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咎其责的责任扩散

2022-08-20

第一篇：难咎其责的责任扩散

网络危机的传播扩散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将危机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渠道，原因和动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危机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和效果等要素进行分析论述。

关键词:网络危机危机传播扩散规律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关联越来越复杂，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导致近年来我国各类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危机事件往往具有时间紧迫、事态发展迅速等特点，若不及时有效的应对，后果严重。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形式多元、方式互动、传播迅速。因此，在危机事件的出现和进展过程中，网络信息的传播对事态走向和政府决策影响巨大。比如近年来的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杭州市飙车案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巨大力量。但是，由于互联网上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并且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技术和方法，使得互联网上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的言论。同时，网络谣言也有增多的倾向，容易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因此，如何更好的分析和掌握基于网络信息载体的危机事件传播规律，为政府对危机事件的监控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信息传播的主体特性、环境因素、过程、情感倾向、引导政策和热点主题挖掘等等，而对各种关系复杂、规模庞大的危机事件的网络信息传播群体和传播机制研究较少。由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快捷和方式多样，使得传播群体呈现出更为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特征。传统方法更难从互联网海量信息中发现潜藏的群体特征和行为规律，特别是在对危机事件的事态发展状况的预测和控制上捉襟见肘。这主要是，传统方法对3个重要问题研究不足：(1)如何从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特性出发，抽取网络信息的传播群体?(2)如何分析这些传播群体的结构和行为演变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组合干预措施?(3)如何发掘传播群体中的重要角色和持不同观点的派系，以对危机事件进行更好的引导和控制?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性和舆情观点的形成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说明可以使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方法来研究危机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因此，本文将提出—个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将危机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渠道，原因和动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危机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和效果等要素有机整合到一个框架体系内来进行论述。

1、网络危机的传播方式与渠道

通过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来传播是网络突发事件的主要传播方式与渠道。突发事件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网络新闻

门户网站，商业网站和民间网站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进行系列跟踪报告，开辟专题，刊登评论文章并且提供rss订阅功能，由于这类网站大多比较专业和正规，公信力较高，是正面舆论引导的主战场。 2. 网络评论专栏

网络评论专栏是辅助读者理解新闻内容的一个方式，不论资深的评论员，或者普通的网民都可以针对突发事件，提出深刻的看法，引起一定的共鸣，并在杂乱的信息和意见中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其与报纸的言论专栏内容相似。

3.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是群众针对突发事件各抒己见，发表评论的平台，论坛上的帖子有主贴和跟贴之分，主贴为作者发表的观点或看法，跟贴是网民根据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而发表的与之对应的观点和看法。这样信息不断增加，造就了网络舆论。可以说，网络论坛仍然是网民们最活跃，最密集的舆论发布场所。

4.博客

博客给更多的人提供了自由抒发情感和看法的平台，在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博客不仅仅是专业人士代表自己自由发表看法的平台，这些意见和评论也会被其他网民争相转载，同时，博客也是一个转载，推荐阅读，引用的平台。

5.贴吧

贴吧类似于论坛，但比论坛更有关注度，更集中，因为贴吧的主题比论坛更为细化。同时创建贴吧的门槛低，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任何关键词做自己的贴吧，同时，贴吧的推荐功能可以快速将贴吧中的信息快速通过qq，msn快速共享。

6.点击排行

门户网站对于新闻的热门程度设置的排行榜，方便网民能够快速的链接到热门的新闻内容中去。点击排行是一个有效的吸引读者眼球的舆论引导形式，作用于网民的阅读心理，使新闻热上加热。

7.在线调查

网站发起民意调查，这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已经相当普遍。网站选择的民意测验选题往往是热点新闻或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调查结果(赞成、反对、持其他态度者的比例等等)可使读者了解围绕该事件的社会意见分布状态，本身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因此，在线调查的题目选择、提问设计等，具有明显的舆论引导作用。 8.即时通讯工具

相较于线下的口口相传，网络的即时工具更迅速，范围更广。网民可以将信息复制粘贴，通过邮件，qq群，或msn等将信息快速传播，通常这种传播方式不受限制，监控或者控制都有较大的难度，属于较为隐秘的网络传播方式。

2、网络危机扩散的原因

1.突发性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传播的原因

轮番炒作系网络舆情变异的催化元素

某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和网络推手借机发挥，经济政策问题、政治会议、民生与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等都可能成为触发网络舆情的导火索，成为网上投诉、批评、民意聚焦的热点内容。一些具有时效性、负面性、震撼性的事件，经过网民及网络推手炒作之后，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热点。社会现实表明，每当社会敏感问题出现时，就是人们舆情聚集的时候，就会发生突发性的群体性网络舆情事件，如年的 “抵制乐福事件”就是典型的事例，事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路易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涉嫌资助**反华，加上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发生了阻扰事件，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个别网民通过网络发了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的帖子。帖子一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抵制家乐福的消息立刻成了一大热点，在、博客、新闻评论、各大社区网站相互讨论，引发了无数的发贴、跟贴、转贴，继而引发了网络舆情事件，人们通过网络获悉了 “抵制家乐福”游行示威的信息，各地家乐福的连锁店遇到了群众的围堵，后来在政府干预、控制和引导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晕轮效应系网络舆情偏差的重要根源

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 “好”的，他就会被 “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

好的品质;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 “坏”的，他就会被 “坏”的光环笼罩着，他所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晕轮效应是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夸大的社会现象，正如日、月的光辉，在云雾的作用下扩大到四周，形成一种光环作用。常表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初印象决定了他的总体看法，而看不准对方的真实品质。网络舆情往往引导人们获得一种被强化的印象，此时晕轮效应就给网络舆情造成不良影响。政府应当从互动的立场，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既要防止正面宣传失语，又要积极关注与及时回应负面报道，主动寻求晕轮效应的积极作用与影响。网络媒体的失实报道与误导以及应对措施不力，往往会造成晕轮效应消极影响。如湖北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网络舆论对此一片称好，赞扬“后”一代大学生舍己为人的风采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等精神，引发了人们对 “后”的重新认识。此时，有关 “后”群体的优秀一面经晕轮效应被放大，正面舆情成为网络的主导声音。实际上，在救亡事件发生前，网络阵地中的主流声音更多的是对 “后”群体的负面评价，如 “迷失的、自我为中心的、无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无论是此后的赞扬，还是此前的批评，都存在着网络舆论的晕轮问题，以偏概全的判断屡屡出现，直接影响网络受众的认知。

部分媒体不负责任是突发性网络舆情无序裂变的催化剂

部分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表现在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大家的 “眼球”，在新闻题目的设置、新闻解读角度、新闻描写用词等方方面面都在 “眼球化”，尤其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点击量成为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时，媒体建立高度的社会责任就显得更加紧迫。譬如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中，缺乏怜悯之心的 “富士康连跳”的媒体报道标题似乎让人期待一次又一次的 “破纪录”，更有很多媒体报道发表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占显著版面。一些媒体在这些事件报道中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成为网络舆情无序裂变的催化剂。

2. 突发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之实际工作层面原因

综观各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政府的应对状态及应对水平以及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左右了舆情的发展进程。假如政府部门能迅速抓住主要矛盾就可将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假如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应对不足或消极地应对会激化矛盾，使事件的负面影响力迅速传播、放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较坏的后果。

