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爱情故事

第一篇：文学中的爱情故事

关于伤痕文学中的爱情

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爱情

‚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这些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这样的作品,显然与之前的当代文学写作在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理性的复苏,使伤痕文学有了不同于建国后文学的新的特质。伤痕文学中的爱情是一中悲剧而凄美的爱情，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文革‛造就了一个悲情的时代，一段段悲剧式的爱情，他们承载的是幸福的苦水，是历史的灾难， 同样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真情故事。下面就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中的爱情的几种特点做出初步描述:

(一)缺失的人性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 ‛。

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文亦属于伤痕文学那个大时代背景，通过多平民百姓的‚文革‛中生活遭际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文革‛对普通百姓的毒害及对知识分子肉体的折磨和摧残。小说主人公‚盘青青‛，‚她在山里长大，招郎成亲，连林场部这样远的地方也只来过一次‛，这样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李幸福来到绿毛坑前，她只知道，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对现实生活感到满足，但当李幸福来后，

在接受了外来知识及新事物的熏陶后，她开始慢慢地转变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感情上，经过一翻斗争，她决定反抗，要李幸福帮她买收音机，买圆镜等。在最后她的丈夫怀疑她，背弃她后，她才决定要与李幸福一起。她对新生活充满新奇，但又恐惧外来事物，反而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正是造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原因，但最终她又能反抗她所惧怕的一切，这有点是值得庆幸的。而李幸福这个被文化大革命毒害的知识青年，在处到绿毛坑时，就用自己的影响带动了盘青青及她的两个孩子的变化，让绿毛坑充满了生机。但当王木通出面制止后，他又变的怯懦了，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这正是典型的吃软怕硬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了他的一种无奈。而他到场部提意见被否定，则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摧残。而王木通，盘青青的丈夫，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对于李幸福所提出的放火意见，也因自己的私心而不予采纳，无理地反对一切正确的意见，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在改变时，只想粗暴地压制下来。主观地认定他们是他的，是会用武力解决问题，让好不容易活跃起来的绿毛坑又回归里寂静。后来又愚笨的想用血书来表达自己要求入党的意志，这是一种野蛮、粗俗的做法，但在那时却被认为是真心。最后，死到临头，丢弃了盘青青，编造谎言，取得领导信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亦是一个讽刺。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

(二)愚昧、任性、自私、冷酷、势利、盲从、迷失、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的人性‚文革‛中的人性是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微不足道的! ‚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 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 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 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带有无可否认的宗教反思色彩，不过，从‚伤痕文学‛角度去读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轩吾、李参谋长等人物无一不带着‚文革‛年代烙下的累累伤痕，这种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的生活都长久地笼罩在其阴影中。几乎像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那样一见钟情，却又还没来得及互吐衷肠的李淮平和南珊，很快被卷入‚文革‛的抄家风潮中，彼此成为敌人，从此恋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达‚爱情‛，但由于饱经伤痛的南珊已经被浓厚的宗教情怀所制约，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为最后一次了。此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生主导价值观就不在于现在感知和未来想象，而在于对过去的回忆。南珊这样冷峻地开导热切地表白爱情的李淮平：‚淮平，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你说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怀念‛中那样，小说把人生价值取向投寄到过去。由于如此，小说中最动人的景观不是代表现在和未来的壮丽的日出和朝霞，而是与辉煌的过去相连的沉落的夕阳和晚霞：‚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火红的光轮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涛汹涌的云海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落日像今天这样巨大，浑圆，清晰。它平稳地，缓慢地，然而却是雷霆万钧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边旋转着，把它伟大的身躯懒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宙的另一边，这光轮在进入云涛

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全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落日形象在这里成功地成为回忆的象喻。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 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

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三)迷茫黯淡的人性

‚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 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啊!》这篇小说在反映史无前例的大**时，就另避蹊径，没有大写特写漫延全国各地的激烈的‚清队‛运动，也没有一一罗列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是把笔伸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接信——回信——丢信——挨斗——得信这一条戏剧性的情节线，一步一步展现出吴仲义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恐惧，矛盾，绝望，愧疚，但然，自欺欺人……将吴仲义隐蔽、变化的心灵世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被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所折服。冯骥才手中的那支笔恰如一架心电图测试器上的指示针，作品中性格软弱的吴仲义那隐蔽的、瞬间的、变化的心理活动，及至每一阵轻微的情绪颤抖，都莫不被转换成一幅幅清晰的图像。

这篇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它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特定的突出特点，是写足写透了一个怯懦、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年代和身不由己的环境中的恐怖心理，也就是说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现实’，发掘了人物行为在心理上的原因，记录了人物的内心生活史。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从时代气氛、人物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觉上，都是极其真实的，也是独特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马威语)作品通过对吴仲义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人物心灵的扭曲和畸形。最突出的表现在吴仲义被迫揭发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自杀……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他反而引以为安慰。虽然他从贾大真的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他出卖手足、不可饶恕的罪过。‛冯骥才着力发掘这种令人深思的心灵矛盾，从吴仲义的灵魂所遭受的恐惧、逼迫等无情戕害，控诉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谴责批判了‚极左路线‛，热情地呼唤生活的春天。具有震撼和唤醒人们心灵的作用。

