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论文摘要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犯罪的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其是否构成犯罪、伦理角度的思考、我国适用安乐死的立法建议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法律应对安乐死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确定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安乐死研究现状犯罪构成伦理立法建议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现状

综观国际形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业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实施安乐死行为的法律。其中针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做出了专门规定。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将荷兰冠上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为了防止医务人员权利的滥用，特别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须是无医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须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病人在意识清醒时真实自愿的要求实施安乐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亦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继而成为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随荷兰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安乐死的病例，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安乐死的立法探索。

但总体上以法律形式确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确认为合法行为。它们将“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视为杀人罪。比如奥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规定由于受他人的诚挚及迫切请求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要处以六个月以上的刑罚。这些国家在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通常以杀人罪来定罪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量刑很轻[2]。

(二)国内现状

我国对安乐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1986年，陕西汉中市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患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等病症。为了解除病痛，主治医生蒲莲升通过对其注射冬眠灵实施了安乐死行为。结果蒲莲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经法医鉴定，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虽然产生了促进死亡的结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脑病引起了严重感染[3]。这是我国涉及安乐死的第一个病例，从中暴露出我国法律规范的不足。此后，我国学者多次提出安乐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规定，并且很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属于犯罪行为，要接受法律制裁。

(三)

二、安乐死不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两种学说：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法，不构成犯罪。否定说则坚持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4]。在我国，法律既没有对安乐死明文肯定，又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的影响，各地法院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安乐死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有的则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为行为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可在量刑时适当减轻刑罚。我支持肯定说，认为安乐死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不构成犯罪。

(一)从犯罪的客体上分析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患者本人有选择以适当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为了寻求解脱，要求医生帮助他实施无痛苦的死亡。医生只是出于人道，满足患者的意愿，帮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权，行使生命权。因而安乐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实施安乐死行为为必要条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实施安乐死结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两者间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绝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安乐死行为的本质不是决定患者的生与死，而是帮助患者实现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用科学的方法优化死亡状态，以保证生命的质量。安乐死行为体现了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而非侵犯[5]。相反的，故意杀人则意味着他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结果。但如果生命权没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继续生活。这是安乐死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的根本区别。

(二)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

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医务人员和家属并没有剥夺患者生命权的主观愿望，只不过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患者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药物、设备和金钱物资来维持生命，还是用安乐死来尽快结束痛苦得到解脱，人们陷入两难的选择。不难看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只是无奈之余的适当选择。而故意杀人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结束的结果，并不存在无可奈何的成分。

(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

故意杀人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识清楚时提出死亡的要求，行为人即医务人员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动选择。患者自愿放弃生命，行为人实施行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结果，而是通过医疗手段假以外力来转变患者的痛苦状态。安乐死行为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危害行为。

，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且从客体、主客观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对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乐死并无违法情节，也就是说，安乐死没有触犯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属于正当行为。

三、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安乐死 安乐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现在各国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不尊重生命，违背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生命观，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该尊重这项权利，实施安乐死，让患者无痛苦且有尊严的辞世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解除了社会和家人的负担，对社会有益[6]。

人们一般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应该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就像大家对长寿的追崇，这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道主义伦理观念。而现代人道主义则追求生命至上与生命质量的统一。我们不仅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内在质量[7]。中华民族历来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状态，有善始善终的说法。安乐死所体现的帮助患者从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转化，是人们对良好死亡状态的选择，是保证生命质量的选择，是构筑新型社会文明的要求，使社会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环节得以体现。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生命质量则是衡量的一项指标。生存无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患者选择有尊严、更安乐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质量的体现。

四、“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会各界及民众的意愿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现阶段医学上无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面临着对生命终结处置方式的选择，如果回避这一问题，或简单加以禁止，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传统的医德观念也认为，对于重危病人，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对于不治之症，也应尽量延长其生命，哪怕一两天，甚至几小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才算尽到了职责，然而却忽视了患者是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死去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即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又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身患绝症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来增加病人的痛苦。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医药资源尽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而现代医德注重价值，是否符合医德，应该用价值观念来评判。所以实施安乐死是既符合现代医德，又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比如，对于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如果不能实施主动安乐死，对于一个意欲终结自己生命的患者来说，他只要拒绝接受治疗，而对他的家属来说，只要不付医疗所需的费用，甚至不及时支付，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患者所需的药品就不能保证，当然就不会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以被动的形式取得与主动安乐死几乎同样的效果，这种转化非常容易，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安乐死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是普遍而不容忽视的了，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问题将变得复杂。因此，应积极的立法规范，以有利于避免对生命的轻率处置，强化对生命的保护力度。

