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摘要】在阐述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创新创业教育内在一致性、归纳国外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与模式的基础上，从思想、指导与服务、课程和实践四个角度对保定市与国外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保定市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应措施。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1：

关于汉语国别化教材研发的几点新思考

摘 要：国际中文教材除应实现立体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外，还应走向多元化和国别化。通用汉语教材相对于国别化汉语教材和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具有不同涵义。单凭通用汉语教材无法满足海外学习者需求，开发国别化教材势在必行。英语变成国际通用语言具有特殊原因，国际中文教育借鉴英语推广经验时需采取灵活态度。开发国别化教材应遵循中外人文交流中“以我为主”原则，除个别发达国家外，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这一任务在当前应由我国负责。开发国别化教材与传播中华文化并不矛盾。语言对比研究是国别化教材开发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教材;文化传播;国别化;多元化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国别化教材的建设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学界就国别化教材的内涵、理据、策略、影响等进行了热烈讨论。现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相关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国别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内涵及关系，开发国别化教材的主要理据和编写主体，文化传播和语言对比的重要性等。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消除误解，对促进相关工作也具有一定意义。

一、汉语国别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内涵及关系

所谓国别化的汉语教材，主要是指针对不同国家，并且根据当地语言文化背景和教学对象需求所编写的汉语教材。但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不少国家同时使用多种语言，包含多个民族，所以广义的国别化教材还应包含面向不同语种和民族所编写的教材，或曰“语别化”或“族别化”教材。有关汉语教材国别化，学界已有很多论述。李如龙认为：“为了更具概括性和针对性，把‘国别化’改称‘本土化’或‘在地化’也许会更加准确。当然，如果我们把一国之内的各种具体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包含在内，扩大‘国别化’的内涵，继续使用国别化这个术语也是可以的。”[1]姜丽萍指出：“凡是符合国别语言、文化、教育体制、学时安排等国别内容，符合‘三贴近’的汉语教材都可以称作国别化教材或本土化教材。”[2]李禄兴、王瑞认为，国别化的说法并不限于严格意义的国家，它可以指“泛国别化”，如“英语圈国

家”“汉字文化圈国家”“以华人华侨为主体学习汉语的国家圈”等，并不意味着每个主权国家都要编写自己的教材[3]。

其实，“国别化”不过是个概称，称为本土化、本地化等也未尝不可。汉语国别化教材主要面向海外，历届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也以此为前提，在这个语境下讨论国别化，不存在所谓“一型独大”之说。“化”字的语义中不含所谓的“一家独大”之意，正如李宇明、施春宏所说：“‘绿

化’并非使没有绿色的地方全都变绿。”[4]我们常说书籍、报刊、博物馆、展览馆等要实现数字化、电子化，但并不否定纸质报刊、书籍以及实体博物馆、展览馆的存在价值。

那么，应如何理解汉语国别化教材与通用教材的关系？“通用教材”的内涵有两层。在“通用汉语教材——国别化汉语教材”和“通用汉语教材——专门用途汉语教材”这两组概念当中，“通用汉语教材”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在相对于国别化教材时，“通用汉语教材”意为“非国别化汉语教材”，即不分国别、族别和语别的汉语教材，如《成功之路》。而“通用汉语教材”的另外一层含义，是相对于专门用途汉语来说的，指不以专门某一領域汉语（如法律汉语、商务汉语、旅游汉语、科技汉语）为对象所编写的教材，也可称为“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例如：《汉语会话301句》属于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区别于《实用中医汉语》这样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

由以上分析可知，两个“通用”涵义不同，此“通用”非彼“通用”。换句话说，不管是国别化汉语教材还是非国别化汉语教材，与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及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都必然会出现交叉，而这正是多元化的体现方式之一。 例如：《汉语教学直通车》《泰国人学汉语》就属于国别化的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汉教口语速成·酒店篇》就是针对泰国编写的国别化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本文所讲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相对于国别化教材来说的。如不能正确区分这两种通用性，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有人说：“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汉语教材编写多元化的过程，不仅要有国别型，还要有其他类型的教材;不仅要有通用汉语教材，还要有专门用途汉语教材;不仅要有成人使用的教材，还要有青少年使用的教材，等等。”[5]其实，汉语国别化教材与成人教材、青少年教材、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并不存在矛盾，与后三者之间更不处在同一维度。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有国别化的青少年汉语教材及成人汉语教材，同时也完全可以有国别化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多元化与国别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二者更不是同一维度上的问题。“国别化”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多元化的内涵，并且多元化有多种体现方式，不管是通用性教材还是国别化教材都应努力做到多元化。

二、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的主要理据

1.汉语国别化教材的针对性

我们所习惯的传统教材可能会与一些海外学生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相冲突，通用性教材主要适用于来华留学生，拿到海外常常会“水土不服”，对此我们需正视[6]。海外情况复杂，对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

