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逻辑学论文

2022-04-17

以可行的方法论作为工具，以进步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这是我的阅读追求，也是我的写作目标和教学目标。我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的专业阅读既有纯粹满足自己好奇心、试图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的一面，也有学以致用、为教学与写作寻找借鉴的一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杜国庠逻辑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杜国庠逻辑学论文篇1：

艾思琪：矢志建设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一生致力于研究、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其父李日垓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系同盟会员，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鄂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被迫流亡他乡，后到香港。艾思奇2岁时随母亲迁居昆明，7岁人私塾，后人国民小学，14岁到香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父亲李日垓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除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学典籍。同时，父亲的遭遇和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在一中，他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艾思奇积极参加，并在《滇潮》上发表声援文章。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反动当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缉，后在他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帮助下才乔装成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逃到苏州，找到流亡中的父亲。

军阀混战，国弱民穷，艾思奇的父亲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因此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之路。1927年春，17岁的艾思奇，怀着探求知识与真理、立志救国的雄心，东渡日本求学。

那时的东京，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学说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开始了顽强的追求与探索。他终日如饥似渴地读书，涉猎各种知识，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上了。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都快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此时，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探索，纵观几千年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这时，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以后，他深感日文本不够好。为了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把日文本和德文本对照攻读，力求取其精义。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

回国后，艾思奇刻苦钻研了从日本带回的许多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等，还与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当时，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辟有“象牙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本森”等笔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哲学观点。其中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对《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上，兄弟二人在报上公开争论，引起人们的兴趣。艾思奇还常常为《市政日报》撰稿，成为該报副刊的骨干之一。其间，他还翻译介绍了英国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人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等作品。

艾思奇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渔的小调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从日本回来，他专门给聂耳带来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并给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1930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这时的他仍然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手不释卷。在哲学方面，他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所获。当时，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中国青年会，每周在神田区学习一次，虽离艾思奇住所较远，但他从不缺席。

经过3年多的刻苦学习与思考，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却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对救国之路也有了新的判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艾思奇和许多爱国留日学生愤慨万分，毅然弃学回国。

探索新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当时，他的父亲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老人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断然拒绝。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1932年初，艾思奇到达上海，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8月，他在留日同学的帮助下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该校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教师、青年正同反动当局做斗争。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他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3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该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不积极，要杜国庠做艾思奇的工作。杜国庠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便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1933年5月，艾思奇第一次写作了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编者指出：“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当的哲学水平。

1930年代初，国民党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对国统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艾思奇从自觉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界的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张君劢的形而上学做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当时左翼文人认为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围绕着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艾思奇等同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并给予其有力的批判。

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大肆攻击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联的革命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时，艾思奇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写了不少文章，如《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面临民族危机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使它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艾思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

1934年他写的《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此后，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第四版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很快，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该书还有一些缺点，并遭到反动文人的种种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9年前共印行了32版。该书首次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國共产党。1937年9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中共党组织调往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10月间，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做了长篇摘录后，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193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了，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同年9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提出：“为着要使理论更有实际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从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延安和全国各解放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1938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转到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在这期间，他除了讲课以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

1939年，艾思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的文化工作。他除了参与边区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文章。

这一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动一次。随后，中央各机关的学习小组也纷纷成立。中宣部的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以便大家研究讨论。为了配合学习，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合作，完成了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的任务。中共中央采用此书作为对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教材。

1940年2月，延安出版了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并从第四期起连载他的哲学讲座。是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作了题为《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

这年6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关于会务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

1943年初，艾思奇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工农兵写作蔚然成风。艾思奇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的正确方向，如《群众需要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热情称颂了当时的延安文艺运动。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2日以后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得了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的岢岚伤兵医院治疗，痊愈后即到晋察冀边区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年底，他受中央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期间，他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并组成了助手班子。但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开展哲学普及教育，于是他取消原计划，全力以赴赶写《社会发展史》。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从此，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研究工作。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

