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

第一篇：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

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 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最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篇：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并首次对“新常态”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省委李鸿忠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坚持竟进提质不动摇，努力实现新的更大作为。当前，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应对，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使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实现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殷切期望，是每一个湖北统计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以及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和新难点入手，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经济新常态下对湖北经济发展难点要有新认识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总书记在视察河北时首次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当年的11月APEC会议上再次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给予了明确定义，即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呈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也为我们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湖北自身发展的成绩看，2014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总思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创新活力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367.0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工业万元总产值能耗下降9.5%;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51.16亿元，增长14.8%，增幅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303.0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6.4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在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2014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06.27亿元，增长12.8%，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比上年增长9.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49元，比上年增长11.9%。“两圈两带”发展势头喜人，“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9%，都好于全省平均水平;“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4%，也都快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很好，产业和区域发展多点发力、速度加快、结构更优、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

但是，从湖北自身发展的难点看，由于进入新常态以后，在“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以往存在的阻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在不断变化组合的同时，又涌现了一些新的难点问题。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以及国内企业压缩过剩产能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原因，未来一段时间内用于投资用途的工业产品和用于再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需求下降将成为常态化特征，这对我省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带来巨大挑战，而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南水北调环境保护压力升级带来的企业环保成本上升等因素使这些工业行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据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钢铁、石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68.3%，已经成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食品、建材行业分别为77.5%、78.4%，处于相对过剩，与此同时，全省工业企业营业成本上升了8.1%，有45.5%的企业反映用工成本上升。在产能过剩以及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仅增长5.9%，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0.5个百分点，其中328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8%，增幅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另外，据全省工业企业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下降，有10.5%的被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不佳，超过两成的企业预计后期企业生产增速将逐步放缓。 二是服务业发展质速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增加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2014年，湖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1.5%，比第二产业低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与全国31个省(市、区)相比，服务业占GDP比重仅居第19位，不仅远远低于广东(49.1%)、浙江(47.9%)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且低于黑龙江(45.1%)、贵州(44.6%)、甘肃(44.0%)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中部六省中也只排第3位，比山西(44.1%)和湖南(42.2%)分别低2.6和0.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非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服务业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在服务业行业结构上，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没有规模和竞争优势，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结构转型需求。在服务业投资投向上，仍然维持着偏向于房地产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惯性，直接用于扩大和提升现代服务业有效供给和需求的投入严重不足。

三是要素制约加剧增加了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资本投入不足成为当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据2014年四季度的全省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有31.9%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有21.7%的企业反映融资困难。全省工业企业两项资金占用额同比增长14.0%，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其中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1.7%，高于收入增幅2.9个百分点。由于企业无法及时回笼资金，2014年全省出现停产企业525家，主要分布在农副食品加工、建材、化工、纺织和采矿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5%。其次土地要素制约加剧。受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刚性需求持续旺盛，建设用地指标却越来越紧张，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湖北一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在除江汉平原以外的其他山区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此外，除了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诸要素，受湖北所处的环境以及在国家区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外部环境导致的非要素因素制约也在加剧。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定位上，湖北作为国家“两型”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从国家整体发展看，湖北作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担负着支援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任，确保水源区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

二、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湖北经济发展要有新作为

新常态提出新要求。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积极应对新常态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的全面变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提高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自觉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在新常态背景下，会继续加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实施力度，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传统产业设备更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这将为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大余地和空间。从区域发展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系列政策的出台，适应新常态要求，泛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日益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更好地发挥湖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从湖北自身看，主动适应新常态，一批企业自主转型调整的动力增强、步伐加快，出现新兴产业发展提速、高耗能产业占比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等积极变化，特别是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倒逼机制和市场活力进一步显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常态要有新作为。要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冷静理性、不急不躁，又要积极主动、精准发力、顺势而为，决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对经济调整下滑的“无所作为”，让经济“自由落体”。当前我省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经济特点鲜明，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着力于结构调整和提升质量，又要着力于抓好稳增长，从而为深化改革、经济转型赢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致力于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抓住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疏导不利因素，化解潜在风险，增强发展动力，形成发展合力。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精耕细作，努力提升产业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升湖北工业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加快互联网技术与产业融合，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二是精准发力，强化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要抓好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争取国家对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积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强化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市场交易管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市场调控，充分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稳增长、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三是改革创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特别是要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四是多点支撑，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深入推进“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发挥对全省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引领、示范、优化等作用。充分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进行“Y字型”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主轴。鼓励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

