。随着高梯度地区的产业部门由创新阶段演进为成熟和衰退阶段, 便由技术密集型转为劳动密集型, 并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产生所谓“外流”现象。

三、粤赣区域经济合作扩散效应分析

根据扩散效应的作用机理, 以下我们首先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考虑, 研究广东采购江西初级产品和江西劳动力转移至广东。广东从江西主要采购的是初级产品, 包括农产品、工业原料等。“十一五”期间, 从江西运往广东的粮食每年为15亿公斤到20亿公斤。改革开放后, 作为劳动力输入大省, 广东历来是江西富余劳动力输出的主要省份, 2005年江西省向广东输出劳动力209万, 占全省输出总量的38.6%;2010年江西省向广东、福建两地劳务输出356万人, 占全省劳务输出总量的52.2%, 其中大部分劳动力都是输往广东省。

其次, 从广东产业转移至江西、广东游客到江西旅游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心地区广东对江西经济的扩散效应。当然产业转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也是为了开拓江西市场。“十五”期间, 江西省与广东省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3 495个, 占江西省经协合同项目总数的20.8%;实际引进广东资金462.31亿元, 占江西省实际引进省外资金总额的21.4%, 其中, 广东入赣投资额亿元以上企业139家, 总投资额297.81亿元, 已进资109.05亿元。截至2010年底, 在赣的广东企业总数已超过3万家, 投资总额超过1 000亿元, 其中, 项目投资5 000万元以上的达到330多家, 合同总额超过700亿元。江西与广东的合作项目和资金约占江西全省引进内资的1/4, 其中赣州同广东的合作项目和资金占赣州引进内资的90%以上。目前, 广东已成为与江西实施合同项目最多、投资额最大的省份之一。粤商投资大军参与江西建设, 为广东经济延伸了产业链, 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也解决了江西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为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江西也是广东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之一, 品种全、项目精、质优价廉的广东产品深受江西消费者喜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广东产业转移江西的过程中, 有一种现象必须十分重视:近年来, 昔日的打工仔、打工妹呈现出回归的形势, 正成为江西省劳动力的主力和创业的生力军, 间接带动了广东与江西间的产业转移。据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 2008年江西省外出务工人员为680万人, 其中赴省外务工人员558万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不少企业进行裁员甚至关闭。从2008年9月份开始, 返乡农民工逐步增多, 到2009年春节前江西省返乡农民工达到330.9万人, 截至2009年4月返乡农民工不再出省务工人数达到100万人;2011年江西省约有39万返乡农民工选择家门口就业。

粤赣两省积极推动旅游合作。自2003年泛珠三角合作协议签订以来, 粤赣两地在旅游品牌共建、资源共享、宣传互动、客源互送、市场共管等方面开展合作, 促进了两地旅游市场的繁荣。2010年江西接待广东游客约900万人次, 广东接待江西游客620万人次, 两地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四、粤赣两省经济合作潜力分析

(一) 粤赣两省经济现状总体比较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经过30余年的发展, 多项经济指标均处于全国的前列, 2011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471 546亿元, 广东省GDP为52 674亿元, 占全国的11.2%, 约占1/9;广东总人口10 473万, 人均GDP50295元, 增长8.0%;2010年广东省居民人均消费16 722元。2011年, 全国进出口总额36 421亿美元 (出口18 986亿美元) , 其中广东省的进出口额为9 134亿美元 (出口5 319亿美元) , 占全国的25.1% (出口占全国的28.0%) ;2011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 060亿美元, 广东省为218亿美元, 占全国的20.6%。广东的发展速度一直很快, GDP从1978年的185.85亿元升至2011年52 673.59亿元, 增长283.4倍, 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8.73%。

江西省作为我国中部欠发达省份, 虽然在本世纪以来实施“中部崛起”中发展较快, 2000—2011年年均增长16.77%, 但主要经济指标不仅低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 而且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 江西省GDP为11 584亿元, 占全国的2.46%, 比2010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江西总人口4 475万, 人均GDP25 884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均34 998元。2010年江西省居民人均消费3 546元。2011年, 江西进出口额为315.56亿美元 (出口218.81亿美元) , 增幅达46.1% (61.3%) , 占全国的0.87% (出口占全国的1.15%)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60.59亿美元, 占全国的5.72%。从总体经济情况的比较看, 粤赣两省经济状况差距较大。

数据来源:政府统计公报

(二) 两省产业结构比较与江西的资源优势

广东省的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 2011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5.0%,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9.9近5个百分点。其中, 第二产业增加值26 205.3亿元, 占比49.8%;第三产业增加值23 808.5亿元, 占比45.2%, 服务业高于工业占比。江西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较大, 达12.0%;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 600.5亿元, 占比只有31.1%。第二产业增加值6 592.2亿元, 占56.9%。江西是一个典型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的省份。

江西的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61.3%, 木材蓄积达2.5亿立方米, 毛竹蓄积达10亿根, 居全国前列。全省平均每年降水总量约2 670亿立方米, 人均径流量居全国第五。矿产资源集中在黑金属、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的矿产有12种, 拥有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铜冶炼基地。江西山清水秀, 景色宜人, 旅游资源丰富, 比较知名的景区有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鄱阳湖区、南昌及景德镇等。江西具有较多的富余劳动力。江西省人均GDP约为广东的1/2, 工资水平也远低于广东。另外, 江西有一定的下业及人才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 江西大力实施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中成药和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和现代家电产业、食品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等六大支柱产业有了较好的基础。近来, 光电、高精铜材、优特钢材、特种车船、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特色化工、绿色食品、度假旅游、新型服务等产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因此, 不论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还是从承接能力的角度看, 江西是广东产业转移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三) 粤赣经济合作的区位优势

粤赣两省相邻, 但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这种区位优势没有得到体现。随着已建成的京九铁路及跨越江西大“十”字型高速公路的建设, 特别是2005年开通的粤赣高速公路把粤赣两省潜在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目前, 更多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和规划中, 如济广 (济南至广州) 高速公路、赣韶高速公路等, 将进一步拉近粤赣两省的距离。