共和国成立以后，艾思奇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艾思奇全力投人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经修改，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讲座”节目里，对该书进行了系统地讲授。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先后出了10版，印刷13次。

這次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19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艾思奇除了担负大量讲授任务外，还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进行辅导讲学。针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他还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反驳唯心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等文章。

在近代先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1955年，艾思奇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剖析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

艾思奇在延安时，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较多，比较切实地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仍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曾多次讲课，撰写文章。1950年他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2年他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文章。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写了2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在多年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应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他又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主席对它的发展”，认为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反复强调，只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找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

1958年，艾思奇发表了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

1959年初，他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特别指出“在一定时间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他在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进行探讨和讲授。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来请他讲课，他也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那种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他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1954年起，他在校内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这本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

1961年，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难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

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上海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宣传和著述。他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用丰富的实验材料例述了進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

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应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学作报告，曾三进清华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他曾恳切地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说：“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现代科学的困难问题。”他对身边搞哲学的同志则多次提出要求：必须好好学习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学科，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亲自抓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先后讲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

1964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观子的对话》一书在我国译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视，认为它“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也要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离开社会、生产、哲学等方向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难以弄清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作者：叶介甫

杜国庠逻辑学论文篇2：

寻找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个人阅读史

以可行的方法论作为工具，以进步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这是我的阅读追求，也是我的写作目标和教学目标。我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的专业阅读既有纯粹满足自己好奇心、试图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的一面，也有学以致用、为教学与写作寻找借鉴的一面。我将其分成三块：语文教学必须具备的跨界阅读，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通识;教育教学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储备，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随笔、教育观察等;教育论文写作、教育随笔写作、散文写作必须具备的能力训练和积累，包括写作学、诠释学、语言学、美学等，以寻求写作的切入点、思考点、支撑点。

思想观念的坐标原点

从“文青”到教书匠，是一个慢慢认识到自己缺乏文学想象力的过程。于是我开始阅读理论方面的著作，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教学生涯的坐标原点，努力使自己的教学到达“有思想的方法，有方法的思想”的境界，而不是盲人瞎马的随意盲动。

读师范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借阅《红楼梦》《红楼梦考证》《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同时也迷徐星、王蒙、刘索拉、张贤亮、李国文、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小说，特别迷王蒙，甚至手抄他的短篇小说《春之声》。王蒙的意识流手法让我着迷：我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同村好友，从上海买来四卷本《王蒙选集》，想一想，当时我应该是想方设法从每月15.5元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书的。接触到意识流手法之后，就把兴趣转到文艺思潮、哲学思想方面，这可以看作是文青的转型。1985年中师毕业的时候，与一位同学想方设法邮购《萨特文集》《梦的解析》;到武汉配眼镜的时候，在同学的帮助下买到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后来参加工作后就订阅《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刊物，逐渐向思辨方向拓展。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兴趣保持到现在，就更为宽泛了。但最能给我漫无边际的阅读确定坐标系的是这四种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让我对中国思想脉络有了总体和个别的了解;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让我提纲挈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这本书探幽烛微的批判精神、质疑问难的思维方式对我帮助很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让我对西方哲学思想有了整体与局部的了解;何兆武、柳卸林编《中国印象》，让我对具备最高认知能力的人如何认识并判断中国思想有了基本的印象，同时让我学会比较阅读、换位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可以这样说，这四套书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基本上帮我确立了三观。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语言学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等非虚构作品。读这一类作品，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的把握;而且大体上还可以避开攻读艰涩原著之难，特别是读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兹著《亚里士多德》，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简直有如入宝山、目不暇给之感。丹尼尔·L.埃弗里特著《语言的诞生》，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史景迁著《曹寅与康熙》，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民主的奇迹》等，还有关于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福泽谕吉、里根、布什等人的传记，都让我受益良多。有些书当时没有再版印刷，还买过一些复印本：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何炳棣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史蒂芬·平克著《语言本能》，等等。到小城的旧书店淘书更是一大乐事。

