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论自由范文

2022-05-20

第一篇:密尔论自由范文

读约翰·密尔《论自由》

一说到自由,很多人的脑中立马就会闪出诸如“自由散漫”、“自由化”进而是貌似专属于属于某个阶级的词汇——“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毫无缘由地将它们与自由等同起来。好像自由跟鸦片一样,是西方资产阶级兜售给中国的洪水猛兽,一旦一直到中国来必然会水土不服,导致众多“趋之若鹜”者渐渐地痞化,流氓化,人心不古,各个把持不住自己,将一直被压抑的个性给释放出来,进而会国将不国,亡国灭种。

早在1900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便已将约翰·密尔的《On Liberty》翻译过来,当时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想来西方的自由观念已经传入中国逾百年,而其命运仍和民主一样,虽然很早就被认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被学者、政治活动家、历次学生运动高举为口号和旗帜,到了如今却依然没有多少人能够对其有公允和正确的认识,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就别谈一般大众的理解,更遑论一般人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了。

因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很多人就人云亦云,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像堂吉诃德君一般将其想象中的自由当做敌人发起进攻,却不知他们所讲的所攻讦的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关于自由的概念,自十七世纪以后,经历了如下演变: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是种自然权利论,人天赋即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是种人格发展论,以密尔和格林为代表,所论列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到了二十世纪,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出版、政治参与、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之自由。也就是说从十七世纪以来,自由概念经历了自然权利、公民自由与人类权利阶段。[ Carl J. Friedrich,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Twelve Lectures at Harvard,Harper&Row,Publishers,1967,PP.3-5.转引自陈鸿瑜:《约翰·密尔》的政治理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年,第70页。]

多数人的暴政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一书的引论一章,开头便说,他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之为社会自由,亦即社会所能够合法地适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

自很早以来,个人的自由就面临着两大威胁,相当长时间里最大的威胁属于国家这个敌人,其次就是密尔在本书中所着力探讨的威胁,即公众舆论的力量。

在臣民时代,被管制者为了限制统治者对个人生活的侵犯往往会要求统治者承认其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一旦受侵犯便要造反,或者是通过制定宪法来约束其行为,而竟然并未对这个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产生过怀疑。其后,人们开始选举其统治者,他们认为被选举出来的统治者在利益上与其选民相一致,这样他就会对其国族和民众负责。

然而人们渐渐地便觉察到,运用权力的人民和被管制的人民并不是永远同一的,自治政府也并不代表每个人的利益。一部分人民总是会被另一部分人民所管制,统治者也仅仅是代表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专政,并不亚于世袭君主对人民的专政。

相较于政府仅仅通过其机构干涉公民的生活,公众的意见和舆论往往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将其意志深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利用全方位的武器来对任何与其法律或者社会道德、风俗相抵触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迫害。即便并不通过刑罚手段,却让人找不到躲避的方法。而这公众的意见、道德、社会风俗往往只是因为某些人或者某个、某几个阶级好恶的产物,并不是理性的结晶。任何群体或者阶级的好恶明显不能够成为评判和惩罚一切人的法律或者道德的准则。

若有人竟敢在意见和信仰的领域内对人横加干涉,甚至强制接受、进行迫害,那就是思想专制了,就像茨威格笔下的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所做的那样。茨威格说:“他们单单因为私人见解的缘故,便有权对任何人横加侵害。这是个集体癫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经常搅扰着世界。”这样的行为“就叫做屠杀,而不管它假称什么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 【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引言第3页。]

针对这多数人的暴政,约翰·密尔提出,任何人只有当其思想、言论和行为涉及到他人那部分并且会对其造成直接伤害的才需要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

在这里,他力主一条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地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还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以其为准绳。[ 【英】约翰·密尔著,程崇华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9-10页。本文之后引用本书的部分为方便起见,均只在引文后标明页码。

]

在只涉及到本人的这个领域内,一个人享有的自由在密尔看来可以分为三类:A.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以及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B.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可以依照自己的性格和爱好去做事情,并且承担其可能带来的后果。C.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12-13页)

在任何一个社会,假如以上三种自由不受完全的保障,那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只有当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处,不受约束,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按照其对自由的分类,本书除前言外共有四章,第一张引论,其后两章分别论述言论自由、讨论自由和行为的自由,其后一章探讨社会凌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最后一章是对前面几章理论的实际应用。

