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发展报告

报告具有汇报性、陈述性的特点，只有按照报告的格式，正确编写报告，报告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在写报告的时候，应该如何写才能突出的重要性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智库发展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中国智库发展报告

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智库现状如何?外交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3年7月6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作出了“中国智库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判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也认为，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正明显增强，国内分析人士甚至据此得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堪称“亚洲第一脑”的结论。

的确，今天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着更为细致与复杂的挑战，决策者对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报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强劲;而在政府改革方面，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浅水区或较容易突破的改革已经结束，进入深度改革的前景，更使决策者倚重于独立智库等外脑的智慧支持。“智库大发展机遇期”的判断，是相当中肯的。

中国智库的现状

不过，细究麦甘的历次报告，中国智库的“入眼率”虽有较大幅度增长，如2009年报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国智库数量从原来的74个上升到425个，数量可谓“全球第二”，但“上榜率”低微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仅有20个在分类排名中上榜，“入眼”到“上榜”的转化率仅为0.47%，这一指标甚至不及非洲小国加纳。

即便把有“亚洲第一脑”之名的中国社科院算上，也会有很多“硬伤”：中国社科院成为“亚洲第一”，是把其属下各子智库罗列成一家，靠众多的子智库数量博取了这般“称号”，若然拆开独立核算，“亚洲第一脑”只怕要拱手让人。而若把高校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研究所”算上，把各类企业自办的“研究院”“基金会”算上，把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或附属于它们的官方、半官方的各类“中心”“研究机构”算上，中国的智库数量已增长到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成了“智库数量”的超级大国。然而智库的“拳头产品”或“品牌智库”却几乎没有，至今尚无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报告一出惊天下”的智库。

中国智库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智库的发展规律。

中国当代智库的发展几乎是从一种模式下走出来的：从官办起步，做到规模庞大，另一些官方智库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剥离，但人还在“山里”。官办智库的弱点在于其思想产品缺乏独立性，研究报告不接“地气”，前瞻性及战略性眼光受限，更多地体现和支持了“长官意志”。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高校创办研究中心等智库，智库在高校“遍地开花”。笔者身在高校，每每穿行于办公楼台，看到门牌上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总不禁会心一笑：它们要么长期关门，要么几乎无定期报告，更无自己的刊物。一个标准的智库，应有稳定的经费或筹资渠道，应有研究区域，应有稳定的、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人员，应按月或按季定期出版研究成果，应保持在各类研讨会上的活跃度。若以标准化来考核我们的高校智库，恐几无合格者。另外，高校往往远离“庙堂”，出台的研究报告偏重学术性，或以“旧问题”为主导进行学术探索，在决策中鲜有用处。

各级政府与大型国企也热衷于创办智库，甚至喜欢“上档次”“高规格”，偏好中外联办。然而这样的智库，多数成了政府与企业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绿色通道，或每年“轰轰烈烈”开一次年会之外，几乎不能推出有影响力的智力产品，或直接通过出资向外国智库“购买”报告，有糊弄公众和造假之嫌。这类智库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有的成为“名人+退休官员”俱乐部，甚至成为利益输送中介和枢纽，而智库真正需要的顶尖智囊人物却不在其中――这是异化的“智库”。

政策推动智库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1993年是民间智库开始创办之年，过了10年的2003年，决策者正式向包括民间智库在内的智库公开采购思想产品，这一举动意义非凡，被观察家称为“中国智库的春天来临”。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代表智库建设已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议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申明了“思想库”的重要性。十八大把“思想库”放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项下，凸显了“思想”和“智慧”也需要碰撞与监督的重要性。

毫无疑义，政府对智库的重视逐年上升，目前需要的是凝炼成具体的政策，和政策下细化的法律与实施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管理和规范智库的法规。鉴于民间智库属于“民间社团法人”，而官方智库属于“事业单位”，应出台针对两类智库的不同管理办法。目前对于民间智库，登记及注册需到所在街道所属民政部门登记，级别低下，还得找到挂靠或主管部门;而“事业单位”性质的官方智库，有官方体系的行政级别，又无登记或被注销之忧，民间智库处于政策性劣势，显然有悖于国家对智库建设的期待。

