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第一篇：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新战略的特点研究

摘要：今天，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的内政外交都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锐意进取，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各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关键词：新常态，外交战略

正文：“新常态”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河南考察讲话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第二次出现在7月29日习近平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的谈话中：“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随后的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发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

十八大以来，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新的治国理政的举措，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法治等诸多领域逐渐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时期。何为“新常态”?笔者理解：新包含两个方面，一就是较以往明显不同，有大的变化和特点;二就是新鲜生动，引领着健康进步的方向。中国在以上领域都出现“新”的气象，其基础和动力都来源于改革，正是由于坚持改革，才能出现诸多的“新”。什么是常态?就是长期要坚持和延续下去的态度和态势，而现在中国最明显的和最大的态度和态势，也正是改革。综合而言，新常态就是在更加深刻更加深入的改革的引领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过程中，执政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现民族、国家、社会、人民的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正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继续推动人类朝着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正在成为新常态;观大势、谋大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外交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提出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工作密切结合，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展示我国外交新气象，正在成为新常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坚持正确义利观，既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同时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决不允许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生乱生事，决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正在成为新常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始终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稳妥应对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和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外交工作要树立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习近平主席强调，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习近平主席关于正确义利观的论述，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又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国际精神，表明我国在对外实践中崇尚正义、主张公道、以义为重、利在义后的价值取向。

对正确义利观的阐述和践行，贯穿于当前中国所有重大外交行为之中。在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习近平主席就在塔知名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在今年7月对韩国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首尔大学演讲中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习近平主席出访非洲和拉美，多项合作协议和项目主要涉及的是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中国积极落实有关承诺，坚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帮助各发展中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有力驳斥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非洲等地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

简而言之，利，是中国与各方开展经济合作的基本驱动力;义，是合作共赢的感召力。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互利共赢的正确义利观表明，中国不但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更视自己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繁荣的负责任大国。在处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勇于进取以自身发展带动各国共同发展，敢于担当，在重大问题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愿意更加积极有为地承担起国际义务。正确义利观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的一面“新旗帜”，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指导原则。中国特色外交的基石：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的首次提出是在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并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提出中美应当建设“21世纪的大国关系”，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安娜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三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大国关系直接影响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则前无古人、福佑后人。纵观当今世界，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目前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其中，美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俄罗斯则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但仍然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与能源基地。中美俄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三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今天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三大国参与就不叫国际会议，没有三国共识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中美俄之间具有较强的资源高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战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和空白。因此，构建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是我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中美俄之间保持政治、经济、安全的稳定也是维护我国外交战略总体稳定的基石。

自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俄之间由之前的暗斗逐步转为明争。俄罗斯以公投的形式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但也因此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交恶，与欧盟关系跌入谷底。有学者认为美俄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中国面临的是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但如同三角形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图形，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也是最稳定的多边关系。因此，稳定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不在两国之间选边站，最符合当前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最有利于全球的和平发展。另外，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我们不应该把美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全局化、偶发问题必然化、双边问题全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和平是可以预期的，“斗而不破”是中美俄大国博弈的底线与红线。因此，我们在美俄斗争中要摈弃冷战思维，防止被“选边站”、被小国“拉下水”。