言论自由和讨论自由

在这一章里,作者认为任何政府,不管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违反人民的利益,它都无权压制个人发表意见。因为其一,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是一个错误的意见;其二,即便是我们确信其为错误的意见,我们依然不能压制他;还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教义,大多数的时候并不是此为正确彼为谬误,而是都是介于正确与谬误之间,它们仅仅是真理的一部分,可互为补充,某一方可能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全部真理。

在人们的评判一个一件好坏的时候,虽然他们都确知个人难免会犯错误,但总是会冒认个人的不可能错误性。任何一个意见,我们认定它是对的,那是因为它经得起检验,经得起反驳,在各种意见的竞争当中从未能被驳倒,而不是因为我们不允许对其有任何质疑。我们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也是以有完全的反对和批驳它的自由为前提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会日趋进步,也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改正错误。而这改正,错误意见被正确意见代替正是靠着自由的讨论的,而不单单是靠我们个人的经验。一个可能错误的意见,也只有对所有人敞开了自由讨论的大门,才会终于成为真理。只要尚有一人对其执有质疑,执有反对,它就称不上真确。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热衷于错误就像热衷于真理一样热心,而今虽然社会已经不复如往常那样迫害持不同意见的所谓“异端”,然而,只要民众情绪当中不宽容的思想强烈如经久的酵母,任何的迫害和思想的专制都有可能会随时复活。而使得即便是在最和平的年月里发表意见仍然会有不小的危险,从而使得人们选择将其意见隐藏起来不发表,这或许看来比真正的迫害要温和许多,然而这表面上的平静却不会使得不同的意见死亡,而只是使其不能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最大危害,则在那些非异端者,他们的思维因此会被限制、窒息。

那么是不是我们确实确信某命题为正确,就不需要一般人对他的质疑和责难了呢?

密尔说,任何的意见,若只是作为成见存留在心中,而不是时常受到自由的讨论,它只能是死的教条。一个意见,假若其秉持者并不知道反对这意见的看法,也不知道如何驳倒它,那么他便不算对这意见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一个意见的根据往往会被忘记,其意见本身往往也被忘掉了。剩下的字句往往只是意见的部分,只剩下表皮和外壳,精华倒已经没有了。此信条盘踞在人的心中倒是会禁锢人的心灵,僵化人的思维。而这即便是好的正确的信条也正因为缺乏讨论之故,渐渐地失去其真正的信徒了。一个意见,假如时常地被讨论、被辩驳,其持有者就不得不时常地为维护其信条与反对者辩论,而其认识也就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升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层。

行为自由/个性自由

同意见自由一样,作者认为,人们应当有自由去按照其意见而行动,只要风险和危难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不应该受到同仁们无论物质或者道德的阻碍。但是当他的行为成为别人的妨碍,造成别人的伤害的时候他就要受到惩罚了。(59-60页)

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人,到了能力日臻成熟的时候,就应按照自己的方法运用和解释经验,而不必尽数地顺从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人和社会的经验,可能会太过狭窄没有解释清楚;或者是真确的经验却不适合于他;即便适合于他,他也不必因为其为经验而亦步亦趋,仅仅因为是经验而遵从对于一个人并无任何助益。因为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够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给他规定好了的工作。(61-63页)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总是嫉恨精力充沛、敢于冲破规矩的人,牢记着“枪打出头鸟”的古训,但求无过,不求有任何的成绩。不仅是在评判他人的时候,就是在自我抉择的时候,他们怎样行为,则去什么都要看什么样的择取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和我同样身份的人究竟选择什么,他们除了趋于合乎习俗的事情之外别无其他意向。他们总是乐于给整个人类制定行为规范和标准,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智力和道德,给他人以丝毫的宽容。因此整个社会总是表现为庸庸碌碌,这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大障碍,但当下整个社会的发展,例如义务教育、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都在促进个体的同化。这是一个巨大的与个性为敌的势力。

我们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允许的限度之内将其培养和发扬起来。(67页)我们应给每个人的本性以公平发展的机会,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正如同苏格拉底对克里同所说的“我们丝毫不必考虑大众怎么质问我们,只要注意那明辨是非斜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说的。”[ 柏拉图:《克里同》,见《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审判、克里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

在密尔看来,容许他人行为的自由会有一系列的好处(正表现出他的功利):

行为自由的人具有首创性,而这首创性是维持已有社会样态并且促其发展,产生出新事物的动力。而没有了首创性,人类社会就会向机械性退化。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呼吸;有首创性的人往往会以较好的生活方式和值得采纳的一般习俗影响整个社会,并给这些生活方式和习俗渐变为整个社会采纳的习俗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68-72页)

而即便个人的独立生活方式本身并不能说是好的,对于社会也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言,但因为这是他个人的方式所以对他个人而言就是最好的方式。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在这一点上社会广泛地予以宽容;而当人们因为爱好和兴趣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社会往往又不宽容了。

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

人类生活中有多少应该派归个性,多少派归社会呢?