民间智库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与美国民间智库的“一统天下”相比，中国目前的智库格局是官方智库数量众多，非官方智库则艰难求生。近年来，中国非官方智库中除了多年前创建的天则、九鼎继续保持影响力之外，公共外交专业领域的察哈尔学会也崭露头角，并把视野向更多领域拓展。然而，与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的数量相比，中国非官方智库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半官方智库”，这类智库的特点是经费由政府提供，只是不提供人事编制。在民间智库无强劲政策支撑的情况下，走“第三条道路”的半官方智库可能比较合乎中国国情。这类智库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在“社团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护，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官方智库，可以适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作出独立和客观的战略研判。

然而，从“思想产品”的市场经济化角度看，市场主体的地位不同，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竞争市场”，没有“竞争市场”，也就难有品牌性产品。官方智库在政府采购思想产品的市场份额中居于垄断地位，半官方智库在与民间智库的竞争中，又有体制等非市场因素的优势，而民间智库的发展则并不乐观。

如果把官方智库称为智库人才的“咸水湖”，则民间智库本可以成为人才的“淡水湖”，人才流动性强，有进有出，随时可以邀请到所需要的专长加盟。然而，中国民间智库却很难发挥这样的人才优势，这主要是人事制度与单位考核机制不融合等原因，造成引入人才只是“挂名”，很难有精力与时间完成智库课题，或很难获得所在单位的配合。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因署名单位排序等问题而被所在单位科研考核排斥。笔者注意到，国内数个活跃于非官方智库的知名学者，往往在所在单位职称评定时受影响。

另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官方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相对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往往在及时和充分把握政府信息方面，没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导致智库在进行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决策者心仪的成果。政府信息受限，也影响到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民间智库一般会选择远期战略性研究，而回避对策性课题。

第三，国家尚无智库的“国标”，这对优良民间智库的进一步发展不利。无标准，往往导致民间智库定位不清，组织机构效率不高。国家应推动标准的制订。一切符合“标准”的智库，无论“官方”或“非官方”，在政府课题招标中应获得公平的机会。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制约因素，就是“需求”。当前政府与大型国企总体而言对独立智库的需求并不高，这是一个应予解决的问题。

智库的改革与国际化

2013年7月2日，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在《南方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需要三股力量共同推进：一是民间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二是外国智库的引进与合作，三是官方智库的改革和提升。

智库是智慧之库，而不是金钱之库。智库均是非营利性质的机构，要“化缘”才能维持日常开支。在欧美一些国家里，通过社会性基金建立起来的智库，其地位与慈善机构一样，凡向这类机构捐款的，均会在税收上获得减免。中国应该发布智库资质年审报告，每年定期向外公布保持相当活跃度的智库，凡向不从属于某一企业、政府或某一财团的民间智库捐款的，在税收政策上应视同向慈善机构捐款。

官方智库因有公共财政保障，且与政府关系紧密，应严禁或限制向一切官方或半官方智库捐款，以杜绝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决策或左右政策的图谋。

在接受民间捐款或筹措资金来源时，应对外部资本介入采取透明化管理，即不反对外来资本，但对有外国政府背景的外来资金应持足够的警惕。这方面可学学俄罗斯的经验。

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应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据2013年9月24日的《?t望》杂志报道，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并致辞的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智库交流论坛”，至今已举行两届，效果显著。2012年10月上旬，一份题为《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并由中美两国智库合作出台的报告引人关注，这份报告是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合作完成的，报告呼吁中美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并应对全球挑战。笔者任职的非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已经与荷兰、韩国以及非洲建立了广泛有效的合作关系，为中国公共外交对策提供了大量咨询性建议。

(作者系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14.05.17 智库热的冷思考 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

智库热的冷思考 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 2014-05-17 09:54 来源： 《中国行政管理》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薛澜

