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一篇：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镇域经济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镇域经济增长——洇溜镇副镇长崔彦海 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缩短城乡差距、加快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镇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实现区域经济总量扩张、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农民增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镇立足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定不移地贯彻“工业强镇、农业立镇、产业兴镇”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地抓招商引资、抓园区建设、抓重点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不断培育镇域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激发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在镇域经济发展上实现了新跨越。

一、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培植产业优势。近年来，我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抓园区经济、招商引资和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使镇域经济特色产业优势更加明显。镇域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展，其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结合当前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实际，找准特色定位，选准突破口，找到关键点，努力培植壮大适合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镇域经济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实现长足的发展。

二、坚持抓投入上项目，靠合力扶工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工业是镇域经济的支柱，项目是工业发展的抓手。几年来，我镇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正确处理全局与重

点的关系，在产业发展上变平衡用力为重点突破，通过大力实施优势品牌战略，采取企业带动、投入支撑、政策扶持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在繁荣镇域经济、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财政增收和农民致富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项目建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骨干企业更是一方经济的有力支撑。正是抓住了这些工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我镇经济才得以不断膨胀发展。

三、强化招商引资，走借力发展之路。经济要发展，资金、项目是关键。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资金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问题更是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只有在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自我膨胀发展的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不断开拓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楼宇经济，走借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才能有效破解资金瓶颈制约，不断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狠抓园区建设，打造承载镇域经济发展平台。园区是产业集约快速发展的载体，也是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平台。近年来，我镇把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来抓，立足各自产业和区位优势，突出一二三产业发展，相继规划了一批特色园区，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载体和平台作用。经济园区作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聚集的主要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目前在项目用地总量紧张的情况下，园区在承接外来投资项目上的优势

更加凸显。只有立足产业定位，切实加强园区建设，搞好功能配套，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才能更好地保障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五、不断优化软硬环境，夯实镇域经济发展基础。坚持“把硬环境做强、软环境做优”的原则，突出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等工作重点，镇域经济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夯实了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硬环境建设方面，以完善道路建设为重点，带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条件。在抓好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要重点突出引导和服务这一核心，不断提升优化软环境。突出表现在，积极引导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发展生产，并在信贷扶持、土地征用、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等方面积极帮助协调，促进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实行党政成员挂包重点项目责任制，对每一个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跟踪服务，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及时为引进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排忧解难，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镇村干部的选用上，对优秀机关干部侧重于向经济管理部门倾斜安排，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选用标准首先必须懂经营、会管理，使一批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从而提高了镇村干部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查处“三乱”和各种侵权行为，依法打击各种侵商、扰商、袭商行为，为镇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优化环境就是发展经济，哪个地方的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坚持软硬环境一起抓，使硬环境更硬、软环境更优，形成有利于镇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不断激发镇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第二篇：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1日 15:37 来源：《求是》 期号：2006.9 作者：李大伦

湖南省郴州市资源丰富，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结合地方产业特征和资源禀赋，在小循环层面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在中循环层面有效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循环产业群出现，在大循环层面成功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开创了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三赢”的局面。

既抓传统产业，又抓现代科技。我们不断加大科技对产业的渗透力度，使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

一是突出改造传统产业。重点选择能源、有色、建材、烟草食品、化工、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先进适用技术的嫁接，全力支持现有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实施技术革新。钻石钨冶炼技改工程、三九南开制药GMP工程、东江金磊新型干法水泥等一个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改项目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变了郴州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与工艺装备。2005年，主要工业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标稳定降低率达77.3%，涌现出长烟郴州分厂、华润鲤电、郴电国际、资兴矿业等“郴州市十大标志性工业企业”，成为引领我市工业发展的旗舰。

二是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不断促进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以高斯贝尔、华录数码、金箭焊料、恒维电子、志富扬等企业为龙头，郴州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三是突出搭建创新平台。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全市85%的工业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成效。坚持“工业兴市、园区兴工”，把园区当作产业升级的高地和科技创新的平台来抓，重点建设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作为全国惟一的有色金属深加工的特色园区，树立“生态、特色、科技”建园理念，迅速形成了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群。与中南大学等著名院校合作建设的省级稀贵金属深加工基地和中俄新材料工程技术产业孵化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吸收技术改造的“充足营养”，注入高新产业的“新鲜血液”，搭建技术创新的“坚实平台”，使郴州循环经济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既抓地下矿业，又抓地上加工。我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7类70多种，这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是围绕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推进精深加工。在力促矿山企业实现无废害开采的同时，突出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向新材料产业升级。钻石钨精深加工企业居世界同类企业之首，金贵有色开发的“银基纳米抗菌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成功实现产业化。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形成了“钨资源—APT—氧化钨—硬质合金—再生钨”、“铅资源—电铅—银再生资源—高纯银—银基纳米抗菌材料—再生银”、“电铅(金属锡)—铅锡合金—再生铅锡”、“铋资源—高纯铋—铋氧化物—再生铋”等有色金属循环产业链。

