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

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共5篇）

篇1：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

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与普通民事、商事案件相比，对律师的法律素养、责任心、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程度、知名度和专业化分工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律师队伍的数量逐年增加，能够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群体数量是增加了，但是绝大部分律师(90%以上)的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犹如“万金油”般什么案子都干、什么案子都接，论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律师事务所案源有限，案子少生存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挑战，怎么去走专业化路线?因为专业化意味着只研究和处理某一类型的案件，这犹如社区医院门诊大夫和专业医院专科大夫的区别一样，一个是什么都能处理点，一个是只在某一方面投入全部的精力。小律师所为了生存必须来者不拒，甚至为了接一个案子刻意降低收费或者给当事人以不切实际的承诺，在当事人委托之后又找出各种理由收取费用，委托时的承诺自然也就不会实现了。作为一个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多年从业经历和具体刑事案件辩护工作中总结归纳出以下几点辩护技巧，作为本人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有志于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同行们一点参考。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为了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一颗法律人的良心来共勉!辽宁专业刑事律师刘强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 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 ①《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②《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③《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 ①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②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强奸、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③《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④《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⑤《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 ①《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 ①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②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③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④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⑤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

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⑦《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⑧《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

①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

②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③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④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⑥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⑦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

①《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②《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沈阳刘强律师团队整理

篇2：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

一、取证环节

取证要解决的就是要确定什么样的证据可以通过识别确认后进入取证、质证环节。在这部分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 一) 非法证据的审查问题, 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办案过程中非法取证也或少存在, 从而产生一些冤假错案, 对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证据的非法取得, 是一种违反法定程序, 以法律禁止的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在另一方面, 对于侦查机关审核不严。对证据主体的取证活动, 现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规定导致一些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未能被排除。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我国现阶段缺乏立法支持, 再加上证据法的没有严格要求程序, 导致判断是否为非法证据标准不明, 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困难, 侦查机关权限过大。

( 二) 有充足的证据。有的证据虽然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的形式要求或实质性要求, 但并不存在证据的违法违规问题, 举例而言: 证人证言不是事实的陈述等, 并提出一些投机性的, 推理的意见, 专家提出一些推测超出了分析, 舆论的导向, 甚至一些非职权机关, 其他机构和部门分析案情并确定书面意见并发给法院,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书面意见时常被当做证据适用。而之所以称之为“诉讼”, 前提是原被告双方进行诉讼争议, 在庭审过程中平等对抗。

二、举证环节

举证就是指由诉讼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以达到支持自己诉讼主张目的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证据在举证环节的突出问题是:

( 一) 法庭按法律规定调查所获得的证据, 举证责任的负担

法院应该公正审理、居中公正裁判, 法院不能成为收集证据的主体, 那样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不符合公平正义观念的基本要求: 因为这将很难要求裁判者对他们自己的劳动结果进行客观认定和评价。

( 二) 控辩双方对对方证据掌握的相关问题

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实际上是围绕证据进行的。各种证据的形成, 包括有利和不利于被告证明犯罪事实的两个方面的证据。寻求法律救济的目的, 是认定犯罪事实的存在, 并且客观寻求适当的法律对该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维护人权与社会秩序。只有在侦查机关和检察官证实了被告的犯罪事实的前提下, 才能将案件移送到法院。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 被告处于弱势地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有效落实在审判诉讼可以积极有效地抗衡公诉机关, 制度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了法院庭审辩护的意义和辩护人存在的法律价值。

另一方面, 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缺乏确切严格的举证时限的规定, 规范双方证据交换的刑事诉讼条文欠缺, 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往往愿意把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留到审判的现场“突然袭击”, 迫使公诉人由于对庭上的突发状况缺乏准备而申请中断庭审, 延期庭审, 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审判效率的低下。

三、质证环节

我国刑事诉讼中质证环节的突出问题有:

( 一) 质证形式化严重

在庭审过程中, 普遍的情况是是, 当事人提供证据, 对方仅表示口头异议, 法庭质证的这一环节即宣告结束, 双方的碰撞不足, 这与立法者设计质证环节的意图相去甚远。

( 二) 对证人出庭质证的忽视

我国庭审中一般使用书面证据, 而证人出庭率极低, 一些法官对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一思想观念的认识也很弱。导致询问证人规则变得空泛无法落实, 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 一个是缺乏立法, 法律只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原则, 即应当出庭作证, 但是对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不出庭没有明确的规则。第二个是实际困难, 证人经济安全、人身安全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三个问题是证人自己的思想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传统社会, 一些目击者与客户是亲戚、邻居、朋友和复杂的关系, 一些人担心冒犯他人, 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外界不良干扰因素,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综上所述, 我国的证据制度, 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法律对于刑事举证标准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 从而导致法官认定的随意性。依据正确的证据定罪量刑, 准确的事实是刑事诉讼的首要环节! 如何增强诉讼裁判的效率和质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摘要：由于中国刑事证据立法体系尚未形成, 职权主义的偏见纠问式诉讼模式的过程中, 诉讼审判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 笔者在这里, 立足于审判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对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做法进行了一定思考, 努力找到该现象的客观和主观原因, 提供了一些想法解决此类问题。

关键词：非法证据,庭审环节,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辨析[J].现代法学, 1991 (3) .

