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舆论

第一篇：新媒体时代政府舆论

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浅析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推陈出新，传统媒体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已经成为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主要途径，它的监督功能正在逐渐得以彰显。文章通过对新媒体的研究，揭示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0-0029-01

舆论监督通常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即以新闻为媒介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解释并促使其尽快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众渐渐在舆论监督中产生了话语权，这种变化引发了对新媒体时代监督功能的思考。

1 舆论监督

1.1 舆论

舆论是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者社会事件公开表达意见的集合。舆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息息相关。舆论可以发挥相应的政治作用。

1.2 监督

监督即监视、监察，它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监督大多都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当成后盾。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的强效性、随意性以及广泛性。

1.3 舆论监督的定义

舆论监督是在保持了舆论与监督两者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意义的良性贯通融合。舆论监督是指将民众的意见集结成一种舆论，然后对舆论中的现象或者事件进行监督，进而促使相关部门尽快解决。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民众既是舆论的发起者，也是监督的执行者，因此可以将舆论监督看成是民众监督[1]。

2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研究

2.1 新媒体的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在1967年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一词。这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媒介与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媒体来对新媒体进行界定。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某些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1)类型变化。新媒体的类型主要包括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两种。手机媒体是将手机当成信息收集与展示的工具，完成信息传播过程的媒体。随着手机传播功能的发展，手机媒体渐渐成为新媒体中的第五媒体;而网络媒体则是以互联网为传播平台对信息进行交流和传播的系统。网络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普及，网络媒体渐渐承担起舆论监督的功能[2]。

2)理论变化。传统的传播理论认为，媒体的研究框架是媒介扩散论和媒介决定论。然而这种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的传播理论将网络概念当成结构中心，建立了一种转化模式。

2.2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现状

新媒体时代平等的话语权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热情，使舆论监督进入了新阶段。

1)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泛化。新媒体以技术为依托的特点使其无视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制约，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泛化。

2)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灵活模式。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方式更加生动灵活，使得舆论报道过程变得更加大众化、形象化、生活化，进而加强了舆论的影响力以及感染力。

3)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效果。新媒体时代具有将信息瞬时传播的特点，因此，网络上常常会因为某一热点问题掀起舆论狂潮，当这种舆论狂潮出现之后，相关部门就要采取行动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

2.3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特点

目前，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自由与政府控制、公民权利、司法权威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舆论监督需要在度的水平上适可而止，在量的水平上保持相对平衡。要平衡舆论监督与政府控制、公民权利、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舆论监督就要做到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实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完美结合[3]。

3 加强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措施

随着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第一，民众的情绪性言论较为常见，无主见群体的情绪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些情绪性言论的影响，形成非正常的舆论暴力;第二，信息的准确性难以核实，虚假信息的泛滥很容易使民众出现极端行为或者思想上的混乱。因此，需要对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3.1 健全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保障机制

一套完整的新闻法体系可以使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发展得更好。监督不力是目前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监督不力使舆论监督出现了盲区，而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全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监督目的[4]。

3.2 加强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自身建设与监管

要加强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第一，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行加强，并建立健全的网络立法;第二，网站要使其编辑增强法律意识;第三，要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对主流网络媒体加强建设;第四，应该鼓励民众提升自身的网络素质，使其自律机制加强。

4 结论

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形态意识的独特体现，它是辅助社会发展以及制约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新媒体时代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研究，使其舆论监督实现更为平稳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凌.浅析新媒体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J].今传媒，2014(3)：29-30.

[2]张建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比较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2.

[3]彭韩铭.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司法的边界探讨[J].新余学院学报，2015(3)：30-32.

[4]于水.论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拓展与深化[J].中国地市报人，2012(12)：79-80.