二是围绕丰富的煤炭和水能资源，推进能源转换。突出转换煤炭资源，大力实施煤电、煤化工等清洁能源项目。总投资25.4亿元装机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项目华润电力A厂，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14.3亿元，实现利税3.9亿元。与美国格莱斯顿能源集团合作投资15亿美元的煤层气开发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永兴、宜章、资兴等六个煤矸石发电厂，正在抓紧筹备和建设中。我们已开发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138万千瓦，是1998年的4.5倍。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在郴州设立法律框架下全球惟一的小水电示范基地。小水电龙头企业———郴电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目前，电力装机总量达218万千瓦，成为华南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围绕丰富的衍生资源，推进综合利用。资兴焦电将精煤用来炼焦，焦油用来提炼工业荼、沥青等，煤矸石和焦炉煤气用来发电，发的电用来炼钢，产生的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出售，形成了“煤—焦—电—钢”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东江金磊用工业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创造出废渣掺和率达31%的全国纪录，年消耗废渣50万吨。目前，我市被省认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34家。2005年，综合利用粉煤灰、冶炼渣、化学石膏等大宗工业废弃物250万吨以上，节约标准煤10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500吨。

既抓“人无我有”，又抓“无中生有”。我们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在资源耗用“减量化”上做文章，更在“再利用、资源化”上做文章。独特的自然资源是“人无我有”的优势，循环经济则形成了“无中生有”的优势。

永兴县在“零”金银资源的情况下，从收购的废渣、废料、废液中提纯出了金、银、铂、钯、铟、铱等稀有贵金属以及铅、铜、铋、锑、锡等有色金属，并开发生产了硝酸银、氯化银钾、片状纳米银、925白银、氯化金钾以及银触头、铟粉等高科技产品，其中白银产量占全国1/4强，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银都”称号。目前，永兴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三废”再生回收利用基地。2005年，该县有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精深加工企业191家，生产白银1890吨，黄金6.3吨，实现税收两亿元。

在“银都模式”的带动下，我市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电池等再生资料回收利用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再生利用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被称为“动脉产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资源化，则被称为“静脉产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无我有”的“动脉产业”和“无中生有”的“静脉产业”，构筑了郴州市完整的循环经济框架。

既抓“金山银山”，又抓绿水青山。我们坚持把循环经济理念贯彻到“生态大市”建设中，城市突出抓绿化，农村突出抓沼气，工业突出抓环保。

一是加强生态建设。坚持把抓好城市绿化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来抓，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按照“规划建绿、科技兴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的要求，重塑“林中之城”的新形象，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湖南省园林城市”称号。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辖区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三类标准，15个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东江湖、山河水库水质均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

二是注重环境保护。着力实施“蓝天、碧水、生态、宁静”工程和“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严格限制“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焦化、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确保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率和“三同时”执行率达到100%。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滥采乱挖和资源严重浪费现象。大力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突出加强郴江河、燕泉河、东河、西河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三是发展生态产业。坚持把沼气作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利用财政扶持、办点示范、加强服务等手段，在全市掀起办沼气的热潮。截止2005年底，全市累计已建沼气池8.4万个，“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现代生态农业应用面积达10多万亩，被评为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旅游”和“革命红色旅游”，努力建设粤港澳“后花园”，形成了生态休闲、漂流探险、林城福地、温泉健身、红色摇篮等旅游品牌。2005年接待各类游客63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由1995年的全省第9位上升到第3位。

(作者：中共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第三篇：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002110094

王子健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第四篇：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郭显光

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是指主要靠生产总量的增加，即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加实现农业增长，不注重品种的质量，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高投入、低效益，自然资源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集约型农业主要是提高现有的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要求高产、优质、高效。它的特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经济效益高，产品竞争力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6%。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趋势如何?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测定，为确定我国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一、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全面、综合评价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状况，首先要建立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1)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严格按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内涵，结合农业系统的实际，对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及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作出科学的描述;(2)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快慢如何、集约化水平的高低如何等均应在指标体系中得到反映;(3)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即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尽可能完善，而且要考虑资料的易于取得，以便在实际进行评价时具有可操作性;(4)指标之间的独立性：评价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评价，因而指标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要避免评价指标之间不必要的重复。

根据以上原则，建立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一)反映农业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指标—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业产出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记为Y，在Y增长额ΔY中，可以分解为按集约型增长和按粗放型增长两部分，由于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而获得的增长，而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获得的增长，于是有：ΔY=Y1-Y0(投入产出率1-投入产出率0)×投入1+(投入1-投入0)×投入产出率0=T1+T2

式中：T1代表集约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T2代表粗放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

农业投入要素主要有土地、劳动力、农业固定资产、中间投入等，由于农作物总播面积有一定波动性，在此暂不考虑。由集约型获得的Y增加额

T1=(ΣQ1K1-ΣQ0K1)×α+(ΣB1L1-ΣB0L1)×β+(ΣN1M1-ΣN0M1)×γ (1)