信息不透明是造成民众真相迷惑的主因

在众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中，或多或少都伴随着 “谣言”的传播。有时不明真相的流言不断地影响人们，会使民心动摇，导至对抗。若涉事当地政府反应迟缓、状态失语、应对措施不当，流言必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导致局面失控。此时，假如当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采用不当的方式、不当的语言，如在媒体报道宣传中采用 “不明真相的群众”、 “别有用心”、 “不法之徒”等词汇短语，则会加重负面影响，导致政府 “话语权”的降低。

法制意识淡薄导致执法不当

在面对突发性的网络舆情面前，政府要特别重视网络舆论的双面影响，要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针对某一重大事情的舆论，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知识结构、立场不同等，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与看法。某些偏激性的观点很容易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给网络造成一定的困难。假如执法部门在未得到真相之前，任何 “有罪假定”的初步设想均不应公布于众，否则在缺乏证据与调查的情况下，势必会挑起网民的联想，如 “潜规则”、 “内幕”、 “腐败”等事件，引发舆情危机。加强法制意识，坚持严格依法行政，是网络舆情平稳发展的基础。要做到这点，一方面，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法制意识、大局意识。另一方面，要在摸索中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如果事件中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有机会坦诚沟通，相信讨论的过程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允许多种多样的声音出现，也会为政府与舆论对话创造一个更为通畅的环境。并且，政府有关部门要适应这样的对话方式，通过学习和思考，更为成熟地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倾听理性的建言，真诚回应质疑和不满的情绪，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

政府大多反应滞后，错过了最佳舆情导向时机

纵观近年来的突发事件中，政府除了 “温州 ”特大撞车事故政府当天介入外，其他的如 “周正龙事件”、 “躲猫猫事件”、 “张海超事件”、 “我爸是李刚事件”、 “罗彩霞事件”等均是在事件发生一

周以后相关的地方政府才介入调查，进行干预的。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遵循这样的逻辑： “事件发生—网民曝光—传统媒体跟进—网络热炒—形成舆论氛围—政府部门介入—网民偃旗息鼓”。在较多的时候是网络舆情进入了高潮，到了 “激起民愤”的时候，政府才介入，此时已错过了引导舆情导向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很多地方级政府在处理网络舆情危机时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在短时间内不能对危机事件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与措施，难免会给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监管力度不够，导致网络舆情恶性发展

网络舆情主要是围绕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变化与发展，根据网民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在网络上进行的一系列追踪评论和议论。当民生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网上的流言就开始流行，有可能爆发负面的社会事件，形成突发性的网络舆情危机。许多事件，虽然在几天之内发生并达到高潮，但其本身是有一个较长的、无意识的酝酿期的。任何突发事件本身只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破口，其背后积压的问题才是威胁稳定和谐社会构建最重要的因素。在处理网络舆情事件时，特别是处理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时，在没有进行深入核查、不能有效把握舆情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地损害政府形像。有些地方官员对网络舆情不敏感、不重视，对来自网络的批评及建议不关心、不适应、不习惯，还沉浸在可以凭借其权力下掌控一切的思维模式中，固守自己那一套空洞、简单的话语模式，如通报群体性事件的 “一小撮”、 “别有用心”，要么自以为是地以漏洞百出的信息面对网络上的公众，没有丝毫话语权方面的紧迫感。单方面的以强权的思维对待公众的声音，坚持自说自话，缺乏紧迫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不但无法服众，无法挽回 “政府形象”，更会使其行政执法的资格遭到人民的否定。

3.谣言在网络上传播扩散的原因

网络虚拟环境为谣言蔓延提供了温床

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生产方式，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将一此自我感兴趣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而这些信息大多是未经证实的，有些甚至是网民有意编造的。网络信息的自由、自发的生产环境导致各种网络谣言频繁发生。

其次，网络具有的匿名性、信息扩散速度快、管理相对滞后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谣言生成、传播提供了温床。网络虚拟环境中没有社会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一切都依照网民的好恶来进行，使得实体世界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在虚拟环境中发牛作用。在群体性事件中寻求心理认同的需要

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群体性事件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性或与个体相关但信息匮乏;(2)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的群众对处理事件的社会组织缺乏了解和信任。于是谣言会在信息缺失的情境下为动荡的群体提供社会认知，网络用户在找到“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后在对网络谣言内容的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群体自我膨胀。

3、网络危机的传播阶段

舆论酝酿期、爆发期、扩散期、处理期、影响期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舆论酝酿期。即信息发布成功。突发事件成功引起注意，在网络平台开始传播。

第二阶段：舆论爆发期。该事件被大量转载，评论，网民引发议论高潮。

第三阶段：舆论扩散期。即更多第三方力量加入该事件中，加速了舆论传播：

1. 从网络平台扩展到传统媒体，例如：电视台，报纸开始关注并报道该事件。

2. 专业人士介入，例如：专家在专栏或博客评论。 3. 网站介入：开辟专题，组织网上投票等活动

第四阶段：舆论处理期。事件渐渐平息，舆论削弱直至没有，一切相关活动停止。

1. 第三方力量抑制：如政府，公共机构 2. 事件得到解决或有结果产生。 3. 无疾而终，时间长而被人淡忘。

第五阶段：舆论影响期。即事件发生后产生的长期社会影响。如：网络流行语的诞生(“打酱油"，“很黄很暴力”，“楼很脆很危险")，不良现象的整治活动，新的法律法规的诞生等。

4、传播动力

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网民的推动力是首要动因，其次传统媒体的推动力也是网络意见扩散的重要动因，再次，网络舆论因形成和发展都在网络环境中，故而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最后，作为主体事件的当事人和事件牵扯到的各方的反应也影响着事件的走向和网络意见扩散的发展，也应该算作重要的动因之一。

1、网民推动力

我国现阶段特殊国情造成了民众浮躁心理和情绪的淤积，信息传播模式带来了社会管理模式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转变，在网上，网民们开始尝试用各种渠道交换思想，并对管理层和传统媒体“指手画脚”。尤其是网络公众的匿名性，群体感染、群体压力等集合心理使得相似的网民意见迅速聚合在一起，形成网络意见的聚合和扩散。在一些事件中，网民对这些事件网络意见扩散的主要推动力源于网民的心理动因。

网民的个体心理可以从勒温的心理场理论进行分析。勒温认为：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场的产物，人的任何行为都会随着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环境就是心理环境，因此网络意见扩散现象的产生也可视为场的产物，是网民心理活动的结果。勒温认为“心理过程通常出自趋于平衡的倾向，正如普遍的生物过程，以及物理、经济或其它过程一样„„在某一点上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朝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的过程便开始。” “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向，可以形成一种准需求，产生具有动力意义的紧张系统”，这种紧张就会打破原本的平衡，带来内心的张力，这种张力类似物理学中的动力，可以产生导致行为的势力，即“只要需求未得到满足，一种与目标相连的力便存在，并引导着朝向目标的活动。”由紧张所激发的行为是为了重新获取新的内在平衡，因此个体就会在自己的心理环境中寻求能够满足需求的目标，并且释放一定的能量发动一些行为去达到这些目标。如果达到目标并且消除了个体的紧张，那么就会有正向效应并吸引个体，相反，如果这个目标不能满足个体的需求并消除紧张，那么就会引起个体的排斥。据此，网络意见的扩散现象在网民心理层面就可以解释为网民通过自己心理内部的活动，根据自身的需求或者排斥，形成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或意见。前文中已经提到，我国现阶段国情特殊，社会心态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变化，人们的信任感逐渐丧失，不安全感渐渐增强，不同群体之间尤其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对抗情绪甚至是仇恨情绪持续升温，普通民众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越是身处相对自由的网络环境中，个体的孤独感就越发强烈，由此带来内心的紧张，形成存在于一个个个体内心的巨大张力。一旦有某个事件刺激或触发到某些人或某一阶层的利益时，这种张力就会爆发，为了重新获取平衡或相对的平衡，民众就会充分表达意见，这些个体意见又会迅速聚合起来，在发泄群体情绪的同时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进而希望找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这一过程中遭遇到了挫折，如意见对象的阻挠，民众的排斥心理就会强化，形成不满情绪，引发进一步的行为。在郭美美事件中因为郭美美炫富本身的争议性，红十字会支配的是普通民众捐赠的钱物的公益性，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心态的敏感地带，挑战了民众的道德底线，并涉及了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些刺激因素就导致了网民内心的不平衡，产生出情绪和能量，促使网民一方面在网络上通过意见表达和扩散掀起抗议声讨的浪潮，希望查明真相，另一方面甚至在现实生活中采取实际行动，参与事件的进程。

