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学硕士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数量经济学硕士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经济政策制定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数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方式，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数据支持，提高决策准确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第一篇：数量经济学硕士论文

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周华章

［摘 要］ 周华章（1917-1968），是我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博士（1952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学界对其介绍却并不多。本文根据他的相关论著、史料和档案，并与近几年论述中国经济学史和管理学史的大量文献进行比较，发现他早在1944年就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对区位（区域）经济奠基者韦伯（Alfred Weber）的理论做了部分修正。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读博期间写的毕业论文得到了两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的指导，经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对萨缪尔森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1953年，他还主持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雅各布•马尔沙克委托的研究项目。回国后即与钱学森、许国志、刘源张等为中国运筹学的引进和发展作出了最早的贡献。

［关键词］ 周华章；数量经济学；先驱者

［

A Pioneer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in China，Zhou Hua zhang

HE Chao1,2,XU Kang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2.Pingxiang College, Pingxiang 337000)

Key words: Zhou Hua zhang; Quantitative Economics; Pioneer

一 引 言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有如凤毛麟角，著名经济学家，如马寅初、唐庆增、李权时等的论著中很少看到数学的应用。至于大学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开设的数学和统计学课程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涉及变量数学和随机数学的知识较少。关于这个时期经济学界的情况，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如胡寄窗、马伯煌、巫宝三等先生的大作中几乎都没有提到国人的数量经济学成果。

其实，以何廉为首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华北地区的物价指数进行过不间断的统计分析，定期予以发布，十分难能可贵。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历年经济统计工作的基础上，以及该所承担外国基金资助的中国工业化问题项目的过程中，派生出了一批对国外工业区位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学者。陈振汉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过三篇文章陈振汉.《工业区位的理论》，载《新经济半月刊》，第5卷，第8期，1941；《战前工业区位的评价》，载《新经济半月刊》，第5卷，第9期，1941；《战后工业中心的区位》，载《新经济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41.，介绍了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从1910年以来的一系列研究理论，以及其他学者的新成果，并据以分析。令人更为惊奇的是，随后的两篇文章《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1］、《决定工业区位的实际方法》［2］竟然敢于借助新的经济学假设和高等数学工具，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得到科学结论，不禁让我们由衷钦佩。这样别开生面的学术论文，我们认为它们不但是中国现代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数量研究的开端，也应当被认为是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嚆矢。

本文将对这两篇文章及作者周华章作以初步的介绍。

二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习

经历及研究成果

周华章191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商业者家庭，祖籍为江苏江阴。1928年，周华章进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病缺课，后经袁复礼教授推荐转入地学系气象学专业。1941年，他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改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当时，该所在统计学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拥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优良传统，及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如，该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何廉（1895-1975，1926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美国期间曾为美国第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教授的得力助手，并协助他完成了《物价指数全书》的编辑。毕业后回国便到南开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等课程。1927年，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何廉开始主持经济学院，并创办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教学上，何廉十分强调学生基本功的重要性，他改变了以往在课程设置上过分注重专门化，及课程内容完全照搬英美课本等问题，极力推进教学“中国化”的进程。他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学院大部分课程都编写了相应的教材。此外，他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工矿企业、机关商行，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

南开经济研究所另外一个深具影响力的便是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并称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的方显廷(1903-1985，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即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他在给经济系本科生讲授近代欧洲经济史课程中，他运用了自己长期积累的大量资料，向学生详尽地讲解了英、法、德、俄各国有关农、工、贸等方面的土地与租佣制度，工厂与雇工制度，行会、商人雇主与贸易政策等。并饶有兴趣地谈到放任主义、统制主义和苏俄经济制度。向学生传授了西方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等学科理论。

如果何廉和方显廷对周华章只是起到间接影响的话，那么陈序经（1903-1967）对周华章则有着直接帮助。陈序经1928年获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研究政治学和主权论，精通英、德、法、拉丁等语言，学贯中西，治学范围很广，对历史学、社会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民族学、教育学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1946至1948年间他还担任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3］。陈序经十分欣赏周华章的才华，以至后来他任岭南大学校长都电请周去任教。

