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海关事业单位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
张晓明 齐勇锋
本文对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历史、近年来的改革进程、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在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描述。
“事业单位”是我国传统体制对于除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外的社会机构的通称，“文化事业单位”事实上包含所有原来在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全国性社团组织系统下建立的文化机构，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向所有国有文化机构。尽管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总盘子中，文化事业单位是一个最小的部分，但又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改革难度相当大的部分。本研究只能看作是一个开始。
一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类似于国外的公共服务机构，文化事业单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化事业单位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在体制上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实际运行状况却已经多种多样，体制和机制落后的状况极为明显。
1.什么是事业单位?
“单位”是对于中国社会微观组织机构的总称，以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计算，中国的单位包括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民委员会等四 本研究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分课题最终成果的缩写。本课题主持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总课题组及各分课题负责人，以及参加讨论的人包括：张晓明、齐勇锋、章建刚、贾旭东、李河、高书生、陈欣新、郝振省、徐升国、胡正荣、李继东、徐世丕、胡书东、张丽娜、王艳芳、惠鸣。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齐勇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36 种，总数是510.7万个①。
根据国家发改委总课题组提供的数字，2002年，中国的事业单位大约有100万个，职工总数接近3000万，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41%，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中国的经济资源有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事业单位，其中包括60%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的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各级政府综合预算经常性开支的1/3②。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从1963年开始，不同时期有过四次定义③。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中国的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确定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从事社会服务的微观组织，与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类似，可以叫做“公共服务单位”(public service unite)，简称“PSU”。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支持逐渐缩小，相当一部分经营性事业单位成为事实上的产业机构。因此，事业单位作为公共服务单位又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名无实的用语，它实际上是指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开展公共服务和经营性活动的一批各种各样的服务性机构的总称。
2.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
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需要和国家发展重点的转移而逐步形成的，而且隶属系统经历过多次变化。目前的状况是，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可以指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三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管理的单位，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还应该包括其他部委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全国性社会团体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我国文化机构的主体。截止2004年底，由国家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5.56万个，文物保护机构3965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归口管理的有1966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出版总署归口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出版事业单位约为8100家左右。④
①②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03年1月17日。
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中信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页。 ③ 参见宋大涵、李建、王岩：《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第2-3页。 ④ 数据由本课题组研究人员根据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料整理得出。
37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目前没有统一的统计。从课题组搜集到的数据看，工会系统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3.9万个，图书馆2万个①;目前全国的各种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共有12000多家，其中教育系统有2600多家，共青团系统有1400多家，妇联系统有1200多家②(包括青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少年科技站、科技馆等)。
“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私人投资开办的非营利的文化机构的称谓。根据民政部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13.5万个，其中有文化类的3139个。
3.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类型
尽管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定义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情况已经并非如此。就整个事业单位而言，预算拨款目前大约只占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6年来，事业单位运作状况已经高度分化，类型已经多种多样。从1989年1月起，国家财政部就将其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基本的类型。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由三大文化主管部门管理，其统计数据中显示的财政依存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类型分化状况。根据我们搜集的数据，文化部系统事业单位的财政依存度最高，达到69.8%;广电系统次之，约为10%左右;新闻出版系统基本上已经成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产出部门，产值约为1900亿，据说对国家税收贡献仅次于烟草。
三大部门财政依存度差别反映出所属文化事业单位运行分化的状况：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如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所提供产品收费能力不足，财政全额资助的单位绝大多数集中于此。广电和新闻出版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所提供的产品易于“创收”，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大多属于国家财政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管理单位。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缺乏上述部门性的统计数字。根据课题组案例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文化事业单位由于缺乏明确的业务主管部门，因此普遍开展了各种创收活动，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机构的类型更加多 ①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见新华网2003年1月24日。
见谷丽萍：《大力推进青少年社会教育，努力开创青少年宫工作新局面》， 2005年5月8日，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网。 ③ 见《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第4页。
38 种多样。
4.文化事业单位存在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与经济部门相比，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分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四小类，文化事业单位规模最小，但是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却很高，普遍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从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看，由于不加区别地鼓励实行有偿服务，使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体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务机构管理，所提供的产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共性质：或者由于投入不足而萎缩(如公共图书馆等)，或者由于扩大收费而蜕变(如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等)，或者由于完全转向商业轨道而变质(如广播电视机构，依靠广告生存)。
从微观组织层面看，为了适应开展有偿服务的需要，大批有经营能力的事业单位(主要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领域)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事业法人，也有企业法人执照，长期实行事业和产业双轨制的混合经营(即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在同一单位内，公共与非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混淆，经营性活动与公益性活动交叉，多重功能相互重叠，多重发展目标相互冲突，内部管理机制日益混乱。
在政府监管层面，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大部分已经市场化，成为事实上的营利性机构，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很大程度上与现实脱节了。这一情形常常被概括为政府“越位”(主要指对产业属性较强的机构，政府干预过多)、“缺位”(主要指对公共服务性质较强的机构，政府支持不足)、“错位”(主要指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管理权限不清，重叠错位)。
