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2024-04-30

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精选6篇）

篇1：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摘要：

西方的安乐死讨论并不只是限于死亡的方式的问题，而也牵涉到所谓“生命的质素”（quaility of life,QOL）的问题。支持安乐死的人大都不赞成所谓的“生命神圣论”（doctrine of the sanctity of life）。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建立在生命的质素上；当生命的质素跌落到不可接受的低水平时，生命便不值得继续。以前对生命质素高低的划分，是以意识的有无为标准；于是长期昏迷的植物人及脑动电流图平坦的病人，虽仍拥有生物生命，但这生命的质素太低，不值得延长下去。于晚近西方的讨论中，却有人认为以意识的有无来划分是失之太窄，一个可以接受的生命质素并不只是有意识而已，而牵扯到有何种意识或什么质素的意识。

关键词：

生命的质素，生命神圣论，生命的价值，安乐死，生命

正文：

美国哲学家彼得·辛格对安乐死定义到：“把那些久治不愈而又极其痛苦或苦恼的人杀死，免致他们继续受苦。“1然而，安乐死又分为”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对一个垂死的病人，终止或不给予任何治疗上的干预，任其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指对于那些生不如死的人，采取某些行动，蓄意致其死亡，使他从痛苦中解脱。由此，引起了人们有关安乐死的广泛讨论。

曾有这样一个案例：艾琳是一个新生儿，但不幸的是她是一个先天无脑儿，当艾琳的父母知道真相后，拒绝给予治疗，希望将其杀死；而医院里的医生要求艾琳的父母继续让艾琳接受治疗，从而与艾琳父母的想法相悖。最终医生将艾琳父母告上了法庭。到底谁对谁错呢？一些人认为：艾琳是一位没有任何社会意识的婴儿，艾琳父母作为她的监护人，对艾琳的生死有着一定的干涉权利，况且艾琳已经是一位无脑儿，或者无疑会给他们增加沉重的负担，且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另外支持医生的人认为：艾琳也是由母亲产下，虽然是无脑儿，或者说是没有意识，但是她作为一名公民，有生命权，应享有父母的照顾。针对以上两种言论，我个人支持前者，其原因不得不牵扯到有关“生命的质素”及“生命的价值”的问题。

刘向《说苑•反质》:“ 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生命的质素指具有的素养和本质，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质素，因为他们在从相应的集体索取时，相应地为相应的集体做出贡献，比如：狗可以看家，可以搜寻；鸟可以捕食害虫；人在接受社会资源的供养时，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拥有生命的质素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实现了一些生命的价值。

但一个人虽然有了生命的价值，不一定代表他对他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作为累赘。我私下里尚且引出“价值比”这个概念，即生命的质素与社会

消耗比值。如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的价值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消耗了社会资源时，产生了超过所取社会资源的价值的贡献时，他的价值比大于一；而相反，则小于一。前者，在古今中外的一些人身上尤为凸显，譬如：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等，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霍金，虽然他几乎全身瘫痪，消耗了许多社会资源，但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已经盖过了他的缺陷。后者，则如上文提及的艾琳，虽然它具有生物生命，但她对她自身，她的家庭，医院及那些等待医院病床的人而言都构成了很大的负担，且作为无脑儿的她，将来对社会有贡献可能性很渺茫。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艾琳可以说除了血缘关系，医生与患儿关系外，没有其他的关系了。所以，在面对此类关于安乐死的事件时，应给予安乐死。

或许，有人会从生命神圣论的角度来反驳这类安乐死，因为尽管垂死的病人或像艾琳一样的新生儿患者，他们仍有生命，应该竭尽全力的使他们活的更久，哪怕只有一天，哪怕是用先进的医疗器材维持他们的心跳。但是，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那么生命何来神圣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3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

既然选择了给予安乐死，就要让他和其家人舒适的度过这一时期，而应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宁养服务“就是一种恰当可行的方式，现在在西方已相当普遍，中国在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宁养服务机构。它是”为照顾垂死病人之安宁院“，对生命临终病人及其家属进行生活护理，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社会服务等的关怀照顾，是现代社会一种强调身——心——灵的全人，全家，全社会，以及全程的全方位医疗方式。其目的是为临终者及家属提供心理及灵性上的支持照顾，使临终者达到最佳的生活质量，并使家属顺利渡过与亲人分离的悲伤时刻。罗秉祥指出：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人生也有幼壮老衰四个阶段。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既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拖长，也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消除，使人死的越快越好。死亡过程是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路，是整全人生的一部分，也可以发出人生的光辉。这种接近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在《庄子·至乐》中找到共鸣。2我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我们应接受死亡的过程，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推行“宁养服务”。

大家可以发现以上讲的有关生命质素本来就低的安乐死问题，还有一种安乐死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反响，即生命的质素还很高，但自以为很低的当事人的安乐死问题。比如：1991年9月28日，包雪尔女士在家中接受了安乐死，这个案例震惊世界，因为她身体健康完全正常。她因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而离婚；她有两个儿子，一个20岁自杀，一个20岁死于肺癌。于是在重重打击下她长期抑郁，虽有去看精神科医师，但却拒绝他的治疗，而表示只想寻死，与其痛苦生，不如安乐死。还有就是有关“尊严死”的案例，例如：大小便失禁的病人请求安乐死；患有乳腺癌的患者请求安乐死等等。于是，人们就争论：医生到底因不应该给予她安乐死？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引用儒家的一些语录。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白儒家是对尊严死持肯定态度的，这与近代生命伦理学所提倡的尊严死是有共鸣的。而现在中国的医生都秉持这样一个观念：医生的职责是维护人的生命，而不应帮助