[摘要]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带来了智库的兴起。目前，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后，我们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即理性决策外脑、多元政策参与渠道、决策冲突的理性辨析平台。智库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建立。本文最后建议，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关键词]智库；政策分析市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和“智囊团”。2013年，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为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

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什么样的组织是智库，什么样的组织不是智库？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什么不应当是智库的功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最缺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的发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智库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二、智库兴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智库(也称思想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1]智库既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也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兴起与当代公共政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进步，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科学分析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

其次，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期待智库这种单一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是不现实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活动必须在不同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分工协作，构建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一般来说，可以把政策分析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认识和解释。例如，关于北京地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起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有可能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但由于这些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产出的经济社会效益不清楚，所以，市场主体一般没有积极性去资助此类研究工作，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需要由国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的经费投入来解决。 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政策指向性比较明确，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领域所提出的需求而开展的。如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应用导向，但需要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于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比较宏观的政策建议，比较适合由智库来执行。市场主体一般也没有积极性支持此类研究，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筹资开展。

第三类是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针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决策需求而开展的研究，需要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并包括利弊分析。如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后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类研究工作的指

向性非常明确，但往往时间紧，信息不完全。同时，也必须充分了解决策者面临的其它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压力等约束条件。这类研究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执行，不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在实际政策研究过程中，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从事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很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策性研究。但从各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看，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效地合作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当然，各类研究的资助方式也是一个核心要素，后面还将要涉及到。

再次，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众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个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政策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不但希望公共政策能够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广大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人是极少数。更多的公众则是通过各种公开的政策分析报告或政策讨论来了解政策过程，并通过社会既定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正因为如此，智库对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客观中立的分析，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群体，就是关注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公众。

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以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分析为己任的智库应运而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虽然各种统计千差万别，但全世界目前有影响的智库超过上千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智库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智库的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尽管智库可以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目前很多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把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者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政策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还有一些机构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盈利性咨询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所谓智库评比，混淆不同类型组织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误区对于智库的发展有害无利，值得注意。只有对智库的社会功能准确定位，建立稳定合理的预期，并依此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够使得智库优化其社会功能，向着专业化和客观中立的方向发展，建立起其应有的社会信誉。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三个主要职能。

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经验主义式的决策已经很难适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多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简政放权也使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分析能力弱化。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局面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叠加使得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高水平智库提供的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各种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中有些利益群体属于新兴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些利益群体属于非主流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比较理性的全面分析往往会把这些利益纳入视野，作为政策分析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各类智库作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已经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手段下，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还是投入到教育中？在地方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型化工项目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类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全社会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对于这些重大决策的利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理性分析过程，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就在媒体和公众情绪波动中随机地摇摆而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智库本身在公共政策不同领域的深厚积累及其立场中立的特点，可以成为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对政策利弊进行价值判断的交流沟通平台。这种交流沟通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倾向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化解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博弈转变成为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沟通与妥协。[2]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这样的智库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当然，这样的智库也很难吸引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人才来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要求。同时，由于诸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政府和社会与智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偏好，或者受到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排除智库对社会提供有偏见的政策分析，扭曲社会对公共政策利弊的判断，从而成为政策思想垄断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库本身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保证智库运行模式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制度保障。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有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完整的信息披露、相关领域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应当提到的是，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组织都要办成智库。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工作——基础研究。但如果这些机构也都要办成智库，把精力主要放在应用政策研究上，那么将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同样，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智库和其它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组织。 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国际一流的智库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对相关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坚持质量、独立与影响三位一体的定位，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领域享誉全球；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亦可独霸一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则坚持在国际发展领域长期耕耘，不但在国际发展领域享有盛名，也为国际发展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与生态环境

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以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Market)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存在政策思想自由交换的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有时称之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有时称之为“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本文特别强调这种市场在中国是可以由政府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里采用“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以区别于上述类似的西方政策市场的概念。为核心的保障智库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一套制度安排：