其实，网络传播中迅速扩散的聚合意见和每个网民最初表达的个体意见并不能完全重合。当网民因为某个网络热点事件而在网络上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根据群体意见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向和思维过程，使得群体意见迅速生成。此时，网民的个性消失了，个体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出现了一种暂时存在的集体心理。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①这种群体被勒庞“姑且称为心理群体”，他认为这种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些独立时不具备的特点，“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换为行动的倾向”，身处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已经成为不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思想和感情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甚至是“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为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①当网民个人的意见表达变成网络群体意见扩散的时候，这种心理群体也形成了，聚集在这一事件周围的网民受到暗示，并且相互传染，迅速形成倾向一致的意见和态度。

2、媒体推动力

研究网络意见扩散的媒体推动力既要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分，又要有对双方合作的观照，总的来说，媒体的推动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自媒体网络意见扩散引爆能力增强。

Web2.0 时代的网络媒体发展迅猛，近年来中国的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资本市场的强劲介入有力地推动了网络传播方式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网络意见扩散载体的变化上。例如在郭美美事件中风光无限的微博。2011 年 10 月 13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了“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对此前一直属于“测试版”的微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肯定，并且鼓励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开设微博，用好微博。目前，除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门户的微博之外，人民网、新华社、央视、凤凰网等新闻媒体以及天涯、Tom 等社交媒体也竞相推出了自己的微博，百度 i 吧，google+等也都具有微博性质，甚至一些地方性网站或行业性门户网站也都顺势推出自己的微博平台。其中以新浪、腾讯两家影响最大，注册用户都突破 2 亿个。②在这种背景下，微博和论坛的网络意见扩散引爆力迅速增强。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舆情指数报告》①中显示，自媒体微博虽然发展时间不过两年，但是引爆能力迅速提高，在 2011 年第三季度微博和论坛的网络舆情引爆能力远远超过了博客和视频，分别占据自媒体为源头的网络热点事件的 48.1%和 41.6%。除了引爆网络意见扩散的能力增强，微博也位列媒体网络舆情影响力的第三名，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不容小觑。

其次，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振互动。

除了自媒体在网络意见扩散引爆力方面的增强之外，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报道后由网站转载引爆网络意见扩散的能力也十分可观。尤其是在利用自媒体举报贪污腐败的案例，更容易引发网民意见的表达和大规模的讨论。

自媒体可以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立体化的报道手段举报腐败、揭露暗箱操作等问题，对相关部门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郭美美事件也是如此，因为涉及多个敏感部门、敏感话题，在网络上的舆论反应远远大于传统媒体。该事件中，网络媒体首先爆料，引发大规模网络意见扩散，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增强了事件的可信度和关注度，推动了网络意见扩散的进一步扩大。网友在网络上不断发现新的线索，传统媒体利用自身资源按图索骥，深入采访挖掘事实，再通过网站转载和自媒体的转帖、评论，进一步促进了网络舆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首先与网络媒体形成共振，继而产生“网民爆料—纸媒深挖—网媒转载—网民热议”的态势，成为推动网络舆论的重要手段。

再次，媒体关注对网络意见扩散的影响。

传统媒体因其自身权威性强的优势，其对某一热点的关注很容易推动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传统媒体的报道本身也会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着网民的审视和评论。

3、网络意见领袖推动力

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间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着重要影响。网络环境相较于传统媒体环境更为开放和自由，所以网络意见领袖具备了一些新的特质，如更加多元化、更加个性化，更强说服力和更强组织力等等。网络意见领袖影响着网络议程设置，改变着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网络意见扩散过程中推波助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有多个渠道，既有普通网民在舆论交锋中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的，也有传统意见领袖移师网络的，有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意见领袖的，还有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新生派意见领袖的。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同样丰富多样，如温迪洛、才让多吉和草军书等，是从网民中脱颖而出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的扩散过程中不断发掘新的议题。还有石述思、李承鹏、张泉灵等，是媒体的记者、评论家等传统意见领袖转移到网络中来的，他们一方面作为媒体工作人员或媒体评论人员发表专业评论，另一方面也从个人的角度在网上发表看法。因为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他们很容易吸附网民的注意力。此外，红十字会、民政部、青基会等机构和部门及其官员也都参与了网络意见的表达和扩散，红十字总会同时开通了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新华网微博进行信息发布，王汝鹏、赵白鸽等工作人员也都参与了与网民的线上互动。除此之外，网络论坛的版主等管理者充当的网络意见领袖也为数不少，他们拥有审帖、推荐、改帖、删帖等权利，可以对部分网民的言论进行过滤、屏蔽或删除，能够使整个板块或论坛的言论保持大致相同的方向，这对于形成和推动网络意见扩散也十分重要。随着事件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这些意见领袖也渐渐浮出水面，出现在网民面前，而他们的出现又进一步吸引了网民的关注，推动了网络意见的扩散。

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意见扩散的影响力，以及网络意见领袖的互动和辩论对网络意见扩散有很大影响力。他们或者能收集到事件的最新进展，或者具有专业的分析视角，总之推动了各界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在草根性质浓厚的网络平台上，平民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备受推崇，网络群体领袖的意见一经推出往往能迅速得到大量网民的支持和响应。因此，一旦具有爆点的社会事件在网上被曝光，网络意见领袖就会迅速成为影响网络意见形成和扩散的重要推手。

4、舆论客体及第三方推动力

首先，舆论客体的回应推动着网络意见不断扩散。

2011 年 6月郭美美微博炫富才导致红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百年老店”风雨飘摇，声名堪忧。作为网络意见表达的客体，红十字会的反应对网络意见扩散的走向至关重要。在事件发生之初，红十字会未能进行有效公关，只是发布声明否认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联系，但是不愿公布自身运营情况，回答公众的质疑，错失了平息事态的最好时机。当网络意见扩散事态无法遏制时，再想说明问题就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任何“瞒捂堵删”的行为都只能适得其反。红十字会的秘密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郭美美本人，成为网民好奇心的关注点，这个时候红十字会本应及时公布信息，消解公众的好奇心，然而它仍旧一意孤行，不愿公开透明的解释问题。直到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合作机构及利益链条被曝光，红十字会及其相关人员才被迫狼狈改口，这种欲盖弥彰的不诚信行为对于网络意见扩散的引导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正是红十字会的应对不当才导致了红十字会及其多个合作伙伴处于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郭美美作为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是最初的沉默不语还是后来的四处邀访，郭美美的行为都对网络意见扩散产生了推动作用。郭美美的一举一动通过网络意见扩散的放大效应，牵动了无数网民和社会公众的神经，她的说或不说，做或不做，都使这一事件中的网络意见扩散影响深远。