我们需要开发主要面向海外学习者的国别化汉语教材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最主要的理据为：单凭通用性教材难以满足海外学习者需求，因而针对不同的国家、民族、语种以及文化圈，有必要开发相应的、适合当地使用的教学材料，从而推动汉语教学的多元化、立体化、电子化和网络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我们提倡开发主要面向海外的国别化教材，绝非否定现有通用性教材编写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否定通用性教材的价值，而是说通用性教材更适合在国内使用，在国外使用则受到限制，甚至经常产生种种问题。具体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采取灵活方式，两种教材配合使用，通用性教材的缺憾可通过国别化教材来进行弥补。吴应辉指出：“‘本土化’汉语教材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是提高各国汉语教材针对性的现实出路。”[7]对国别化进行强调正是因为当前这类教材缺乏，并不是厚此薄彼。相对而言，国别化教材本来就在较小范围内使用，使用范围相对不广也很正常。国别化教材计划实施时间不长，总体上还不成熟，所以某种教材出现使用时间相对较短、更新较快的情况也可以理解。

以“现有海外教材主要为通用型”来证明通用性教材才最适用并否定开发国别化教材的必要性，逻辑上站不住脚。我们所说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指国内编写并且供来华留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其中虽不乏精品，有些甚至在海外“较为广泛使用”，但这往往是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不能据此推定这就是最佳状况。也就是说，在缺乏较为合适的国别化教材的条件下，常常暂时以通用的代替。这两种教材都非常重要，不是非此即彼和水火不容的关系，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交叉。主要适用于国内的通用性汉语教材和主要适用于海外的国别化汉语教材都应视为国际中文教育结出的并蒂莲花，同时在汉语教学的大家庭当中相映成辉[8]。

2.英汉推广差异与国别化教材开发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地区最广的语言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传播对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须把握灵活原则，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假象所迷惑。有种观点认为，英语不靠大力发展国别化教材也能在全球传播，因此汉语也理应效仿[9]。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一下英语和汉语的语言推广差异。

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了解一下“英语流通全世界的历史背景”对说清这一问题是有利的。从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可知，正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综合因素决定了英语能够拥有当前的国际地位。英语能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有五个有利条件：“人口众、流通广、科技高、出版多、使用便。”[10]跨越欧、美、亚、非、大洋洲等五大洲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从萌芽到结束总共历时近四百年。在其众多殖民地中，英语都被用作行政语言用来强化统治。美国脱离英帝国而独立，却使英语的传播范围更加扩大。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其80%的原始文件都用英文书写，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美国的电视节目和计算机技术都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上90%多的文字使用英文书写。以上诸多因素都极大地推动了英语的传播。

由此可见，以“某些英语母语国家并未大力开发英语国别化教材”为由反对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是不恰当的。若将英语传播的情况直接套用到汉语上面，那更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即使不开发国别化教材，英语也照样可以通過多种方式来传播。因此，“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英语扫盲”，主动进行英语学习的现象大量出现，这确实符合客观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见，英语推广的成功经验并不宜生硬照搬，借鉴和运用时需要把握灵活原则，充分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制定相应的战略。

不仅如此，《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通用性精品教材的作用虽不可小觑，但使用时还需大量本土化教材加以配合。所以，上述教材得到广泛使用与各国研发本土化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英语的本土化（或本地化）教材主要由各国自己主动开发，这也是由英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而传播汉语却主要得靠我们自己。汉语当前的通行程度相对还很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小，尽管学习人数有所上升，但与英语等强势语言相比仍处于弱势，距离成为国际语言的状态还较远，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11]。

英语和汉语的推广虽有相似之处，如建立语言推广机构、政府财政支持等，但由于国情等原因，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汉语的国际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我们不宜盲目乐观。主要面向海外的汉语国别化教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则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国际和国内的战略格局所决定的。

三、汉语国别化教材的编写主体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别化汉语教材应主要由谁来编写呢？当前情况下，除一些发达国家（如英、法、美、日等国）之外，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独立进行本土化汉语教材开发的能力，一些亚非拉小国全国都找不出几个精通汉语的本地人士。我们应看到，经过各方努力未来有能力独立开发本土化教材的国家数量一定会有所上升，但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还无法看出猛增的趋势，我们还是应面对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这一任务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由中国来主导，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一线的外派教师经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来进行。等将来条件成熟之时，还可考虑中外合作或支持当地学者独立研发本土化汉语教材[12]。诚如赵金铭所说：“目前，要想在针对性上有所突破，应改变一下教材的编写方式，走一条‘我编—中外合编—我编’的道路。”[13]当然，国别化教材任务完成之前，暂用国内优秀的通用性教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国别化教材开发没有必要。