在结构布局层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过多依靠地方财政，以及允许事业单位自身创收的做法，导致文化发展在地区和城乡间严重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文化需求旺盛，购买服务能力强，财政支持力度又大，各种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好。落后地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财政能力又小，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差。城市经济状况好，文化就发达，农村经济状况差，文化就落后，等等。
39 在宏观管理体制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一再提出改革文化体制，但是实际上宏观体制的管理理念还没有根本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思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经济和管理文化还是“两张皮”。表现在国家无论对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垄断过度，社会力量办文化的通道依然不畅。虽然已经允许民办文化事业单位，政策的取向仍然是限制民间资本的进入。在2003年以后的改革中，有关方面经常以“办文化”、“管微观”、“管理系统内部的文化机构”这几个判断来指出这方面的问题。
二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进程和评价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事实上贯彻了文化事业单位发展始终，市场化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主线。1963年，国家第一次明确“事业单位”这一类社会组织的编制类型，这可以看作文化事业单位产生的标志。仅仅3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事业单位基本瘫痪，未能正常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才再次开始正常运行，而新设立的文化事业单位则构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主体。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有效生命期几乎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渡过的。因此，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以改革推动市场化、以市场化推动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过程。
1.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过程：四个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双轨制”模式开始浮现。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年元旦，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1979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这些事件标志着，在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核心领域，新闻出版传媒机构正式开始从意识形态宣传型向宣传与经营并重、双轨制运行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各项改革决定出台，文化事业单位经营活动受到鼓励，允许文化事业单位拥有企业执照，“双轨制”合法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公共服务部 40 门改革分行业开始①，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一些行业(特别是演艺业)开始进行，经营活动普遍受到鼓励。到了1987年，这一阶段改革措施演变为正式的政策出台，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获得营业执照，合法开展企业化经营活动。这标志着“双轨制”的合法化②。1989年1月，财政部发文，根据事业单位是否有“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将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类型，将这一阶段改革从国家预算管理角度确定下来。这标志着“预算内事业单位”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被区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的不同类别。
第三阶段：1993-2000年，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事业单位改革的正式决定出台，开始摸索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1993年，党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取向③。1996年，事业单位全面改革开始④，提出将“政事分开”放到首位，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转变为独立法人参与市场运行。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同时，广电系统事业单位“制播分离”改革开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开始向着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2000-2006年，正式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思路基本形成。2000年10月，“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样的用语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公开文件中⑤。2001年8月出台另一个文件，肯定了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组建成为产业集团这一改革思路⑥。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事业与产业“分类改革”的思路成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中心环节全面展开。
2.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四个主要方面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从2003年6月开始进行，到2005年底基本结束。与文化 ①②
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卫生体制等各项改革决定陆续出台。
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鼓励文化事业单位利用自己的知识、艺术、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开展有偿服务，取得收入，用于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 ③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⑤ 见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
⑥ 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若干意见”(“17号文件”)，文件提出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业务为主线创建新型的、跨行业的、跨地区的传媒和出版集团”。
41 事业单位改革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4个方面：
第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目的是将直接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政府，转变为管理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的政府(从“办”到“管”的转变)。具体做法是，将不同的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分离(使事业单位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所谓“政企分离”、“政事分离”)，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目前，试点地区的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已经与出版社、出版集团实现了分离，广电部门也实现了与电台、电视台的分开。
第二，微观主体改革：将事业单位建成不同的市场主体。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造作为微观主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将原来单一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单位”，以及“确定为企业的单位”三种类型，明确了不同的改革要求，区别重建。第一类要加大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建设成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第二类要由国家重点扶持，但是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的方式。其中的新闻媒体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将经营性环节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主业服务;第三类要整体实现转制为企业，重塑为文化市场主体。
第三，实行综合执法，推动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次试点启动了政府文化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改变以“条条”和“块块”的行政方式对文化事业单位实施监管造成的机构重叠、效能低下、多头管理的问题。具体做法是，适应建立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发展的要求，将试点地区地市和区县一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整合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市场执法机构，实行“综合执法”，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统一高效的管理环境。
第四，逐步开放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次试点提出，要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国有文化机构比重过大，对非公经济准入限制过多，不利于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将通过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的实施①，鼓励非公经济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以此促进文化市场资源整合。同 ① 2005年，已经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文办发[2005]19号)，等等。
42 时，也表明将逐步对非公经济开放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3.改革评价：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果全面回顾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以下几点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首先，20多年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的方向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以出台“文化经济政策”的形式逐步放松管制，同时摸索体制改革的路径，这是在改革总体目标尚不清晰，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形成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其次，“十五”期间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基本清晰，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下进行的，是文化体制改革在不同领域长期摸索的结果，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和全面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打开了中国文化事业单位通向新体制的通道。第三，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明确了“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性质的区分，是从经济上明确了文化单位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事业”、“产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三种类型，是看到了文化单位区别于其他生产组织的特点，深化了对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质的认识。第四，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了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扶持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衰退的趋势，形成了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加强”，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改革试点以来最大的成果是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打开了思想观念的“总开关”，为全面的体制性构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新文化发展观要求，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要将人民群众看成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把面向市场与面向群众一致起来;要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看成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统一起来;要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管理体制。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从而解决了一直以来无法突破的、将意识形态问题独立于市场之外，将文化体制孤悬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认识障碍，将我们要建立的新的体制的基础从计划转向了市场。这就使得文化事业单位有可能在新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下，实行整