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在需求方面，政府对智库的认同以及对待政策分析的需求是决定着智库能否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供给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是否能在一种政治环境下共存，并提供代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方案，是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前提条件之一。

智库经费的来源。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方式。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以各种形式向其他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因此，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是丰富多样的。在政策过程中，智库不同层次的政策参与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政府。因此，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建立起广泛的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的机制。

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这是政策分析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与其他物质市场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否则就不用再请人做政策研究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而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政府和社会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平等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的有效机制。

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政府和公众的有效监管是政策分析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确保智库的基本立场观点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政府可以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基本的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这样既保证了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能监督智库的公开研究成果与经费来源的利益相关性。[3] 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智库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会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各种民间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大型企业，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有些与智库存在竞争关系，有些与智库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性有序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生态更加活泼更加健康，为智库之间和智库与各类机构的竞争与合作，融合与共生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盈利性的专业咨询公司有时也会与智库开展竞争。中国2007年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就曾同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此外，不少行业协会由于其对行业发展的专业性的了解，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良好的补充。但如果各类公司和机构都鱼龙混杂，趁势而上，打着智库的旗号，以盈利或兜售特定政策导向为目的，提供有偏见低质量的政策研究，也会破坏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对政策研究市场进行合理的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破解中国智库发展之道

中国的智库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智库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间智库的崛起，到1998年“985工程”后，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都使得

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态势。2009年3月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面临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如何理清认识，抓住机遇，在破解改革开放的难题中锻炼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智库，是摆在每一个智库领导者和智库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如前所述，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但是，根据笔者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政府部门对外部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与其自身政策研究能力成正比，亦即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越强，对政府外部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需求就越高。这种情况也符合“学然后知不足“的规律。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差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所需研究的公共政策了解不深，很难对外部政策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政策研究当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会更深，更了解高水平政策研究的不易，因此，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越强，形成了高水平用户造就高水平智库的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尽快地从直接的审批项目、干预微观行为的事务中脱身，更多地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宏观发展的趋势，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国外很多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政府的总理办公室或内阁高层部门，都有专门从事战略预见研究的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大势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预测，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还应减少公共政策研究的禁区，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有争议的或政府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政策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相反，如果能够允许在这些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政策观点，不但可以使得不同政策思路互相竞争，不断完善，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还可以在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增强社会的脱敏能力，不会由于一些政策异议的谣传而惊慌失措，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公共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但是，我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按照我国政务公开的条例，这些信息和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此外，这些数据虽然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但很多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了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使得社会上的智库很难与其竞争。同时，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少的可怜，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这样的政策研究环境必须尽快改善，只有大力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创造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高质量智库。

第四，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举措。这些任务的落实需要深入扎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高水平的智库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凡此种种，都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同时难以公开发表。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但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Paul Dickson. Think Tanks. New York： Atheneum， 1971.

[2]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J].管理世界，2009(4).

XueLan， Zhu Xufeng.The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a’s Think Tanks. Management World， 2009(4).

[3]Smith，James A.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Gregg Easterbrook. Ideas Move Nations： How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Have Helped to Transform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ebate.The Atlantic Monthly， 1986(1)：60-80.

第三篇：中国智库发布“2012年中国现状分析报告”简版1

报告人:周小平

等

调研单位：中和会智库

中和会智库是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机构，和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智库一样，属于独立运作，每年2月都会发布一份本中国现状分析报告。此报告含军力，国防，民生，经济，产业，文化，网络等领域内容，并通过网络发布简版。

2012年中国经济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1) 到内地赚钱速度赶上沿海地区，是内需经济的战略目标。

1：中国经济的30年改革开放实际是以加入美国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员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干得多，拿得少，且要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的经济危机缓冲货币国。08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采取了输血式的宏观调控以四万亿RMB为代价扩张基础建设。但这一措施并未化解金融风暴，仅仅是延缓了其发作时间。截止2012年各项大规模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停工或缓建，各行业大规模裁员已经开始显现。那么中国的自身经济是否能通过大规模的内需来完成从业转型还是一个未知数。

2：在过去几年，中共试图通过效仿美国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建立一套自己的模式。这一话语被中国官方高层解读为：让世界不在仅仅只拥有一个美国梦，还能拥有一个中国梦。这显然是针对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的。中国在非洲的资产投资规模十分庞大，同时中国还一直试图拉拢东南亚各国作为自己的贸易盟友。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自身的军力是否能支撑起这些经济圈的安全?

