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英语辩论

安乐死 英语辩论（精选6篇）

篇1：安乐死 英语辩论

安乐死合法化

正方：

We think it’s necessary.On one hand, we can save our limiting medical resources for those who need treatment than any other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keep patients from endless paint.我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其他更需要的治疗的病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解脱这些受着无尽的痛苦的病人。

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can release the stress of the society, if the patients can’t do any contribution.如果那个病人无法做出任何贡献，那么安乐死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2.Euthanasia can free the patients who are under heavy paint.安乐死可以解脱那些正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

3.A person’s life belongs to himself, he has access to end his life.一个人的生命属于他自己，他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

反方：

I think we shouldn’t make euthanasia legal.Otherwise, some people may commit suicide through this way, which offer them an easy way to die.In addition, it can be an legal way to deprive(剥夺)people’s life, for those who have evil intentions.So, I don’t agree this point.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is a rejec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human life 安乐死是拒绝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1.The poor will truly be killed by poverty through euthanasia, because of no money for treatment.穷人会真正地被贫穷以这种形式给杀死，因为没钱治疗。

2.Euthanasia is disguised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life 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篇2：安乐死 英语辩论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篇3：辩论与大学英语教学

一、英语辩论与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

1.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笔者所在学院每学期都会召集学生代表和英语教师进行座谈会。据统记,几乎每次座谈会学生都会提出以下类似问题:听力课听不懂,说又没有太多机会说,到底该怎么培养听说能力啊?读写课就是教师讲解课文翻译课文,实在是没兴趣,以前一直学应试英语,到了大学居然还是一样,太失望了。

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独立学院的学生底子薄、自主学习能力差、对学习不甚感兴趣,同时又有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渴望一蹴而就掌握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听说技能;教师很难指引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正确地进行“可理解输入”和“可理解输出”。Krashen的输入理论和Swain的输出理论强调语言必须被学生所理解,也就是学生能懂并可以马上运用的语言;语言的习得仅靠可理解输入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可理解输出,学生需要对将要输出的语言进行思考,使语言更容易理解。

2.辩论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在辩论中,学生应特别注意倾听和把握对方的语言信息。建构主义认为,“语言输入的材料仅仅具有可以理解的特点还远远不够,还要能引起学习者主观上的注意,才有可能谈得上被理解,从而被吸收。如果忽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不管输入如何可理解,对于学习者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英语辩论教学就是指导学生在平时主动去听,在辩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聆听和把握对方的主要信息点,然后用英语来揭露对方的谬误,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学生就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进行了有效地“听”和“说”。

辩论要求有力的论点、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而且议题涉及环保、教育、科技、体育、医疗等社会热点题材,这就要求学生经常读书看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辩论的目的是要说服别人,论据是必不可少的,而论据不是凭空捏造的,必须通过大量的有目的的阅读才能获得。此外,在发言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条理地用有力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这样“写”就自觉地得到了锻炼。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会感觉此时不是拿着稿子的背诵,而是真正用英语进行思考,用英语进行交流。英语不再是书本上的语法,卷子上的习题,更不是交流中的障碍,而是真正成为传递思想,实现交流的工具。

二、英语辩论教学的可实施性

笔者曾多次带队参加全国辩论赛,并担任评委。期间了解到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议会制辩论比赛的行列,将议会制辩论引入独立学院是否可能呢?笔者坚信是可以的。通过培训,独立学院的辩手也能击败名校选手,进入全国的舞台上,宏词论道。独立学院的学生各有特色,例如传媒学院的学生,特点是开朗、活泼、善于交际沟通、热衷于国内外时政、逻辑思维能力强、能独立思考等,这些都是议会制辩手应该具备的,也是可以通过辩论培养的特点。

篇4：英语辩论与英语老师角色转型

关键词：英语辩论；角色转型；

在以学生为中心，语言交际为导向的时代，英语教学面临很多深层次的改革，英语老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英语辩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英语第二课堂教学。英语辩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但英语辩论对老师的改变往往被人忽略。英语辩论活动加快了英语老师的角色转型。

1.英语辩论对大学英语老师的挑战

英语学习早已不局限于课堂。如今的大学生很早便开始全面而系统的接触英语，网络时代，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渠道是多元的。不少大学生的英语基础扎实，也不乏兴趣和热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课堂上枯燥的语言知识学习、传统的课文讲解和功利的过级策略介绍。