43 体性重构。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改革还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仍然面临着若干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20多年来，尽管改革的“市场取向”正确，但是也出现了片面的市场化倾向。不加区别地开放收费服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丧失了公共服务功能，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遍衰退。其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尽管已经突破了思想障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和运行状况脱节严重，管理部门对于所属事业单位底数不清，造成了工作准备不够充分、盲目性较大，改革方案制定过于仓促、失之笼统，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以致不少参与改革的文化事业单位无从遵循，进退失据。第三，“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分类研究”不彻底，实现“整体性重构”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目标，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除了具有明确产业属性和公益属性的文化机构外，存在大量中间形态无法分类。特别是那些目前被称为“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单位，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不合理结合，单位性质依旧混淆不清，导致意识形态宣传作用不能很好发挥，产业发展的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公共服务的职能依然存在着缺位的问题。第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虽然开始得到重视，但是由于市场准入还有大量限制，在着眼于以改革盘活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存量”的同时，对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事业，做大“增量”重视不够。这就使得改革具有“存量改革”的封闭式特点，令改革的效果打了折扣。
本课题组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认真研究我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定的体制环境，对于现行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分类。在此基础上，才能科学制定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提出实现改革目标的科学对策。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及其管理体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发展文化产业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三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分类研究与目标模式设计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塑造文化市场的微观主体，并在
44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科学、合理、高效和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保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得以充分提供。实现这一任务的基础，是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彻底的分类。本文将尝试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并从分类入手，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设计。
1.分类方法研究：一种“三重逻辑建构”
目前对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产业单位”两种性质，“事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产业”三种类型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方法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分类理论进行再疏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分类方法是一个由三层分析框架构成的整体：首先是根据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分析，其次是根据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文化经济分析，最后是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而做出的特殊制度安排。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类应该是逻辑上统一的和“可还原”的。无论我国的文化机构具有什么独特的类别形态，都不应该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机构分类的普遍规则，并最终可以还原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私”机构类型划分的一般原则，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监管问题。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首先具有一般的经济属性。经济学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认为具有不可排他性、消费的共同性(外部性)、难以衡量(特异性或者信息不对称)、选择性有限的物品(天然垄断)等特征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产品，其它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分别由不同性质的机构生产和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也应该根据经济学的方法，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由不同的机构生产和提供。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经济属性外，还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他具有一种“内外结构”，是物质外壳与意义内容的有机结合。文化产品与服务作为消费对象是其“非物质性”的意义内容而非物质性的外壳。消费一件文化产品，既是对一种物品与服务的消费，也是对一种价值诉求、教化理想和审美态度的接受。这种对“意义内容”的消费需要，显然不同于物质生活产品，从而使得文化产品的性质和监管方式的复杂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还要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转型
45 期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制度条件，关注文化产品的“意义内容”的影响，以及基于意义内容的监管形式。我国目前对于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一再强调，以及对文化生产机构“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即表现出对意义内容影响的关注;对文化领域投融资的各种“准入”政策，则反映了国家对于负有宣传职责的文化机构的特殊监管考虑。
2.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尝试
根据以上的分类方法，我们尝试对于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以下分类。 首先，依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全部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区分私人品和公共品，并根据产品的特性对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未来地位予以确定。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文化产品的分类可以有“效率”和“公平”两类：
根据经济学的“效率”的原则，可以将“原创”与“复制”看作区分文化事业单位“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一类根据。因此，那些与保护、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以及从事文化艺术内容原创有关的机构(国际上一般称为“国家文化机构”，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应该首先被确立为非营利的新型事业机构，以区别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包括：文物及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一部分作为“国粹”象征的演出团体。
根据“公平”的原则，可以将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提升公众文化品味、有利于公众平等分享文化资源等特点作为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二类依据，将目前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等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和发展，将全国总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人俱乐部、青年宫等文化机构作为非营利文化机构予以大力支持。
凡是未列入上述机构的都应该是产业机构，或者是“营利机构”。 其次，基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可以在上述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主要是要参考国际上的公共文化体制和政策创新趋势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在以上确定为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单位中，将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加以区分，开放社会力量参加或自主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形成国家、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多种合作形式，因而形成不同范围和形式的公益性文化单位类型。这样做既调动了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提供，又开辟了多种形式资金来
