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论文范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中国现有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存在缺乏农业基本法对补贴的明确支持、与WTO农业补贴规则的衔接不够、缺乏农业补贴具体实施制度支撑、农业反补贴立法缺位等问题。同时，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面临着增强农业基础性地位、重新确定补贴目标与补贴动机、应对进口农产品补贴等现实挑战。

第一篇：农业补贴论文范文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述评

[摘要]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从农业补贴政策定义、范围、法律制度以及效果评价等方面对现有综述做了系统研究，并结合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现状，推导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文献述评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193

中国农业最早始于炎帝时期，迄今为止已历经八九千年，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社会的机械种植，农业从种植种类、种植工具、种植方式到农业制度不断创新与发展。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明确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农民工进城打工人数不断增加，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的迅速下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急需中国政府加大相应的补贴力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应对复杂不公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全面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关注农业生产利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央必须强化对农民、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农补政策实施十多年来，学界对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搜集涉及农业补贴的相关资料，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

1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系统研究

11农业补贴政策的历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补”范围和力度逐步提高，分析“农补”制度变迁及其演进逻辑，对于完善农补政策理论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张凯新(2013)分析国内“农补”发展的三大历程：1993年之前的“负保护”阶段;1994—2000年“负保护”向“正保护”的过渡阶段。高玉强(2011)提出我国农补政策历经三大时期：一是1950—1978年的传统时期，农业利益受损;二是1979—2002年的改革时期，农业利益逐步得到保护;三是2003年之后的完善时期，农业补贴额度提高，补贴种类和方式进一步扩展。

12农业补贴政策的定义解析

学界对农业补贴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观点，何忠伟(2005)教授归纳出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农业补贴政策是贸易保护的重要方式，是政府通过提高国内农产品平均价格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收支干预手段;二是认为农业补贴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生产者损失利益进行补偿，继而稳定本国农产品市场秩序;三是认为是“政府为保护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对农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支持与保护政策的总称”。徐全红(2006)认为农业补贴实质为国家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的调节。学界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农补”做了分类。广义农业补贴——即在“绿箱”许可的条件下，重点对农业科技、农业水利和农业环保项目上进行补贴;狭义的农业补贴政策—— “黄箱”政策，特指保护性补贴，如对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提供种植补贴、出口退税等形式补贴。

学界针对农业补贴政策合理性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多数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变化，必须采取合理的农业保护政策来确保国内农业健康、稳定发展。如李玉珠(1993)提出的“中国农业需要适度保护”，柯炳生(2001)认为政府应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刘畅(2003)认为现阶段工业应反哺农业，促进城乡共同发展。部分学者如林毅夫(2003)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农业补贴财政支出较大，以我国现阶段的综合国力难以长期支撑，且在政策的实施方面也会面临执行难的问题”[2]。蔡昉(1993)提出以农业贸易自由化代替农业补贴政策，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格调控作用，充分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3农业补贴政策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农业补贴政策《农业协定》框架下进行了部分调整，但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需要。何燕华(2009)重点对欧美大国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做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农补存在法律缺陷：一是农补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二是农补法律不健全;三是涉农法律内容分散，可实施性较低”[3]。赵颖(2010)进一步指出农补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效率难以提升等问题。李晓辉(2012)认为当前我国农补政府支持水平较低、管理体制不健全。葛珍珍(2013)提出农业补贴政策缺乏立法监督，补贴体系不完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14农业补贴政策范围研究

20世纪中期，中国农补形式为“机耕定额亏损补贴”，随后扩展为农用物资价格、贷款贴息等方面的补贴。入世之后，农补范围进一步扩大，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粮食直补、购置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王艺璇等(2009)分析“四项”农补数据，认为“中国基本形成了收入性补贴和生产性补贴相结合，兼顾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逐年调整完善各项补贴政策” [4]。郭振宗(2009)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应调整种粮直补和大型农具购置补贴政策。