社会是一个个个体的集合,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每个人对于其余的人应遵守某些行为准绳:首先,彼此互不损害利益,彼此互补损害或在法律明文中或在默喻中应当认作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当中担负他们的一份。(81页)

在人们彼此相对的行为中,一般规律必须受到注意和遵守;但在每个跟只涉及到自己的事情当中,他的个人自动性就有权得到自由运用。一切要帮助他判断的考虑,要增强其意志的劝勉,尽可提供给他,甚至塞给他,但他是最后的裁夺者。(83页)

若有人在个人品质方面有严重的缺陷,自然会成为别人鄙视的对象,他人就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个性对他表达自己的不满、警告他,但也可以选择远离他,不与其为伍,不管其接受不接受,在只影响他个人的好处的这部分,任何人都不应强加给他,而他也会受到其应有的与他人对其判定相关的种种损失与惩罚。

当然一个人只关个人利益的行为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损害到他人的利益,一个人若既非迫于某些更具必要性的义务,又在自己择取方面病区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而竟失于对他人的利益和情感给以他们一般应当得到的考虑,他就成为道德不谅的对象;但这是为了有失考虑那一点,而不是因为某些只关本人自身,可能引为遥远导因的过失。

一点认识

密尔一向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其谈论的自由也带着深刻的功利性的色彩。但密尔的自由,并不仅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而是功利与非功利的结合。在功利方面,他之所以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乃是由于它有利于社会。理性知识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欲确定或扩展真知就必须将新旧观念提付讨论或辩论,以资验证。在非功利方面,撇开社会功利这方面不谈,他欲说明个人自决是人权的基础,是任何道德责任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对于冲突意见,若缺乏自由去选择,人就失去作为道德或理性人的正当威严。在论证过程中,密尔总是先诉诸功利的原因,最后才往往诉诸个人的道德发展来谈。

在以赛亚·柏林看来,密尔的终极关怀就是多元性、多样性以及独特的人生选择。[ 以赛亚·柏林:《自由四论》,陈小林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99-308页。转引自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128页。]这是就密尔的“自由原则”而言的,这一原则强调个体性、自由和欲望。但是,密尔一向被看做功利主义的代表,在他的本书和其他的著作中均可看到功利主义的论述,这一“功利原则”强调群体性、幸福和德行。“自由原则”和“功利原则”标示了两种性质不同、理趣相反的对比概念,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强调个人的自由,才不会因为群体的幸福和进步任意践踏个人的权益;而只有强调功利,积极的行为才能被期待发生,诸如上法庭作证,保卫国家,保护弱小等。[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139页。]

密尔的真理观也与以往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在他看来,任何人的意见都要提到公众面前来审判,只要还有一人否认其为真确,它就不能成其为真理。任何被假定为真理的意见都要随时接受反驳,只有在不断地讨论和辩驳中,我们才能渐趋于真理。

个人的思想、言论以及行为的领域,约翰·密尔将其划分为两个领域:即只关乎个人利益不对他人的利益构成影响的范围和个人的意见、行为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领域。在个人的领域里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发表意见和行为,但在这个范围之外,个人的行为就要遵守人们之间的一般规则了。但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却一直模糊,很多人就批判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个人的意见和行为不可能会不影响到他人。当然,这在本书当中作者有过反驳。但正是因为界限不够明确,这就对其自由的执行和实践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当中,作者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运用其自由的理论做出了判断。但这些判断带有着明显的妥协的意味。例如,他一直强调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己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对社会负责。他也指出不能“由于对他人的利益的可能伤害这一点单独就能够成社会干涉的正当理由”。(102页)但是他又说,社会既有其固有的权利可以借事先预防的方法来排除对它的犯罪。并且举例说,单是喝酒这件事并不能成为法律干涉的恰当问题,但是若有人曾酒后对他人横加强暴,那么法律就要单独对其进行限制。(108页)这不能不说是对于社会责难的某种妥协。

