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研究

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研究（精选五篇）

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研究 篇1

(一) 犯罪的动机具有趋利性

森林资源渎职犯罪涉及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作业设计、林木采伐作业管理、木材运输、处理涉林刑事犯罪案件、日常监管、获取国家林业补偿或专项资金等多个环节。森林资源职务犯罪多是由于工作上的不负责任或者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从其犯罪动机来看, 森林资源职务犯罪具有明显的趋利性。森林工作人员不顾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仅追求本部门或个人的利益。一些森林资源工作人员私欲膨胀, 以权谋私问题突出。他们靠山吃山, 或在林政管理、林业执法过程中向当事人索取、收受好处费, 或与当事人合伙承包山场、入股木材加工企业, 以公权换取私利。

(二) 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森林资源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不仅严重扰乱国家林业管理的正常秩序, 还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森林资源, 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更重要的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长足发展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 仅2008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林业系统人员渎职侵权犯罪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40813.25万元。

(三) 基层森林资源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突出

基层林业部门虽处于林业执法的最底层, 但他们不仅权力大, 而且是直接接触林木资源的部门, 同时也是监管的薄弱环节, 所以基层森林资源工作人员渎职的几率相对来说较高。如2003年至2008年9月, 广东省立案侦查涉嫌涉林渎职犯罪的113人中, 就有乡镇林业站站长45人、副站长10人, 占立案总数的48.7%。这表明, 基层森林资源工作组织尤其是乡镇林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触犯刑法, 造成渎职犯罪的几率要比其他部门要高的多。

二、森林资源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原因

(一) 现有监管机制松懈, 难以落实

虽然林业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制度, 但在具体落实上, 却没有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另外依据现有的制度规定, 基层林业工作站的人员编制少、任务重, 要负责对整个乡镇林业资源的监管, 但林木资源通常分布在人员稀少, 交通工具不易到达的地方, 滥伐、盗伐林木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林业工作站既要负责林业资源的放行、开具采伐许可证等多种业务, 又要实地进行伐前踏查、伐中检查、伐后验收, 完全履行监管职责的确存在一定难度。

(二) 内部职责分工不明确

林业行政部门尤其是基层林业工作站往往分工存在漏洞, 职责难以厘清, 基层林业工作站设有营林员、资源管理员等多种职务, 但是没有详尽的职责, 很多林业行政人员说得出的职责分工没有上级的统一发文, 即使本部门有内部分工也没有形成书面文件, 因此在林业行政部门管理上存在盲区, 同时检察机关查办渎职犯罪时也难以找到依据, 更难找到具体责任人。这对于检察机关查办森林资源渎职犯罪也造成一定的阻碍。

(三) 打击力度不够, 刑事处罚偏轻

森林资源行政执法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罪名主要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及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等四种类型。由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强调的是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人民检察院直接受案《立案标准》中对这两种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具体化, 对犯罪的行为方式, 表现形式等作了具体列举, 因而较好把握。但对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这两种罪来说, 强调的是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这两种罪的本质在于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根据《立案标准》, 滥用职权要求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万元以上, 玩忽职守达到30万元以上。在司法实践中森林资源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行为造成大面积的林木被滥伐, 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但经济损失却无法科学计算。实践中常将卖树的价值计为经济损失数额, 反映不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 法律法规执行存在难度

现行林业法规相对健全完善, 但是有关技术操作规程比较细密, 与林业粗放的行业特点不相适应, 一些法规规定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达到。如目前设计人员使用的基础数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编制的, 现在的林分生长条件与基础数表的误差就已超过了5%。同时, 按照技术规程要求, 设计时必须按比例做标准地, 标准地的代表性差异很大, 不同的山林, 不同地段, 山头与山脚等不同部位的林木长势都有较大区别, 作业设计与实际采伐的误差严格控制在5%以内难以实现。按照这个标准, 采伐设计超过5%的误差, 就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犯罪。而且《立案标准》中对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造成恶劣政治、社会影响的情形没有予以具体化, 需要执法人员依据法理来裁量。由于认识上的不同, 使侦、诉、审三方容易产生意见分歧, 不利于案件的正确、及时处理。

(五) 执法人员思想素质差、业务素质低、法治观念淡薄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部分森林资源执法人员受拜金主义等思想文化的影响、人生观错位, 价值观扭曲, 权力观异化, 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 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把依法行政抛之脑后。同时这些人员业务素质低, 根本不懂工作程序和方法, 习惯于根据惯性和经验执法, 不管法律规定如何, 没有依法行政观念, 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 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不会依法行政, 不想严格执法, 这样发生渎职犯罪就无可避免。

三、预防和惩治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的对策

对涉林案件取证 (包括对不够立案标准可做行处罚的案件) 采信、调查材料和法律文书的制作, 应制定统一的法律文书格式, 应规定侦查取证程序, 以此界定办案人员是否公正严肃执法。是否认真履行职责, 对执法人员绩效考核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考核细则, 严格执法行为。