其次，第三方推动力也不容忽视。

除了红十字会和郭美美以及相关机构和个人之外，警方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第三方，也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 月 28 日晚上，经《财经》记者证实，北京警方已经接受红十字会的报案，对郭美美事件正式立案侦查，郭美美本人也应警方要求从外地返京接受调查。这是警方作为第三方开始介入事件。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作为第三方力量，也应该予以分析。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是受雇于某一个人或机构，通过发帖、回帖的方式为某一事件造势的网络人员，因为网络水军不容易控制和打击，且对网络舆论秩序产生危害，所以又被成为网络打手。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曾多次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出现，如 360 与 QQ 大战、郭德纲打人事件、小月月事件等等，事后调查均发现有网络水军的参与，甚至有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是网络推手一手制造的，例如著名的贾君鹏事件，虽然雇佣水军的机构不明，但是网络水军的影响力却显露无遗，百度贴吧中的原始帖子在水军的参与下五个小时内的点击量就达到了39 万多次，近 2 万名网友参与跟帖。在这些事件中，第三方及网络水军和网络推手都对事件的走向、网络意见的扩散产生了影响，不论网友和民众是褒还是贬，都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关注度和网络舆论热度的提升。

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反映社会、再现社会、表现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网络媒体中。我们聚焦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律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网络受众在当代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分化对网络危机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网络媒介危机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综合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传播理论和信息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对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行为等要素进行分析研究，预期在对危机事件的信息处理、实时监控、应急决策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危机事件的网络信息扩散与控制的研究既可以把握灾情、人群心理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又可以对人群心理和行为的演化产生巨大的作用力，对于向人群传递事件真实情况、避免恐慌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盐慌”OR“言谎”——网络时代谣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形成过程分析

轩欣

2011(17) (2)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政府治理

尹朝晖

(3)郭美美事件网络传播中的意见扩散研究

赵媛 (4)基于社会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框架

张星，钱晶等 (5)基于小世界网络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型研究

曾璠 (6)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危机传播

王志永 (7)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探究

贾琛

(8)社会分层视阈中的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规律研究

黄鸣刚

(9)网络的危机传播与管理

高潇

(10)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形成机理及防范策略研究杜杨芳 (11)网络群体性事件：集合行为与社会问题

王仕勇 (12)网络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及干预对策研究

吴图南 (13)网络突发事件蔓延及干预研究

叶金珠 (14)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李政

(15)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仿真研究

迟准王昌伟等 (16)网络舆情危机产生原因及控制研究

黄超

(17)危机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结构和传播动力学研究

张乐 (18)新媒体时代“舆情危机”的检察应对

郑成功

许少朋

第二篇：国外新产品扩散模型研究的论文

1.新产品扩散的改进扩展模型

Bass模型是新产品营销研究的主要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依然垂青于对它的改进和扩展。

1.1加入营销组合变量

近10多年的研究综合了价格和广告因素对扩散的影响，同时增加了推销渠道的作用研究。

(1)价格和广告1990年以前的研究是将二者分开，单独研究其中之一对扩散的影响。因为价格和广告的变化均可刺激市场潜量，所以1990年以后将二者一并引入模型的研究更有意义。BASS等提出了一个包括价格和广告2因素影响的广义Bass模型：

式中，f(t)表示t时间的新产品采用率；F(t)表示t时间的累积采用率；p、q分别是外部和内部影响系数；x(t)表示价格和广告的影响；△P(t)＝P(t)-P(t-1)表示价格的变化；△V(t)＝V(t)-V(t-1)表示广告的变化；β[,1]、β[,2]分别为价格变化率的参数和广告变化率的参数，分别表示价格和广告每变化1%时对x(t)的影响程度。当价格和广告保持不变时，上述模型就变成了Bass模型；当营销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广义Bass模型比Bass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2)推销渠道研究分别集中于传统渠道和在线渠道2个方面。

JONES等研究了传统渠道新产品的扩散，并假定对任何新产品的采用有2种渠道：零售商渠道和消费者渠道。采用新产品的零售商的数量取决于消费市场潜量。结果表明，即使消费者的采用曲线是指数的，如果开始的销售水平有限，消费者的采用模式也是与Bass模型相似的S型曲线。

RANGASWAMY等研究了基于在线渠道数字化环境下Bass模型的应用，结果表明通过在线渠道，创新的市场潜量、模仿系数和创新系数将变大，导致销售增长和采用加速。作者认为在数字化的环境里，好产品，如果有正面的口头传播将会比传统渠道更快地取得市场成功，反之坏产品加上负面的口头传播也会比传统渠道更快地走向失败。

1.2竞争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一个新品牌对同种类其他品牌扩散的2种影响：

①增加了这个产品种类的全部市场潜量；

②它加入同一市场的竞争，因而减缓了现有品牌的扩散。同时认为价格、广告等营销变量的变化引起品牌扩散响应的敏感程度也随竞争品牌的进入而发生变化。

MAHAJAN等对相机市场的建模实证发现，柯达从一个以前品牌的潜在购买者中得到了超过30%的市场销售量，同时也导致了市场膨胀。PARKER等发现一种甜点很强的品牌效应，在竞争影响下独立扩散。它的消费者对其他类似品牌的试销给予了完全负面的影响。KRISHNANT等对移动电话行业的品牌销售数据建模发现，新品牌进入的2种影响是分开的：在一些情况下增加了同种类产品的市场潜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加快或减慢了同种类其他品牌的扩散过程。

1.3引入供给约束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分析采用模式的改变和等待采用者的决策上，并将企业运作计划和销售研究融合起来。

JAIN等[9]认为在供给约束下，存在消费者不能及时买到新产品的情况，于是出现等待采用者，即采用过程为上述3阶段模式。其模型式中，A(t)表示t时间末等待采用者的数量；N(t)表示t时间末的累计采用者数量；c(t)是供给系数；m为市场潜量，其余字母意义同上。其中c(t)A(t)＝dN(t)/dt表示t时间供给约束对实际累计采用率的影响。模型表明等待采用者数量的变化率随新的采用者（由等待采用者和实际采用者对潜在采用者的影响而产生）的出现而增加（由模仿系数q[,1]和q[,2]分别反映），随等待采用者向实际采用者转变率的增加而减少［由c(t)A(t)＝dN(t)反映］。

而采用者总数的动态增长则描述为，但是，作者将延期交货量假定为生产量的增长，将等待采用者假定为始终满意的等待着而不会中途取消购买的需求者，这些假定在实践中未必成立。

HO等[10]允许一些等待采用者在某一时点之后放弃他们的采用决定。作者使用优化控制理论建模，允许库存和供需变化。在面临是立即出售一单位产品还是推迟销售以备将来的短缺时，结论认为公司应立即销售，理由是即时现金流的时间价值超过对需求加速的限制。

1.4补充性产品的影响

补充性产品包括共生的补充性产品和衍生的补充性产品。共生的补充性产品是指一种产品无法离开另一种产品而独自扩散，且二者重要性大致相当，因此又称共生性产品或互补性产品。如电脑硬件与软件。而衍生的补充性产品是指在某些创新主产品出现后会带来某些补充性或衍生性的副产品。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二者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主产品可以不依赖于副产品而独立扩散。如电影和录像，手机和小灵通。这是一种一方对另一方有间接外部性的市场。