另外,密尔在本书中一贯将未成年的人排除在可运用自由的范围之外,认为他们没有运用自有的能力。并且劲儿把诸东方民族看做未成熟的人群,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应该推行自由,而应实行专制。但是按照密尔之前的论点看来,一个未成年人假若没有个人的自由,那么他无疑会成为各种社会习惯争相形塑的对象,他根本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和能力,那么我不认为若干年后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他还会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自由思想,创造发明,那么这个社会无疑将不会“进化”成文明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偏见在作怪。

这本书按常理来说,部头并不大,翻译成中文仅有一百多页。但翻译质量并不理想,虽不是有经典论断,读来还是颇感吃力。由于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不甚了解,对约翰·密尔本人的其他著作也没有翻阅过,所以对本书的理解也难免受到很大限制,解读会有诸多失误。

第二篇:关于密尔论自由书评

浅谈言论自由及其限度 ———读约翰·密尔《论自由》

刘萍 2011131114

摘要:人们具有讨论的自由,进而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人们所拥有的这种自由又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制的。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讲述了言论自由对获致真理、民主政治、个性发展的作用,并将言论自由的限度归结为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也即伤害原则,本文即基于密尔的观点对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进行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约翰·密尔;言论自由;伤害原则;限度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皮尔说:“除了思维能力之外,向自己亲友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最惊人的品质。”①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亦即语言能力。数百万年来,尤其是自文字产生以来,人类依赖言论,言论包括语言和文字等形式,发展起自己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言论自由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时至今日,世界各 国无不在其宪法中对这一神圣权利加以规定和保障。到了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对旧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言论自由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859年约翰·密尔出版的著作《论自由》。

密尔在书中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两者错综复杂的联系及关系。密尔重点写了讨论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强调它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在密尔眼中,真理越辩越明,任何意见,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反复的批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依靠外部力量强加的意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人们才会真心实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广泛接受的正确意见,也应该经常接受人们的检验,这样它不会成为死的教条而保持鲜活,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个人与社会。

具体而言,密尔是以这四点递进的论据来论证言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的。第一,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真确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获得一个真确的认识的机会。这自然是不应当的。第二,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的真理。而另一方面,被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也难得是或从不全部是真理:既然如此只有借助对立意见的冲突才能使不完善的真理有所完善。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而且全部是真理,若不容它去接受猛烈而认真的挑战,那么它就会逐渐脱化成一个教条。坚持它的人们并不能够深刻认识它的合理性,而实际上和坚持一个偏见的情形是一样的。第四,在上述情况下,教条即有可能丧失或减弱它作为真理的本来意义,并有可能失去对人们品行的陶冶作用,因为教条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和术语,不仅对于优良生活是无益的,而且妨碍人们以理性或亲身经验去体味真理和培养真正的、虔诚的信念。密尔所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言论自由和意见的多样性是真理浮现和彰显的必要环境,在此环境之中,真理具有自我矫正能力,真理的运动是一个自矫纠正的过程,而权威的干涉只能破坏这一过程。

世界各国都尤其重视言论自由,与言论自由所具有的重大价值是必然联系的。言论自由具有功能、作用亦即价值。笔者认为密尔在书中论述言论自由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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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即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二是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三是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

第一,言论自由可以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即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这种价值表明,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自由地发抒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那么真理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自动显现,为大众的理性所辨明。它还表明,欲作出一个正确合理的决定,应该倾听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意见,特别是对立方的意见,而且还应把自己的判断置于公众的质疑与挑战之下,进行不断的锤炼与修正。在此过程之中,我们所拥有的真知会越来越丰富。密尔对其作了学理上的论证。密尔反对政府对发表一种意见的禁止,无论这种政府是人民的还是非人民的政府。他陈述这种禁止自由讨论的弊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②具体的阐述在密尔对言论自由的四个递进的论据中得以体现。

第二,言论自由可以维护和健全民主政治。言论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点:对话、制约、共信。密尔在本书中认为言论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体现在制约。言论自由不仅对多数权力的制约也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言论自由不仅是多数人的言论自由,而且是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当政府是为多数人所支持的一个民主政府时,也是不应压制少数人的言论自由的。正如密尔所言:“且让我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除非在它想来是符合于人民心声时从来就不想使出压制的权力。但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力的权利,不仅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有资格来运用它。”③