病人安乐死（仁慈助死）。但是，生命权和人格尊严权是公民两项最重的权利，生命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个人，不能是国家或者其他人。生命权的内容只包括公民的生物性存在，不能对生命权的内容作任意扩大。人格尊严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把人格尊严看作是生命权的内容。生命权是我国宪法隐含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国家公权力可以剥夺公民的生命，那么国家无权限制公民放弃自己生命权。4所以，我认为：对于上面一类求安乐死的做法，是符合法律与道义的，对于那些协助病人的医生，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或者法律上的处罚。

当然，安乐死对病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由病人（除无意识的患者）来评价和自主决定、自主选择。也只有自觉自愿的安乐死才是符合伦理的。

引用文献：

1,.（美国）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中）刘刚《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3（中）罗秉祥, 陈强立, 张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哲学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中）韩玉霞《由生命权论安乐死之合法化》山东大学，2006

注：因水平有限或价值观不同，文中笔者的观点可能欠妥，请指正。

篇2：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几乎所与人都相信外星人的存在，虽然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人类真的与外星人有过回眸。但很少有人信服生命的轮回，或者说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轮回的理念，抑或只是停留在宗教信仰和民间传说的投胎转世上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巨人，就是牛顿。他晚年转入研究神学，这一直为世人所诟病，而我感觉这很是冤屈了牛顿。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神、鬼、天堂、上帝等所抱态度泾渭分明，信徒顶礼膜拜，不敢去质疑；外人嗤之以鼻，不屑去质疑。牛顿在没有前人神学理论基础的情况下敢为天下先，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言归正传，对于轮回的说法，我是倾向于有的。假设生命没有轮回，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我们出生时，是意识的开始，我们死去后，是意识的终止。我们在活着的这几十年中有喜怒哀乐悲等种种情感，然后离开人世时就全部突然消失了，像睡眠一样永远不涉世事。真的如所说那样“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吗？真的很难想象“长眠”对于一个曾经有思想的物种来说是个怎样的情景。

死亡对于生物来说是未知的，未知的事物往往使人感到恐惧。一些狂热的信徒或者被迷信思想侵染的人自认已“大彻大悟”，他们似乎已经悟透了生死的变迁，在强烈的思维信仰中可以毫不畏惧地去面对死亡。以前，我对宗教信仰很是不以为然，他们所信奉的上帝天主等毫无理论依据，不知多少年前是谁编造了一个故事，后人便被牵着鼻子愚昧地去顶礼膜拜。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世俗的缠身变得迂腐了许多，我开始对这种无源头的信仰有了几分同情和理解。宗教信奉自己的真主，正如很多人所说的信仰科学一样。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去批判别人的信仰是不对的。这里说明一点，我也信仰科学，而且只信仰科学，我希望所为信仰科学的人们不要我一谈宗教和轮回就把我当另类看待。说这么多，好像越来越偏离了主题，那就直接说说我所理解的轮回吧。

人是有思想的，思想在哪？有人说，思想在大脑里，那好，如果我们造一个与某个人的生理特征完全一样的“人造人”，或者是“克隆人”，那这个“人”就有意识和思想了吗？也许有可能，大脑的结构或其他的一些部位决定了人的思想。那再离谱一点，把这个“人造人”和原人放在两个彼此隔离开的完全一样的环境中，按理说两边是完全对等的，那么他们俩是不是会有一致的行为表现呢？这种行为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一年?两年？同时咳嗽一声，同时理一下头发，直到同时以同一个姿态死去？这有些难以想象，既然这样，思想就应该有它自己特有的存在形式，而且思想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虽然目前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实物，实实在在的物体。自然界中，能量是守恒的，我认为思想也是守恒的，它不能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轮回的理论根基。如果有人要问原始的思想是从哪来的，那等人类真正搞清楚物质是怎么来的再说吧。生命的轮回实际上就是思想的一次次传递，当然，在这个传递过程中思想会有一个还原的变化阶段。有人声称记得自己的前生，这在世界上有很多例案，我认为这是思想在还原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物种基因变异一样，没有完全回到初始状态。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人大多有一个不愉快的前生记忆。他们或者在死亡时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或者在临死时有种强烈的复活欲，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思想的还原变化，而且这种受阻情况大小也不一样。不过我尚未发现有资料显示确有这种规律。

为了近距离地观察教徒对于轮回的看法，我前天跑到学校旁的天主教堂里去听教徒们宣讲天主教。他们讲的都是关于耶稣的诞生及救世，还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养父若瑟。我对这些兴趣不大，倒是一位大妈的一句话让我有了几分狂想。她说中国有句话叫“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不对，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有良心，良心看不见，摸不着，现在医学有解剖学，但你发现不了良心，良心你信有，不信也有。一个人有了良心和灵魂，再加上肉身，就是一个神体。她所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虽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之于思想内部的再创造（思想的转化）而言，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宇宙中所有物质，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都有共同的基本规律。物质和思想虽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但思想和物质一样，是可以由某种力量来创造或破坏的。在民间的一些传言中，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超科学”现象，即所谓的“迷信”说。然而，关于“鬼上身”等之类的事情也不在少数，有很多人见过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蔑视这些怪现象，但你不可能无视它们。我一直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所有可以解释的东西都可以归为科学的范畴。民间的迷信之说，确实迷惑了自己，对于思想的未知，人们盲目地使这些奇怪现象妖魔化，神鬼化。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简单的自然现象，比如“海市蜃楼”“鬼火”，而其余的我想可能是思想变化的产物。另外像举办大型活动如奥运要选吉时，火种要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采集，大家在生活中几乎常常在被“迷信”所左右。有人说是传统，我觉得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灵异的思想在人们的意识里一直存在着。也许在众人的集体思想堆积中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神，当然，言重了，还没这么神。