第二篇：科学引导舆论：新媒体时代迫切需解决的问题

科学引导舆论：新媒体时代

迫切需解决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对抗式解码‛是指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们对信息本身进行批判的思考，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传统媒体里，媒体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来自大众的声音很少或者是被‚筛选‛过的。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度，不但接受信息资源，还可以传播并参与创造信息内容。新媒体环境下降低了受众参与言论的门槛，大众可随意浏览海量信息，即时表达自己对时事热点、各种事件的观点。正如公共知识分子宋石男称新媒体使受众从‚大教堂‛走到了‚大菜场‛。新的传播环境下兼容各种观点和态度，网络平台成了各种言论的集散地。公众通过微博、新闻跟帖等介入公共事务、在监督公权部门的同时，网络平台成了部分网民发表批评性意见甚至发泄负面情绪的地方。一些网民借助网络平台发一些没有价值甚至低俗的言论，在没有经过思考就对某条新闻或话题进行热议和声讨，甚至发泄心中的不满。这对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一、扭曲事实真相：草根阶层‚仇富‛‚仇官‛心理 2012年4月11日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大校园附近的雷蒙德街遭遇枪击身亡。国内一些网友在当天迅速对该新闻回应，本应该对遇难同胞表示同情和惋惜，只因被贴上了‚宝马‛、‚留学生‛这些标签，受到了一些网友冷漠的嘲讽甚至挖苦。‚命丧宝马内，无须证明了不是官贵家的就是富二代，死了死吧。‛(腾讯牡丹江市网友无彧)另外，跟帖中支持该观点的3150条，而反对的为0条。‚留美、宝马车、一男一女，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好事’啊!‛(腾讯网友呆子)‚人生，还是低调点好，中国有句古话，叫乐极生悲，现在的有钱、有权人太狂妄了，死了也没人同情，希望活着的人，要以此为戒，不要再狂了。‛(腾讯网友寒江钓叟)[1]一个留学生在论坛上痛心地说：‚我是爱国的，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国人还会当我是同胞吗?‛贫富差距拉大使得一些人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使得社会上的‚仇富‛‚仇官‛心态日益显现。再加上一切向钱看的强烈的物欲让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的相互关爱、彼此温暖，精神无所归依，甚至没有羞耻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麻木与丑恶现象大行其道。 互联网除了具有及时、互动、全球化等特点外，还具有匿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网民在自由发表观点时的后顾之忧，一些草根阶层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大胆地发表意见甚至发泄情绪。‚草根‛的说法产生于19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后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现在草根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这里的草根偏向第一层含义。这种特有现象反映了国内大量草根阶层对政治或经济领域内主流群体的‚对抗立场‛。一旦带上非理性情绪，话语权就有可能被其使用过当，变成了无价值的叫嚣甚至蛮横无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学派所关注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在青少年中间被推崇，柯恩认为这种现象源于‚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2]。这和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现状很相似，草根阶层普遍存在‚仇官‛、‚仇富‛心理。

二、公众的愤怒与无奈：传媒引导着公众认知 据报道，3月23日16时3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水果刀，疯狂砍向医务人员和实习医生，造成一名实习医生伤势严重不幸死亡，另三名医务人员重伤。死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事发前刚刚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当晚，腾讯网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3]面对这样的悲剧，网民真的‚幸灾乐祸‛吗?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和媒体的报道倾向及舆论引导有很大关系。

当媒体把一个不靠谱的‚调查‛当成解读医患矛盾的资料大肆报道时这就是一种误读，实际上这放大了医患矛盾。事件发生当日，《黑龙江晨报》最先发出消息，‚哈医大一院发生恶性伤人事件1死3重伤‛，该则报道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新闻事实。但从26日开始接下来媒体的报道倾向性开始偏向‚医患矛盾‛，如26日《人民日报》评论、《新京报》评论和央视《新闻‚1+1‛》专题的标题分别为《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逼医生开药‚为何酿就血案‛》《杀医生：我们可能也是‚凶手‛!》。经过一个星期的事件过程的调查和披露，媒体报道围绕的还是‚医患矛盾‛的主题，如30日《人民日报》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新京报》等媒体的《哈尔滨杀医疑犯谈案发经过 称医生不了解其辛苦》《哈尔滨杀医患者2年求医6次 警方称属激情杀人》。这些报道营造出的医患矛盾的氛围自始至终存在，话题主要集中在当下热门的医患矛盾上。媒体间接性地引导了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由于媒体提供给受众的报道不够平衡客观，导致读者认知片面化，甚至导致扭曲的价值观。

第三篇：新媒体时代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新转变

2012年07月13日 14:27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期 作者：赵春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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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①社会管理活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管理思维是指政府所持有的管理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所谓新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有别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实现传播的新型媒体，具有非线性(超媒体)、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互联网、博客、微博、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媒体、移动电视等各种移动媒体是新媒体的典型代表。新媒体不但是社会传播的重要载体，本身已成为特有的社会符号和景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事件交融、重构，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急速转型的今天，各种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可能激化，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伴随着新媒体无中心化和不确定的传播，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敏感、胶着和复杂化。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网络文化问题日益突出，面临严峻挑战与威胁”。②然而，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管理制度的滞后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日益凸显。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政府应该不断转变思维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社会转型的要求。

