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共9篇）

篇1：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 青少年法律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青少年法学也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法学学科。青少年群体的核心是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确认和保护有特别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民法学体系也就是未成年人民法学体系。青少年民法学涉及对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中民事权益的确认和保护，以及对青少年民事活动的规范和引导。

一、青少年法学与青少年法律的概念界定

法学是指“以(现行)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i]青少年法学是指以现行青少年法律秩序为基础和界限，借以探求青少年法律问题答案的学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青少年法律(Juvenile Laws)是指确认和保障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权益、规范其活动的综合法律部门。

对青少年法律及青少年法学的含义需要做如下几点说明：

第一，青少年法律是针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社会弱势群体立法。划分法律部门的首要根据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即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这是主要标准，同时也要考虑法律的调整方法，只根据法律调整对象是不够的。[ii]青少年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类型及其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均体现在其与青少年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结合之上。

第二，青少年法律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部门。青少年法律存在多个部门法的交叉，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均会从不同侧面涉及到对青少年权益的确认、保护以及对青少年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问题，基本法律部门中的相关一般规定也会通过配套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等形式来完善和落实，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青少年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第三，青少年法学不同于“青少年权益保护”，也不同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实践”、“未成年人法律保护诊所”或者“未成年人法学”。青少年法学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与青少年权益保护相比，青少年法学还引导规范青少年活动，可见后者的概念外延更大。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实践或者保护诊所相比，青少年法学不仅讨论开展青少年法律实践活动，还探索青少年法律理论研究。青少年法学所涵盖的范围还广于未成年人法学，青少年群体广于未成年人群体。

第四，青少年法律和青少年法学所着重研究的“青少年”这一群体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就青少年这一群体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青少年是满13周岁但不满20周岁的自然人，也就是少年与青年相重合的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青少年包括十五六岁至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和十岁左右至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有观点主张在印刷术时代之后，随着电视时代的兴盛，童年逐渐消逝了，出现越来越多的成人化的儿童以致于儿童正在消逝。[iii]笔者认为，本着青少年属于弱势群体的群体属性，应该结合年龄标准和经济能力标准，将广义的青少年界定为未成年人和已经成年但尚未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在校大学生。青少年群体的核心是未成年人。[1]青少年法学就相应地研究未成年人及成年大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

总之，青少年法律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青少年法学也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法学学科。

篇2：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摘 要 信息法学是从制度安排与实施等角度研究信息产生、归属、交易与保护等现象的法学学科。

从本质与功能而言，信息法学的理论体系立基于其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并且直接关系到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进而决定了制定课程教学大纲、选订教材、教案编排等工作的不同开展路径。

本文首先界定了信息法学的内涵进而阐述了该学科体系的作用，以对该学科进行科学定位为基础并借鉴了学说与立法例的精髓，对信息法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篇3：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一)实践课程之间缺乏匹配性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各高校法学院都增加了实践课程,主要包括案例讨论、审判观摩、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由于以前实践教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针对某一个环节,未注意到从宏观层次把握每个环节的联系和区别[1],所以导致法学实践课程设置类型单一,内容简单,缺乏综合性、系统性、匹配性。这不利于全面性、渐进性、与各学年理论教学相对应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法学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以 “发散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能力、验证性实证能力、学习能力、收集运用信息能力等为基础的。目前,很少法学院设置相应的实践课程来有针对性地培养这四种能力。

(二)大学一、二年级缺少实践课程

当前,我国许多法学院在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上存在着不足。其主要表现是缺少大学一、二年级的实践课程,这非常不利于全面性、渐进性地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目前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普遍养成的是“应试型”思维方式,只知道背记教师或书本给定的所谓“正确答案”,不知道接受课本以外的知识,不知道怀疑给定的答案。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他们的创造才能和个性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要打破这种思维方式,法学院就必须加强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开拓思维能力、到课堂外寻找案例以验证课堂知识的实证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单靠一两门实践课程来完成。

(三)实践教学评价不合理

实践教学评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教师的评价;二是学生的评价。从教师方面来看,当前“重科研轻教学”、 “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法学院不理解实践课程的重要性,不把实践教学的研究成果当作“学问” 看待,对于实践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不给予应有的评价, 导致了法学实践教学师资呈现出结构性不足:其一,高职称、高学识、经验累积丰富的教师不愿意、不屑于指导实践教学。其二,导师不能像上理论课那样规范化地进行实践课的教学。其三,教师没有途径去积累法学实践课的经验。由于法学院对于教师晋升职称评价依据主要是理论科研文章,导致青年教师往往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理论研究,很少研究法律实践问题和法学实践教学问题。从学生方面看,当前一些法学院对于实践课的考核不像理论课那样规范、严格,学生在实践课中表现的好与坏一般不影响考核结果。这导致学生参加实践课的主动性不高,付出的努力不多。

二、法学专业“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的含义与内容

所谓“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是指对法学专业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的各学期不间断地安排实践课程,各课程的功能与各学期的理论课程相匹配,按照培养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的三个层次渐进性地设计课程内容的实践课程的有机组合形式。下面以广州大学法学专业的“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为例,来介绍其主要内容。

1.读书报告。本门实践课程的功能是改变一年级大学生“背教材、背答案”的思维定式,让其思维视野跳出课堂、跳出教师讲授知识之外,养成根据自我兴趣、自我发展需要来培养学习知识的能力。同时本课程还能强化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锻炼其文字书写能力。这一实践课程的基本要求是:(1) 学生在大学一年期间每两个月写一份读书报告,全年共需要写四篇。(2)读书报告是实践课的重要环节之一,合格者获2学分,不合格者不能毕业。(3)读书报告应以认真阅读一本书为基础; 阅读的书目可在法学院“推荐书目”中选读一部或自选一部法学名著。(4)每篇读书报告应在2万字以上,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阅读书目作者的生平和学术地位等加以介绍;第二部分针对阅读书目中的重要内容加以摘录,每摘录一段落,必须按写科研文章之注释(夹注) 的方式标出该段的出处和页码;第三部分对所阅读书目的观点进行简单评价。(5)读书报告必须用手写,不得打印、复制。