篇3：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老师, 秦皇岛所辖的四个县是哪四个啊?”邻座的男生首先发问。“老师, 你看, 远处那个劳动的妇女, 她头上为什么包块围巾啊?”。另一个男生又抛出了问题。顺着男生的手势, 我也看到了妇女头上的那方围巾, 那是乡下很常见的物件, 那样式独属田间地头劳作的村妇, 只为遮风挡尘。两个男生的提问, 让我不禁陷入了思考, 孩子们幼稚问题的背后隐含了多少我们对教育现状应有的诘问: 我们的教育离生活有多远?

孩子们本无错, 生于斯, 长于斯, 已经升入初中生的他们从未看过家乡的地图, 从没听家长谈起过相关的话题, 也从没在课堂上获取过关于家乡的地理概念, 因为这不是考试必考的内容。所以, 第一次走出城区的孩子才有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我们的城市究竟有多大? 城市里的妈妈们优雅时尚, 她们不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将一方厚厚的围巾包在头上。因此, 城里的孩子看到田里劳动的妇女头顶那块不美丽的头巾像是看到了“西洋景”。类似的问题绝不止上述两个, 通过这一次实践活动, 孩子们第一次知道了大米源自水稻, 花生长在地下而不是结在树上, 农民并非住茅屋也有的居住在楼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给学校的两个含义做注解: 一是指专门的学校, 二是指人民大众生活的场所。他提倡: 生活即教育, 把远离生活的教育形象比作“鸟笼式”的教育, 并指出了: “行是知之始”。在对孩子的“六大解放”之中, 他提出: 要解放他的空间, 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取得丰富学问。

反思现实学校中的教育, 学生大多沉浸于“书本世界”, 演变成应试的“机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和以考试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导致了学生同生活的分裂。学校教育只是教育这座冰山的一角, 生活的教育应是冰山中最为坚实的部分。青少年学生需要在玩中学、做中学、实践中学, 在活动过程中认识世界, 体验求知的乐趣、成功的愉悦、挫折的磨练。了解了学生的需要, 我们应从广阔的生活课堂中寻找教育的灵感和智慧, 注重学生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唤醒, 使学生用内心去体验和感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语文课恰恰是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精神之旅的重要载体。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开设, 为语文教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让学生得到最大的活动体验, 在体验中感受活的语文, 在探究中思考、成长, 在参与和合作过程中融入社会, 在认识自我和重塑自我中发展并成才。

当我们从学生的成长需要出发, 将学校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教育将幻化出无穷魅力和生命力。或许, 下面两则案例能为我们对“教育回归生活”的思考提供些许帮助。

北京某一民办公助初中学校, 每年寒暑假都要组织全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由语文学科牵头, 所有任课教师全部参与策划。比如, 某年暑假, 活动主题为“感受西安”。暑假前一个月的在校时间, 学校各学科都围绕这次活动主题开展教学。语文课学习古今关于西安的名篇, 学习西安籍作家的作品, 感知西安深厚的人文内涵; 地理课了解西安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风土人情, 学生自己设计行程的最佳线路; 历史课知晓西安作为古都的兴衰变迁以及对今日发展之借鉴; 数学课计算西安之行的所有费用支出、分组活动方式以及省钱方略; 英语课模拟英语导游, 成就数篇“西安游”的英文导游词, 音美课欣赏一切关于西安的艺术作品……在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之后, 假期伊始, 全校师生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奔赴西安, 一个星期吃、住、游在西安, 去触摸去感受鲜活、立体而完整的西安, 回校后完成数千字的考察报告, 由语文学科组评改、展出。

在那次学校参观学习, 每每由衷欣赏那里学生的活力和大气。抛开应试的障目之叶, 大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带给学生开阔的视野和襟怀, 必然会弥散“胸中有丘壑”的大气。如此一以贯之的实践活动, 怎能不培养出有丰厚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公民?