(四)优美温馨的人性

‚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

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 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 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许秀云，是许茂众多女儿中受苦最深、感情负荷最重，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热情刻意描写的一个人物。她勤劳、善良、贤淑，性格蕴藉，对爱情和幸福充满执着的追求。虽然在少女时就受到郑百如的奸污，被迫成婚后又受到他百般折磨直至遗弃，但这些都没能泯灭她对生活的希望。面对郑百如泼来的污水和不被人理解(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姐妹)的现实，她始终未放弃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所能采取的抗争行动。她拒绝再嫁到外地，在连云场，她落落大方地跟金东水一家人走在众目睽睽的街上，在夜间细雨中，她奔走于乡亲们中间，揭发郑百如的罪行。许秀云的悲苦命运和不屈抗争的精神，以及她在逆境中对未来幸福的执着追求，不仅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反映出迷雾将要消散，光明日渐显现的时代进程。

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相近，《芙蓉镇》描写1903—1979年间我国湖南农村的社会风情，着重揭露‚文革‛左倾思潮给农民造成的创伤。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如女主人公胡玉音、‚右派‛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大队书记黎满庚、‚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等都能给人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小说大量渲染胡玉音眼中谷燕山的‚老好人‛形象以及这种形象被肢解后的疑虑：‚在她的心目中，在镇上，老谷就代表新社会，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可如今，他都被人看起来了。这个老好人还会做什么坏事?这个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流血流汗打出来的，难道他还会反这个天下?‛在这里，政治‚伤痕‛不仅铭刻在共产党干部谷燕山心里，而且也烙在胡玉音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心里。更为重要的是，原本属于胡玉音的神圣帮手的谷燕山，在这个反正倒臵的世道里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神圣性和对普通农民的引领能量，反倒需要胡玉音来关怀了。这种神圣帮手被解构和被主人公关怀的事实，显示了对于惊羡型文本中的主人公—帮手模式的反拨力量;同时，借助胡玉音的视角和内心独白去侧写谷燕山的被解构窘境，实际上巧妙地起到了欲正先反、以反写正的修辞效果，由此通过解构形象反过来‚还原‛和确证了谷燕山本来应有的神圣性。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

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被思想大潮冲击下的人们，那种感情被压抑，身体被摧残的年代里，人们用着一种懵懂和非理性的方式操纵着自己，那种爱是迷茫而混沌的，爱而不敢爱，爱而无法 爱，或因感激而爱，或因空虚而爱，总之，对生活的未知与迷茫，对命运的无奈与恐慌不安使得那个年纪和那个时代的人们用一种违背意志的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去对待爱情，没有任何的许诺，没有任何的基础，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是为了一个特殊时期下的爱情乌托邦。

那个时期的爱情并非迷乱而放纵的，当时的他们也许是那么认真的，正如《绿化树》中马樱花对章炳麟的爱情一样。那么质朴纯洁，那么浓厚无私，她没有要得到他，更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自己一定要和他生活，只是为了那一个简单的理由——‚我喜欢你们文化人‛。章炳麟也是如此，认为那每天的饱饭就已足够了，《资本论》这样的知识文化书籍在当时已无法让他与现实联系在一起，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早已把他卷进了无底的现实中，吃不饱的日子里，更无发奢望美好的爱情，当马樱花那温暖的小屋，热腾腾的饭菜呈在他面前时，让他真正的迷失了那种自己曾是大学教师，曾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他甚至在和一个粗盲的农民海喜喜进行着‚爱情的较量‛，爱情的道路终究让人琢磨不透，即使那个特殊的时期，马樱花与章炳麟最终还是被真实的生活给打破了，他们终究不是一路的人，然而就是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却给两人的感情制造除了无法愈合的永远的悲怆。若干年后章炳麟的回忆中仍无法忘却这位性格似‚绿化树‛，似‚合欢‛的女性，‚除了我，四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息……我发觉，一颗清凉的泪水，在我久已干涸的眼眶中流了出来。它是从记忆的深处渗出来的，冰得真如古井中渗出的水滴。是的，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

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爱情并非永远的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特别是在现实磨难和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无数个家庭被无情的拆散，无数双年轻的男女由于无法忍受那种恶劣的环境 患下无法弥补的错误，他们也许曾山盟海誓，也许曾认为命运就会这样永远不公下去，然而若干年后的劳燕分飞，若干年后的单亲父母，他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感情与创伤。爱，是不能被忘记的，那种爱中所承受的愁绪和伤痛也许更刻骨铭心

对历史重新审视，对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沉浮的冷静思考，那种历史的

纵 深和苍凉让他们不得不去控诉命运的不公和弄人，‚不要糊里糊涂的结婚‛，爱的悲剧，因为自我的脆弱和责任的束缚，更是因为传统和习俗的约束。也许那个时期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推崇美好而动人的精神之爱，刻骨铭心的精神之恋和恋爱中自我意识与道德理念的升华，让我们认清那个悲情伤痕的年代，爱情同样美好而洁净。

爱，本就没有界限的区分，真情的流露，执着的信奉，这就是爱，每个时期对爱的诠释各有不同，也许若干年后的人无法理解前一代的感情纠结，但是质朴浪漫都是爱的表达形式，只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是那种生活带给我们的永远的乐趣。一个悲情的时代，一段段悲剧式的爱情，他们承载的是幸福的苦水，是历史的灾难， 同样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真情故事。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