1.1 英语辩论对老师知识储备的挑战。

辩论要求具备广博的知识面，甚至是精通逻辑、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等学科的全才。辩题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更具开放性和挑战性，对指导老师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老师需要养成关心时事、深入思考的习惯，善于学习和积累，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准备一个辩题简直像速成一门专业课。譬如为了准备新闻娱乐化的专题，除了需要阅读新闻学的文献，还要搜索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资料和热点话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正反两面都建立起辩论结构。

1.2英语辩论对老师思辨能力的挑战

在信息日益碎片化的当代，思辨能力成为很多人综合能力的短板，英语老师也不例外。普通课堂上的辩论往往只能点到为止，而辩论比赛强烈的对抗性迫使辩手进行脑力激荡，刨根究底。指导老师必须具备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准确的分析和理解辩题，抓住学生的逻辑错误和漏洞，给予针对性的指导。辩手不但要找到本方的观点，更要证明本方的观点成立，这个说理的过程是对辩手最大的考验。只有理性见长、养成独立批判式思维的老师才能更好地影响学生。拓宽学生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培养高度概括和分层次推理的思维能力，对社会热点的深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英语辩论中老师的角色转型

在传统教学活动中，英语老师只是知识的传播者、代言人，她横亘于知识与学生之间，认为学生自身难以习得语言，必须通过老师这个中介来输送与传递。“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老师讲授的永远是正确的、标准的。师生之间只见“知识”不见“人”。在学生心目中，老师只是被贴上“英语”学科标签的知识传授者，看不到老师最真实的一面。师生之间的所有交往大都发生在“知识”的传送带上。然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正在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获取知识的通道变得平等而开放，老师不再有知识霸权地位。

在辩论活动中，老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传播者，老师不一定是正确的，辩论中没有标准答案。讨论式教学和实战是辩论活动的常态。辩题面前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是队友也可能是对手。平等的语境下，师生可以有对立的立场，可以相互去质疑、追问。老师也可以坦言自己的未知，甚至求教于先知学生，也只有这样“最本真”的教师才会打动学生、感染学生、发现学生。老师与学生的思想和观点发生碰撞才能激荡出智慧的火花，英语辩论正是体现了师生间的良性互动和学习，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更高境界。此时课堂的边界已逐渐模糊，没有精心的备课过程，只有现场的即兴发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辩题，老师经常要与学生一道绞尽脑汁，深度挖掘，有时候要成为辩手和学生一起参与辩论。当老师和学生在辩论中一样以“学习者”身份出现时，教师必然需要回归真实本性。于是，就有了一个有情感，有态度，不一定完美的教师与一群同样有情感、有态度、不一定完美的学生之间的学习交往。教师将自己置身学习之中，把学生代入共同学习的状态。老师在辩论实践中由知识输送者向代入者转变，或者由单一的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转变。

3.发展趋势

英语老师的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探究精神、社会关怀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英语教学与教材逐步分离，而与其授课老师更紧密的融合，并赋予该老师鲜明的个性风格，真正实现老师与课程的“合体”。学生不仅仅是在选择老师，更是在选择一种价值认同。最好的英语课就是教师本身。老师的专业发展不再受囿于传统的师徒制和传帮带，老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伙伴”，师生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优势组合的、需求相契的 “合伙人”关系，老师与学生进一步走向平等与合作。

4.结语

英语辩论对老师的教学能力和个人素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同时也培养了英语老师的创新能力，从而丰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大学英語教师，应鼓励学生通过英语辩论亲身去探索语言、感悟语言、运用语言，进而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英语辩论活动中，我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应对教师角色的转变，用更加理性而睿智的教学手段去征服学生，自觉地担负起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李艺琼 英语辩论与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 ，（6）.

[2]万涛 高校英语第二课堂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J] 科教文汇，2012 ，（8）.

[3]梁君 大学英语第二课堂的现状研究 [J] 池州学院学报， 2012，（10）.

[4]淮艳梅 袁庆锋 基于内容的英语思辨能力教学模式研究 [J] 长江大学学报， 2012，（12）.

[5]王琪 活用议会制辩论规则组织英语口语教学 [J] 科技信息， 2012，（15）.