(一) 改革现有的林政执法体系, 防止推诿和政出多门

目前基层林政执法部门有公安森保科、林政科、稽查大队、资源科、土地办、资源监督办, 这些部门职权虽有不同, 但都有权对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处罚权。这种政出多门的问题不解决是造成执法不严, 以罚代刑的最大弊端。因此改革林业局现有行政执法部门明确林政行政执法管理权限, 是当务之急。

(二) 完善立法规定, 形成打击合力

检、法两家应作出统一司法解释, 一方面要明确“徇私”的本质含义, 不能检、法两家解释不一, 造成司法上的矛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对非物质性损失类型的渎职案件的认定标准, 科学界定不宜直接转换成经济损失的危害后果的认定方法, 从而做到打击犯罪不枉不纵。增加非物质性损失类型的渎职案件的立案标准, 在立案标准中应当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中的滥伐林木行为从数量上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使立案标准更加完备。

(三) 强化个案预防, 共建系统预防网络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预防工作优势, 切实防范和遏制森林资源执法人员的读职犯罪现象。检察机关应当围绕法律监督职能、围绕职务、围绕犯罪, 主动与林业部门联系, 共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并牵头主动与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相联系, 帮助各乡镇林业站、所与林业公安、林业主管部门之间,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度、案件移交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等, 充分发挥系统预防网络的作用。

(四) 加强教育和培训, 强化森林资源执法者素质

针对渎职犯罪所暴露的问题, 应采取多种形式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提高其政治素质, 使之克服特权思想, 克服个人私欲, 增强反腐防变的自觉性, 作人民满意的公仆。同时要注重对森林资源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使其熟悉林业法律、法规和政策, 掌握执法程序和工作方法, 努力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从心灵深处筑起抵御职务犯罪的大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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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国土资源系统职务犯罪四策 篇2

近年来，随着土地和矿产资源价值的日渐突显，国土资源部门逐步成为腐败分子侵蚀的重点领域。权力大，监管不到位，潜规则盛行，行贿受贿猖獗，使得国土部门成了重灾区。要减少和遏制国土资源系统的职务犯罪现象，思想教育是基础，严格规范管理是重点，加强监督是关键。

职务犯罪的多重表现形式

一是在土地整理环节存在管理权力过分集中、非法挪用国家土地整理项目资金的现象。从土地整理管理项目工作流程看，基本由国土部门自行立项、监管、验收、拨付工程款，缺乏制约和集体决策机制，也没有有效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在土地整理项目工程中，公开招投标的项目存在转包现象，标价、工程量计算等重要内容存在随意变动情况。此外，在土地整理项目招标、施工过程中，部分项目人员采取与施工单位口头约定、签订补充合同虚构工程量、要求施工单位书面承诺等手段，通过下浮项目工程施工费和收取施工单位赞助款的形式，套取国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专项资金。

二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存在弄虚作假、量体裁衣的现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分为：划拨出让、协议出让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三种不同的出让方式会导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产生大幅差距。为低价购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节约用地成本，规避招拍挂，一些用地单位向国土工作人员行贿。另外，在招拍挂过程中，一些工作人员故意泄露内幕信息，为关系人量身定做“前置条件”，人为抬高出让门槛，或缩减挂牌时间，千方百计将土地出让给特定购买者，并从中获利。

三是用地审批环节。为尽快通过用地审批，尽早获得土地，某些用地单位向握有审批权的领导干部行贿，以加快或减缓审批程序。我国规定，如果在签订出让合同后又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按照新的土地用途调整土地出让金。但在现实中，通过转变用地性质、改变用地条件，非法批准减免补交地价款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是在矿产资源管理中存在低价出让矿产资源开采权、违规发放许可证的现象。一些单位通过干预和插手矿业权出让，使矿产资源开采权协议出让或低价协议出让，其中甚至出现了直接投资、参股、拿干股参与办矿，暗中支持非法采矿等违法违规行为。甚至还存在违规发放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现象。

五是在执法环节存在以罚代法、以贿减罚的现象。国土资源系统的一些下属机构属自收自支单位，人员经费、办公经费等一切支出都要自己去“创收”。因此，导致对违法者监管不到位或放任其违法的行为，只对违法者采取罚款处罚，以达到“创收”目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导致行政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部分受罚者千方百计拉拢、腐蚀行政执法人员，企图减轻或免除处罚。