某校初一语文组策划了这样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 主题为: 走过四季, 拥抱自然。准备工作包括: 收集自然四季的景物图片和人类活动的图片; 用相机和摄像机记录自然四季的景物特征; 在网上收集歌咏自然四季的诗词歌赋以及文人墨客借自然四季来抒情的文字, 并且写读后感, 观看《人与自然》《探索》《动物世界》等影像资料, 并且写观后感; 每个小组办一份手抄小报, 将自然、四季之美用图画和文字固定在纸质材料上面, 邀请生物、地理老师进行相关指导, 加强对自然四季的理性认识, 加强学生对环保的认识……当学生们用三周时间进行了充分准备后, 在期待已久的课堂上, 异彩纷呈, 高潮迭起。学生自拍、自编的影像资料展示掀起了课初始的第一个高潮, 学生们用手中的相机、摄像机拍下了现代都市和乡村的四季气氛以及校园的秋天, 并配上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小荷才露尖尖角”“湖光秋月两相和”“儿童冬学闹比邻”。接下来, 学生用五分钟的时间集体完成观看上述资料之后的《观后感》 ( 小组内众人思考, 一人执笔) , 而后小组展示, 观后感质量相当不错。下一个环节是学生自主生成问题的环节, 在展示了收集到的古今描写四季的诗词歌赋之后, 探究两个问题: 古诗中“伤春”和“悲秋”的诗歌很多, 为什么诗人对“春秋”尤为敏感? 现在的四季与诗词歌赋记忆中的有何不同? 在学生的合作探究中, 课堂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我相信, 这样一堂形象、生动、内容丰富的语文课一定会给学生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它从生活中来, 直指人心, 从而带给学生们这样的思想冲击: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 语文就在我们身边。当网络、图书馆、音像资料、自身的生活记忆都成为我们能开掘的教育资源, 我们便找到了一个宏大的教育世界。

“一粒沙里看世界, 半瓣花上说人情”。为人师者, 让我们引领自己的学生走向广阔的生活实践的海洋, 用他们年轻的心感受这多彩的世界, 用青春的敏锐探寻人生的真谛, 用成长的智慧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

篇4：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老师，秦皇岛所辖的四个县是哪四个啊？”邻座的男生首先发问。“老师，你看，远处那个劳动的妇女，她头上为什么包块围巾啊？”。另一个男生又抛出了问题。顺着男生的手势，我也看到了妇女头上的那方围巾，那是乡下很常见的物件，那样式独属田间地头劳作的村妇，只为遮风挡尘。两个男生的提问，让我不禁陷入了思考，孩子们幼稚问题的背后隐含了多少我们对教育现状应有的诘问：我们的教育离生活有多远？

孩子们本无错，生于斯，长于斯，已经升入初中生的他们从未看过家乡的地图，从没听家长谈起过相关的话题，也从没在课堂上获取过关于家乡的地理概念，因为这不是考试必考的内容。所以，第一次走出城区的孩子才有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城市究竟有多大？城市里的妈妈们优雅时尚，她们不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将一方厚厚的围巾包在头上。因此，城里的孩子看到田里劳动的妇女头顶那块不美丽的头巾像是看到了“西洋景”。类似的问题绝不止上述两个，通过这一次实践活动，孩子们第一次知道了大米源自水稻，花生长在地下而不是结在树上，农民并非住茅屋也有的居住在楼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给学校的两个含义做注解：一是指专门的学校，二是指人民大众生活的场所。他提倡：生活即教育，把远离生活的教育形象比作“鸟笼式”的教育，并指出了：“行是知之始”。在对孩子的“六大解放”之中，他提出：要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取得丰富学问。

反思现实学校中的教育，学生大多沉浸于“书本世界”，演变成应试的“机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和以考试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导致了学生同生活的分裂。学校教育只是教育这座冰山的一角，生活的教育应是冰山中最为坚实的部分。青少年学生需要在玩中学、做中学、实践中学，在活动过程中认识世界，体验求知的乐趣、成功的愉悦、挫折的磨练。了解了学生的需要，我们应从广阔的生活课堂中寻找教育的灵感和智慧，注重学生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唤醒，使学生用内心去体验和感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语文课恰恰是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精神之旅的重要载体。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开设，为语文教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让学生得到最大的活动体验，在体验中感受活的语文，在探究中思考、成长，在参与和合作过程中融入社会，在认识自我和重塑自我中发展并成才。

当我们从学生的成长需要出发，将学校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将幻化出无穷魅力和生命力。或许，下面两则案例能为我们对“教育回归生活”的思考提供些许帮助。

北京某一民办公助初中学校，每年寒暑假都要组织全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由语文学科牵头，所有任课教师全部参与策划。比如，某年暑假，活动主题为“感受西安”。暑假前一个月的在校时间，学校各学科都围绕这次活动主题开展教学。语文课学习古今关于西安的名篇，学习西安籍作家的作品，感知西安深厚的人文内涵；地理課了解西安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学生自己设计行程的最佳线路；历史课知晓西安作为古都的兴衰变迁以及对今日发展之借鉴；数学课计算西安之行的所有费用支出、分组活动方式以及省钱方略；英语课模拟英语导游，成就数篇“西安游”的英文导游词，音美课欣赏一切关于西安的艺术作品……在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之后，假期伊始，全校师生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奔赴西安，一个星期吃、住、游在西安，去触摸去感受鲜活、立体而完整的西安，回校后完成数千字的考察报告，由语文学科组评改、展出。

在那次学校参观学习，每每由衷欣赏那里学生的活力和大气。抛开应试的障目之叶，大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带给学生开阔的视野和襟怀，必然会弥散“胸中有丘壑”的大气。如此一以贯之的实践活动，怎能不培养出有丰厚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公民？