从历史上看，早在17—19世纪西方汉学家编写的汉语教材就有了国别化（或语别化）的特征，例如，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意]1653）、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西]1703）、艾约瑟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英]1857）、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德]1881）。由于它们使用其本国语言作为载体，考虑了本国人的学习特点、习惯、困难，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因而也可视为具备了国别化教材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有条件编写此类教材的汉学家基本上来自当时的发达国家，这一点同今天的情况大体一致。通过历史看现实，今天如果想在贫困国家或弱小国家传播汉语，进行国别化教材的开发，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原则是在实践层面上，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把握宝贵的历史机遇，以开放的心态、宏大的视野和强烈的时代敏感性来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陈荣岚指出：“作为汉语教学的母语国，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外来模式的借鉴，我们必须具有国际领先和模式输出意识，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品牌。我们责无旁贷地应当占领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领域的制高点，在汉语教学国际化进程中，掌握制定规则、输出规则的主动权。”[14]如果存在“等这些小国将来发展起来之后，再让他们独立开发自己的本土化汉语教材”的思想，采取这种“袖手旁观”的被动态度，就等于放弃大好的历史机遇。时不我待，莫让后人“掩卷而长叹息”。

当今形势下，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不能等到多年以后，待有关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且外语教育成熟时再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越位实施”是必要的，而且很多学校早已开始了这项工作。1994年，暨南大学组织编写的华文教材《中文》经柬埔寨王国教育部审查通过，在该国50多所中文学校发行使用，受到当地师生好评。近年来，厦门大学的国别化汉语教材研发也成效显著：陈荣岚主编的印尼国民高中《华语》教材出版后反响强烈;郑通涛主编的《缅甸初级汉语教程》和朱芳华主编的《老挝汉语教程》也都各具特色，受到了当地师生欢迎。国内相关的国别化教学材料还有很多，如《泰国人学汉语》《越南人学汉语》《新汉泰词典》等，这些教学材料大都特色鲜明，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提倡编写国别化教材绝不意味着打压和否定通用性教材，通用性教材的开发也得到了相关高校重视。例如，李如龙主编的综合性基础汉语培训系列教材《卓越汉语轻松入门》就是典型代表，具有对比教学、常用先学、字词直通、练习丰富等特点，受到广泛好评。

至于中外合作，操作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更加需要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有关这个问题，卢伟提出的建议很值得参考：“外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主要提供汉语学习的需求分析及结果，与中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共同制定教材的编写大纲，进行汉外對比，预测学习者可能出现的错误。中方编者侧重对语言点进行处理与监控（选择、编排、复现、讲解、练习等），侧重对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进行把握。外方编者主要进行教材的试用与评估，收集反馈信息，评估包括使用前评估（pre-use evaluation）、使用中评估（whilst-use evaluation）、使用后评估（post-use evaluation）。中方编者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教材的修订工作。”[15]

四、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与中华文化传播

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的顶层设计，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则是这一战略下的具体策略。那么，开发国别化教材与传播中华文化是否存在矛盾？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际汉语教学跟国内的语文教学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国内的语文教学是否要“文以载道”可以商榷，国际汉语教学则应无此悬念。我们虽不主张把汉语课上成政治课，但绝不等于放弃文化传播这项长期的任务，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对汉语教学持认真态度是正确的，但推广汉语的最终目的却一定要弄清楚。汉语教学并非单纯的语言教学，孔子学院不使用“汉语学院”的名称，也明确说明了文化传播在汉语推广中的分量。国际中文教育不能脱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只关心语言教学不关心文化交流的教师，不是合格的国际中文教育者。

每个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那种“教好汉语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着眼长远，除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教学内容外，需要考虑的东西还太多太多。重要的是通过汉语的学习，使国外学生更多了解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深刻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了解和热爱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客观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16]。正如陈采岚所说：“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高瞻远瞩的文化传播策略。与那些依靠殖民和强迫政策而成为‘国际化’的语言不同，汉语要成为强势语言，只有依赖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依赖于中国影响力的扩散和魅力的吸引……中国向外传播汉语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立足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14]

因此，国别化教材开发跟中华文化传播并不矛盾，关照学习者自己的文化、习俗无疑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使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和理解中国文化。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中，传播中华文化很多情况下甚至应更加重视。我们应加强相关工作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等待机遇。当然，“以我为主”并非是提倡文化中心主义，而是在实践层面上，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或许将来条件成熟时，我们可以期望大量外国人在掌握汉语之后，能够“润物细无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亲近中国文化，但现在还不行。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应该不是培养一个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但是对中国充满很多偏见的‘有用人才’。”[17]