第三篇：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大逻辑

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二0一四年十二月

大家好，我从三个方面：认识、适应、引领，谈一谈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也不一定对，供大家来参考。

一、认识新常态

第一个就是认识新常态。那认识什么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的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看”，这个九看就是从一种比较的分析方法，从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未来今后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都讲的比较清楚。当然，这个新闻稿上还是删了好多，它都是集中凝练的小部分。

那第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就是消费需求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过去消费是匮乏的，所以消费心理上来讲，也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你有了我也得有。客观上来看，收入水平既低又均，比较平均，所以你能买得起的时候我也能买得起。所以消费也拉不开消费的档次。所以有几次消费里的浪潮，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义说叫模仿型拍档式的消费特征，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今后将会成为主流，当然也不排除排斥个别的商品等等，会继续成为既有这样一种特征。但总的来看，因为特别是从客观上来看收入拉开差距了，不可能再像大家13亿人，统统都买得起了，这做不到了。所以这里要求我们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今后的政策方向就是说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刚才朱主任讲了一句话，就是更多的要通过供给来创造需求，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靠这样一个政策的思路，更好的发挥消费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当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从投资需求来看，过去投资一直是我们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现在经历了35年高强大、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都出现了减速的趋向。制造业越来越多的产业呈现相对饱和;住房消费这个热浪告一段落，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新世纪以来住房消费增加了几十倍，但现在呈现了投资减速，甚至出现了叫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那基础设施，肯定是空间很大的。但是大的基础设施，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等等这些即将形成，因为我们十二五规划就这么说的。当然还有空间了，只不过就是你再修改规划，再去拓展了。然后城市地上的面貌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当然增长速度必然会减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新的投资机会仍然是很大的。比如说农村。但是这些新的投资空间，特别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当中的投资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靠过去的卖地，靠贷款修路，这样一种贷款的方式，恐怕很难满足这种新的投资需求。另外，现在我们讲创新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等等这些投资的机会是大量的涌现。但是我们现在的投融资的方式，银行贷款的方式，发放贷款的方式它的要求，资本市场上市的这些规定条件等等，它只是适应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你要流通资金我给你贷点款，拿厂房去抵押。然后你要扩大再生产，我给你要投资，特别资本市场，我们都规定没有三年的盈利你是不能够上市的。这个就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适应新的这种创新活动的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投融资方式是不适应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领是要消除这些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包括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哪里来，创新活动的投资从哪里来。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那么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需求增长是比较旺的，因为它是靠负债支撑的。那么我们国家却运用劳动力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再加上我们加入WTO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红利，所以出口曾经是拉动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能。但是现在呢，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总需求不振，大家也都知道去债务化还在发生。另外我们国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化。这样使出口带动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同时过去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这个诉求：一个是扩大出口，我要国外的市场;第二要资金。但是现在来看，仅仅去要国外的市场和开发国内的市场不同步的话，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有很多负面的效果。另外，国内的储蓄率仍然很高，所以产能和资金都有走出去的这种愿望和需求。所以这样情况下，现在到了一个叫高水平的引进来，我仍然还要引进来，不是说排斥外资。另外叫大规模的走出去，这两者在同步发生。所以今后的政策要点在于要继续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这劳动力成本低优势在减弱。但是我的新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政策的趋向要促进三大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最后要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曾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很多领域都这样，因为你的消费是排档式的，所以你生产能力马上跟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迅速的形成有效的生长。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超出了需求，甚至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接近我们最终的消费峰值。当然也有些产业应该说是达到了我们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所约束的那个峰值。另外房地产当前去库存的压力是很大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各地规划的新城、新区等等，这些总的面积应该说已经相当大。这个没有完全的统计，反正就是数量相当大。所以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而且会容易形成两者之间的负循环。也就说产能过剩带来减速减能;速度下降，进一步又加剧了产能过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方面我们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就是要通过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促进生产相对集中。同时适应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支持新的业态，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定制化、分散化、小型化、智能化等等这样一些新的产业组织的模式。就是过去都是大的就是好的，这个李市长(音译)讲得非常清楚，也许今后小的会成为我们新的一种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式。