2.结案报告。这门课程的功能是培养学生的“发散型”思维能力、收集运用信息能力和创新能力。二年级大学生学习到了一些法学基础知识,为了防止其被动地陷入教师的知识背景下和思维模式中,必须设置实践课程来促使其怀疑教师的观点,使其能接触到实践部门操作的案例,理解案例解决方案与教师讲授的理论课之间的差别及其原因。其基本要求:(1)二年级学生必须每月写2篇结案报告,全学年共需要写16篇。学生可以从网上、书中查找案例素材,或到法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调研取得案例素材。(2)结案报告一般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案件事实的概括,其次是对争议各方观点及根据的总结,第三是判决结果、依据以及自己的看法。(3)学生必须用打字电子版存档并用A4稿纸手写,每学期末统一上交指导教师手写稿和电子版,由指导教师评分存档。

3.模拟法庭。这门课程的功能是锻炼学生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能力和法律知识应用技能,提高概括案件事实能力、形成代理意见或辩护观点的能力。其基本要求是: (1)以班级为单位,精选案例,对案例事实加以准确、精练概括。(2)根据法庭审判的角色,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刑事审判为例,可分成法官组、公诉人组、证人组、 被害人组、被告人组、辩护人(律师)组等。(3)各角色组要共同撰写法庭审判过程的诉讼文书。例如,法官组要准备审判提纲、判决书等;公诉人组要准备起诉书、法庭调查提纲、法庭辩论提纲等;辩护人组要准备阅卷摘要、 法庭调查提纲、法庭辩论提纲、辩护词等。证人组、被害人组、被告人组的学生必须熟悉掌握证人权利义务、证据理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特点、口供的证据特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等知识。司法警察扮演者在法官组、公诉人组或辩护人组中产生。(4)各班级在模拟法庭表演开始前,必须向指导教师上报各角色组名单。法官组,辩护人,代理人组,公诉人组的成员应当占班级学生的2/3。其余1/3学生参加证人组、被害人组、被告人组。(5)在法庭模拟表演时,学院随机抽取某位学生参加法庭模拟表演。(6)法庭模拟后,由学院指定教师和聘请实务部门专家进行点评并打分。(7)模拟法庭表演结束后,每位学生必须写一份《参与模拟法庭报告》,写明自己参与诉讼角色的相关法律知识是如何被应用的、理论知识与实务技术如何衔接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等。此报告作为评定成绩的根据。

4.学年论文。这门课程的功能是使学生对大一、大二所学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温故而知新,锻炼学生检索、利用文献技巧,提高学生书面表达能力,初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好基础。其基本要求是:(1)学生在第二学年之第一学期中,必须与指导教师联系,并确定论文题目。学年论文题目以学生自拟为原则,教师指定为补充。 (2)学年论文一般以两年来所学法学必修课涉及的某一特定知识、某一专门理论为研究内容。(3)在第二学年之第二学期末必须上交论文定稿。(4)学年论文一般要求写5000字左右。学院统一制定学年论文写作格式模版。 (5)对学年论文学院统一组织查重检测,重复率不超过35%者为合格。

5.侦查与鉴定实验。这门课程的功能是培养学生实验报告的制作、分析能力,使学生养成实证思维模式,能对案件事实用多个证据从反复实验的角度来证明其真实性、客观性,养成重实证调查,重实验数据,不轻易下逻辑推理式的判断结论的思维方式。

6.法律诊所。这门课程的功能是通过模拟案例与真实案例的实际动手操作,让学生掌握从事相关工作的基本技能与技巧,为学生走向法律工作岗位提供实践基础。其主要内容是让三年级学生将具体的案件事实概括成典型法律事实,根据诉讼角色要求,担当不同的诉讼角色,形成不同诉讼角色的思维方式,掌握不同诉讼过程的诉讼法律知识,形成不同的诉讼观点,多角度地提出并合理论证自己观点。学生要分组训练当事人会见、 事实调查、法律分析、接待当事人咨询、法律商务谈判、 调解、诉讼等实验项目。

7.办案实习。这门课程的主要功能是使学生从感性上掌握各类案件的司法实务流程,提高案例分析能力, 让其学习律师的思维模式,锻炼其阅读卷宗、提炼概括案件事实的能力。其主要内容是:三年级学生必须撰写2篇办案报告。学生可利用第三学年的短学段或寒暑假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尽量直接参与律师办理案件的全过程,在征得办案律师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律师办理结案的案件卷宗的全部材料加以抄写并写出总结。办案报告一般包括如下几个部分:(1) 对案件事实加以概括;(2) 摘抄律师阅卷记录;(3) 摘抄律师调查取证过程及证据种类、证据内容、证明方向等方面资料;(4)全文抄录起诉书;(5)全文抄录律师的代理词、法庭调查提纲、法庭辩论提纲、辩护词等;(6)全文抄录法院判决书;(7)写出参与办理案件、抄录案卷材料的体会和总结等。学生必须用A4稿纸手写,不得打字或复印。

8.毕业实习1。这门课程包括学院统一安排集中实习与学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分散实习两种形式。实习单位要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一般是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集中实习由学生报名,学院统一安排。分散实习事先由学生报名,由学生家长出具同意的意见书,学院出具联系函,学生本人自主联系,学院审核批准后派出。分散实习的学生应向学院提供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姓名、联系方式及联系电话。学院随时派人检查。