犯罪原因：利益诱惑与权力制约失衡

从主观方面来看，占有了土地和矿产资源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巨大的获利空间，这是诱发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犯罪嫌疑人放弃了政治修养，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其次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淡薄，对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学习少，对渎职犯罪认知程度不高，不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执法公务；另外，由于犯罪嫌疑人在其案发前的岗位工作时间长，熟知工作规律，特别是在工作中与上级或相邻部门及其人员形成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容易转化为贪念。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权力大、过于集中，行政行为不够透明。从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行政审核、审批，到土地处置、确权、登记、发证和相关案件查处等，国土资源系统的权力范围可谓无所不包。由于缺乏较高的透明度，使有些干部职工暗箱操作、谋求私利，导致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其次，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土地征用条件、征用租用土地的价格、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等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性细则，使国土官员在审批权上掌握较大的自主空间。此外，由于外部监管不力、内部管理不足，导致国土资源系统的监督体系未能很好地运转。

预防对策：教育+管理+监督+依法行政

一是以教育为基础，大力提高国土资源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要将思想教育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做到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共同抓好落实，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把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落实到具体人。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教育重点，把提高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意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力求通过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落实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问题，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在教育的形式上，要把正面教育、警示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与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结合起来，把国土资源系统的工作实际、队伍思想实际与教育工作相结合，增强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以管理为中心，不断增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管理的规范化和严密性。抓住资源资金配置、行政执法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结合工作特点，查找廉政风险点，建立廉政风险防范机制。通过流程再造，建立风险等级评估预警机制。加强对关键岗位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控，做到权力运行规范和透明，形成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有效减少自由裁量权，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减少干部腐败发生几率。进一步查找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以及征地拆迁中廉政风险点，加强对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市场，探索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的有效形式，加强对土地出让收支的监管。严格探矿权、采矿权、采砂权出让审批管理，全面推行招拍挂公开出让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整理项目统一公开立项、立项决策集体研究决定等制度，加强土地整理的规范管理。如对公开招投标的项目部分工程量存在的转包现象，可建立惩治机制，列入黑名单。重视审计的监督作用，主动引入外部的、社会的审计，进一步防止虚报冒领、损公肥私等现象的产生。

三是以监督为保障，坚决铲除滋生职务犯罪的土壤。如征用土地面积，支付土地补偿费等环节，由政府、国土资源、城乡建设、林业、土地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或村、组干部、群众代表和被征户，共同参与，实行现场监督，公开操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建立国土资源系统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动态机制。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成因、特点和规律及时进行调研，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建立科学规范的人员轮岗培养工作机制。对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定期或不定期轮岗换位培养，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在思想上扼制滋生职务犯罪的念头。

四是以依法行政为重点，服务经济发展。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要增强责任感，树立依法依规管地、节约集约用地意识。可通过提前介入参与项目用地选址论证，现场办公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帮助项目单位组卷上报，依法征地和补偿，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等措施，为重点项目提供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和完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做到依法行政，热情服务。

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研究 篇3

关键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经济犯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寄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很高的期望。各级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在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维护民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组织和个人也存在着一些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经济犯罪现象,一些用人单位恶意拖欠职工工资,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行政审批权限断不断减少,行政收费项目不断取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逐步由管理型部门向服务型部门转变。目前,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容易产生经济犯罪行为的主要集中在就业培训资金补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以及用人单位恶意拖欠工人工资上。

1.骗取就业培训资金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安排了很多财政专项资金,利用好这些资金,切实提高城乡劳动力就业技能,促进就业再就业,本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应尽的义务。但是,一些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就业培训的机构和个人并没有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而是盯上了这些资金,采取虚构人数与民办培训机构等形式,大肆套取就业培训资金。如贵州省套取农民工培训资金系列案件,原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局副局长江捷,在担任就业局培训科科长期间,利用手中掌握的培训机构资格审批、培训督查以及培训资金拨付的大权为培训机构大开方便之门,造成部分培训机构在培训中大肆偷工减料,多报培训人数,甚至“零成本”虚假培训骗取财政经费,牟取巨额不法利益,使国有资金遭受巨大损失,也损害了广大农民工的权益。就江苏省而言,南京市浦口区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通过虚报培训人数,骗取培训补贴,被纪检部门查实,最终当事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同时,在就业补贴方面,各级政府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就业优惠政策,给予岗位补贴、职介补贴和社保补贴,一些本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人员通过弄虚作假获得社会保险补贴,一些职业中介机构和企业劳资人员内外勾结,钻政策空子,利用假招工骗取职业介绍补贴和岗位补贴,这些行为同样造成了国有资金的流失。

2.挪用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等违规行为突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民生工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关系到党和政府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民生大事和广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对象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险的扩面征缴力度不断加大,社保基金结余数额越来越大,一些不法分子也把黑手伸向这个领域,社会保障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领域。主要有:一是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甚至个别省市的主要领导,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挪用社保基金。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2004 年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滥用职权,非法挪用社会保险基金达158.56 亿元,截至案发前尚有124.21 亿元没有收回,最终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二是一些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人出于私利,违规将社保基金存放在非国有银行内,难以确保基金安全。南京市某区的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规将社保基金存放在非国有金融机构内,最终由于该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社保基金无法收回,给社会保障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样突出,一些医疗机构通过开大处方、大检查,滥用药物和检查项目,一方面是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地赚取医疗保险基金;一些参保人员利用冒名顶替住院、用医保卡到药店购买生活用品以及将医保卡将交他人使用换取现金等行为,造成了医保基金的流失,这些行为既有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存在着一些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监督不力的因素在其中。