《文艺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我在寻找什么》

第二篇：外国文学史论文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婚姻观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婚姻观

摘要：《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通过对伊利莎白及其姐妹、朋友对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反映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婚恋世相，也借此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即以财产为目的的婚姻是没有幸福的，结婚不考虑财产是愚蠢的，讲究门第的包办婚姻不堪忍受，把婚姻当儿戏毫不足取，而强调幸福美满的婚姻要以理智和真挚的感情为基础，这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婚姻 爱情 正确的爱情观 幸福的内涵

小说发生在英国乡村，贝纳特家的五个女儿待嫁闺中，两位贵族先生的出现，民兵团的到来，给他们原本平静的田园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平凡因子。而开头那句“每一个有钱的单身汉，都得娶一位太太，这就像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小说中“母亲”形象的班纳特太太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将她描述为：“一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她生平最大的事就是把女儿们嫁出去。”贯穿整部小说的几个婚姻故事，既有关于伊丽莎白好友夏洛特的，又有关于她自己姐妹的婚姻，但仔细思考看来，这几个婚姻故事其实都是为了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和婚姻形成对比和映衬。

下面简要介绍下其中的四段婚姻：

一、夏洛特•卢卡斯的婚姻——最现实的婚姻

夏洛特是伊丽莎白最要好的朋友，但她们在婚姻上却有不同的的选择。和伊利莎白一样，夏洛特没有财富，貌不惊人，但很有头脑，也可称得上精明。她认为“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作为一个已经二十七岁的女人，她对婚姻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当她第一次遇见柯林斯的时候，她就见识了他的愚蠢，而且当他向她求婚时，她也清楚地知道“柯林斯肯定不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不叫人喜欢”。但是她还是立刻答应了，因为“婚姻一直是她的目标，至于找什么样的男人，婚后生活怎样，则不太看重，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财产不多的年轻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的路，而且尽管能否得到幸福毫无把握，嫁人也一定是她们最惬意的可以免于贫困的避难所”。夏洛特为了金钱而结婚，通过婚姻她仅仅得到一个富有的人，从而有了经济上的安全感。婚姻对他们来说可谓是一项任务，但他们都从婚姻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夏洛特得到了安定富足的生活;柯林斯也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家，这是他们对婚姻的理解。

二、莉迪亚.贝内特的婚姻——最荒唐的婚姻

莉迪亚和维克汉姆的结合可说是荒唐至极。莉迪亚对维克汉姆的爱慕完全是由于对方“俊朗的面庞、标致的身材还有迷人的谈吐”。 他们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情欲与外表上，没有任何爱情基础，可以说是既不实际，也不浪漫。他们的婚姻是有条件的，是在达西的帮助下两人才勉强结了婚。但他们只顾眼前快活，不断挥霍，靠接济支付账单，这样的爱情注定不能长久。

三、简•贝内特的婚姻——最“美满”的婚姻

简和宾利的婚姻被认为是最美满。贝内特家的大女儿简温柔可爱，漂亮大方，对人总是往好的一面去想。她的这些迷人气质完全吸引了年轻英俊、潇洒富有的宾利。两人相互吸引和爱慕，虽是曲折，最终他们也抛弃了身份地位的重重阻碍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桩令人艳羡的婚姻。然而，我觉得这美好的背后是潜伏着一定危机性的。简和宾利男才女貌，彼此相配，任何人看来，他们都是最适合。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婚姻，爱情不是最主要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一种吸引力。宾利为简的美貌和善良所吸引，简为宾利的英俊潇洒和绅士风度所吸引，他们之间的爱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之间的仰慕之情。婚姻是一份复杂的契约，双方必须有足够的爱的基础来维持这份契约。而简和宾利之间的爱情太过平淡，太过于理所当然，以至于不够刻骨铭心，让我感觉不太安稳，似乎潜藏着一丝丝危险的气息。

四、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婚姻——最让人羡慕的婚姻

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喻成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婚姻理论是不适合达西和伊丽莎白的。他们之间的婚姻是以曲折跌宕却又刻骨铭心的爱情为基础的。伊丽莎白和达西一开始就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伊丽莎白认为达西傲慢无礼，而达西也因为伊丽莎白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她那些不甚体面的亲戚而忽视了她的优点和美德。后来，达西终于认识到伊丽莎白的可贵之处，展开追求，不气不馁，终于在经过一次求婚的失败，一封信的自白，消除了伊丽莎白对自己的偏见和误解，从而两人走到了一起。

以第一次求婚为界，使伊丽莎白和达西在思想上有了改变。伊丽莎白因为达西的信，认识到了自己的偏见;达西因为伊丽莎白的话，认识到了自己的傲慢。如果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没有拒绝的话，可能达西对于她的迷恋并不会持久。如果没有拒绝时的对话，达西还是那个虽然家财万贯，虽然一表人材，但太过傲慢的高高在上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伊丽莎白即使因为一时冲动而同意嫁给了他，在不久的将来，伊丽莎白仍会后悔的。而如果没有拒绝后的那封信，伊丽莎白仍旧是那个虽然开朗，美丽，直率，却太过主观和偏见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达西不久便会厌倦的。也因为有这些波折，他们之间的爱情才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深刻。