稳定中美俄战略三角，与大国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的基石，将会从根本上改变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传统国际关系定势，从而将中国智慧与国际需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时间内，照国际国内大多数外交观察家的眼光看，中国主要致力国内经济建设，外交能力有限，最主要的外交目标是尽快融入国际环境，总限于“搁置争议”、“韬光养晦”，应对的政策措施层次不多，内容不丰富，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不明显。随着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我国外交工作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内容和新趋势，表现在：一是今年以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外交足迹遍布欧洲、拉美和周边邻国，对欧对韩的访问成为今年外交亮点，;二是中国努力谋划外交新棋局，举办亚信峰会、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一带一路”思路、牵头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的态度较以前明显不同并大有区别，“该打就打，该谈就谈”，给世人的印象是有分寸地敢于碰硬，不仅更加强劲，而且积极主动，表达着一种自信;四是中国去年以来外交战略似乎已从“等距外交”转变为赏罚分明的“不等距外交”，既有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样的“棒子”，也有“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果子，更提出了“欢迎搭中国快车便车”的理念。中国正在维护和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并用多角度、立体化、全格局的方式，表达着中国声音、思维和力量，为构建一个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在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常态”观点上，笔者赞同中国驻珀斯总领馆代总领事刘禹同在《2014：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常态》专题演讲中的分析，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就是不走历史老路，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零和博弈的魔咒，反对“国强必霸”的悖论，建设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二是提出打造升级版周边外交的新思路，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一带一路”，强调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和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和繁荣;三是提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强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要互惠互利，同舟共济，提倡新的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交往应义利并举、义重于利。中国外交新常态是因应国际环境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有利于更好地处置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下中国，按照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要求，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以这一强军目标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正在成为新常态;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从制度上保证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正在成为新常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抓住战争指导这个根本，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正在成为新常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践行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下大气力整肃军纪，加强军事法制建设，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总之，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对此，不仅我们党内外、体制内外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问题，相关国家、相关外国投资的市场主体也都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问题。还是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那句话：“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正确认识、逐步适应和习惯当下中国的新常态，关键是要迅速调整心态，因为心态决定状态;迅速调整思路，因为思路决定出路;迅速调整眼界，因为眼界决定境界;迅速调整定位，因为定位决定站位。

参考文献：《2014：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常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人民日报》

第二篇：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 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最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篇：新常态下中国的特色外交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而阐述的，但又绝不限于经济方面。经济发展涉及到向改革要动力，要求简政放权，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这些都不能不涉及到政治领域。正因为这样，从经济出发的“新常态”走向，一定要求在政治方面有所展现。经济新常态必然要与政治新常态结伴同行。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这是新常态下中国外交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这样的机会，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是新的涵义。

自从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就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应的制定外交政策，“摸着石头过河”，它每前进一步，显示出出外交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方针，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再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 。在新世纪，打开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纪元。新中国的外交向来高瞻远瞩，脚踏实地，饱含智慧，是大国外交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六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外交事业气势恢宏，谱写了许多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正义形象。1954年，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一直以来，五项基本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近十年的外交实践也让中国外交的方向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坚持三大原则，即致力于与国际并轨，国际准则不容逾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不容颠覆;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国家责任不容夸大。中国没有明确宣告这三项原则，但是中国的外交活动却明显符合这些原则。相信这些原则，将成为中国外交活动新的指针。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和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中美建交后，中国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 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 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而且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 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广泛参与多种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有了新的特点。

外交开局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在一些内外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向外界发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多双边结合，我国领导人同一百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会见接触，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

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坚定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端。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做有关国家工作，推动半岛局势趋向缓和。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与加勒比地区8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提升了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中国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

而中国外交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工作中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长期以来奉行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在国际上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中国是否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成为海内外一个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外交实践，在注重延续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主动谋划和努力进取。比如，中国强化了外交安全领域的统筹协调，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系列新倡议。中国更为积极的外交姿态为国际社会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在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展现了更大的决心捍卫自己的主张。

一个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必然引起现有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安。历史上一些大国选择扩张型道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继承了这个战略思路，他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展开积极的周边外交，其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新的大国成长之路，避免国际政治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应对领海权益争端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军事和执法部署，改善了海洋监管部门的协调。一些战略分析人士据此认为中国改变了过去的外交政策。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的相关政策，中国对领土领海争端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明显变化。中国一直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以坚决态度和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最近因为领海纠纷出现的紧张局势，并不全是由中国推行新政策导致的。中国的行为模式，很大部分可以归纳为是一种防御性或反应式的强势。