五、粤赣经济进一步合作解决思路与政策建议

(一) 提升江西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承接能力

根据扩散效应中的产业转移理论, 产业转移的路径即沿产业高梯度地区 (科技实力强大的大城市) ———有能力承接的大中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及农村。根据以上粤赣经济合作的潜力分析, 粤赣经济合作首先应发生在江西的省会南昌以及赣州、吉安等京九铁路和粤赣高速公路沿线的地级城市。这此城市基础条件较好, 承接产业的能力较强, 特别是对于三大新兴产业的承接。因此, 江西的引资政策重点应在大中城市的工业园区的建设;另一方面, 江西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吸引, 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

(二) 加强粤赣经济合作的信息渠道建设

粤赣经济合作的信息渠道建设涵盖两个方而:一方面, 江西需要将有关引资的优势、政策与优惠措施公布于众, 即包括一般的媒体宣传, 例如网络, 报纸等;更需要政府主导下的引资宣传, 如开展粤赣经济合作的经贸洽谈会, 以及针对企业的招商活动 (可通过广东商会) 。江西还应加大旅游资源的宣传, 使江西成为名副其实的度假旅游休闲地, 以吸引更多投资。另一方面, 广东应起到使粤赣两省经济合作信息渠道畅通的作用, 引导其省内企业正确把握投资信息, 推动省内企业对江西投资。

(三) 出台粤赣经济合作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

目前, 粤赣两省的经济合作的政策还处于较宽泛的层面, 出台更为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措施将对具体操作提供一个实施依据;又因为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类似粤赣经济合作, 这此具体政策措施也将为泛珠三角整体经济合作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范本。

(四) 江西应实现原材料深加工, 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

随着广东产业升级转型的逐步推进, 更高层次的产业对原材料的要求也将逐步提升。为了保证江西原材料能够适应这种要求, 并提升原材料的附加值, 原材料深加工势在必行。如江西的稀土行业应更加注重深加工, 而不仅仅是靠大量低价销售本已十分珍贵的稀土。这样, 不仅可以为广东机电、汽车等产业提供更优质的原材料, 还可以促进江西生态环境改善。江西可以利用目前较好的生态环境, 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 适应现阶段人民对食品安全和营养的需要, 拓展利润空间, 从而在具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市场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五) 江西制订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支持政策

早年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在广东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现有的户籍政策以及其相关政策下, 赣籍农民工 (部分已在广东创业) 更具有意愿返乡创业和就业。在目前广东产业向江西转移的过程中, 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正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更好地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 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已是当务之急。

(六) 为拓展发展腹地, 广东应主动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中心地区的发展不能没有经济腹地, 否则, 中心地区将缺乏原材料、人力资本的支持, 也将失去应有的市场空间。为此, 作为已经率先发展起来了的中心地区广东, 主动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有利于腹地经济的发展, 也是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

摘要：通过对广东、江西两省经济合作过程中扩散效应的分析, 即一方面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考虑, 研究广东采购江西初级产品和江西劳动力转移至广东;另一方面从广东产业转移至江西、广东游客到江西旅游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心地区广东对江西的经济扩散效应, 并探讨粤赣两省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前景, 提出粤赣经济进一步合作的解决思路与政策建议, 希望能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扩散效应,产业转移,粤赣合作

参考文献

[1]陈恩, 袁群华.浅议粤赣经济合作[J].当代财经, 2004, (10) .

[2]郑海燕.区域合作视角下的客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闽粤赣交界为例[J].前沿, 2011, (4) .

[3]邓峰, 曾天雄.湘粤赣“红三角”旅游区域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1, (3) .

扩散效应篇4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一般贸易集聚的地方也是该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区域, 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集聚地, 而且由这些外资企业所进行的进出口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0%以上。对外开放初期,我国赋予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税收、引资、价格、信贷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使得现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无论是GDP还是贸易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都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贸易发展极不平衡,在地域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从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9]。从进出口贸易占全国总额的比重来看,以2004年为例,我国东部地区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92.5%,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只有4.6%和2.9%;进口贸易也表现出同样的地带倾斜格局且差别更大,东部地区的进口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93.5%,而中、西部地区则只占4.4%和2.1%。从三大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看(见表1),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呈现明显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态势,说明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紧密,经济的外向化程度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则呈现内向型特点。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集聚地,导致这种集聚现象不仅有地理、政策方面的因素,而且还受收入水平、技术差距等方面的影响。

注: ①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与可得性,这里没有包括海南、重庆和西藏三省市区的数据; ②外贸依存度用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表示,其中对外贸易额已按当年平均汇价换算成人民币; ③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是各地区的平均数。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2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2.1 贸易集聚影响技术扩散效应的模型设定

对外贸易集聚在某一区域会带来一定的知识与技术扩散,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该地区的技术进步和贸易增长。考虑到集聚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构建如下关系式:

$l n A_{i t} = λ_{0} + λ_{1} A g g l_{i t} + λ_{2} D i f f_{i t} + ε_{i t} (1)$

其中, 下标i表示地区, t表示时间, εit为随机误差项。Ait代表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Aggl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中通过地区产业集聚和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 Diff代表外资企业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

2.2 数据选取与计量分析

确立了计量模型之后,这里采用国际上通常的Panel data进行分析。Panel data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提供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信息,因而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里主要讨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对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此采取东部10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不考虑海南省)1996～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式(1)中相关变量的数据选取作如下说明。Ait:通过传统的C-D生产函数Yit=AitKαitLβit求得, 其中需要用到的变量有Y(表示各地区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K(代表各地区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L(代表各地区历年从业人员数)。Aggl:用各地区历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率和全部工业增加值率的比值来表示,其中1993年以前的数据为其他类型工业增加值率与全部工业增加值率的比值来近似替代。Diff:用各地区历年的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与全部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上述相关数据均选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

利用东部地区10个省市区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 Aggl与Diff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集聚与技术扩散的确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与外资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相比, FDI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较小,但也表明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东部沿海地区贸易集聚的成因分析