爱是冲动，是失去理智，是意气用事，任由自己癫狂，爱情本身就是疯狂。然而，又有多少人能为爱疯狂呢?现实是残酷的，婚姻不等于爱情，以至于“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是最幸福的，除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达西雄厚的财富。金钱在他们的婚姻中一点也不世俗，这份财富给他们的爱以阳光和养分，他们的婚姻是最让人羡慕的。如果婚姻是这样一座围城，那么谁会不愿意被困在这样一座城中，被爱围困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一个人的婚姻是否幸福，与他对婚姻的态度有关。有人为爱结婚，有人为情欲结婚，有人为财富结婚，也有人为结婚而结婚。《傲慢与偏见》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婚姻观，也让我们思考，怎样的婚姻才是我们想要的，怎样的婚姻才是适合自己的。

当今社会，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物质生活的提高，自由恋爱的倡导，人们思想的解锢，特别是金钱与权力在更广的领域影响人们生活及闪婚、闪离不断上演的情况下，我们年轻人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爱情观，不能不令人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

大家可以先看一份调查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腾讯网新闻调查中心，对8932名青年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67.9%的青年认为与上一辈相比，爱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下降，但40.0%的青年认为他们这一辈更追求真爱;85.5%的青年认为这一辈人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也有59.0%的青年相信一见钟情。

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爱情必须以诚挚的感情为基础。诚挚的感情，是以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心心相通、共同的想着对方为外在表现的。虽然感情可以经过后天培养，但总不如从一开始就彼此相悦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就不会因金钱的多寡、权力的大小、地位的升降、生死的不测，而抛弃对所爱的人的责任。这样的爱情才会更牢固，更美满，更幸福。相反，为了追逐金钱、为了追逐地位、为了追逐门户、为了追逐名誉，而只顾自己的感受，不管对方的意愿，就不可能真正为对方负责，最终可能因事态发生变化，而出现感情破裂，给生活带来阴影，最终造成爱情的不幸。

从另一方面来讲，爱情又不单单是男女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不同的生活习惯之间的磨合，并且还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的大问题。如果两个人相敬相爱，白头到老，不仅自己幸福，而且因为有了稳固的家庭婚姻，社会也就少去了劝解、判离婚的问题，也就少去了家庭不断重组的问题，社会就较为和谐稳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为了个人的爱，插足他人的家庭，不但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也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现代社会情杀的案子日益增多中可窥一斑。同时，幸福的家庭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有谁想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看到的是不断的争吵，破裂的家庭而得不到父母双方的疼爱呢?因此，不论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孩子，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感情，抛开虚浮的外表，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爱情。

对金钱、地位、权力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满足，但心灵、精神上的满足才是最重要、最难能可贵的而且我们也绝不是为金钱、地位、权力而活的。珍视感情，坚守爱情，呵护婚姻，永远值得我们赞颂! 参考文献

1http://bbs.xj71.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xj71.com/viewthread.php%3Ftid%3D6974 2 http://wenku.baidu.com/view/013bc1d8a58da0116c174913.html

3 毕宇宏;;《傲慢与偏见》中的五桩婚姻[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4王秋月：《浅谈<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与爱情》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5李大鹏：《简析<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安阳。

6朱虹.奥斯汀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三篇：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批评理论

《学术研究导引》课程论文

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批评理论

导语：本文系云南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导引》课程论文，该课程中学科导师张国庆及冯良方二位先生专一于学术研究之确定领域，冯良方先生为同学们做过《治风与学风》讲座，张国庆先生为同学们做过《和研一同学谈谈学习与治学》讲座，他们严谨而从容的治学态度及综合而恰当的治学方法于我影响颇深，明确了我的学习理念。宋家宏先生于十二月五日进行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学理区别》相关讲座，为在文学理论方面如一门外汉的我打开了一扇门。后在导师的推荐下大量阅读文学理论相关书籍，尤以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拜读最为深刻，于遐思中考虑再三，汇成课程小论文一篇，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内容肤浅粗鄙，其不当处颇多，希盼老师指正。

摘要：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一本关于文学的本质、功能、形式及内容的经典理论书籍，作者以“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的内部研究”架构其理论体系，不再以多年以来影响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进行架构，是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之一。本书于总体上对文学进行理论探索，并专章论述了文学的评价问题，各章在分论相关文学问题时对文学批评问题也多有涉及，关注“文学性”，在批判“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时，提出了“透视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最后得出结论，文学批评最终应回归到文学作品本身。

关键词：韦勒克《文学理论》 文学评价 透视主义

译者刘象愚先生在《文学理论》[1]总序

(二)中提及韦勒克，首先肯定了他是一位“20世纪西方十分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对文学进行了理论探索，论及文学的定义、本质、功用、结构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韦勒克《文学理论》在其第一部分“定义和区分”中第四章论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关系时，认为他们三者完全是互相包容的。[2]所以，本篇课程小论文试图从《文学理论》第四部分“文学的内部研究”第十九章的“文学评价”入手，结合其他章节，论述韦勒克《文学理论》中文学批评理论。