第三,言论自由可以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一个自由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良知去选择、搜集信息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其个人价值的体现。密尔还认为,言论自由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对于个人才能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有重要价值。正是因为言论自由,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认识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心智得到发展的独立个人。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必定是一个谎言流行、人格扭曲、道德沦丧的时代。密尔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非常警惕“社会 暴虐”,即社会将集体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抹杀人的独特个性和首创性。因此他号召要在这样一个社会意见占主导的时代反抗这种社会权力对想、言论及人各方面的压制,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言论自由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丰富多彩和蓬勃生气。

在言论自由具有极大的价值时,又不得不给自由一个限制。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④密尔所称的限度是指法律上的限度,而不是物质的或道德的限度。法律上的限度说明言者可以自由地表达言论而不必担心法律之强制惩罚的界线。因此,言论自由的限度也可以说成是法律之施加于言论上的若干限制。那什么才是合理的限制呢?则需要一个检验标准来核准限制是否是合理的。密尔的原则则是著名的“伤害原则”。密尔《论自由》的主旨在于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按严复的译法来说,就是“群已权界”的问题。密尔的基本论点是,个人对于仅涉及其本身的行为,不受社会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压力施加的约束,只有对那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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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伤害的行为,惩罚不失为正当。

仔细分析密尔的伤害论,它包括以下一些要点。第一,当且仅当自由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了“伤害”时,才可以对之进行限制,否则便是不正当的。第二,密尔有时用“影响”或“涉及”来表达“伤害”的意思。一个人无须为只影响到他本人的行为向社会负责,这里对“影响”必须作限制性的解释,“说只影响到本人,意思说这影响是直接的和最初的:否则,既是凡属影响到本人的都会通过本人而影响到他人,也未可知,那么,凡可根据这个未可知之事而来的反对也必须予以考虑了。”例如一个人挥霍了自己的财产,可能会对那些依赖他资助的人产生“伤害”。但这并不构成对他进行惩罚的根据。因此,不能因为私人领域内的某行为间接地“影响”或“伤害”了他人而受到惩罚。另外,行为对他人或公众有了确定的损害或者有了确定的损害之虞的时候,才受到道德或法律的约束。如果行为产生出来对社会的损害仅仅源于非必然的或者推定的性质,那么对于这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第三,私人领域内的行为使他人产生精神上的反感乃至厌恶,并不算作“伤害”。密尔说,“一个人若只在涉及自己的好处而不影响到与他发生关系的他人的利益的这部分行为和性格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连的一些不便。”⑤密尔强烈反对扩展道德警察的力量去侵及个人的合法自由。因此,密尔对不合流行道德观念的生活方式和有伤风化的出版物持一种不干涉的态度。

密尔认为,“即便是意见,如果其表达所处的情形,使它的表达对某些有害行为会构成积极的煽动,也要失去其豁免权”。⑥他举例说,如果有个意见说粮商是使穷人遭受饥饿的罪魁祸首,若这种观点仅仅发表在报刊上,那么就不应遭到限制。但若是对着一大群聚集在粮商门前的愤怒的 群众以口头方式或者以标语方式进行宣传,那对此行为加以惩罚就不失为正当。总而言之,密尔认为言论自由只保护言论内容,对借言论形式实施煽动、破坏等违法行为必须予以法律制裁。

我认为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伤害原则具有理想化的色彩,无法指导言论自由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区分言论内容和言论行动:言论内容不受拘束,政府所要追求的社会限制应是针对行动而非言论本身。但言论内容和行动皆是人们的行为,其间是否存有明确的界限呢?密尔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套非常明确的标准,让我们知道哪种言论可以归为纯粹的意见,哪种言论却是归为行动。密尔在对伤害原则进行论述时也只用了一些概念模糊的词语,如“明确的伤 害”、“直接的伤害”等,但什么是“明确”,什么是“直接”他却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因拥有不同的价值观 和判断尺度,会对“伤害标准”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个人行为是否危及或损害社会利益也将难以划定。因此无论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两分法还是判断群己界限的“伤害原则”,在实践中都会产生大量的矛盾与冲突。

注释:

① 罗伯斯皮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M].商务印书馆,1965, ②③⑤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M].商务印书馆,1959年, P17.P84-85.P59.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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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M].商务印书馆,1959. [2]侯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J].北大法律评论,2000(2):62- 127. [3]胡诗雯.对约翰·密尔言论自由观的思考[D].天津:南开大学,2013. [4]陈洪林.言论自由及其必要限度[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2.