式中：Q

1、Q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固定资产生产率，K1为报告期的农业固定资产;B

1、B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L1为报告期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N

1、NO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中间投入生产率，M1为报告期的农业中间投入;α、β、γ为固定资产、从业人员、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于是：农业集约化程度=T1/ΔY (2)

农业集约化程度代表了在农业增长中集约型增长所占的比重，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越大，说明集约化程度越高;当农业集约化程度小于或等于零时，则说明农业增长完全是粗放型。

(二)反映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投入弹性系数 由于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获得增长，而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来获得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指标来反映农业增长中有多少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据此判断农业增长是粗

放型还是集约型，这就是投入弹性系数。

投入弹性系数=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农业增长率

(3)

投入弹性系数≤0，说明完全是集约型;投入弹性系数≥1，说明完全是粗放型;该指标介于0和1之间说明是粗放和集约结合型。

实际上，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出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程度，由索洛方程：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

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1-投入弹性系数

(4)

因而，在投入弹性系数和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这两个指标中，只要计算出一个，另一个就很容易求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因素主要是在要素生产率中得到反映，所以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投入弹性系数越小，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大。

按照独立性原则，这两个指标只要选取一个即可，考虑到投入弹性系数从经济意义上更具有直观性，我们选取投入弹性系数作为反映农业增长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

(三)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快慢的指标—农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要使农业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因此农业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代表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于是反映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指标有：

(1)劳动生产率增长率=(B1-B0)/B0 (5)

(2)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Q1-Q0)/Q0 (6)

(3)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N1-N0)/N0 (7)

(4)土地生产率增长率=(G1-G0)/G0 (8)

以上四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标均为正指标，从四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快慢。

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为了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收集了1978年至1995年农业投入与产出的主要指标。其中产出指标农业总产值为用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投入指标中农业从业人员为农、林、牧、渔业逐年年平均从业人员;农业总播面积取各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年平均值;农业中间投入由1978年不变价的农业总产值减去不变价农业增加值得到;农业固定资产的资料只有1983年以后的当年价数据，为了与其它指标在时间上一致，我们取逐年的农机总动力加上役畜动力作为农用动力，这部分包括了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的绝大部分。

(一)α、β、γ的测定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TSP软件先对时间序列进行移动平均，然后建立农业生产函数模型：

LNY=-3.3607+0.3096LNK+0.4801LNL+0.4544LNM

(3.3114) (2.0606) (7.9708)

_

R[2]=0.9966 R[2]=0.9956

D.W=1.8348 F=964.5080

对回归系数标准化，则 α=0.248

9、β=0.38

59、γ=0.3652

(二)农业增长率、农业要素增长率和农业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环

化公式计算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中间投入增长率、总播面积增长率等农业要素增长率，并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农业要素生产率指标。

(三)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指标的计算 根据数据和测定的α、β、γ值，用公式(1)、(2)计算出集约化程度，用公式(3)计算出投入弹性系数，用公式(5)、(6)、(7)、(8)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土地生产率增长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见表1。表1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

三、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

由表1可见，从1979年到1995年，在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中，有6年为负值，这6年农业增长是完全粗放型，其它年份农业增长方式均是粗放与集约结合型;17年中只有1年超过0.5(1984年)，是以集约型为主，其它年份均以粗放型为主;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高，仍然是以粗放经营为主。

在投入弹性系数指标值中，17年中有16年投入弹性系数大于0.5，其中有6年大于1，这说明大部分年份农业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这项指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是以粗放型为主。

从生产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1年为负值(1984年)，1年为零，其它15年均为正值，其中有3年的增长率超过10%;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有8年为负值;土地生产率增长率除2年为零外，其余均大于零;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有12年为负值。这说明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中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不快。分阶段来看，不同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

1979-1995年，我国平均农业集约化程度为-0.079，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的17年间，我国农业增长方式是完全粗放型，由此可看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投入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0.820，即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8%，这个指标的结果比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低，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低。土地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6.676%，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最高的，但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今后耕地还要继续减少，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仍然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措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为5.512%，仅次于土地生产率增长率，然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数太低，1995年第一产业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的1/4，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任务仍很艰巨。固定资产生产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负值，这反映出我国农业的资源消耗高、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如我国的化肥利用率不到30%，而有些农业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70%。这两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成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大制约因素。

为了分析不同年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效果，有必要对六项指标进行综合，这里，我们采用了一种常用的功效系数法进行综合，取表1中各项指标的最差值作为不容许值，最好值为满意值，即可将表1中的实际值转换成单项功效系数，再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假设六项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30、0.30、0.10、0.

10、0.10、0.10)用加权和公式即可求出不同年份的总功效系数，计算结果见表3。总功效系数越大，代表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越快。

表3 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的功效系数

第五篇：吴敬琏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财经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5条

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

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

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2.00 -0.38%]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

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