五、语言对比：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的客观要求

与国别化教材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汉语教学是否需要进行语言对比？语言对比研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对比语言学研究与国际汉语教学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也符合科学规律。“如果能充分利用这种对比，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速度和效率可以大大提高。”[3]当然，语言对比研究并非易事，但“难”不是不做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迎难而上的精神。

语言对比研究是国别化教材开发者的必备功课之一。实际上，语言对比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除我们熟知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对比外，还可进行语篇、语用、文体、修辞对比;除微观研究外，还可进行宏观研究，包括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相结合进行的对比;除理论研究外，在应用上还可以同翻译、词典编纂、第二语言教学相结合。对比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如：表层、中层和深层的层次对比，从微观、宏观、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等方面进行，其结果也会多种多样。潘文国提出了包括四个层级（哲学、理论、应用、实践）、三个层面（结构层、交际层、认知层）的对比语言学体系[18]。当然，任何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关键在于活学活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发国别化教材是语言对比研究的成果转化手段之一，而语言对比研究则是开发国别化教材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陆俭明指出：“鉴于事实上存在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区别，鉴于汉语跟国外各个语言的差异性，汉语教材‘国别化’这一理念可取。再说，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学总原则。”[19]汉语国际教育是“搭建金桥的工程”，一端是独特的汉语汉字，另一端是当地的语文，引导外国人从他们的母语出发走到汉语这一端来。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字本位”原则在针对海外教学时，特别是在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汉语教材中更应得到重视。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绝大多数汉字为有意义的语素，不少汉字都能够单独成词造句，因而国际汉语词汇教学说到底关键还是汉字的教学，“字本位”的教学法和“字本位”原则的教材编写具有重要意义。赵元任、徐通锵、杨自俭、吕必松等语言学家对此已有充分论述，汉语教学专家潘文国、白乐桑、张朋朋、王骏等亦有专门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在内容方面，单调的教材不易引起海外学习者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有些编写者偏好古汉语和书面语，为初学者编写的教材未能突显口语特征，在海外使用时影响了使用效果。面向日、韩学习者的教材跟欧美学习者的教材在选择口语和书面语的量上显然需要有不同考虑。某些教材存在的问题，如“阅读材料和练习太少”等，在国内尚有其他方式弥补，在国外缺乏汉语语言环境的情况下问题就十分突出。如不考虑充分，则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我们主张本着务实的态度，在面向海外的教材中应对这些问题加以特别重视。

参考文献：

[1]李如龙. 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

[2]姜丽萍. 汉语教材编写的继承、发展与创新[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8（4）.

[3]李禄兴，王瑞.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材的特征和编写原则[A]，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李宇明，施春宏. 漢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若干思考[J]. 中国语文，2017（2）.

[5]李泉. 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J]. 世界汉语教学，2015（4）.

[6]狄国伟. 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问题、成因及实现策略[J]. 课程·教材·教法，2013（5）.

[7]吴应辉.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3（3）.

[8]于海阔. 汉语国际教育中教材研究的多元化与国别化[J]. 中国大学教学，2020（9）.

[9]文秋芳. 从英语国际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反思与建议[J]. 世界汉语教学，2019（3）.

[10]周有光. 英语流通全世界的历史背景[N]. 语言文字周报，2011-03 -23（4）.

[11]于海阔. 推动教材国别化发展，促进汉语高效率推广[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4-17（4）.

[12]于海阔，李如龙.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几个问题的探析[J]. 民族教育研究，2012（6）.

[13]赵金铭. 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13（1）.

[14]陈荣岚. 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传承传播的协同创新[J]. 国际汉语学报，2013（2）.

[15]卢伟.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研发几个问题的思考[J]. 海外华文教育，2009（2）.

[16]于海阔. 加强汉语国际推广，更好传播中国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27（8）.

[17]王彦. 对外汉语教师如何回应教学中的敏感话题？[EB/OL].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考试中心.

[18]潘文国. 对比语言学的目标与范围[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

[19]陆俭明. 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几个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3）.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视阈下17—19世纪英文载体汉语教育文献翻译研究”（编号：19BYY039）的阶段性成果，撰写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指导，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陈立民]

于海阔，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作者：于海阔

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2：

保定市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的中外对比研究

【摘要】在阐述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创新创业教育内在一致性、归纳国外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与模式的基础上，从思想、指导与服务、课程和实践四个角度对保定市与国外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保定市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保定市 应用型人才 创新创业教育 中外对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是高校的基本培养目标。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施政纲要。保定市积极贯彻了这一政策，并将2015年作为“创新能力提升年”，积极建设创新创业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区。大学生是创新创业活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借鉴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经验对促进保定市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和发挥高校在推进保定市创新创业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旨在培育在校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教育对象包括所有有创新创业意愿、正在创新创业和已完成创新创业的人士，属于实用教育的范畴。