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到,我国外贸发展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自1993年我国成为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来,外资企业对于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日益重要,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集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集聚所派生的,即FDI是引致我国东部地区贸易集聚现象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府倾斜政策,吸引了进入我国的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1990～200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了全部外资的86.16%,而中西部地区只有13.84%,西部地区仅为4.2%。从表3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吸引外资一直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外资企业在向国内输入资本的同时,还会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以及引进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这对于国际先进技术向国内扩散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因而FDI通过这种特殊的商品贸易方式实现了技术向国内的扩散[2]。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其次, 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也是形成贸易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2001年全国各省市的制造业数据来看,在按两位数分类的29个制造业中,有8个行业的80%以上的企业均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 还有两个行业几近80%(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而且产值份额和就业人数超过80%的行业中, 东部分别占了10个和6个[10]。而中西部优势明显的是资源导向型行业,其中最典型的是烟草加工业,由于西南地区拥有独特的先天自然优势,因此烟草加工企业的77%集聚在西南。除此以外企业集聚达60%以上、就业人数超过50%以上的两位数行业在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可见,东部突显的制造业集聚优势,使得东部的贸易集聚(特别是出口贸易)也日益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集聚,不仅直接贡献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也为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政策、市场、生产要素质量和地理位置等方面有着明显优越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因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集聚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上面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贸易集聚现象及其成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我国对外贸易现状与集聚效应的关系。制成品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东部地区是我国制造业集中地带;机电产品是我国最大的出口产品,而机电产业机电行业80%以上集聚在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一半以上,而加工贸易主要都是在东部沿海;FDI对出口贸易有极大促进作用,而东部吸收了绝大部分的FDI。可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集聚与制造业、FDI的集聚是休戚相关的。特别是FDI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还是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外资企业都基本处于领先地位。

4 结论

可见,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除了政策方面的原因外,产业集聚、FDI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集聚也能为其提供部分解释。而这三大集聚不仅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将提高地区的技术水平,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是产业、FDI、贸易的集聚地,同时还是技术创新的集聚地。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活动都具有很高的集中程度。研发机构的地理集聚表明,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化,技能的不断增强,知识基础设施和网络的不断完善,聚集经济效益可以获得累积性的发展。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已经形成了研发机构聚集地区,不仅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心,也成为了高技术产业中心和高技术出口基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是中西部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要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就应该重视地区之间的技术扩散效应。中西部地区应向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区际贸易,发展本地特色产业的对外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拓宽对外开放的渠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分享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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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丽明.从外贸依存度看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问题[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房地产风险扩散的多米诺效应分析篇5

多米诺效应也称作多米诺骨牌, 是海因利希 (H.W.Heinrich) 在工业安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该效应是一种因果连锁理论, 用以阐述导致伤亡事故各种因素间及各因素与伤害间的关系, 它认为伤亡事故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尽管伤害可能在某瞬间突然发生, 却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原因事件相继发生的结果。目前, 学术上对于多米诺效应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事故多米诺的研究上。对于风险传递的多米诺效应, 叶建木 (2009) 以海南南洋船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分析了财务风险传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房地产业经过过热发展阶段后, 已经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研究房地产风险成为一个迫切而且重要的课题。因此, 本文借鉴事故多米诺效应对房地产风险扩散的多米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二、房地产风险扩散多米诺效应的内涵

根据事故多米诺效应理论, 本文这样来定义房地产风险扩散多米诺效应:房地产行业里的一个初始单位, 如房地产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等, 由于触发器触发风险源而产生风险, 达到一定条件后通过风险阀, 借助某一载体传递给第二个单元, 致使第二个单元感染风险, 依此继续传递给其他的单元, 直至危机爆发, 这一传递过程就是房地产风险扩散的多米诺效应。

扩散效应篇6

服务创新具有扩散速度快、易模仿的性质[1], 同行业、同区域内的企业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现象, 通过采取模仿和跟随策略快速地推出相同或相似的服务创新产品, 或者改进服务提供过程, 瓜分新的市场空间。

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解释:Wietze和Elfring强调知识产权的影响, 他们认为服务创新企业很难通过专利等形式来保护创新成果, 创新一旦推向市场便成为公共产品, 其他企业可以随意复制[2];蔺雷和吴贵生通过对服务创新系统的研究发现, 服务创新系统是一个松散连接和动态化的系统, 系统中的行为者之间以及行为者和创新轨道间存在多种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导致服务创新模式存在一致性, 某些模式会重复出现[3];Larry、Jamie和Arno则把服务创新扩散迅速的原因归结于服务创新的特性, 他们认为, 虽然服务创新的新颖度范围较广, 但在实际中服务创新经常是在原来服务提供基础之上的较小变化, 多是渐进性的创新, 根本性创新较少, 其他企业用来模仿的成本较小, 而且几乎很少发生在技术维度, 模仿起来非常容易[4]。

与上述研究视角不同, 本文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创新扩散过程对研发后动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从服务创新扩散的实质——隐性知识的转移出发, 通过借鉴Katsuya关于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5], 分析了服务创新的扩散过程会受到哪些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模仿创新会对研发后动企业的市场地位产生怎样的作用, 以及研发后动企业应如何根据企业内隐性知识结构的变化调整创新策略。研究结果将显示, 并非所有的研发后动企业都可以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受益, 这与现有的知识存量和学习能力有关。

2 服务创新扩散基本模型

从知识的性质来看, 知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知识经过整理和组织, 能够用口头和文字表达出来, 可通过文档的方式保存和传播;而隐性知识与情景和知识所有者结合在一起, 难以正式化或文档化。服务产品的特性 (无形性、异质性、顾客导向性和生产消费的不可分离性) 决定了服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知识的创造和修复过程, 服务创新的扩散实质上就是隐性知识的

服务企业的隐性知识固化于员工头脑中, 表现为员工的技术诀窍、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等。市场中的服务企业可以分为两类:研发先动企业和研发后动企业[6]。先动企业有丰富的隐性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源、雄厚的科研力量以及鼓励创新的氛围, 在市场中经常扮演创新的先导者;后动企业隐性知识存量较少, 各方面的实力也相对薄弱, 常以创新模仿者的身份出现。实际上, 隐性知识是高度私有化的知识, 隐性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会使知识所有企业失去对知识的专有权, 企业在市场中所能体现出的专有价值也会逐渐消失[7]。为此, 服务创新先动企业会千方百计的保护自身的隐性知识, 防止其转移和流失, 而后动企业要想共享这些隐性知识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