除以上三人外，1941年（周入南开的那年）任教于该所的教授及研究员还有张纯明、李卓敏、朱炳南、段茂澜、鲍觉民、韩鸿丰、吴大业、邓传诗、陈国平、陈振汉、藤茂桐、黄肇兴、崔书香、刘君煌、陈能兰等，可谓群贤毕至，名师荟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览，1941.。正是在这批的人的带领下，南开经济研究所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研究人员及学生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他们精深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成为一种无声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莘莘学子，形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学习氛围。从1935年到解放前夕，南开经济研究所共培养了了十一届经济学研究生。按时间推算，周华章应该属于第三届学生。

南开经济研究所由于承担了国外基金资助的中国工业化问题的项目研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数量经济研究方法训练的陈振汉率先对国外工业区位理论作了引进和研究，这个重要的领域自然地引起了具有良好数学功底的周华章的注意。这从他1944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中就可以明显看到。

工业区位论，从亚尔弗来韦伯（Alfred Weber）1909年发表了工业区位论（Standorts theoric der Industrien）,生产因素的地域分布才始有较系统的讨论。我们将怎样应用他的理论去观察经济发展的过程？譬如Putting-out制度如何逐渐消减而让位于工厂制度。是不是可以由工业原料与工人史料的相对运输费去求得解释？又如法国十九世纪工业进展之迟缓，煤铁矿产地相距之远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点在下一篇法德工业发展之比较观中还要谈到）。经济史家对区位论的应用似乎还未充分注意。

我们不是可以用区位理论去从新估定一番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史吗？这一番工作有两个中心问题：一是在已知之生产因素分布情形及引述情形下如何解释工业之区位，从而批评其得失；二是在已知之生产因素分布情形下如何解释各国的交通建设政策，尤其十九世纪铁路时代的铁路建设政策，从而批评其得失。这一工作不也是极有价值的吗?不是可以供给我们研究战后建设计划以很宝贵的教训吗？这一切正待着经济史家的努力。［4］

陈振汉教授发表的三篇工业经济文章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代表性，但仍旧没有使用到数量分析方法。而周华章此时正酝酿真正借助数学工具，对工业区位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一文中更是大胆对这门学科分支的祖师爷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这真正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体现，打响了中国学者在数量经济理论研究战线的第一炮，而这一历史事实早已鲜为人知。

这里我们引用原文主要的几点，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汇报和请教。文中介绍了韦伯在其《论工业区位》一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该理论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其思想大抵如下：

韦伯的理论至今仍为区域科学和工业布局的基本理论，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属于抽象的、孤立因素分析的静态区位论。故在该文中周华章举出并修正了韦伯理论中未考虑到的两个问题：完全竞争与独占生产。市场为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即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物价会产生波动，只有当边际成本和市场价格相等时，企业便可取得最大利润。所以每个企业都必须根据市场价格来决定其生产产量，产量Q的变化必定会导致原料量L1和L2的变化。若企业为独占工业（即垄断企业），其产量的多少可以决定市场价格。企业为追求最大利润，必将扩大其产量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所得时为止，边际成本有曲线本身又随X点的区位而变化。

周华章根据上面两点，得出结论：

一、若一种制造业所需原材料有两种，设此种制造品之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则若两种原料之比例或每单位产品所需工作时数随产量多寡而变，则该工业之区位将随其制造品之市场价格而定，且其产量亦将随区位之决定而决定。

二、对独占工业而言，市场上边际所得曲线之变动将使该工业之区位随之变动，且其产量与售价亦将随区位之决定而决定。［5］

三 赴美国留学入名门遇良师

1948年，周华章通过了教育部的出国考试，翌年春天，他便由上海乘轮船赴美，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是被全世界学者公认为数量经济学研究的“麦加”圣地。迄今为止，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是在芝大读过书，就是在芝大教过书。周华章进入到这里可以说如鱼得水，乐数晨夕。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如日中天，周华章当然不会入宝室而空回。

