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辩护提纲

刑事案件辩护提纲（精选6篇）

篇1：刑事案件辩护提纲

彭桂林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

辩护提纲

一、关于非法拘禁罪的指控，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

（一）彭桂林在事中加入犯罪行为，系从犯

1、事前并不知道非法拘禁一事

证据卷一非法拘禁案彭桂林讯问笔录第129页：‚问：你是否知道张晓东要你和马怀统跟他去什么地方？答：我不知道，我当时就问张晓东要去什么地方，但张晓东没有讲。‛

2、在事中的殴打行为中加入

从该案主犯张晓东的供述（证据卷一第27页）得知：彭桂林参与的非法拘禁李自云一事，是张晓东手下已经将李自云带往非法拘禁处，张晓东在前往该处时路上才遇到彭桂林，彭桂林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跟随张晓东来到非法拘禁处，参与实施了殴打行为。

（二）为了讲义气以及碍于张晓东曾经帮过他的情面上才帮助张晓东实施了殴打的行为，因此主观恶性很小

碍于平日与张晓东的交情以及彭桂林结婚时张晓东为其找人装修房子花去1万多元钱的人情而殴打了受害人。虽未受到胁迫，但内心的亏欠是彭桂林实施殴打行为的唯一动机。

因此，彭桂林的主观恶性很小、系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关于故意伤害的指控，指控不成立

（一）主观上不具有故意伤害的故意

故意伤害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互殴是由于双方在路上偶遇发生口角而发生，事前并没有通谋，张晓东、彭桂林等人犯罪动机是显示自己一伙人的‚威风‛、‚煞气‛，压倒对方，互殴中，也未使用任何器具，因此，可以看出张晓东、彭桂林并不希望受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除杨瑞外其他人没有故意伤害的主观心理也在彭桂林、杨瑞、余伟等人的供述、陈述中得到印证：

1、彭桂林讯问笔录（证据卷一第35、37页）：‚当时我见有个伙子被杀着，我还问是谁杀的‛，‚后来杀着人以后，张晓东还骂杨瑞说给是不用刀就打不赢了‛。

2、杨瑞的讯问笔录（证据卷一第63页）：‚我和这个打着打着他还还手打我，我这时才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黑色的弹簧刀杀这个人‛。

3、受害人余伟的询问笔录（证据卷二第7页）：‚当时我还听他们的人问是哪个杀着我，当时杨瑞说是他杀的‛。

证明：主观上张晓东、彭桂林等人并不希望受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杨瑞的用刀捅受害人的行为并不是受到他人的指使，而且是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实施的。此种情形下，如其他人事后认可，比如夸赞‚捅得好‛，尚且可以认为有共同的犯意，但从张晓东、彭桂林笔录里可以看出，其他人对其故意伤害的行为是不认可的。

（二）故意伤害乃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对于超出共同犯意的 行为，应由实行行为的人单独承担责任

犯罪嫌疑人杨瑞因被打倒而临时产生了故意伤害的主观心理，随后其用刀捅受害人的犯意是超出了原本显示‚威风‛的共同犯意，是属于实行过限的情形。对于实行过限的行为，超出部分的责任应当由行为人独自承担。

因此，其他被告人仅在斗殴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而犯罪嫌疑人超出共同犯意的故意伤害行为应当由其独自承担。

三、关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作无罪辩护

（一）由张晓东领导的‚洪兴帮‛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规定为：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本案中，由张晓东领导的‚洪兴帮‛虽然人数较多，有明确的领 导者和固定的骨干，但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洪兴帮‛或者其成员并没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形成‚保护伞‛，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张晓东自己经营的安居建筑公司和佳天艺装饰公司均是合法的正常经营，虽然张晓东等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并不是欺行霸市。

（二）彭桂林虽然实施了非法行为，但该行为不应当归结为涉黑行为。并且本罪要求的主客观要件均不构成，其本人是出于所谓的江湖义气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不应当认为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1、主观上彭桂林自己始终不认为自己是该组织的成员 彭桂林讯问笔录（证据卷一第38、50、52页）‚问：你是否加入过‘洪兴帮’？答：‘没有’‛。

‚问：‘你和张晓东等人的关系？’答：‘就只是朋友关系’。‛ ‚问：‘你与上述洪兴帮的成员关系如何？’答：‘均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过多的深交’。‛

