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药学学历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作为当前普遍的存在的两种教育形态，各有所长，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随着技术推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两种教育形态在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上逐步形成了互补及融合的态势。
第一篇：药学学历论文范文
非学历培训市场发展与高校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构建
摘 要：本文将非学历培训作为研究重点，对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法以及教育体系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旨在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整合以及教学方法的构建，促进非学历培训市场的发展，充分满足现代教育的核心需求，从而使教育体系的构建顺应现代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非学历培训;市场发展;教育体系
在继续教育体系发展中，高校教育的教学模式得到了一定的转变，通过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内容的分析，要求高校教育需要及时转变以往的教育观念，通过对教育体系完善以及非学历教育模式的构建，加快继续教育体系的建设，以便增强继续教育的效果。但是，在现阶段高校非学历培训中，教育体系构建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制约了非学历培训市场的发展。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教育革新中，应该通过高校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的完善，进行教育方法的整合，以促进非学历培训教育系统的稳定创新。
一、全面提升非学历教育的核心内涵
在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完善中，其作为教育体系发展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满足现代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需求，并顺应非学历培训市场的运行模式。高校是服务社会教育的主体，其核心宗旨是满足社会化的服务需求，实现现代教育体系的稳定创新。因此，在现阶段高校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构建中，教育人员应该通过对教育培训方法的转变，进行创新性非学历教育体系的创新，明确培训方法，从而满足现代非学历的教育需求。例如，在现阶段高校非学历培训教学中，应该通过对企业、委托培训以及外派进修等办法的完善，提高高校的实际操作技能，并充分挖掘非学历培训中的人才潜力，提升培训机构的品牌化，进行非学历教育体系的完善，为现代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支持。
二、创新非学历培训的整合资源
对于非学历培训体系而言，为了在完善教育体系中顺应市场的发展，需要实现对资源体系的有效整合。通常状况下，在资源整合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管理方法完善中，高校应该结合当前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自身办学理念，进行科学化管理模式的构建，改变以往的管理运作体系，充分满足教育工作的规范化、统筹化发展需求，建立科学化的非学历教育管理机制，从而促进教育体系的创新管理。第二，充分保证非学历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高校教育中，各个院校、办学单位等需要专门负责非学历教育机构，并指明相应责任人，构建项目整合办法，实现一体化的非学历教育管理。第三，在培训资源整合中，应通过对非学历资源的统一整合，明确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教育体系的有效整合。在该背景下，也需要明确非学历教育机制，通过对统一宣传招生、统一管理监督、统一操作规范以及统一收费标准的确定，进行管理模式的完善，从而实现非学历培训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促进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的稳定创新，有效提高非学历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满足非学历培训市场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发展输送更多专业人才。
三、运用远程技术转变培训方法
伴随现代化高校教育体系的整合，我国非学历培训市场模式发生了转变。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技术逐渐成为继续教育中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通过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媒体教学方法的完善，可以将混合式教学方法的設计作为核心，通过对媒体技术、信息资源利用、教学交互以及学习方法的完善，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宗旨，促进现代继续教育的稳定发展。例如，在继续教育培训中，针对职业农民培训方案，构建了“吉林省农委吉林大学基地职业农民培训平台”，并制订了在线培训以及移动培训的机制，在2015年8月针对农民培训的现状，吉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了“吉林省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班，融入多元化的培训方法，充分满足了非学历培训市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继续教育发展中，需要充分利用网络成果，完善远程技术，并及时转变以往的教学方法，促进现代教育与传统教学手段的有效整合，逐渐提升非学历培训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促进教育体系的稳定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非学历培训市场发展中，应该通过完善高校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进行教育方法的整合。人才培养中，应该认识到继续教育的基本目标，通过对非学历教育体系的完善、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以及远程教学技术的运用，提升继续教育学员的专业素养，并促进现代非学历教育体系的稳定创新，满足现代化教育创新机制，实现现代高校教育中非学历教育人才的有效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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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欢.影响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绩效的因素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6)：35-38.