15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研究

研究者对农业补贴制度实施效果进行了专项分析，钱克明(2004)通过分析“中央一号文件”实施后各项农业生产要素的具体数据，认为“农补政策体系还不完善，存在的问题较多”[5]。刘鹏凌(2005)通过对安徽省2003—2004年度农业生产实际数据研究，对农补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统计描述。张淑杰(2012)以河南省为例从农业收入、粮食生产以及“四项”补贴实施和影响等方面，通过建模及和数据描述等方法评价农补政策效果。

此外，部分学者采用经济学论证方式，以具体农业生产要素数据分析农补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程国强(2003)运用AMS测算了我国农业五年(1993—1998)支持水平，认为国内农补水平上升空间较大。张宏生(2005)采用C-D生产函数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主张政府财政应该提高农业补贴额度以及投资力度。

2国外农业补贴政策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农业生产发展进入低迷时期，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进行了农补政策完善，从而促进了本国农业发展。通过学者对美、日等国农补体系的深入分析，为我国农补政策的改革提供实践借鉴。

第一，立足外国农业政策补贴的发展趋势，寻求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未来道路。贺正楚(2005)详细介绍日本农业补贴类型以及在《农业协定》框架下“农补”政策调整方向，为我国“农补”政策改革方向提出了建议。周建华等(2006)通过对美国6种补贴种类(直接收入补贴、差额补贴、反周期补贴等)的深入分析，预测了美国农补政策发展趋势与方向，为我国农补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借鉴。

第二，分析国外农业政策补贴政策的结构调整，探索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方向。柯炳生(2002)通过分析美国新农业法案，系统总结农产品贸易国际化形势下农业补贴的调整重点。姜亦华(2005)详细论述国外农业补贴方式和农业补贴政策发展总体趋势，据此提出了我国农业政策补贴的总思路。高志辉(2005)、张宗良(2009)、孟可心(2013)分别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当前国内农补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提出改善建议。学者对国外农业补贴模式的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为中国农业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但农业政策未来的重点领域及农业补贴整体评估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农业补贴政策的问题与建议研究

31农业补贴政策存在问题

第一，制约“农补”的法制措施少，“农补”程序烦琐。李昌麒、王霞(2009)认为我国“农补”措施法制化制约薄弱，且“农补”程序过多，严重影响了农业补贴效果。第二，“农补”结构不合理，“农补”机制不完善。伍业兵、覃聪(2013)认为当前农补存在：一是结构设置不合理;二是管理机制不完善;三是补贴力度较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第三，“农补”方式不当，“农补”对象较少。在方式上“农补”重视保障，忽视了促导作用;在对象上“农补”重视农民，而轻视了农业保护。李昌麒、王霞(2009)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明确指出了农业补贴方面的这两大问题。

32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措施

第一，改变“农补”措施的法制现状，精简“农补”烦琐程序。政府通过特定的法律措施，弥补农业补贴法制化缺陷。通过智能化程序设置，精简“农补”烦琐程序，达到农业补贴的时效性发展。第二，调整农业补贴结构，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政府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不断调整农业补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应更加重视“农补”政策效率和公平原则。政府应重点加强新兴农业、高科技农业的补贴力度，并通过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制定出合理的价格保障制度。第三，转换农业补贴方式，平衡农业补贴对象。农业补贴方式在重视“保障”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的“促导”作用，通过合理化的政策引导来减少农业损失，从而起到政策保障作用。农业补贴对象在重视农民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农业的发展，通过现代化农业模式，促进农业补贴总成本的节约。

4结论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 “农补”政策的研究，立足中国“农补”政策现状，探究了“农补”问题及对策，为中国“农补”政策的改进提供了理论借鉴。虽说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已有一些成就，但仍存在理论体系不成熟、政策实施不明确、执行力度不显著等问题，尤其缺乏“农补”实证研究和“农补”指标评价研究，还需我国政府、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忠伟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与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林毅夫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增加农业补贴[J].现代贸易工业，2003(10)

[3]何燕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之构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9(6)

[4] 王艺璇，穆月英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与调整[J].中国农学通报，2009(6)：278-284

[5]钱克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2)