证明：彭桂林始终不认为自己加入了‚洪兴帮‛。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观上没有任何归属于这个组织的意愿，是不能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2、客观上彭桂林不受‚洪兴帮‛领导和管理（1）彭桂林参与两次犯罪行为的偶然性

第一次：非法拘禁是彭桂林去找张晓东玩时被叫往非法拘禁处，又碍于情面殴打了受害人。第二次：金世纪路口双方互殴是临时起意的激情犯罪，双方均有过错。

区别于组织犯罪中事先预谋并付诸实践的犯罪行为，彭桂林参与的两次犯罪行为均有一定的偶然性。普通的犯罪行为会在这种偶然性的影响下被披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外衣。如当晚彭桂林与非‚洪兴帮‛成员一起与对方互殴，那就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犯罪，仅以共同犯罪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就推定彭桂林的行为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样的推理逻辑是不严密的，还应当综合考虑嫌疑人是否为黑社会组织成员。实践中有很大一部人是主观上并无加入意图，客观上也不受犯罪组织领导和管理，出于所谓的江湖义气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按照以上推理，这部分人就完全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本案中彭桂林就是典型的不受‚洪兴帮‛领导和管理，因江湖义气而为‚洪兴帮‛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支持。因此，彭桂林的行为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

（2）‚洪兴帮‛领导者张晓东承认彭桂林不是该组织成员 张晓东讯问笔录（证据卷一第29-30页）：‚彭桂林是我的朋友‛。彭桂林讯问笔录（证据卷一第50页）：‚张晓东私下单独对我说因为我不是洪兴帮的人，到伤者家不能以洪兴帮的身份出面，另外我做事比较稳妥，我去后不会和对方发生争执，所以就让我把钱拿去给余伟。‛

证明：‚洪兴帮‛领导者张晓东也证实彭桂林仅是其朋友，不是 ‚洪兴帮‛的成员。

彭桂林在非法拘禁的行为中，出于所谓的江湖义气偶尔参与助拳；在金世纪路口互殴又偶然的激情犯罪，并不是‚洪兴帮‛策划完成并付诸行动的犯罪行为。且主观上彭桂林始终不认为自己是该组织的人，客观上又不受该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观上没有任何归属于这个组织的意愿，客观上的行为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因此，是不能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篇2：刑事案件辩护提纲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 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 ①《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②《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③《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 ①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②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强奸、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③《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④《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⑤《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 ①《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 ①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②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③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④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⑤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

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⑦《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⑧《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

①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

②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③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④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⑥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⑦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

①《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②《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篇3：浅探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实现

1. 赋予律师在场权

众所周知, 是否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是处于该阶段的律师是否享有辩护人的权利前提, 更是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给予了立法形式的明确, 确立了其辩护人的法律地位, 解决了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期存在的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不明的问题, 可以说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最显著的立法进步之一。但与世界范围内法治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的权利仍然比较有限。律师在场权通常就是指律师在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的时候和工作人员开展侦查活动的时候, 律师在现场帮助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换句话来说就是律师有权在执法的过程中, 在执法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办理相关的事宜, 这也是有效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合理帮助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可以在现场监督, 这一方面对律师更加详细的了解案情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也防止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出现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行为。赋予律师在场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存在争议的, 同时也是保证我国司法制度和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主要是因为这会使得案件的侦查受到一定的干扰, 从而也就使得案件侦查工作无法正常的进行, 但是如果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 赋予律师在场权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它所带来的益处也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其所体现出来的弊端, 这项制度的实施会使得诉讼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公正也更加的规范。

2. 明确会见权的例外规定

要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得到非常有效的帮助, 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赋予律师会见权, 日本的学者指出, 对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和外界失去联系的犯罪嫌疑人来说, 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给二者创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十分有效的保证辩护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 律师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案情, 同时在交谈之后还能掌握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减轻罪行或者是无罪的证据, 会见权的功能研究上, 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 它可以有效的保护律师的知情权, 同时使得控辩双方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工作状态, 但是在真正的实践当中是很难得以实现的。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律师对于侦查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实行诉讼的权利可以充分的享受申诉权和控告权, 但是这种规定还不是十分的清晰, 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执行, 而途径问题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充分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想法, 建立一个司法裁判员制度, 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实现诉状的要求, 对于司法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要赋予其最为基本的权利, 这也成为了司法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3. 构建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出现了僵持的状态, 这种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性的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形成了庭前的阅卷方式。虽然如此, 在进行审查的时候, 前期是能够对全案进行阅卷, 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 而新的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了三种情况下进行律师证据展示义务, 而这种义务会转化成律师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例如在工作中谁来证明律师真正的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律师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如果不交给检查机关, 会有怎样的后果, 此外侦查机关的案卷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非常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都不会交给辩护律师, 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卷宗当中, 所以律师在这一过程中就无法完成全卷的查阅, 而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也存在风险。