为简化分析, 本文假设服务创新的扩散只发生在A、B两个服务企业之间。企业A为研发先动企业, 在创新扩散过程中属于隐性知识的转出方;企业B为研发后动企业, 属于知识接收方。假设服务创新的投入只有知识和人力资本两种要素, t期的创新产出为Yundefined, Yundefined=ZtQitNundefined, 其中i=A或B, Zt为市场中的显性知识存量, 对于企业A和企业B来说并无差异, Nundefined表示员工数量, Qundefined表示员工的隐性知识存量。我们将隐性知识的转移模拟成“知识讲授”过程, 企业A中的员工扮演“老师”的角色, 企业B承担的成本就是为“老师”支付的“工资”。服务创新扩散过程中的隐性知识转移可用如下模型来表示:

undefined

其中, undefined表示企业B通过创新扩散获得的新的隐性知识, Ωundefined表示企业A中可用于“讲授”的隐性知识, 可用公式 (2) 来替换;Aundefined是企业B中的员工接受新知识的能力;ht表示“讲授”的时间。假设undefined是所有变量的增函数。

Ωundefined=Qundefined-Qundefined (2)

员工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取决于新知识与现有知识结构的相似程度, 鉴于此, 可对Qundefined进行如下替换:

Aundefined=Qundefined (3)

假设企业A中每个员工有1单位时间, 并且在“讲授”过程中花费在企业B中每个员工身上的时间是相等的。因此, 企业A中每个员工花费在企业B中每个员工身上的时间是1/Nundefined。如果企业A中有Nundefined个员工参与“讲授”过程, 则:

ht=Nundefined/Nundefined (4)

为简化分析, 可将公式 (1) 作如下变换:

undefined (5)

其中H1>0, H1>0, H11>0, H12>0, H22<0, H (0, ·) =0, H (·, 0) =0, ϕ'>0, ϕ"<0, ϕ (0) =0, ϕ' (0) <∞, limh→1ϕ' (h) =0。

服务企业创新的目标是创新收益最大化, 如将成本因素考虑在内, 企业B的创新目标可用如下数学模型表示:

undefined

其中, r为贴现率;wundefined是企业B中员工的平均工资;wundefined是企业A中员工的平均工资;为简化分析, 假设企业B为企业A中的员工“讲授”隐性知识支付的报酬与其工资额相等。该模型的均衡条件如下所示:

ZtQundefined-wundefined-wAtht=0 (7)

-wAtNundefined+λtHϕ'+μt=0

μtht=0, μt≥0 (8)

undefined

其中, λt是一个共态变量;μt是一个库恩-塔克乘数, 其作用在于保证ht的非负性;HQ=H2-H1。

企业A的创新收益函数可用如下数学模型来表示:

undefined

其一阶条件为:

ZtQundefined=wundefined (12)

假设Hϕ"+2QAtHQϕ'+ (Qundefined) 2HQQϕ<0, 其中, HQQ=H11+H22-2H12。当ZtQundefined=wundefined时, 一阶条件为充要条件。

3 非“干中学”条件下的均衡分析

本部分假设undefined其中undefined是常数, 即“干中学”的现象不存在, 企业A中员工的隐性知识存量不会在工作中增长。同时, 假设企业A和企业B中员工的数量不会发生变化。

假设H函数是一阶齐次的, 我们可以将公式 (5) 作如下变换:

undefined

其中, qt=Qundefined/Qundefined, 本文将qt称之为企业B的相对隐性知识存量。由于市场中的显性知识存量对企业A和企业B而言并无差异, qt也可以被视为企业B的相对创新产出。当μt=0时, 由公式 (8) 、 (9) 和公式 (12) 可得:

undefined

在给定的前提下, 由公式 (13) 、 (14) 和公式 (10) 可得“讲授”的最佳时长随企业B的相对隐性知识存量变化的趋势图, 如图1所示。

其中:

r=H (1-qt, qt) ϕ' (ht) , 当且仅当undefined; (15)

qt=0或1, ht=0当且仅当undefined

从图1可以看出, 当ht>0时, “讲授”过程的最佳时长的演化路径是唯一的, 并且收敛于c点。至此, 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结论一:在非“干中学”条件下, 如果仅以跟随和模仿为创新手段, 研发后动企业的创新产出永远不及研发先动企业。

随着创新扩散进程的推进, 企业B中的隐性知识存量逐渐接近企业A, 企业A中用以“讲授”的隐性知识存量相对减少, 企业B从创新扩散中的获益相对减少, 但企业仍然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因此, 企业B模仿创新的积极性逐渐下降。最终, 企业B所支付的成本大于受益, 企业B在其隐性知识存量赶上企业A之前停止模仿活动, 即图中曲线收敛于c点, c<1。

结论二:在非“干中学”条件下, 如果研发后动企业的相对隐性知识存量过低, 企业模仿创新的成本要大于收益, 企业应改变创新策略。

如果企业B的隐性知识存量过低, 企业B中的员工无法完成对“讲授”知识的消化和吸收, 企业B也就无法利用后发优势获益, 企业的成本大于收益, 企业不应主张模仿创新活动, 即图中曲线的起点为a点, a>0, 当0≤q0

假设qt取任何值时ht>0都成立, 由公式 (8) 可得, μt=0。当qt趋近于0时, H函数趋近于0。由于ϕ' (ht) <∞, λt<∞, 所以λtHϕ'趋近于0, -wAtNundefined=0, 与现实矛盾, 假设不成立。因此, 必然存在a点 (a>0) , 当0≤q0

结论三:在非“干中学”条件下, 研发先动企业隐性知识存量的增加会提高研发后动企业对隐性知识的最低吸收能力限度。

当undefined增大时, 图中曲线并不发生变化, 但相同的qt却意味着更大的Qundefined。也就是说, 研发先动企业隐性知识存量的增加对研发后动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 其提高了研发后动企业对隐性知识的最低吸收能力限度;另一方面, 如果研发后动企业的吸收能力达到最低标准, 其创新产出增长率会提高。

4 “干中学”条件下的均衡分析

本部分将对上述模型的限制条件进行放宽, 假设“干中学”条件成立, 即, 企业A和企业B中的员工都可以通过“干中学”提高自身的隐性知识存量。我们将“干中学”的情况简单假设为:

undefined

其中, EA和EB为生产力参数, 假设EA>EB[8], 由公式 (17) 和公式 (18) 可得:

undefined

由此, 我们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四:在“干中学”条件下, 如果研发后动企业的相对隐性知识存量过低, 模仿创新无法实施, 先动企业和后动企业的创新产出差距会逐渐拉大。