一、文学评价的定义

对于文学的评价定义，韦勒克首先区分了“价值”与“评价”，价值多指正面价值，它是文学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评价有正面价值，也有反面价值。然后他指出“我们在估价某一事物的等级时，要参照某种规范，要运用一套标准，要把被评估的事物或兴趣与其他的事物或兴趣加以比较”[3]，即文学评价要参照某种规范，运用一套标准，同时还要将评价对象与其他事物比照其价值。而我们应该参照什么规范，运用什么标准进行文学评价，则是文学评价的关键。

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我们在判断某一事物价值时，必须以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为依据;我们在评价它时，必须把它与那些同它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加以比较”。[4]所以我们进行文学评价依据的就是“文学自身性质的等级”。在对文学进行评价时，首先必须弄清楚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结构、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的效用等文学自身性质，然后才能确定文学评价的对象及范围，通过文

1 《学术研究导引》课程论文

学作品之间的比较，进而对文学进行评价。因而文学评论就涉及了韦勒克文学理论的其他方面，我们只能层层推进，才能获得对文学评价的准确定义。

在文学本质论一章中，韦勒克得出一个结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组合体。”[5]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整体，反对简单地把文学划分为“内容”和“形式”两部分，而采用“材料”和“结构”重新定义文学的结构，即“一切与美学没什么关系的因素称为‘材料’，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6]文学作品就可以看成“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他基本认同英伽登的文学分层理论，把文学分为声音的层面、意义单元的组合层面和“世界”的层面(包含表现的事物层面和“形而上性质”的层面)，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观照文学作品，可以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其他艺术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可以从文学作品的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类型等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但韦勒克始终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是“文学性”，外部研究不能脱离文学作品，只有外部研究服务于文学作品时才可以称作文学研究，否则则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它的起点是文学作品，终点也仍然是文学作品，至于走内部研究或是外部研究的道路，都是可以的。因此文学评价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但不能脱离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的价值、结构、符号三者不能分离，好的文学评价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整体评价。

在理清了文学自身性质，明确了文学评价的对象和范围之后，文学的评论还有一个评论者的问题。韦勒克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一章中论到：“艺术作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任何经验。”[7]所以在文学评论中必然涉及评论者的个人经验，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评论，只有有能力的读者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评论。因此，在最后，韦勒克得出一段总结性质的文字：“对诗的评价，就是任何有能力的鉴赏者对结构性的呈现于诗中的审美价值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经验和认识，文学的多种价值时潜在地存在与文学结构之中的，只有当读者遇到必要的条件是才能在观照它们的时认识它们并实际上评价它们。”[8]也就是说，文学评价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结构、符号系统进行分析，从不同层次进行审美观照，判断其价值。

二、文学评价标准

对于文学的评价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么上文中涉及的文学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韦勒克在“文学的评价”一章在对现有的一些文学评价标准(如形式主义的评论标准，艾略特的评论标准)作出分析评价后，提出了他的一个评论标准——作品的审美价值。

首先韦勒克对形式主义文学评论标准提出了疑问：纯粹以形式主义的标准去对文学作充分的评价时可能的吗?形式主义的评论标准就是“新奇和惊异”，即陌生化标准，然而这一标准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标准，因为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保持常新。而读者的阅读也是相对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勒特，对一部作品的重读，有的会发现新的意义，产生新的联想;而有的则不会。

那是否可以像艾略特所建议的那样，以审美标准批判文学的文学性而以超审美标准批判文学的伟大性?韦勒克认为这种文学评论是分为两步进行的，先判断它是不是文学，然后再评论它是不是好的文学。他反对这样机械地将作品分为形式和内容两部分。他论述到“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9]这又一次论述了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有层

2 《学术研究导引》课程论文

次的整体结构，旨在说明艾略特的这种二元标准是不对的，它割裂了文学的整体性。但韦勒克对于艾略特的另一种评价标准却十分肯定。他赞同艾略特说的诗中必须呈现批评家能够接受的那种连贯的、成熟的和经验事实之上的世界观的评论标准。他认为连贯性无疑是一个审美的标准，成熟是一个心理学的标准，而“经验真理”则是要求把艺术和现实做比较。同时，他还对艾略特的标准进行了补充：艺术作品的成熟指的是它的包容性、明细的复杂性、冷嘲和紧张性等，在作品与现实的比较关系中，我们的判断应该是以生动、强度、模式对照、广度或深度、静态的或动态的等美学属于来表达。

韦勒克还批判了19世纪以前多以作家的等级地位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对现代过分的、不必要的相对主义提出反对，同时要避免时代主义。提出通过分析作品的审美结构、符号系统来寻求作品的审美价值。他在文中论述到“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文学批评家真能把自己降为一个否定有审美规范存在的时代主义者，或者真去依附那种所谓‘固定等级’的极为贫乏而学究气十足的绝对主义”。他强调文学评论的标准是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然而，韦勒克又反问自己这种价值到底在那里呢?是在诗中?在诗的读者?还是在诗与读者之间?如前文所引到的，“文学的价值时潜在地存在于文学结构之中的，只有当读者遇到必要的条件时才能在观照它们时认识它们并实评价它们。” 即一方面，文学作品的价值客观地存在于“决定性结构”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获得其现实实现。所以，文学评论的标准就是从文学“决定性结构”中体验到的审美价值。

三、文学评价方法

在讨论过文学评价的定义、标准之后，就是怎样运用这个标准了，即文学评论的方法。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多次提到“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方法，同样，这也是韦勒克认为解决现代文学评论问题的一种方法。