作者简介：曾涛（1974.4—），四川仪陇人，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外语第二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应用学。

篇5：安乐死辩论总结

谢谢主席。

感谢对方辩友精彩的立论，但我方不得不提出诸多质疑

首先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对方是从情理、法理、人道主义及执行程序，这些并非为立法的必要条件

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第一，对方所谓情理，患者与其家属在安乐死上选择和判断上达到统一，即对利益相关者无危害，属患者正当权益。首先，在中国目前来看，法律保障人的生存权。其次，患者作为特殊群体，无法对自己的情况进行正确判断，他会因害怕给家人带来负担而选择死亡，这种意愿显然并非出自他的真心。而且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因害怕给家人带来负担而主动求死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一旦患者不能自己决定时，生命属于个人，生命如此可贵，家属无权决定病人的生死。解决痛苦的手段很多，死亡是连生的希望都不给的最残忍的手段。生命只有一次，病重时也许无法后悔自己当初立下的选择，但他明明还在努力地呼吸着，却终止其生命，于其何忍。挣扎是对生的渴求，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

从法理上看。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安乐死合法化体现的是法律对公民意愿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

第二，对方说法理上看，安乐死为合理诉求，法律应当保护。不否认安乐死是少数人的需求，但法律考虑的应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避免过度医疗，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首先过度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而病重病人是需要医疗的。如果说病危病人的救治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那对社会资源浪费的浪费也普遍存在，您为什么就一定对病危的弱势群体如此苛刻，难道就因他们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了，我们就应该将其抛弃了吗？对其本身来说，他需要维持生命，怎能说是浪费资源；对其家人来说，他的存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柱，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浪费资源。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的事情，生存是人的本能，我们在苦苦挣扎着就是因为我们想活着，试想在你挣扎时被告知可以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不死是浪费资源，将会是多么可悲。

安乐死在中国不应该合法化 主席、评委、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我方的观点是安乐死在中国不应该合法化。很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同大家来探讨这样一个当今时代的热点话题，【对方便有对安乐死的定义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对方的诸多理由我方却实在不敢苟同。】(或安乐死的定义是这样的：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这里的合法化即是指客观事物的合法性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合法性的某种共识。不得不提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背景是中国，安乐死本身的好坏并不等同于安乐死合法化与否。那么为什么安乐死在中国不应该合法化呢？下面我将会从我国现实客观条件、合法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及对生命的认识这三个方面来为大家阐述。

第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现实客观条件还达不到要求。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了医学、伦理、道德、社会等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它必须和我国具体国情同步发展。我国医疗技术和设施有限，医生无法保证其判断的绝对准确性,尤其是面对绝症的诊断，病情错综复杂，一旦误诊后果无法想象。另外，我国现在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是否有人会怕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而选择结束生命呢？我们难以预料。伦理道德包括了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生活态度等方面的要求，实行安乐死对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在不成熟的条件下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永远都在不停的进步，安乐死会使我们面对绝症时缺乏对抗绝症的勇气与信心，减慢对绝症的研究和探索脚步，这不仅对于许多患有或有易患性的人而言是一大噩耗，更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细细想来，正是由于人类不断的探求，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果面临所谓的不治之症就选择安乐死，看似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为病人结束痛苦，但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不治之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有药可医、有方可治，安乐死的合法化无疑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一种消极影响，对于病人，医生的一纸诊断，便让其觉得被判了死刑，看不到一丝光亮，对社会大众，会形成一种对未来缺乏信心与期望的意识，另外由于绝症病人往往开销巨大，安乐死合法化对于病人与亲属、医生之间的信任也是一大挑战。

第三，对于生命我们需要有更深层的思考。人都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求，试问，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的想法作为判断依据，是否有失偏颇呢？或者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动机只是“担心失去尊严和控制能力，担心不能独立生活而成为负担。”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否应该是消除患者的担忧，而非剥夺他们的生命权？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更进一步谈，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之中，安乐死在结束病人身体痛苦的同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对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氛围，并使社会对生命权的期待得到增强产生产生了过多的不良影响。

篇6：辩论赛安乐死合法化材料

辩论资料（仅供参考）

（一）安乐死定义：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二）分类：一般分为两大类：

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

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三）实施条件：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

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又称无痛苦死亡。一般多指后者。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四）法律现状

在我国，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无罪。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安乐死有以下三种情况：

1.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2.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但事实上没有缩短患者生命，也不成立故意杀人罪；

3.是作为缩短患者生命手段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即为了免除患者的痛苦，而提前结束其生命的方法。