一、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1.新媒体时代集权治理与分权善治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社会组织与团体涌现，民间社会开始自立于政府之外，构成了除官方和个体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呈现蓬勃生机。但是政府集权治理的惯性并未因此而消解，不少公共管理部门和干部却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字塔式管理方式，采用政府包办一切的思维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管理层级复杂，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社会治理中呈现权力过于集中、反应迟钝和被动、手段单

一、矛盾易激化、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政出多门、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等特点。这种方式忽视或不信任民间社会力量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导致政府集权治理与社会各种力量分权善治诉求的矛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社会【关 键 词】社会管理 新媒体 新思维 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加剧了这一矛盾。新媒体具有无中心化、高度互动性的特点，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垄断于个人或机构。尽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资源的掌控者，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运用，使信息流通从单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转变，让每个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每一个人都是中心”③，个体与社会组织均有了信息发布、分享与传播权，信息权力不断扩散，权力的无中心化和分散化触及社会结构最深层，“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④，信息等级结构和信息割据被打破，信息互动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管理权力与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通过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社会管理显然捉襟见肘。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随着新媒体的传播酿成更大的群体事件，表明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让政府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遇。

2.以放权服务取代集权命令思维

一方面，要进行扁平化放权式改革，超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电子政府打造扁平化放权式政府结构，建立整合性、动态性、发散性的电子政府架构体系，压缩政府管理层级，实现现实政府与虚拟政府管理的结合。现实政府管理中，科层制不可或缺，是现代政府管理效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然而，基于互联网的以电子政府为标志的“虚拟政府”组织，则须用虚拟化思维进行政府管理，致力于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推动政府的扁平化，减少审批事项和层级，减少不适当的规制。同时，建立网上虚拟社区，利用新技术帮助人们进行自我、自主管理，推进基层社区自治，引领民众直接参政议政。另一方面，放权的同时，利用新型媒体加强公共服务。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而新媒体的精神就是免费、共享和服务，新媒体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平台和技术手段，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办公平台为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应充分利用虚拟组织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重新构建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互动关系，建立跨越时间、空间、部门的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的全天候的“一站式”政府服务体系，实现无细缝化链接，一些临时性的业务可以通过建立虚拟机构，在网上进行办理;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协调整合，使公众只要登录某政府网站，就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所有网上服务项目，民众不需要进入各个专门的职能部门，而是在统一的网站进行全面的服务。

二、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不断成长，然而，其管理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沿袭了以限制和控制为主要取向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着大量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如对民间组织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过高的登记准入门槛、年检的规定和请示报告制度、多头管理体制等等，导致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着官办色彩浓厚、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结构性缺陷，尚不完全具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民间组织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⑤

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催生了大量不同于挂靠于政府部门的新民间组织，成为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深刻改变社会结构。一方面，社会不再以“单位”为纵向聚合纽带，而是出现太多的“横向”联系。新媒体强化人们的“弱纽带”联系，实现更多联系、更多交往，使得不同阶层、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主题而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并从线上活动扩展到面对面的线下活动，打破人际交往与人际组织的社会阶层、地理界限和文化隔阂，产生全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必将映射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并不断地构成社会关系结构重组和再造的动力。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借助互联网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组织、协调、沟通等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⑥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障碍被彻底消除，产生了新的集体主义，“人人皆记”且实时协调代替了事前计划，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社会和地理与物理空间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微博、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等新的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协同合作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甚至企业的必需。“知识、权力和生产能力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加分散，价值创造将更快、流动性更高、变动更快。”⑦借助于新媒体，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即时发布信息进行组织动员，短时间内即可发起由虚拟到现实社会的行动，“反应快、动员成本低、自我组织、互动性高以及对现实事件进程的干预性强;”⑧各种社会力量都拥有对社会事务的发言权，也昭示着政府作为单一力量进行社会治理的局限性。这一切使得靠垂直的行政管理的方式难以适应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的行政化方式亟需改变。

2.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

身处信息化时代的转型社会，更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协同治理，让国家权力更多向社会回归，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力量，进行合作善治。

一要在社会管理中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公民个体的创造性，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一方面，应充分调动和尊重公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媒体以更大限度解放了个体，“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声音。”⑨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实现和被尊重的强烈需要，法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不同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社会管理中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要实现社会组织的平等，实现社会组织无等级化，祛除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和行政化，依据社会组织的行业性质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三要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尊重社会组织和NGO等的主体性。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知情、参与和监督，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合作。在社会保障中，除了政府承担的责任外，发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在社会利益协调体系中，让新媒体的便利能够惠及底层弱势群体，通过新媒体搭建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建立集体谈判和平等协商机制。在社团管理体系中，从政治上防范、限制和控制、由许可审判式的监管到事后监督。