某校初一语文组策划了这样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主题为：走过四季，拥抱自然。准备工作包括：收集自然四季的景物图片和人类活动的图片；用相机和摄像机记录自然四季的景物特征；在网上收集歌咏自然四季的诗词歌赋以及文人墨客借自然四季来抒情的文字，并且写读后感，观看《人与自然》《探索》《动物世界》等影像资料，并且写观后感；每个小组办一份手抄小报，将自然、四季之美用图画和文字固定在纸质材料上面，邀请生物、地理老师进行相关指导，加强对自然四季的理性认识，加强学生对环保的认识……当学生们用三周时间进行了充分准备后，在期待已久的课堂上，异彩纷呈，高潮迭起。学生自拍、自编的影像资料展示掀起了课初始的第一个高潮，学生们用手中的相机、摄像机拍下了现代都市和乡村的四季气氛以及校园的秋天，并配上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小荷才露尖尖角”“湖光秋月两相和”“儿童冬学闹比邻”。接下来，学生用五分钟的时间集体完成观看上述资料之后的《观后感》（小组内众人思考，一人执笔），而后小组展示，观后感质量相当不错。下一个环节是学生自主生成问题的环节，在展示了收集到的古今描写四季的诗词歌赋之后，探究两个问题：古诗中“伤春”和“悲秋”的诗歌很多，为什么诗人对“春秋”尤为敏感？现在的四季与诗词歌赋记忆中的有何不同？在学生的合作探究中，课堂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我相信，这样一堂形象、生动、内容丰富的语文课一定会给学生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它从生活中来，直指人心，从而带给学生们这样的思想冲击：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语文就在我们身边。当网络、图书馆、音像资料、自身的生活记忆都成为我们能开掘的教育资源，我们便找到了一个宏大的教育世界。

“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为人师者，让我们引领自己的学生走向广阔的生活实践的海洋，用他们年轻的心感受这多彩的世界，用青春的敏锐探寻人生的真谛，用成长的智慧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

篇5：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大家陷入思考。。。。。。

不一会，有同学说：“从远处爬来的时候就看着树上哪个最大，然后朝着那个方向爬上去。”老师说：“远处看可能存在距离的问题，又或许有些大苹果被树叶遮着呢。”

另一个同学说“等风吹的时候，看能不能掉下来一个。”老师说：“那万一不起风，岂不是没法吃到了?”

也有同学说：毛毛虫变成蝴蝶飞上去。老师说：“那毛毛虫变成蝴蝶需要多长时间你计算过么?”

课堂上大家众说纷纭。

老师说关于这个问题，她也问过其他班的同学，有个很有“企业家”潜质的同学说：他会叫上一大帮毛毛虫，帮他把苹果树咬断，然后老师就问：树虽然是断了，你怎么判断哪个是最大的呢。他说：“我跟他们先约定好，树倒了之后，让我先挑好的、大的，剩下的都是你们的，反正我是不会去咬树的，让它们去做。”

不难看出，这个同学真的很有企业家的“潜质”，不但懂得将最大的利益囊括自己手中，同时懂得如何去分配、分工。

那么，如果你是毛毛虫，你会怎么做呢?那让我们设想下。

设想一：一只毛毛虫研究了一种望远镜，然后他在上树之前望准了那个大苹果然后往上爬。可是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是走近道还是走弯路呢。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那个大苹果那呢?

设想二：一只毛毛虫研究了一种望远镜，然后在上树之前望准了那个大苹果，然后花时间设计路线，可是等到设计好路线后，大苹果被其他毛毛虫捷足先登了，要么是熟透坏掉了。

设想三：一只毛毛虫研究了一种望远镜，它的目标不是树上的大苹果，而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苹果花，他计算着时间和行程，估计它到达时，那朵苹果花刚好长成一个大苹果。

这几个设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很重要，但知道如何得到它更重要。

如果将毛毛虫的故事与职业生涯规划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自我职业生涯规划管理时，需要注意几点：目标、方向、路径、时间、策略、工具

一、目标确定

(1)剖析自我(可运用SWOT分析、橱窗分析法)

(2)分析内外部环境，职业生涯机会评估

二、方向定位

有清晰的目标之外，还要定位自己的职业方向，定位方向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1)择已所爱：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你只有喜欢这份工作，你就会很享受它给你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

(2)择己之长：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可以扬长避短，在竞争中有一定优势

(3)择市所需：选择市场现状及未来走向有发展前景的职业方向

三、路径设计

(1)传统职业路径：基于过去自己的实际发展道路而制定发展模式。

(2)行为职业路径：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上行为需求分析基础上进行职业发展路径设计。

(3)横向职业路径：横向调动，使工作丰富化，多方面锻炼，拥有各种岗位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4)双重职业路径：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内长期从事专业工作，但不随着职业的发展而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

(5)网状职业路径：纵向上或横向上的发展、晋升。

四、时间节点

(1)短期规划(1-2年)

(2)中期规划(3-5年)

(3)长期规划(5年以上)

五、策略制定我怎么干才能达到目的?

六、工具利用：

(1)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技能竞赛或参加培训班获取知识

(2)平时多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

(3)利用互联网专业网站学习

(4)现有人际关系网

(5)阅读专业期刊、杂志等

(总之，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成功的人生，需要自己去经营，做好人生规划，为自己选择一条最佳的路径，并付诸行动，根据实施情况不断调整，不断前进，遇见心想事成的你!