现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我国对于安乐死还是持反对态度的。

（五）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面临的问题：

1.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2.安乐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法治的不健全或执法环境的复杂，都可能大幅度提升安乐死的成本，谁来监督、谁来执行、谁来审核、谁来复核、谁来承担责任都是一系列问题。安乐死是否真的安乐，也是一个大问题，我曾经看到一份文件，就是在谈论安乐死是否安乐，该作者认为，安乐死并不安乐，我们之所以看到被执行安乐死的患者没有剧烈的生理痛苦反映，是因为他们被注射的药品抑制了身体做出反映的能力，而痛苦是剧烈的。世界上大多数宗教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法律禁止安乐死是适当的，执行安乐死的医生应该参照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论处。在我看来，在代表公共意志的法律没有做出判决之前，没有人是罪人，也不得非法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就病人来说，应该着重把重点放在治疗或临终关怀上，他们的家人不能够以任何理由逃避对亲人的责任，从某个角度说，自杀都是危害社会的非法行为，何况安乐死了呢？

3.安乐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于社会而言，安乐死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相比于安乐死，临终关怀或许才是给生命以尊严更好的途径。

4.安乐死的不可操作性更是不可忽视。参差不齐的医术医德，尚不完善的法制保障，时刻变化的医疗领域……一切无法看清！

5.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会引起种种不良后果，其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死亡心理暗示、医患信任危机、人生观的扭曲……这一切让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遥遥无期。6.安乐死只是人为地缩短了生命的长度。它既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更不是最佳途径。现代医疗科技的发达为病患提供了更佳的选择 安宁疗护。安宁疗护可以大大减缓临终病人的疼痛，使病人不再因为忍受不了病痛折磨儿选择安乐死来提早结束生命。从减缓濒死病人的苦痛来考量，我们该做的应是 发展 适当且有效的 临终关怀体系，而非让医生更便于施行安乐死。临终关怀在不缩短生命的长度的同时是提高了病人的生命质量，协助病人安静地、有尊严地死去。真正做到去者能善终，留者能善留。7.从社会角度来说，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果允许 帮助其 选择死亡，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或减少社会成员对病人生存愿望 的支持。人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触将不再是：―你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而会渐渐变成：―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安乐死了算了。‖ 安乐死的合法化会使已经病弱不堪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应该提出 实施安乐死申请的‖暗示之中。

8.从实施安乐死的各项标准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

安乐死定义的本身具有很多严格的标准，什么是真正的不治之症，什么是所谓的无法救治，什么又是准确的濒临死亡？一切都无法攻克的现实问题！早先将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等国家在实施安乐死标准方面依然存在很多漏洞，这也导致荷兰等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并未因合法化而平息，反而越演越烈！在处于弱势的患者和处于强势的亲属、医生之间，如何保证权利的平衡，这是难以攻破的现实问题！

9.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操作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

医疗设施不完善，医务人员素质普遍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病人死亡时间与安乐死实施批复时间是否可以准确把握呢？试问，如果人已经死了，程序还没走完，那么安乐死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呢？再者，掌管一个人的生死大权，我们又该如何下放，下放给谁呢，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百人，两百人啊！生死大权下放之后，又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动荡，我们无法估量！10.从中国经济、法律、民众现状来看，安乐死不具有可行性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乐死的定义中的无法救治的标准也因这一状况而无法准确判定，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除此之外，中国民众中大多数对于安乐死认知模糊。中国农村建设报200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群体中，只有12.1%的人听说过安乐死！而现存的大多数调查采访也只是在北京上海等城镇地区进行或特定人群中进行的，根本不具有权威性。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安乐死在中国不应该合法化！

11.安乐死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道德伦理和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开宗明义亦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见，中国人有着对生命的无上尊重和对死亡的无限悲伤。相反，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基督教有着与生俱来的信仰，在他们眼中，人生来便带有原罪，只有死后灵魂才可以得到解脱，升天堂见上帝，死是理所当然的解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荒唐可笑。如果死亡有那么美好，人死后又何必大肆举办葬礼沉重哀悼，还不如直接开一个欢送PARTY，大家吃吃喝喝，唱歌跳舞，好好庆祝庆祝岂不更好？