3.企业恶意拖欠职工工资行为危害巨大。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因涉债、欠薪老板逃匿事件,这些恶意欠薪行为直接侵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阻断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来源,对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如2013 年8 月,南京市溧水区一家工厂老板陈某突然跑路,60 名员工被拖欠工资近140 万元,员工多次到政府上访。直到一个月后,陈某才被警方抓获,检方认为,老板陈某以逃匿方式躲避支付工资,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目前法院已经开庭审理,择日宣判。据江苏省人社厅通报,2013 年全省人社部门和刑事司法联动,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年共向公安机构移送用人单位恶意欠薪案件55 件。

4.暗箱操作接受贿赂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提前退休是国家为了充分体现对从事有毒有害、特殊行业以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照顾而出台的一项惠民措施。在办理因病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过程中,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投保人员通过找关系、送钱送物等行为为自己办理提前退休,从而实现少缴养老保险费并提前领取退休金的目的。一些手中掌握审批权力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人员,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收受贿赂,违规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在征地失地保障方面,一些本不符合征地失地转保人员通过给予经办人员好处费,随意变更身份,私自调整流转土地数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同一村组的已领养老金的企业退休职工与纯农户一起领取征地保障待遇的怪现象。同样在劳动监察领域,一些执法人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执法权力,通过手中掌握的企业违法行为信息,滥用职权、对违规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向企业要钱要物或者到企业报销个人发票;在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时,一些执行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先按最高标准处罚,再通过与企业讨价还价,收取财物,最后按最低标准处罚,人为地造成了处罚标准的不统一。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经济犯罪的主要原因

上述表现显示,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经济犯罪已经日益严重,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实施和人民群众正常工作生活,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思想不够坚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从以前的职权部门向服务部门转变,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工作人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转变,在看到有权部门工作人员一些不良行为后,不但不以为耻,反而产生攀比心理,思想观念上产生了松懈甚至蜕变。尤其是在公与私、权与利的撞击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思想观念逐渐失衡,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从而让欲望、金钱、享乐人生的观念占上风,逐渐走上犯罪道路。

2.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管理体制仍然存在漏洞。管理漏洞是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经济犯罪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实践说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钻政策空子、钻管理空子、钻时间空子,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如在贵州套取农民工培训资金系列案件中,为确保培训质量,国家规定受培训农民必须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并有签字或签章,同时规定短期培训班培训时间为15 天至90 天,并要求有关部门要抽查和回访培训效果。但是,这些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大打折扣,并没有权威、有效的第三方开展监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职责不清、监督乏力、无章可循的现象造成“监守自盗”的结果。

3.企业恶意欠薪承担的违法成本过低。从制度上看,讨薪难是因为中国工资支付的制定还不够明确,约束力不足,缺乏一个刚性的、明确的工资支付制度。虽然《劳动法》规定:“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但在实际操作中,违反此规定的企业老板,即使被查处也只需要支付工资和赔偿金,违法成本很低。一些不良的企业老板会铤而走险,在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周转不灵时,会选择恶意拖欠职工工资,把矛盾交给当地政府,交给社会来承担。在全国各地,每逢元旦、春节期间,都会出现民工为讨工资堵门、堵路,当地政府为了维护稳定,一般的做法都是政府先行垫付工资,再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追偿,但结果大多是地方财政免费为无良企业的欠薪买单。

三、防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经济犯罪的对策

众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的经济犯罪行为表明,任何部门、任何岗位,一旦失去对权力的监管,都容易发生腐败和犯罪行为。预防犯罪的重点,应该放在遏制利用公共权力换取金钱财富这一突出的腐败现象上。对经济犯罪行为,必须从切断“财源”入手,把着力点放在权力制约、资金监控、行为规范和严格管理等关键部位和环节上,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1.加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法律法规体系极为庞大,从建国初到21 世纪,跨度长达六十年,政策文件从中央到省、市、区县政府各级政府都有所涉及。很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自认为自己熟悉法律,精通业务,放松了对法律法规的学习。近年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工作人员的经济犯罪行为,都与法制观念薄弱密切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的目的是提高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用法律来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样才能遏制和减少经济犯罪。我们要全面加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工作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特别是廉洁从政教育,要通过持之以恒的法制教育,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中形成“敬业、务实、奉献、廉洁”的意识,使全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干部职工都能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切实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对待经济犯罪行为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时刻保持高压态势。