该结论的证明过程如下:

将公式 (12) 带入公式 (8) 并除以Qundefined得, λtH (1-qt, qt) ϕ' (ht) +γt=C>0, γtht=0, γt≥0。其中, γt=μt/Qundefined, C=ZtNundefined。假设qt取任何值时ht≥0都成立, 由公式 (8) 可得, γt==0。当qt趋近于0时, H函数趋近于0。由于ϕ' (ht) <∞, λt<∞,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点q*满足λtH (1-q*t, q*t) ϕ' (ht)

当ht=0时, 由于undefined、B两企业的创新产出差距会逐渐拉大。

假设μt=0, 可得:

undefined

由公式 (19) 和公式 (20) 我们可得稳态条件如下:

H (1-q*, q*) ϕ (h*) =q* (EA-EB) (21)

undefined

其中, 星号表示各变量的稳态值。对公式 (19) 和公式 (20) 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可得, 如果Hq (1-q*, q*) ≤0, 稳态点 (q*, h*) 存在。

由公式 (21) 和公式 (22) 可得:

r-EB=Hq (1-q*, q*) ϕ (h*) +H (1-q*, q*) ϕ' (h*) (23)

由公式 (21) 可得, undefined是一条从原点出发的向上倾斜的曲线, 当Hq (1-q*, q*) ≤0时, 公式 (23) 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两条曲线的交点即是稳态点 (q*, h*) 。EA的增大只会使公式 (21) 的轨迹方程上移, h*增大, q*减小。但稳态下, undefined。由此,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五:在“干中学”条件下, 研发先动企业学习效率的提高会带动模仿创新过程中的研发后动企业学习效率和创新产出增长率的上升, 但创新产出差距仍然会拉大。

5 结束语

服务创新的扩散效应会受到企业隐性知识存量和对新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相对隐性知识存量较低的研发后动企业在模仿创新过程中所承担的成本大于收益, 与先动企业创新产出的差距也会逐渐拉大, 因此, 该类企业不适宜进行模仿创新, 应通过加强员工培训或引进高素质员工来提升企业的相对隐性知识存量, 使企业获得后发优势收益;对于相对隐性知识存量较高的研发后动企业而言, 随着服务创新的扩散, 企业内的隐性知识存量逐渐增多, 企业应适时地调整创新策略, 由模仿创新和跟随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 才能赶上或超越研发先动企业, 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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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效应篇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主要经营模式。在供应链生产运作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核心企业依靠其主体地位对供应链上的成员企业进行挤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资金流上挤占成员企业的现金流。成员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供应链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根据《2010年中国企业信用风险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企业通过赊账销售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支付付款条件,其比例已经从2009年的53.1%上升至2010年的63.9%,与之相对应现销的付款比例已经从2009年的24.8%滑落至2010年的11.9%,赊销额占企业的国内销售额的比重更是攀升至了51.3%。[1]这样的交易模式使得原本应该处于合作关系的供应链上的企业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影响到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构建包含核心企业、成员企业、金融机构、物流企业在内的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通过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活动,改善核心企业和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关系,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

二、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

1. 供应链金融

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供应链经济时代,供应链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Allen N Berger等人最早提出了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些新的设想及框架,初步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思想。[2]Michael Lamoureux认为供应链金融是在核心企业主导的企业生态圈中,对资金的可得性和成本进行系统性优化的过程。这种优化被认为是通过对供应链内的资金流进行归集、整合、打包和利用的过程。[3]国际知名的金融顾问和咨询公司Towergroup认为供应链金融是流动资本融资的创新模式,指出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化、技术进步、供应链管理的提升、银行开发新的收入来源。[4]Viktoriya Sadlovska认为供应链金融带来了新的节约机会,提高了支付的自动化和可视性程度以延长应付账款期限,使用早期付款折扣程序降低了售出商品的成本,为供应商提供了多元化的应收账款融资等。[5]本文界定的供应链金融是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将其作为供应链的支撑点,将金融机构的资金注入核心企业周围的成员企业的新型融资模式,其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在供应链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成员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物流公司。

2.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

(1)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涵义。生态系统是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 1935年首先提出,指出生态系统是一定的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它把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看成是互相影响、彼此依存的统一整体。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正是借鉴Tansley的生态系统提出的。

关于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供应链金融生态环境论,周小川等人指出,“金融生态”指的是供应链金融运行外部环境,也就是其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法律制度环境是改善供应链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7]二是狭义的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论,徐诺金等学者认为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是金融体系内部运作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协调机制,优化供应链金融生态应该从金融体系内部的金融主体出发,建立联动机制,使之和谐发展。[8]基于以上观点,本文界定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是由供应链核心企业及成员企业、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第三方物流公司等利益相关的主体组成的,依赖周边的制度、技术环境,通过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影响各个主体通过实践对已有的制度、技术和环境进行改善,从而构成相互约束、共同演进的密切合作的动态生态系统(图1)。[9]

(2)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构成。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对供应链金融资源的整合。它主要涉及以下参与主体:(1)资金的需求主体,包括供应链核心企业、供应商等;(2)资金的供给及支付结算服务的提供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3)环节外包主体,包括物流公司、仓储公司、保险公司等;(4)监管机构,主要是指各级银监部门。它的外部环境涉及以下内容:(1)制度环境,首先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动产抵押登记原则、受偿的优先顺序等法律。其次是司法体系。另外还包括监管部门的业务监管制度;(2)技术环境,包括金融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

完整的供应链金融体系除了包括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和供应链金融生态环境以外,还应包括供应链金融产品以及供应链金融市场。供应链金融具体产品主要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类产品,如存货质押贷款、保理、预付款融资等信贷产品。此外,金融机构还提供中间增值服务,如财务管理咨询、现金管理等服务。从供应链融资市场来看,它基本上属于短期的货币市场,从融资用途和期限的角度看,基本上可以归入广义的短期流动资金授信的范畴。