大国关系也是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访美并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提出中美应当建设“21世纪的大国关系”，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安娜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三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大国关系直接影响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则前无古人、福佑后人。纵观当今世界，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目前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其中，美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俄罗斯则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但仍然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与能源基地。中美俄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三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今天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三大国参与就不叫国际会议，没有三国共识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中美俄之间具有较强的资源高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战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和空白。因此，构建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是我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中美俄之间保持政治、经济、安全的稳定也是维护我国外交战略总体稳定的基石。

中国经济已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中国外交也全面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经济与外交更加密不可分，也把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的外交也呈现着新的精神面貌。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并首次对“新常态”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省委李鸿忠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坚持竟进提质不动摇，努力实现新的更大作为。当前，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应对，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使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实现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殷切期望，是每一个湖北统计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以及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和新难点入手，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经济新常态下对湖北经济发展难点要有新认识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总书记在视察河北时首次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当年的11月APEC会议上再次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给予了明确定义，即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呈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也为我们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湖北自身发展的成绩看，2014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总思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创新活力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367.0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工业万元总产值能耗下降9.5%;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51.16亿元，增长14.8%，增幅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303.0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6.4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在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2014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06.27亿元，增长12.8%，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比上年增长9.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49元，比上年增长11.9%。“两圈两带”发展势头喜人，“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9%，都好于全省平均水平;“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4%，也都快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很好，产业和区域发展多点发力、速度加快、结构更优、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

但是，从湖北自身发展的难点看，由于进入新常态以后，在“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以往存在的阻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在不断变化组合的同时，又涌现了一些新的难点问题。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以及国内企业压缩过剩产能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原因，未来一段时间内用于投资用途的工业产品和用于再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需求下降将成为常态化特征，这对我省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带来巨大挑战，而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南水北调环境保护压力升级带来的企业环保成本上升等因素使这些工业行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据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钢铁、石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68.3%，已经成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食品、建材行业分别为77.5%、78.4%，处于相对过剩，与此同时，全省工业企业营业成本上升了8.1%，有45.5%的企业反映用工成本上升。在产能过剩以及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仅增长5.9%，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0.5个百分点，其中328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8%，增幅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另外，据全省工业企业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下降，有10.5%的被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不佳，超过两成的企业预计后期企业生产增速将逐步放缓。 二是服务业发展质速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增加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2014年，湖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1.5%，比第二产业低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与全国31个省(市、区)相比，服务业占GDP比重仅居第19位，不仅远远低于广东(49.1%)、浙江(47.9%)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且低于黑龙江(45.1%)、贵州(44.6%)、甘肃(44.0%)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中部六省中也只排第3位，比山西(44.1%)和湖南(42.2%)分别低2.6和0.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非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服务业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在服务业行业结构上，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没有规模和竞争优势，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结构转型需求。在服务业投资投向上，仍然维持着偏向于房地产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惯性，直接用于扩大和提升现代服务业有效供给和需求的投入严重不足。

三是要素制约加剧增加了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资本投入不足成为当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据2014年四季度的全省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有31.9%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有21.7%的企业反映融资困难。全省工业企业两项资金占用额同比增长14.0%，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其中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1.7%，高于收入增幅2.9个百分点。由于企业无法及时回笼资金，2014年全省出现停产企业525家，主要分布在农副食品加工、建材、化工、纺织和采矿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5%。其次土地要素制约加剧。受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刚性需求持续旺盛，建设用地指标却越来越紧张，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湖北一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在除江汉平原以外的其他山区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此外，除了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诸要素，受湖北所处的环境以及在国家区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外部环境导致的非要素因素制约也在加剧。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定位上，湖北作为国家“两型”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从国家整体发展看，湖北作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担负着支援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任，确保水源区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