到芝大不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教授（Jacob Marschak，1898-1977）就已经注意到这位沉静稳重、好学深思的东方青年学者，为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培养，他指派周华章协助自己编写了《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Level》(就业，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准理论题解)。1943年至1955年，马尔沙克一直任教于芝大，期间还担任了美国著名的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会长、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统计协会副会长。20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文章就谈到了测量经济变量和估计的经济关系，为计量经济学奠定了基石。毫无疑问，周华章在他的指导和培养下，掌握了很多经济学界的最新理论，不仅学术研究蒸蒸日上，同时他也获得了很多与经济学大师零距离接触的机会。这从他博士论文的“致谢”话语中提到的几位大师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In preparing this dissertation I have drawn great benefit from the various invaluable suggestions by Professors Milton Friedman, D. Gale Johnson, Tjalling Koopmans and Lloyd Metzler. I wish to acknowledge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 help received from the above professors.

可以推断，周华章在完成这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四位经济学大师的指导和帮助，这四位老师的学术思想应该给周华章的毕业论文和他今后的学术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里依照他致谢的顺序，对这几位经济学家做个简单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在芝大执教了三十年，在他的帮助和带领下，芝大逐渐建立了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不仅在1956年获得了作为杰出学者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勋章的荣誉，1976年，他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5月，芝加哥大学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决定以弗里德曼的名字来建立一所学院——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作为弗里德曼学派的研究中心。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1916-2003)是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土。由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所以他对于像周华章这样来自自东方的学生格外的热情就不难理解了［6］。再来看看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1910-1985)，他是以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突破性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其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除了创立现代经济计量学，还将线性规划应用于经济分析。1975年，他和康托罗维奇共享了第七届诺贝尔经济学奖［7］。周华章作为库普曼斯的学生，除了进一步加深加固对数量统计知识以外，他还敏锐的察觉到以活动分析为名的优化理论的学习，对刚从军事领域解密移植到经济管理部门的Operations Research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为他后来从事OR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劳埃德•梅茨勒(Lloyd Metzler，1913-1980)，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也十分广泛，包括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周期波动和一般均衡数学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动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发展。

四 周华章博士学位论文介绍

正是上述大师对周华章的共同影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才定为The Influence of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nd Factor Moveme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A Mathematical Treatment，按周华章自己在履历表中译为《区际与国际货物与生产因素对国民所得分配之影响一个数学的探讨》。他这样选题除了导师的意图和任务等基本因素以外，我们分析他的想法还可能有：

首先，他拥有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工业区位的经济理论研究基础，而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业化来说，国家经济计划正可以参考这种资源和运输来规划新兴工业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布局。其次，尽管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已经开始，但长远来看无非两种，一种为两大阵营各自在其内部进行区际和国际贸易等经济活动，或者也不排除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缓和使得经济贸易从互通有无，乃至相互渗透，走向经济的全球化。不管是他们师生的主观意图还是对客观的估计考虑，他这个题目都是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这篇论文总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介绍；二、区际与国际商品对所得分配的影响；三、生产函数的注释；四、区际与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对国民所得分配之影响。五、结论和尾声。全文重点围绕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879~1959）和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师徒俩与萨缪尔森（P. Samuelson, 1915~）对于区域和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对国内收入分配影响力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

这些国际贸易的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初算得上十分“新潮”，但周华章在芝大经济学院学习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当时他就已经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首先指出，赫克歇尔关于自由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正确的，在一定的假设下，完全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出来。萨缪尔森的理论只是赫克歇尔理论在不确定生产函数的条件下的一种特例。其次，自由生产要素流动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如何来定义价格要素。