作者：徐博
第二篇：基于教学视域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研究
摘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作为当前普遍的存在的两种教育形态，各有所长，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随着技术推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两种教育形态在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上逐步形成了互补及融合的态势。本文以国开农业经济管理农村电商专业为例，从教学的角度探讨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的教育融合，并以教学观念转变、教学资源建设及教学过程落实为路径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教学资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农村电商
2004年由教育部发起、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具体实施“一村一名大学”培养计划，为全国各地农村培养了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农村实用人才和致富带头人。为了继续推进这一项目，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家开放大学于2016年在“一村一”培养计划中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增设了农村电商方向专业，并于2019年对该专业建设的项目进行验收与审查，充分肯定了农村电商专业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所发挥出的人才培养作用，并为从事农村电商活动的人员所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
十九大报告中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出发，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要求“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报告还指出要“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指导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作为当前普遍存在的两种教育形态，各有所长，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分别发挥其各自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5G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直接导致了两种教育形态在教学方面特别是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互补与融合的态势，一些如电子商务专业这类实操性较强的专业，两种教育形态的融合显得更加明显。
一、概述
(一)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概念
按照《教育大辞典》的解释，学历教育是指“对学生实施系统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总称，毕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位或学历证书”。具体来看，我国现阶段学制体系规定的学段有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基本学段。经教育部批准的民办院校、具有学历招生资格的院校，包括普通高等教育、自考、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等系列教育，国家承认其毕业证书，都属于学历教育。
郭文奇(2002)在《非学历教育定位问题研究》中指出非学历教育是指“根据各种实际需求而进行的教学形式(学历教育以外的)，主要有岗位培训、项目培训、专业技术培训、行业培训和各种层次、行业的继续教育，以及各种内容在内的中短期培训”。
(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教学特征
从上述的概念中，可以看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历”，学历教育中的“历”表示学习的“历程”，强调了“教”与“学”的过程性，重视的是教与学的过程。在“教”的过程中，教师依据专业与学科的特点，从课程与专业的特点出发，制订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大纲，进行系统的教学;在“学”的过程中，学生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与大纲，对课程及专业进行系统性、完整性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构建系统化的专业知识框架。由此可见，学历教育的教学特征强调的是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与学历教育的相比，非学历教育的学习“历程”较短，“教”的过程中，教师在专业与学科特点的基础，主要结合“学”的需求，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内容并进行教学实施即非学历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是从学员的需求出发来组织教的过程;在“学”的过程中，学员在短时间内就对应地知识点进行多种方式的学习。
通过对两种教育模式教学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非学历教育的教学特征强调的是针对性与实用性，知识传播与获取的则体现出专业知识的“片段化”、“碎片化”等特征。非学历教育的教学特征正是当下新时代对学历教育教学的新要求;而脱离系统化的专业知识支撑的碎片化学习对于学习者专业素养及专业前瞻性展望是远远不足的。由此可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教与学方面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必要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在教学方面的融合进行研究与探讨。
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融合”或“沟通”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1988-2019.10间论文共30篇，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等为关键词，则检索到1988-2019.10间论文等为851篇。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学者将关注点聚焦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上，试图从两者的区别角度，找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架构的桥梁。如谢瑞霞(2012)认为非学历教育有别为学历教育，是源发于社会性需求的一种教育模式;包正桦(2015)进一步从需求角度区分了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模式，指出了非学历教育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呈现多样化、灵活性等特征。这部分学者从需求角度出发，对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有清晰的认识，并从政策角度和“学历+技能”的教学模式转变角度，提出学历与非学历融合的可能性。
有的学者基于非学历教育研究文献的缺失，试图从实践中找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具体经验，基于此思路，这些学者对已有的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发挥高校科研和学科优势是融合的关键，刘杰(2015)等人认为要发挥好高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的优势，推进非学历教育的发展，另一些学者比较充分的认识到非学历教育的社会性，在不排除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更关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比如在教学方法和策略上的改进(黄洵，2011)，在“学历+技能”的教学模式方面改进，引入职业证书形式(陈桂兴等，2012)。
综上所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本厘清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差异，在如何推进非学历教育发展时，更多的是从宏观政策角度，提出了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学历+技能、引入职业证书等等措施，忽视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教育需求的变化，即如何把系统的理论知识进行重新组合，适应非学历教育知识需求的碎片化、时效化、短期化等特征，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还没有两者教育资源有效融合的研究成果，這一缺憾在实践中体现为“我国目前非学历教育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移植学历教育，多数都停留在知识传授阶段，理论讲授还是较多”(孙爱玲，2014)。