五、我国适用安乐死立法的建议

安乐死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处理。法律应对其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怀好意之徒借安乐死达到非法目的。在此，我认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 适用条件

1、患者所患的病症必须是不治之症。即依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根本无法医治，并且病人濒临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须是无法忍受。也就是说，该病痛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3、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意识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要求患者真实自愿地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

(二)适用程序

1、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

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8。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

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 注释：

[1] 孙娟娟.安乐死立法问题浅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 王作富.刑法论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4] 冷枫.浅议“安乐死”.. [5] 牛秀兰.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6] 韦加速,李欣磊.浅析“安乐死”应有的立法选择[J].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7] 李惠.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J].上海大学学报. [8].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第二篇： 关于对安乐死的认识和思考

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被动无意愿安乐死

生命权

立法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一、安乐死在中国

(一)安乐死在中国的起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是“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之意，我国最早提及安乐死一词是孟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这里的“安乐”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终”之意。含有“好死”“善终”之意的安乐死的一词源于佛教净土宗的思想。净土宗创立者为唐代善导，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中国净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安乐集》其中安乐一词即为善终之意。近代，据说早在1925年，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极大痛苦时，他的亲属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与世长辞，这实际上就是实施“安乐死”的典型实例之一。邓颖超同志也在电台讨论中提出 “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民众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注释①)。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安乐死的定义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注释②)。《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注释③)。

三、安乐死的类型

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

(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作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无脑儿童)。

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医生具有的不过是病种病情的判断权利和提供病种病情判断结论以及有关资料的义务。决定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只能属于公民本人。任何其他人无权代理同意或擅自作出决定，否则就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注释④)。建立在医生，家属或其他第三人同意基础上的主动与被动是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要求的。另外，关于划分主动与被动的依据，一般认为是“作为”与“不作为”，显然作为指的是主动采取措施，而不作为是指“中止维持，不再采取挽救措施”。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让其自然死亡，其实“作为”与“不作为”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采取措施是一种作为，中止维持实际上也是一种作为，最后必然又涉及权利问题，涉及本人意愿。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无意愿。然而无意愿安乐死中也存在主动和被动之分。这就是行为因素和意识因素在安乐死问题上的交叉混合导致的。因此给安乐死一个明确定义，严格界定安乐死对象范围非常必要，也是解决问题的最有利措施。

四、安乐死法律分析

(一)立法依据

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释⑤)。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注释⑥)。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二)安乐死的刑法分析

一般都认为我国刑法仍将安乐死视为谋杀。事实并不是如此。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导致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非自愿安乐死中的无意愿安乐死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混淆了。基于前面安乐死的定义，无意原安乐死不在安乐死的对象范围之内，但并不是说无意愿安乐死就不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意愿安乐死行为不是权利主体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客体上是侵犯了他人(安乐死对象)的生命权。因此对于此类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我国刑法倾向于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但是又作了区别，对于无意愿安乐死中的被动无意愿安乐死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避免了定罪。

事实上我国刑法不是将安乐死视为谋杀而是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而又酷似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视为谋杀。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们对安乐死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与恐惧。

然而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进行科学调节的安乐死与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呢?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 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

2. 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笔者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即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应该的。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笔者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有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 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

总之，通过对以上几点安乐死的认识和思考，我觉得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 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因此对于安乐死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安乐死，对于受病魔折磨而不可治愈的病人如其愿意，安乐死未尝不可;这就是本人对安乐死的一些肤浅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刑事法学》2002年第8期，《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2]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3]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4] 新华网，2002-05-17《安乐死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

[5] 南方网：《‘安乐死’是否违宪起争议》《安乐死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

[6]《立法学》主编：朱力宇，张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刑事法学》2003年第9期《事实上的非法犯罪化与期待可能性——对安乐死出罪处理的路径及其法律解读》，梁根林

生命伦理学论文

题目：关于对安乐死的认识和思考

学院：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姓名：杨金刚 学号：******** 指导老师：******

第三篇：关于安乐死的小思考[大全]