3. 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

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进行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暂时和长远利润,而且要考虑其他行为主体的选择,这就强化了核心企业的作用和影响力。本文界定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是指能为系统提供核心产品与服务,具有一种或数种能够为最终消费者带来巨大价值或消费者剩余的核心能力,在系统中居领导地位的企业。[10]作为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中枢,核心企业必须为系统提供共享的资源,找到行之有效的价值创造方法,以稳定已经处于供应链中的成员企业,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该生态系统中。在价值创造方面,核心企业担负着提高整个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竞争力、与成员企业共享所创造价值的义务。这就要求核心企业通过能量扩散,为其他企业提供可利用的平台,促进整个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改进生产率、激发创造力、增强竞争力。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能量扩散效应源于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之间因为存在能量差异而发生的能量的转移。从操作的视角来看,能量扩散是信息交流的过程,是借助合适的媒介,将核心企业拥有的资金优势、知识优势、信用优势转移到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其他成员企业的过程。交流的类型以及它的效力和效率取决于媒介的选择。从概念的视角来看,能量的扩散与学习型组织紧密相连。扩散的效率受成员企业对类似能量的学习吸收能力的影响。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能量扩散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借用Gilbert和Cordey-Hayes提出的追踪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的框架来将能量扩散分为以下阶段:能量获取阶段、能量沟通阶段、能量应用阶段、能量接受阶段和能量消化阶段[11](图1-2)。

二、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企业的能量位势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本质是基于合作关系的能量转移,可将核心企业看做是一个“能量库”,核心企业的能量包括先进的技术、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等。企业的能量创造和能量扩散是核心企业存在的原因,核心企业在专业化生产和协作过程中积累的能量决定着企业能量扩散的边界。

借助物理学中“物体处于某一位置必然存在一定的势能”的理论,推论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所有的企业共同构成一个能量场,处于其中的各个企业之间由于其本身的某种特性而使彼此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如能量的创造、扩散、应用等。但是由于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的能量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差距,导致它们之间的能量位势必然存在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促使着企业间的能量流动、扩散。因此定义能量位势十分必要。

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企业在某领域所具备的能量受能量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定义能量的深度是企业拥有的某种能量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相对位置,记为ED;能量的广度是企业拥有能量的多样化程度,记为EW;企业i在j领域所拥有的能量的深度和广度共同决定其在该领域的能量位势,记为EPij。

根据物理学上物体势能的定义:(1)

得出:(2)

公式1表示,在物理学中,物体的势能受物体本身的质量和移动速度的影响,物体的质量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看做一个常量,则物体的移动速度越快,它产生的势能也就越大。

公式2表示,在企业能量位势公式中,Mij表示企业i在j领域的能量存量,即原有的能量基础,在特定的时刻也是固有常量,此时企业的能量主要受能量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定义为f,f是ED和EW的函数。又因为企业特定时刻的能量存量也是由原有能量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所以能量位势EPij是关于ED和EW的函数,用G(EDij,EWij)表示。

由于任何企业都拥有和其核心业务相关的各个领域的能量,各领域的能量在系统中都有不同的能量位势,所以每个企业的能量位势都可以看做是多个领域能量位势的集合体。由于能量位势的不同,使能量在扩散过程的贡献度也不同。基于此,赋予各个领域的能量位势以不同的权重。λ1λ2λ3…λj…。定义各个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最终能量位势为:

根据式3的定义,得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条件及扩散函数、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对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能量深度与广度的影响、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影响因素。

三、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函数描述

1. 能量扩散位势函数建立的前提及扩散条件

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等,而成员企业在这些方面都不如核心企业,因此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之间的能量位势必然有差距。他们之间的存在能量差距,形成了高位势的核心企业对低位势的成员企业的天然压力,推动成员企业向核心企业靠近并促使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使得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成为可能,主要表现为成员企业向核心企业购买专利、借用核心企业的信誉向银行贷款等。但是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不一定会发生。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主体本身都是理性的企业,必然以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所以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发生存在一个前提,即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后的收益大于扩散前收益。如果不满足这个前提,即便有能量位势差距的存在,也不会有能量扩散效应的发生。以下具体探讨核心企业进行能量扩散的条件,并对其扩散函数进行描述。

假设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有N个风险中性的企业,且每个企业都事先知道自己及其他企业在系统中的能量位势。结合能量位势的观点,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核心企业i和成员企业j在某领域相关,即i拥有j没有且十分需要的能量,需要进行能量扩散,其中i,j∈N,N={1,2,…,n}。核心企业i的效用函数为μi(ΔEPj,αi),其中αi=βi-ciΔEPi。αi是参变量,是对主变量的标度。βi是核心企业拥有某种能量的收益,ci是核心企业进行扩散活动的单位成本,ΔEPi是核心企业因能量扩散而导致能量位势的变化量,ΔEPj是成员企业因能量扩散而导致的能量位势的变化量。

由于只有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后的收益大于扩散前收益时,扩散才可能发生,所以进一步得出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条件为:

根据式4,可以得出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条件要求核心企业扩散的效用函数一阶偏导大于零,即要求核心企业扩散的效用函数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函数;根据式5可以得出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条件要求核心企业扩散的效用函数二阶偏导大于零,即要求核心企业扩散的效用函数是一个凹函数。综上所述核心企业能量扩散条件可描述为,核心企业扩散效用函数要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即核心企业能量扩散效应要与核心企业的收益成正比,这样才能不断的激励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发生。

2. 能量扩散位势函数

如果核心企业i和j成员企业之间不存在能量扩散,即ΔEPi=ΔEPj=0。此时核心企业i和成员企业j的效用函数分别为μi(0,βi)和μj(0,βj)。由于只有在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后的收益大于扩散前收益时,扩散才可能发生,即μi(ΔEPj,βi-ciΔEPi≥μi(0,βi))。于是得到核心企业i进行能量扩散活动时扩散函数ΔEPi:

令μi(ΔEPj,αi)=μi(0,βi)即μi(ΔEPj,βi-ciΔEPi)=μi(0,βi),对该方程进行微分可得:

整理上式可得

进而得出

由式8得出核心企业i在进行能量扩散时,其能量位势关于成员企业j能量位势的函数,将其称为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位势函数。

由此可以得出,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是关于核心企业拥有某种能量的收益、扩散成本和成员企业接收能量的吸收能力的函数。且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与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成本成反比,与核心企业的拥有某种能量的收益以及成员企业的吸收能力成正比。