第五个从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我们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同时技术和管理和国外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能够引进来的技术应该说差不多都引进过来了，当然有很多技术你想要人家也不给，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靠规模来驱动发展的这个能力明显的减弱。所以今后要更多的依靠质量，一个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来增强发展的动力，实现全面的创新，使创新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的特点来看。过去在短缺和排档式消费的情况下，竞争更多的是依靠规模，靠价格。现在，竞争正在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这样一种竞争。当然价格竞争仍然很重要，但是还要看质量和差异化。那么对地方政府而言，过去因为在不正当的政绩观，唯GDP这样的一些指挥棒下，地方政府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最近几年这个叫比帽子，看看谁戴的这个帽子多。这样导致了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碎片化和市场的分割化，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带来全社会成本的高起。比较以后会发现我们这方面的成本是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物流成本。所以今后要打破地区的封锁和利益的藩篱，统一全国市场，形成统

一、透明、有序、规范的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全面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的约束来看，过去应该说，相对来看，水、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特别是环境啊的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的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我们说我们推动发展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现在人民群众需要变了，那我们就要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对北京来讲，你要问老百姓他要什么东西，他肯定说要APEC蓝，不一定要增加点GDP可能跟他没多大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啊的一个重要一个出发点，就怎么样有更多的APEC蓝。所以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有效的约束开发行为。这是四中全会当中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来看，过去高增长以及做大产业这样一种结构调整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政府直接配置或强力干预资源配置，使我们很多领域的风险被掩盖。但是现在随着增长减速，结构深化，结构调整的深化，各类风险逐步的显性化。中央总体判断说，风险是总体可控的，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实行一段时间，它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要标本兼治，有些要采取外科手术的办法，有些可能要靠延迟处理等等中药的这种办法，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的模式和宏观调整的方式来看。过去我们的需求管理方面当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尤其当时潜在的增长率仍然还很高，财政和货币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产能过剩当时并不十分突出。所以当初采取蒸发货币，增加债务，扩大投资等等这些刺激需求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这是我们过去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主要的一个办法。当时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是上述条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不说没有了，但是条件变化了。比如说货币和债务的，财政和货币的这个空间不像原来那么大的，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刺激了，所以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这是从需求管理来看。从供给管理来看呢，过去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我们自己某一个产业和国外该产业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这样一种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这些产业尽快成长的这样一种作用。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产业的分工转化为产业链条的分工，我们要占领微笑曲线当中的两头的高端，但这靠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不是那么灵光了，甚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在需求管理方面，要全面的把握总供求关系的变化，科学的进行宏观调控。在供给管理当中，既要全面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也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个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也是专门有一个任务叫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但是和过去呢的讲法有一些不同在于并不是直接指出一二三四五六，多少个增长点，而是讲靠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和办法来去发现，所以为什么叫发现呢?所以第一市场要活，要靠市场来发现，第二呢创新要实，让我们的创新不要放到，拿到专利就束之高阁了，而要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当然实现这两点，关键第三政策要宽。

所以以上九个趋势性的变化，我认为它既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种直观表现，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一个的去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从三大需求，后边四个供给等等。但同时呢也是新常态形成的内在的动因，恰恰是因为这些趋势性的变化，所以使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新的常态。但是我觉得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种结果，是35年来经济发展不断成长，从量的积累发展到今天形成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新的常态了。这说明，新常态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这样一个阶段在演进。所以，所以经济工作会我讲说叫新常态、大逻辑，这就是第一个新常态、大逻辑。