三、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1.新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凸显

现代政府执政必须要把不同阶层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综合，变成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并且强化其汇聚、反映表达各阶层政治意向的能量与功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民众拥有了更多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然而，受制于媒介体制和利益诉求渠道，民众利益表达依然障碍重重。进入新媒体时代，借助于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渠道开始畅通。民众开始便捷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张，利益诉求呈现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一般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应该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急速转型期，建立于传统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威权式政治利益表达机制并未随之迅速完成转变，政治系统的特殊惯性和机制固化与新媒体时代众声喧哗的民众表达形成鲜明的反差，使得自上而下的民意聚合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呈现一定程度的分裂性。这表现为两者拥有各自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政府拥有自己的话语套路，而民众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亦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路径与话语方式。一些官方的话语难以像过去一样获得民众的坚定信任和拥护，而民众诉求未必能够全部倾听。这种分裂性尤其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舆论中，舆论导向呈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质疑和不信任;而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时的遮掩和消息发布的滞后乃至话语应对方式都与民众诉求相距甚远。这既昭示出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失当，也反映着新媒体时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维护者在方式方法上与民众利益诉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剧。

2.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

新媒体在放大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的同时，也为政府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政治沟通环境。一方面，在新媒体力量的倒逼下，官本位的思想和主观专断做法越来越难以畅行于社会管理之中，另一方面，高度互动化、个性化和及时性的新媒体又为官民沟通、消除分歧、误解，树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沟通环境。因此，应以新媒体为契机，真正倾听民意，消弭民声与官声的断裂甚至对立。对此，应树立对话共识思维，共识思维不是主观武断，不是天马行空地臆想，更不是代替他人判断，是彼此站在他者立场上的情感沟通、平等对话、理性讨论、利益权衡上达成的共同的见解、判断或者结论。应放弃主观专断思维，转变为民做主的旧式执政思维，有效进行社会利益聚合。

新媒体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方面，新媒体为多元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开放公共空间。多元意见是共识的前提，没有多元意见谈不上共识。多元意见既包括主流意见，也包括非主流“异见”，还有弱势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公共商谈机制。以互联网论坛、微博互动为代表的对话沟通机制，提供了传统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即时对话、沟通与回复机制，在民众中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双向沟通桥梁，“以商谈为形式，在辩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虽然产生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但其影响力作用于制度化的政治系统中的协商活动，影响了法院、国务院、全国人大，并在正式决策中具有了权威的形式……这是一个政治影响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⑩最后，新媒体具有强大的聚合功能，为凝聚多元意见，寻求“公约数”、“公意”提供了技术条件。尽管新媒体使得信息越来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网络论坛、社交网络、微博等却为寻求社会共识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收集、甄别民情民意，对话沟通，凝聚共识。

要进行有效对话需要不断改进对话的方式方法。一要平民化。放低姿态，不说官话。新媒体扭转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中传者和受众的不平等地位，受众分享了社会的话语权，政府及其官员以平等者与民众对话，才能换取民众理解。以居高临下的官话与民众沟通，势必引起民众的“围观”，造成新的隔阂。二要真心化。真话真情实意，说真话，讲实话，不虚夸，不夸海口，不说大话，言必信，行必果，获取民众信任。三要分众化。不同的受众群体应该有不同的对话方式和语言风格。新媒体时代受众是极度分化的，不同的受众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阅历、认知评价、需求甚至兴趣爱好都有所不同，尤其是面对中国众多年轻的、充满政治热情而思维方式和文化认知都不同的80后和90后网民，使用传统的对话方式与语言表达可能会适得其反。四要行动化。对于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为对话而对话，更重要的在对话的基础上，了解民情民意，以实际执政行为解决民众所关心的议题和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如果仅限于网络空间的“空对空”的沟通交流或是“高谈阔论”，则会失信于民。

四、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

1.新媒体时代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凸显。社会稳定和谐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社会稳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建设和国力持续提升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进入矛盾多发的高风险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借助于各种新媒体传播、发酵，社会问题和矛盾有不断被放大化的趋势。