[2]胡庆锡.略论我国刑事诉讼主体[J].法学研究, 1976 (1) .

篇3：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

关键词：刑事诉讼,辩护律师,权利保障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目的, 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必须保障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受限很大。只有诉讼律师的辩护权得到保障, 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让我国的法治实现公正, 国家应该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辩护律师创造优良的工作环境, 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实现律师的辩护功能。同时现代民主国家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不断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

一、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利和保障基本状况

我国的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会见与通信的权利, 但是通信次数和时间都需要层层审批和监督。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审查和起诉的前期拥有查阅案件的权利。同时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但是律师需要申请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批准才能使用这项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说明律师的在场权利, 只提及侦查人员的在场权。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律师的定位很模糊, 我国法律上对律师权利的界定不明晰, 使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辩护律师取证过程中受到各种阻碍, 律师的参与权利受到侵犯, 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国法律缺乏完善的制度对司法机关的不当行为进行制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意见不易被采纳, 比如审查机关一般在起诉前只审问犯罪嫌疑人而忽视辩护律师的意见。[1]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利和保障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可以不经过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 但是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界定缺乏明文规定。同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与内容都要受到限制, 侦查人员还会窃听或者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 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无法得到保障。我国的律师在阅卷这个环节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阅卷权的行使仅限于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 审阅的范围仅仅涉及立案决定书、拘留证等诉讼文书和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等相关鉴定材料。律师查阅范围很狭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行使时间也有很大的限制, 仅仅在审查起诉阶段才能行使。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律师必须向检察院或者法院提请调查申请, 且须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能进行调查。这样的规定使律师无法及时收集和了解案情, 不利于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获得保障。律师的人身权利也受到很大的威胁, 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容易与律师的意见产生对立, 律师面临着被阻挠和陷害的风险。刑法中规定律师不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帮助辩护人毁灭或者伪造证件, 否则会受到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 严重情节下须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2]但是其他人员或者侦查机关更容易违法取证, 可是却未受到相应的惩罚, 律师容易面临职业报复的风险。

三、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利和保障的建议

我国的立法机关应从国情出发, 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 充分保障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的权利。国家机关应转变传统的诉讼理念, 不应当过分干涉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和在场权。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公正人员避免与辩护律师站在敌对的立场上, 双方应进行沟通和交流, 时刻保障人权。我国的律师在刑事侦查的过程中充分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 了解案情的调查进度, 帮助辩护人获取更全面的证据, 充分维护辩护人的合法权利, 我国应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权, 侦查机关应根据合法程序进行调查, 不应过分限制律师的调查权。同时国家机关应完善阅卷程序, 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定保证律师拥有充分的阅卷权利, 甚至在不影响司法机关的工作的前提下应提供阅读的条件, 比如专门的阅卷室、打印设备等。我国司法机关应明确自身的职能, 应针对律师行业加强监督, 规范律师职业的管理制度, 引导该行业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

四、结语

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权利是否获得保障与人权的实现息息相关, 但是刑事诉讼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容易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限制。我国必须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才能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 加快社会公平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高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问题研究[J].中国司法, 2012, 06:52-58.

[2]常超.刑事诉讼中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研究[D].山西大学, 2009.

[3]陈卫东, 刘计划, 石献智.理性探讨, 友善交锋, 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国际研讨会综述[J].中国律师, 2002 (02) .