我的阅读体会是：买经典书、声誉良好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信得过的作者写的书、靠谱的人推荐的书，靠谱的书里所列的参考书、引用的书，努力让自己家成为书香门第;订阅一到两份高水平的业务杂志或自己感兴趣的杂志;订阅高质量的公众号，管理好自己的碎片化时间;值得反复研读的线上文章打印出来加以研读;尽量不把时间浪费在抖音等消遣上;有可能的话，听一些值得信任的人所做的講座。

教育教学的行为指南

接触并悉心揣摩霍华德·加德纳著《多元智能新视野》（沈致隆译），是我认真阅读教育学、心理学类著作的真正开始。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教育学类书，心理学类只是稍微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因此教学缺乏理论指导，热情有余、素养不足，不免有盲人瞎马之嫌。即使有一些吉光片羽的感悟，有一些与教育学、心理学相吻合的做法，也只能说是误打误撞。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提供了理论支撑：人类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重的，独立个体具有不同认识类型和能力;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智力不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言语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以及存在智能。教育既是艺术，更是科学。教学过程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而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能较好地给教师提供理论指导，从而体现教育的科学性的一面。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我努力发现学生学习之外的优点，并鼓励他们发挥长处，不以暂时的成绩排名而或喜或忧，不把学习成绩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付伟峰现在是湖北某公司董事长。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能不以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歧视成绩不好的同学，还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任命他担任劳动委员;他说他在公司管理中借鉴了我在班级管理上的不少做法。别永超现为荣耀某部门经理。当时他学习成绩不好，但爱阅读，爱写诗填词;听我讲有关政治学的问题，要我推荐书目，于是我建议他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他的成长道路给我的启发是，理工科学生如果获得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的滋养，可能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Cheng Wj对互联网感兴趣，喜欢玩手机。高三的时候上课玩手机被我看到，我要求他把手机给我，他也给我了，但显得有点紧张，我看手机内容不大健康，但装作没有看清，要他关掉手机后再交给我，然后请家长来，我把手机交给家长带回家。后来他像换了一个人似地投入学习，在读书报告会上做《乔布斯传》的分享;高考考入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毕业之后，在深圳一家IT公司工作。前不久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他已加入腾讯集团深圳总部。

阐释理解的得力工具

對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不只是语文教学的需要，也是文明传承、深层理解的需要。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涵盖了如下内容：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精神科学的意义、“体验”一词的历史、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偶缘物和装饰品的本体论根据、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等方面的内容。

在现实需求层面上，说事明理、表达意愿是生活的必需;在情感需求层面上，表情达意是一种精神需求;在终极意义层面上，探索未知世界、思考存在本质是恒久不变的追求——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以及对语言的理解。

理解，解释，应用，对话，问答，给予和取得，相互争论和达成一致，这些意义方面的交往构成诠释学的主要内容。

表情达意的愿望如此强烈，就像火山在地底奔腾冲突、一定要找到出口喷薄而出一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渴求对方理解的愿望同样强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演绎知音难觅的永恒困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绝妙好辞，诠释心心相印的莫逆于心。

从语言产生的时候起，与沟通、交流、理解、默契相伴随的，就是误解、曲解、费解、臆断，就是巴别塔困境。然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仍然相信各种语言虽然表面上彼此完全不同，但反映出人类共有的基本独特性。不同语言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仍存在可能。

实际上，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混沌暧昧性、不可通约性，就像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沟通和交流具有无障碍性、无缝对接性一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无逻辑自洽性。然而，由于诗性语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歧义，有更多的象征、双关、隐喻、比喻等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手法，以至于庄子有这样的论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分离，只会加剧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只会让人更深地陷入“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的机锋之中而缄口不言。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劝诫提醒，“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训诂学、乾嘉朴学以及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语言学、语文学、写作学、现象学、传播学、诠释学等学科的建构，都在宣示语言/言语有着既可定性研究、又可定量分析的特性。可见，语言和文学并不都是只具有模糊性、不可通约性，并不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用语、文学艺术语言、社会科学用语、人文科学用语、自然科学用语、工程科学用语以及宗教用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以期达成表达、交流、理解、传承、创新的目的。