46 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具体做法如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公共信托)、委托生产(公共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任务较重，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更加务实也更为灵活多样，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式，以吸引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最后是根据我国的特殊体制环境，在上述“公共文化机构”(特别是公共传媒)中，划分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机构。
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类别就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应该说明的是，这类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既一致又有区别。从一致性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具有最为普遍的公共性;从区别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要集中反映执政党的政策意图和文化取向，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由执政党设立机构，直接主办的，是一种间接“代表”的公共性。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被确定为这类机构。
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实质上是公共文化机构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于这类机构的制度设计，国际上基于经济学一般原则(如天然垄断性)，以及文化特殊原则(即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形势下，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认同)，在我国则还要关注与社会转型相关联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问题，因而，由执政党适当集中全体人民的意志，直接掌控少数关键传媒，影响舆论导向是必要的。
3.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的分类设想
我国文化体制和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入“从突破性改革向规范性改革转变”的阶段，我们不仅要进行科学和全面的分类，还要将分类结果纳入现行的法律、法规系统，以推动具体实施。在改革已经实行27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文化机构的类型应该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其它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机构统一起来，否则就无法实施统一而有效的法制化监管。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目前事业、产业两分开的原则，同时参照现行法律法规，
47 将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一般文化企业”、“特殊文化企业”，“一般文化事业单位”、“特殊文化事业单位”四种类型。
第一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一般营利性的文化企业。凡是提供“私人文化产品”的机构，由于这些产品具有较强的大众娱乐性，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进行生产和提供，因而都应该成为一般的文化企业。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文化资产应逐步退出，以便为社会资本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二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国有文化企业，即分布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的特殊性质的营利性文化机构。这些机构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目前已形成了“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两种基本改革思路，并拟定了“公司化”、“股份化”的分步骤改革战略，由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适用于《公司法》的国有文化企业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趋势。但由于受到内容监管的体制环境成熟程度的约束，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行有限准入，并对一些机构赋予特殊的职能，实行特殊的法规约束。因此，这些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将会是一些特殊的国有文化企业。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根据其所赋予的不同社会和政治目标，实行“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组织形式。
第三类：适用于一般事业单位法规约束的文化事业单位，即一般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我国文化部所属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及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都可以列入此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将是一个充分开放的领域，国有文化机构不必鼓励退出，私人文化机构也不必限制进入，而是应该实行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政府和民间协力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一般文化事业单位还将是一个发展最快的领域，目前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应该正名为“民办事业单位”，无论是国办的还是民办的事业单位今后还将进一步融入“非政府、非营利机构”这样一个文化事业单位的大类别中，承担起公共文化服务主战场的责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也是一个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领域，“社会事业社会办”将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第四类：适用于特殊事业单位法规和政策规范的文化事业单位，即特殊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由于这类机构涉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因此要受到专门制定的法规约束，实行特许准入。关于此类特殊文化事业单位，也应该进行公开的和成文的制度设计，尽可能地消除目前通行的“内部规范”和不成文法 48 规，尽可能减少因领导人意图变化而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资产管理、干部配备、治理结构方面也应该与事业单位一般法律法规相衔接，以便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4.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体设计：整体重构，分类推进
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确定的宏观管理体制目标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根据这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党和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各司其职，布局合理、监管规范、形式多样、运转高效、服务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
我们认为，上述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三个层次的统一体：首先是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其次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单位或机构的布局结构，最后才是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这是一个整体重构的方案。
关于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安排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职责范围、权限和有效的合作机制;其次，需要设计一系列激励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以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最后，需要对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未成年人、城市中的农民工等)的文化权利落实及其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于未来文化单位的布局结构。考虑到我国的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和文化消费水平，以及体制环境的衔接，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大致的结构：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产品和服务的、实行特许准入的特殊的文化事业单位最少(第四类机构);实行有限准入的国有文化企业单位也很有限(第二类机构);一般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较多(第三类机构);一般营利性文化企业最多(第一类机构)。
关于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的设计。不应该有先验的框架，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领域和具体任务，灵活务实地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如非政府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各种形式的信托和基金，以及协会，等等。应该明确的是，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组织模式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控制
49 的脱离和自主运营。
文化事业单位组织模式的创新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实现这种“可持续”的创新，必须逐步拉开党和政府与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那种传统的依附关系，形成宽松的空间，建立起一种党和政府、艺术家、文化艺术机构和社会力量第三方之间的新型对话的互动关系。
50
第二篇：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大事记
199
210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 199
310月1日起，事业单位实行工资制度改革。
1996
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要把事业机构改革提到重要的日程”，并且对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方向再一次做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提出了“根据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分类进行改革” 的初步设想，“对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性质应为企业，但现在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原则上应改为企业”。
1998
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2号发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2000
8月 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为此，要以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逐步建立适应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
12001年，中央编制办公室专门组织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分类管理调研组”，设计出新的分类体系：一类是承担政府行政行为或为政府行政行为提供保障事务职能的单位(可称为行政保障类);二类为承担国家交办的发展公益事业或准公益事业、基础性任务，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单位(可称为公益类);三类为从事有偿性经营服务、具有自我发展能力、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可称为经营类)。