随着非学历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必要破解如此尴尬的局面，并拓展对非学历教育的社会性的界定(不能仅仅把技能作为社会属性的全部内涵)，加快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资源的融合研究。
三、基于教学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路径
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学历教育从各专业的教学目标、课程的设置、教学计划等方面回答是这个问题;非学历教育则是从教学目标和学习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教学是落实“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目标的具体方法与手段，也是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关键点。因此从教学出发，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为根本点，进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路径的探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教学观念的转变为突破口
教学是涉及到“教”与“学”两个过程，对应“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当前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都是以“教”为主，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这种教学观念忽视了“学”的过程和“学生”这个主体，因此教学效果不明显。尽管非学历教育的教学活动开展的最初动因为了满足学生因自身发展需求而开展，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既有教学观念的影响，距离完全满足学生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教师的教学观念没有与进俱进，没有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因此，在两种类型的教学过程中，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将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满足放在首位，在农村电商专业的授课及辅导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同学是准备从事电商活动，有的同学在电商经营方面则小有成就，作为教师更是要注意到学生的需求并提供给学生不同的学习方法与资源对其学习进行指导，对于准备从事情电商活动的同学，除了指导其相应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引导其进行相应的发展规划;对于小有成就的学员，与其分析当前其经营活动中的问题及难点，并引导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等。
总的来说，只有教师切实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从学生需求出发开展教学活动，才能让学生在其所从事的电商活动中有所收获，有所提升，进而服务当地的发展战略。
(二)以教学资源建设为主要途径
教学资源是实现教育的主要途径，在以学生需求为中心教学观念指导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资源应遵循共建共享的原则进行构建，即所构建的教学资源既符合学历教育中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又符合非学历教育中碎片化的知识点应用需求。以农村电商专业的课程在构建教学资源时，就遵循的基本原则共享，即既能满足学历教育的教学需要同时也可以满足非学历教育的需要。课题组成员从专业计划中遴选出一些课程，这些课程既在专业中比较重要的课程同时又是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如《网上开店》、《农产品营销理论与实务》、《网络营销实务》、《电商案例分析》、《网店美工》、《电商法律与法规》等课程。结合课程的特点，一方面按照学历教育的要求构建了完备的教学资源，在构建学历的教学资源时，对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寻找对于非学历教育中那些时效性、实操性强的知识点，对这些知识点进行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学习资源建设。通过与专业学生座谈，与专家進行讨论，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与专业知识的共通性，在“共建”、“共享”的原则指导下，从上述课程中梳理、录制并发布了《网上开店基础》、《网站美工》、《内容营销》、《社区(群)营销》、《网店定位和市场分析》、《数据分析基础》、《农村电商案例分析》、《农村电商发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农村电商》和《电商法律基础》等10个系列100多节微课。这些微课资源不仅作为农村电商专业学生的学习资源，同时还整合为“农村电商”专题面向社会提供。在共建共享原则下，依托于专业系统性，制作出的资源不仅在学历教育中得到学生认可，在非学历教育中，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三)以教学过程落实为抓手
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资源的制作最终都是通过教学过程的落实来完成教育的最终目标。教学本身就具有过程性的，即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对应到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教的过程直接会影响到学的效果，因此，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路径的探讨中，课题组通过研究与实践发现，教学过程的落实很重要一个方面是教学方法。众所周知，非学历教育的教学效果相比于学历教育而言要更加有效一些，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其教学方法。在农村电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借鉴了非学历教育中的授课方式，以专业课中的《网络营销实务》课程为例，除了提供传统的面授课之外，我们还尝试进行了非学历教育中职业培训的方式进行教学，结合当前网络营销实务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营销进行《互联网思维下的网络营销及内容营销》专题的授课。课后通过对学生电话采访、访谈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授课的满意度，发现满意度较高，而且学生希望这类结合当前热点的专题授课尽量可以增加，这样的课程以他们从事情电商活动的启发很大。
此外，结合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在农村电商的教学中，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的教学过程进行依托于平台的课程教学，这既是电大系统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特色之一，也是顺应社会发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多样化需求的结果。
四、结论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作为目前两种普遍存在的教育类型，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供给做出巨大的贡献。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从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是必然的。本文主要是从教学角度的进行融合的探讨，而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应用与发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教学方面可进行更有深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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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敏艳，张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接轨策略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19(07)：198-200.