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小思考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荷兰是对安乐死实行合法化的现行国家，在荷兰每年约有4000人死于这种“合法化死亡”。而在我国，安乐死立法还是一片空白，因为安乐死备受争议，立法难。

有人担心安乐死会被人利用导致“合法杀人”，例如亲属为摆脱负担，或者争夺遗产，医生为救治不力找挡箭牌等。个人认为这些行为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而杜绝，而不是简单由家属提出或遵医嘱即可执行，也就是：程序的合法保证实体意义上的合法。

有人觉得安乐死违反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提倡“平等”“博爱”。让患有不治之症、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的病人和自然死亡的人一样在安然中离开人世，体现“平等”。在病人痛苦难忍、现代医术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可以让他死得有尊严，体现的是一种临终关怀，此乃“博爱”。

有人忧虑安乐死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安乐死是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无奈之举，侧面折射出现代医术还存在不足，仍有很大

1 的进步空间。这将对以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痛苦为天职的医生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这种震撼将鞭挞着他们在探索医学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国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实施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范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这种“一棍子打死”的做法符合社会要求么?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一诞生便是非常完善的，很可能会被居心不良者利用它的法律空洞，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之棒，是应社会要求产生的。我国目前关于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社会公众对安乐死的讨论也愈演愈烈，这说明社会对安乐死立法存在需要。既然有需要，那么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要求，尽早立法，使社会安乐死从目前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

我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但应对其前提条件(例如，适用对象、适用前提、实施主体、申请主体等)、实施程序、实施方法(手段)、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严格的规定。这将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

参考 大家论坛 【法学】《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2010-5-21 参考 天涯论坛 【法律论坛】《毕业论文：中国安乐死合法化构想》 2005-10-22 参考 百度知道 “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的资料” 2011-9-17

第四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 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 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

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

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

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 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五篇：关于设立婚约立法的思考

作者：孙超

一、婚约的成立

1、婚约成立的实质要件

(1)婚约必须由订婚双方自主自愿订立

基于现代民法的自主自愿原则，订婚作为一种身份行为，应由双方当事人出于自愿，自行订立。男女双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订立婚约，有权决定订婚的对象，只有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时，婚约才能成立;一方不得将意思强加于另一方，其他人也不得干涉。虽然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童养媳”、“小女婿”等早婚现象。为杜绝这种现象，贯彻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婚姻法应规定：“婚约有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

(2)明确规定订婚的年龄

参考我国《民法通则》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对于未满18周岁的公民，由于其知识和社会经验的欠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不能正确判断和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所以不宜赋予未满18周岁的公民订立婚约的能力。对此，我国于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做出了明确界定，其第11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据此，婚姻法可规定：“男女未满18周岁，不得订立婚约”。

2、婚约成立的形式要件

各国法律对婚约成立的形式要件规定不同，有的为要式行为，如墨西哥民法典第139条规定：“以书面形式制作的社会公认的婚约，构成订婚”。但大多数国家对婚约的成立没有特别形势要求，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婚约都告以成立，如德国、瑞士。在我国，由于各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将婚约的形式无论确立为要式行为还是非要式行为都不足取，可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区别对待。因此，婚姻法可这样规定：“婚约的形式由订立婚约的习惯法调整”。

(二)婚约的效力

婚约与一般的契约不同，由于具有极强的人身性，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幸福，而且赋予婚约的法律强制力和约束力是古代法的陋习，不符合当今法律保障人民权利的本质，也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违背。此外，从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来看，婚约的效力相对较弱，如德国民法典第1297条规定：“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因此，笔者认为，婚姻乃建立身份关系的契约，身份的性质决定了婚约不能强迫履行。我国婚姻法对此规定：“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

(三)婚约的无效

民法是一切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是我国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民事活动的共性原则，对于所有民事活动具有统管性。婚约作为一项具体民事法律制度理应遵循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民事活

2 动共性原则。因此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婚约，即使婚姻法无相关规定，也可以引用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确定此类婚姻无效。所以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无效的具体规定应为：“待婚配偶之间在法定的结婚障碍的情况下订立的婚约无效”。根据现行《婚姻法》上述障碍应包括