韦勒克首次提到“透视主义”是在论述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者关系中，批判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中提出的，他反对相对主义的随意性，把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编断简，也反对绝对主义的固定性，趋奉当代风尚或设定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积累过程之中，它们反过来又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因此，我们必须接受一种可以称为‘透视主义’的观点。”“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众多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变化着，可以相互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10]根据透视主义方法，在文学评论中，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观照一部作品，纵观这一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在历史上的一系列解释和批评，探求它的全部意义。

然而，“‘透视主义’并不表示对价值随心所欲的解释和对个人怪诞思想的颂扬，而是表明从各种不同的、可以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的过程。结构、符号和价值形成了这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不能人为地将它们分开。”[11]所以，透视主义虽然可以多角度多方面观照文学作品，但仍强调其客观的确定性，而这个确定性就由作品的结构、符号和价值确定。韦勒克在文学的存在方式中也论到“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美的认识一个客体的性质，但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客体，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透视它。我们总是抓住其中某些“决定性结构”，这就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行动。因此在使用透视主义方法时，除了需要整体上多角度把握作品，横向上，观照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在历史上的一系列评价，纵向上，观照作品多层次意义，还需要抓住作品的“决定性结构”，作品的“永久”价值。

3 《学术研究导引》课程论文

同时，在具体运用“透视主义”评论方法时，韦勒克还提醒我们应该注意“评判的”批评和“印象的”批评、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判断、感性判断和理性判断的融合，不能将上述每组中的二者对立起来。

注释：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3][4][5][6][7][8][9][10][1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 (美)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著,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M].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3] (英)艾略特(Eliot,T.S.)著,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4] 余燕萍.韦勒克“内部研究”论重估[D].河北师范大学.2007. [5] 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 凌英菲. 新时期韦勒克《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再版及其研究情况[J].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7 期74页

4

第四篇：文学批评--古典爱情

浅谈《古典爱情》

在读了余华的《活着》的时候，真正感受到“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的确切表现形式，很为之震撼，遂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的作品，便付诸《余华作品精选集》。当初读《古典爱情》此文之初衷，我是很世俗的被题目所吸引。如今，它却是又一次回到我的心中，便重新读之，总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

读过这篇小说之后，深感题目和故事情节不过都是华丽的外衣而已，其中的深意和余华的写作目的才待人去追踪，但是我觉得其深意也是很难去把握和解读的，只能以自己的想法表达一下。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古典爱情故事：出生贫寒的年轻书生柳生赴京赶考途中经过一个富庶小城，在一座大宅的后花园阁楼下，柳生久立绣楼之下听吟哦之音，立至暮色渐浓、大雨倾盆时，绣楼上的小姐命丫鬟抛下一根绳子，柳生顺绳而上闺房去躲雨。离开时小姐剪下一缕乌黑的发丝和两封雪白的细丝锭子赠与柳生，并留下了“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的叮嘱。后来柳生落榜而归，却寻不到小姐的深宅大院，往日荣华也消失殆尽。三年后柳生再次赴京赶考，依然是春日，却再无草长莺飞春色如许，只见到处是荒野、枯河、人啃草皮的景象，并惊见惨绝人寰的“菜人”过程。柳生日思夜念的小姐，居然沦为了酒店的“菜人”，断腿的小姐请求柳生将其一刀刺死并赎回断腿以保得全尸，最后柳生将小姐葬于水边。又过数年，可柳生以决定抛弃一切功名，去为小姐收坟。沿路景色与柳生首次赴京毫无二致，小城也恢复了往日富庶与繁荣。柳生意外仿佛见到了当年朱门深闭的宅院，但绣楼之内却已物是人非。柳生到小姐坟前建一小屋，打算长住于此，为小姐守坟，以期终老相伴。一夜晚小姐忽至，再续前缘，柳生晨起发现小姐已离开，满怀疑心，便打开小姐坟冢，看到小姐伤口已经愈合，似要复活之状。于是柳生重新为小姐盖上坟土，满心欢喜，等小姐生还。夜晚小姐到来，却告知柳生她本将生还，却因被柳生识破而失败，说罢垂泪而别。这篇小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离奇爱情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聊斋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余华别出心裁的小说架构下探索其隐含意义，却发现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小说的兴起》里有段话说：“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而耽于任何限定的形式常规只能危害其成功。”所以，余华脱胎于古典式的爱情描写范本而立其意。开始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这是跟普通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面之缘便私订终身外，便不再有任何令人感动的故事情节了，而且对环境的描写多于爱情。但是“余华是一个连血管里都流着冰渣子的作家”，所以渐渐往下看的时候，便越来越发觉，实际上并不是这么落于俗套的爱情故事，余华是通过了世事变迁来告诉了人们一个平常而永恒的爱情。正是因为建立在平常之上，所以才有了它更深远的内涵。我想读罢这小说肯定有人会认为这爱情故事太过血腥太过残忍，但是很多学者说：“在余华作品里我们大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几近极端的审美的诉求”。《古典爱情》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学习，尤其是写作技巧方面，比如:隐喻与对比手法的运用、小说主旨的深刻性等。