3. 能量位势的构成要素

根据上文的描述,企业在某领域的能量位势受能量深度和广度的影响。能量的深度是企业拥有的某种能量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相对位置,能量的广度是企业拥有能量的多样化程度。企业只有在能量的深度和广度上同时提升,才能有助于其能量位势的整体提升。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能量扩散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能量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差距,能量扩散活动可以更好地促成各自目标的实现。

核心企业在能量扩散过程中可以改影响、改变核心企业自身的能量深度和广度。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i具有多个方面的能量领域,各个领域的能量深度之间、能量广度之间、能量深度和广度之间都存在着交叉的相互作用。核心企业i在与核心业务相关的领域所具有的能量位势EPih在其整个能量位势EPi中占有优势地位,也就是具有较大的权重λh。核心企业进行能量扩散的过程需要激活、整合、加工各个领域的能量,此时占有优势的EPih与其他领域的能量位势(统称为EPir)交叉作用,就会提高原本处于较低位势的能量,或者拓展出新的能量体系、产生原本不具有的能量,从而影响和改变核心企业自身原有的能量深度和广度,进而提升核心企业的能量位势。随着核心企业i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各个领域能量位势的提升,必然会伴随着核心企业自身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核心企业参与更多的能量扩散活动提供动力。

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活动也可以影响、改变系统中成员企业的能量深度和广度。具体来说,核心企业i在与成员企业j进行能量扩散的过程中,将其所拥有的m个领域的能量扩散到成员企业j的n个领域。核心企业i在m个领域的能量的深度与广度记为(EDi1,EDi2…EDim,EWi1,EWi2…EWim,),成员企业j在n个领域的能量的深度与广度记为(EDj1,EDj2…EDjn,EWj1,EWj2…EWjn,)。由于核心企业相较于成员企业在各个方面均处于优势地位,则EDi>EDj,EWi>EWj。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正是将较高的能量深度和广度扩散给相对较低的成员企业。在各个领域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成员企业所具有的能量深度和广度必然会随着能量扩散活动的进行而不断加深,获得更多的与核心企业更多的合作的机会。这些机会又会使成员企业接收更多的来自核心企业的能量,进而提升成员企业的能量深度和广度,从而提升其在系统中能量位势,最终达到提升成员企业竞争力的效果,并为该企业向位势更低的企业进行能量扩散提供动力。

四、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关键要素

核心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与成员企业进行能量扩散活动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促进或阻碍扩散结果。具体说来,基于能量位势的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1. 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动机和动力

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企业参与能量扩散活动有着不同的动机[12]。核心企业希望通过扩散活动提高成员企业的竞争力,进而达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逃避或尽可能降低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目的。成员企业则希望通过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充分挖掘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能量平台的潜力,吸收和利用更多有价值的来自核心企业的能量,充实本企业的能量库,提高在系统中所处的能量位势,进而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目的。此外,企业对进行能量扩散后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其参与能量扩散活动的主要动力。企业只有在权衡能量扩散收益和成本的大小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参与能量扩散。

由此可见,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企业参与能量扩散的动机和动力是影响核心企业能量扩散是否会发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企业参与能量扩散的动机决定扩散的方向,而能量扩散的动力决定扩散的速度和程度。

2. 成员企业的能量位势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能量位势。具有高低不同能量位势的企业之间的能量扩散活动,需要在一定的位势区间内进行,核心企业会以自己的能量位势为基点,在附近寻找扩散目标。企业之间高低位势的差距和由这种差距导致的能量扩散并不一定成正比。如果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之间的位势差距过大,成员企业就不会产生向核心企业学习的意愿,或者即便是通过学习也不能吸收来自核心企业的能量,核心企业也没有向差距过大的成员企业进行能量扩散的动机和动力。[13]所以成员企业的能量位势将会影响到核心企业是否会对其进行能量扩散。

3. 成员企业的吸收和保持能力

企业间高低位势的差距形成了自然的压力促使能量由高位势向低位势的扩散,从而提供了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可能性。但是成员企业能否借助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活动达到自身的目的,关键取决于成员企业的吸收和保持能力。[14]成员企业较好的吸收和保持能力会强化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动机,同时也有利于成员企业通过不同能量的交叉重组产生新的能量,实现自身能量位势的提升。成员企业对能量良好的吸收保持能力有利于能量顺利、有效的进入该企业,为实现企业目标、提升员工绩效、形成竞争优势提供动力。[15]

4. 企业的网络能力

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网络能力是其参与扩散活动的利器。处于网络中的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共享对方的资源,使得其资源可获得性增强。[16]企业的能量位势决定了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企业的网络能力。在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这个企业网络中,与更多的企业存在网络关系的企业,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掌握新能量。

五、结论与展望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核心企业能量的扩散机制和机理,是界定供应链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是否协调的中心环节,也是确定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内容。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本质是基于合作关系的能量转移,核心企业是一个拥有先进的技术、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等等能量的“能量库”。核心企业能量创造和能量扩散决定着其在供应链中的影响和作用,核心企业在专业化生产和协作过程中积累的能量决定着企业能量扩散的边界。基于能量位势的观点,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是关于核心企业拥有某种能量的收益、扩散成本和成员企业接收能量的吸收能力的函数,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与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成本成反比,与核心企业的拥有某种能量的收益以及成员企业的吸收能力成正比。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能量扩散效应的实证分析,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摘要：核心企业是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信息交换中心、物流集散中心、资金结算中心、利益协调中心,也是系统中新能量的创造引擎以及能量扩散的源头。做好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可以起到优化整条供应链的作用,从而提升整条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引进能量位势变量,构建核心企业能量扩散位势函数,函数的解表明,核心企业能量扩散发生的条件是扩散后收益大于扩散前收益,核心企业能量扩散效应与核心企业拥有的某种能量收益成正比,与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成本成反比,与成员企业的吸收能力成正比。基于核心企业能量位势的构成要素,分析了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动机和动力、成员企业的能量位势、成员企业的吸收保持能力以及企业间的网络能力四种因素对核心企业能量扩散的影响。