掌握阐释方法既有提高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作用，又有应对语、数、理、化、生以及政、史、地等各科高考题型加大阅读量的现实意义，亦能让学生层累渐进地积攒方法、情感和思想，葆有好奇探究的强烈欲望，同时能培养学生由此及彼的迁移能力、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创造创新的想象能力，在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之后养成自己的认知模式和人格模式。

社会科学如果不把本学科当科学，如果不按照科学的精神务求真实、力求准确，不遵循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要求，很多时候就只能停留在零星感悟的层面;或者因为细节的错误，导致文章所得出的结论站不住脚。而人文研究虽然不能完全以科学的要求来衡量，但在求真务实、力求准确上并没有不同。

没有思想含量和价值观导引的技术，可能是花里胡哨的炫技派，毫无用场的屠龙之术，或者是不辨方向的盲人瞎马;没有可操作的技术方法作支撑的思想，可能是漫无边际的无根玄谈，云里雾里的乌托邦，或者是玄虚空洞的太虚幻境。因此，“道术并重”应该是我们在阅读、教学、写作等领域追求的境界，惟其如此才能获得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足够支撑，才有可能在教育教学、写作思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中学）

责任编辑黄佳锐

作者：苏祖祥

杜国庠逻辑学论文篇3：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基本概念“名”的研究

摘要概念是逻辑学的基础范畴，“名”是墨家逻辑思想的基石。梁启超借助西学逻辑，对墨家诸多基本范畴作了深入的探讨，其对墨家“名”的系统逻辑研究，为整个墨家逻辑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其墨家逻辑体系的挖掘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借西学以新的视角对墨家“名”的探讨为后世墨学研究开启了新的范式。

关键词：梁启超墨家逻辑 “名”的研究

梁启超从墨学研究中，梳理出与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相似的“辩学”，并称墨家的“辩”为西语的逻辑。自孔子最早提出“正名”以“正政”、邓析提出“循名责实”及“按实定名”的思想始，“名”是中国古代名辩学的重要术语，是儒、名、墨、法等各家长期争议的基本问题，是墨学重要的基本概念。鲁胜在《墨辩注·叙》就直言：“名者所以别同异，名是非。……墨子著书，做辩经以立名本”，给予墨学“名”很高的定位。梁启超在明确墨家“辩”的性质之后，首先探讨的就是墨家的“名”，并对墨家“名”做了颇有见地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为墨家逻辑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铺垫与支撑。

一 “名”的含义

中国古代儒、名和墨家等各派对“名”的阐述各有侧重，但总的看来，各学派都是把“名”与“实”相对应来论述，一方面，“名”可以是表达事物“实”的名称，即对事物称谓的语词；另一方面，“名”可以“举实”或“拟实”，起到思维形式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概念。梁启超援引西方逻辑知识，从以上两个层面对墨家“名”的逻辑含义予以揭示。在早期的《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认为“名”是名词，“墨子所谓名，即论理学所谓名词Term也”。后来，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对“名”作了更符合逻辑学意义的解释，他认为“名”表示概念，其作用是“以名举实”。他继而指出“有一个特别概念，就拿一个特别名号表示他”，这样，“名”、“实”“概念”和“语词”（即梁启超所说“名号”）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晰了，“名”既具有表示概念的“语词”，又具有能“举实”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双层含义。

二 “名”与“实”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墨经》中“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一条是对“名”“实”含义的界定；而“有实必得是名，是名止于是实，有是名也，然后谓之；无是名也，则无谓也”等内容则是对“名”与“实”对应关系的描述。在梳理墨家“名实关系”时，梁启超突出强调“举”在“以名举实”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名”与“实”不是机械静止的对应，而是通过“举”把二者动态地联系起来。在《墨经》中，“举”被定义为“举，拟实也”，而“拟实者，模拟其实相也”，也即“告以是名举彼实也”。梁启超认为这种“模拟其实相”需要由“言”出，也即《墨经》所说“言，出举也。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也谓，言由名致也”。这一过程就是“出举”。