9.毕业论文。这门课程要求学生尽量通过毕业实习获取真实的案例素材,将解决此案例的方案和论证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这种选题方式能将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两个实践课程有机地连接起来,能与法律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一般不会与往年毕业论文题目重复,能够调动学生的研究兴趣。撰写这样的毕业论文(设计)能锻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培养其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二)“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的特点

1.各门课程能够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能力。读书报告能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选择能力;结案报告和法律诊所能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应用能力和对于课堂知识的鉴别能力;侦查与鉴定实验能培养学生的实证分析能力;办案报告能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案件操作能力;学年论文能使学生反思大一、大二所学基础知识,初步确定研究方向;毕业实习能使学生从感性上了解法律职业特点,获取毕业论文写作素材,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毕业论文(设计)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案件的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2.课程之间具有渐进性和功能互补性。“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能力特点,各门课程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由校内到校外,依次渐进开设。一、二年级学生法学知识积累较少,应对其开设自主性学习、课外实践素材收集、实证或发散思维培养等类型的实践课程。读书报告、结案报告、侦查与鉴定实验等课程都具有这样的功能。三、四年级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办案报告、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课程主要对大三、大四学生开设。以上课程分别着重培养学生的不同能力,具有很好的功能互补性。

三、“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实践教学研究,实现课程的预定功能

实践教学研究是当前本科教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一门实践课程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各功能是主次有别的。课程设计者在设计课程之初并不能预见到其全部功能。这就要求指导教师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和发现其规律和新问题。 当一门实践课的新功能在教学中呈现以后,指导教师必须及时发现它,并把它固定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考核方案中。这样会使实践课程的内容不断地发展,也可以根据其新的功能来不断改革实践课程体系。

(二)科学设计考核方式,增加学生参与实践课的强制性和体悟性

人才培养方案是教学宪法,能从根本上规范教学活动。实践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必须被纳入整体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首先,人才培养方案必须把每一门实践课开设的学期、课时数规定清楚,必须将实践课程规定为必修课。其次,法学院一定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来制定实践课的教学大纲,要把教学目标、基本内容、基本要求、考核方式规定清楚。再次,实践课程必须“学分化”。学院必须安排专职的实践课教师按一定量的课时来组织教学。最后,必须强化对学生参加实践课的考核。 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格、规范化地组织实践课的考核,学生要通过考核过关,考核不合格不能毕业。 现代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性。让学生把自己参与实践课的直接经验和体会表达出来,是促进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手段。不同实践课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及考核环节都必须围绕着显示学生对实践活动产生直接体悟这一核心指标。

(三)成立实践课导师组,使指导教师专业化、固定化

高校教师承担自己的专业理论课教学几乎是一种自觉的有预期性活动。到哪个学期上哪门理论课,教师都一清二楚。教师与理论课程之间几乎形成了固定的联系。这有助于教学活动的专业化、学术化。教师会自觉地在理论课上积累知识,总结经验,精心组织各个教学环节。

根据以上教学规律,“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实施的关键是指导教师专业化、固定化。学院要成立班级实践课导师组,要使每位教师固定地承担某一门实践课。这样做可以使教师自觉地与学生建立联系,自觉地积累实践课的经验,精心组织实践课的各个教学环节。这样也有利于教师自觉地对于自己固定承担的实践课进行研究、开发,充分实现实践课应有的功能。另外,学院应当设置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应当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科研工作同等看待。

摘要：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呈现出课程设置简单、功能不匹配、本科一、二年级缺少实践课程等弊端。“全学程”实践课程体系能够有效革除这一弊端,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与各学期理论课程相衔接。

篇4：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关键词：行政法学；体系化；均衡

许多法学家把体系化作为法学科理性和科学的象征，同时还认为只有体系化才能够更好地维护秩序的安定和正义。但是这样的努力却不被一些英美学者所认同，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生活秩序都按照统一的原则进行支配和管理，这也就是认同逻辑和修辞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观点。体系化能够提升学科的稳定性和规范效能，同时还能够使学科对于生动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总之，它是法学家对于法学科的形式理性的追求，很好的体现了他们对于构建体系化和法学系统所付出的努力。

一、价值和逻辑：体系构建要素与系统理论

1.概念法学的体系逻辑性

在概念法学理论中，法体系的构建是根据其形式逻辑的规则，按照抽象的概念体系作为基础构建的，是一种包含了逻辑和公理的系统。对于抽象概念，有的法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在事实构成中分离出一些要素，把这些要素一般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类别概念，从而通过进行要素的增减来实现。受到抽象程度的差异化影响，这些概念在体系中有着不一样的位阶。一般来说，抽象程度比较高的，则位阶越高，通过层层叠加，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塔尖是最具有抽象性概念的，成为了基础的规范。在这种抽象化作业的帮助下，概念法学构筑起了一条看起来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和井然有序的体系。这一体系有效的应用了抽象概念，对于各种规范的内容进行了整合。同时在形式逻辑的帮助下，很好地保证了体系的和谐一致互无矛盾。

2.评价法学的体系逻辑性

还有一些概念法学的反对者，他们尝试着在构建体系的时候，从注重形式要素转向更加注重对于实质要素的追求。他们认为，体系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形式体系，体系化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并且可以有效地理解作为法体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也就是精神和灵魂的东西。所以，在构建体系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一些方法，把规范中隐含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之间的意义清晰地展现出来。法学家拉伦茨把概念当成是体系的构建要素，这里面的概念已经不是概念法学视野下的形式逻辑化的抽象概念，而属于一种规定功能的法概念。与抽象的概念不同，类型比较接近现实，所以比抽象的概念更加具体和直观，人们也能通过其帮助来更好地掌握具体事物的内涵和意义。