BUCKLIN等[11]建立了一个检验2种共生性产品（产品条形码和扫描器）共同扩散的模型。作者发现二者共同扩散且相互的影响力并不对称，其中一个产品对另一个产品的扩散有更大的影响。GUPTA等[12]分析了数字电视的扩散。作者将共生性产品提供者（数字程序供应商）的响应作为数字电视消费需求的函数和外生变量，将消费需求的概率模型和共生性产品响应模型综合起来建模，结果表明数字电视的消费需求依赖于电视产品的硬件和软件特性。

对于连续发行的产品，如电影通过影院和录像出租发行就变成了2种产品的扩散。LEHMANN等[13]分析指出这种发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确定不同渠道发行的最佳时间。一种渠道发行太晚会减小来自另一个渠道发行的营销影响力。作者断言最初产品的销售（如电影票房）有助于预测后续产品的销售（如录像出租），并对录像发行的最佳时间提出了建议。SHOCKER等[14]则引用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竞争的例子说明，一个最初是补充性的产品，随着新的市场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变成竞争性产品。

1.5产品更新换代的影响

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采用者的跳跃行为、多代产品扩散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以期弄清楚影响的性质、预测多代产品扩散和制定新一代产品上市的最优决策。

NORTON等[15]将他们以前的新产品更新扩散模型应用扩展到电子、医药、消费和工业品行业，这个模型{F31S2146.jpg}

MAHAJAN等[16]建模说明使用者会跳过一代产品而去购买较新一代产品的跳跃行为。作者分析了耐用技术品连续几代的采用和替代扩散模式，建议对新产品上市采取“立即，或者成熟期”原则，即对于新一代产品的上市，公司的最优决策是要么尽快上市，要么等到上一代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再上市。KIM等[17]建模分析指出一代产品的市场潜量不仅要受到来自另一代产品的技术替代的影响，也要受到其他种类产品销售的影响。作者应用香港无线通讯市场的寻呼机、手机和第二代无线电话的动态增长数据的实证表明，最早上市的寻呼机对手机的市场潜量有积极的影响，而手机对寻呼机的市场潜量有负面的影响，第二代无线电话作为补充性副产品对前二者的市场潜量都有积极的影响。另外，DANAHER等[18]分析了在连续几代的技术更新产品扩散中，营销组合变量各自独立的影响，指出在欧洲手机行业中价格变化可以引起2代产品在扩散中相互影响。

1.6考虑成倍购买和“试用—再买”的情况

Bass模型只考虑每个采用者采用一单位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考虑重购问题，其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一次成倍购买问题。

STEFFENS[19]用市场潜量动态的Bass模型对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建模，分析了耐用品成倍购买问题。因为外部的影响和以前的成倍购买者的影响使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变成成倍购买者。第1次成倍购买模型。

式中，M(t)表示t时间第1次成倍购买者的累积数量；N(t)表示t时间累积采用者数量；П[,1]表示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占全部采用者的比例；a[,1]、b[,1]为2个参数，分别代表外部和口头传播对第1次成倍购买者的影响。

作者认为第1次单位购买者后续的成倍购买往往会多于2个单位，后续的成倍购买者的上限可以处理为成倍购买者数量的一个固定比例。后续的成倍购买模型。

式中，Q(t)表示累积的后续成倍购买者的数量；П[,2]表示后续成倍购买者的比例；a[,2]、b[,2]为2个参数，分别代表外部和口头传播对后续成倍购买者的影响。这个模型描述了成倍购买的过程和规律，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推动这种成倍购买过程的内外部因素。

HAHN等[20]分析了制药行业“试用—再买”的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4阶段模型。这4个阶段包括非试用者、试用者、试用后不再买者和试用后再买者。作者发现营销努力和已采用者的口头传播影响试用，而产品质量、营销活动和对市场熟悉程度影响重购率。

另外，在引入时变参数方面，唯一的扩展是改变Bass模型中已采用者的影响是同质的假定。SHARMA等[21]提出了一个非一致影响的扩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不仅已采用者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且已采用者对近期的影响大于早前的影响。

另有一些研究者还分析了跨国社会系统的异质性、世界主义、妇女运动、迁移、不同国家大众媒体的可靠性、不同的文化和学习环境等跨国扩散变量对新产品世界范围扩散的作用。

2.新产品扩散的新架构模型

一些研究者认为以Bass模型为平台的研究的最大局限是，理解产品扩散仅仅依赖于传播过程，而实际扩散还依赖于营销战略和采用者的购买力及其异质性等因素。为此，他们放弃了Bass模型这个平台，从全新的角度提出新的模型。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2.1购买力驱动扩散

Bass模型假定所有想买的人都能同等地买得起新产品。消费者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采用，是因为他们知晓产品的时间和渠道不同。而考虑购买力的扩散模型认为采用者的支付能力是有差异的。GOLDER等[22]指出大多数消费者早在购买以前就了解新产品，但是高的价格让他们望而却步，因此，购买力是新产品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作者将新产品销售作为价格、收入（购买力）、消费者情绪和市场表现的函数来建模，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的形式：

式中，S表示销售量；P表示价格；I表示收入；C表示消费者情绪；M表示市场表现；e是残差，表示影响销售的其他因素；ε则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这个模型拟合数据不如Bass模型好，但是对于新增的观测数据它表现得比Bass模型更稳定，而且能够给出更好的来年预测。

HORSKY[23]假定工资和价格的分布，将有购买力的个体定义为合格个体，认为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购买产品。其销售模型

式中，N是市场潜量。作者对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那些口头传播很弱的产品种类的扩散，这个模型的拟合数据好于Bass模型。最后作者给出了决策建议，认为当存在弱的口头传播时，专卖者应采用价格撇脂战略；当存在强的口头传播时，应采用价格渗透战略。

2.2战略驱动扩散

这部分的研究是用模型来解释一个公司对诸如市场进入、营销组合的努力和定位的选择。

DEKIMPE等[24]分析了数字通讯发射机的技术采用的2个阶段：

①创新的首次利用和它在一个国家开始推广之间的时间；

②创新被引进到一个国家和它被充分采用之间的时间。

作者分析了经济、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设备安装的基础条件、创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国际经验以及使用的方法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等。指出政府或中央通讯单位在管理和建立标准方面是一个关键的决策者，并有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产品扩散（无论是迅速达到充分的渗透扩散，还是呈现出更加渐进的S型扩散路径）。

VANDENBULTE等[25]建模分析了社会影响和药品公司的营销努力在赢得医生采用方面的作用，发现是营销努力而不是传播影响了扩散过程。BRONNENBERG等[26]对比萨饼生产商进入当地市场的时机、零售商的品牌采用时机和进入的条件进行建模，分析了通过零售连锁店向市场推广的2个比萨饼品牌的扩散。研究不仅说明了考虑空间扩散的重要性，也说明考虑制造商的营销行为（投放市场战略）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夸大竞争传播的影响。