应用型人才是同时具备理论知识基础与实践能力，并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才。应用型人才应具备良好的知识基础、应用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素质，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用型人才不是“工具化”人才，不仅要能够“应用”理论知识，还要能在实践中对技术和方法进行创新。

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一致性。首先，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由教师传授知识并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学生在实践中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与应用型人才“应用知识”的培养目标相符合。其次，应用型人才需要在应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岗位和职责对所学知识进行整合、改进和创新，即要求应用型人才具备创新素质。

二、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和模式

国外针对创新创业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相关研究发现创新创业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在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创新创业教育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和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最早始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于1947年开设的课程《新创企业管理》，百森商学院于1968年开设了第一个创业学本科专业。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形成了三种模式，即聚焦模式（focused programs）、磁石模式（magnet model）和辐射模式（radiant model）。[1]聚焦模式是创新创业教育出现之初的一种模式，创新创业教育仅针对商学院学生开设，并且由商学院运营。磁石模式和辐射模式都是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面向全校范围内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同之处在于，磁石模式下的创雄创业教育仍由商学院独立运营，辐射模式下的创新创业教育由各个学院分别运营。

在英国，创新创业教育始于1987年的“高等教育创业”计划，其相关举措值得保定市借鉴。例如，在创新创业资金方面，英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极大推进了该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其设立的英国科学创业中心不仅承担部分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工作，还为许多大学中的技术孵化提供资本。除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外，英国高校也利用各类社会资源筹集资金，以支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澳大利亚善于利用兼职教师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在师资方面，专兼职教师比为4：6，其中，兼职教师多为小企业家，有利于利用其丰富的创新创业经验为学生提供指导。

亚洲的创新创业教育相较于欧美起步较晚，但也具有借鉴意义。韩国通过成立创业组织和创业研究中心来支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新加坡建立了国际化教育体系，重视与国外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开展合作。

三、保定市与国外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对比

（一）从创新创业思想角度

受传统观念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保定市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较为功利和保守，择业标准一般看重职业前景和薪酬，偏向于选择风险小的就业方式。与中国南方的经商传统不同，保定人注重“学而优则仕”，大多将考取公务员视为教育的最优成果，不看好“自谋职业”，缺乏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在保定人的观念中，往往将创业作为无法找到“正规工作”下的无奈之选，而没有认识到创新创业在实现人生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中的重要作用。

国外毕业生的创新创业率可达20%～30%，这与国外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鼓励个人创新、支持创业、提倡自由竞争的文化环境[2]密切相关，国外宽松的创业就业思想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从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角度

保定市出台并实施了一列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但实际上，政府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与服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保定市对创新创业的宣传不到位，大部分学生通过就业信息网站获取创新创业信息，仅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认为政府政策有较大帮助。另外保定高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指导多浮于表面，仅在临近毕业时通过开设几场讲座对创新创业进行简单介绍，较少提供具体的创新创业指导与训练，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

国外对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较多且宣传到位，高校为大学生提供具体的创新创业指导和训练，大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优于保定市。

（三）从创新创业课程角度

保定市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理论课程太多，缺乏实践性课程；第二，课程设置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第三，授课内容与保定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创新创业现状脱节；第四，创新创业课程仅以第二课堂、网络课程和创新学分等形式作为主流课程的补充，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国外创新创业率较高的国家通常提供多种创新创业课程且强制要求学生修读，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共开设了有关创新创业的课程17门，且90%的学生至少修讀过一门创新创业方面的课程。[3]在课程设置上，国外将创新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进行融合，并且单独开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课程，课程内容涵盖创新创业知识、实务操作、经营管理等各方各面，课程体系比较完整。

（四）从创新创业实践角度

保定市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存在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问题，虽然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仅促进了学生理论知识水平的进步，实践能力却没有明显提高。高校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因此实践的缺乏是保定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个问题所在。由于自身资源不足，部分保定市高校难以构建自己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或构建了相应平台后难以满足其运行所需的资金和师资。

国外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教学和实地训练等形式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除课内实践外，国外高校还开展多种多样的创新创业竞赛，以丰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体验。

四、保定市高校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思路

（一）转变传统思维，营造创新创业社会氛围

保定市高校要加强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宣传，运用多种方式强化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转变大学生的传统观念，使其认识到创新创业不仅是一种就业形式，更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政府和媒体也需增加对创新创业的宣传力度，帮助大学生父母了解创新创业，鼓励冒险精神，从而营造创新创业的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

（二）提供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服务

保定市高校应增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例如：第一，设置专门的创新创业指导部门，为大学生提供专业指导；第二，提供创新创业基金，解决大学生创新创业初始阶段的资金问题；第三，综合利用高校的各类资源，发挥校友的援助作用；第四，聘请创新创业专兼职导师，以向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第五，进行创新创业政策宣讲，帮助大学生了解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能够获取的有力条件。

