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

2022-09-1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判例中常常出现以下一种案例, 某男子欲强奸一名女子, 但是在实施暴力手段的过程中不慎将该女子致死, 但此时, 该男子尚未实现强奸这一犯罪目的。此案中该男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并致其死亡”, 构成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但此案中, 该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基本犯罪的未遂主要存在的分歧有:1、认为该男子不成立强奸罪的未遂。原因在于该男子的行为即使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 但是结果加重犯不存在既遂未遂问题, 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2、在基本犯未遂时, 发生了加重结果, 结果加重犯应成立未遂。因为此男子虽已着手实施强奸行为, 但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并未得逞, 应属于强奸罪结果加重犯中的未遂犯。从这两种分歧可看出所延伸出来一个问题: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

结果加重犯, 亦称加重结果犯, 是指本已符合具体构成的一个犯罪行为, 由于发生了法律上规定的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加重其刑的犯罪形态。1就前面所提到的, 强奸行为应属于基本犯罪, 过失致人死亡是加重的犯罪结果。由于结果加重犯中存在双重的犯罪构成, 它的未遂形态也就显得更为复杂一些。本案的第一种意见也持这种观点。但笔者认为,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是存在的。在本案中, 该男子由于意志意外的原因尚未实施奸淫行为, 属于基本犯未遂, 但却因为强奸行为中采取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而成立结果加重犯。根据本案中的第一种意见, 只要存在加重的犯罪结果, 结果加重犯即应当成立既遂, 而不论基本犯既遂与否。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存在如下问题:1、使结果加重犯中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分割。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是基本犯罪加上加重结果。根据“构成要件齐备说”, 只有满足基本犯的构成要件且发生了加重结果才能认定为既遂。即基本犯的犯罪形态影响着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2、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发生了加重结果而基本犯未遂时, 它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比基本犯与加重结果均既遂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在本案中, 该男子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已致受害人死亡, 但尚未实施奸淫行为, 此情况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能等同与已经实施强奸行为且致受害人死亡的情况的。大部分人可能认为既然危害结果都是致使受害人死亡, 那么两种情况的定罪量刑也不应该有区别。但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说, 两种情况对于被害人亲属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若把没有实施奸淫行为的行为人认定为强奸既遂, 被害人家属不一定享受以这种方式报复犯罪人所带来的那种快意, 反而可能会使他们感到羞辱。此外, 在此情况下将行为人认定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未遂, 也不会导致轻纵犯罪人的结果。刑法第二十三条对犯罪未遂的规定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的从宽处罚的原则, 所以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分析, 充分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做到罪责刑相适应。3、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如果加重结果发生、而基本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完成, 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结果加重犯既遂, 不利于犯罪人及时的中止它希望实施的基本的犯罪行为。假设行为人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 暴力手段已经致人重伤, 但行为人尚未实施奸淫行为。若将此情况认定为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既遂, 那么可能使得行为人知道即使在犯罪的过程中及时的产生悔罪心理, 停止奸淫行为, 也不能作为法定从轻或者是减轻的量刑情节, 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

二、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

结果加重犯, 通常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产生基本犯罪构成结果以外的加重结果”, “刑法对重结果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2但笔者认为结果加重犯的认定还应考虑到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犯罪行为人对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发生时存在的主观罪过以及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基本原则。

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结果加重犯不存在未遂形态。它仅以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成立的标准, 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 没有既遂、未遂之分。3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结果加重犯未遂形态的存在与否, 应将整个犯罪的主客观要件进行分析。如抢劫罪, 获取财物是主要犯罪目的, 若财未取到, 主要的犯罪目的也意味着没有实现。若是行为人客观上只有致人死亡的结果, 没有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那么, 可以说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是不完备的, 以未遂犯来论处可能更为恰当。

(一) 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主观方面均过失

就这种情况而言, 只要加重结果发生就成立犯罪既遂, 学界对此普遍没有什么争议。即此类情况只有结果加重犯成立与否之分而无既遂和未遂之分。

(二) 基本犯罪的主观方面故意但加重结果主观方面过失

在基本犯罪未遂但加重结果发生的情况中, 也存在肯定和否定之说。否定说认为, 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不应受到基本犯未遂的影响而归类为未遂, 在基本犯未遂但发生加重的结果时, 应认定为结果加重犯既遂。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既然重结果已经发生, 即使基本犯未遂也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 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另外日本的植松正也赞成此观点。4否定说侧重于将加重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结果加重犯的既未遂标准, 即一旦加重结果发生, 那么它的危害结果一定也达到了结果加重犯既遂的危害程度。

而肯定说认为, 若基本犯未遂的情况下, 即使发生了加重的危害结果, 仍然可能存在结果加重犯未遂。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 基本犯未遂时, 包含基本犯之结果加重犯也应未遂。在日本, 平野龙一、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等也持这种观点。5