200
2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提出“事业单位除按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以及转制为企业的以外，都要逐步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200
46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1 号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200
54月 中编办下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6月 无锡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全力实施改革攻坚七项重点工作的决定》。决定按照“分类定位、分开管理、分别改革”的要求，稳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并以“管办分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改革。12月，无锡市在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实施管办分离的改革探索，分别成立了市医院管理中心、市学校管理中心、市文化艺术管理中心、市体育场馆和训练管理中心。将本行业市属非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统一划入中心，实施集中管理。
2006
2月9日，人事部发布实施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就事业单位进人问题作出的专门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从2006年起，所有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
7月，中央编制办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从此“分类改革”正式成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
11月17日，人事部又正式公布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
2007
7月 深圳市事业单位改革启动，其主要思路是：在事业单位中普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管理层、职工大会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逐步实现事业单位职级制，推行职员制;对于可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将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完成。
2008
2月 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
年中，无锡市的管办分离改革进一步拓展到公园景区、市政公用、广电、报业等领域。在体管中心实施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探索，在市政公用养护领域实施管养(干)分离的改革探索，在广电、报业领域实施了宣传与经营两分离的改革探索。
年底，广东起草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为其后的养老制度改革铺路。然而，此方案刚一提交各事业单位内部征求意见，“就引起混乱和不稳定，一些人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大批人申请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
2009
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12月 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0
6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提出，要“遵循放开搞活、分类指导和科学规范的原则，深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扩大和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同时要在选拔任用、收入分配、人才流动等领域进行配套的制度创新。
10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201
13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正式发布。
6月2日，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确定了改革时间表。
8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推出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9个配套文件。其中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按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有关政策的意见》提出了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
9月，中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派出五个工作组，赴各地调研了解《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各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开展情况。
第三篇：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综述
一、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组织被划分为行政单位(行使政府某项职能的部门，吃财政饭的如财政厅、商务厅)、事业单位(以某项事业为主要工作目的的单位如学校、医院、研究所、出版社、报社等)、企业单位(以生产经营为手段以谋求利润目的的经济实体)等几大基本类型。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事业单位具有不同于行政机构、企业单位的社会地位、性质、目标、功能和运行管理方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内的“事业”，是特指没有生产收人、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工作”。所谓„“事业单位”，则是特指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人，由国家经费开支，不实行经济核算制，提供非物质生产劳动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部门和单位，而“体育事业单位”则是其基本构成部分。所谓“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体育事业单位及其事业活动所采取的各种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与管理手段等到的总称。
二、中国传统体商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与弊端
(一)体育事业单位地位与功能的政治化与非经济化
在旧体制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均被视为“政治”或“社会”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这种非经济化或“泛政治化”的定位，导致各项体育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严重地抑制和阻碍了社会体育生产力的发展。
(二)体育事业单位机构的行政化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体育事业组织体系中，政府充当着体育事业举办者、体育事业行政管理者、体育事业经营者等多重角色，扩大和泛化了政府的体育事业职能范围。
(三)体育事业单位经费的财政供给化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既然国家要包办一切体育事业，财政就只能统包供给一切体育事业经费。因为作为国家实现其职能所需经费的唯一供给者，财政供给的范围当然要与国家职能的范围相适应。
(四)体育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社会化 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单位投资的重复建设、体育事业单位服务面向的相对封闭和体育事业单位运行方式的效率低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事业单位的行政化与福利化，使“全民所有”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地方所有”、“单位所有”乃至少数“官员所有”，造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相互分割、相互封闭、互不开放，从而造成公共体育设施闲置和利用率十分低下。(青海新闻网讯 日前，西宁市体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对社区管理的体育健身设施做了普查，结果显示，设施利用率较高，维护较好，整体情况令人满意。据西宁市体育局群体处和经济处的负责人介绍，省体育局通过一些项目，为西宁市配备了健身场地1263个，健身路径123条，体育健身设施218件。通过使用单位自愿申请等方式，这些体育健身设施已发挥出了作用。在许多社区及住宅小区内，也配备了体育健身设施，方便居民就近健身。令体育管理部门欣慰的是，市民素质在不断提高，对公共设施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高。体育管理部门也坦言，目前，缺少相关的配套资金，制约了体育健身设施的广泛覆盖和更好使用。由于社区本身经费少，加上设施维修时，大多需要专业配件，导致一些社区在申请时有顾虑。)
(五)体育事业单位职能范围的扩大化
“政事不分”是导致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体育事业活动的非产业化，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职能范围扩大化的另一个主要根源。体育事业单位的福利化，也刺激了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的扩大化。
上面我们分别从体育事业单位和功能目标的政治化与非经济化、体育事业单位机构性质的行政化与官僚化、体育事业单位经费来源的财政供给化、体育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社会化、体育 1 事业单位职能范围的扩大化与福利化等若干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出发，分析和论述了中国传统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弊端。事实上，上述各方面的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基本特性及其表现，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都根源于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也是与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中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也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它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在较短的时间里奠定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基础，使我国成为竞技体育的大国，促进了我国群众体育的迅速发展)。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利弊得失，才能更客观、更透彻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际状况、基本特征及其功过得失，从而找到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和具体对策。
三、当前我国体自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及其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阻力和困难重重。归纳起来，主要面临如下主要问题与障碍：
(一)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从总体上看，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仍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与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比较而言，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二)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片面推进 由于体育事业单位改革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事业资金严重不足和事业发展难以为继等，所以，前期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拓宽事业经费来源上。当然，体育事业经费不足是影响和制约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难题，但并不是改革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导致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处于片面推进的状态。