2.制定严格、严肃的内部监督责任制度。要对一些掌握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权力的重点单位和重点人员,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堵塞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内部管理漏洞,防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经济犯罪的发生。除了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检查制约机制之外,还应在同一单位制定严格、严肃的内部监督责任制度,以使单位领导担负起监督本单位下属人员的职责。如针对社会保险领域职务犯罪高发的特点,要针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三条线的业务特点,建立实时的内部审计机制、基金支付监督制度、经办业务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罚制度;特别是对社会保险费征缴、基金财务、待遇核准、保险金支付等社会基金入口和出口的重点业务环节要认真查找漏洞,及时提出整改意见;要不断完善组织机构控制、业务运行控制、财务会计控制、信息系统控制等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管理和监督,提高内控执行能力,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3.适时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日常工作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内部监督时,一般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问题,往往都是“当局者迷”,监督效果并不明显。通过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引入第三方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监督,常常能够起到“旁观者清”的效果,一些自身不容易发现的问题通过第三方审核监督往往能够发现出来。要通过开展国家质量体系标准化实施工作,形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标准化、服务标准化、程序标准化、管理标准化,不断为基层、为企业、为群众提供文明、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

土地资源职务犯罪防治问题的思考 篇4

一、土地资源职务犯罪的危害性

首先, 犯罪主体特殊化, 威胁了我党的执政地位, 破坏了国家对土地的管理秩序, 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正当性。日益集团化的土地资源职务犯罪主体大多是中共党员, 他们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和法治基础的丧失, 同时也使得国家机关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次, 权钱交易突出, 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目前房地产市场土地权钱交易的现象最为突出, 主要表现为一种通过金钱交易获得低价土地使用权的畸形方式, 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再次, 犯罪数额较大、导致土地资源损失更为严重。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非法低价转让土地、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土地的过程中, 最终造成基本农田、耕地、其他土地数十亩, 经济损失数十万元的损失, 数额明显大于一般型土地资源犯罪。

二、土地资源职务犯罪难以遏制的原因

(一) 利益驱动与权力过度集中促使犯罪沃土产生

土地资源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这对寻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政绩的工作人员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同时, 由于土地管理与审批等权利主要集中在国土资源部门, 各级政府中土地管理机关或者村等基层组织的少数人员手中, 这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沃土。加之土地部门内部的异化接触, 高智商, 高职位个体间互相模仿和学习, 赞同犯罪的声音超过了不赞同违法犯罪的言论, 逐渐整个土地管理等行政部门内部同化, 各种变相违法就成为常态。因此, 经济利益的驱动也促使犯罪主体在异化接触的基础上产生了规模犯罪。

(二) 土地资源职务犯罪预防制度不健全

刑法作为惩治犯罪的重要措施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刑法及附属刑法偏重于事后处罚, 对土地资源的源头保护力度不足。因此建立相关预防制度将对预防犯罪产生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对土地职务犯罪的预防制度较少, 现有制度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缺陷。如, 土地资源行政监督问题。纵向监督不到位, 横向审计部门监督仅涉及县级机关以上, 忽略了村等基层组织的监督, 内部监督虚化。再如, 土地资源督察制度中监察主体的权利配置与所要监督的行政权力不匹配等。

(三) 刑法及附属刑法规定存在不足

目前, 我国未出台专门的职务犯罪防治法, 而是将职务型犯罪规定于刑法。为打击土地职务犯罪, 加强资源保护力度, 刑法于97年修订时设立了四项罪名, 其中‘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为典型的土地资源渎职犯罪。2000年最高法通过的法律问题适用解释, 对非法批准和非法低价出让土地的司法认定做了明确。然而, 总结司法实践发现刑法对土地的保护存在立法不足的问题:预见性不足导致的罪名设立过少且不科学, 现有罪名已不能满足犯罪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刑罚太轻不适应社会转型后的犯罪;附加刑未受到足够重视等问题。规定的缺陷导致法律惩治犯罪的作用没有根本发挥。《土地管理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附属刑法对利用职务进行土地资源犯罪的情况仅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如《土地管理法》体现在74、76、78、79、84条, 主要对非法占地, 越权批地以及侵占、挪用征收土地补偿费进行了规定, 即不构成犯罪的处以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负刑事责任, 但具体负何罪与刑罚未明确。