第三篇:密尔的《论自由》读后感

关于密尔的《论自由》

《论自由》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自由这一主题,它们分别是: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作者针对的核心是对个人和社会之间权力界限的划分。

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二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于密尔而言,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因为不可能独立的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因此,密尔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种社会自由。《论自由》肯定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密尔认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密尔强调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接着又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会使人对自由、对他人更有价值。同时又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讨论了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最后重申两条基本原则: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个人行动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要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自由的空间是很大的,自由不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社会活力的保证。

“自由和权威的斗争,远在我们所熟知的部分历史中,特别在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中,就是最为显著的特色。”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觉悟也不断有所进步。在以前,所谓自由是指对于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因此可以说是权威与自由相互冲突吧,我从未意识到自由和权威会有所抵触。每个人生而拥有自由的权利,虽然是法律赋予的,但本质上而言,与任何人无关。 但为什么作者密尔提到自由与权威有冲突呢?我想,在那个时代,贵族阶级与奴隶阶级并存而且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被压迫阶级对自由的行使权力必然会威胁到压迫阶级的利益与权威,因此,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设法从被统治的群体中获得更多的权利与利益,那么势必要限制被统治群体的自由和权力。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开始有了质变,那么统治阶级的这种限制必然会导致他们的不满与反抗。所以,本质上而言,我理解的自由与权威的斗争,之所以斗争,是它们的主体不同,是由于个人行驶自由权力的时候威胁到他人的权威。

“他们宁从事于探讨何事为社会所当好所当恶,而不去究问社会的好恶对于个人是否应当成为法律。他们宁愿就着他们自己持有异说的某些特定之点努力去改变人们的感想,而不把保卫自由、保障一切异端作为一般性的主张。”我想这不仅是一时的或者仅是某些人的做法,其实在现在,我们很少有人对于法律有什么深入的思考,也不懂法律到底是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人身、财产权力受到侵害时才会想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力。这样看来,提高人们的法律修养是比较必要的。对于那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让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来推动法律的进步。 在自由涉及的领域方面,可以看出,在宗教信仰等方面,人们有其自成一体的思想自由。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论自由》讨论自由是以语言、文字、音像、电子、艺术或其他形式表达意见、寻求信息、接受观念、传播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而正是这种思想自由,舆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同样,这种自由也有它存在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通过任何渠道去控制、去限制。简而言之,思想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从思想转化为舆论,这之中可能存在政府等的干涉与限制,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变相的限制思想。其次,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或逼迫人民错误地思想。现实中,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间接的,政府或个人总是通过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达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目的,因而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保护。

在第二章中,作者反复论述了意见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区别和必要性。说实话,我没有意识到这两者的差别,也可能是从未体会过只有其中一种权力的感受。不过本书反反复复强调了剥夺人们舆论自由等等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剥夺人们的思想自由权利。如果你所想的在你想表达的时候没有表达的资格,这无异于剥夺了你的思想自由权力,本书还一针见血的指出,那些被缄默下去的意见很大程度上都是真确的。就算是错误的,通常也含有部分真理。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关于自由,更多的充斥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维护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每个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地对阶级进行攻击,不管是对方的行为上还是从对方的语言上。 在《论个性为人类复制的因素之一》这一章节中,密尔说“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个性的重视,这是我所忽视的地方,不管一个人于他人、于家庭、于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最最重要的是他要活出与其自身最有意义的生活,当然这免不了对于个性的尊重与发挥。很大程度上来讲,我们也只有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更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人、对习俗和传统的摒弃,在如今这个社会,更多的是要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就是因为早早的 给孩子灌输了张扬个性的思想,搞得现在什么怪人、异人层出不穷。当然,还是什么人都有,有的内敛,有的张扬,不过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更好的展现自己。 其实通篇全文,我觉得密尔所说的自由等等这些人类本该赋有的权力都被放在阶级斗争中去探讨,更多的皆示了人的自私,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满足自己的私欲上来衡量人类的道德准则的。

第四篇:约翰·密尔《论自由》要点摘录(辩论相关)

1、 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

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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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

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意识的内向境地——思想和言论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们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仍然是一个罪恶;

使得我们这个过度不能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的地方的正是这一点,正是人们对于不信仰他们所重视的信条的人所抱的意见和所怀的情绪。在获取很长的时间里,法律惩罚的主要害处就在它加强了社会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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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现在仅仅有点社会的不宽容,这既不杀死一个人,也不拔除什么意见,但是这却诱导人们把意见遮掩起来,或者避免积极努力去传布意见;

这在保持知识界中的宁静,保持其中的一切事物都一仍旧惯的进行方面,倒不失为一个便宜的方案,但是为知识方面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确实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 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 ;