二、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湖北经济发展要有新作为

新常态提出新要求。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积极应对新常态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的全面变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提高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自觉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在新常态背景下，会继续加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实施力度，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传统产业设备更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这将为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大余地和空间。从区域发展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系列政策的出台，适应新常态要求，泛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日益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更好地发挥湖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从湖北自身看，主动适应新常态，一批企业自主转型调整的动力增强、步伐加快，出现新兴产业发展提速、高耗能产业占比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等积极变化，特别是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倒逼机制和市场活力进一步显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常态要有新作为。要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冷静理性、不急不躁，又要积极主动、精准发力、顺势而为，决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对经济调整下滑的“无所作为”，让经济“自由落体”。当前我省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经济特点鲜明，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着力于结构调整和提升质量，又要着力于抓好稳增长，从而为深化改革、经济转型赢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致力于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抓住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疏导不利因素，化解潜在风险，增强发展动力，形成发展合力。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精耕细作，努力提升产业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升湖北工业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加快互联网技术与产业融合，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二是精准发力，强化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要抓好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争取国家对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积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强化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市场交易管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市场调控，充分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稳增长、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三是改革创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特别是要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四是多点支撑，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深入推进“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发挥对全省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引领、示范、优化等作用。充分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进行“Y字型”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主轴。鼓励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

第五篇：经济新常态下的互联网+

新经济新常态 “互联网+中国”全面开启

从来没有一场力量如“互联网+”这般，自上而下、全面开花。

4月29日、中国钓鱼台国宾馆，主题为“势在·必行”的2015“互联网+中国”峰会在此隆重召开，全国超过500名官员，中央部委、地方执政 者汇聚一堂，商讨如何搭乘“互联网+”战车，推进地方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融入到“互联网+”的生态圈中，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峰会中，“互联网+”业内率先实践者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全面阐释了“互联网+”思想内涵，并强调“互联网+”是连接一切，而不是 简单的“加法”;在腾讯为全国各地搭建的“互联网+”解决方案平台中，15个省市地区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进行全面的“互联网+”合作;腾讯宣 布，公司四大业务线互为搭配，为全国各地政府打造的“互联网+”平台准备就绪、一切蓄势待发。

“互联网+” 一场深刻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互联网+’绝对不是简单的累加，不是简单地把传统产业电子商务化，把支付手机化，也不是上云硬件建设和数据的简单一家聚合。”这是腾讯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多个场合强调的，“也不是中心控制式的，吸收聚集数据为一个节点”，而是要“催化数据流通运转激活信息能源”，成为“连接一切 能源的发动机”。

2015年，作为两会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四份议案，其中一份名为《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作为互联网资深从业者，马化腾在议案中表达了希望国家能够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愿望。

恰好正是此次两会上，总理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到“互联网+”：“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 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从这一层面来看，国家顶层设计更多希望互联网能成为一个连接器，带动其他产业的创新、发展。

民间智慧中与国家顶层设计不谋而合，很快掀起了“互联网+”之风，而各地政府也搭乘“互联网+”快车趁风起舞、趁势而上。

此次峰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对“互联网+”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度的解读，他认为，“互联网+”最像是电的发明，一种新的能 源的普遍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互联网+’就是一种能力，而产生这种能力的能源是什么?是因为‘+’而激活 的‘信息能源’”。

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能，信息能源是靠“互联网+”激活，“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连接一切，才能彻底引爆和激发信息能源的力量。“互联网+”的三大特征是“连接性、开放性以及去中心化”。

首推“互联网+”生态圈 15城搭乘快车

长沙、无锡、大连、常州、湘西、盐城、襄阳、咸宁、开封、焦作、鹤壁、桐乡、临安以及湖南省经信委与腾讯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成为互联网+生态圈中的一员。

实际上，互联网+生态圈正在悄然形成，河南、重庆、上海率先加入到互联网+生态圈之中。这些城市都尝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如上海，作为华东地区首个搭乘互联网+快车的直辖市，通过微信服务“城市入口”，所有上海市民通过微信，即可享受查询天气、支付生活账单、预约 护照办理、违章查询等14项便民服务。微信“城市服务”在上海上线一周，服务人次近100万，在14项服务中，“挂号、电子违法、驾照非法计分、天气、电 费缴纳”占据排行榜前五位。