(三)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缺乏整体目标
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我国体育事业单位改革尚处在单项推进、局部试点、各行其是的探索阶段。缺乏统一的改革行动方案和科学的改革理论依据。这种相对盲目的改革，既不能触动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根基，也不能解决体育发展中的难题，甚至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改革增添新的困难。
(四)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缺乏整体配套条件
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人员分流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问题，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难以推进。(搜狐体育讯 记者从(2007年9月)12日召开的全国优秀运动员保障暨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国家六个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作为运动员聘用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指导全国运动员聘用工作。《办法》实行运动员聘用制，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 《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管理纳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实行运动员聘用制，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认为，《暂行办法》在五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优秀运动队全面实行聘用制，与运动员签订试训合同或聘用合同;二是规范了运动员聘用程序，统一聘用工作审批部门;三是明确了运动员培养机制，实行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四是保证了运动员试训及职业转换过渡期间的经费来源;五是明确规定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优惠措施。据介绍，《暂行办法》起草工作从2006年开始着手进行，历时一年多，先后三次征求了全国各省区市及有关部委意见，并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 2 该《办法》从2007年9月开始实施。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
此外，刘鹏表示，我国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努力构建“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医疗照顾、伤残抚恤、就业指导、退役安置、困难帮扶、学习资助、创业支持”等为内容的多层次全方位运动员保障体系。 据新华社电)
(五)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仍存在许多误区或禁区 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对于体育事业形成了许多片面和僵化的认识;而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和禁区，又必然导致改革行动上的误区和禁区。例如，什么是“体育事业单位”?体育活动具有哪些功能和性质?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片面认识，必然会束缚我们改革的手脚。就这个意义上讲，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才能加速推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存在许多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尚没有明确目标、科学的依据和整体配套条件。一些事业单位进行被动的、盲目的、片面的改革，既加大了改革成本，又达不到改革的目的。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希望加速改革，却不知如何改革，只好等待观望。可以说，现在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全面推进这项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在于改革向何处去。
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既然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则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针对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各种弊端和当前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应沿着下述方向继续推进。
(一)体育事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
必须改变过去由国家包办一切体育事业的旧体制，建立国办。民办、社会办等多方举办体育事业的新格局，走政府管、社会办相结合的社会化道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
(二)体育事业资源配置和运用的社会化
实现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社会化，应该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这就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打破国家体育事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行政化分割，打破国家公共体育资源的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真正实现社会公共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源共享。
(三)体育事业活动的产业化与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按照市场经济思路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把体育作为事业来办，视之为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同时要把体育事业作为产业来办，市视之为生产部门，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功能，走产业化道路，依托市场，增强体育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要求得到发展要走“政府拨款、社会赞助、个人掏钱、自我开发”的四条聚财之道，完全靠国家事业拨款，必然限制体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的基本范围，将现在绝大多数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实现部分国有体育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与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我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
(四)体育事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 为了保证我国各项公共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模式，加强体育事业立法。只有实现体育事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强化公共体育事业的规划、预算和监督管理，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五.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3 市场化是中国各项改革的大方向。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先进管理经验，针对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结合中国现行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应当是：
第一，在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的基础上，将现有部分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使其向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逐步调整、收缩和转换国家的体育事业职能范围，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包办一切体育事业的局面。
第二，实行国家体育事业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相分离，重新划分、调整和规范政府机构与体育事业单位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切实转换政府的体育事业管理角色与职能，改革体育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增强其发展活力，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政事分开，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育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现代体育事业管理制度，实现制度创新。由此可将我国现行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设计如下(274页)
六.深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关键问题 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系统的配套条件，前期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也难以按照原有改革模式继续推进下去。所谓改革，就是要对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主体组织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力的地位与角色及其相应间的权、责、利关系进行重新划分或调整。因此，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分析和明确“体育事业单位”在我国各类社会主体组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性质、特征、功能与目标等基本问题，重新划分和调整不同类型社会主体组织之间的界限，实现“政事分离”、“企事分离”，净化“事业”内容，收缩“事业”范围。要实现上述总体改革构想，必须重构社会组织体系，分化社会活动，划分和规范各类社会主体组织及其相互间的权、责、利关系，使其各就各位、各行其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担其险、各循其规、各守其法、各得其利。具体说来，我们应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划分社会公益互益与私益组织，正确区分公有与私有。公立与私立、公营与私营等不同性质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及其权。责、利关系，正确识别公益与私益、公务与私务、公财与私财之间的界限，如此等等。只有重构社会主体组织体系，分化各种不同性质和目标的社会事务，我们才能重新确立体育事业单位在整个社会组织体系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从而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七.界定国家公共体胄事业职能范围的基本标准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我们既不能继续沿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事业”界定标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流行的所谓“公共产品”界定标准。那么，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呢?