作者：吴杰 谢红燕

第二篇：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的问题挑战与完善

摘要：中国现有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存在缺乏农业基本法对补贴的明确支持、与WTO农业补贴规则的衔接不够、缺乏农业补贴具体实施制度支撑、农业反补贴立法缺位等问题。同时，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面临着增强农业基础性地位、重新确定补贴目标与补贴动机、应对进口农产品补贴等现实挑战。中国农业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必须充实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明确农业补贴范围、突出农业补贴重点、强化农业反补贴、完善重要配套制度，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农业安全。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反补贴;法律制度

农业补贴是国家对农业采取的一种支持和帮扶。政府的趋利性，决定了政府在代表国家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具有单方面过度采取贸易干预政策的经济动机。通过对农业的大量补贴，可以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分享更多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以赚取巨额的贸易利益。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则和纪律，那么各国政府的趋利性很可能会使其对农业的补贴大大超出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必要范围，从而获取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由于农业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补贴农业，农业欠发达国家也将被迫关上农产品市场的大门。同时，农业反补贴措施也可能会被农产品进口国滥用，成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因此，必须将农业补贴与反补贴纳入法律规制。

一、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的现状与问题

(一)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的立法现状

1，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现状

中国在1993年7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以下简称《农业法》)，作为中国农业的基本法，是其他农业立法的基础，具有指导、约束功能。2002年12月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农业法》修订法案。中国的农业补贴立法主要是围绕该法构建起来的，也包括了其他支农护农法律政策。《农业法》中支持与保护农业的内容，主要有：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体系，采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从资金投入、科研与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市场信息、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社会化服务以及灾害救助等方面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国家鼓励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研究、提供信息和营销服务等措施，促进农产品出口，建立农产品进口预警制度;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成立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发挥协调作用，提出农产品贸易救济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利益。其他农业补贴政策主要体现在4个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2，中国农业反补贴的立法现状

2004年4月6日经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3条规定：“进口的产品直接或者间接地接受出口国家或者地区给予的任何形式的专向性补贴，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这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立法中对反补贴内容最新的规定。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决定》，对2002年《反补贴条例》进行了部分修改，修改决定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反补贴条例》对补贴与损害的确定及其关系、反补贴调查、反补贴措施、反补贴税和承诺的期限与复审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二)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的内在缺陷

1，缺乏农业基本法对补贴的明确支持

作为规范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社会行为的基本法，《农业法》应该在内容和结构上对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做出全面而具体的制度安排。然而，现行的《农业法》从指导原则、体例结构、具体规范设计上都未能对补贴予以明确支持，主要表现在：未对农业补贴做出任何规定，缺乏农业支持财政投入的具体规定，对“农业总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农用工业等”法律用语的确切含义未予以明确，对国家引导、支持社会主体投入农业的措施规定不具体，未明确参与农村金融的各类具体的公私法主体，未规定具体的金融类型及其各自的业务运作规则及国家支持、监管的措施，对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操作性制度未予以规定等。

2，与WTO农业补贴规则的衔接不够

与WTO规则相比，中国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存在2大问题：(1)“绿箱”补贴中国只实行了6项，还有多项未实施。已实行的6项“绿箱”政策中，涉及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有20项。一般政府服务主要涉及9项;粮食安全公共储备4项;国内粮食援助1项;自然灾害救济支付3项;环境计划下的支付2项;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付1项。未实施的“绿箱”补贴主要涉及公平性的农业补贴政策，如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农业生产者退休或专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等。(2)“黄箱”补贴以价格补贴为主，且利用不充分。“黄箱”补贴主要包括2部分：一是价格支持措施，即粮棉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2项合计，中国“黄箱”补贴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另一方面，在“黄箱”补贴中，中国农业补贴主要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这类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

3，缺乏农业补贴具体实施的制度支撑

农业涉及面广，农业补贴需要许多的具体制度支撑，农业补贴法是一个伞形的规则体系。其中，农业补贴财政资金拨付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否，对于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意义重大。然而，中国各级政府财政在实施农业补贴时所关注的只是拨付了多少款项用于农业发展，而对补贴资金的具体运行规则和过程却不加过问。财政对农业补贴资金在投放时往往只顾眼前，缺乏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财政投资规划，对资金整体效应的认识不够。同时，资金管理权与业务管理权界定不清及主观认识上的不重视，导致农业补贴资金被挤占、挪用，资金到位率低。通常情况下，财政部门应该是农业补贴资金管理的中心，但中国的现状是资金预算、分配、拨付管理权集中在财政部门，而与项目实施过程相对应的资金使用管理权则分散在农业、林业、水利、农机等业务部门，财政部门难以对资金使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有些地方认为农业补贴是软指标，投多少没有硬性约束，于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对农业补贴往往不能足额到位。据统计，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中有将近30%不能