4. 强化调查取证权

在刑事诉讼中, 控方的调查取证权具有强制性, 而辩方的调查取证权却没有强制性, 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权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还要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加以限制, 由其针对辩护律师向被害方证人调查取证的时候, 还要得到公诉方和法院的允许, 事实上等于剥夺了辩方的调查权。众所周知, “阅卷难、会见难、调查难”是律师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三大难题, 其中“调查难”是首号难题。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对于调查取证难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不得不承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调查取证权的限制的确很多。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诉方, 实质上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与诉讼的结局有某种利害关系, 必然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由于控辩双方处于不同的利益考虑, 律师能够顺利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现行立法的这条规定不符合诉讼规律, 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另外,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不具有强制性, 这就需要从法官那里获得带有强制性的调查令。而只有处于中立地位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法官, 才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保证控辩的平衡, 而且可以避免律师调查手段上的局限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律师因调查取证工作带来的执业风险。

结语

在我国司法建设的过程中刑事法案一直都在修订和完善, 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也逐渐的得到了保障,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其还是存在这非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建设努力的方向, 只有这样, 我国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加健全。

摘要：当前我国是一个法治不断健全, 人民的利益也不断的得到保护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的刑事法律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刑事律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拥有更多的辩护权, 而在制度的建设上也有了更好的保证。本文主要分析了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实现, 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刑事辩护,辩护律师,实现

参考文献

[1]韩旭.新《律师法》实施后的律师刑事取证问题[J].法学, 2008 (08) .

篇4：论刑事辩护制度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辩护权；律师辩护

一、刑事辩护制度之概念剖析

（1）刑事辩护制度的概念。在我国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护人针对控诉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依法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它是被追诉者最基本的权利。辩护权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基础，没有辩护权也就没有辩护制度，因此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应受到充分的保障。（2）辩护权的正当性基础。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追诉者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被指控人的自我辩护难以得到充分实现辩护的目的。因此，本文所指的辩护权从主体上说是以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为被指控人进行辩护的权利。就辩护律师辩护权存在的正当性而言，有以下几个基础：一是法律专业化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理念的不断增强，法律本身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语境，若不是专业人士很难把握。加之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各国在法制方面的交流也逐步加强，保障人权日益为各国普遍关注。辩护权的行使对于保障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需要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的介入，以充分维护被指控人的诉讼权利。二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无罪推定原则的意思是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判有罪之前，推定被指控人无罪。这个原则要求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享有必要的辩护权利和程序保障，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无罪推定原则为被指控人享有辩护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三是程序主体平等的需要。程序主体平等要求可以互相辩论，这一理论说明了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权利义务平等，任何人和机关都不得超越法律之外。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体现其与司法机关享有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辩护制度的建立是程序主体理论的具体体现与要求。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

（1）会见难。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相关办案人员及机关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二是办案人员的拖延；三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并不被允许单独进行。（2）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范围限制过多。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中，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但是在侦查阶段律师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并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其次，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可以收集有关的材料，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就意味着，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律师便不能收集到证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因此也就不存在。再次，律师阅卷的权利受到限制。我国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不是全部材料。

三、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1）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会见权。会见权是律师进行辩护的基础，也是被指控人的基本权利。公检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以确保律师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2）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我国，侦查阶段是证据形成的关键阶段，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但是仅仅限于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样的规定大大限制了律师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应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3）充分保障律师在法庭审判中的辩论权。在庭审中，法官应给予律师充分辩论的机会，认真的听取辩护人的发言，保持中立地位。（4）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并没有规定律师的刑事豁免权，随着法制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应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赋予律师这一权利，以充分调动律师的积极性。

参 考 文 献

[1]吴意.律师起诉，为依法行使会见权[J].中国律师.2002（3）

[2]王丽.律师刑事责任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3]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熊秋红.刑事辩护轮[M].法律出版社，1998

篇5：刑事案件辩护要点和技巧

第一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策略

刑事辩护是一个战役，应讲究战略、策略。若要决胜千里之外，必须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具有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辩护策略。根据不同的标准，我认为形式辩护策略主要由以下几类。