（三）完善创新创业课程

保定市高校应开设多样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不仅包括创新创业通识内容，还应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课程，同时要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注重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保定市高校的主流教育中，纳入大学生的学分系统和培养体系，在大学生学习的各阶段开设相应的创新创业课程，构建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四）提供创新创业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在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保定市高校应把握市场的发展现状，协助大学生进入企业内部或创业团队进行实践，这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灵敏掌握市场需求。其次，保定市高校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与企业达成合作关系，一方面聘请创业经验丰富的企业精英作为兼职教师参与到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中，另一方面通过校内创业导师和高年级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以顶岗实习的模式参与企业生产运营实践活动。[4]

参考文献

[1]左文敬.中美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组织模式的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2]于建秀.保定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文化环境创建探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03）：102-106.

[3]吴远征，李璐璐，董玉婷.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综述——研究、政策与发展[J].中國林业教育，2015，33（06）：1-7.

[4]胡垂立.基于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研究——以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4（08）：139-141.

基金项目：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应用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的中外对比研究”（2017150）和河北金融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017CXCY1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金香（1978-），女，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会计学；胥佳慧（1992-），女，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会计学，创新创业教育。

作者：陈金香 胥佳慧 王蒙蒙 陈松奕 李继娜

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3：

关于以新型智库建设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摘要：[目的/意义]新型智库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以晋江为例，晋江新型智库在汇聚资源、搭建平台、提高效率方面促进了晋江高质量发展。但是，还要看到晋江智库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不高、运转模式欠佳等问题。加大晋江智库机构的建设力度、完善晋江智库机构整合的体制机制对晋江发展极具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基于对晋江以及同级别百强县智库的对比研究，对晋江现存智库进行调研分析。[结果/结论]晋江智库快速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承办高端品牌论坛；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转型；向智库建设领先的地区学习，进而建立专业化智库体系。

关键词：晋江智库 高质量发展 机构 机制 专业化

分类号：G120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5.08

1 引言

当前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各地以地方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研究地方问题为目标，智库建设蓬勃兴起，为推动区域发展和提升竞争力起到了探照灯作用。

2019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的审议时，再次提到了“‘晋江经验’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晋江的关心充分体现了重要的智库思维，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县，晋江有必要强化探索新型智库建设之路，提升智库整体建设水平，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县域典范。为此，对照自身与发达地区智库建设的差距，探寻晋江新型智库建设可操作的改进方案。

2 晋江智库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2.1 智庫专家是催生“晋江经验”，推动晋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福建晋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前10名，连续26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一县。在发展动力源上，智库力量是推动晋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沈吉庆、罗涵先、费孝通等众多专家学者就深入晋江调研，研究提出“晋江模式”，使之成为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四大模式”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2002年总结提炼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多年来，专家学者对“晋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成为晋江持续转型升级的“导航仪”，使得晋江经济社会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2.2 晋江新型智库的实践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党委政府十分重视专家智库建设。一是构建多元智库方阵。目前已经设立60多个不同类型的智库，建有15个院士工作站，9个公共研发平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库长期与晋江密切联系。晋江充分发挥智库“咨政”“启智”“聚才”“强市”等新型智库功能，紧紧围绕热点重点难点问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把脉晋江，一大批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文件。二是构建智慧交流平台。相继举办“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中国县域现代化（晋江）研讨会”“中国（晋江）新型城镇化高端研讨会暨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交流会”“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等几十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智慧交流平台，有效推动晋江新型智库的建设发展。三是构建智库运行机制。晋江将加强人才梯队培育作为智库建设的基础保证，努力把智库建设成为吸引人才的洼地、用好人才的高地、培养人才的基地。持续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按照“竞争入选、动态管理、分类考核、以评促建”的原则，以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率、研究活动的社会影响力、研究团队的核心竞争力等作为重要评价标准，加强智库管理工作。

3 晋江智库与发达地区智库建设存在差距

3.1 智库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不够大

晋江虽然在海外人才交流和协会、联合会组建上有智库咨询通道，成立了“三创园”等人才引进基地，出台了全国县级首份优秀人才和集成电路产业认定标准，以及“1+N”人才政策体系，但人才总体引进力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张家港市在2016年就启动了千人智库计划，从全国各地邀请各行业优秀人才，为张家港市建设出谋划策，自主引进培育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12名，省“双创计划”82名，苏州“姑苏计划”122名；吸引80多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前来创新创业[1]。465个领军人才团队中，有300多个具有海外背景，近250人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在智库人才引入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上，晋江市落后于张家港等市县，大规模、常态化引进人才的时间较晚，有较大拓展空间。