3.系统理论关于体系逻辑与价值的统一

从根本上来说，两种不同思想流派关于法体系构建的观点都是学者从法律理念中理解出来的不同内涵。在现实生活中，成功的法体系构建都兼顾了概念法学所强调的逻辑性，以及评价法学所推崇的价值性。法本身就是一种兼具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存在。一方面，法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实质理性，这是在法律之外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治理的技术而言，法还应该具备形式理性，应该是一个具有清晰的概念、逻辑和没有漏洞的体系，应该有独特的运行规则，并且与宗教以及政治和道德独立开来。所以，一个法体系不能够依靠于纯粹的逻辑或者单纯地强调价值。事实上，如果我们确认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本质都属于系统，并且按照系统的观点去认识其构建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逻辑和价值已经被包含在系统中。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构建法学科系统，需要做两件重要的事。首先就是寻找和确定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念，因为其可以决定系统的走向以及要素的存废定位。也可以称得上是对于系统内部逻辑的一种锤炼。

二、行政法体系的独立与自治、开放与均衡

1.行政法体系的独立与自治

以德国的行政法体系构建为例，德国行政法体系化构建和均衡过程与其信奉实证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实证主义法学主张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在法学观察视野之外，把目光放在法规本身的逻辑性和体系化中。其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没有更多的意义，应该与道德和政治分离开来。这种观点对于法律体系化逻辑性、规范完整性，以及使法学摆脱宗教和伦理的控制等提供了很好的法认识和法构建的方法。法的形式理性理论提醒人们更加关注法内在的理性，并且强调法之所以能够自治和独立，关键就在于这种形式理性。

2.行政法体系的开放与均衡

从德国行政法的经验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构建体系化，并不是与英美法学家断言的一样，也不是被指责的那样，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复杂的、具体的和变动的社会生活相互动。例如，英美法系中遵循先例和类比推理制度一样，体系化确保了安定性和可预期性。同时，又对未来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可以被修正和丰富，甚至能够进行结构性的重塑。法律在被理解为功能分化意义上的系统时，不意味着它与外界是彻底隔绝的、拒绝开放的，只是由于一种规范上的闭合，信息的交换只有经过法律系统特有的符码转化和操作处理才能够完成。这样，这种交换成为了对于法律系统的单一整体性所作出的必要的和反复的系统阐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法学体系化构建过程中，基本的原则、抽象的概念和法释义学的互相配合和协调作用，使行政法表现出一种逻辑和价值统一的有机体，也就能够使行政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学科理性和可拓展性。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化均衡虽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却缺少对于系统的思考以及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限制了行政法学的整体发展。希望通过对于一些成功的行政法体系化构建和均衡进行研究，能够为我国的行政法系统构建提供有效的参考。

参考文献：

[1]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J].法学家，2013，05：34-54+176.

[2]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J].清华法学，2015，01：6-18.

[3]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可否合一：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基础问题[J].中国法学，2016，01：105-125.

[4]赵宏.基本原则、抽象概念与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J].交大法学，2014，01：108-128.

[5]江利红.行政过程论在中国行政法学中的导入及其课题[J].政治与法律，2014，02：50-63.

作者简介：

篇5：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共3篇)浅论学习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经济学信息范式理论的基本假设与辨析怎样写研究性论文撰写方法(共3篇)运用政治理论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试析受教育权理论发展综述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

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一、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演变

(1)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在1979年以前，理论界对于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直接以刑事证据法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教材并没有出现。

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翻译了两本苏联证据法学著作，其中《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不仅在苏联法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广为流传，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形成。在1979年7月之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因为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而迎来了第一春。老一辈的诉讼法学者不再立足于学习苏联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开始思考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问题，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教材。其中以巫宇甦教授主编的《证据学》和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最具代表性。

(3)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青年诉讼法学者不再满足于老一辈诉讼法学家的教导，开始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上，运用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对传统的刑事证据法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同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相比，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下列显著变化：

①认识论不再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

②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被大幅度调整;

③对于西方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的态度开始由盲目批判转到逐渐接受，甚至盲目崇拜;

④弱化哲学研究，深化比较法研究，强化实证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

⑤增加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

二、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反思

(1)认识论的误用。刑事证据法学是整个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石，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和具体刑事证据制度的科学建构。在传统刑事证据法学中，认识论基本上被视为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

但是，随着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理论在诉讼法学界的兴起，许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有的学者认为，将认识论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容易导致程序工具主义，不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1]

(2)对刑事证据法学的模糊定位。现在学界纠缠于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之间，或者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一些如何保障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如侦查学、逻辑学、概率论、统计学、法医学等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显而易见，在大部分学者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不加区分进行研究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混乱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或许正因如此，有学者开始质问我国的证据法学是否还是一门法学。[2]

(3)刑事证据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首先，刑事证据立法匮乏的现状导致注释法学方法迷失了研究方向。不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是经过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都比较欠缺。其次，以推动刑事证据立法、刑事司法改革为目标进行对策法学研究，不利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知识的增长。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一篇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方案的论文，经常被认为是未完成的论文;一部只分析问题而没有提出立法对策的著作，也可能被认为没有太多创见。最后，以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比较法研究，不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正像有的学者在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刑事证据法学领域，有关证据问题的研究几乎完全陷入到对西方证据理论的引进、介绍和比较分析之中，而既很少关注法院在证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从中国的刑事司法经验出发，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理论。

三、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

龙宗智教授在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基础上主张构建由基础证据学与部门证据学两部分组成的“大证据学”，以便指导、深化“证据法学”这个部门证据法学的研究。[3]而何家弘教授则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构“大证据学”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4]尽管上述观点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学术水平而言，没有必要使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过于复杂化，而是急迫需要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情况下建立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1)回归证据法的本质。无论是从生活常识来看，还是就理论知识而言，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场合或者领域无疑都是非常广泛的。

在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中，有许多内容对于证明事实真相的确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尽管刑事证据法与案件事实真相具有较大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想当然地将如何保证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首要目标或者第一要务。