及时到位或根本就不能到位，被短时或长期挪作他用。

4，农业反补贴立法缺位

目前中国法律层次的反补贴立法只有《对外贸易法》，而该法规范反补贴的规定很少。在WTO的补贴和反补贴规则中，关于农产品的补贴和反补贴是一个特殊领域，适用特殊的规则。WTO的《农业协议》对农产品的补贴与反补贴作了专门规定。新修订的《反补贴条例》提及农业这一特殊行业的规定只有第7条“涉及农产品的反补贴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行”。而对于农产品贸易中如何实施反补贴措施却只字未提。笔者认为，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农产品的反补贴措施既要体现反补贴措施的一般性，又应该体现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以美国补贴大豆种植者为例，美国以出口信贷担保的方式补贴大豆种植者，影响到大豆市场价格的形成，对世界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扭曲，同时也压低了中国大豆的价格，造成了豆农收入的减损。该出口信贷担保违背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且已经被WTO仲裁违规。而中国的反补贴制度由于缺乏相关的内容，不能很好地维护国内大豆种植者的利益。

二、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面临的现实挑战

根据人世承诺书，中国完全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随着WTO新一轮谈判的展开，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农产品市场将会进一步开放，外国农产品将会大量涌人，农产品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农业弱质性更加明显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约束、基础设施落后、装备水平低、科技发展滞缓、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不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人员素质低等制约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中国农业的现实基础、农业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中诸因素的制约，导致农业比较利益低下，而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又进一步导致农业投入不足，农业资源流失，从而影响了农业发展。加入WTO之后，中国农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弱质性更明显，要摆脱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地位，需要充分利用补贴政策，发挥其在农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农业重要性更加突出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依然有赖于农业这一基础产业的强有力支持。同时，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耕地0.08公顷，虽然粮食供应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但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环境和资源的挑战。为了确保粮食生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仅靠农业自身发展和市场规律调控是不够的，必须加大政府的补贴力度。近段时间国际粮食价格飞涨，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农业安全引起了政府更大的关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三)农业补贴目标需要重新定位

传统上，中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有2个基本目标：一是增加农产品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二是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在传统的农业保护目标下，对农业保护的手段是限制进口，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率，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食品安全的目标。另一类是通过价格保护、生产控制、信贷补贴等直接或间接手段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然而，以往农业补贴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直接目标与终极目标。农业补贴作为农业支持和保护的一种手段，其直接目标并不是单纯追求提高农产品自给率、实现粮食高产，而是通过补贴增加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确保农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农业补贴通过直接目标的实现，服务于保障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总体目标。

(四)农业补贴动机亟待调整

农业补贴动机是引起和维持农业补贴，并使农业补贴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但由于政府农业补贴的动机仍然在于通过对农业的支持和帮助，把农业发展成为工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与附庸。不论是农业补贴直接目标还是农业补贴总体目标，都依附于工业的发展要求。当前，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发展阶段，也正是农业发展最困难的时候，不能再靠弱质产业支持非弱质产业了。政府对农业进行补贴，应该秉持更加单纯的动机，即促进农业自身发展，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五)农业反补贴形势日益严峻

在美国，《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中对玉米、大麦、燕麦、高粱、小麦、大豆、棉花和大米的支持通过了3个计划：市场信贷计划、反周期支付计划和直接补贴支付;《2007年农业、营养和生物能源法案》在保留对诸如玉米和大豆等主要作物生产者的巨额补贴的同时，还增加了对土地保护、可再生能源、营养和特殊农作物等计划的投入。欧盟各国也将农业补贴政策从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乌拉圭回合以来，各国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要求，对部分农业补贴进行了削减，但削减的幅度不大，有的甚至没有实质性削减，将一部分削减的“黄箱”政策补贴加入到“绿色”政策补贴范围内。可见，在新的国际规则的约束下，农业补贴的实质没有变，改变的只是补贴方式。面对国外的巨额补贴，中国如何采取有效的反补贴措施予以应对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农业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现有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加人WTO后中国农业面临的现实挑战，客观上要求中国农业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必须置于“三农”问题背景下，坚持城乡统筹的思路，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最终保障农业安全。