(四) 查办土地资源职务犯罪司法阶段存在弊端

土地资源职务型犯罪在司法侦查、审判和执行阶段都存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 这就抑制了对犯罪的打击。首先, 移送查处制度不健全, 侦查阶段难开展。首先介入案件调查的是土地管理部门, 然而因受经济、政治因素影响, 很少案件能够最终移交给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多以罚款了事‘以罚代刑’躲避刑责。即使进入侦查阶段, 侦查本身也面临着侦查犯罪主体警觉意识高, 犯罪隐蔽化;社会关系复杂施加压力对侦查造成阻力;案件复杂证据分散, 搜集困难;立案起点高违法行为难立案等问题。同时, 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特殊性, 司法实践中也掺杂着调查机关的渎职行为, 如主观包庇不予以移送立案, 使得违法犯罪行为难以根除, 逍遥法外分子依然存在。其次, 审判阶段量刑普遍偏低。再次, 执法监督体制弱化。案件被予以公诉立案后, 若没有执法监督主体进行监督, 最后犯罪主体很难处以足够刑罚。

三、土地资源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

(一) 土地资源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1. 加强心理预防, 健全权力运行。

职务型犯罪不同于一般主体的资源犯罪, 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教育和法制教育是必要的, 也是预防和中断犯罪心理产生, 净化风气的良方。这是一项长期工程, 只有持之以恒将教育日常化、制度化、经常化才能起到作用。上级领导的廉政作风将对下级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通过相互模仿和学习, 促使职务型犯罪的心理因素逐渐消失。[1]此外, 因犯罪主体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犯罪, 可以通过改变权力运行模式解决, 应在各级政府及土地管理机关贯彻民主决策, 批准或低价出让土地必须在机关内部召开民主决策会议, 保障信息公开和权力得到监督, 同时健全土地管理机关人员的负责制, 这就防治了特权人员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 也就保证了决定的合理性。除了权力过度集中需纠正外, 中央正常下放的权利也应适当收回避免土地资源职务犯罪土壤滋生, 如, 土地出让金分配问题, 可将地方直接获取土地出让金的权利收回, 把出让金统一纳入中央财政, 并规定专款专用的条件。此外, 改变各级政府的绩效观也是消除犯罪沃土的良方, 避免为达绩效的资源犯罪, 将耕地保有量作为政绩评定的重要因素。

2. 完善监督机制, 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制度。

健全现有监督制约机制, 发挥监督预防犯罪的重要作用。强化权力行使监督人制度, 完善土地资源管理权力行使的纵向与横向监督, 审计监督要延伸到乡级人民政府及基层土地管理机关。为发挥土地督察制度的预防犯罪作用, 应明确土地督察主体独立于国土资源部门及各级政府的法律地位, 提高土地督察主体的权利配置。

在完善现有的预防土地资源犯罪制度的同时, 我们可参考借鉴外国经验, 结合实际完善我国土地资源职务犯罪预防制度体系。如, 新加坡为预防资源职务型犯罪而对国家公务人员实行的廉政公积金制度。[2]该制度指将在职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廉洁抵押的公积金, 若在职期间滥用职权犯罪则公积金全部上缴, 而新加坡较低的职务犯罪率说明该制度具有明显的实践效用。因此在借鉴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特色的廉政公积金制度, 增加犯罪成本切实可行。考虑我国公务人员薪金实际情况, 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各级政府及土地管理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取百分之二十公积金, 若特定阶段内未从事犯罪则返还公积金。再如, 警示训诫防线制度也是消除土地职务犯罪心理因素的良方。[3]通过警示, 督导, 纠错方式使行为人的犯罪心理向良性方向转化, 阻断犯罪生成机制。此外,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回查制度, 主要通过上级政府及土地管理机关对下级土地管理机关的权利行使人进行不定期突击检查, 权利运行的民众回查制度也是该制度的重点, 其可以避免公众检举制度的漏洞与缺陷。

(二) 土地资源职务犯罪的惩治对策

1. 加强刑法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建议。

针对现有刑法规定存在的不足, 我们需完善现有罪责、增设新罪名以减少严重违法不为罪的现象以保护土地资源。

第一, 完善现有罪责。首先, 完善犯罪主体与犯罪客观方面。作为土地资源职务犯罪的主要研究主体,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地位在立法中未被明确, 相关规定仅概括为村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府部门工作时为公务人员, 而具体的村等基层组织人员包括哪些不清晰。本文认为应将村基层组织人员解释为在村中掌握职权, 可能利用职权进行土地资源犯罪的主体上, 即村委会、村小组和村党支部人员。[4]针对刑法410条为集体和单位之私而不为罪或轻型化的情况, 可在立法上将徇私扩大解释包括徇集体和单位之私。[5]针对情节严重和重大损失的标准过高问题, 可规定非法出让20亩以上土地或经济损失20万以上为情节严重, 非法出让50亩以上或经济损失40万以上为重大损失较为合理。[6]其次, 提高刑罚力度并增加刑罚种类。首先, 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违法犯罪行为, 只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才能保证土地管理人员的知法守法, 轻刑化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特定时期对特定资源保护的要求。同时也要考虑罪行相适应原则、避免严刑峻法。因此, 相比其他渎职性犯罪, 410条两罪的刑罚年限应在原有基础上提升1年较为合理。其次, 通过对国外职务犯罪刑罚体系的分析发现, 自由刑和各种附加刑配套使用遏制犯罪的效果显著, 尤其是资格性和罚金刑。如, 意大利设置了剥夺犯罪主体继续从事相关领域权利的资格刑, 俄罗斯刑法典第254条规定破坏土地质量的人员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 [7]相对于没收财产性, 增加罚金刑能够对犯罪分子进行经济制裁并具有执行可分割性, 德国在这点上运用的更为普遍。因此, 在借鉴经验和结合我国实践的基础上, 我国土地职务型犯罪刑罚可在有期徒刑的基础上增加罚金刑和剥夺其继续从事土地管理领域的资格两种刑罚以遏制土地资源职务犯罪。