人类对于自由的珍重一般总是远远不及对于权力的珍重的;

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龙应台《难局》写梭罗

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它的意愿,去实现它的要求,它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龙应台《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匿名不是微博之乱源

荀子“流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

《2011中国微博报告》称,“微博谣言越来越多,但是有60%以上的微博谣言在1天之内被澄清。微博开始渐具自净功能,而且微博的辟谣功能也比传统媒体更快更有效。”即使在匿名状态下,网络传播仍然具有很强的自澄清效果。

现在有人通过电话卖淫嫖娼,那么是不是电话运营商也要对该行为负责呢?马化腾 安全、隐私和效率是互相矛盾的

支持法律惩罚拿菜刀干坏事的人,但搞菜刀实名制就是脑筋搭错了。

如果真正言论自由,那实名制跟非实名制没什么区别,ZF花那么大财力物力来做实名制干什么 ? 如果非言论自由,那实名制只会堵住真正想说话的人的口,为什么要实行实名制呢?

第五篇:密尔对社会自由的辩护

密尔政治思想的中心范畴是自由。围绕着自由概念,他探讨了自由与权威、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个性发展与社会进步、自由与功利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及自由的限度与范围等。他试图从这种种关系中来丰富和拓展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界说和理解。在密尔那里,自我的发展是个人的自由的积极的实现,而不受干涉的自由权则是消极的个人自由的维护,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完整的自由观。个人的自由权涉及的主题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个人自由的实质是能够不受外界强制,按照自身的条件去自主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这种个人的自由权不是没有限制的。就个人方面而言,“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就社会方面而言,社会对

密尔的《论自由》一书的任务就是确定自由的限制原则, 而他在那里提出的个体自由的限制是原则伤害原则。伤害原则坚持除非个人的行为构成对于他人的伤害, 否则他人和政府无权用强制和控制的方式去对待他, 无论这种强制和控制的手段是法律惩罚的还是道德舆论的。依照密尔, 其他的原则, 如亲缘原则、伦理立法原则等都不能成立。他说:“若说【强制是】为了那个人自己的好处, 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 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要使强迫成为正当的, 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 那么密尔的《论自由》一书完成了他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吗? 伤害原则是仅有的限制个人自由的有效正当原则吗? 人们对于伤害原则提出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或批评是“伤害” 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一些批评者抱怨: 如果密尔对于伤害的理解是狭窄的, 比如说, 仅仅限于人身伤害, 那么可以说最严重地侵犯他人自由的非人身伤害就不在限制之列。如果密尔对于伤害的理解是广泛的, 那么可以说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并且政府制定的法令规则就会涉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显然这个批评如果正确, 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因为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 “如果密尔没有提出一项可以接受的一般自由原则, 那么他试图规定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界限的主要目的就宣告失败”。为了克服伤害原则的模糊性缺陷, 西方一些人提出了一个“狭义伤害原则。这个原则详细罗列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 并认为仅当一个人侵犯了另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那么才构成对 于他人的伤害。他们罗列的基本权利有: 1) 生命权, 2) 身体完整权, 3) 个人生活方式和行动决定权, 4) 自由实践权, 5) 思想自由权, 6) 良心自由权, 7) 隐私权, 8) 公正对待权,、贩毒、黄色书刊和淫秽影片、音像制品等社会丑恶现象或个人放纵、堕落行为, 想通过

甚至必须建立交通规则, 因为即使那些社会丑恶现象或个人放纵、堕落行为没有伤害他人的基本权利, 我们仍然感到它确实伤害了行为者本身, 并且通过交感作用伤害了他们的亲属, 也不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还感到不仅自由是珍贵的社会价值, 功利、效率等也是社会价值, 并且社会的发展需要综合平衡不同的价值。由此看, 我认为作为自由的限制原则, 伤害原则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狭窄, 它不能排除那些仅具有否定价值的自由, 它由此不能在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的问题上保持逻辑的一致。显然作为阶级压迫、性压迫的产物的卖淫至少包含着对卖淫者的身心的伤害, 吸毒至少包含着对吸毒者的伤害。这种行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个体的自由, 也谈不上是什么新的生活实验, 从吸毒者毒瘾发作时那种毫无人的尊严, 并且为了一时的满足而不顾一切后果的样子, 我们真切地感到这是一种受奴役状态, 是一种堕落行为。人与动物的重要不同在于只有人才会有发展的需要, 自我超越的需要, 并把这种发展和超越确定为价值目标。我认为密尔既然承认自由的价值在于它有利于进步存在的人类的永久利益, 在于它有利于人类的人格完善、智力成熟、社步、发展, 那么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就应当对伤害原则作一重要补充, 即对仅具有否定价值的自由, 或对丑恶堕落和自我毁灭的自由加以限制。我感到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密尔的乐观主义态度, 他似乎相信人类从本性上就是一种进步的存在, 而无数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人性的可塑性的范围是很大的。这一点正如社会学家赖特· 密尔在他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不知道人的最高努力所能达到的能力极限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的堕落意志的极限是什么, 不知道他享受快乐的极限, 也不知道他忍受痛苦的极限, 他的仁慈的极限和残忍的极限。正由于这样, 我们必须不断地反省、审视人类自己的行为, 我们必须致力于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念, 而不是寄望于进步的不可避免性这一没有根据的假定。