(一)充实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

加快中国农业产业化，走规模经济道路，是实现农业良性循环和快速增长的手段，也是中国农业生产未来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充实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密切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服务。在农业专门经济组织合作立法中，应明确组织形式、法律地位、议事规则、监督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以及与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而行业协会管理法中则应强调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规范行业协会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管理职能等内容，解决反补贴中的主体资格问题。同时，鼓励家庭农户以多种形式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二)明确农业补贴范围

对于农业补贴范围，中国对于属于“绿箱政策”

的补贴使用了6类，而对剩余的6类没有规定，应对农业补贴进行全面规定，其范围包括：(1)一般服务;(2)食物安全储备补贴;(3)国内粮食补贴;(4)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5)(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6)收入保险补贴;(7)自然灾害救济补助;(8)退休与转产补贴;(9)资源停用补贴;(10)农业结构调整补贴;(11)环保补贴;(12)贫困地区补贴。其中第4、5、6、8、9和第10项均为中国现在尚未实施的农业补贴，属新增范围。就补贴方式而言，应将农产品保护价收购改为直接补贴农民。可以考虑，根据主产粮棉产区农民上年度成本调查结果，加上合理利润的情况确定合理的补贴标准，再按农户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补贴资金来源，可以利用现有粮食风险基金来源，不足部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三)突出农业补贴重点

《WTO农业协议》附件2第2条规定，对于涉及研究、培训服务、推广和咨询服务以及向电力网络、道路和其他运输方式、市场和港口设施、供水设施、堤坝和排水系统以及与环境计划有关的基础设施工程提供的补贴，均属于免除削减承诺的补贴。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人才资源培养和开发力度，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人才教育培训立法，明确教育培训的资金来源、组织形式、监督管理等内容，形成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机制;要进一步扶持和推广农业科技，通过修改和完善农业科技投入与推广立法，明确农业科技投入与推广的资金来源、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使用方式、运行管理和效果评价等内容;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夯实基础设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财政支出中的支农支出，调整和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地划分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事权及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形成公平合理的财政供给体制;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从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生态林补偿等方面，全面、科学地构建农村环境保护制度。

(四)强化农业反补贴

目前，中国法律层次的反补贴立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其中涉及补贴与反补贴的规定只有第42条、43条和37条。而新修订《反补贴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几个具体实施规则为部门规章，显然以反补贴法来规制目前中国的补贴规则，权威性略显不足。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立法层面上，按照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关要求，制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法》，为中国农业反补贴提供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针对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法》为制度框架，采取以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形式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反补贴条例》。在具体内容上，对于不符合农业协定第13条(b)款的规定，不能免于根据GATT 1994第16条和补贴协定第5条及第6条采取的行动。对于规避出口补贴承诺，属于出口补贴，符合农业协定第10.1条规定，违反农业协定第8条规定的，不适用农业协定第13条(c)款，不得免于根据GATI 1994第16条或补贴协定第3条、第5条和第6条采取的行动。对于提供的直接支付，属于补贴协定第3.1(a)及3.2条规定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不能援用“和平条款”来免除依据GATY 1994第16条和补贴协定第3条、第5条和第6条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认定为禁止性补贴。