所以如何加速人民币“走出去”提升购买力，同时最大化启动内需市场稳定货币和供需市场将是中共2012年的首要经济目标。---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民生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2)地区经济不平衡以及商品价格统一化加速老百姓通货膨胀压力。

1：中国多年来的出口贸易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张。在一些重点出口型城市或首府我们可以看到月收入1万的人群都会被普遍认为是中低收入人群。而在一些不太落后的普通二级城市月收入3000还在被很多人羡慕。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和国家，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统一平滑的经济体让其所有人民都参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似乎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小经济体，截然不同的收入以及截然不同的物价水平。所以从乐观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地区经济收入不平衡，但人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也不平衡。综合表现为收入的购买力和收入的差距没有纸面上的大。

2：不过中国自身商品经济的整体性和规模化也在呈现，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未来都会呈现出价格的趋同化，现在这些价格的趋同化现在可能表现为北京和一个西部小镇上卖的电脑和冰箱是一个价格(甚至西部小镇还要贵一些)，但这些不是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以负面效应有限。但随着中国的农产品加速与全球化融合和现代种子育种方式及农作物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改变，其他产品如蔬菜、粮油的价格也将会逐步趋同。这将进一步加剧地区收入不平衡的负面效应，而低收入人群依然占据了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基数，而这将直接影响到国体的稳定与否。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政府在2012年依然会采取宏观调控等手段稳定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这一手段不会向过去几年那样奏效。所以如何打破地区收入不平衡以及如何像过去那样稳定生活必需品物价会是中共2012年要尽力解答的主要民生课题。----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网络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3)中国政治红利见底，诱发右倾力量权倾朝野。

1：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共快速地从左倾的影响里越来越快速的摆脱出来却没有收到向中东地区国家那样迅速陷入右倾主义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一直享受着革命胜利熏陶所带来的政治红利。

和网络上右倾主义的年轻人不同，构成中国人口的主体目前还是那些从解放初期走来的老年人和中年人。他们见识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质，对西方世界的防范心理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对中共领导下30多年来历年的进步也是十分认可的。所以这是在中东各国被美式民主意识形态入侵并点燃示威甚至夺权的浪潮下，中国依然能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部分人即将老去，即便是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会上网，所以中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越来越右倾主义的年轻人手中。

2：政治红利见底导致网络隐权力盖过中央政令。

我们在完成这部分报告的时候，曾经以东方都市报主编周小平为名在中国20余个主要论坛和微博发布一些从人民网摘抄来的宣扬爱国主义的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两家论坛外其他论坛的版主或管理员都对这些文字和图片进行了删除。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在唯一没有删除我们两个板块里其中一个还是先被删除了，后才在另外一个爱国版主的帮助下予以恢复的。 这个实验说明一个问题：中共正在丧失网络话语权。

很多网友从过去的2011年开始就纷纷奇怪地表示为什么突然之间网络就不再允许用户国家，只允许批判国家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美国在华撤销美国之音，转而把资金投入到网络宣传这一举措挂钩起来。但是，我们一直认为网络隐权力的扩张所造成的危害要大于美国的资金投入。中共或许以为可以通过屏蔽一些关键字或者通过删除帖子来维护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是网络部门似乎可以掌控互联网公司以及他们的经理，但却掌控不了网络上成千上万个版块以及数以万计的版主或者群主。 这些规模庞大的人普遍右倾，对其权力管辖下的论坛或者消息群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们对不自己不喜欢的爱国言论予以全面删除，并对一些含有敏感词汇的反对派言论通过拼音或容易意会的其他词来代替，使之继续存在。所以进入2012年网络上受到封锁和边缘化的不是反对派力量，而是支持派力量。中共或许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网络上只允许受到攻击而不允许受到拥护的政党。