通过与腾讯的进一步合作，上海市民还将享受到，医疗、酒店、餐厅、百货、快递、票务、高校、景区等服务的便捷。这是腾讯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助推上海市政府优化城市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中原地区首个全面与腾讯进行合作的省份，河南省居民将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已经实现一键搞定交通出行、医疗、社保、交警、户政、出入境、旅游等多种政府服务。“互联网+政务”，为政府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起到试点和示范作用。

而河南省也通过此次与腾讯的合作，试水“互联网+智能电动车”。通过河南省政府的相关支持，腾讯、富士康与和谐汽车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以合作促进创新，探索“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及产品。

在西南省份重庆，腾讯设立“互联网+”试点研究院、工程院，先选择一批试点区县和企业进行合作，促进创新成功转化，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实现“互联网+”从第三产业的融合向第一产业的融合。

腾讯研究院研究发现，在我国351个城市中，都已经或深或浅展开了与“互联网+”的探索实践。而未来，后来者亦会明白，只有全面拥抱“互联网+”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互联网+”服务网络首次完形 腾讯四大业务提供全面服务

如果说微信打通了城市入口，那么腾讯云则为地方政府搭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腾讯开放平台则是全面打造众创空间，全面启动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而qq则垂直深入的挖掘城市热点需求。

根据腾讯研究院和微信团队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务微信总量达到40924个。全国政务微信 呈现出逐渐从“发布”升级为“服务”、“查询”升级为“办事”、“分散”走向“统一”的特点。移动的服务型政府正在微信平台上构建，电子政务借助微信已经 迈出了一大步。

民生方面，微信的“城市服务入口”目前已经在广州、深圳、佛山、武汉和上海五个城市上线。户政、交通、医疗、水电煤缴费等十几项民生服务，全部 被集成在微信的入口中，就像一个掌上的办事大厅，动动手指就能够完成这些业务的办理。“微信城市服务”目前已经覆盖6000万人，累计服务用户超过 1100万次。

在连接商业方面，微信通过开放二维码、Wifi和“摇一摇”三大入口，提供卡包功能和微信支付功能，连接线上、线上，使得整个购物流程更加轻 便。无论是已经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巨型企业，还是刚刚踏上征程、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都通过微信的开放能力实现了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更为有效的连接。

除此之外，微信的通讯功能、媒体属性，以及企业号、智能硬件平台，都为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升级储备了资源、开放了接口。

传统经济的核心资源是水和电，新经济的则是运算力、带宽和数据。如果把“互联网+”视为水和电，则与“云计算”的本质不谋而合——按需取用的云 端计算资源，将给传统行业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带来化学变化。对于传统行业来说，基础设施变成了IaaS服务，平台变成了PaaS服务，应用变成了 SaaS服务，核心都是服务。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摇红包”活动。当晚总计110亿次的摇一摇互动，峰值互动达到8.2亿次/分钟，这一堪称史上最繁重的服务器并发请求，腾讯云应对自如，完美化解。

作为新加入到腾讯搭建“互联网+”平台中的业务线，腾讯开放平台旨在协助各地政府打造创业生态环境。目前，腾讯众创空间提供的资源包括：腾讯云 全国15大城市的机房资源和超过400个加速节点、超过1万个API接口、日均曝光达到8亿次的广点通推广，以及全国最大的应用分发平台应用宝;线下方 面，规划中的创业基地或产业园将会覆盖全国25个城市，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支撑线下服务体系的还有人才、金融、法务和相应政策。

与微信不同的是，QQ会重点覆盖QQ活跃用户最多的几个细分场景，如互联校园、互联公交、城市便民生活，让更多市民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生活。

腾讯公司表示，未来，不排除更多的资源及业务条线融入到“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平台，在“互联网+”时代，腾讯的愿望是做好“连接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