(2)构建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科学建构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回归刑事证据法的本质，而且需要正确理解刑事证据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以及刑事证据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之间的关系，构建专门的、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四、结论

篇6：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型人才。

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应用型的.，譬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及企业的法务工作者等。

但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绝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也不应忽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

同时，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国际性人才，而从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

同时，要了解外国的法律，传承外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更高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即研究型人才。

而从目前法学本科学生的情况来看，法律专业英语水平普通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尚未开设法律专业英语课程。

如此一来，法科学生就不具备直接阅读外国法律乃至法律论文与专著的能力，即便这部分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能力。

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试与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

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定为司法考试时间，通常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试一般为来年的一月份，时间间隔只有4个月。

况且学生在长时间准备司法考试后也感到身心疲惫，如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的话，大部分学生就放弃了考研的想法，严重影响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质。

3.为学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多年来，法科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即改行”的就业阴影困扰着在校的法学学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法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质是法学教育产品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性”失衡。

一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大量过剩，无法对口就业;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市场紧缺的涉外法律人才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

[4]为此，我们在法学专业双语课程设置时，就应与社会的需要进行衔接，设置行业紧缺的、针对性强的课程，并辅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双语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1.正确地处理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的关系。

通用英语是法律专业英语的基础，它培养了学生日常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因此离开了通用英语，法律英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然而，通用英语能否替代法律专业英语呢?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即法律语言，是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的习惯语言。

它有着有别于通用英语的独特的词法与句法规则，即使在英美国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视法律英语为外语。

因此，通用英语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语的。

由于在专业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专业英语的开设无疑会影响到其他课程开设的课时量，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开设双语课程的同时，取消了法律专业英语的开设。

实际上，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语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在学科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学好外语。

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相混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至及教学效果的取得。

我国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本质在于在学习该学科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基本专业外语，将外语作为环境要素，将专业知识的获取作为目的要素，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合作，实现专业知识掌握与英语水平提高的双赢效果。

[5]另一方面，法律专业课程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课程均开设双语课程，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英语的残缺不全，进而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国际性人才。

因此，双语课程也替代不了法律专业英语课程。

而且，法律专业英语还是双语课程开设的基础，因为学生在学了专业英语之后，双语课程的开设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舍弃任一方面均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2.既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谨防脱离专业教育的首要任务。

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

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本专业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能够在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因此，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习得英语是双语教学的辅助目标，这一点是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的。

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课程上使用双语教学，结果导致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有所进步，但法学专业知识却过于肤浅。

可见如果条件不成熟，在法学基础课程上盲目推行双语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

另外，由于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多，知识点细，一旦双语教学试点不成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知识结构。[5]

3.把握双语课程开设的“度”与“量”。

法律双语课课程的选取是法学双语课教学成功的前提。

[6]根据双语教学的要求，结合法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考虑对“国字头”的课程(如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以及与国际密切联系的法学课程(如世界贸易组织法、海商法、西方法律史学等)开设双语教学;[7]其次，考虑中外理论相近、共通性较强的法学课程，诸如商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等课程;再次，可以考虑增设英美法的部分课程作为选修课程。

而受一国地域、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律课程并不适合于用双语教学，因为法律的表达与价值判断的特定性局限了这些法律在语言上的转换空间。

例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宪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因其具有一国特定的逻辑体系及法律渊源，使用第二语言教学可能会影响法律所传达的概念和特定的价值评价，从而不利于学生对法律本身的吸收与理解。

参考文献：

[1] 谢海霞.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构建与完善[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5)：116.

[2] 李法兵.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9，(3)：24-25.

[3] 丁敏.国外双语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J].潍坊学院学报，2007，(1)：127.

[4] 郝鲁怡.试论法律职业国际化趋势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建构[J].职业，2008，(30)：97.

[5] 王次宝，刘德美.法学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困境与出路[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6)：35.

[6] 陈雄，胡清梅.法学双语课教学中度的把握[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70.

★ 物流管理本科毕业生个人简历

★ 物流管理本科毕业生简历

★ 能力本位的培训课程体系构建

★ 民办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人才培养解析论文

★ 生物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 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

★ 物流管理心得体会

★ 物流管理总结

★ 物流管理毕业论文

篇7：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以江西省广丰县为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青少年群体逐渐分化，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闲散青少年、单亲家庭子女等标签群体不断壮大，一些青少年成长的个体事件轮番上演。当事青少年个体都有着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也都遇到了各种的成长困境，这些事件暴露出青少年群体的成长教育问题，引起了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而对于这些困境青少年群体，基层的帮扶工作体系很不健全，帮扶效果极其有限，理论上更缺乏专题探讨。本文将结合国际做法、我国现状和基层实际，对困境青少年的基层帮扶工作体系的构建，作一初步探讨。

文中所提的困境青少年，是困难青少年的一部分，与仅包括流浪未成年人和因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的困境儿童概念不同，而是指成长路上遇到特殊困难、急需帮助的青少年，是一种狭义儿童福利概念，仅包括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帮助、重病急需救治四类。本文的数据及做法来源于江西省广丰县的基层实际。

一、困境青少年的基层帮扶体系现状

困境青少年帮扶属于儿童福利范畴，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是一个狭义儿童福利概念。社会福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

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狭义的社会福利是一种残补模式（residual model）制度，认为社会福利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而只有当正常渠道失效的时候才需要的补充计划。以此类推，儿童福利划分为狭义儿童福利和广义儿童福利。狭义儿童福利指政府和社会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各种支持、保护和补偿性服务。广义的儿童福利是指政府或社会针对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为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及社会潜能的最佳发展而提供的各种服务。狭义的儿童福利是一种残补福利制度，而广义的儿童福利是一种制度福利制度