第一，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的焦点增多。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全民皆媒体的时代，信息源难以控制，人人都是一个小媒体，而能量大的意见领袖则成为一个大媒体。在无数媒体的合力之下，曾经单一的舆论空间成为众声喧哗、热闹异常的公共表达空间，成为意见和观点的自由市场。这就意味着社会问题和社会焦点被不断释放，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第二，新媒体时代，社会矛盾焦点强化和无限扩大化。一方面，信息传播过程难以控制，线性传播模式呈现网格化传播、裂变式传播，原有的社会矛盾焦点借助于新媒体传播效应被强化和放大。另一方面，开放性的新媒体使信息传播暗箱化走向公开化，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的封闭路径，走向开放多元，加剧信息控制失序。再次，由于表达内容审查的几近缺失，网络表达的随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绪化、焦虑化的表达以及人际关系的倍数传播，使得社会矛盾呈现“火上浇油”之势，极易产生极化效应，使网络民意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走向极端化和偏执化。第三，新媒体时代，社会谣言增多，加剧社会不稳定。把关人的缺失和网络伦理道德的淡漠，各类谣言的传播急剧增多，加剧社会民众心理的不稳定性。第四，新媒体时代，社会动员的力量增强，群体事件借助新媒体变得更加活跃。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的社会动荡甚至权力更替中，社交网络(Facebook)成为强大的助推工具，互不相识的人们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互相组织起来，因而这次社会动荡被称为“脸谱革命”。

这一切都使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焦点放大化，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变得复杂化，当然也变得透明化、柔性化，而不少政府及其官员依然惯用刚性思维，追求社会的绝对稳定，习惯封堵、压制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对群体的请愿、动员等正当利益表达活动惊慌失措，把一切集体活动都视为违反社会管治秩序、政权颠覆的活动，对一些非政治团体的活动、一些亚文化群体聚会和思想学术交流活动等，抱以草木皆兵的警惕性，而采取强硬手段加以遏制。这些都难以获得公民认可，反而激发民众强烈的质疑和逆向心理，并借助新媒体传播引发更多的群体事件乃至暴力冲突。政府需要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顺势而为，借力新媒体，转变思维方式，革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

2.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刚性压制思维。面对社会矛盾不断放大化的趋势，政府应从刚性压制转向柔性治理思维，寻求社会的柔性稳定。柔性稳定，就是动用一切社会协同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进行有效沟通互动、劝服，推进社会治理中的公开透明。

一要正确对待新媒体时代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变得更加活跃，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剧烈冲突，应该习惯性地把群体诉求看成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分配体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动力。承认社会中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充分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群众利益诉求及群体事件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正常现象，“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11)用开放的思维，畅通表达渠道，规范表达方式，是让社会柔性化、稳定化的正确途径。

二是提升政府及各级官员柔性思维的能力。要能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柔性化、人性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冷静应对，不是简单化、意识形态化，不上纲上线，就事论事。放下对立冲突、压制管治的传统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众的立场，处理冲突柔和化、弹性化，解决问题人本化。着眼于深化改革，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展民主，建立社会减压阀，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设置民主参与平台和政府与民众互动平台，垄断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与思维方式将会受到网民的强烈质疑，如果继续在网络空间设置层级、障碍，沿用传统管理思维，不仅阻碍信息、服务的畅通无阻，还会激化社会矛盾，降低政府信用水平。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根本上和源头上减弱社会震荡，探索建立釜底抽薪式的有效减震模式，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区别性质，区分轻重。

三要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软化矛盾。新媒体在放大社会焦点的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应积极主动搜集和甄别互联网空间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做好网络舆情的收集和甄别工作，关注各大论坛的网络舆情，做好民情舆论的实时检测。具备敏锐的研判力和预见性，尤其是对于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和处理，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开，要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来引导舆论。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可缺席、失语、妄语，更不能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捂”、“压”、“盖”只会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并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无助于缓和事态、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恶化失态，导致舆论失控。最后，做好沟通互动。政府主动回应媒体捕捉新闻的需要，主动配合、真实准确、平等尊重、积极引导;主动与意见领袖对话，借力意见领袖引导公众;主动回应舆论中民众最为重要的关切点。

注释：

①徐龙福、邓求发：《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载于《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

②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载于《求是》2010年第20期。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④⑨[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191页。

⑤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⑥[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⑦[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东尼·D.威廉姆斯：《维基经济学(中文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⑧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载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⑩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1)人民日报评论员：《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

【作者简介】赵春丽(1982-)，女，安徽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政治与民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四篇：加强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①尹明华 ：《传媒再造》，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 9 月版，第 8 页

②许颖 ：《媒介融合的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版，第 17 ～ 18 页

论文题目：加强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

作为一种民意表达的渠道，自媒体逐步显示出在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引领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每当出现重大突发群体事件时，传统媒体在与自媒体的博弈中，更多的时候成为输家。因此在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如何转变观念，依托自身优势，打开舆论引导新局面，值得探讨和研究委托期刊之家网发表论文认证800099353。