社会共同需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识别和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的客观标准。依此标准，凡是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体育事务，就属于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应该由国家举办，由财政供给;凡是不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体育事务，就不属于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不应继续由政府举办，相应的体育组织机构也就不能继续保留在国家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内，而应从中剥离出去，推向社会和市场。
八、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体自事业职能的基本范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几乎包办了各类体育事务，包括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运动训练、体育运动竞赛、体育科研、体育专业教育、体育队伍、体育场馆与体育器材、体育宣传、国际体育交流、国际体育技术合作、体育计划与财务管理等等。为了包办这些体育事务，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体育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下属的体育事业单位。
依据上述界定标准和理论分析，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管理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共同经验，结合中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承担以满足社会生存与发展共同需要为目标的社会共同体育事务，而不必包办个人及家庭消费体育、企业消费体育及产业体育 4 等。
具体说来，国家只能有选择地举办一些最重要的具有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社会公共体育事务，除了公共体育馆、公共体育场。国家体育运动队等一些重要的公共体育设施。公共体育队伍和公共体育运动之外，其余的体育场、体育馆、武术馆、游泳馆、俱乐部和运动队等各种消费性、生产经营性的体育经营机构和体育经营活动，都可以推向体育市场，实现体育生产、开发、经营、眼务、消费活动的产业化与市场化。 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收缩国家的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净化国家体育事业经费支出的内容，从而集中必要的公共财力来办好应该由国家举办的各项社会公益体育事业，强化国家的公共体育事业管理职能，实现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促进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各种生产经营和消费服务性的体育活动推向市场，实现体育产品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的健康发展，繁荣体育市场，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各种体育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九、深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体育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性改革，积累了一些有益的改革经验。然而，要实现上述改革目标，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障碍。现提出下述改革建议。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继续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体育的社会化与产业化，是中国体育事业体制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在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下。竟技体育的单纯政治化导致中国体育事业的片面发展，而群众体育的单纯福利化又抑制了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不改变传统的体育观念，就无法有效地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改革。
(二)加速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类体育市场，实现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商品化与市场化
政府应加强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各种有益的体育消费教育，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与居民个人进行体育投资，逐步取消各种不必要的体育补贴，改变体育消费福利化的状况，提高体育商业化的程度，促进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
(三)加速体育事业单位的社会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统一规划并投资建设一些基本的公共体育设施，择优举办一些国家体育运动队和一些具有示范性的重大体育竞赛活动，而将具有的娱乐性、休闲性、健身性特征等体育生产、经营和消费活动推向市场，使现有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与市场化。
(四)培育体育中介组织，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进一步转换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各种体育中介组织、建立现代体育组织制度，实现各类体育运动员的职业化与商品化，不断提高运动水平、促进体育生产发展。
(五)加强体育立法工作
明确划分和规范各类体育投资者、体育赞助商、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员、体育中介人、体育管理者及社会各方面的权力、责任与义务、实行依法治体、确保各项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净化我国的体育市场)
我国体育发展遭遇的体制性障碍
进入新世纪，我国体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既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必然;既是国际体育潮流发展对我国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必然要求。中国体育的发展不仅包括社会体育 5 数量的增长与结构的改善，也包括竞技体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在实力基础和和实力表现的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局限，我国体育在新世纪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或环节甚至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兆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失控，竞技体育异化现象日趋严重。
竞技体育的参加者丧失自主意志和兴趣爱好，参加竞技体育活动是在高额悬赏的诱惑下，在求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或其它各种社会目的的驱使下进行的，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竞技体育不能直接与参与者的终身幸福相关联，往往造成参与者精神上、躯体上、社会性上的不幸。运动员成王败寇，成功者被捧为社会贵族，不成功者成为社会弃儿。
运动训练的野蛮化。在运动训练中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即不尊重运动员的人格，对运动员采取侮辱、打骂、威胁、惩罚手段;轻视运动员必要的文化教育;不顾忌运动员的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盲目加大运动负荷。更有甚者，在训练中使用违禁药物与方法。
运动竞赛的局外操纵。出于商业、体育赌博或其它政治目的，用暗示、“君子协定”、“场外交易”、“分配金牌”、“假球”、“黑哨”、“官哨”、运动员资格作弊，甚至黑社会介入，以伤害运动员、裁判员生命等威胁手段操纵比赛结果。运动成绩充斥谎言，运动成绩的真实性遭到普遍的怀疑，最终导致竞技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到支持的程度急剧下降。
当各级政府从竞赛的组织者、管理者、指导者变为参与者和利益分配者的时候，对上述异化现象的控制就变得十分疲弱，甚至姑息、纵容、袒护，因此，竞技体育异化这股暗流就变得十分猖獗。2007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发生了严重斗殴事件，但最终所有代表团都无一例外获得了“精神文明奖”，就是典型一例。
2)权力过度集中，体育资源逐渐向高端相应集中，中心密度加大，而社会化程度降低。现有体制始终把目光盯在奥运会、国际大赛的最终结果上，而忽视这一结果的形成过程，于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在少数尖子运动员身上，竞技体育的优质资源向高端集中的结果造成了对政府财政(包括彩票)的更大依赖性。同时，造成了专业训练与业余训练的严重脱节。再加上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更伤害了属于弱势地位的业余训练，如用巨资把少数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虽然短期内可“立竿见影”，但打破了国内的公平竞争机制，最终挫伤了地方业余训练的积极性。
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已十分严重。有的运动项目的基础训练长期处在萎缩状态，一些优势运动项目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个别运动项目甚至出现了倒金字塔的结构，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在观念上引起警惕，在体制上加以改革，在训练实践上予以扭转。
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是靠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基础，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后者可能高于前者，但最终不可能游离和超越于前者而独立存在。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业余训练基础上的。而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水平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在美国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总数是730.23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3%;前苏联为1 000万占4.4%;德国175万占10.4%，而我国只有470万占0.39%。日韩世界杯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日本、韩国足球的迅速崛起，而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为建设雄厚的足球群众基础所做的卧薪尝胆式的工作。
而我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比如，1993年山西省有85个县(市、区)开办青少年业余体校，10年后已减到25个，参加训练的人员也从8 000多人锐减到1 700人，一个全省的县级体校田径赛，只有4个单位7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一惨相不能不令人咋舌。
3)现行体制的垄断性质，各级政府背上了金牌的沉重包袱，成了竞技体育经济代价的背书者、政治风险的承担者。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管理、经营、受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全运会、民运会、城运
6 会、农运会、体育大会，以至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条件之一。金牌排行榜，亦称“龙虎榜”，在各级体育局随处可见，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
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忽视体育发展代价的倾向仍然存在，这种不计成本，只看运动成绩，“一俊遮百丑”的情况，是实行体育资源垄断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源被垄断，出现低效、寻租、利益独享而成本由国家承担的情况，就如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无法规避，这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应更加注意竞技体育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指向。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竞技体育中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此必须降低政府的权威性。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运会，引起舆论的普遍非议与责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位置不当，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4)体制的功利偏差，造成竞技体育价值与功能的单一化。
