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思维观念干预下的翻译改写活动

2022-09-12

一、认识思维观念

思维观念是社会存在在人们理性思维活动中的反映, 是主观认识与客观认识系统化的结果。人们会根据自身形成的思维观念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利用自身观念系统 (或体系) 对事物进行评判, 预测, 实践, 总结等活动, 从而不断丰富生活和提高生产实践能力。

思维观念对翻译的作用是通过译者的行为实施者来实现的。有时候译者本人的思维观念和所处社会思维观念相符, 有时候不完全相符或者相悖。如果译者个人与所处社会思维观念一致, 也就是说译者本人对所处社会思维观念认同, 他就会积极地去选择拟译的文本, 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 去解决各种语言转换中的障碍;如果译者对于所处社会的思维观念不认同, 译者本人的翻译活动就会受自己的思想影响多一些, 但译者本人也不能完全只受个人思维观念的影响, 否则其翻译的作品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格”产品。在这种大环境下, 译者就只会消极地去开展自己的翻译活动。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思维观念都一直存在并且对翻译活动起着影响作用。

二、社会思维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观念可分为个人思维观念与社会思维观念, 两者共同起作用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 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翻译的最终表达。作为一名译者, 其不可能不受到主流社会思维观念的影响而去独立地开展翻译活动。在整个翻译过程中, 思维观念不可被忽视, 否则译者将很可能面临失业或者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以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受到社会思维观念影响的, 主要包括政治环境, 社会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

1、政治环境

政治因素不仅影响译者文本的选择, 也会影响其翻译策略。译者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会去决定是忠实表达文本意思还是对其进行一定的缩减或改写。1987年,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韩少功从英语译成汉语, 2000年, 许钧又一次将其从法语译成汉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比现在有了更多的限制, 这就直接导致了作者对原文本的削减和改写, 译者本人也承认其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 原文很多段落在译文中就没有出现, 有些敏感词汇也被其换掉或者删掉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8年, 也就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 胡愈之组织了一批人在上海翻译此书, 考虑到当时还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功发行这些书籍, 译者巧妙地将书名改译成《西行漫记》, 以此避开国民党对此书的封锁。作为译者, 具备足够的政治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2、社会伦理道德

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很大不同。当两者出现冲撞时, 译者就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一冲突。包天笑在翻译Joan Haste一书时, 对于文中主人公的未婚先孕一事, 干脆就选择不译, 其译作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后来, 当林纾将“未婚先孕”这一信息原原本本翻译给读者时, 却招致了骂声一片。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思想传统的中国读者在那个年代是无法接受“未婚先孕”的。“性”是另一个禁忌话题。朱生豪在翻译Romeo and Juliet时, 对于女主人公站在窗前等待着爱人到来时发出的感慨“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朱生豪将其翻译成“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 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文中巧妙地用“相思”代替了“床”, 用“怨女”代替了“处女”以适应中国的读者的心理接受程度。事实上,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不能接受一个女人对性的渴望这一事实的。

3、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翻译活动中的另外一个思维观念因素。由于西方社会基督教的普遍信仰, 因此很多西方作者都会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对基督教的推崇与传播, 但在别的国家, 这种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是不被认可甚至被禁止的。林纾在翻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时, 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在原作第十四章中, 汤姆受到老板百般折磨, 作者将其描述成一名基督教徒代表人物, 遭受磨难却没有任何抱怨与反抗, 文中不乏她对基督教的各种赞美。而在林纾的翻译中, 这部分被完全删除掉了。一方面是林纾不信教, 二是这种宗教思想和中国文学作品主题不一致。很明显, 这种删减是林纾有意改写的结果。

三、思维观念作用下的改写

无论是政治环境、伦理道德还是社会思维观念, 其对翻译的作用都主要是通过对原作的删改, 或者改写等手段完成的。对于文学作品, 译者一般会删去原作中与主流思维观念可能有冲突的文字, 之后出版社编辑还有可能再次删改, 如果与主流思维观念发生根本冲突, 译文还会面临禁止出版。在非文学翻译中, 编译也是有选择地翻译, 相当于也在对原文进行删改。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删改又有一定的差别。在一种时代背景为了迎合主流思维观念被删改的东西很有可能在另一个时代被接受, 这是由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思维观念。同理对原作的改写也在不同时代表现不同。我们可以发现同一部原作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翻译版本, 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命运。这种删改或者改写即使被视作是“暴力操纵”, 不忠实原文,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应当别接受的。庄柔玉认为翻译作品如今已不再是被视为只是依附原文而存在、用规范性的审美标准 (即信、雅、达的标准) 来检视的独立个体, 而已成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根据思维观念的差异, 适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比如删改, 改写等, 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去做会更切近实际, 避免由于思维观念不同而给读者带来的反感, 从而更好促进沟通与交流的目的。这样看来, 我们应该肯定由于受思维观念的影响而进行的删改和改写活动在翻译中积极作用。

摘要：翻译是译者的一种主体活动, 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这就决定了翻译必然受到译者本人思维观念和社会思维观念的双重影响, 同时个人思维观念客观上又会受到社会思维观念的影响。因此, 本文从政治环境、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三个方面对社会思维观念逐一进行深刻分析, 进而揭示翻译活动中译者发挥主体性, 进行改写是一种创造性翻译, 一种积极翻译的结论。

关键词：思维观念,翻译,译者主体性,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