扩散效应篇8

作为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中的外贸强省, 浙江地理位置优越, 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天然深水良港———宁波—舟山港, 所以浙江一直是我国外贸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过程中,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已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能否从对外贸易中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 对浙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赶超十分重要。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 如果我们继续专注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时, 就有可能被锁定在其中, 丧失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的机会, 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过程中, 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外贸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能否从对外贸易中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 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赶超十分重要。而从各国发展的实践来看, 对外贸易、FDI等途径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极大地促进了新技术的交流与创新, 加速了外贸经济的发展。因此, 浙江省的外贸企业要改变低附加值、同质化和低价恶性竞争的局面, 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 引导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 实行出口品牌战略, 最终实现外贸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目前浙江省总体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有效利用对外贸易的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 引导涉外企业的技术溢出, 提高外贸企业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能力, 是浙江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文献综述

技术扩散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12年由熊彼特创立的创新理论, 该理论认为技术扩散实质上就是一种模仿行为。Smith (1980) 、Gee (1981) 、Komoda (1986) 等立足于技术扩散方, 先后提出技术扩散就是指技术从一方到另一方手中, 是给新使用者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新技术应用 (李平, 2006) 。Lindsey (1986) 、Kokko (1996) 等则认为技术扩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即在模仿的基础上还有不断的自主创新活动。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 技术扩散路径涉及技术扩散的静态路径和动态路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技术扩散模式, 即技术扩散的渠道或技术传播的载体;而后者则是指技术扩散的动态路径, 既包括技术扩散的各个阶段, 也包括技术扩散的周期性 (邱蕴铁, 2006) 。目前多数研究还是集中在静态路径:Ethier (1982) 、Ramer (1990) 、Grossman&Helpman (1995) 等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 源于一国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进口、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等穿越国界, 促进其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在2005-2009年间, Lumenga-Neso (2005) 、Mac Garvie (2006) 、Blalock和Veloso (2007) 、Liu (2007) 、Kuo (2008) 、Hamida (2009) 等学者又将研究进行了深化, 并构建相关技术扩散模型选取典型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国际贸易、FDI和国际经济活动 (如会议) 是技术扩散的主要载体。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借鉴 (李平, 2006;张萌, 2009) , 其中, 李平的研究比较深入, 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仇怡、吴建军 (2009) 等则对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与技术扩散以及技术扩散的渠道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述 (仇怡等, 2009) 。Robinson (1990) 、Burglman (1988) 从技术本身的周期和技术的非时间性扩散等方面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动态路径进行了研究 (李平, 2006) 。

目前, 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技术扩散的途径主要有国际贸易、FDI和信息交流三种。而且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际贸易和FDI为知识载体的技术扩散上, 技术通过国际贸易和FDI, 以物化技术溢出的方式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欠发达国家传播。但国际贸易和FDI对技术进步是否有显著影响, 目前没有统一结论。Young (1991) 、李小平、钱利 (2005) 、Sachs和Wamer (1985) 和王文岩、刘建 (2007) 等众多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 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综观目前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和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的文献时, 发现学者们较多是从技术扩散路径的角度利用CH模型和LP模型来探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 却很少基于贸易结构和技术来源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事实上,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国际贸易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重要指标。而且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FDI作为三大技术扩散来源, 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同时, 国际贸易和FDI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又要受到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选择

本文对浙江省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分析, 采用如下模型:

其中, tfpt代表t年的技术进步率, xt代表t年的出口额增长率, mt代表t年的进口额增长率, fdit代表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 sert代表t年的服务贸易额增长率, opent代表t年的贸易开放度, εt为误差项。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新古典增长理论, 模型的假定是, 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体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是:

式中, GY为经济增长率, GK为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GL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 GA为全要素生产率, 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通过对以上方程进行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检验, 得出与TFP变化紧密相关的因素, 去除无关因素, 并分析各因素的滞后阶数, 然后对该模型进行一定的调整后对各相关因素做时间序列回归分析。

(二) 实证分析

根据浙江省1985—2009年的国内生产数据和对外贸易数据, 从浙江省技术扩散路径和和对外贸易结构相结合的角度对浙江省国际技术扩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商品进出口、服务贸易、FDI和贸易开放度的角度具体说明影响浙江省国际技术扩散的因素和影响程度。

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 结合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可以得出浙江省1985-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值, 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比较大, 在1989-1990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等因素的影响, 全省TFP甚至为负值。

据此, 在1985—2009年浙江省的各国内生产数据和对外贸易数据以及前期分析处理的基础上, 对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 商品出口、服务贸易、FDI和开放度的系数为正, 说明这些因素对TFP有促进作用, 而商品进口的一阶滞后的系数为负, 对TFP产生负面影响。其中, 服务贸易对TFP的促进程度最大, FDI对TFP的促进作用最小, 服务贸易对TFP的影响将近是FDI影响的两倍, 但是其绝对差距并不是很大, 这与各系数均较小有关。而贸易开放度对TFP的影响与出口对TFP的影响相近, 不能忽视。说明对外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技术进步发挥积极作用。同时, 进口对TFP的抑制作用相对而言也不可忽视。各因素对TFP的综合影响仍然以促进TFP的增长为主, 且回归分析所得结果的各种检验均比较合理。说明该回归分析是合理的、科学的。

回归方程最终结果为:

四、结论与建议

从浙江省TFP增长率与商品出口、商品进口、服务贸易、FDI的增长率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中可以得出, 浙江省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商品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同时受益于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

对外开放, 增加了国内的企业竞争压力, 迫使企业为了能够在市场中立足, 不断进行自我创新和研发, 提升技术水平,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出口过程中, 为了扩大出口, 企业产品需要符合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一系列的产品质量检查和标准, 有些企业为了能够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品牌, 都纷纷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省的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对TFP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比较显著, 近10年来, 浙江省不断推出各种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 如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使得我国向WTO成员国出口商品成本降低, 各种有利因素都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浙江省技术扩散的进行。

与商品贸易相比, 服务贸易中的技术有着直接接触、容易理解消化、技术壁垒少等特点, 所以技术更容易通过服务贸易以人为主体, 进行扩散和吸收。所以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浙江省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外来资金投入经营生产, 在经营生产过程中, 外来投资方为了自身能够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 会将一些在国外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投资企业中, 促进了投资企业的生产发展, 同时技术进步是不具有可逆性的, 一旦技术进步已经形成就不可能撤出, 所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提高了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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