自媒体方兴未艾

1. 自媒体的发展现状

从 MSN、ICQ、QQ 等即时通信出现到博客、微博的勃兴，再到公民新闻网站的悄然兴起，自媒体全面进入了普通公众的生活。自媒体焕发出巨大能量，自媒体也是一种“自组织”，有着“自我净化”的功能。“金庸去世”的谣言在微博扩散，使很多人在评论、转发时，变得更理性、更谨慎。“武汉女大学生被割肾”的传闻，通过知情网友的质疑、辟谣，也澄清了事实。谣言不是自媒体的主流，但其危害也不容小视。社交网站、微博上流传的无稽之谈“日本核辐射空气抵沪”，让上海市民惊出一身冷汗 ;而“滴血食品传播艾滋病”的失实传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恐慌翟编辑修改发表论文QQ:1452344485。

2. 自媒体的传播优势

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从点到面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自主交叉互播的特点形成了它独有的传播理念，从传播向互播转变，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一是平等的传播理念。作为草根媒体，自媒体是平民化、私人化、自主化的传播，其理念是平等对话、信息共享。如韩国的OhmyNews，其新闻理念就是“每个公民都是记者”，自媒体立足普通公众，关注普通公众。

二是同向的传播价值。传播价值取决于传播主体和客体的需要。自媒体的传播主体与客体为同一群体，信息的生产者、使用者具有相近的价值取向，这种同向性决定了自媒体新闻具有更加强烈的贴近性、趣味性、动态性，更符合目标受众的偏好。

三是网状的传播路径。信息源决定了传播的方式和路径。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垄断信息源、独享话语权，而自媒体的信息源则遍布民间，每一个公众只要有手机或网络，都可以将各种信息传送出去。所以，自媒体的传播路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一对多的扇形模式，而是多对多的网状模式。

四是高速的传播时效。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经过层层筛选、把关、编辑后才能到达受众。在自媒体时代，新闻发布的技术门槛和“准入”条件降低，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论坛、QQ 上发布新闻，信息会很快在这些载体之间互播。

3. 自媒体的传播缺陷

自媒体深刻影响着媒体形态的演变进程，而它自身，同样存在着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一是新闻真实性存疑。首先，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判。其次，自媒体不受新闻传播机制监管，这使它的真实性失去了制度保障。再次，有些自媒体过分追求新闻发布速度而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导致可信度降低。

二是媒体公信力较低。有些自媒体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植入情色、恶搞等内容，有的炒作个人隐私换取点击率，降低了公信力。

三是受众选择性困惑。专业新闻机构都有自己的系统过滤功能和把关人制度，新闻定位明确。但自媒体载体种类多，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体要依据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来选择信息

难度加大，难免产生无助感，容易陷入选择信息的困惑之中。

传统媒体负重前行

“在搜索引擎和互联网站的双重挤压下，传统媒体已经成为‘金字塔下的奴隶’。每年办一张综合性日报的采编成本数以千万元计，但是当我们把优质新闻信息交给网络媒体时，得到的却只是象征性的区区几万元。”而网络媒体则依靠对平面媒体内容的重新包装整合，构筑起了新的新闻传播价值链条，使得报纸客观上陷入了线上大量资讯的下游提供者的困局之中。

1. 传统媒体的固有优势

传统媒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固有优势，这些优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被取代的。

一是专业化程度高。传统媒体在采集、编辑、制作、发行、商业运作这个大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专业化以及行业标准都相当成熟。

二是品牌内容好。优质的内容是大多数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传统媒体的内容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审过程才能对外传播，传统媒体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以品牌影响力来影响大众。

三是版面视觉感强。和新媒体不同，报纸、杂志有版面视觉感，版面可以从上下、左右、前后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出新闻的价值，这其中还包括标题的浓淡、大小、报道分栏等。编辑把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整合在版面中，使读者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这种判断。

2. 传统媒体的弊病和不足

一是针对性和时效性亟待加强。目前，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针对性、时效性、主动性还不是很强，结合实际策划和做深做透不够 ;舆论引导滞后、有时很被动，被网络等其他媒体牵着鼻子走;主题宣传、成就报道的方法比较生硬，鲜活的内容显得较少。

二是报道模式和报道手法陈旧。质量不够高，特色不强，精品佳作较少。同时，在新闻报道中，“说教”的痕迹太多 ;新闻写作模板化、脸谱化和程式化，有的混淆与行政公文的区别，难以让受众接受。

加强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

自媒体优点突出、缺点明显，它的出现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很大，但自媒体时代还是不能缺少传统媒体的保驾护航，为公共舆论提供正确引导。传统媒体既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也是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未来方向