第二, 增设新罪名完善土地资源职务犯罪刑罚体系, 保证实践中有法可依。针对利用职权进行非法占用农用地情节严重的行为可增设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中, ‘农用地’指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凡是能够利用现有科学技术进行大面积农业生产的土地。‘非法占用’不要求占用并改作他用。同时, 针对利用职权而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土地资源盐碱化、沙化的现象, 可增设职务型毁坏土地资源罪。本罪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滥用职权对土地资源进行非法且破坏性使用进而造成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行为。罪与非罪的区别为是否造成了土地资源质量严重下降, 造成人身体健康和环境损害的构成本罪的结果加重犯。该罪名弥补了《土地管理法》74条规定的违法开发造成土地荒漠化等情况能入罪、无罪责的缺陷。

2. 加大职务犯罪执法与查处的力度。

首先, 建立合格执法队伍。在增强执法人员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提高初查能力和取得有效证据能力的同时规范执法行为, 促使其客观侦查土地资源职务犯罪案件。其次, 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在发现违法案件时, 侦查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同时介入案件, 杜绝以罚代刑和办人情案等有损公允的情况出现。实行案件查处阳光工程, 保证违法犯罪案件在健全的移送机制基础上, 规避利益关系安全移送。侦查部门自身要实行侦查一体化机制, 在主办案人员负责制基础上, 分工负责。土地督察主体督察权的强制执行力也应加强。同时, 对案件频发区域实行土地巡回检查, 对重大案件进行全程公开调查, 挂牌督办的方式也可以视情况而采用。针对审判阶段量刑偏低的情况, 需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严格限制司法机关的司法裁量权。再次, 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完善执法监督体系主要是通过多方主体监督保证违法犯罪能够绳之以法, 不会因职务型犯罪的主体特殊性而逃避法律制裁。因此, 要保证对执法程序的全程监督, 避免任何环节出现违法牵连的情况, 尤其对案件移交机关进行监督, 进一步提高执法监督效能。

参考文献

[1]李嘉.土地行政人员职务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分析[J].犯罪研究, 2011 (4) .

[2]梁经顺, 张异.职务犯罪预防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3]王娟.警示训诫防线—对职务犯罪的心里阻断[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

[4]徐国荣, 高亮亮“.诊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土地征收补偿中的职务犯罪[J].法制与社会, 2011 (4) .

[5]刘家琛.刑法新罪名解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7.

[6]张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辟》[J].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7]张蓉.论职务犯罪刑罚体系的调整—刑事政策视角下之比较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08 (9) .

[8]蒋兰香.论我国土地资源刑法保护机制[J].时代法学, 2005 (4) .

森林资源职务犯罪研究 篇5

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紧迫性

森林资源的合理采伐与保护,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笔者所在县是一个林业大县, 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是该县建设生态县的基础, 是重中之重。在全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继续保持该县的生态优势是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长期以来, 该县政府部门在生态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成就有目共睹。然而, 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案件仍屡禁不止, 失火、盗伐、滥伐林木以及非法运输盗伐的林木等犯罪时有发生。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县建设的进程。因此,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刻不容缓。

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特点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涉及罪名相对集中。近年来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及破坏森林资源保护的案件集中在失火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2. 失火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居住在偏僻、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山村;近年来, 失火案件的涉案人员年龄集中在40-70岁之间, 平均年龄57.25岁, 因为缺乏防火常识, 不当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一般在初中以下, 且62.5%为文盲, 25%为小学文化, 缺乏相关法律知识, 法制意识淡薄。

3. 失火案件频发, 时间集中。在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中失火案件占很大比例, 且时间全部集中在每年的12月份至5月份期间, 即在“冬至”、“春节”、“清明节”期间林区较干燥的春冬两季。且失火案件因为天气因素易于集中频发。失火案件的发案原因也相当集中, 多数的失火案件是因为农民田地劳作烧杂草或由于敬拜“土地公”中烧金纸点香烛等传统习俗引起。