篇6：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黄世锋

【内容提要】近年来，拍卖判决书已不成为什么新鲜事了，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8例之多。诸多的“判决书拍卖事件 ”透露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⑴。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和亵读。而本文试图从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角度，在挖掘“拍卖判决书事件”产生的深沉原因，同时延伸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及分析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的基础上给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下一个恰当的定论。在此之外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难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即：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三：完善立法，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从而加大执法监督，最终保障司法的权威性。

【关键词】拍卖判决书执行难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完善

一：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基本概况

以下列举几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判决书拍卖事件⑵1、2001年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因卖给武汉市第二面粉厂100多万元的小麦，当时没有付钱，之后也没付。在几经追讨无果的情况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把第二面粉厂告上了法庭。1998年6月，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第二面粉厂偿还新洲粮食收储经销公司134.8万元欠款以及银行利息、诉讼费共计150万元，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随后，新洲区粮食公司向桥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交纳了２万余元的强制执行费，但因种种原因这张判决文书还是成了一纸“白条”。万般无奈之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于2001年11月找到一家拍卖行，将150万元折成半价的“标的”公开拍卖法院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书。2、2003年10月28日陕西风翔县石五龙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石五龙，于2001年10月27日因其妻与邻居因琐事发生争执，并在厮打中其妻受了伤。经过检查治疗共花去人民币5600余元，他们遂将此事诉至法院。2002年3月8日，风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4481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石五龙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未得到分文的赔偿。于同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抗诉，县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并维持了原判。石龙五因法院执行未果，无奈之下于2003年10月28日在陕西风翔县县城大街上公开以五折的标价出让判决书。

3、2003年12月20日，广州市黄梅雪老人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黄梅雪老人，原在某公司当财务主管，于2002年6月因公司与租赁业主产生经济纠纷，老板为逃避债务意外“失踪”。公司欠黄梅雪老人5万多元人民币，为此他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公司支付黄梅雪工资5万多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黄梅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得到公司的支付。出于无奈，于2003年12月20日来到广州市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公开“拍卖”法院判决书并悬红追欠薪款。4、2004年4月5日，西安六旬妇女李素珍上街叫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李素珍，陕西韩城市王峰乡王峰村王组的村民，因1996年同村村民薛某从他家分三次借走人民币17600元。98年薛某去世，99年李素云向薛某的妻子张某主张还钱未果，后经村干部等多方协调仍无结果，李某遂于此事诉至法院。一审原告胜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生效后两年内薛家没偿还李素珍家一分钱，而李素珍家因打官司和多方申诉、上访，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李素珍于04年4月5日带着两份判决书来到西安市并在大街上叫卖起了判决书。

5、2004年12月18日河南张先志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张先志，原系河南南阳油田钻井公司职工，于02年3月下岗回到原籍--南充市顺庆区舞风镇清泉坎村张家老屋居住。04年3月20日，张先志认为本村村干部的财务有问题而进行举报。因此事与邻居罗裕银（此人系某村干部的亲戚）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张先志受到身体伤害。张先志到南充市某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共花去费用几千元。张先志遂于此事诉至法院，并两次上公堂终获全胜。终审判决生效后，张先志还缴纳了执行费，并分两次只拿到人民币2000元，但还有7000多元（包括案件受理费）被执行人仍未付清。为尽快拿到剩余的钱去继续治病，张先志于04年12月18日在南充市街道以6000元的价格公开法院拍卖判决书。6、2005年2月四川自贡人李远骞在成都摆地摊叫卖判决书事件

叫卖者李远骞因与魏某、张某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至法院。2002年5月，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判决魏某、张某归还李远骞各项费用10万余元。之后当地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于2003年7月维持原判。但判决生效后，因被执行人在泸州，李远骞迟迟拿不到钱，流井区法院委托泸州当地法院执行。李远骞多次往返两地之间，得到的答复却是“被执行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出于无奈，李远骞于2005年2月在成都市金沙车站摆起了地摊，当街以5折叫卖判决书。

以上列举了6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判决书拍卖事件，自01年武汉出现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事件以后，社会各界对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不合法的、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司法尊严的挑战。此中不乏有学者、律师，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⑶。他们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违法的，判决书是不可用来转让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判决书是法院适应法律而作出的法律性文书,是国家审判权的最终体现，代表着人民法院的法律权威。所以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判决书进行变更或处置，当事人无权处置(特别是转让或卖买)判决书。

2、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拍卖的标的用来公开拍卖。

3、当事人一旦选择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便意味着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对其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限制，在得到生效的判决后，当事人的处分权便受制于人民法院，更何况是对判决书的处分，当事人当然无权转让或处置，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判决书的转让其实是当事人寻求的一种私力救济，而现行我国法律又不支持私力救济（除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外），所以判决书拍卖行为为法律所不保护，是违法的。

在此次争论中，有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可取的，他们持赞成态度⑷，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现行我国法律无明文规定判决书本身不可以转让，依照法理法无明文规定禁止的即是可行的，所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不违法的，是可取的。

2、拍卖判决书实质上是对判决书里所规定的权利的转让，由于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债权的一种确认，对判决书里面的债权，只要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合意，他们是有自由转让的。

3、拍卖判决书行为类似申请执行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代为其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22条的规定，其行为是可行的。

以上就是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行为的看法及支持他们观点的相关理由，我们暂且不去评述他们观点的对与否，我们可先分析一下“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这种行为延伸下去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二：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延伸的法律后果