1、国际上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构建情况

美、德、英、法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都有自己的儿童福利部门和一套机制。如挪威设立了儿童和平等事务部、青少年事务国务秘书委员会、儿童事务监察使办公室、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事务董事会等四个机构，提供了家庭咨询、寄养家庭服务、发展儿童福利机构、收养、青年事务、资助、通融补偿等服务；德国设立了联邦家庭、妇女和青少年部、青少年福利局、少年救助委员会等部门；美国的儿童家庭署下设了儿童处、托育处、家庭及少年处、启蒙处，对儿童从出生到成长有一个系统的福利政策。在医疗保障方面，美国针对未成年人、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有未成年人的家庭等不同人群与家庭制定了丰富多样的医疗保障或援助计划，具体由各州政府负责执行。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起步较早，相对较完善，已形成综合性的专门国家级机构总负责、各有关条块部门共同执行的

普惠制儿童福利制度，无单独针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体系。但因这些国家儿童福利制度是在普惠制基础上设立的，已经包括了困境青少年的帮扶，所以没有必要再单独构建这类群体的帮扶体系。

2、我国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现况

近几年来，帮助困难青少年的政策（如助学金、希望工程、大学生助学贷款、金秋助学、关爱留守儿童等）纷纷出台，各种工作创新不断涌现，重点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刑释青少年、服刑人员子女、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服务管理教育工作更是作为中央综治委2013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我国全面铺开。在党政机关积极行动的同时，社会各界（新浪微公益、央视的“为你而战”和“等着我”等公益节目寻亲、钢丝团和滴水等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也纷纷对困难青少年群体给予帮助。

但是虽有上级党政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虽有诸多政策、措施和各种各样的帮扶渠道，可从整体来说，我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有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妇女儿童事业的机构——国务院妇儿工委，只有共青团、妇联、教育、民政、工会等部门实施的对困难青少年救助的工作项目。这方面相对滞后，既缺乏整体普惠性质的兜底儿童福利制度，又没有针对这类群体的有效机制，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政策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对困难青少年帮扶工作政策很零散，各个部分缺乏衔接。

在困难青少年的个体上，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帮扶不畅通、帮扶资源浪费、帮扶针对性不强、帮扶较肤浅且不精准等问题，更别

说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而不少遇到困境的农村儿童求助无门，不少重病儿童面对杯水车薪的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黯然逝去。这些问题倒逼着我们必须尽快对现有的帮扶工作体系进行创新和改革，最终实现对困境青少年的精准帮扶，实现社会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目前，困境青少年能享受到的帮扶政策有民政的低保，教育的寄宿生补助、助学金和奖学金，红十字会的困难救助，工会的金秋助学款，妇联的春蕾助学款，团委的希望工程和志愿者服务，农信社的大学生助学贷款等。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很大，资助人数也较多，但仍有不少困境儿童生存状况堪忧。

以广丰县2013年情况为例，全县人口93万人，18周岁以下人口238393人，14周岁以下人口203967人，初中及小学生101552人，当年财政收入33亿，位列全省第八，县域经济实力及居民收入都位居江西前列。当年全县民政低保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对象达9100人，补助金额1503.6万元，农村人平125元/月，城镇人平240元/月。享受到民政大病救助的青少年110人，金额20万元；中小学寄宿生补助3403人，补助总额405.1375万元，寄宿补助24人，补助总额2.82万元（学年补助标准小学1000元、中学1250元、特教1200元）；高中生助学金发放人数6773人，人均每学期750元，总额达5079750元；幼儿学前教育家庭困难生补助1400人，人均550元，总金额77万；大学入学政府补助443人，人均5000元，总金额221.5万元；金秋助学仅对考取大学的高中生发放，助学金总额 30万元，人平3000元；妇联春蕾助学50位女童，人平300元；希望工

程3万元，扶助15名大一新生，人平2000元；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1770万元，惠及2954位大一新生，人平5000 元。

2013年12月全县总人口达93万人，14周岁以下有203967人。其中六类重点青少年近4.3万人，其中不良行为青少年550人，闲散青少年256人，刑释220人，服刑人员子女67人，流浪乞讨儿童2人，留守学生就有4.17万人。六类中贫困4600人，孤儿14人，单亲家庭子女3169人，存在一定数量的困境青少年。全县已登记的志愿者近500人，每年各类组织开展的关爱困难青少年主题志愿活动约100余次。

二、现有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全县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六类青少年群体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用各种资源、各种活动积极帮扶，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金秋助学、蒲公英关爱行动、毛村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等。但是虽然有多方的关护和政策的扶持，困境青少年的帮扶工作还是有着诸多盲区，存在着不少问题。

面对困难青少年这么大的群体，面面俱到的帮扶很难做得到，有些困难靠家庭、学校的力量也能克服，有些帮扶只是一时、针对某类的物资帮助，效果单一，常常出现想资助的没对象、想受助的没方向的困境。归纳起来，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帮扶的系统性、科学性较差，存在盲目性、条块性，没能发挥帮扶资源的最大效用，在部门间、社会（含网络微公益）关爱间、资助方和待助方之间缺少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互动、互通。各个条块各

有各的数据库，存在着重复统计、浪费人力和物力等现象；

2.帮扶有重叠且就易避轻，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存在着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大家帮，资源重复投入；社会未发现的，无人问津，听天由命的现象。好帮的大家帮，不好帮的人人推。

3.帮扶重物质帮扶轻心理关爱和成长交流，重活动见面轻长期跟进，有面上帮扶无点上突破。学业有成、道德缺失、行为失当的帮扶个案偶有发生。

4、政策帮扶常以撒胡椒面的方式进行，帮扶门槛低，帮扶金额小，帮扶效果差。有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标准低门槛底名额多，造成降低门槛的受助者不感恩，迫切需要的受助者嫌不够。