2.3异质性驱动扩散

理论界把研究消费者异质性驱动扩散的模型称为个体水平扩散模型，而研究假定消费者为同质的集合的扩散模型被称为集合水平扩散模型。一些研究者认为消费者是信念更新和异质性的，因此其采用决策是动态变化的[27]。CHATTERJEE等[28]主张消费者是风险规避的，只有当他们对产品性能的预期超过他们能承受的风险临界值和价格临界值时才会采用产品，而且因为消费者的差异使其在所需信息的积累方面是异质性的，他们会根据各自所得到的正面和负面的信息更新他们的预期。通过分析预测个体的采用行为，作者建模得到一条扩散曲线，而且模型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Bass模型。

BEMMAOR[29]证明一个集合水平扩散模型可以从改变Gompertz模型(G/SG)的个体水平异质性假设中得到。接着BEMMAOR等[30]又证明了个体异质性的G/SG在预测能力方面的优势。作者认为个体采用的时间是随机的，遵从2参数b和η的Gompertz分布。其累积分布函数：

如果α＝1，b＝p+q，β＝q/p，上式即为Bass模型；如果α＝0，上式即为指数模型。

实证发现G/SG比Bass模型预测得更好，然而，在新增观测值数据的情况下，与Bass模型相比，G/SG的参数稳定性较差。

SONG等[31]假定消费者对价格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未来预期随着二者的动态变化而改变。认为消费者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选择“买”或“不买”，从而达到预期效用的折现值最大化。作者综合这些个体的采用决策得到一个集合水平的扩散曲线，从而使用易得到的集合水平数据去估计个体水平的决策参数。SINHA等[32]通过将总体分为最终采用者和非采用者，将采用的时间和概率作为个体水平变量的函数来建模，分析了单个企业采用新产品的时间和概率，揭示了个体水平的异质性。CHANDRASHEKARAN等[33]则应用Tobit持续期模型说明了采用量和采用时间的变化。

KARSHENAS等[34]分析了公司等级(rank)、采用者累计量(stock)和采用位次(order)的影响。在考虑公司等级影响的模型里，一旦创新的效用超过某个关键水平或临界值，公司就会采用。如果效用随时间系统地增加而临界值服从某个铃型分布，那么扩散曲线将呈S型。在考虑采用者累计量影响的模型里，假定来自采用的边际收益随已采用者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获取成本下降，采用者的数量增加，新产品产出增加、价格下降，导致技术采用超过某一点后就变成非盈利的了。在包含采用位次影响的模型里，假设使用新技术会产生第一推动力，则采用新技术公司的回报依赖于它的位次，高位的公司比低位的公司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对于任一给定的获取成本，只有一定位次的公司在一定的点采用是盈利的，由此决定了采用公司的数量。接着作者分析了英国工业CNC工具扩散中公司等级、采用者累计量、采用位次和传播的影响，建立了模型。

式中，X是包含了技术获取成本、t时间采用者的累积数量、公司等级、在(t，t+1)期间累积采用者数量的预期变化、价格及其预期变化等因素的解释变量；h(g)表示未采用的公司在t时间采用的条件概率。他们发现公司等级和内生的学习效果在扩散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采用者累计量和采用位次的影响很小。

2.4空间扩散

主要考虑产品在空间扩散的模式而不是随时间逐渐扩散。REDMOND[35]主张对一个国内的扩散过程进行空间扩散建模时应假定空间同质性，并断言地区条件和人口统计的差异将导致一个国内不同的扩散率。GARBER等[36]认为借助于复杂的系统分析，通过观察空间扩散模式来预测新产品的市场成功是可能的。在作者的分析中，市场是由个体采用量为元素组成的矩阵，元素之间相互作用。作者用0代表新产品非采用者，1代表新产品采用者，p代表个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概率，q代表一个个体受到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已采用个体影响的概率。没有采用的个体在时间t采用的概率。

式中，v(t)表示t时间保持强联系的已采用者的数量；r(t)表示t时间保持弱联系的已采用者数量。作者指出对一种获得好评的产品，口头传播和模仿将扩大内部影响，导致采用者群的形成。如果产品失败，内部影响的活动将减到最小，扩散主要归功于外部影响，导致采用者随机分布，因此，一个失败产品的空间分布将更接近于均匀分布。作者使用交叉熵的测量方法将这种产品的空间分布与均匀分布相比较，来预言一种处于推广期的新产品的成功，并认为成功的产品会有一个下降的交叉熵，失败的产品将有一个持续低的交叉熵。

2.5娱乐品扩散

娱乐和信息产品的销售，通常遵循一个指数的衰减模式而不是铃型模式。ELIASHBERG等[37]建模预测了个体在电影娱乐方面的差异。SAWHNEY等[38]将个体看电影的总次数作为决策次数的总和，建立了一个仅仅含2个参数的简单模型，但能给出代表所有的票房模式的3种采用模式，而且比Bass模型的有效预测需要更少的数据，遗憾的是不能解释票房是怎样逐渐扩大的。

随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前预测。ELIASHBERG等[39]假定最初的消费者都处于“未决定”状态，并受到媒体广告和正面或负面口头传播的影响。在广告和口头传播的影响下，有一个从“未决定”到“考虑者”（最终会去看电影）或“拒绝者”的转变过程。考虑者会变成一个正面的或负面的传播者。作者通过建立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了这个状态转变过程。模型的参数有口头传播的频率、传播持续期、考虑持续期和电影发行延迟等，这些参数通过电影预映试验来决定。ELBERSE等[40]主要分析了一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对随后国际市场发行的影响，进行跨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市场预测。

另外，研究者也考察了广告、电影评论和电影网站促销在预测票房上的影响。另一些其他的模型考察了与娱乐品销售有关的方面。LEE等[41]和MOE等[42]使用分阶段的贝叶斯方法进行娱乐新产品，如音乐CD销售的上市前预测。

3.比较与展望

与1990年MAHAJAN等所作的重要综述相比照，可以看出17年来新产品扩散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些方面的发展是突破性的，另一些方面则严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在引入更多的营销组合变量建模和实证方面有一些进展，模型考虑了渠道或价格和广告等营销变量的影响。但是只涉及有限的几个变量，而且没有考虑这些变量的绝对水平。未来研究的一个自然发展应该是建立一个融合所有营销组合变量的统一模型。

(2)考虑竞争影响的模型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解释了扩散过程随新品牌进入的时机及其所面临的竞争而变化，但是模型并没有说明在新产品市场中是什么引起了竞争的不同影响。

(3)在放宽Bass模型限制性假定的其他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每一个方面的改进只解决和放宽了一种限制，管理者和分析者可以使用某一方面改进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为他们的产品及其种类建模。但是各方面的改进基本上是彼此分离和单独发展的，缺乏一个放宽所有这些假定的统一模型，也就是说新产品扩散的研究至今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另外，如前文所述，这些扩展模型均认为新产品扩散过程的基本驱动力是通过消费者传播的知识扩散过程，而这只不过是推动新产品增长的动因之一。

(4)在对共生性产品捆绑上市的扩散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研究了共生性产品的扩散特征，而且研究了补充性副产品与主产品的共同扩散。其他如市场干预的影响研究，也取得了突破，这2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很少见。另外，关于市场“起飞”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属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范畴，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讨论。

(5)1990年以后最重要的发展是在放弃Bass模型框架，建立新架构模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为新产品扩散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使人们不再局限于扩散的传播过程，对诸如购买力、采用者异质性、战略等作为扩散的驱动力及扩散的空间模式有了全新的理解，并研究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扩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成为新产品扩散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平台。其中，基于购买力驱动的模型能够具体地说明价格、收入（购买力）对采用过程的影响，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基于异质性驱动的模型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将个体水平的采用决策作为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建模；同时还可以避开难得的个体水平数据而使用易得的集合水平数据，但是应用集合水平数据实证能否准确判定新产品扩散过程的驱动力令人怀疑。