一、有罪辩护与无罪辩护的策略。

刑事辩护业务中的具体案件，首先需要确定的策略问题，就是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恰当地确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

所谓无罪辩护策略，就是认为控方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也许是绝对无罪，也许是存疑无罪。这一策略是辩护律师的最高境界——最上策。有人说辩护律师应当怀疑一切，其首要的就是怀疑所指控的罪名能否成立。

确定原则：只要实体上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因素，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案件，就应当进行无罪辩护；只要可能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坚决不做罪轻辩护。在目前的司法现实下，无罪辩护成功的标志：第一，促使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二，促使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第三，促使法院判处缓刑；第四，促使法院作出“实报实销”的判决。（判决前羁押的时间要折抵刑期，如果法院对无法定罪的被告直接宣告无罪释放，就会导致采取羁押措施的机关承担错案赔偿责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法院往往会作出“实报实销”的判决。）

1.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1）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2）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

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2.辩护律师应当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1）被告人没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的；（2）被告人行为仅构成民事违法或行政违法的；（3）被告人行为系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4）被告人行为不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

3.辩护律师可以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1）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明的：（2）据以定案的基本证据不确实的；（3）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之间有明显矛盾，无法排除的；（4）依据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排他性的；（5）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

4.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1）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的；（2）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的；（3）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4）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5）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不符合逻辑或经验判断的。

所谓有罪辩护策略，是指同意控方的有罪指控，多数情况下是对罪名无异议，只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求得对当事人从宽处罚的最大化。这是实践中最常使用的一种策略。

少数情况下，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指控的罪名和罪数有误。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对指控的罪名更改和罪数进行更改。多数情况下是多改少，但也有时候是少改多。要充分利用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的有利点，以求得对被告人处罚的最轻化。

举一个一改多的例子。曾经有一个案子，江苏某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在担任某国有企业负责人期间，利用负责单位采购原材料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销货方回扣18万元归个人所有，构成受贿罪。据查，被告王某确实将这18万元非法占为己有，但其中有9万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另有副合同，合同约定是售货方给购方单位的返还款，只有9万元明确是销售方给王某个人的。如果我们一概同意控方对王某只构成一个受贿罪的指控，按当时的量刑标准，被告就会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我们将其中的9万元看作是销售方给被告单位的回扣，其所有权归被告所在的单位，他又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据为己有，那么这9万元就是贪污，其余9万元是受贿，根据当时的量刑标准和司法实践，对其贪污和受贿均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一般不会超过10年。

二、事实辩护和法律辩护策略

这是以反驳的对象是控方指控的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为标准做的划分。所谓事实辩护，是指有罪事实不存在或所依据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将其称为证据辩。证据辩护策略的核心就是收集和运用能够否定犯罪事实存在，或者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实施犯罪行为的无罪证据。由于目前辩护律师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多数情况下是以控方之矛攻控方之盾。那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排他性和关联性就是辩护工作的焦点。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打破控方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

被告人的口供自相矛盾。当同一个被告人就同一行为所作的陈述完全相反，而现有的其他证据又不能证明这个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时，实践中一般运用“零口供”的办法加以解决。所谓的“零口供”是指当被告人作出两份完全相反的陈述时，司法机关将供述和辩解都视为不存在，而先去审查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有没有达到定罪的标准。很多法官都会在被告翻供无法确证的时候，运用“零口供”的方法定案。但可惜的是，很多律师在辩护时却抓不住这个关键。

所谓法律辩护，是指认为控方法律适用错误，从而认定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方法。对程序法律适用既有因为对实体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错误而导致，如误将非国家共工作人员受贿罪认为是受贿罪，导致侦查机关由公安机关变为检察机关；将侵占认为是盗窃，使得本为自诉的案件而作公诉处理；也有因为对程序法单独适用的错误，如强制措施不当，剥夺或限制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超期羁押、证据收集方法违法、级别管辖、职能管辖错误等，辩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解释和法学理论对控方进行有力的反驳。

三、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以辩护的内容是针对实体性的内容还是程序性的内容的区分。

所谓实体性辩护，是指辩护人以对实体法的理解为依据，或者是以推翻指控的事实为目的而进行的希望获得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历来重实体而轻程序，以往的刑事辩护多属于此类辩护。