那么，怎样用口态来“出举”呢？梁启超认为“要用口态”达到“名若画虎”的效果，“用口态把那虎字的音吐出来，然后规定这种发音就是表示如此这般的概念”。这样，虚渺的“名”概念“虎”就好像画的老虎一样在人们头脑里产生完整的印象。通过“言也谓，言由名致也”，就能使“虎”这一印象厘然独立，不和别的印象相混。在梁启超看来，具有“拟实”功能的“名”实际上是逻辑学意义上对思维对象本质属性反映的思维形式——概念，而“言”中之“名”则相当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词，在与“实”的对应论述中，梁启超对“名”有了更深层的认识，揭示了“名”的本质。

梁启超进一步从主客观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分析了“名”与“实”的关系，他认为“实”是主观概念“名”所要反映的客观对境，“客观对境”与概念“名”之间“像以印印泥，印出的形象，即是原型的形象，这就是‘名实耦’”。概念以“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己”的方式对客观对境“实”进行反映，其中“志气”则是今天所说的事物的属性，这符合概念要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要求，他认为我们认识一事物是基于对它所有属性的正确反映，而“全部的属性就是这物所以异于他物，就是这物的‘己’，恰恰‘如己’便是实”。

显然，对思维对象“实”“如己”的反映是“名”主观性的体现，作为概念的“名”要真实地反映“实”属性的论断与西方逻辑对概念的界定是相一致的，所不足的是，梁启超并没有指出概念“名”是对“实”的根本属性的本质反映。较之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把“名”比附为“名词（Term）”而言，梁启超借助西学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对墨家“名”给予的全新阐释是对“名”本质认识的进步。此外，“名”与“实”的对应在《墨经》中体现为“名实耦”的要求，“名实耦”则是“名”与“实”相一致，“名”对“实”进行能动地、抽象地反映，使“名”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出“实”的根本属性。这种反映不应似梁启超所说“像印印泥”般机械、静止的对应反映关系。

除阐述“名”本身的含义外，梁启超还把“名”与“辞”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他认为凡是“辞”都包含两个以上的“名”，并把由“是”连接的两个“名”根据“所以谓”与“所谓”的不同，分别称之为“主词”和“宾词”，这与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对“墨翟的逻辑”的相关叙述如出一辙，“名”与“辞”关系的明确，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名”在墨家逻辑中的重要地位。

三概念“名”的明确

根据西方传统逻辑，一个概念的明确是通过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明确来实现的，梁启超也运用这一方法探讨了如何明确概念“名”的问题。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对概念的内涵、外延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概念“外延”和“内涵”分别是就事物的外在范围和事物内在属性而言，同时，梁启超提出了二者间的反变关系，他说“凡物外延愈小的，内包愈大。外延愈大的，内包愈小”，并认为《经说》中“有实必得是名，是名止于是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内外延反变关系—引注）。尽管梁启超利用该条经说来说明内涵与外延反变关系“这个道理”，但他也意识到这种反变关系只是在《墨经》对有关种属概念的论述中有所体现，《墨经》本身并没有直接论及。另外，《墨经》中大多数经说条文都是通过“下定义”的方式被界定的，而“下定义”正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重要逻辑方法，这一点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的注意，因而没能得到很好的总结与概括。

梁启超借助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界定方式、概念的划分及命题（判断）中主谓项周延性等西方逻辑知识来对墨家逻辑“名”概念加以明确，这本身就具有开创性，但其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早期的《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虽意识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界定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含义，但没能指出二者的关系。梁启超没有厘清概念的明确方法、概念内涵外延关系及概念的划分等问题之间的层次与关系，例如，他从概念内涵和外延关系的论述中得出“全称名词”和“特称名词”的结论，他说“……论理学上内包Intension外延Extension之例，以明全称名词特称名词之异用也”，结合《墨经》，他认定“墨子所谓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者，又不徒在全称特称而已，于词之普及不普及皆深注意焉”。梁启超在后来的《墨子学案》中又把“普及不普及”改称为“名辞周遍不周遍”。由此，梁启超从“内包外延之例”到“全称特称名词之异用”，再到“词之普及不普及”或“周遍不周遍”，他似乎没有给予这些问题一个明晰的界限，显然，梁启超至少存在如下认识误区：