基于营销驱动的模型发现营销战略的作用往往在传播的作用之上，这一发现有助于避免将新产品扩散全部归功于传播的错误结论。

基于空间扩散建模应用复杂系统分析等技术，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考察个体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有助于理解它是如何影响新产品扩散的，但是，模型忽略了传播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购买力、异质性和战略等）的解释力。

娱乐产品模型在理解、拟合和娱乐品上市预测方面比Bass模型效果好，但是这些模型不适合非娱乐品，对所有娱乐品是否具有一般性也还没有得到证明。

(6)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新兴技术产品的增长必将成为创新扩散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而新兴技术有不同于以前新技术的诸多特点，如高度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毁灭等，其技术的新特征导致其产品扩散也会出现与以前新产品扩散不同的特征和模式，这应该成为未来扩散模型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三篇：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露、扩散和意外事故的逐级上报制度

一、一旦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其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医疗废物收集、运送、暂时贮存的工作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立即向感染管理科报告，感染管理科在 48 小时内向市卫生局、环保局、医院应急事故小组报告。调查处理结束后，必须将调查处理结果向市卫生局、环保局、医院应急事故小组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1)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及其简要经过; (2) 泄露、散落医疗废物的类别和数量、受污染的原因及医疗废物产生的科室： (3) 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已造成的危害和潜在影响; (4) 已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和处理结果。

二、发生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应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及有关规定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三、当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人员伤亡或健康损害，需要对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的重大事故时应当在 2 小时内向市政府、卫生局报告，并采取相应紧急处理措施。

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被医疗废物污染或损伤时，在采取紧急处理措施的同时立即向感染管理科报告。

第四篇：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一个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郑风田许竹青余航

2012-8-28 9:59:08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本文从中观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的扩散与关联进行研究。本文使用报纸(网络)数据搜集法对近年来我国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进行计算，并在反作用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政府暴力压制群体性事件会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网络媒体的报道也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扩散;反作用力模型

【作者简介】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许竹青，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余航，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近年来频发且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①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1996-2005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超过十倍(于建嵘，2007)，20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了90000起。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如近几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影响程度不断升级?什么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但是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反向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群体性事件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Della, Porta, Donatella(1997)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权衡，如果采取容忍态度会为后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无风险群体性事件的范式，从而间接鼓励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采取暴力压制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却可能积压民怨，后续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多滥用警力暴力压服，当前多数学者提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杜绝暴力行为采用更为和平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因为暴力压制无法有效解决已经发生了的群体性事件。而暴力压制是否也对后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呢?目前国内鲜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认为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Jennifer Earl, 2006)。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的媒体集中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也就越大(Daniel J.Myers, 2000)。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渠道。媒体报道不仅包括主流媒体如重要报纸、电视报道以及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报道，也包括网友论坛发帖，即此事件是否在各类论坛上被网友报道。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指出有30%的社会热点问题由网络首先报道。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很多事件主流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而网友发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揭露和跟踪调查是近年来所涌现出的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和网友发帖是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起到作用?

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报纸(媒体)数据搜集法所得到的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数据，来研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和特点，并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早期对扩散规律的研究始于Ryan & Cross(1943)年对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情况所进行的研究。随之扩散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大众媒体、中间商以及个人在团体中接受程度等对扩散所起到的作用(David Strang & Sarah A.Soule, 2009)。

逐渐的，有关扩散的研究开始集中在社会运动和组织领域。所关注的因素不仅包括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组织内部的影响效应。经典的组织内部影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越为紧密则越容易发生扩散(Heider, 1946; Davis, 1967)。但是Granovetter(1973)则认为新消息更容易在较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传播，因为社会关系越紧密则消息重叠程度越高，因此相互之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文化背景也对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两种群体或者两个人之间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越相似，越容易产生扩散效应(Soule & Zylan, 1997)。

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规律问题，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实用模型和重要结论。1998年David Strang, Sarah A. Soule首次提出应该对“为什么社会运动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速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扩散”的问题进行跟进。接下来，Daniel J.Myers(2000)使用事件历史扩散模型，重新考察了美国1964-1971年的种族**的扩散。发现一些新的关键的扩散因素。首先，**不是独立的事件，**事件之间有关联。第二，城市之间的不同**事件互相响应。第三，网络与大众媒体为**事件提供了扩散的渠道。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1)认为，关于网络、扩散和行动循环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的观点，应该通过实证数据区别开来。Daniel J. Myers(2002)进一步研究了群体性事件，她提出社会运动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并提出一个新的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反作用力模型。她认为反作用力扩散模型将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作为两个基本的扩散过程的结果：一是事件的加剧过程，另一个是事件的镇压过程。加剧过程与镇压过程相互作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及转化。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表明，新闻媒体是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Jennifer Earl(2006)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冲突扩散的因素。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也认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新闻媒体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基础。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及时性与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新闻媒体一方面使得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站了出来，并走到一起，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又会使得原本对此事件毫无概念的人群，即围观者，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也逐渐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同时，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冲突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镇压具有短期的副作用和长期的积极作用。Karen Rasler认为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

另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Kenneth T. Andrews, Michael Biggs(2006)发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在非暴力抗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运动中的核心积极分子比一般参与者更为重要，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国情的差异。中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制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很可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多样，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另有特色。那么，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怎样的规律?网络媒体、政府态度是否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面对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是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更多人参与、更多地域响应以及策略模仿三个方面，图1中的“+”号表示网络媒体、行动组织以及政府镇压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其扩散。本文提出以下2个关键假说。

图1本文研究框架

假说1：政府行为方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假说2：相比传统的新闻媒体(电视、报纸等)，网络新闻报道(包括网友报道)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影响。网络报道越多，群体性事件越容易扩散。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在社会学研究中，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搜集方法多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学术界对报纸数据搜集法多有批评，认为其带来一定的选择性偏误或描述性偏误(McCarthy et al. 1996, 1999)。但是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 McCarthy and Sarah A. Soule(2004)分析表明尽管报纸数据搜集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影响不大，采用报纸搜集数据仍能在某些方面做出关键的评估。因此本文将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对我国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的2004-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本文通过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的检索，得到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主要包括出租车罢运、教师罢课、环境冲突、警民冲突、土地冲突五类群体性事件。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用来描述扩散程度的扩散变量。在已有研究中，用于衡量“扩散”的变量包括，一周内响应此类冲突的城市的数量或者是每周内冲突参与人数的平均增加率。但是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从报纸新闻和网络中所获得的案例大多数都具有不能够对事件的完整过程进行跟踪报道的缺陷，使得可获得案例较少而且一件案例中可利用数据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用国外对“扩散”变量的表示方法显得不可行。

而从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的空间传导，短期的空间响应和策略模仿。长期的空间传导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会有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爆发。短期的空间响应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事件直观人员传播到围观人员，使得事件参与人数增加，事件规模升级。策略模仿是指一种新型的抗议手段出现后，如土地冲突中的“自焚”，会有其他群体性事件采取类似的策略，而产生一种策略模仿扩散。因此，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测定公式如下所示：

DIF=Ds+Dn+Dm(2)