两者相较, 笔者赞同肯定说的观点。基本犯罪是加重结果的前提, 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受基本犯罪的影响, 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不像否定说判断的那样, 只要有加重结果, 就应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这种只考虑将加重结果的发生作为结果加重犯既遂的唯一标准的这种学说已经不符合发展的潮流, 典型的体现的客观主义和结果责任论。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既考虑到基本犯罪的犯罪形态, 也考虑加重结果的发生与否。这样能更加客观的分析犯罪形态, 把握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且更加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还可以劝说犯罪人在基本犯未遂加重结果已发生时中止犯罪行为。如强奸罪中, 若行为人在使用暴力方式意图与受害妇女发生性关系时, 使用暴力使受害妇女达致重伤但尚未与之发生性关系, 法律中若存在结果加重犯的未遂规定, 则更有利于劝说犯罪人中止犯罪, 因为强奸罪根据其生理特征来看多半的激情犯罪, 在犯罪的过程中并不是不可挽回的, 如果犯罪人在受害人发生重伤时基本人性善的一面幡然醒悟或理智恢复害怕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而中止犯罪时, 是更加严重的危害结果没有发生, 大大的减少了对社会危害性。而若像否定说那样, 只要危害结果发生, 就直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 那么此案中一旦犯罪人将行为人暴力胁迫致重伤, 就成立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既遂, 不利于劝说犯罪人中止犯罪犯罪, 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且笔者认为就算发生了重伤或死亡的危害结果, 与受害妇女之间性关系的有无发生的社会危害性都是不一样的, 若承认在基本犯未遂但加重结果发生时的结果加重犯存在未遂不仅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而且能真正的做到打击和预防犯罪。

与此相较, 我国刑法对抢劫罪下的规定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 而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是“以暴力、胁迫等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且我国2005年出台了一项关于抢劫罪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在此条文中, 对抢劫罪的既遂、未遂认定, 即犯罪行为人在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二者之一的, 均构成抢劫罪的既遂;只有既未取得财物, 又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 才构成抢劫罪的未遂。那么既然抢劫罪和强奸罪的犯罪手段都是如此的相同, 都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方式, 为什么上文的强奸罪在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发生侵犯受害妇女性权利的情况下, 即基本犯未遂而加重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认定为未遂, 而抢劫罪中只要造成受害人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 即使未劫取财物, 也因这个法律规定而被认定为既遂?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学者认为, 抢劫罪有复杂的犯罪客体, 因为它不仅侵犯了人身权利, 也侵犯了财产权利。在认定抢劫罪既未遂标准的时候, 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在理论上以财物的取得与否来界定, 还应将人身因素和财产因素结合起来。因为人身权利必然高于财产权利, 即便抢劫罪是财产性犯罪, 它只要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 造成受害人轻伤以上的危害结果, 那也算基本犯既遂和加重结果的发生, 构成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更好的保护受害者的权利。但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虽然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 但是它与强奸罪的犯罪手段基本相似, 就因为抢劫罪的客体既包含了人身权利的侵犯又包含了财产权利的侵犯, 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人身权利, 只要造成了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的, 都构成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而强奸罪中就因为它侵犯的都是人身权利, 只要行为人没有侵犯受害人的性权利, 即使造成了重伤的后果的, 也算是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我觉得这种规定显然不合逻辑。抢劫罪确实是复杂客体, 它的犯罪客体确实既包含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 又包括其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强奸罪虽然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他的客体只是受害人的性权利受到了侵害, 但在伴随着暴力手段的同时, 受害人可能会受到性权利以外的人身权利的侵害, 即身体健康权利和性权利的双重侵害。那么就因为强奸罪侵犯的只是人身权利而抢劫罪侵犯的人身财产双重权利, 只有在抢劫罪那里才是人的人身权利才高于一切?抢劫罪和强奸罪都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以达到行为人最终的犯罪目的。为什么抢劫罪的法定升格标准只要达到致受害人轻伤以上就行了, 而强奸罪要致人重伤以上才能达到法定加重的标准呢?那么有的学者在此矛盾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可以参考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 如在强奸未遂但产生了致人死伤的结果时应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6日本学者大谷实也认为, “在日本的刑法中规定有强奸罪和强奸致死伤罪, 后者是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7将没有发生侵犯性权利但致使受害人造成重伤以上结果的结果加重犯认定为既遂, 但如此以来, 又会出现笔者举例子时所产生的问题, 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第二, 以暴力、胁迫等其他方式劫取财物是抢劫罪的特性, 意思就他是有暴力胁迫受害人和获取财物这两个动作, 它本身就是一种竞合的犯罪。那么此罪的犯罪形态的认定只要人身权利受到的侵害就认定为既遂笔者认为不尽合理。因为侵犯人身权利是在实施抢劫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一环节, 那么这就只是抢夺罪了, 而并非抢劫罪。抢劫罪基本犯罪的认定应结合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否都受到了侵害作为既遂的认定标准。第三, 若抢劫罪中只要有致受害人达到轻伤以上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 即使没有劫取财物, 判定为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既遂,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刑罚, 而《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中,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触犯前款罪而致人重伤的, 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一下有期徒刑。两相对比, 笔者认为将未取得财物而只是致使受害人达到轻伤以上危害结果的犯罪认定为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严重刑罚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基本原则。所以, 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是矛盾的, 抢劫罪只有当既侵犯了人身权利又侵犯了财产权利时可以认定为犯罪的既遂, 这将有利的劝说犯罪人中止犯罪行为, 做到预防和打击犯罪相结合。且前文也提到犯罪未遂也只是比照既遂, 可以从轻处罚, 而不是“应当”、“减轻”, 如果行为人确实社会危害性较强, 也可以不从轻处罚, 以保持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 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的主观方面均为故意