3：自发的左倾力量陷入了“曾静”迷途。

在中共对网络话语权丧失的过程中，中国的网民出现了一种自发的抵抗力量。他们自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不过在和数量庞大的右倾主义网民交锋的过程中，他们普遍陷入了一种被动局面。为了反驳右派他们往往搬出大量的“史料”以及各种来路的认为可以作证自己观点的“高层秘闻”试图力挽狂澜。但是这种种抛出的所谓“史料”“高层秘闻”不仅没有起到佐证效果，反而让右倾的网民找到了可以继续深入批判的目标。这种越证越黑的方式极易导致中央核心权威受到挤压。

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化和开放化不可逆转的。我们不主张左倾式的方式来回击，不输出意识形态不等于不维护意识形态。所以中共支部必须完成转型，不能以封禁，删除为武器，这只会在隐权力下适得其反。进入2012年，中宣部应当尽快筹建微支部，并参与到网民中，选择参与而不是对抗。微支部要深入到各大社区和论坛，帮助和负责筛选和培养拥有爱国意识的版主以及群主，逐步弱化删帖和封禁的方式。让网络左右舆论平衡发展，相互共存。------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军力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4)中国分矿被拆，国人海外投资饱受军力不足之风险。

1：中国为了解决自身的能源消耗问题以及人民币战略，分别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投资。不过这些“开分矿”的行为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威胁。自2011年开始美国以及北约集团采取了对中共的“拆分矿”行动。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从越南到菲律宾，甚至准备和中共合建军港的马尔代夫，都遭到了一连串的清洗或者策反。这说明两点，第一：有钱不算什么，有军力才是老大。 第二：中国军力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不成比例。

中央或许应当考虑在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中采用与西方资本一起长期投入长期分成的策略。而不是我们出钱买了西方的设备去非洲建设，然后又被炸毁。我们要想办法继续捆绑西方和我们的经济安全，走出这个不断建分矿不断被拆的怪圈。

2：中共应当早已意识到如果军力不能与自身经济匹配，那么中国要主导东南亚经济圈以及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共选择了饱受诟病的开建航空母舰。炮舰主义在信息化和现代导弹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已经成为夕阳军力。而只有战机和导弹技术以及深海潜艇狼群才是强军之路。不过中国依然选择开建航母或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周边国家：“中国也有能力保护他们与中国合作的安全。”但这种选择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北约再次用无人机和炸弹去警告和威胁那些和中国合作的非洲国家时，中共的航母是否真的能发挥作用?

在经济领域北约集团对中国已经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只好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外围打击。这说明北约集团对中国已经不再留有余地。中国在2012年军力发展方向上可能依然要以发展蓝海海军为主。但提高舰载机机体自身的技术和强化导弹技术亦是关键。 -----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国防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5)本土国防无大患，虚拟国土国防力量尚未建立。

1: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传言中国正在建设数量庞大的地下核武长城。实际上中和会智库综合分析认为，在国土纵深以及近海防御方面中国有天然的优势。只需要继续发展核潜艇狼群战术以及潜射战略核导弹技术就可以顺利完成自身国防任务。

2：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国防情况依然令人堪忧。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不是航空母舰，也不是几百颗卫星，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在打击苏联过程中这些起到了制衡作用，但却没有起到半点打击作用。肢解苏联的不是航母和核弹，而是米老鼠和唐老鸭，也就是美国的文化。这种东西足以让中国自己打败自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或许还止步于我们的国土之外，但美国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最基础广大人民意识中开始大规模的洗脑工作。

进入2012年，中国的整体国防意识必须要加强。并在虚拟国土上建立国防意识。我们一致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用建立而不是加强这个词汇更为恰当。