密尔的社会自己概念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他只是关心并片面强调个人自由,而完全忽视了普遍自由,没能认识到要推进个人自由必须同时推进包含所有人在内的普通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超越密尔的 地方在于, 他们看到了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的密切联系, 他们预言在未来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 “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普遍自由相联系, 还应当指出密尔的社会自由概念完全没有涉及真正的自由所必需的实质内容。现代民主自由理论在形式的自由与有实质内容的自由, 或否定自由与肯定自由之间作出区分, 并且普遍认识到形式的或否定的自由不是人的完全的自由的保证。20世纪早期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路易斯· 布兰代斯、富克林、罗斯福等人早已看到, 没有经济的自由和独立, 就不能有真正的自由。只要一个公民在经济上不是自由的, 只要他在决定严重影响其生活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那么即使他享有思想的权利, 举行和平集会和申冤请愿的权利,自行制定生活计划并照着去做的权利, 他也不可能真正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体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相联系的, 这可以说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浅显的道理。概括地说, 摆脱了封建专制奴役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到自由的珍贵的价值, 但是对于这种 价值的追求方式或使这种价值在社会中真正实现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密尔的《论自由》一书的功绩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自由或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本书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自由的价值之所在。它也对人们提出了尊重他人的自由, 对他人的自由尽量持宽容态度的道德要求。他关于自由的限制原则—— 伤害原则的提出, 无疑推动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 但是由我们的初步的考查已经可以看出, 个体自由的建构是一项社会工程或社会体系, 这个工程或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远比密尔的讨论要复杂得多的问题。它不仅包含制定有效正当的自由限制原则的问题, 而且还应当包含恰当处理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或平等自由的关系问题以及形式的否定自由与有实质内容的肯定自由的关系问题。)密尔在《论代议制政府》(1861)、《效益主义》(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与《论社会主义》(1876)补充了对社会整体的自由和发展的思考。

密尔的自由学说允许个体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思考、发表意见以及进行活动等。许多人认为,他的这种自由学说遗忘了要把社会的一致和认同作为信仰和行动的共同组织而去加以保护的必要性

当个体的行为是纯粹自我关切性的(self-regarding)且又只对其本人有负面的影响时,公众和法律都不应该阻止他的行动;也就是说,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这一原则是《论自由》的基石,也是密尔自由主义的核心之所在。但在批评家们眼里,密尔的这一中心原则同样是缺乏逻辑连贯性;因为事实上,很少有什么只影响行为者的纯粹自我关切行为的存在。批评者们指责密尔思想“不连贯”,主要针对的是出现于《论自由》中的“一个简单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以自我关涉行为与他涉行为的区分为基础。对于19世纪后期的哲学家们,如鲍桑葵、里奇等人来说,这种区分是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相信一切事物都只是庞大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他人不想关联的独立自我,对于任何人来说永远都是不可想象的。黑格尔主义的衰落也使得人们对密尔的责难失去原有的效力。 这些文章和著作颇具说服力。在他们已经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以后,其他人再去为密尔的成熟著作中包含着低级的错误和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一观点做辩护,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在此以后出版的书刊杂志上,基本上忽略了从前贬低密尔的那些观点。拿我来说,我就不想再过多地提及针对密尔论证效用原则所做的批评;因为密尔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试图去证明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以赞同的眼光去阅读他的作品,他的观点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当然,我并不是要以此断定,密尔的思想中就不存在任何冲突和令人困惑之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问题仍然存在,但这些问题本身是哲学自身也仍未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