在文章最后周华章得出了几点结论：（1）不同的生产效率，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生产函数不同。（2）在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中，不同的生产函数下自由商品贸易使得相对的商品价格等于生产要素价格。（3）在各国间生产要素，如劳动，能够自由转移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地区的工资等级将会上涨到非劳动密集型地区的水平。（4）劳动密集型地区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地区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一定会因为生产要素的移动而上涨，这取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向。

另外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当时萨缪尔森就已经是经济学界的权威人物，周华章能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大胆的对萨缪尔森的理论提出了疑问，并通过数学关系式推理出自己的结论，这不得不让所有学者感到钦佩。1953年，萨缪尔森写的著名文章《一般均衡中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从更普遍意义上对要素价格平均化进行了重新思考。

1952年8月，周华章顺利通过其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由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到处充满白色恐怖。美国中情局对这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控制，欲将他们作为人质，故周华章并没有马上拿到回国签证。在此期间，他又随Jacob Marschak教授主持了《Resource Allocation TheoryA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Study》（资源分配理论—一个数理统计学的探讨）项目研究，可见他已进入西方经济学的前沿领域，投身主流方向的研究。1953年1月，经过几番较量，周华章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准予其归国。

五 从经济学转向管理科学

回到祖国的周华章热血沸腾，迫不及待的盼望着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出力。1956年3月18日，周华章给时任中宣部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的于光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又，我是民盟盟员。2.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10］由于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而且还是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窗好友，对周华章的学术研究能力比较了解，这样周华章就被调到清华大学。

同年，为了配合国防尖端技术“两弹一星”的研究，刚回到国内的钱学森和许国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立OR研究组，同时规划以清华大学中电机系基础分出自动控制系，并在下面筹组运筹学专业，教学大纲和课程由许国志设计，而教学工作则由周华章负责。在周的筹划下，清华大学新成立的运筹一、运筹二两个班，这也许是全世界最早的运筹学本科班级了。可见，当年钱学森的高瞻远瞩和中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对科学管理的重视也是值得我们缅怀的。作为兼职研究员，周华章在中科院力学所运筹室与许国志、刘源张并列为三驾马车，他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带动指导全室首开运筹学的研究和应用推广。1957年至1958年期间，国内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推广运筹学的“群众运动”，成为新中国引进与发展管理科学的契机和光荣的起点。

在文革期间，政治漩涡中的清华大学在史无前例成了重灾区，到了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特遣迟群（8341部队科长）、谢静宜（机要员）率“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两派武斗多日的校区，随即“清理阶级队伍”。周华章再一次首当其冲。最难忍受的是一颗赤心满腔热血被无端怀疑和全部否定。因此，他像自己尊敬的老师涂长望、赵九章分别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做法一样，选择了为捍卫人格尊严的最后抗争，于9月30日含冤去世。直到“四人帮”和代理人迟谢倒台，经他夫人章臣懿的强烈要求，当时的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受理复查，1978年5月9日，推倒诬陷他为“间谍”、“反革命”、“反动权威”等罪名，作出了“周华章同志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结论。

然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正当“知命”盛年的周华章，竟与老师涂长望、赵九章一样同遭厄运。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他们三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脊梁，都对新中国无比忠诚，都在各自领域为新社会作出开创性贡献，都熟知自然界变幻无常的风刀霜剑，却没有能彻悟政治妖氛的波谲云诡，这是令人扼腕叹惜和掩卷深思的。

致谢：1.本文蒙叶笃正，刘源张，顾基发，陈锡康等先生提供宝贵资料和惠予指导；2.承清华大学档案馆大力支持，提供周华章自述和履历表等信息；3.周华章教授夫人章臣懿、女儿周小虹为此文提供了传主照片和大作《忆华章》；在此一并谨申谢忱！

［参考文献］

［1］ 周华章.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J］.新经济半月刊，1944,11(7):166-178.

［2］ 周华章.决定工业区位的实际方法［J］.新经济半月刊，1945,12(2):46-56.