12.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别忘了，还有7、8亿人口生活在偏远农村，1、5亿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诚如我方二辩所言，小病情，大危机。为了多省一点点钱，为了不拖累亲人，最最善良的中国老人和绝症患者选择了用死亡这种软弱和无力的方式去成全，自愿接受安乐死。难道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着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这样的幌子来堂而皇之的借医生高明的手迅速的杀害他们而免遭拖累吗？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当我们挚爱的情人，他们的命运渺小到被掌管在医生一竿小小的针管里时，我们的良知和人性也就成为了最可笑的东西。这样的社会悲剧理应狠狠地刺痛每个人的心扉啊。

13.安乐死的前提是无法救治，濒临死亡。正是因为濒临死亡，时日不多，每一天每一秒才会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对于一个大期将至，每一个下一刻都有可能死去的人来说，我想最美好和最幸福的是莫过于还能再顺畅的吸一口新鲜的氧气，还能再次睁开双眼感受明天初生的太阳，还能再奢侈的看一眼亲人那熟悉的脸庞。为什么你们要那么残忍的连那么仅有的几日时光都吝啬到不肯赏赐呢。更何况，有哪一个医生有权去判定某病人无法救治，必死无疑?西藏治不好，上海或许能治，你救不活，别人兴许能救。况且当今世界，科技发张迅猛，医疗技术不断飞越，医学奇迹更是屡见不鲜。谁敢说当前无法救治的顽症，在一两年内不会被医学界攻破呢？

14.安乐死能节约医疗资源，但是我看到时候受苦的又是贫苦大众，富人依旧大摇大摆的用着昂贵高档的药品。法律更应该保护弱者，而不应成为让弱者为强者腾出生存空间和资源合法证明啊。那时，社会公道又在哪里？

（六）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层面来阐述的，安乐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样存在欠缺。

——安乐死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文已对安乐死在刑法层面的非犯罪性有所论述，同样，安乐死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1、安乐死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生命权的尊重

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

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说，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其生命权的一种保护。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属于人权概念。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格拉道特·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利紧密相关。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与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利，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

2、安乐死有助于患者的痛苦和患者家属的负担

身患绝症的病患遭受着病痛的煎熬，可安乐死的反对者们还在高喊着不能施予安乐死，要继续这种生命的延续，再苦再累，再痛再难受也要延续，患者们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安乐死合法化的10大理由 1.人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通常围绕着生存权展开，反对者常有的说辞是：安乐死践踏了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利。他们会忽略死亡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如果没有死亡，―生存‖将无法定义。如同黑白相对、硬币具有正反面一样，人类生命的诞生与消逝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因此，那些支持每个人都有基本生存权利的人们还没意识到自己也同意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有选择死亡方式的基本权利。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生活的历程，我们有活得痛快的权利，我们可以规划自己生命的航向。自然地，人类自我决定的能力也赋予我们决定如何死亡的基本权利，需要强调的是，生存的权利并不高于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存权和死亡权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生存权关乎自我选择生活而死亡权关乎自我选择生活的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相互排斥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们行将就木时开始。当你活着时，你行使的是生存权；当你的生命走时到终点，你行使的是选择死亡的权利。需要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谈论的是自杀或自然死亡而非命丧他手而被剥夺生存权利。我们如此重视保障自身生存的权利，那么，对于死亡权利的尊重是不是也应该置于同样的高度？ 2.选择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抛却哲学范畴的生存权和死亡权不谈，人们应明白―选择‖是其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应知道选择权与一切事物息息相关，从你早餐要吃什么到你的信仰，从你的意见到你的生活。人类社会构建在这一特殊权利的基础上，社会的进步则依托于人类热衷探索的内在本质。无论结果如何，没有人可以质疑我们思想自由的权利。选择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权利体现人的本性，包括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举个例子，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长期忍受剧烈疼痛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这是他的权利。而否认他具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就是否认他个人的自主权，这是对人性的侵犯！像尊严这一类概念都是由社会的多数人定义。一个享有人类一切权利的个体可能会察觉，比起长期遭受病痛折磨，有尊严地死去会是更好的选择。他应该享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简单地说，这是他的选择权，跟他面对其他人生境遇时的选择权是同等的，他是否行使这一权利的决定不应当受到质疑。在一个人选择安乐死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有请求协助其如何离世。