1. 把脉舆情变化，主动设置议题随着社会舆论多元化，传统媒体要想成为新闻舆论的主导者，必须用主流声音主动引导，及时准确地把握舆情变化，主动设置议题，才能赢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传统媒体是自媒体高可信度的关键信源，所以，一定要把握好传统媒体的信源关，主动及时地发布正面信息，传达党与政府的声音，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遵循及时、准确、有利的原则开展相关新闻的报道，引导自媒体舆论健康发展。

第五篇： 新媒体时代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策略探究

摘 要：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舆情逐渐形成并日益活跃，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对政治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与日俱增。针对当前网络舆情引导中存在的对舆情的潜在力量认识不足、反应迟钝、控制过度、舆情监测系统不科学、立法滞后等薄弱环节，政府必须从观念、实践及制度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舆情引导;传统媒体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强，成熟、理性的网络舆论对政治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一、从网络舆情的特点看加强政府舆情引导的重要性

首先，新媒体特有的开放性、主体隐匿性、实时互动性特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的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情绪化、非理性甚至虚假的信息和言论。

其次，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发酵、放大性。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很多都是由互联网上的“小天气”演变成“大气候”的，如河南周口“平坟复耕”事件、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都是由局部性事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逐渐演变为影响全国舆论的公共事件。当网民对某一热点形成大规模意见针锋相对的局面时进行有效的舆情引导，能够避免舆情危机的发生。

最后，网络舆论偏重于负面的社会问题。国内网络舆论重在对问题的揭露和对现实的批判，主要关注涉及党政腐败、政府公信力、弱势群体等敏感话题。网络舆论源自现实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那些虚假的、夸大的庸俗负面舆论要加以有效引导，缓冲社会负面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网络舆情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其加强引导。

二、当前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中的短板现象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己成为重要的舆论集散地、放大器和利益诉求平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胡锦涛在2008年考察《人民日报》时提出“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2]并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3]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在舆情引导方面仍存在若干漏洞，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观念层面上的偏差

目前仍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主要依赖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发布信息，对网络舆情的潜在力量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虚拟空间中的信息缺乏权威性、专业性，严重低估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二是认为网络舆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夸大化、严重化，视之为洪水猛兽，躲躲闪闪不正面回应;三是对网络舆情的特点和传播规律认识不足，对于如何建设政府门户网站、如何利用政务微博组织发布信息、如何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认识不够，丧失了舆情引导的主导权;四是认为网络完全可控，固守“各类新闻媒介都受党和政府的行政控制”的传统观念，采取围堵、打压等极端做法限制网络舆论。

(二)实践层面上的偏差

1、反应迟钝丧失舆情引导的主导权

某些地方政府患有维稳“恐惧症”，唯恐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投资环境，往往采取瞒、压、拖的“鸵鸟政策”，禁止主流媒体报道，甚至网络媒体关注后仍然反应迟缓，使得问题扩大、矛盾激化。虽然有的政府部门危机发生后能够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大多数情况下发布的信息模棱两可，对于事件起因、相关责任人、危害损失等公众迫切知道的信息或是以“正在调查中”为借口敷衍公众，或是考虑到政治格局、社会稳定等因素故意隐瞒相关信息，弱化事件负面影响。

2、控制过度导致传言泛滥

突发事件因其特有的负面影响使得事件的责任部门和当地政府担心事件报道后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事件发生后往往封锁事发现场，躲避甚至不惜利用行政手段阻挠新闻媒体的采访。对网上出现的负面消息，不去做引导澄清，而是采取删帖、封闭ID、关闭网站等“野蛮、暴力”的行为，善堵不善疏，把舆论的主导权和制高点拱手让给小道消息。

(三)制度层面上的偏差

一方面，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系统不科学、不完善。目前我国政府缺乏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或监测机构，缺乏高效、科学、可执行性高的监测系统，对网络舆情的获取、分析、研判普遍采用人工方式，浏览网页、下载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这种监测方式低效不科学，监测结果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更影响反馈的及时性[4]。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陆续颁布了数十部涉及网络传播的法规、政策文件，在规范网络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立法仍然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存在大量的立法真空领域，例如“人肉搜索”的滥用逾越了监督的门槛，冲击着法律规范，也造成个人隐私的非安全状态。一些网络内容管制立法规定得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在具体的网络规范化管理中，执行标准模糊不清，导致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有很大随意性。

三、新媒体时代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策略探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制时期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极易在新媒体环境下聚焦放大，引发公共危机。转型期社会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因此政府必须致力于调控、引导复杂多元的网络舆论以化解或避免网络舆情危机来维护政府形象、维持社会稳定。