作者简介：
曹利菊(1977—)，性别：女，籍贯：山西朔州，民族：汉，学历：研究生，职称：讲师，单位：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研究方向：企业信息管理、电子商务。
基金项目：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201839859 。
作者：曹利菊
第三篇：大法官的学历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
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一次针对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项整顿”大会上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高院院长什么学历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说身居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关注。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副院长为一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多评为二级大法官，高级法院院长评二级大法官。
当前中国一二级大法官的总数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13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以及军事法院的两位大法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显示， 13位现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无具体学历资料，其他人均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的学历则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毕业，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函授专业学习。
与其他党政系统官员类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或无法完整显示第一学历，或者第一学历为技校、中专、函授大专，大多通过中央党校学习或进修达到本科或研究生学历。
大法官的升迁路径
学历背景的不同，大法官升迁路径也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的13位大法官中，多数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并多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首席大法官周强虽然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升迁，但早先进入共青团中央之前，曾在司法部工作，并任职法制司司长，长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从江西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副院长任上短暂转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旋即在1998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奚晓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高憬宏等人则一毕业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从普通的审判员升至大法官。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认为，“尽管大法官很少通过审判案件对法律和司法做出贡献，但大法官个人的法院工作经验会对其公信度有比较大的影响。”
与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来自于司法系统外部。据公开资料，内蒙古、河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高院院长在任二级大法官之前主要在地方担任党政职务。
比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于包头铁路技校桥隧专业毕业后，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下属工务段做起，历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等多个岗位。
宁夏高院院长李彦凯从海原县一名助理征税员起步，由海原县法院一般干部，再到吴忠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宁夏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等将近十余个岗位，最后得以升任宁夏高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院研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忠认为，“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
崔亚东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始终从事公安工作。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历与司法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
谁能担任大法官?
虽然法院以独立审判为宪法要义，但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官员升迁至高院院长，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空降”，抑或是政法机关内部交流，高院院长作为副省部级职位，仍是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位置。
行政化的任命，对于“独立审判”影响深远，这在建国后对法院院长的任命制度的变迁中可见一斑。
1949年建国之初，政务院曾规定“今后各地调用司法工作主要干部时，应事前经上级司法部门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但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改变了此前法院上下级之间的体制，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文革后，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1983年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体制大调整的时候，亦保持了这种“主管+协管”的做法。
由于位列副省级干部行列，高院院长由中央管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32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据此，本级党委具有任用建议权，最高法院拥有协管权。
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规定，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人民法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时，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派员参与考察。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
根据刘忠的研究，“由于法院是一个专业性知识很强的业务型机构，尤其是法院之间有着审级分工、工作指导等关系，对于现任法官和即将出任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准、专业技能，在内部信息识别上，上级法院具有超出地方党委的优势。”
但地方党委并非毫无作为。在刘忠看来，同级党委“对于院长之外的其他人员的任免决定权和编制、职级、行财装备等事项上的审批权对于院长构成一种反制。”
在学者看来，现实中，如非征得地方党委同意，最高法院对于高院院长人选的协管权很难行使。由于地方在法院院长人选中的强势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
为了防止“外行领导内行”，最高法院将协管权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强化。2001年新修改的《法官法》对法官任职资格做了进一步限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按照刘忠的说法，“此处的学历增加为本科，不是关键修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党校的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关键之处在于将原来笼统规定的‘工作’改为‘从事法律工作’。”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从事法律工作”做出的解释是：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从事审判、检察工作;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从事律师、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事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工作。这意味着，法官的来源被大大限制。
即便如此，“从事法律”工作的范围仍然很宽泛，地方在高院院长的任命上仍有广泛的选择空间，当公安局长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时，尽管公众有颇多质疑，但从制度看，却无可指责。
此后，差额推荐和实行异地交流任职的做法被认为旨在防止司法地方化。不过，在侯猛看来，实行异地交流任职，实际上使得上级法院更便利于下派干部，而这样做可能会影响现有上下级法院的独立地位。
道理很简单，上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原来的同事在下级法院所做的判决时，要做出改变就变得很难，最好的选择可能是维持原判，这将使得上诉制度形同虚设。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官的人事安排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后者正是影响司法公正的痼疾之一。
作者：申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