二、适应新常态

第二，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新常态的四个基本特征。前边是一个九个趋势性的变化，然后带来新常态。如果总体来看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增速，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一些争议啊，所以后来又叫正从，并没有说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而是说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从发展方式来看，正从规模速度协转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最后叫四个都是叫正从。第三呢，经济结构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这种深度调整来转变。第四发展的动力正在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新常态点形成就是新常态，那我们就不是再说了，是吧。现在就是恰恰因为青黄不接，传统的在减速，新的点还没有形成，所以才有速度下降。

这是适应新常态。所以这也是，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从微观主题来看，是市场、企业和政府，我们的政策，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社会治理、政绩评价等等各个方面，产业的发展，区域的协调，城镇化，生态文明等等各方面的建设，我觉得都要适应增长减速结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化，这样一些新常态。所以这也叫新常态、大逻辑。

三、引领新常态

第三，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和八个更加注重的工作思路。这个讲完了新常态，分析完了以后呢，中央经济工作会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一方面要认识，另外一方面要主动作为来引领新常态。那具体而言，一个中心呢就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第一，是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为了速度而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第二，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的分析，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和消费的变化，再进行盲目的扩大产能，招商引资等等;第三，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和市场预期，因为市场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够逆市场，逆社会和市场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的心态来进行调控;第四，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所以必须给创新者、创业者以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当然这是最大的激励啊，刚才朱主任讲得很透了;第五，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因为企业才是市场的主题，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企业家，同时呢企业家也是重要的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有效组织者。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有发明家，更需要有一大批拥有职业精神的企业家;第六，更加注重加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支创新意识非常强的人才队伍;第七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啊，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的前行;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也是这个新常态，这个大逻辑。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下的互联网+

新经济新常态 “互联网+中国”全面开启

从来没有一场力量如“互联网+”这般，自上而下、全面开花。

4月29日、中国钓鱼台国宾馆，主题为“势在·必行”的2015“互联网+中国”峰会在此隆重召开，全国超过500名官员，中央部委、地方执政 者汇聚一堂，商讨如何搭乘“互联网+”战车，推进地方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融入到“互联网+”的生态圈中，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峰会中，“互联网+”业内率先实践者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全面阐释了“互联网+”思想内涵，并强调“互联网+”是连接一切，而不是 简单的“加法”;在腾讯为全国各地搭建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平台中，15个省市地区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进行全面的“互联网+”合作;腾讯宣 布，公司四大业务线互为搭配，为全国各地政府打造的“互联网+”平台准备就绪、一切蓄势待发。

“互联网+” 一场深刻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互联网+’绝对不是简单的累加，不是简单地把传统产业电子商务化，把支付手机化，也不是上云硬件建设和数据的简单一家聚合。”这是腾讯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多个场合强调的，“也不是中心控制式的，吸收聚集数据为一个节点”，而是要“催化数据流通运转激活信息能源”，成为“连接一切 能源的发动机”。

2015年，作为两会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四份议案，其中一份名为《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作为互联网资深从业者，马化腾在议案中表达了希望国家能够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愿望。

恰好正是此次两会上，总理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到“互联网+”：“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 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从这一层面来看，国家顶层设计更多希望互联网能成为一个连接器，带动其他产业的创新、发展。

民间智慧中与国家顶层设计不谋而合，很快掀起了“互联网+”之风，而各地政府也搭乘“互联网+”快车趁风起舞、趁势而上。

此次峰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对“互联网+”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度的解读，他认为，“互联网+”最像是电的发明，一种新的能 源的普遍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互联网+’就是一种能力，而产生这种能力的能源是什么?是因为‘+’而激活 的‘信息能源’”。