所谓程序辩护，是指对控方的程序违法行为进行攻击而进行的辩护。1996年3月，我国立法机关对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完成了纠问式（也称为审问式）审判向控辩式审判的转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和生效、刑诉法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施行，今年又出台了庭审为中心的意见，中国式抗辩制诉讼模式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程序违法将会导致审判机关对全案的否定。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在程序取胜。

程序性辩护应当成为刑辩策略之首，因为在实体性辩护中，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尴尬现状，在主要依靠控方提供卷宗抗辩的情况下，即使是错误的判决也很难明显展现其荒谬性，因为案件经过侦查到公诉经历数个部门后，其中的荒谬性已经经过加工削减，案件的错误变得隐藏。于是事实认定错误不容易展现在法庭上给你。法官违背公允的判断有很大的隐蔽性。而程序辩护却使得法官违法明显。因为程序是否公正常常是清晰可见的，比如，简易程序案件，由于是在看守所或者医院开庭，公诉人未能出庭。而公诉人出庭简易程序案件，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官的违法性也会非常清晰的显露。

近年来程序性辩护的成功范例

（1）刑讯逼供方面的范例。辽宁省高院的一个黑社会犯罪的案件中，辩护律师提出询问的时间超出了80小时，剥夺了罪犯睡眠的基本权利，造成被告人的痛苦，要求以刑讯逼供排除所得证据，被法庭采纳。

（2）湖南襄樊的一个律师在受贿案中大获全胜，原因是反贪局长带领司机提审犯罪嫌疑人，违反了询问必须有两名侦查人员在场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要求排除此次询问所得证据，被法庭采纳。

（3）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走私案件，犯罪数额高达3000万，但侦查机关是柳州市公安局，辩护律师认为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这本应该由海关缉私部门管辖，没有管辖权就没有侦查权，该侦查行为当属无效，证据应排除，被法庭采纳。

辩护要点：一是一定要抓住最严重的程序违法，比如刑讯逼供；二是尽量论证某种程序违法会影响审判结果的正确性，这样才能引起法官的重视；三是如果不能达到宣告无效的效果，可以退而求其次寻求量刑的优惠，重大的程序违法会伤害被告人的利益，从轻量刑是对其的安抚，这个观念法官能够接受。

第二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要点（技巧）

辩护策略制定的正确与否，是刑事辩护成功的关键，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刑事辩护律师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刑事辩护律师除了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及其相关理论，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刑事辩护的各种基本技能和技巧。

一、会见

（一）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技巧

刑事法律援助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受办案机关的指派而介入，但也要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接纳和认可。也需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充分的交流配合。因此，能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交往是刑辩律师首当其冲的一项基本职能。

第一，要培养耐心倾听的能力。

第二，要增强说服的能力。（单位犯罪老总的案子）

第三，要教被告人说话。所谓的“教被告人说话”，不是要教被告人说谎。是教给被告人说话的方法和技巧。当犯罪嫌疑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时，律师是直接给答案呢，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操作建议：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作虚假辩解。

如面对问题，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

第四，保持合理的距离。

不太主张和当事人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关系，相反，认为律师对当事人恐怕始终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刑事辩护律师都要注意，不要以为因为他委托了你，因为你收了他的钱，你和它就成了一家人，律师始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律师的职业操守。有的时候律师也不要想方设法地非要让人家说实话，不太主张律师一味地就要求当事人说实话。

风险点：新法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那么，律师是否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不利的后果? 操作建议：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但是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会见对象。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

风险提示：犯罪嫌疑人与律师无话不谈将产生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投诉。

一般来说，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的话，律师特别要注意你讲什么东西，会不会被他们利用，或者客观上起到给他们串通信息的作用，这是一定要注意、要谨慎的问题。另外就是涉及证人的问题。在办案当中，特别是审前程序中，对于案中有什么样的证人，做过什么过程，对当事人的家属要保密。还有就是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与当事人沟通核实，但是不能让当事人的家属看证据材料。特别是证人姓名等信息不能披露给他们。

（二）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能力

在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尚不完善、刑事司法环境尚不理想的现状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包括公安、检察、审判等办案机关主导下进行的诉讼活动，因此，要使诉讼活动能够合法、正常地进行，作为刑辩律师还要有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能力。这里面既有对他们应有的尊重，也有与他们善意的沟通，还有与他们坚