竞技体育是一种价值宽阔、内容丰富、层次多级、形式多样，可以惠及社会多数成员的文化活动，但在我国由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操控，竞技体育基本丧失了文化教育本原，沦为政治工具和商业手段，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成为竞技体育的看客，绝大多数青少年被剥夺参与竞技体育活动的权利，不能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育。我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但都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演化为“金牌大战”，城运会成为“第二全运会”，大学生运动会成为退役运动员逞能的天下;少数民族运动会成为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汉族”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少有农民参与。一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当了农民当市民，当了职工当(在校)大学生，混迹于各种比赛之中。为了应付国内比赛，运动员“买来卖去”，国家总体体育资源没有增加，而在做无谓的重复投资。同时，由于政府科层管理(即层级式管理)的特点，国家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被各级行政部门肢解，奥运战略、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市运战略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起来。“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已经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则大行其道。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却普遍发生的现象。
作业分工：
资料搜集：张扬、韩晓琴、乔黎瑞、伊西求措 资料整理、分析：毛晓俊、吴俊龙、申红超 作业展示：申红超
第四篇：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第二个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第三个，中国慈善事业以后发展的对策。
首先我先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根据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11月2日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讲述的那样，中国慈善常规性捐赠在2007年为309亿元，2008年321亿元，2009年为332亿元;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从2008年的41.4万个增加到2009年的43.1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1843家，非公募基金会800家，公募基金会1029家。总的来说，中国的慈善事业在不断的持续增长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现象，在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 0.17%，比较一下，美国的捐款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 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 万从业人员。由此可见，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外国还有一段距离，还不能达到外国的同水平状态。
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国人民还是很有爱心的，每年慈善捐款都有几百亿的资金。但是，我们都想知道，这些钱都到哪里了，这些钱是不是真的用于那些需要救济的人手里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内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个人感觉，中国慈善发展出现的问题有第一：制度不健全。单说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只有公募基金才能向社会公开招募，而公募基金会都是官办的，并且地方上基本上都是与民政部合二为一，请问这些收上来的钱都归政府管，政府真的是用来搞慈善了吗，我看未必。举个例子，在08年，我们学校号召学生向汶川捐钱，然后我们班学生包括班长都不相信学校，因此直接就把钱送到银行，转账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而没给学校。就是怕学校把这些钱贪污了。第二就是信息不透明，捐款人把钱捐出去以后就没回音了，不知道自己的钱是否真的用于慈善，而慈善机构也大多不透明，不想外接公布这些钱的去想，这就严重影响捐款人捐款的积极性。第三，机构管理滞后，组织不健全，人才缺乏。一些慈善机构存在重复捐赠，过分介绍捐款人和被捐款人，组织涣散，没有专业的人员从事这项行业。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我想了几点建议，1.慈善组织要及时发布信息，对外公布资金流动情况，每次较大规模募捐后都要在媒体上详细报告善款善物的募集和分配情况，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2.慈善机构要认真规划自己的慈善发展，培育慈善队伍。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相关人员的培训计划，努力提高她们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使之在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基础上，愿为慈善事业作出奉献。这一点我就想起了“社工”，去年暑假我在咱们郑州绿城社工服务站做社会实践，我记得刚去做培训时，那里的站长说了一句话说，社工不等于义工，社工是“职业雷锋”，也就是说，社工是拿工资助人为乐，其实，社工真的挺专业的，中国的慈善组织是不是应该需要更多的社工人员，而不是更多的义工呢。这需要深思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将来会走上民间道路，民营道路。
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第五篇：中国新闻事业史
丁淦林 主编
学习新闻事业史的目的和意义
新闻：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
1、新闻理论：新闻理论研究始于17世纪末的德国，当时有人以报纸工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95年，德国学者科赫教授在海德堡建立了最早的新闻理论研究机构，早期的新闻理论研究，目的在于培养新闻从业人员，比较偏重于应用技术。随着后期的发展，新闻理论成了一种从新闻实践中抽象出来，又指导新闻实践，总结新闻事业活动规律的基本规律和原理。
2、新闻业务：总结、研究各种业务知识和新闻工作的技能技巧，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报刊发行等。
3、新闻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主要是评述和研究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重点是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的出版，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
丁淦林：复旦大学的教授，新闻史学家，2011年9月去世。
学习目的：中国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历史沿革;重要的历史现象，包括重要文献、著名人物、优秀作品、重大事件及重要的新闻思想与工作经验。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一、口头新闻时代、手写新闻时代、其他辅助手段
传播活动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远古的人们结群而居，共同生活、劳动，日常的衣食住行需要沟通、共同防御恶劣的自然环境需要沟通、人与人间的社交也需要沟通和交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里，人们在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后自然会萌发出社交的需要。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处于有声语言形成阶段，7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有清晰的语言，
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运用语言相互沟通、所以中华民族进行口头传播已经有万年以上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文物也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信息交流传播活动就已经出现了。比如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制喇叭筒等。
二、商周时代中国的文字逐渐定型产生了甲骨文和金文。文字传播载体主要是甲骨、金属、岩石等，传播内容可分三大类：祭祀占卜;帝王诏书;记功颂德。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处士横议。(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这里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横议：放肆地进行议论。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纵论时政。)统治者需要发布政令，通报政情军情;政客需要游说诸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百家也就是这些处士们要聚徒讲学，弘扬自己的学说;老百姓需要在公共场所交流。各国设有驿站和传舍，方便信使往来，传播活动更为频繁。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直接影响新闻传播的是“车同轨”(车道二轮间距离为六尺)、“书同文”(小篆)。在交通和文字方面位社会传播的畅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条件。
两汉时代进入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代。载体以竹简、木简和绢帛为主。对当时发生了一件人类传播史上的大事，就是造纸术的发明。汉朝是否出现官报，学者们看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已经出现了，根据一是汉已经有唐代负责发行官报的机构“邸”。二是燕王旦在封地获知首都御林军调动情况的记载，但是多数新闻史研究者仍持否定意见。
唐朝：中国的报纸始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唐
代官报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其藩镇制度的发展。当时藩镇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称为邸或进奏院。负责人是由藩镇派遣，受使于藩镇，不受朝廷管辖，被称为进奏官或邸使。只对其藩镇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些由进奏官传发给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就是最早官报的雏形。它们没有统一的名称，称为“进奏院状”、“报状”等，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起居活动、皇帝的诏旨、管理任免事项、臣僚们的章奏、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为什么新闻史学者们认为它们是中国在原始的报纸呢?特点：按其性质属于中国古代官报，是政府公报的始祖，与现代报纸相比，它有什么特征呢?内容、形式、发行与传递。
最早关于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见于孙樵《经纬集》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这篇文章对开元杂报的外观和内容做了详细的叙述，外观：“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内容“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从他的描述来看，。
古代的传播手段主要是口头传播比如谣谚、结绳、图画、雕刻、标识、烽烟(报警)、旗鼓(指挥进退)。结绳记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之多少，随物众寡。社会上传播手段主要有童谣和谣言。前者反映社会舆情和民心向背，有正面也有负面之意。后者往往出自政治上的敌对面，受到当局的严厉查禁。《三国演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讽董卓)《水浒传》：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江东。(指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