1、当事人赢了官司，而其判决却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从上述的6个拍卖判决书事件可以看出，所有的拍卖者都是在赢得了官司之后，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后陷入执行行难困境的。判决行不到有效的执行，当事人只好出此政策---拍卖判决书。执行难分为因被执行人（即债务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包括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等）而进行的消极执行及因其无能力而真正的不能执行和因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如；执行机关的推诿、懈怠职责等）而陷入困境的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有的是因为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其直接原因是法院审判程序的不公或判决的不公导致的⑸）、有的是完全藐视法律的威严，对法律的尊严不予顾及。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是因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够完善造成的。现阶段在司法过程中，执行行为的性质既属于司法行为又属于行政行为⑹，司法与行政混于一体，这及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且还会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等的现象，甚至导致执行人员的腐败、包庇、懈怠职责等行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法院只管判决，而把执行判决的工作交由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局去完成⑺。

2、当事人不想介入繁琐、复杂的的执行程序中去，且我国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表现的又相当被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分为两种，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审理该案件的审判人员依职权直接将其交付执行及组织强制执行的行为。根据《执行规定》第19条的规定，现实当中有四类案件适用于移送执行，即：⑴、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生效判决书。⑵、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制裁决定书。⑶、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⑷、审判人员认为确应移送执行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由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我们可知移送执行涉及的都是有关人身关系的案件，而涉及财产纠纷的诉讼案件要进入强制执行，当事人就要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从这可以看出法院对财产案件的执行表现的相当被动，如果当事人不申请执行，而债务人也不履行债务的话（在现实中债务不履行债务的大有所在），当事人的债权岂不是永远不能实现了。而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和第2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并具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已经届满；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4、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5、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这一期限也即申请执行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有两种，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即：一种是一年，适用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公民的案件，一种为六个月，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案件。

6、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和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由此可看出如果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话，也受到了诸多条款的限制，特别是时间的限制。

3、法院执行的不确定性，且又得先交高昂的执行费用，当然这个原因适用于当事人在没交纳执行费用之前就施行判决书的拍卖这种情形。许多当事人在权衡申请强制执行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直接转让判决书后所获得的收益，会作出一个比较后的判断，即：法院对判决执行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以遇到执行难的问题，且还需要先交纳执行费用，经过千辛万苦的周转还不如直接卖掉判决书来得划算。这也透露出我国公力救济成本负担过重的局面。我们知道现行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三种，即：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⑻。而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须花的费用繁多，当事人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灰色费用（比如请法官吃饭等），还要面临社会公众及道德对其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都要当事人承担，且还要承担被执行人因无能力而不能执行的风险。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拍卖判决书事件是其实是我们法律制度本身的软弱,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亵读。当事人也根本无意要对司法的权威进行挑衅，拍卖判决书其实是当事人对法院对其确认的权利的一种转让,属债权转让的性质。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自己的债权时,只要当事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意识达成合意,并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或他人的同意。当然当事人选择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来解决执行难造成的困境最终来实现债权是行不通的,以下笔者从分析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延伸下去所得的法律后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拍卖判决书的转让会导致四种结果的发生：

1、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拿着判决书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但必须建立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合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且协议须注明受让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即：受让人享有向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享有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的权利等等。此种转让行为只不过是受让人作为权利承受人代为转让人行使法院判令给转让人的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并没有摆脱真正的执行难问题，受让人主张债权的方式和转让人当初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一样的。

2、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通过自身的某些条件（如以身体强壮的优势对被行人进行威胁及对被执行人进行劝说、与被执行人协商和解等等）促使被执行人履行法院判令给其的义务，采用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民转刑，其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为法律所不允许。

3、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再度转让判决书。此种行为只能再次陷入执行难问题，而判决书的申请执行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一般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为一年，在一年内当事人须主张权利，要不就不受法律保护。

4、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债务，自已承担一切损失。这只能导致对判决书里的债权真正不能实现，这样会助长侵权者的嚣张气焰，最终导致社会次序的更加混乱。以上四种情形，受让人唯有采取第一种情形或许还能获取执行款，其他的三种情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都是行不通的。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拍卖判决书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只要解决了民事执行难问题，拍卖判决书事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就能解决。

三：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当事人要在现行体制下解决难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大可不必采用拍卖判决书这种方式来实现债权。上面已经论述到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并不能完全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要实现法院判令给其的债权，可采用以下方法：

1、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判决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悬赏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第二：悬赏他人居中进行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2、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如果发现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逃避债务的行为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和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提出或申请，可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3、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去申请执行及收取执行款，根据《试行规定》第18条和22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代为其收取执行款。这样当事人就可避免介入繁琐、复杂的执行程序了。

4、当事人可借助司法机关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绳之于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和《刑法》第313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发觉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机而拒不执行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对已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立案侦查，并给予刑罚处置。

上面我们只论述到，在现行执行体制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合法、合理地实现法院判令给他的实体权利（即债权），其实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困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因为执行难问题是我国现行执行体制的不完善及混乱而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从完善我国执行体制、加大我国执法力度等制度方面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以下笔者就从法律体制的完善具体来论述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法：

（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种。私力救济又称为自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到不法侵害时，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一种体制，主要包括自决和和解。“强力性的自决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而和解却始终受到垂青”⑼私力救济根据法律性质又可分为法定和法外的私力救济，法定的私力救济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等，法外的私力救济又包括法无明文规定的私力救济、法律禁止的私力救济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统治者基本上不主当事人使用私力救济。社会救济是指当事人基于合意，借用社会力量（即第三人的力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主要包括调解和仲裁，由于社会救济具有非强制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与诉讼相比更为简便，与自决相比更受道德和法律的保护，故比较受纠纷主体青莱。公力救济是指当当事人无法通过自主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时而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机制，公力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公力救济具有的特征有：