持原则的交涉和不失灵活的妥协、让步。总之，要使他们理解、体谅、尊重刑辩律师的工作并在法律范围内支持刑辩律师的工作。没有与公检法特别是法官的良好沟通，一味用强，得理不饶人，无理辩三分，逞口舌之快，即使表现特别卖力，可能会赢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肯定，但最终必不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刑事辩护注重的不仅是过程，更应注重的是结果，结果远比过程重要，委托人要的是理想的辩护结果。即使辩护的过程大快人心，甚至再完美，但辩护意见均被驳回，未取得辩护效果，委托人是不会满意的。

实际上，与办案人员的关系是比较好处理的，说一些不够妥当的话，办案人员均是公事公办，并无更大利益或利害诉求，只要不特别刺激他们，有话好好说，往往会取得他们的理解，最终往往能为当事人赢得权利。

又如，有很多案件的会见，如能恰当地与办案人沟通，则可能在别的律师会见不上的情况下，得到安排（手续不全的案件）。要摆正位置，不要空谈规定，会见虽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及时安排会见是司法机关的法定义务，但权力部门有法不依、执法随意和律师处于受制于司法机关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与司法机关进行灵活的沟通与必要的妥协。

二、阅卷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占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辩方掌握的信息明显少于而且明显晚于控方，正确查阅、分析案卷材料的能力很重要。具体如何阅卷，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认为，如下几点也很重要：

第一，律师必须做到亲自阅卷。再好的律师，如不亲自阅卷，是掌握不了全部案情的，在法庭辩论中是不能独自完成辩护工作的。

第二，要以批判性思维，律师的方法论阅卷。阅卷的过程，就是对侦查机关案卷审查的过程。对公诉人的指控事实和证据要敢于怀疑。要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思维角度入手，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证明被告人无罪但又无法排除的证据；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合理地排除其存在的证据。甚至要吹毛求疵，要鸡蛋里挑出骨头！

第三，全面阅卷。在我国现行的审判程序中，法庭调查审理主要是围绕卷宗材料进行。要反复阅读起诉意见书，要根据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对案卷进行全面阅卷。不遗漏任何细节。通过通阅，达到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有整体印象的程度，并找出存在的问题。阅卷是个反复的过程，通读至少要三遍，第一遍是粗读，第二遍是细读，第三遍是重点读。这样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取得正确认识必不可少的手段。对案卷情况掌握的越多越系统，在法庭上表现就越沉着，在复杂的庭审中，更能做到急中生智。通读是为了全部了解卷宗的全部材料，防止遗漏，通过通读提炼重点，刑事卷宗的重点就是定罪量刑四个字，然后围绕定罪量刑重点进行摘卷，作好阅卷笔录。阅卷的过程，如同王国维《人间词话》谈词所遇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崖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四，要阅审结合。在阅卷中要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一要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分析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诱供、逼供的情况；口供有无反复和矛盾，是否合情合理，口供和案内其他证据之间是否一致，有无矛盾。

二要审查鉴别证人证言。必须审查证人有无作证的行为能力，与案件或者与当事人、被告人有无利害关系；了解证人陈述内容的来源，是耳闻目睹的、还是传闻的；取得证言的方法是否合法；证言内容是否明确具体、合情合理；证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情况如何。

三要审查被害人陈述。律师对于被害人陈述，必须仔细审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相知，平时的关系是否正常，有无利害关系；被害人是在什么时间、条件下提出控告或陈述的，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的情况；陈述的内容有无自相矛盾或与其它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之处，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互相印证。

四要审查鉴别物证、书证。律师对于物证、书证，要求查清它的来源，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下发现和收取的；是原物、原件还是复制品、抄件；收取或保全的方法是否恰当，有无伪造、调换，或者发生差错的可能；了解它是真是伪，分析物证、书证与案情有无关系，能够证明什么问题。

五要审查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其没有当然的法律证明力，只有经过质证无疑的鉴定意见，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人员从业资格，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检材是否充分、可靠，检材来源是否清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取程序，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意见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有无矛盾，等等。（王晓宁案）

第五，做好阅卷笔录。无论卷阅了多少遍，如不做阅卷笔录，是无法达到熟悉掌握、了然于胸的程度的。阅卷笔录摘记完成，头脑中案卷事实及证据情况便形成完整的清晰的影像。只有通过摘卷，才能明确卷宗中对认定犯罪事实存在的矛盾和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及发现程序上存在的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