5、困境青少年家庭通常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且家庭贫苦。只会到县、镇、村上访，接受镇村一级的推报。自己主动向社会、网络、媒体寻求帮助和支持的能力极差，运用新媒体的客观条件也严重不足。

三、构建困境青少年帮扶工作体系，实现精准帮扶

从广丰六类重点青少年的数字和志愿者数量看，急需外界救助的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困境青少年数量并不会很大。党政机关完全可以借助多方力量，护卫他们的成长，实现政策效用、爱心效用最大化，真正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广丰县某些地方和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初步探索的工作，如毛村镇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团县委的蒲公英关爱平台，都是以一个

大平台实现资源对接的成功例子，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更证明了在基层建大平台接连政策、爱心资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毛村镇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从2008年起实施，已经开展了8次对子见面会，设立了关爱留守儿童基金，成立了一支50人的志愿者队伍，结对帮扶了150位留守儿童，帮助她们找到了温暖和保护，探索出了一条基层整合资源、关爱留守儿童的新路，去年获江西省志愿活动优秀项目。团县委的蒲公英关爱平台，则为政府救助政策、爱心人士、网络微公益和困境青少年搭建了搭建了一个桥梁，先后帮助地贫宝宝唐保成募集了现款5万和新浪微公益15万元，帮助邵丽萍获得万元的雷锋基金，借助爱心企业家和爱心青年为白血病患儿筹集5万余元的善款，借助青年文明号和团组织为300名困境青少年送去了二十余万元的善款和20余次的志愿探访，探索出了一条爱心资源和待助对象的对接新路。

综上所述，建议在对困难青少年进行缩小范围统计、摸清困境青少年家底的基础上，对数据库中的困境青少年进行精准帮扶，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可以由党政牵头、委托某部门打造一个帮扶困境青少年的大平台，对这类需求进行登记，对这类爱心和资源进行引导分流，对这类帮扶进行汇总归档，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实施，甚至可以用某某关爱行动来命名。

1.由乡镇党政牵头、综治办具体实施开展对困境青少年群体进行帮扶登记、引导、汇总。规范具体的帮扶对象、内容、要求和职责。尤其在建帮扶爱心卡对象上，是指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中的困难、家

庭和校方已无法解决困难、急需外界救助的对象，主要有四类，即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长期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对象，不是全体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

2.困难青少年的建档工作由学校完成，并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在建学生档案的同时建困难青少年帮扶爱心卡，即对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长期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四种困难青少年进行建卡，情况轻微、依靠学校和家庭力量能解决的对象不予建卡。做到困难青少年一人一卡，一卡三份，在校方、村居、乡镇各留一份。卡里有学生信息和帮扶菜单、帮扶记录。帮扶菜单内容可为物资、学业、心理、生活、疾病救助。帮扶记录要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帮扶活动的记载。爱心卡中的学生信息和帮扶菜单由学校提供，爱心卡要得到所在村的审核、认定，放在镇综治办统一保管，爱心卡中的帮扶记录则由镇里统一汇总登记、掌握情况。

3.联系卡由乡镇村校共同管理，校方负责信息更新、开出帮扶建议菜单，村负责卡的信息复核确定，镇综治办负责帮扶资源的整合引导和汇总，并积极组织本地志愿者与重点对象结对认领，长期跟进，以求在点上有看得见的变化，爱心卡的内容做到一年一更新、一年一汇总反馈、努力实现爱心卡数据库共享。对于生病急需救助的青少年，若家中没有能力寻求网络支持，由综观办负责代理网络微公益、各方政策的申请和帮助。

4.各党政机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展的帮扶都在联系卡上进行登记，不影响各单位的活动主体，只是把大家的帮扶都进一个口子组织

引导，搭建困难青少年帮扶的大平台，实现更有效、更长效的救助。

5、各类帮扶政策中不合理的标准，进行改革。下达某类帮扶政策的总金额，名额则由基层自行决定。每人的帮扶金额不确定，视需要进行调整。

篇8：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一、民法双重体系组成内容

民法体系最早用于保护家庭身份关系、生命身体以及私人财产,根据法哲学基础以及历史传统和司法制度分析,民法早期的“外在体系”为习惯法上的规范群,生成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有内在价值与外在表现形式的两种特征,形成以人的安全价值和财产归属价值为重点的内在体系。 首先,法必须受制于以调整对象生活关系为基础的内在联系,其规范必须反映核心价值取向; 其次,作为一门学科,法学无法与生活事实完全一致,必须借助抽象概念和逻辑进行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在于: 外在技术层面作为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和表达载体,内在价值反映外在技术层面的根本核心价值。

( 一) 民法内在体系构成

1. 本质: 内在体系作为民法基本价值取向其直接表现为集中体现社会价值取向,不同于其他法的固定形态或具体规章划分,因其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相对稳定性,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下,不同阶段表现不同特点,法的基本原则到次原则的多层次内在关联通过法律彰显。

2. 变化特点: 现阶段的民法更加重视社会基础变迁带来的影响。这些新变化在民法内部各方面产生了动态的变化,不过并没有撼动民法内在体系的相对稳定性。民法内在体系变化会引起其外在体系调整以适应,例如某一时期更加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在民法中的地位,相应的其他社会问题相对不是关注的重点。期间会有时间差,但必然会表现出来。

3. 构建原则: 构建时应当遵循法的内在价值,作为民法内在核心价值的体现,应当取其精华,促进民法内在价值或体系完善,贯穿渗透到民法的各个方面。我国民法内在体系受多方位因素影响,同样民法内在价值或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做出改变和完善。内在价值因为工业革命后波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变化而受到冲击; 体系则是由于我国国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而需要做出创造性改革。