(一)转变网络舆情引导理念

新媒体时代，政府必须转变以往那种通过驾驭、控制媒体来引导公众舆论、控制负面影响的传统观念，主动了解、适应新媒体，凭借其传播优势引导舆论。

第二，注重对网络舆情的疏通，加强对网络民意的收集和回应。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接入终端的普及，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越来越难，且舆论的控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必须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并且对一些批评性舆论持开明的态度，避免公众情绪堆积造成“网络群体事件”。对网络舆论进行疏通并不是让网络舆论放任自流，政府也要以积极正面的舆论进行引导，为网民做出正确判断提供条件。

(二)实践层面

第一，加强政府网络阵地建设。我国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且都设有“在线访谈”“市长书记信箱”之类的互动栏目，但大部分栏目时效性差、内容更新慢、信息反馈不及时，回复内容或含混或推诿或矫饰或避重就轻，很难使群众满意[6]。政府必须在政策、人力、财力上大力扶持政府网站，强化其权威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功能，发挥网络舆论主渠道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能对网络舆论起主导作用的权威网站，牢牢掌控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第二，形成网络舆论引导合力，增强协同效应。首先，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动机制。新媒体拓展了社会舆论的空间，但其特有的技术特性使得舆论生态变得复杂，舆论声音混杂、方向模糊、信息泛滥使得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开展变得举步维艰。相对而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能够形成社会舆论强势，对引导舆论起到积极作用。在舆论报道中充分发挥二者优势，形成联动报道，将网络舆论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使其趋于理性化和主流化。其次，加强主流的、有影响力的网站之间的合作。在目前的网络媒体格局中，新浪、腾讯等重要的商业网站、新华、人民等重点新闻网站由于访问量大、点击率高、影响广泛等原因已经成为当前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重要力量，加强这些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的宣传报道、统一口径，加强他们在舆情引导中的协同配合，从而形成正面舆论的规模效应。

(三)制度层面

第一，完善网络舆情监控机制。任何网络热点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征兆，如网络搜索排名大幅度上升、跟帖数量急剧增加，政府建立舆情监控机制，必须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及时捕捉收集舆情信息，第一时间发现重要舆情苗头。相关人员可以重点关注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信息集散地和观点集散地，如中央新闻媒体主办的网站论坛和天涯等社区论坛，全面把握网民思想动态。二是做好舆情信息的监测数据分析工作，分析判断舆情信息时空分布状况、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现实危机，并定期进行监测数据分析。三是做好舆情信息预警工作，根据监测分析的结果发出不同的预警级别，并提前通知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应急工作准备。可以发挥内部网络作用，使网情动态等涉及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情报能够达到实时共享，一方预警，多方联动。

第二，完善、健全网络舆情引导的法律法规体系。首先，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对原先比较模糊、粗糙的地方进行细化、明确，结合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准确化、全面化，对未能涉及的事项特别是起规范和引导作用的部分加以补充，科学界定网络舆情和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的界限，将非法信息与正常的网络舆情区分开来;规范网民行为，对那些散布虚假信息、恶意伤害他人的非法“人肉搜索”以及对网络舆情压制、打击、报复的行为进行管制或惩处[7]。其次，建立网络舆论空间的监管连带责任。网络运营商是网络接入的提供者，通过规定运营商的监管连带责任，能够强化其提供接入服务的事先审查责任和代网站进行报备的责任[8]，从而实现网络运营商的自我监督、自我审查，提高政府进行网络舆情引导的效率。

对政府而言，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的挑战不仅来源于突发公共事件本身，还来源于突发公共事件所引爆的社会舆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泥沙俱下，如果政府不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则一些负面的、虚假的舆论就会恣意横生，不仅阻碍突发事件的解决，还有可能滋生出新的事件，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网络舆情引导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政府作为舆情引导的主体，既要转变自身观念，提升引导能力，又要打造利于舆情引导的外界环境，切实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以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1]祝军.网络舆情危机及应对机制探究[J].领导科学，2012(27).

[2]叶敏.中国互联网治理：目标、方式与特征[J].新视野，2011(1).

[3]刘武俊.虚拟社会管理是必须应答的新考题[J].上海人大月刊，2011(9).

[4]刘杰静.我国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保定：河北大学2012.

[5]刘青.试论网络舆论引导的法律保障机制[J].行政与法，2012(6).

[6]吕静.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舆论导向对策[J].青年记者，2012(12).

[7]许菁.“人肉搜索”之我见[J].法制与社会，2010(21).

[8]李荣虎.浅谈网络舆论的管理[J].商品与质量，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