三、调查收集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是刑辩律师的一项基本功。特别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对刑辩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尚不完善、存在诸多风险的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更是对刑辩律师的一项考验。近年来，有的律师慑于压力和风险，在办案时不愿或不敢调查收集证据，其实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的律师勇气可嘉，敢于调查收集证据，但由于考虑不周或方法失当，轻者使获得的证据材料由于存在某种问题而失去证明资格或证明力；重者，律师则可能被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抓住某种把柄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立案，并被追究刑事责任。重庆李某某的案件，虽然不排除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检察机关违法办案的可能，但当事律师也并非无可指责，其中教训深刻，尤应汲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办案律师缺乏依法正确、有效地调查收集证据的能力。

我认为，在调查取证中律师要把握以下几点：

（1）对关键证据的取证，不能完全依赖于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虽规定律师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律师取证的风险，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取得对被告人有利的结果。

（2）调查尽量在审判阶段进行。取证前一定要事前取得审判机关的同意。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因法院的中立性，并不排斥律师的调查取证，甚至是希望律师对案件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以保证案件质量。而这可以有效避开检察机关对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

（3）对关键证据的取证，要二人进行，尽量现场录音、录像。

（4）尽可能不直接接触证人。审判阶段调查取证环境虽相对宽松，但仍存在法律风险。为了辩护律师自身利益的考虑，律师可以不直接接触证人。用付钱的方式取证，哪怕付钱给被害人是应该的，哪怕被害人所作的证言也是客观、真实的，但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因果联系，那就有问题了。作为律师绝不能参与这种事情。其次，虽然律师没有参与，但如果是知情的，律师也不应该使用这种证据。因为这种证据的来源是有问题的。

（5）辩护律师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意见；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第二，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第三，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意见，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没有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以及其他适格的第三人在场等。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

四、开庭

（一）在法庭审理中向被告人正确发问的技巧。

法庭调查中的发问，是法庭辩论的基础，针对辩护观点对被告人发问和对证人进行发问。庭审中公诉人、审判人员对案件的事实调查，是对案件的最后核对确认，被告人及证人所述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辩护人有效的询问，是对自己辩护论点的加固。

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不能纠缠枝节问题，提问须切中要害，要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要通过发问让法官形成无罪、罪轻或者应从宽处理的内心确信。一个律师，在庭上与公诉人纠缠于被害方提供的证人对凶器的描述到底是40、50厘米长，还是60、70厘米长的枝节问题，翻来覆去的，搞得公诉人和审判人员都很烦，效果可想而知。

辩护人应当发问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1.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2.被告人的法定从轻情节。3.被告人的酌定从轻情节。

辩护人应当避免问如下问题：

1.公诉人提过的问题 2.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要件行为 3.被告人的从重情节 4.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二）在法庭审理中向控方证据以及其他方面证据进行有效质证的技巧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很大不同，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并且还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关键是要发现对方证据的合法性、漏洞以及自相矛盾之处的能力，使对方无法运用证据链证明自己的主张，并最大限度地重视庭审质证，庭审质证时坚持寸土必争。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则难以进行有效的质证。这其中，刑辩律师要着重掌握以下技能：

1.把握证据能力的第一次进攻。证据辩护分为两大类：单个证据的辩护与司法证明的辩护。这里涉及两个概念，即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证明力是逻辑问题、事实问题，对应证据的相关性、真实性。证据能力又称合法性，是证据的准入制度，即证据能不能出现在法庭上。

辩护时先要解决证据能力的问题，再考察证明力的问题。证据能力的辩护要点有三：①取证主体要合法，否则不具有证明能力；②取证方式方法要合法才有证明能力；③证据在法庭上的调查方法要合法。

2.打好证明力辩护的第二次进攻。时把握客观性和关联性。客观性的要点有：①孤立的证据不客观；②来源不明的证据不客观；③言辞证据前后自相矛盾，无法排除其中一种可能性的证据也不客观。关联性的认定也是个重点，在实践中也是个难点，辩护的要点有：①犯罪前后的表现和平时表现与犯罪关联性甚微，这只跟量刑轻重有关；②相似行为与犯罪行为没有关联性；③犯罪动机可以作为破案线索，但和犯罪构成的关联性不大；④测谎报告没有多大的关联性；⑤事后补救行为跟犯罪没有关联性。

(三）在法庭审理中充分、有效地与控方展开辩论的技巧

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活动的一个独立阶段。它是为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总结性地充分表达各自诉讼主张和意见并展开言辞交锋而设计的。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得益于雄辩。在辩护环节，我们认为，刑辩律师要着重掌握以下技能：