( 二) 民法外在体系构成

民法外在体系由概念和联系概念的逻辑组成。首先,民法不是研究每一个发生的事实,而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对社会生活本质进行概括和展示,对可能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做出研究应对; 第二,严谨的逻辑和技术型框架结构是本质性概念的依托和载体,民法内在价值因其整合得以将具体的表现渗透于整体结构。展现内在价值和原则,丰富外在体系内涵。两者相辅相成又有所区别。构建民法外在体系应当遵循规范,考虑其特殊性,做好划分并适当调整让其更适应现代社会状态的原则,确保民法各概念和逻辑统一不相互矛盾。

二、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的双重体系构建影响分析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法体系都不是单纯从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和法典编排就能轻易定义的。从人类社会到现代风险社会,民法体系一直随着社会变迁而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改变,“从身份到契约再回到身份”,不同的改变都是为了让民法得到更好运用。中国构建民法体系必须要先看到现有国情,再吸收全世界关于民法学的知识遗产。

( 一) 民法体系中的“人”

“人”作为法律体系的概念中心和逻辑起点,做好正确定位是首要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变,划分出反映道德思想的“伦理人” 和反映社会经济的“经济人”两种不同定位。要根据社会结构和主体特征情况,客观认识人人平等同时人人不平等,合理区分理解不同角度下对“人”的认识,为构建体系奠定基础。

( 二) “物”在民法中的定义

民法内外在体系的根本改变通过区分物权和债券展现。第一是核心概念的变化,我国所有权兼备国家、集体和私有,将民法中“人”的含义极大扩充,进而导致物权法在物权概念和价值方面产生矛盾。物权变动的外在表现特点是占有概念,我国物权法对占有的界定有局限性,只针对于直接占有部分作出分析,忽视例如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虚拟交付留下的问题,对占有范围的界定显得过分狭隘,使得其可行性大大降低; 第二是物权法中所有权的实质由法律政策、经济模式和社会大环境决定,随着各方面经济形势迅猛发展,应运而生新的产权形态,法人财产权对传统个人物权带来猛烈冲击。同样,社会化占有财产要求越来越高, 我国现行的物权法已经无法满足,对于自然人和法人等财产所有权主体的关系需要重新做好协调。经济方面对于因不法行为或使用不当权力造成的私人财产损失,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研究。在不动产所有权方面也因为社会属性的变化而需要重新进行调整。

三、结束语

社会结构和单个主题特征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结合中国社会基础,明确“人”的定义。既要保证“人”的平等,抛弃社会阶层的划分; 又要承认“人”的不平等,对于弱者加以保护。同样,“伦理人”和“经济人”作为民法里的特殊划分,对应构成人身法和财产法的主体基础。在民法体系下,通过梳理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在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体现,找出不止在司法部门而是在各个部门法的问题,以推进中国民法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0,06:151-168+223.

篇9：青少年民法学体系构建探讨论文

关键词：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論体系之演变

（1）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在1979年以前，理论界对于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直接以刑事证据法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教材并没有出现。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翻译了两本苏联证据法学著作，其中《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不仅在苏联法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广为流传，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形成。在1979年7月之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因为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而迎来了第一春。老一辈的诉讼法学者不再立足于学习苏联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开始思考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问题，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教材。其中以巫宇甦教授主编的《证据学》和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最具代表性。

（3）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青年诉讼法学者不再满足于老一辈诉讼法学家的教导，开始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上，运用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对传统的刑事证据法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同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相比，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下列显著变化：①认识论不再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②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被大幅度调整；③对于西方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的态度开始由盲目批判转到逐渐接受，甚至盲目崇拜；④弱化哲学研究，深化比较法研究，强化实证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⑤增加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

二、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反思

（1）认识论的误用。刑事证据法学是整个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石，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和具体刑事证据制度的科学建构。在传统刑事证据法学中，认识论基本上被视为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理论在诉讼法学界的兴起，许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有的学者认为，将认识论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容易导致程序工具主义，不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1]

（2）对刑事证据法学的模糊定位。现在学界纠缠于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之间，或者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一些如何保障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如侦查学、逻辑学、概率论、统计学、法医学等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显而易见，在大部分学者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不加区分进行研究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混乱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或许正因如此，有学者开始质问我国的证据法学是否还是一门法学。[2]

（3）刑事证据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首先，刑事证据立法匮乏的现状导致注释法学方法迷失了研究方向。不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是经过修改之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都比较欠缺。其次，以推动刑事证据立法、刑事司法改革为目标进行对策法学研究，不利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知识的增长。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一篇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方案的论文，经常被认为是未完成的论文；一部只分析问题而没有提出立法对策的著作，也可能被认为没有太多创见。最后，以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比较法研究，不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正像有的学者在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刑事证据法学领域，有关证据问题的研究几乎完全陷入到对西方证据理论的引进、介绍和比较分析之中，而既很少关注法院在证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从中国的刑事司法经验出发，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理论。

三、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

龙宗智教授在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基础上主张构建由基础证据学与部门证据学两部分组成的“大证据学”，以便指导、深化“证据法学”这个部门证据法学的研究。[3]而何家弘教授则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构“大证据学”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4]尽管上述观点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学术水平而言，没有必要使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过于复杂化，而是急迫需要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情况下建立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1）回归证据法的本质。无论是从生活常识来看，还是就理论知识而言，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场合或者领域无疑都是非常广泛的。在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中，有许多内容对于证明事实真相的确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尽管刑事证据法与案件事实真相具有较大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想当然地将如何保证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首要目标或者第一要务。

（2）构建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科学建构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回归刑事证据法的本质，而且需要正确理解刑事证据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以及刑事证据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之间的关系，构建专门的、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四、结论

公认的、权威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刑事证据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程序正义等理论的兴起，我国刑事证据法学不仅成为法学领域的显学，而且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要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参考文献：

[1]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2001年第1期。

[2]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3]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4]何家弘.《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余家慧，男，重庆，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2013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刑事诉讼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