其中DIF表示该事件的总的扩散效应，Ds表示该事件的长期空间传导效应，Dn表示该事件的短期空间响应效应，Dm表示该事件的策略模仿效应。这三种效应的测定如公式

3、

4、5所示：

2.自变量

(1)网络媒体

中国官方媒体的公正客观性较多遭到国内外质疑。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公众对新闻的确认和对舆论的参与，前所未有地主动和有效。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公众对真实新闻的呼唤，让官方媒体的开放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卫报》，2009)。

因此，尽管国外研究多采用报纸报道及电视报道来研究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本文将重点关注网络媒体报道。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报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网络传媒跟踪报道，这是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的一种媒体报道形式。但是，这一类当前报道在我国还仅限于影响面较广的大型群体性事件;第二种是网友转载小报消息，这一类网络报道在我国相当普遍;第三种是网友发帖，对当地所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进行先前报道，或者是对一些群体性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但是这一类报道容易遭到删帖。不同于国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网络媒体报道将以上三类报道均纳入其中。

具体做法是将在数据库中查到的156起事件在百度、谷歌两大主流搜索门户上进行重新搜索，如果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跟踪报道该事件，则记为1;如果有网友发帖报道，则记为1，如果有的网页已经被删，但仍记为1。最终的网络报道强度则为两者之和。

从我国五大类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情况来看，156起群体性事件的平均网络报道强度达到了1.74。由表1可以看出，教师罢课、土地冲突均存在着较高的网络报道强度。

(2)政府态度

政府态度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围观者”对下一次事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进而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当前我国国内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镇压，妥协和劝服。镇压是指政府出动警力，控制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妥协是指政府接受对立方的要求，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承诺对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劝服是指政府采用规劝的手段，稳定群体性事件的局面，或者是给予一些补偿(不能完全满足对立方要求)而使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从我国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长期空间传导型和策略模仿式的群体性事件扩散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采取妥协的方式更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在短期空间响应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对其扩散有正向的作用，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妥协和劝服对其扩散有着负向的作用。

3.其他控制变量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越来越明显。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95%以上的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都有人组织操控”②。也有的学者发现，“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少数组织者、发起人串联发动的结果，一些策划者为追求‘人多势众’的效果，以争取共同利益为名，发动多人盲从，有的还打出横幅、标语、散发传单”③。也有学者对黑龙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指出“组织化程度明显加强。近年来，绝大多数规模性群体性事件都事前进行秘密组织、串联，聚散进退直接受组织者及骨干人员的控制和影响，目标明确，行动统一”④。那么我国越来越广泛的组织行为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是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如何判定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性，本文采取下面的办法。如果新闻报道中明确指出该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则认定为有组织;如果新闻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出该事件有组织领导，但是指出了其中几位主要带头人的姓名，则认定为有组织;其他则认定为没有组织性。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整体来看，本文所搜集到的156起群体性事件中75%的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行动组织如表2所示。教师罢课事件及出租车罢运事件由于其具有非暴力集合性行为的特征，这两类事件的行动组织较高，尤其是教师罢课事件，每一起教师罢课都是有一定组织性的活动。土地冲突因为多半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冲突，因此土地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而对于警民冲突而言，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偶发性特征，因此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存在。

此外，本文还控制几个众所周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群体性事件的伤亡人数，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等。

(三)本文拟采用的研究模型

Pitcher, Hamblin, Miller 1973年在其文章“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所提出的扩散模型，简称为PHM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模型建构的亮点在于对扩散效应的测定。PHM认为事件数量的变化(dV)是原先发生的事件(V)和模仿率(c)的乘积。模仿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参数：从成功案例中得到的积极模仿效应(p)和从失败和被镇压案例中得到的压抑效应(i)，压制效应取决于常数q和初始的压制数。

OFD模型即反作用力扩散模型是Daniel J. Myers和Pamela Oliver(2008)在对PHM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OFD模型认为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作用力模型中“镇压”是指广义的镇压，指一切反对或弱化集体行动的行为或活动。

OFD模型与PHM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OFD模型中，先前发生的事件不会对后来发生的事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压制(R)和刺激(P)发生扩散。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面的分析，PHM和OFD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果。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既存在着PHM模型中所提出的“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存在着OFD模型中所提出的“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照PHM模型和OFD模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的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模型如下：

根据PHM模型的理念，上述公式中被解释变量Dif是一个包括了三种扩散效应的扩散变量，根据OFD模型所提出的反作用力概念，解释变量包括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推力作用的网络报道强度变量News，以及可能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拉力作用的政府的镇压作用Sup。Sup均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即该事件发生后政府是否采用镇压的手段(是=1，否=0)。X为控制变量，包括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的最终结果，以及事件的伤亡人数。

四、实证分析和结果

(一)主要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列出了本文所主要使用的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这些统计指标展示了样本的差异性。解释变量Sup、Org、City、Sat为虚拟变量。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对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估计模型如下：

有行动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受到政府镇压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往往更受媒体关注，因此，行动组织与网络报道强度之间有交互作用，为了考察是否有行动组织与政府是否镇压的条件下新闻报道强度对其扩散程度影响的不同，引入交叉项，估计模型如下：

但是由于直接引入交叉项可能会引起多重共线性为题而导致估计系数有误，因此在样本的平均媒体报道强度上估计其差异(Wooldridge, 2003, P219)，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少多重共线性。因此估计以下模型：

2.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截断问题，扩散变量取值在0-3之间，因此用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其系数的估计量可能有偏且不一致，为了避免OLS估计带来的偏误，通常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也就是T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和分析。因此本文将对所设定的三个模型分别使用线性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TOBIT和OLS回归结果来看，两种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不含交叉项的多元回归结果均显示出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强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非常强的正向作用，网络报道越多，越能够促进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也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越是有组织的行为，越能够引发更多的参与者并能够影响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行动，会引发更多怨愤情绪，使得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群体性事件伤亡人数越多，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小。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达到预期要求，则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大。这是因为其他有着类似诉求的人群会从政府对上一起群体性事件的满意处理中得到鼓励的信号，而更倾向于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而事件是否发生在城市，则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无关。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受网络报道所带来的扩散影响更弱;相对于政府采取妥协行为而言，政府采取镇压行为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所受到网络报道的扩散影响更弱。

3.Chow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统一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可能有模型误设的嫌疑。尤其是教师罢课、出租车司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与土地冲突、环境冲突、警民冲突等群体性事件有着较大差别，在此，将原数据分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并通过Chow检验来对这些模型究竟有无显著性差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1.98，LR统计量为12.35，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Chow检验。结果说明，在本文所估计进行的OLS回归中，估计系数在不同的子集中可以视为常数，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该回归结果均适用，不存在模型误设。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分解，本文发现我国群体性事件均体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长期的空间传导效应、短期的空间扩散效应以及策略模仿效应。从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因素来看，网络媒体、组织结构、政府态度均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对我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及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程度颇有微词，但是，本文通过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证明，由于网络媒体的逐渐强大以及网络论坛等新型媒体报道方式的逐渐增多，网络媒体报道显著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和扩散影响，媒体报道对于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影响逐渐显现。网络已经在改变媒体，“围观”也开始改变中国。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采取了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要求的镇压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政府如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导致更多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并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将“镇压之手”改为“扶持之手”，切实听取参与者的意愿，争取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同时有效的控制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扩散。

感谢投稿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冯小双老师对本文所提供的有益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参考应星(2009)，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③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④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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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8]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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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11]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2]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13]于建嵘：《农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防治》，《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1期。

[14]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