3.2 智库运转模式不够成熟

一是研究成果转化模式不够畅通。不少智库的研究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效益时，出现断裂或承接不顺畅的问题。如晋江市统计智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忽视对产业发展、企业转型的引导作用，课题成果传播面较窄，产生的社会效益有限。二是扶持保障模式不够多元。智库经费的筹集渠道较为单一，政府投入是智库主要的经济来源和课题研究经费的主要支撑，社会、企业和民众对智库的投入较少。三是智库评估模式不够健全。尚无正式确定智库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对专家咨询的激励和责任约束等制度规范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决策咨询的质量难以得到制度性保障。四是智库合作程度不够高。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合作的频率较低，与跨区域、跨国别等高端智库主动融合较少。如晋江市虽率先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但运营方多停留于机构招引、场地运营等浅层功能，机构交流、推广、扶持以及交易平台建设、人力资源服务联盟等缺乏竞争力。

3.3 智库“大数据”支撑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大数据分析研究能力不强。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采集、储存和处理能够更好地掌握晋江动态和社会热点，促进智库研究。面对规模巨大、类型复杂的大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方法和模型以及相关性研究经验，难以把本土大数据资源与符合决策需要的具体政策相衔接。二是大数据平台建设存在短板。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有待完善，符合决策咨询需要、彰显决策分析水平的大数据平台有待建设。三是大数据专业人才缺乏。缺少大数据方面的工程师、架构师、研究员、分析师和首席数据官等人才，也没有制定大数据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方案。

4 整合优化晋江智库建设对策思考

4.1 加强智库机构建设

4.1.1 推进晋江市党政智库机构的建设 健全晋江党政机关内部的智库机构。根据智库建设需要，组建晋江党政部门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健全党政内部决策中专家决策委员会、专家库等非常设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加强人员配备，防止职能交叉重叠。推进党政智库人才队伍的优化，调整党政智库人才的年龄结构，合理配置党政智库人才中的专业结构，促进党政智库中官员、学者、民意代表的结合，提高政策研究能力。

4.1.2 加强半官方智库机构建设 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工商联的配合与联动，多向这些机构委托课题，促进半官方智库多元化发展，切实发挥合力。改革学术考核评估机制，不仅看科研成果的数量，更要看机构输出政策产品的被采纳率，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4.1.3 鼓励和支持晋江市民间智库机构建设 构建晋江市民间草根智库。政府主导牵头、媒体和社会公众参与，成立民间智库理事会，从各镇、各社区选举代表组成理事会会员，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讨论，要举办各项汇聚民智的咨询活动。可以借鉴温州市民间智库采用“视频专访”、热线拨打、BBS讨论等形式来汇聚民智的做法，切实发挥民间智库“取智于民，用智于民”的桥梁作用[2]。

4.2 优化智库运作机制

4.2.1 完善晋江智库机构整合的领导机制 一是成立市委直接领导的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领导及市四套班子研究室、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对智库的总体研究方向、公共资源配置、项目协作配合等事宜进行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委政研室牵头，对全市的智库机构和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事务性问题解决会商机制，实现相关政策、信息和资源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全市智库统筹协调专门机构，对全市智库进行统筹管理，帮助智库搭建信息获取平台，组织智库活动，落实智库分工，确保智库取得实效。二是组建智库联盟。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市委党校具体负责，吸收统战、科技、社团、统计、企业等智库乃至公民个人积极参与的智库联盟[3]。

4.2.2 构建晋江市智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建立以资源共享为目标的资源库。一是需求库。反映全市短期决策咨询研究需求及中长期发展研究计划，为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提供方向性指引。由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揽，汇总各单位上报的研究需求或建议课题，拟定决策咨询研究计划及重点课题，报经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多种途径对外发布。二是信息库。汇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各区域、各行业相关信息，为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持。由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参与协调、市统计局和市信息中心负责具体运作，建立统一的智库信息共享平台，以适当形式载体供咨询研究机构查询使用。三是专家库。形成完善的人才汇聚机制，综合反映各领域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等基本信息。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市人才办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智库专家总库。四是成果库。在已有的全市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评审跟踪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集中汇总已完成的咨询研究成果，并依据成果所属领域、重要程度、涉密情况等因素，分送市领导或相关部门决策参考，必要时对外发布[4]。

4.2.3 构建晋江市智库间常态化沟通机制 建立“政府—智库”协作会议制度。以月、季度、年度为周期，定期召开“党委政府—智库联盟”协作会议，由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智库提供决策需求信息，各专业领域的智库联盟通过协作会议向党委政府提供预期成果信息和决策咨询服务；针对党委政府中心任務、重大决策或者突发性群体事件，不定期召开协作会议，实现党委政府与智库联盟的双向交流，由智库对党委政府提出的重大问题方针进行探讨，促进政策思想的迸发。注重智库相关刊物、微信及国际网站的编办，为智库提供国际发声平台。