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能，信息能源是靠“互联网+”激活，“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连接一切，才能彻底引爆和激发信息能源的力量。“互联网+”的三大特征是“连接性、开放性以及去中心化”。

首推“互联网+”生态圈 15城搭乘快车

长沙、无锡、大连、常州、湘西、盐城、襄阳、咸宁、开封、焦作、鹤壁、桐乡、临安以及湖南省经信委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成为互联网+生态圈中的一员。

实际上，互联网+生态圈正在悄然形成，河南、重庆、上海率先加入到互联网+生态圈之中。这些城市都尝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如上海，作为华东地区首个搭乘互联网+快车的直辖市，通过微信服务“城市入口”，所有上海市民通过微信，即可享受查询天气、支付生活账单、预约 护照办理、违章查询等14项便民服务。微信“城市服务”在上海上线一周，服务人次近100万，在14项服务中，“挂号、电子违法、驾照非法计分、天气、电 费缴纳”占据排行榜前五位。

通过与腾讯的进一步合作，上海市民还将享受到，医疗、酒店、餐厅、百货、快递、票务、高校、景区等服务的便捷。这是腾讯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助推上海市政府优化城市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中原地区首个全面与腾讯进行合作的省份，河南省居民将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已经实现一键搞定交通出行、医疗、社保、交警、户政、出入境、旅游等多种政府服务。“互联网+政务”，为政府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起到试点和示范作用。

而河南省也通过此次与腾讯的合作，试水“互联网+智能电动车”。通过河南省政府的相关支持，腾讯、富士康与和谐汽车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以合作促进创新，探索“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及产品。

在西南省份重庆，腾讯设立“互联网+”试点研究院、工程院，先选择一批试点区县和企业进行合作，促进创新成功转化，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实现“互联网+”从第三产业的融合向第一产业的融合。

腾讯研究院研究发现，在我国351个城市中，都已经或深或浅展开了与“互联网+”的探索实践。而未来，后来者亦会明白，只有全面拥抱“互联网+”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互联网+”服务网络首次完形 腾讯四大业务提供全面服务

如果说微信打通了城市入口，那么腾讯云则为地方政府搭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腾讯开放平台则是全面打造众创空间，全面启动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而qq则垂直深入的挖掘城市热点需求。

根据腾讯研究院和微信团队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务微信总量达到40924个。全国政务微信 呈现出逐渐从“发布”升级为“服务”、“查询”升级为“办事”、“分散”走向“统一”的特点。移动的服务型政府正在微信平台上构建，电子政务借助微信已经 迈出了一大步。

民生方面，微信的“城市服务入口”目前已经在广州、深圳、佛山、武汉和上海五个城市上线。户政、交通、医疗、水电煤缴费等十几项民生服务，全部 被集成在微信的入口中，就像一个掌上的办事大厅，动动手指就能够完成这些业务的办理。“微信城市服务”目前已经覆盖6000万人，累计服务用户超过 1100万次。

在连接商业方面，微信通过开放二维码、Wifi和“摇一摇”三大入口，提供卡包功能和微信支付功能，连接线上、线上，使得整个购物流程更加轻 便。无论是已经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巨型企业，还是刚刚踏上征程、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都通过微信的开放能力实现了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更为有效的连接。

除此之外，微信的通讯功能、媒体属性，以及企业号、智能硬件平台，都为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升级储备了资源、开放了接口。

传统经济的核心资源是水和电，新经济的则是运算力、带宽和数据。如果把“互联网+”视为水和电，则与“云计算”的本质不谋而合——按需取用的云 端计算资源，将给传统行业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带来化学变化。对于传统行业来说，基础设施变成了IaaS服务，平台变成了PaaS服务，应用变成了 SaaS服务，核心都是服务。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摇红包”活动。当晚总计110亿次的摇一摇互动，峰值互动达到8.2亿次/分钟，这一堪称史上最繁重的服务器并发请求，腾讯云应对自如，完美化解。