1.在法庭辩论中，对争议焦点证明或者证伪的过程，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事实层面。依靠事实来支持己方抗辩立场，这是大多数人通常不自觉地运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常常运用得很糟糕的一种方法。最普遍的误区是罗列事实，复述案例的语句。在这个层面，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从中分析行为是否合理，相应地对事实的剪裁必须围绕说明己方选择辩点的合理性加以展开。只有如此，才能为法律的分析，铺垫必要的情境。同时，为感性的抗辩理由，奠定一定的理性基础。

二是法律层面。即通常我们理解的从犯罪构成的要件加以分析。

三是价值层面。从应然的角度，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罪轻罪重的选择结果）、分析判断的方法等，进行利弊的权衡。

四是感性层面。感性手段的运用，赢取法官的支持。2.正确处理好辩护词与法庭辩论发言的关系

辩护词是辩护人在法庭辩论阶段，依照法律和事实为被告人作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时的演讲稿。开庭前一定要准备好辩护词。

有的律师反对在庭前把辩护词写好，我们不认同。律师通过侦查、审查起诉和开庭前的时间，通过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和阅卷，已基本掌握了案件事实，已完全具备了写好辩护词的条件。辩护词是辩护人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准备，准备越充分，辩护就越有信心。

辩护词切忌套路化，模式化，要有自己的风格。辩护词要有理有据，重点突出，抓住要点，切中要害，语言要简洁、精炼。重点的部分说到，说透，说清，说全。辩护词的内容，在辩护中不一定要逐一说明，但要写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从轻处罚的观点，即使公诉人公诉词或答辩中已表明，辩护词中仍需写明。

3.律师的辩护发言应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逻辑严谨，用词准确，语言简洁。律师多次辩护发言应避免重复，突出重点，着重针对控诉方的新问题、新观点及时提出新的辩护意见。

综合案情，理顺辩论思路，写好代理词、辩护词，是每一位律师在庭前必做的一项基础工作。语言可以伤人，也可以感人。用辩论语言伤人，对于律师职责来说则是不道德的，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话有三说，巧说为妙”。

4.律师辩护陈述对象是法庭，不应以旁听人员为发言对象，哗众取宠。

进入庭审的案件，都是公诉方认为有罪的案件，因此，辩护律师的任务不是设计迫使对方认可己方辩护观点，因为公诉方是不可能被你说服的。辩护律师的任务是把事实和法律说清楚，是让法官听清楚，法官才是中心。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应当以理服人，尊重法庭，尊重对方，不得讽刺、挖苦、谩骂、嘲笑他人。

5.在法庭辩论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律师发现有新的可遗漏的事实、证据需要查证的，可以申请恢复法庭调查。

6.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律师应当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纠正。

篇6：刑事案件辩护提纲

甲方： 身份证号： 乙方： 地址: 电话: 甲方作为委托方经与乙方自愿、平等、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根据甲方的聘请，乙方指派 律师担任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涉嫌 一案在 阶段的辩护律师。

二、根据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案件的特点，双方就律师费用达成如下约定：

1、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大写）元。

2、上述律师费于本协议签订后 日内一次性缴纳至乙方财务处。逾期未足额支付，本协议不生效。

3、办案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打印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查档费、翻译费、证人出庭补贴以及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据实结算，不包含在上述律师费中。

4、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追加指控罪名或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等导致辩护律师工作量增加的，乙方有权要求增加律师费，增加的具体数额另行协商。

5、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以律师费过高或者以案件结果为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要求退费。

6、甲方或其他人同时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与本协议相同委托事项的，乙方的律师收费不受影响。

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以及刑事诉讼的特点，双方就律师工作 地址： 电 话:

3、委托协议约定的承办律师，由于开庭时间冲突、疾病、突发事件、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等原因不能履行委托事项的，甲方同意乙方安排其他律师接替原承办律师继续履行委托事项。

4、甲方指定 作为和乙方进行联系的统一联系人，除此联系人外，乙方承办律师有权对其他人概不接待。

5、乙方承办律师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自主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乙方的律师费里该委托阶段原则上只包含律师会见两次。甲方要求乙方增加会见次数，乙方有权要求增加律师费，增加具体费用另行协商。

6、律师担任辩护人，依法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不受委托人的意志限制。

五、双方对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由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管辖。

六、本协议由甲方签字和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