3.安乐死符合道德 不道德的东西违反法律规则。有人说安乐死是不道德的，因为人们必须保护生命。但生命的选择权应该属于该病人而不是该病人的医生。比如，杀人犯不顾被害者的意愿剥夺了他的生命选择权，这就是侵犯了被害者的生存权利；而一个人自己选择以某种方式结束生命时就不存在他人对他的生命权利的侵害。当医生强制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活下去时，实际上他是否定了病人对自己生命的决定权，从而让病人继续忍受病痛和尊严的煎熬，直到最终死去。这对于晚期病人来说尤其残忍。虽然医生出于好意，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忍受病痛的折磨活着。事实上，这就是剥夺别人的选择权，这是不道德的。而安乐死实际上为病人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能够以一个比较人道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一般情况下，反对安乐死的人不是晚期病患，也没有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没有资格讨论安乐死是否符合道德。4.安乐死保护自我尊严

自主决定的能力使我们人类与动物不同，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体现，并且受人类―利己‖本能的影响。试想一下疾病让你丧失了所有基本生活技能，你再也不能够自己呼吸、活动、甚至思考；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你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而这是人类的重要技能之一。人类的自我意识随着我们生活经验的积累而产生。我们通过不断选择和尝试形成了人类的特有品质。正是自我意识形成了人类尊严的基础。

现在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人再也不能自己呼吸、活动、思考，还得常常忍受极端又频繁的痛苦，生不如死，该怎么办？随着这些痛苦的积累，他最终会丧失―自我‖–不能自由活动、发表观点、自我决定。以前许多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都会变得遥不可及，而令他们感受最深的只剩没有尽头的苦痛。而他们甚至不能大哭以表疼痛难受。觉得不可思议？多次申请安乐死都被拒绝的汤尼•尼克林森(Tony Nicklinson)就是这样。自从被诊断出患病，全身肌肉逐渐丧失活动功能，多次申请安乐死被拒绝后，汤尼绝食一个星期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凯莉•泰勒(Kelly Taylor)也曾尝试绝食19天来结束生命。没有安乐死，更多人会像汤尼和凯莉一样，生活变得越来越遭。他们最后会以怎样的状态死去呢？能否带着尊严地死去？安乐死就能给他们机会死得好看些，带着尊严而死。5.安乐死不会危害其他人

每个人天生都有不同的利益，自然会有利益冲突。有了冲突，文明社会和国家的做法是在没有侵犯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化解冲突。人权至高无上，侵犯人权将会受到严重惩罚。话虽如此，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却没有侵犯这一基本权利。本质上，死亡是人们的私事。协助自杀（比如安乐死）却只对要求安乐死的人造成直接伤害以及终结其性命。人们不能要求身体健康的的人安乐死亡。如果有这样的案例，那么反而会被质疑这是谋杀。安乐死的过程没有限制或者侵犯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安乐死是无害的。6.安乐死得到合理监管

反对安乐死的人经常引用一些未经同意、或者由于不道德的原因而安乐死的病人的恐怖故事。诚然，安乐死的历史发展与骇人听闻的事件相随，而且，也因其操作关乎人命，所以的确需要规范安乐死。但是，这也并不能充分说明安乐死得到合理监管。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荷兰，已经将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合法化过程中只出现过一些小问题。任何法律和制度可以被滥用，但是法律和制度又总是能阻止此类滥用的出现。同时，就像众多第一世界国家所取得的成效一样，我们可以对安乐死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由于安乐死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因此更多的监管措施需要取得病人的同意。同时，保护医生和病人也非常重要。安乐死监管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划清安乐死与谋杀的界限。

7.每个人都有安然离世的权利，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安乐死的人来说，这种死法万不能被否决

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凡是有理智的人都希望能有尊严地去往极乐世界。但是现实，比如意外状况，并不总是如你愿。病人所患的疾病可能不是绝症，这个论点经常被用来反驳安乐死的支持者。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或许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都可能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被不幸诊断为绝症、或令人痛苦的虚损性疾病的人必须做出选择以摆脱痛苦。渴望安然离世的我们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力评判其他人的状况？我们是否有权力将他们每一天的病情进行比较，没有切身经历过他们的痛苦，就评判他们平静地离世是不值得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没有权力去否定他们有尊严的死法，而那种死法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做法是自私的，这是将我们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保护每个人自我决定的自由。8.安乐死并不如传闻般缩短人的寿命