4.3 支持晋江建设地方新型高端智库的具体对策建议

4.3.1 针对晋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支持晋江建立专业化智库体系 一是面对“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的任务，建立高质量经济发展智库。以晋江市委发展战略咨询库牵头，由“三创园”、统计智库、院士工作站、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等智库中涉及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协作组成，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还可与义乌市政府智库、厦门经济学院、阿里研究院等不同性质的智库联合，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信息与资源[5]。

二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成立民生智库联盟。借鉴张家港市的做法，成立医学、教育、商会、法律、就业与创业指导等智库，为市民提供最优质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提供一系列智慧、思想和信息支撑。

三是面对“办好重大赛事”的任务，成立顾问委员会。邀请多次参与筹划中学生运动会的专家学者来晋江，全面指导2020年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邀请具有国际大赛筹办经验的专家指导国际大体联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发挥智库专家顾问委员会的经验优势，深入晋江实地调研，做好各项工作的细节筹划，力争把各项重大赛事办出高水平。

4.3.2 支持晋江智库承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等高端品牌论坛 总结论坛成功举办的经验，结合晋江市创新发展规划，在造好“产业生态、营商环境、城市平台”和统筹做好“产、城、人、新”4篇文章等方面，聚集民营企业家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党政官员等参与讨论，形成可操作的改革方案，汇总成帮助政府决策施政的建议，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帮助民营企业在创新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4.3.3 支持晉江智库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转型 一是为晋江经济体制集成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探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抓住福厦泉科技创新走廊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机遇，研究完善的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帮助晋江市政府探索建立工业用地保护制度、村级工业企业聚集区改造提升模式、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二是为晋江城乡融合发展改革提供决策咨询。由晋江智库派出专家帮助政府推进“多规合一”的试点工作。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选派专家到农村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学习同级别县域改革成功经验，为政府提供科学的调研报告。

三是为晋江社会事业的机制改革提供研究方案。帮助晋江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分担的制度设计和相关实施细则，协助卫生部门探索制定“三医”联动和“服务价格调整备案制”等相关制度的实施细则。

四是为晋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人才支撑。智库当中的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制度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共同为晋江市打破“信息孤岛”、落实“四个到”“四个办”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具体施政细则。

4.3.4 支持晋江向智库建设领先的地区学习，进入县级智库建设第一方阵 一是善于借鉴智库建设领先地区的先进经验。充分借鉴义乌、嘉善、安吉等地先进经验，补齐短板、发挥优势、形成特色。比如紧紧抓住和用好“民营经济”“实体经济”“体育产业”“侨乡特色”“共享发展”“传统文化”等自身优势特点，围绕特点抓重点，围绕重点造亮点。义乌主打国际牌，嘉善主打县域经济牌，安吉主打绿色发展牌，晋江也应做好顶层设计，以智库建设思维组织、打造和运营好特色品牌活动，充分释放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正效应。

二是推动优势资源适度向晋江智库倾斜。一方面，争取省里支持晋江与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高端智库建立广泛联系，柔性引进智库人才，开展项目合作，提升晋江发展的智力支撑水平。另一方面，推动省内智库，如省委党校、社科院以及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围绕晋江发展开展专项研究和专题调研，系统总结晋江发展优势与劣势、历程与前景、经济与民生等，源源不断形成对晋江乃至全省都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启示和意见建议，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参考文献：

[1] 吴集， 杨筱， 刘书雷. 推进区域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若干思考[J]. 科技中国， 2019（11）： 31-33.

[2] 许婷. 浙江探索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N].团结报， 2019-11-12（008）.

[3] 赵鲁晋. 新型智库建设与管理研究： 基于南京、苏州、广州和深圳四城市的经验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1（S2）： 6-7， 26.

[4] 陆敏行， 徐宏， 李韬， 等. 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地方新型智库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J]. 决策咨询， 2019（5）： 1-5.

[5] 陈孝文， 齐延生. 加强地方政府“智库”建设研究： 以福建泉州市为例[J]. 中国林业经济， 2016（6）： 39-41.

作者贡献说明：

黄相怀：负责资料收集、观点提炼和理论指导；

杨 磊：负责论文撰写和论文修改；

洪荣福：负责执笔论文修改、参与资料收集；

吴 扬：负责资料收集、参与论文修改。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Jinjia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Think Tanks

Huang Xianghuai1 Yang Lei2 Hong Rongfu3 Wu Yang3

1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National Academy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2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3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ffice of Jinji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Jinjiang 362200

作者：黄相怀 杨磊 洪荣福 吴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