篇4：庭审中刑事辩护律师的问话技巧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刑诉法》修改后, 法条中增加充实了辩护制度的内容, 使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 与法治和人权联系密切, 刑事诉讼中辩护制度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 而辩护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 在辩护制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受“有罪推定”的传统认识影响, 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易从一开始就被带上“恶人”、“罪人”的帽子, 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从被追究犯罪的那一刻就处于不利地位。从客观方面讲,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往往被采取强制措施, 个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无法亲自收集有利证据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主观方面讲, 绝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知识都被比较缺失, 当他们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 处于被法律追求刑事责任的情形中时, 内心的顾虑与压力可想而知。辩护律师的出现恰恰能够弥补这些主客观方面的不足, 律师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 凭借自己丰富的法学知识储备, 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发现有利证据,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 查明案件事实, 实现司法公正

控辩平等对抗, 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追求, 也是实现司法公正最起码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三权分立使得国家公权力能够得到很好的制衡, 而我国的国家公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 再加上公检法机关追究犯罪的本性, 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强大的控诉机关时胆小、怯懦, 不利于刑事诉讼的有效进行。如此, 不仅易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而且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过许多案件事实未明、歪曲司法公正的冤假错案, 辩护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 尤其是提前到侦查阶段, 能够有效避免这种局面的产生。

二、辩护律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利现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得到国家法律的重视与认可, 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控辩双方严重平衡, 导致刑事辩护制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失和不完善, 下面本文将介绍一下辩护律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现状:

(一)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方面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础性阶段, 也是侦查机关是否确定要起诉犯罪嫌疑人的决定性阶段。我国的侦查权不断扩张与膨胀, 与之相对应, 犯罪嫌疑人在此阶段中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最大, 因而更需要有专业法律素养的辩护律师的帮助。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未对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做具体规定, 指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法律帮助。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 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作为辩护人的法律地位。相比之前的刑事诉讼法, 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 填补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空白期。

(二)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方面

新《刑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 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里“有权”二字实属立法语言的进步, 比之“可以”更加确凿有力, 这就使得在特定情况下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材料成为辩护律师的一项权利, 避免了司法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 限制律师申请调取证据活动。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 司法实践中对律师的限制过多, 导致律师辩护出现“六大困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质证难、申请取保难、意见被采纳难。[1]在调查取证方面, 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辩护律师在征得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的前提下, 方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这条规定无异于将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而对于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 律师同样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本来作为被害人一方就视辩护律师为“天敌”, 自然不愿为其提供案件信息, 况且在这种情况下, 辩护律师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使得辩护律师的取证行为难上加难。因此而言, 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看似是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实则形同虚设, 实际操作困难重重。

(三) 律师的诉讼地位方面

撤案数、不捕率、不诉率、无罪判决率等过于绝对化的考核指标使公检法三机关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协调配合关系, 在实质上将公检法三机关束缚于一个基于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大家庭”当中。[2]在这种天然利益的驱使之下, 公检法三机关努力配合, 积极规避撤案数、不捕率、不诉率与无罪判决率, 与律师的职业目标之间形成鲜明的冲突与矛盾, 使得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完善建议

辩护律师重要地位有目共睹, 可无论从立法方面还是司法实践方面, 律师辩护权的行使都受到很大限制。针对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现状与不足,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以下改善建议:

(一) 完善立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颁布《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对律师权利保护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纵观所有关于律师权利的法律文书, 不难看出关于律师与辩护制度的规定都过于模糊、粗糙, 缺乏可操作性, 给律师的执业过程带来重重阻碍, 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例如, 对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笔者建议修改为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时不需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 同时细化律师调查取证的条件、方式、程序等, 给予辩护律师充分的权利行使空间, 减少律师调查取证的难度。当然, 对于律师权利保障的完善, 不仅仅在于侦查阶段, 还应延伸至审查起诉、庭审阶段, 使得该项权利更加完整和立体化。

(二) 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制度在于确保被告防御权之落实, 而辩护人系指独立自主而参与刑事法院及检察机关处于独立地位之诉讼关系人, 用以辅佐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依据法定程序参与刑事程序, 并增强其防御力。”[3]律师权利的有效保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充分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律师是一个充斥着高专业水平与高风险化的行业, 与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同, 律师的人身权利易受侵犯。因此有必要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免除其后顾之忧。关于律师的辩护豁免权, 我国法律并无相关规定。因此, 建议立法者将律师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以实现对辩护律师的人权保护具体化、可实施化。但是, 任何一种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权利的相对性要求法律对律师豁免权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 以避免律师滥用豁免权妨害正常司法秩序。

(三) 公检法机关转变司法观念, 保障律师权利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与国家公权力相比, 律师显然处于弱势地位, 加上公检法机关将辩护律师作为自己的“天生对抗者”, 使得控辩审三方严重不平衡。对此,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转变“有罪推定”的落后意识, 重视律师的辩护职责, 积极主动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致力于案件事实的发现, 着眼于整个司法秩序的维护以及司法水平的提高。

(四) 提高辩护律师自身素质

律师的自身素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素质, 二是业务素质。律师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 不能因为个人利益或者与当事人之间“雇佣关系”产生的报酬多少而作伪证, 绝对不能妨碍诉讼的公正性。[4]对于业务素质, 律师要全面、准确的掌握法律知识、业务技能, 不断对自身的业务素质进行积累、提高。