许多反对安乐死观点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应该竭力挽救病人的生命，因为还有康复的机会。然而统计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情况。1991年，荷兰一项调查显示，86%的安乐死病例最多只缩短了病人一星期的寿命。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寿命只缩短了几小时。这一数据清楚地显示了，绝症是致命的。事实上，大多数安乐死病例中，病人处于极度的痛苦中，数据显示身患绝症的病人用安乐死来结束他们几乎没有复原可能性的痛苦处境。安乐死反对者们假设的画面是病人有生还的机会，能奇迹般的恢复，而事实和他们的假设相反。因为这些数据如此有力地证明，既然安乐死可以作为绝症病人摆脱痛苦的方式，那么，备受病魔折磨的病人应该享有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9.安乐死挽救生命

2005年一调查显示，在荷兰施行的安乐死病例中，有0.4%的安乐死未经患者本人同意。在该调查结束前，实施安乐死在荷兰已经合法化。再看1991年的另一项调查，那时，安乐死在荷兰尚未取得立法许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实施过程中，有0.8%的安乐死执行未经患者本人同意。对比两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安乐死合法后的结果和人们预想相反；且未经患者同意便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减半。以上数据说明，安乐死确实能挽救生命，因为合法后，实施安乐死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又为实施安乐死提供规范操作流程，医生在实施安乐死前，必须得到病人明确同意。安乐死操作流程规范化，借安乐死之名行谋杀之实的便无机可乘。10.安乐死后盾——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

很多人认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与安乐死背道而驰。誓言的核心是医生必须尽力让病人康乐安宁，因此―禁止伤害‖这一信条常被概括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的总纲。对―伤害‖一词的理解，多数人仅仅停留在字面表层含义，即对病人生命的伤害。但这里的―伤害‖，指的无疑是―病人康乐安宁‖这种状态，生命当然包含于其中。然而，遇到―选择继续忍受病痛的剧烈折磨‖或―一死了之‖这种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起让病人活着，医生不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对其伤害更大。当然，这个问题仁者见仁，尚无定论。现代版的希波格拉底医派誓言的确包含讨论生死的文段：

―尽我一生，尊生重死，凭良心履行医职。病人康复，永作最先思虑。若已尽全力，仍致病人丧生，我也要勇于承担责任，心存敬畏，勇敢面对。‖ ——1964年，由Tufts大学医学院院长Louis Lasagna 撰写

（七）总结陈词：

我方认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符合人权和社会需要，有益于生命的幸

福。合法化的过程包含着对行为的规范和扬弃，根据法律精神做出适当的取舍，并运用人类的集体智慧和强制力对行为加以区分和约束，通过制定合理的程序降低社会影响，安乐死的合法化也是如此。我方一再声明，安乐死的合法化包含着对主动安乐死的规范和对被动安乐死的控制。对于医学不可挽救而饱受痛苦的患者，在理性状态下自主选择安乐死，既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也有益于生命的幸福。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安乐死的实施在临床实践中长期存在早已是不争事实，摆脱痛苦、追求幸福也是安乐死的原动力所在，而在医疗体系相对落后的我国，这种愿望更是强烈。面对不发达的医学技术、面对不断摧残肉体和精神的病魔，坚持抗争固然是英雄般值得称赞的举动，但是自主命运、追求幸福更是生命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力。面对安乐死，法律缺位和否定，不是在捍卫道德和正义，而是在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神圣和对人权的尊重不应当被有意的忽视所取代，我们更不能因为一时的短视和疑虑而使更多人深陷痛苦。法律中的公正原则告诉我们要公平、合理、合适和有益地对待一个人；法律中的人权告诉我们要让生命富有尊严；作为正义与人权化身的法律，怎能以虚伪的忽视掩盖了无数生命的痛苦挣扎。当生已不再是希望而是负担，命已不再是幸福而是痛苦，安详的死亡便成了惟一的解脱。

朋友们,想想吧,当一个垂危的灵魂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有谁不想伸出双手去拉他一把?想想吧,朋友们,明明知道死神会如期而至,明明知道现有的医疗技术无法改变现实,明明知道无谓的坚持只会让他更痛苦,让他在苦海中鏖战,在苦海中悲叹,最后,在无边的痛苦中怀有无限对生命的眷恋留给世间最后一抹狰狞...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安详走过生命的轮回,完结灵魂的夙愿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幸福已不再停留在眼前的相畏相依,而是对高于生命本身的生的尊严的尊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尊重走向死亡,尊重生命最后的抉择,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给生者以希望，给逝者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