4. 近年来, 因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 红豆杉、香樟木等名贵树木的雕像、家具等制品需求量急剧增加, 且价格一路攀升, 部分群众受经济利益驱使, 偷偷采伐、采挖、运输、贩卖珍贵树木, 特别是笔者所在县部分林区野外山林中生长着大量红豆杉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木, 为部分群众提供犯罪的便利。

5. 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不佳, 导致因经济原因铤而走险盗伐、滥伐林木。茶叶是山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于近年来茶叶经济不景气, 从事茶叶生产的人员中有些人没有技术特长, 也没有其他赚钱机会, 对可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林木起了非法占有的想法, 续而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且由于近年来, 国家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 环境保护的整体行政执法工作提升, 木材价格走高, 部分群众对自家林木想卖出换钱, 但由于行政审批手续难办理, 或审批配额不足, 往往无证滥伐。

三、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1. 法律意识淡薄。

相关部门对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足, 导致一些群众保护森林资源和依法治林的观念还比较淡薄, 满足于眼前的经济利益, 消耗森林资源。群众对犯罪后所面临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 造成部分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触犯了刑法。群众缺乏足够认识, 对火灾发生区域和季节按照经验主义主观臆断, 对森林防火形势估计不足, 危机意识不强, 存在着侥幸心理, 麻痹思想, 对林区禁火令置若罔闻, 从而引发森林火灾, 使自己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 有些群众认为法不责众, 集体决定的滥伐或为集体利益造成的滥伐不是犯罪。而绝大多数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嫌疑人对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违法性、严重性认识不足, 特别是受到重大的非法利益的诱惑, 对保护珍贵树木存在抵触心理, 表现出挖一株两株完全不严重的思想认识。

2. 监管机制不健全。

林业主管部门在日常行政管理中注重对上报制度的审批, 缺乏对林区生产的有效指导和管理、监督, 林业基层往往由于经费不足, 基础设施较差, “四防体系” (防盗伐滥伐, 防火, 防病虫害, 防止非法占用林地) 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缺乏监督检查, 造成部分小煤矿、矿石洗选场非法占用林地现象, 部分矿区开发存在未批先占或少批多占林地以及部分地方群众毁林种茶、果树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基层林场缺乏监管人员, 而且部分监管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责任心也有待加强。

3. 法律规定不够完善, 刑罚执行效果不佳。

首先, 就现行法律规定而言, 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设置的法定刑罚较轻, 绝大部分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不超过7年有期徒刑, 对罚金数量的规定也不够明确, 相比从事犯罪活动取得的巨大利益, 显然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其次, 从刑罚执行效果看, 林业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着轻刑化问题, 适用罚金刑罚所占比例多于人身刑, 且适用缓刑过多。对危害生态环境行为的严肃查处与案件实际处理结果形成强烈反差, 打击效果有限。

四、惩治和预防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对策

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发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是生态资源检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想要遏制当前毁林犯罪高发的趋势, 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以外, 还需统筹兼顾, 在转变观念、完善制度上做文章。

1. 转变经济发展观念, 提高法治意识。

在办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应避免就案办案的思维, 把树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意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通过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宣讲政策法律、普及环境资源保护知识等方式, 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通过加强对政府人员的教育和引导, 培育“法治”思维, 改变落后政绩观, 形成环境法治观、生态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 提高执政水平;通过畅通检举、揭发渠道, 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打击犯罪的热情, 增强每一位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 最终形成保护生态、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强化法律监督, 认真履行检察职能。

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作为检察机关应积极拓宽监督渠道, 加强涉林案件立案监督, 加强对林业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行为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检察监督, 切实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不严格执法现象。同时加强与控申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 多渠道收集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犯罪线索, 及时介入, 了解掌握初查情况, 提高成案率。要积极探索, 完善“一看二问三介入”的方法, 严把阅卷关、提审关、退补关, 争把在审查中发现的漏犯绳之于法。同时, 对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量刑畸轻畸重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坚决依法提起抗诉, 维护司法的公正。

3. 提高林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水平。

首先, 通过机制创新, 提高打击和预防犯罪的能力, 以机制创新带动生态资源检察工作发展。比如, 向林业主管部门、森林公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专门就如何加强生态林、红豆杉等重要森林资源的保护提出建议, 突破查办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的瓶颈, 提高破案效率, 强化警示、预防犯罪的作用, 有效保护当地森林资源。其次, 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密切联系群众, 了解民情, 解决林区群众最实际的困难;接待来信来访、下乡办案, 促成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等, 通过这些看得见的方法加强群众联系, 关注民生、化解矛盾, 不断提高林区综合治理水平。

总之, 惩治和预防破坏森林资源犯罪, 加强和完善生态资源保护, 既要检察机关严厉打击犯罪、加强法律监督, 又要积极开拓思路、创新体制机制, 才能维护林区治安稳定,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利益,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1]刘仁文.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M].中信出版社.2004年.

[2]杨兴, 谭涌涛.环境犯罪专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