对于在基本犯罪主观方面故意且加重结果主观方面也是故意的情况, 不论是否存在未遂, 它依然存在基本犯既遂+加重结果未发生, 基本犯未遂+加重结果发生, 基本结果未遂+加重结果也未发生这三种情形。讨论的最多的还是基本结果发生, 但加重结果未发生的情形。有学者持否定说, 认为如果基本犯罪既遂, 那就不存在结果加重犯未遂的情形, 只存在加重结果的发生导致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与否的情况, 笔者对这种观点不置可否。因为若是基本犯既遂但加重结果却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犯罪未遂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根据我国《刑法》中关于绑架罪的相关规定, “因绑架罪而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所以当出现绑票成功而意图“撕票”时, 若由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撕票”成功, 完全有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因为绑架致死侵犯的是复杂的客体, 同时侵害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若把故意杀人的行为分离出来也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但因此罪是法定的一罪, 所以完全可能成立基本犯既遂但却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致使加重结果并未发生, 因而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否定说所认为的一个犯罪行为既遂后, 不存在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只是针对单纯的一罪, 而不能包含所有的一罪,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此外, 该例也可以驳斥那些结果加重犯成立前提为加重结果的发生这一错误的说法。从犯罪构成上看, 只有当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都发生时, 才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 二者缺一不可。

在学术界结果加重犯犯罪形态的争议中, 还存在一种基本犯罪未遂且加重结果也未发生, 但也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情形。以杀人的方式抢劫为例, 若在杀人的时候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并未得逞, 犯罪人更不能达到他劫取财物的目的, 在此情形下, 笔者认为, 也存在这结果加重犯的情形, 且是未遂。有的学者认为, 该案应成立抢劫罪的未遂和故意杀人罪的未遂,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 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于劫取财物, 而剥夺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只是手段。行为人最核心的目的还是占有财物而不是侵犯受害者的人身权利, 如果将两者完全剥离开, 那么两者都不是完整的犯罪构成。其次,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以杀人的手段窃取财物的, 定抢劫罪, 为法定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只定为抢劫罪, 而不承认成立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笔者认为, 若只是定抢劫罪, 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只定抢劫罪没有完全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 且抢劫罪法条中明文规定, 若在抢劫罪发生的同时致使受害人达到重伤以上结果时, 就达到法定升格刑的标准。所以在此类情形中, 结果加重犯未遂是成立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结果加重犯是完全有可能成立未遂形态的, 它需要根据犯罪构成齐备说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主客观分析, 不能“一刀切”, 全盘否认结果加重犯未遂情形的存在。当然, 我国也存在结果加重犯概念模糊不清, 法律规定不够全面甚至不尽合理的地方, 因为理论的缺陷造成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此, 笔者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出台关于结果加重犯全面的合理地司法解释以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摘要: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以及存在何种形态的未遂历来就是刑法学界中有所争议的问题, 对其犯罪形态既遂与未遂的认定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本文将会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作为切入点, 对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进行综合分析, 综合诸种观点, 并提出自己的浅显见解。

关键词:结果加重犯,犯罪形态,未遂

参考文献

[1] 刘宪权.刑法学—专题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2] 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 于志刚.犯罪停止形态中基本犯和加重犯的关系[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 (1) :17-25.

[4] 徐光华.犯罪既遂_未遂与我国刑法分则之规定_以盗窃罪为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46-50.

[5] 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6] 于阜民, 夏弋舒.犯罪既遂概念:困惑与重构[J].中国法学, 2005 (2) :152-159.

上一篇:多媒体与学生美术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下一篇:公路工程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