［3］ 南开大学办公室：《南开人物志》 (第一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4］ 周华章.经济史研究之前瞻［J］.新经济半月刊，1944,11(3):61-68.

［5］ ［美］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刘星川.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连载之六［J］.管理现代化，1998,(1):31-33.

［7］ 章臣懿口述，周小红整理.忆华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何超 许康

第二篇：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经济政策制定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数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方式，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数据支持，提高决策准确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前景

数量经济学主要将质的分析作为基础，结合数学方法与计算技术，针对经济数量关系以及相应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全新学科，具有非常良好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对数量经济学方法的科学应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值得深思。

1、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以我国现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为依托，数量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1.1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供给侧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属于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的重要内容，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的前提。而实现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放弃社会过剩产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等多种方式促进产能结构的发展。具体而言，是以去除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为着力点，针对产品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实现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充分适应，以此为主要内容构成当下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基础。而通过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建立起用于去除过剩产能的经济学模型，为决策层制定计划提供依据，同时构成相应评价机制。

1.2助推民生保障工程建设

通过对社会经济水平的调节与控制促进民生保障工程实现健全化建设，属于一项具有长期性，且贴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国策。而在这其中，社保水平属于关键点。我国所设置的社保机制推崇现收现付制度，这也会使离退休人员所获养老金水平的逐渐提升，因此会加大社保缴纳人员的负担。反之，如果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又很难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在社保规划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而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则主要体现于分析论证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否合理，同时依据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形成优化建议。

1.3助推土地资源高效分配

国内研究领域层提出保证全国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的红线，但是在城市化建设进程逐步加快的现实条件之下，怎样有效保证它的安全性，同时明确怎样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国家发展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于数量经济学在分析计算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提供准确而完善的决策数据支撑。

2、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前景

经过上文对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的分析，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环境与需求，总结数量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具体包括：

2.1优化数量经济学建模及现实契合度

自数量经济学传入我国之后，国内专家学者一直在积极分析此方法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契合点。其中，对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使用最广泛的是金融领域。不过，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条件的影响，不管是针对国内资本市场进行经济分析，亦或是针对国家实体经济进行分析，都会出现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情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但却会直接提高决策者需要面对的决策风险。而将大数据资源向数量经济学进行导入，可以针对数量模型在检验过程中给予材料支撑，针对数据按照实际需求进行修正之后，便可充分贴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

2.2强化数量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经世济民”属于国内学术领域针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一种判断，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所以，广大学者在通过数量经济学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加以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等内在需求，不应该只顾及“是什么”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数理统计当作数量经济学分析活动的重要辅助，从而持续强化数量经济学所呈现的分析力度，并且在具体规范分析范式之下为决策者及社会大众供给经济学问题最为合理的解释。

2.3解决数量经济学相关的形式化弊端

古诺模型属于一类双寡头数量模型，其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化作用要超越实际化。如果将此模型当作学习数量经济学的基础内容，则能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但如果将结论“N/N+1”当作企业确认自身所占市场份额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出现。这一情况的出现也证明了当下对数量经济学工具的应用，所展现的形式化特征仍然太过明显。大数据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其中包含了各种已经结束整个过程的经济事件，因此，对大数据进行导入可以有效缓解形式化方面的缺陷。

2.4提升数量经济学的宏微观决策价值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像统计学、会计学一样针对宏微观决策形成完善的政策性建议，必须要首先脱离传统分析模式所处艰难局面，结合数据分析方式针对数量模型开展修正处理，并经过各种转化过程最终获得软件分析系统，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3、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着力点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量经济学的应用，需要有效抓准其着力点，从而实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服务。结合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供給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目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分析论证过程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领域，但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广与落实，微观层面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若想去除过剩劳动要素，需要具体转化为劳动力概念方面，这也意味着有大量人员要进行转岗。我们这里未使用“下岗”一词的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已经表态，坚决杜绝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所以，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其着力点在于依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构建起以基础系数为支撑的动态调整模型，让企业可以在去除自身过剩产能的前提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员工转岗方面的问题。