1、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

(4)婚约的解除

1、婚约解除的事由及方法

婚约可以因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解除，也可以因一定的情形而解除。无论哪种情形，对于解除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各国立法不一。有的采取概括主义，也有的实行列举主义。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笔者认为，根据宜细不易粗的原则，采取列举主义能够方便司法，更有利于婚约纠纷的处理。因此，我国婚姻法可这样规定婚约解除的事由及方法：“婚约当事人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他方有权解除婚约：

1、订立婚约后又与他人订立婚约或结婚的;

2、故意违反结婚时间约定的;

3、被宣告失踪已满一年的;

4、有重大不治之症的;

5、订立婚约后成为残疾或破相的;

6、订立婚约后与人通奸的;

7、订立婚约后被判刑的;

8、有其他重大事由的，依前款规定解除婚约时，如果解除人事实上不能向他方明确表明解除的意思，无需为此等意思表示，自可以从解除时起不受婚约约束。

2、婚约解除后的损害赔偿

3 一方擅自解除婚约或因自身过错而使他方解除婚约的，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由于一方的过错而使婚约解除的，过错方应向无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有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部分构成。对于物质上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各国和地区法律基本上都有相应规定。但对于婚约解除后造成他方精神的损害，过错方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则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是一律不予保护;一种意见认为一般未造成名誉上的重大损失的，不予保护;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予保护。国外和地区立法多持肯定态度，如瑞士民法典第93条第一款即规定了原告可以请求支付抚慰金，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79条也对违反婚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做出了规定。笔者认为，从我国婚约订立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解除婚约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规定是有必要的。在订婚已形成传统的广大农村地区，男女双方通过一系列活动如见面、看家已达公示公信程度，订婚后的男女虽为未婚夫妻，但在农民眼中却相当于已婚。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则会对另一方声誉造成很坏影响。更有甚者将订婚作为玩弄异性的手段，存在故意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人格权为目的的行为。因此，法律应该允许受害方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但对精神损害赔偿应严格控制把握好度，以免被恶意者滥用。[8]因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通过进一步了解，认为对方不适合做自己的终

4 身伴侣而解除婚约，是很正常的事，也不违反我国婚姻自由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则会为婚约当事人任意提出无理要求打开方便之门，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婚姻自由，并且为法院徒增麻烦。

因此，我国婚姻法对婚约解除后的损害赔偿应规定为：“婚约解除时，无过错的一方有权向有过错的他方请求赔偿所受的损害。对于无过错方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害，过错方应酌情给予一定补偿”。

3、婚约解除后的彩礼返还

彩礼，又称聘礼、纳彩，专指“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订婚给付彩礼现象仍然比较普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的数量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离婚时，对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存在很大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有三种情形可以请求返还：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解释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两项，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之所以要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给付彩礼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如果对彩礼问题完全不管，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5 目前随着司法解释的出台，理论上关于彩礼的性质、应否返还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婚约期间的财物赠与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付对方，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即使婚约解除，受赠人也无需返还财产。

第二种观点认为，赠送彩礼是附有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当条件成就是，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财力应当返还给赠与人。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婚约或者双方在恋爱中互赠财物的行为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物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返还。

第四种观点认为，订婚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婚约

6 是一个民事合同彩礼是婚约双方为保证婚约履行而约定的一种担保方式。男方将一定的财物或金钱交与女方，双方都应以彩礼的价值为限承担违约责任，即男方毁约无权要回彩礼。而女方毁约应双倍返还彩礼，应适用定金规则解决彩礼纠纷。

第五种观点认为，彩礼给付是一种赠与契约，它是婚姻的从契约。如果婚约解除，婚姻不能实现，则从契约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受赠人应当依不当得利或显失公平规则返还。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现代婚姻已非买卖婚姻，彩礼当然不能视为价金，而在送彩礼和接受彩礼的过程当中男方给付彩礼是无偿的，女方的接受行为亦如此，不需要支付对价，因此可以认为此种给付行为实际上达成了赠与合同。我国婚姻法对婚约解除后的赠与物返还问题应规定：“因订婚而为的赠与，婚约解除时，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他方返还”。

(五)时效

解约当事人享有的损害赔偿及赠与物返还请求权有时效的限制，各国立法不一，德国民法规定为二年，自婚约解除之日起计算。瑞士、墨西哥、秘鲁等国民法规定为一年。笔者认为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力者进行制裁，在较短时间内将双方权利义务确定化，尽快恢复订立婚约前的原始状态。对解除婚约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赠与物返还请求权，应当在解除婚约之日起一年内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