作为新加入到腾讯搭建“互联网+”平台中的业务线，腾讯开放平台旨在协助各地政府打造创业生态环境。目前，腾讯众创空间提供的资源包括：腾讯云 全国15大城市的机房资源和超过400个加速节点、超过1万个API接口、日均曝光达到8亿次的广点通推广，以及全国最大的应用分发平台应用宝;线下方 面，规划中的创业基地或产业园将会覆盖全国25个城市，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支撑线下服务体系的还有人才、金融、法务和相应政策。

与微信不同的是，QQ会重点覆盖QQ活跃用户最多的几个细分场景，如互联校园、互联公交、城市便民生活，让更多市民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生活。

腾讯公司表示，未来，不排除更多的资源及业务条线融入到“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平台，在“互联网+”时代，腾讯的愿望是做好“连接一切”!

第五篇：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2015-07-11 孙洪敏 求是网红旗文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态势明显向上向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更为活跃，多渠道的诉求和多样化的表达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自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动摇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对此，我们要以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主动性，从战略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常态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指导思想和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只有牢牢把握这一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不会动摇。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认同是信仰的基础。对任何一种事物，只有当你认识并接受了它，才能真正信服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自觉性的特质，才使信仰具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正确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2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深化改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引起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深层次矛盾会暴露得更加充分，诸如就业形势严峻，下岗职工增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突出，假冒伪劣和浮夸谎报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难免使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而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新的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国人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也逐渐提升了我们奋发有为赶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为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方便。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他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与我们做生意，需要我们的技术，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对我国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破产论，鼓吹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宣传都在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乃至抵触情绪，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企图瓦解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些无疑是在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和基本态度，也要求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党要始终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意识形态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审核权，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3牢牢掌握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冷战的结束，使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价值观、政治导向和全球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直接体现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不能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冲突，但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文明冲突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而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这种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往往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精神，是民族国家之魂。当然，存在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化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需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个性和文化特征。当然，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能够在保障“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消除由此带来的冲突因素，消除对不同文化的双重标准和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语境内的价值观，往往具有国家界限。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存在“价值冲突”的，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所以，总书记在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现在我们面对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分析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用新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理念、领导内容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实现的。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之提供渠道和平台，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只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1用科学的方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无异于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广义的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过程。管理的实施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基本活动进行的。当前，我们要积极探索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要不断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管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管理手段;另一方面，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为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管理上要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实现新突破。2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就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机制，堵塞制度漏洞，特别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意识形态渗透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互联网犯罪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立法，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用正能量抵消并战胜负能量，用主旋律压倒歪风邪气。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机、尺度，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提高意识形态国家治理能力，还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判断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等。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创新的主旨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使之在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综合统筹、指导协调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这里所说的投入，不仅仅指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投入、信念投入、精力投入和使命投入。要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使意识形态工作者具备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既要有积极的态度，也要有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和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1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只有亮明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才能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我们不能客气，要力争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错误言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同样需要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的勇气。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要不怕“中枪”，不怕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人诬陷;要敢于讲话，敢于论战。有了这种政治勇气，我们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次，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要有坚定的中国立场。现代社会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海盗、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之外，价值观的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民族文化问题和人才流失问题等，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比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受到外来入侵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隐秘，也更为棘手。只有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犯。第四，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站稳政治立场，不能混淆是非，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左右摇摆。2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仅要敢于讲话，而且要善于讲话。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从而凝聚起最大共识。要有理、有节，组织强有力的专家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渗透、反颠覆。首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从实际出发，把道理说清讲透;要以理服人，而不能用大批判的语言和方法。其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走极端，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战略战术。第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有理有力有节。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但要把握节奏，有攻有守。第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所谓“纲举目张”。3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严峻的、紧迫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许多敌对势力往往把自己隐藏起来，有的利用手机和微信平台散布谣言，散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散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动摇我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进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有些人以“不争论”为借口躲避矛盾，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甚至不以为然，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这样的态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危害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增强坚定性、强化自觉性、发挥主动性，建好用好管好网络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不断提高议题设置的能力，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