3.2民生保障工程建设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我国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偏高，这主要决定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与当下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相互适应。而随着离退休职工数量的持續增加，延迟退休年龄等解决方案逐渐落地实施，怎样分结构科学设定养老金的缴费比例，成为决策层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数量经济学的利用，需要通过建模的形式对各类职工结构养老金缴费比例进行测算，并全面分析此比例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适应性。

3.3土地资源高效分配方面

对农用土地进行合理配置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际实施成果，也决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程度。通过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以既有农地“产出/投入”比例关系作为基础，针对各地区农地流转与粮食补贴政策，就宏观层面供给更为科学、准确的决策数据。

4、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保障措施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实现高效运行，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强大支持，必须配以适当保障措施为其应用过程形成保护作用，积极促进各方的努力与协作，创建出一套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应用体系。

4.1学术领域加强数量经济学利用的问题意识

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对其的应用仍然维持在专业层面。在大数据时代，若想实现对大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必须充分发挥数量经济学的优势。对于学术界来说，需要积极强化对于数量经济学利用方面的问题意识，聚焦上文提及的三大领域，同时紧密跟踪国家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主动通过数量经济学方式与手段为社会经济建设供给数据支撑。

4.2组建基于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专家队伍

若想使大数据分析由概念转化为具体方法，必须要有高素质专业人才形成智力支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所以，组建一支以大数据收集与分析为核心的专家团队，成为目前的重点任务。但是，对于专家团队进行组建有着明显的正外部性效应，如果单纯依赖于市场，其效果必然不够理想。基于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就市场干预的角度出发，以体制之内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为核心，促进专家队伍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专家队伍可以供给有偿性的社会服务。

4.3构成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融合的方法论

在通过数量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的过程中，方法论层面需要积极脱离西方经济学所带来的不良倾向，将实证分析作为重点。因此，国内学术界需要充分遵循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之间相融合的方法论，并且将关键点设定为向决策者供给决策依据方面，同时为社会大众供给问题的解析。

4.4推崇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充分贴合经世济民的根本要求，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各种繁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基于此，必须要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作为青年经济学者，需要积极学习老一辈经济领域专家的精神与风范，坚持亲自获得第一手资料，促进数量经济学实际应用价值的提升。

5、结束语

数量经济学属于大数据时代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方法，对于提高经济政策制定者决策准确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其应用效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形成强大助力。

参考文献：

[1]夏上云.浅析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9(34)：5-6.

[2]钱瑶.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景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7，8(12)：70-71.

[3]李金华.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16(03)：146-158.

(广东省佛山市美的集团 广东 佛山 528311)

作者：刘体纯

第三篇：数学化的经济学是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归宿

【摘要】随着近年来数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突破。但是为了促进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提升其“问题观念”，通过问题导向的意识使之进入数学化经济学的范畴，产生一种新“范式”的经济学。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数学化 问题意识

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虽然其不是传统意味上的经济学，但是其仍然是基础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已经逐渐数学化了。总的来说，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但是很多人对于“数学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数学化”会将经济学转换变成数学形式。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数学在经济学相关理念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而限制了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提升和变革[1]。

一、经济学的数学化的涵义

“经济学的数学化”的第一种涵义就是通过数学思维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不断提升经济学的变革和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经济学相关理念的突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将微积分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从而促进了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产生，完善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此外，在必然数学到随机数学的转变过程中，人们使用概率论代替了过去的定数论的理论，从而导致了计量学的产生，促进了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得经济学的实践性不断发展，而数学也从本质上得到了提升，不断影响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考方式。

“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二种涵义就是指，经济学理论按照论证的角度出发，参考数学理念，最先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建立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假设前提、推导逻辑、导出结果[2]。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经过论证的命题才能够成立，但是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由此，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绝对化了。因而，在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的构建方式也应该朝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在没有经过严密论证前，理论观点只能是一种理论抽象，以“假说”的方式存在。假说是关于一套命题的集合，其具体内容需要有待于现实、历史等的进一步验证。