1、国家强力性，2、严格的规范性（包括程序和实体方面）。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其意识的自由必然受到公权力限制，且还须面临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及高昂的诉讼成本。有时还要面临第三者（法官）的恣意，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拒不执行等风险。公力救济不确定的因素多，结果难以预测，判决相当程度上不具有终局性且执行难。但要实行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话，我国又没有现行法法律可依（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有法律的保障）。一般国家都不鼓励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只有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可选择使用私力救济，即：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样的体制只会导致当公民合法权益（主要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只能选择公力救济。而理论上本来是有三个机制可以解决民事纠纷的，但现实中却变为一个，即公力救济。这势必会出现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挤压，都挤到法院来解决纠纷，且考虑到我国本身司法资源有限⑾，因此执行难问题的出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其实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优越于公力救济，这是有事实证明的。例如，2001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在私人侦探的介入下十余天便执行得到落实⑿。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国家在一定程度内应该允许私力救济的实行，鼓励公民选择社会救济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和解、调解。且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

而我们知道，在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采用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基于对法院的充分信任，而其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在现实当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执行并不到位，判决书就成了一纸白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胜诉方不但为诉讼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还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最终落了个判决执行不了的局面，人力、物力丧失贻尽。其实在现实当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不但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实体上的权益（法院最终判令的债权）。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的诉讼保障制度只包括：保全制度（即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先予执行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三项。笔者认为这三项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应该建立一项最低权益保障制度和诉讼费用保障制度。所谓最低权益保障制度是指：在执行难案件当中，由国家支付一定财物给胜诉的当事人，以保障胜诉方得到法院判令给他的最低权益（取回物质上的损失）。这里的一定财物是指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所须的费用，而待到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义务时应偿还国家为其先支付的款项。而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国家建立一项这样的制度也是有物质可保障的。我们知道在许多案件当中，有许多无主物、赃款及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都收归为国有，这些资金完全可拿出来，用来保障在执行难案件中胜诉方的最低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诉讼费用保障制度。当前我国诉讼费用一般都在案件审判前收取，执行费用在法院施行执行程序前收取。且费用收取又按诉讼标的收取，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有学者曾这样评判这项制度“以标的额收费除了显示利益的驱动的事实处，没有多少摆到桌面的依据⒀”而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让当事人的负担确实很重，有些高额的诉讼与司法资源的更多花费并没有明显的对应或正函数关系⒁。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减少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收取或应在当事人的权益确实取得保障之后（即在判得到执行后）收取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而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早已得到施行，我国的广东高院也已经废除执行费预收制度，这成为公民广为喜欢的一种制度。

（三）完善现行法制，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司法的威严。

第一：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把强制执行程序归入到《民事诉讼法》中，且规定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只有依法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后才能启动执行程序，执行行为兼具有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于一体。有些法院为具体落实执行问题，还专门把执行庭升级为“执行局”广泛地承担有关执行事务。本来执行机构应当是以裁判权为中心来设置的，执行局的称谓显然是十分强调执行机构的执政色彩⒂。这种做法严重贬低了法院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严形象，且此行为并没收到良好的效果，“审执不分”是民事执行效率低下的制度性原因，要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首先必须做到“审执分立”⒃。因此，笔者建议尽快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来具体规定判决执行的具体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⒄。《强制执行法》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要把执行机关独立出来，厘清执行行为的性质。让法院独立做审判工作，这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即：司法独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让法院专心于审判，提高工作效率，作出让当事人信服的判决；另一方面，让一个独立的机关去执行法院的判决，可以提高法律的威严，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起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的尊严。

第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检察院在执行过程中要行使好法律的监督作用。在现行体制下，出现难于执行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一部分是有些债务人在执行债务上的确有困难，这类是真正的执行难。而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执行机构懈怠、推诿，执行人员腐败、包庇的现象应该是检察院没有行使好法律的监督权作用。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是本属检察院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而现行执行的检察制度，对法院执行行为的监督几乎为空白。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也应该完善监督制度，检察院应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起到法律的监督作用，而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应加大执法力度，将其绳之于法，使刑罚在强制执行领域起到威慑作用。

四：小结

拍卖判决书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执行难难在制度的不够完善、不够建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完善、建全都是建立在牺牲某些人利益的基础上，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发生已经给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必须完善敲响了警钟。在完善执行体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司法与行政完全脱离，只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能保持它的权威性，我们的法律才能永保它的权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孙小虹：“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第10版。

⑵关于笔者所列的6件“判决书拍卖事件”，可在百度网站（）上搜索得知。

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出卖判决书是违法的，判决书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者无权处理判决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家陈桂明教授认为：“判决是法律确定给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不且有可转让性”。

⑷沈阳同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屴认为：“当事人卖的并不是判决书本身，而是法院判给他的债权，作为债权人，他是有权转卖自己的债权的，这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成都的施律师认为：“对这一行为，现行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因而不能说是违法的”。

⑸参见贺卫方：“又见执行难”，载《工人日报》1998年7月10日，“执掌司法权柄者不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当事人便很有理由指责法院，这时法院硬要执行判决便可能引发败诉方与法院之间的冲突”。

⑹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⑺参见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64页。

⑻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页。

⑼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页。

⑽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⑾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两会特刊。“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数人正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