1、虽然概念的内涵外延问题与命题的主谓项的周延问题相关，但梁启超显然认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存在周延性。

2、单独一个概念外延的界定与直言命题主谓项周延性的界定相一致。

3、概念内涵外延的明确方法与概念划分方法是一回事。

事实上，现代逻辑认为概念的周延性问题只是就直言命题的主谓项而言的，是指主谓项的外延在直言命题中被断定的情况，离开命题，一个孤立的概念或名称无周延性可言；这就难怪梁启超讲述所谓孤立“名”的周延性时，所举出的例子却都是命题。同时，概念内涵外延的明确方法与概念的划分方法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问题，梁启超之所以把这些堆砌着论述，其实质是他没有区分墨家“辩”性质之“名”与真正逻辑概念之“名”的界限，一味应用西学逻辑来比附墨家“辩”学的痕迹非常明显。

四 “名”的分类

梁启超认为“分类是正名的要紧关键”，依据《墨经》第79条“名，达、类、私……”的相关内容，他总结出“达名”、“类名”和“私名”是墨家“名”的三种类型。像“物”这样能“有实必待是名也”之名便是达名；像“马”这样“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之名则为类名；像“臧”这样的“是名也，止于是实也”之名是私名。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达名是一切事物共通之名，例如‘物’；类名是包括这一类事物之名，例如‘马’；私名是这一件事物专有之名，例如‘臧’”。这些基本上是从明确外延的角度对“名”进行划分的，与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的相关论述也相一致，但较胡分析得更透彻。在《墨经校释》中，梁启超结合《荀子·正名》篇中有关“名”划分的内容，把“达、类、私”的划分方式与其中的“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一一对比，他认为“大共名即本经之达名也，大别名即本经之类名也，小别名则私名矣”。从属性上看，梁启超认为“达名是表示共相，私名是表示别相，类名是表示共中之别，别中之共”。梁启超以外延划分标准对“名”分类的认识是准确的，为多数治墨者所认同，按西方逻辑标准，“私名”与“单独概念”基本相当，而“达名”和“类名”则属于“普通概念”的范畴。此外，梁启超论及到像“臧”这样的“私名”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类名”的情况，他指出，一个原本指某个个体的“私名”若长时间被公众沿用并广为接受，这个“私名”则可变为具有“共相”意义的“类名”。例如，“梅香本是一位丫头的名字，后来元明戏曲上，凡丫头都叫做‘梅香’；小二本是一位店里小伙的名字，后来水浒传上凡店伙都叫‘店小二’”，梁启超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概念“名”的划分虽然是墨家逻辑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梁启超没有充分利用西方逻辑概念划分的理论对《墨经》的“名”做系统的阐发，对于《墨经》中存在“名”的其他划分方法，他没做更深入的探讨。后治墨者根据《墨经》中《大取》、《小取》篇的有关内容，对“名”的划分理论进行了完善。杜国庠按新的不同标准从《墨经》中概括出具体之名、抽象之名；有反应时空关系之“名”和反映数量关系之名；有反映事物属性之名和反映事物关系之名等，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名”的划分标准，充分体现了墨家逻辑“名”的划分理论。

梁启超对“名”诸多方面的探讨与研究，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一些不足，但颇具新意、富有开创意义。梁启超对墨家逻辑“名”所阐述的诸多观点至今仍为不少学者所赞同与采纳，其研究方法值得后学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出版，1989年版。

[2]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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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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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9] 徐希燕：《墨子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刘立刚：《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初探》，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