(一)隐喻、对比技巧的运用

小说采用的是单线结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方式。纵观全文，我们可以把小说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柳生首次入京与小姐相遇并定情的全过程;第二部分是柳生赶考归来却找不到昔日的小姐惠;第三部分是柳生二度赶考所见种种灾荒年间凄惨景象;第四部分是柳生见到和已沦为“菜人”的小姐相遇并成全小姐将其埋葬;第五部分是柳生三次入京再次立于绣楼之下的种种;第六部分是柳生为小姐守坟及结尾。读完作品，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余华以柳生的三次入京为线索，构建了许多相类似的画面，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小说中对比技巧的运用：

柳生三次进京途中所见所闻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繁荣和衰落的巨大反差，也看到了繁荣的复归。其实，这景色的对比也侧面表现了柳生三次进京的心态的对比。第三次入京，柳生已经历过生死，看到过惨绝人寰的“菜人”过程，亲手杀死小姐。世上的惨剧柳生已经看遍，早已绝了功名之心，但仍然执着于旧情，惦念着小姐。而柳生三次入京时都在岔路口徘徊，而在岔路口所遭遇的景象中，都特别提到了一条白色的鱼。

第一次入京：“一条白色的鱼在水中独自游来游去，那躯体扭动得十分妩媚。看着鱼儿扭动，不知是因为鱼孤单，还是因为鱼妩媚，柳生有些凄然。” 第二次入京：“曾有一条白色的鱼在水中游来游去，那躯体扭动得十分妩媚。于是在绣楼里看小姐朝外屋走去的情景，也一样清晰在目。虽然时隔三年，可往日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可是又转瞬消逝，眼前只是一条行将枯干的河流。在混浊的残水里，如何能见白色鱼儿的扭动?而小姐此刻又在何方?是生是死?” 第三次入京:“来到河旁，见河水清澈见底，水面上有几片绿叶漂浮。一条白色的鱼在柳生近旁游来游去，那扭动的姿态十分妩媚。这里的情形居然与十多年前所见的毫无二致，使柳生一阵感慨。看鱼扭动的妩媚，怎能不想起小姐在绣楼里的妩媚走动?”

我认为这三次对比表现了柳生的心境，也不免让我们注意到“鱼”这一意象。实际上鱼的出现和离去都是一种隐喻，我们不难想到鱼就如小姐的化身一般。因为柳生在小姐绣楼里的时候，就提到过“小姐红袖摇曳，玉腕低垂离去。那离去的身姿，使柳生蓦然想起白日里所见的鱼扭动的妩媚。”而且，我们也能看到，除了鱼之外柳树也是一种隐喻。柳生伫立于绣楼之下时曾有这样一段描写：“漫长的视野里仿佛出现了一条如玉带一般的河流，两种景致出现在双眼两侧，一是袅娜的女子行走在河流边，一是悠扬的垂柳飘拂在晚风里。两种情景时分时合，柳生眼花缭乱。”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在柳生的潜意识里，柳树、小姐、鱼似乎合而为一了，所以可以看出余华之意，是以鱼、柳树来隐喻小姐的出现、消失以及命运变化。柳生第一次见到鱼之后，便有了与小姐的一段美丽邂逅;第二次到了岔路口，并未见鱼，于是柳生立刻联想到了小姐：“在混浊的残水里，如何能见白色鱼的扭动?而小姐此刻又在何方?是生是死?”再后来，柳生便见到了沦为“菜人”的小姐，那“混浊的残水”也正暗示小姐如今的处境。而当初的鱼所置身的优美环境，也是暗示小姐锦衣玉食深锁绣楼的富贵生活。最后一次柳生又见到了鱼，于是柳生又联想到了小姐在绣楼的妩媚走动。柳树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第一次是“芳草摇摇曳曳插入他的裤管，痒滋滋地有许多亲切。”第二次是“而柳树光秃秃的虽生犹死。”正预示着小姐在酒店沦为砧上肉的生不如死的生活，第三次“长长的青草插入裤管，引出许多亲切。”几乎同样的描写，彷佛让柳生重温了旧梦。

(二)小说主旨的深刻性

对于《古典爱情》主旨的探讨具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只能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揣摩其深刻性。其实我觉得在小说中爱情只是一条线，余华是通过这条线来揭示荒诞残忍的人生，这点从整篇小说中写景多于写爱情便可以看出来。柳生走过黄色大道三次，时代就更替了三次。一次繁华，一次没落，一次富庶，表明了人生和历史本来就是既多变又无奈的。爱情是人生重要的意义，它是永恒的，但可惜的是它被残忍的人们以最残忍的方式吃掉了，给人带来的是凄凉伤痛。小说中在一方面打垮了某些东西的时候总要在另一方面建立另一些东西的。在《古典爱情》中，余华打垮了人性的善，也打垮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希望等美好的东西，但他让柳生坚持了爱情的崇高，坚持了内心的感情。在小说中间，作者描写了很多残忍的现实，比如：一男人将妻子孩子卖给贩子来屠宰，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吃人的社会。这中间可以看出男权社会阴影，女性地位的低下，但是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的生活事实。不乏学者认为余华之所以以悲剧结尾是想和古代的另一些爱情小说形成鲜明对比，梁山伯祝英台终究双双化蝶，而余华故意不给我们任何安慰，即使小姐能生但有情人也还是不能成眷属，但是我认为余华之所以一悲剧结尾的最大寓意是为了给人以深刻的警示，互相残杀是走不出可怕的现实，只有爱才能缓解悲痛，才能改变现实。我们对完美结局的憧憬只会带给我们自己更大的失望，也许余华正是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即使再美好的事物也会因为残忍的现实而消失殆尽，留给人们的只有无尽的痛楚。