(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首先，要完善农业信贷制度。从农业信贷组织、农业信贷业务、农业信贷管理以及农业信贷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农业信贷组织的设立、运行与关闭，农业信贷机构信贷业务的信贷类型、种类、期限、额度、授信条件、利率，金融合作、资本充足性等做出明确规定。其次，要完善农业风险管理制度。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积极调整并划分清楚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实现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将农业风险控制在未发阶段。在风险保险方面，应明确农业保险的范围，农业保险的投保、理赔条件，农业保险机构的设置与运营规则，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督与管理等，以规避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在救灾救济方面，要确定自然灾害的范围、灾害发生认定、灾害救助的补贴对象、灾害救助的资金来源、灾害救助标准、灾害救助补贴的计算及支付等。对于农业落后地区的援助法，则要明确落后地区的划分标准、援助的资金来源、援助对象、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等。最后，还要从农业服务市场准入、进口数量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等方面建立健全农业服务和农产品贸易立法。

作者：曾文革 温 融

第三篇：农业补贴政策的完善

摘 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效的农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农业的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农业补贴是政府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农业补贴政策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根据形势并借鉴国外的政策加以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 农业补贴政策 问题 完善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一般意义上，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向某种产品的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或居民提供的转移支付。我国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这些补贴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均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一、我国农业政策补贴的特点

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多环节、多类别的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由于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环节、各类别上所获得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因此难以集中发挥效能，补贴的效果较差。

2、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主要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近几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五一节的补贴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这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只是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

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多采取“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財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助性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二、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中的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

3、补贴方式不科学。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多采用“暗补”方式，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仅用于粮油等在流通环节上补贴几乎就占有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而这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间接地获得补贴利益。这种间接补贴方式，一方面容易造成补贴资金的流失;另一方面不易让大多数农业生产者所认识，直接刺激生产的力度不大，降低了补贴的政策功效。

4、补贴结构不合理。分析整个农业补贴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我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方面，对于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方面却正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现行不合理的补贴结构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严重问题，同时容易引起贸易扭曲，不符合农业规则，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5、补贴机制不健全。从补贴政策发生的机制来看，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表现为缺乏事先规划与安排和补贴对象与补贴数额的随意性。国外实行农业补贴和保护政策，通常有相应立法规定和年度预算，具有可预期性和自觉性。我国情况则不同，农业补贴通常是在农业生产出了问题后被动采取的“应急措施”。

6、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缺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保险业务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近几年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对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深，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造成国家财政压力较大，国家一方面不得不动用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另一方面，农业税收的减少和减免也造成了财政收入急剧减少。

7、有效监管不足。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管，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缺乏对补贴资金到位状况的监督保障，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往往有30%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就不能到位，被短期或长期移作它用，补贴资金流失严重;在微观上表现为财政缺乏对农业补贴立项预算、审核和效益跟踪管理。监管不力，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极大地影响了补贴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完善

1、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以加强农业补贴管理，提高农业补贴的运行效率，使农业补贴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中心，同时兼顾农民收入。

2、调整补贴结构，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勁。(1)调整和用好“黄箱”补贴。按照WTO规定，政府对农业的“黄箱”补贴，发展中国家限于10%内;我国入世谈判的结果是允许8.5%以内的“黄箱”补贴，我国迄今为止的“黄箱”补贴为每年2200多亿元，离8.5%的限度至少还有1004亿元(即121亿美元)的支持空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一空间，建立以农产品价格支持尤其是以粮食价格支持为核心的政策体系。(2)充分用足WTO的“绿箱”补贴。充分用足WTO的“绿箱”补贴。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对农业直接的价格支持和投入补贴受到WTO规则的限制，它的运用空间相对缩小。但“绿箱”补贴则不受限制，如涉及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环境保护、收入保险、自然灾害救助、农业服务等方面的补贴，是世贸组织所允许的。

3、重视农业保险的补贴，降低农业风险。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加强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首先，需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政府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补贴少的多，其不仅能有效的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的减少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4、严格补贴管理，建立健全政策法规。首先，国家要设立一定的部门对农业补贴资金的到位状况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检查;其次，财政要对各项补贴进行效益跟踪与评估管理，确保政策的高效。另外，为使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制定各项健全的法规和条令来保障农业扶持补贴政策的实施，这些法律下的农业补贴政策，将对促进国家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总之，农业补贴问题是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道难题。入世后，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避免我国农业遭受国外农产品的猛烈冲击，政府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对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珍.WTO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郭玮.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2(56).

[3]何忠伟，蒋和平.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与走向[J].中国软科学，2003(10).

作者：张晓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