综上所述,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极其重要, 完善辩护律师的权利任重而道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辩护制度的价值、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 同样也是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国家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权的行使是现代国家保护人权与司法公正的体现。我国现行的辩护制度不够完善, 辩护律师的权利得不到全面的保障, 阻碍了司法的进步与发展。因此, 应该从完善立法、赋予律师豁免权、提高其自身素质等方面来健全律师的诉讼权利, 以此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关键词：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权利,完善

参考文献

篇5：浅谈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关键词：刑事诉讼程序,辩护

2016 年1 月初, 北京市海淀法院公审某网站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件, 首日庭审本案竟历时将近10 个小时, 公诉人以及被告方辩护律师在庭上呈现的“攻防大战”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就此刑诉律师辩护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再次受到公众的强烈瞩目。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后,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辩护的制度上做出了重大修改, 让许多长久以来困扰刑事辩护律师的难解问题得到有效处理, 但目前我国的律师依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分析我国现有的刑事律师辩护现状, 通过历史背景和存在问题, 提出健全我国刑诉律师辩护权和辩护制度的方案事不宜迟。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被告人拥有辩护权作出相应规定, 被指控方有权为自己辩护, 也可以委托专业律师或者其他人为自己辩护。

自公元前21 世纪夏朝建立起到公元前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结束的奴隶社会时期, 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 被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可以说是卑微低下的。在随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中, 奉行天子至上的专制统治制度, 纠问式诉讼方式成为当时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手段, 在纠问式诉讼模式当中法官不处在消极的中立者地位, 而是主动承担追究犯罪行为的责任, 由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极其低下, 基本处在无权地位, 只是作为一个被追究责任的对象不受任何保护, 无权为自己辩解, 也无力请求他人为自己辩护, 刑讯作为一项合法的取证手段, 致使被告人被疑罪从有成为一件不新鲜的事儿。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出现形同于当代辩护人身份的角色。代表人物邓析, 周游讲学向人们传播法律知识, 并帮助百姓参与诉讼活动。《吕氏春秋》的记载: “与民之有讼者约, 大狱一衣, 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意思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劳务费。清末列强入侵, 我国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附属条约《五口通商章程》, 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 在后来外国列强利用治外法权过程中, 外国的刑事律师制度逐渐渗透到中国, 从侧面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对律师辩护权的认知和重视, 促进了我国律师辩护权的移植进程。

前期我国处于奴隶社会或封建主义社会时期, 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奉行中央集权制, 天子有权专制独裁, 经济状况依附于政治制度, 官贵民轻思想导致社会上缺乏自由平等的意识, 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 人民思想被禁锢, 与律师的平等辩护行为针锋相对。20 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规则一体化也应运而生, 辩护律师权利范围和作用的扩大,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正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相对于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 2013 年1 月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攻克律师辩护难问题, 会见权、取证权以及权力救济等方面都做了完善性调整, 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发挥律师作用, 保障其权利。但法治的健全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律师在真正的司法实践行使辩护权时依然面临一系列的障碍。

现行刑诉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但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 众多律师都对此表示无奈, 侦查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自身的属性和特点, 律师作为与国家对抗的反面角色, 在向侦查机关了解事实时, 侦查机关人员存在不配合的现象, 而且屡见不鲜, 以各类理由相互推诿责任, 拒绝履行理应承担的法定义务, 律师找当事人了解案情受当事人个人素质的影响造成对案情基本事实了解的缺乏。对此, 提高执法办案人员素质是从源头上解决律师会见难的手段, 对一些案件的标准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而不是一味按照执法人的个人理解, 曲解法律规则的适用, 造成影响律师知情的程度和效率。

新刑诉法规定, 对公检法办案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律师有权向同级或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控告。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本条规定可谓“空有其表”, 检察院作为公诉方, 与律师的辩护立场相冲突, 律师作为与国家相对抗的力量使其去信任检察院的救济和帮助也有些勉强。另一个原因, 对于刚步入律师行业的年轻人来说, 与办案机关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常情, 惧怕因控告和申诉给检察院带来麻烦和诉累导致双方关系破裂, 对此, 应加强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打破职业间的分歧和不信任, 增强各方之间的尊重和理解, 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

有些执法部门的相关人员自认为背靠“大树”有恃无恐, 恶意侵犯律师辩护权后, 不但不用面对不利后果, 没有相应损失, 还有很大可能从中获得利益, 既然这样, 侵害律师辩护权的现象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下, 律师们竟沦为弱势群体, 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更多的是无奈还有敢怒不敢言。所以出台一套制裁侵害律师辩护权的处罚决定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