“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三种涵义就是说，在经济学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由主要使用文字形式进行交流转变为借助数学语言。作为一种严密的逻辑组成，数学语言的表达具有清晰简洁的特征，并且能够被科学证明其真伪[3]。当前很多理论没有被证明的原因就在于潜在假设或者前提条件的模糊，使得文字表述存在不清晰的情况，都是众说纷纭的情况出现。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数学语言进行描述。通过严谨的数学语言，不仅能够提升学术研究的效率，还能够减少模糊的争议，促进现代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学数学化”是借助数学的语言形式、论证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等对于过去的经济学进行变革和发展，从而实现从旧的研究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的转变，这应该当前数量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经济学的“问题意识”

任何的科学探索都是从问题的提出而发展的，而“问题意识”就是指对于所要探究问题的回答的意向的指导，是一种对于潜在可能进行回答的研究方向上的主觀感觉。具体来说，“问题意识”主要是经济学家根据对现实的感受、体验以及观察等，在不同的时代，经济学家在不同现实问题的导向下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在欧洲18世纪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竞争处于自由上升的阶段，社会上不同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主观决策不仅没有导致市场衰败，反而促进了市场最优化配置效率的产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对此进行了解答：正是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但是，直到一百年后瓦尔拉斯才将这一理论归纳成一般均衡的问题，将其转变为具体的数学公式。这是由于这一理论的产生需要使用线性代数的理念，而线性代数的数学理论直到19世纪才逐渐成熟，被广泛使用在物理学、力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由此可见，虽然社会情况影响经济学观念的问题层面，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一般科学的文化背景。瓦尔拉斯由于其所处时代数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过证实，仅仅是一种假说，而到了19世纪中叶，德布鲁才使用拓扑学的理论进行证明，将其变成严格的定理，构建起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从斯密到德布鲁，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促进经济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也受益于数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数量经济学过于重视方法论的指导，忽视“问题意识”，这是由于该学科创立伊始将数量经济学认定为方法学科有关。由于数量经济学过度强调数学的计量作用，发展其工具效用，导致其逐渐朝着使用方法对于现实进行套用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问题的角度出发进行新方法论的创设。在本世纪的6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整体庸俗而仅仅方法论有效的一门学科，于是形成了“以马克思质性分析为前提”，辅之以方法上的使用的模式，这种数量经济学的前身被认为是“经济数学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对于促进学科发展、打破理论局限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观念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还是由于计量经济学发展之初，很多经济学研究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难以参与其中，而主要的研究骨干都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人员，比较重视技术方面的研究，没有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因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导向的观念使他们较为容易采用。而随着8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大批模型技术由国外引入，出现了“模型研究热潮”。在这一时期很多人认为数量经济学的特征就是以模型为导向，借助计量模型，获得较为丰富的信息，提升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但是，虽然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学者逐渐认识到仅仅进行模型模仿的局限性，逐渐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没有经济学理念支撑的计量是不存在，需要逐步构建我国的数量经济学体系，增强其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能力。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于数量经济学学科进行重新定位，认为其实数学化的经济学。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希望借助数量经济学获得持续的发展，就需要逐渐从“方法论”观念转变为问题导向，明确数学经济学的经济学价值。

四、总结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框架，数量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较快发展，并且与传统研究模式并存。可以说，在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历程中，就是经济学新旧研究模式交替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逐渐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新的经济学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就将产生巨大的变化，在那个时候，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在名称上的区分，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李莹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J].现代商业，2009，(15)：101-102.

[2]刘明国.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反思——兼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界[J].特区经济，2009，(03)：282-284.

[3]王庆石.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专业发展问题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03)：79-81.

作者简介：唐森(1991-)，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

作者：唐森 李丹 智迪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