看完此小说的最后，心中有的不是一份感动，相反却让我为世事多变、人生无奈多添了几声叹息。也许我对于《古典爱情》的解读和分析太过于片面和幼稚，但是它还是让我看到了一个温柔中带着冰冷刺骨的余华。“余华小说中最令人可怖之处不是人吃人的兽行，而是不论血泪创痕如何深切，人生的苦难都难以引起任何(伦理)反应与结局。”我觉得这句话评价《古典爱情》最贴切不过了。

中文0801 周慧

第五篇：文学中的复仇与法律

转发: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文学中的复仇与法律 2000-12-07

朱苏力讲演稿

鲁人整理

编者按

根据录音整理，尚未经主讲人审阅。

2000年11月23日 6：30pm

朱苏力简介

1955年4月出生于安徽合肥，籍贯江苏。

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少年从军，也当过工人、干部。

1978年进北大法律系学习。

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LL.M(商法和税法)、 M.A(美国法律

制度)、 Ph.D(法律交叉学科)学位;

1992年回国任教。

有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

成的?》和《送法下乡》，译著多种，论文、短论、书评约80篇。

主持人首先对朱苏力的写作特点做一简介，有代表性的是对电影

《秋菊打官司》与《被告三杠爷》的法律分析。朱苏力说自己是第一

次来复旦，希望与大家做一交流。

以下是朱苏力的讲演内容。

复仇曾在人类社会普遍且长期存在。在文学中经常看到复仇的情节，

而且越是古代，情节越是惨烈。比如中国的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与

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我们先大体讲述一下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略)，

这是《史记》中的记载，后来它被改编为元杂剧。在阿伽门农的故事

中有一系列的复仇(略)。在古希腊有一制度，要为自己的亲人复仇。

往往到后来，变为对自己的亲人复仇。又比如哈姆雷特。在阿伽门农

的故事中，阿伽门农的儿子最后被公众表决无罪。这表明复仇制度的

瓦解与公权力的出现。为什么复仇的悲剧往往发生的古代，就是因为

公权力没有出现，只能依靠个人力量。

复仇与公权力的作用相似，导致和平，促进文明的发展。比如苏美之

间40多年的和平就是因为双方都有决意复仇的愿望，双方的对峙造成

了和平。尽管今天复仇在许多国家已经受到法律的禁止，但是以复仇

为题材或主题的故事曾经且至今仍感动着一代代受众。甚至文革时期

的两部著名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如果除去其中

的革命性色彩，仍然是两个复仇的故事。

复仇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表现，其中必定有其深

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根源。复仇制度首先在于人的生物性。复

仇是人的本能。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为这一点在提供证据，现在有一本

《自私的基因》。如果没有稳定的人性基础，复仇就不会在诸多不同

社会中持续出现，乃至各国统治者长期的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但是，

如果仅有人性的因素，没有社会的因素，复仇就不可能(无论是在现

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如此丰富多样的形态。比如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电影《教父》等，这种复仇的滞后性依靠动物的本能是做

不到的。因为人的记忆力和复仇本能会渐渐淡化，所以社会出现了辅

助制度来维系复仇制度。第一是福柯讲的身体的技术。如勾践的卧薪

尝胆，就是不断地刺激身体，调动记忆力的屈辱感。但这技术是不牢

靠的。第二是把复仇意识形态化，赞美复仇，利用舆论迫使人们去复

仇。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赵氏孤儿的人物无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只

有对复仇行为的赞美。这表明司马迁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

以后发展为戏剧，就成为奸臣杀忠臣，然后忠臣复仇的样子，因为封

建社会公权力的增长，已经不允许随意复仇。第三是古代的门人食客

制度。自春秋起，至战国时达到鼎盛。本来可以借助血缘关系进行复

仇，比如满门抄斩，消灭复仇的可能性。在门人食客制度下，每一个

门人食客都牵扯一个大家族，不可能再斩草除根，借助血缘关系复仇，

因而社会更加易于保持和平。门人食客有一两人忠诚即可，而且即使

一人皆无，对方对自己的门人食客中会不会有一个象信陵君、毛遂这

样的人没有把握，会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见

到，有人在对方来复仇时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从此卸掉了沉重

的心理负担。从司马迁的《侠客列传》到班固的《游侠传》，认为生

杀大权已经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公权力的出现使复仇制度渐

渐衰落。

复仇、特别是制度化的复仇其实是一种文明、理性的产物;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文明、理性越发达，复仇会越残酷;尽管今

天复仇已大大减少，但这种变化与狭义的文明(善良、道德、人性、

理性、启蒙或狭义的文化)无关，最主要应归功于社会经济、政治条

件的结构性变迁。我们不能低估人的复仇本能，它是很难被改造的。

演讲结束后，听众积极提问。朱苏力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于死刑

的看法。朱苏力认为自己是边缘化的，没有去研究全球化这样的时髦

话题，而是研究农村。朱苏力不否认自己的实用的倾向，他认为有解 释力的理论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