2012年中国产业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6)产业升级是必经之路，民间资本应当加速完成自身转型，以便突困。

1：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致采取的是资源换技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屡次提出要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2012年中国政府拿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比例用于科研或许是一个信号，这说明中国有了搞科研甚至是科研应用的自信。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借助与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参与和合作中国拿到了欧盟的技术并期待能消化这些技术。也可能是在30年初加工贸易基础上积累的技术基础有了信息。想要厚积薄发。 2：不可能否认的是：即便没有智子的帮助，北约集团对科技的封锁力度依然十分严密。这或将成为中国在崛起道路上无法顶穿的天花板。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依靠贸易发展的30年中不仅出现了奇瑞、吉利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巨头，也涌现出了华为、联想这样的科技旗舰，这些或许为中国政府加强完成产业升级提供了信心。

不可否认的是，在压缩进出口贸易，刺激国内经济体完成产业升级这一战略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南北矛盾已经凸显。首先是数以亿计的人口依靠珠三角地带的加工贸易产业链为生。一旦中国要搞产业升级，其影响不可谓不大。所以2012年中国产业升级必然更加紧密的伴随者深化内需来进行。尽可能地让内需市场的兴起岗位消化掉加工贸易产业链裁员所带来的失业人口。另外中国政府可能会面临民间资本触角抵近中南海的压力，在事关立国之本的产业上是否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将成为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文化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7)文化领域开放和法治必须齐头并进。极左和极右都将万劫不复。

1：中国文化领域依然十分薄弱，中国的文化领域长期以来都扮演着官方角色，然而这种扮演的背后就是文化张力的衰竭。 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共对文化领域开禁，但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首先和和美国资控媒体+资控政体不一样，美国的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的是资本门阀的发言机构，美国政府受到媒体攻击对美国实际政权没有影响。然而中国政府则是一个中央实权机构，所以不可能效仿美国。

2：中和会智库认为文化产业领域越来越开放不可避免，但首先要制衡媒体和政体之间的力量。可以探讨周小平提出的“媒体和记者公信力评分制”。即对媒体和记者的出版发行刊号和执照像驾照一样管理。在给予媒体权利的同时，要有对这种公权力的约束。即媒体可以开放报道任何事件，但不可以进行断章取义、造谣、制假、拼接等违法行为。对出现违法行为的媒体和个人都要按照公信力评分制的相关规定予以扣分，分数扣完的媒体和个人则要被勒令停刊及吊销从业资格。整个公信力监督过程应该公开透明，并保证网友的参与和监督权。

总之，在文化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不会有多少帮助，需要整个市场的繁荣和培育。所以2012年中共在文化领域上的探索必须从制衡多方面力量的角度入手，出台相关制约发令的同时逐步开放媒体领域，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开放发展之路。否则整个文化产业会更加高速地坠入无可挽回的右倾态势中。目前整个出版领域已经被右倾思想所包围，只要是反对党，反对国家的右倾书籍一律会在巧妙包装下出版和热捧。而真正具有良知的理性声音则被系统地排挤在外。-------中和会智库

2012年年中国金融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8)启动金融包围战能否对抗非法集资乱相，尚属未知。

1：金融领域对一个货币处于非霸权货币的国家而言事关重大。但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为寻求出路也是几番提出要进入金融领域。所以正反两反面中共面临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民间资本出路有限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即便今天开放了金融，那明天，后天呢?等到所有的领域开放完毕民间资本势必会遇见今天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关键不在于是否开放立国之本的领域，而是替民间资本找到出路。

2：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市级银行。这些银行从何而来，要去哪里?没有任何背景交代，它们只是平白无故地出现。这些银行中所进行的保险销售策略，基金募集策略等等都让毫无风险意识的来百姓感到迷惘。中共似乎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阻遏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陷入民间非法集资的恶性怪圈，但这似乎没有击中非法集资的要害，反而消耗中国了老百姓对中共银行宗教般的信仰。 进入2012年，保卫金融安全依然是中共需要重视的课题。是否能将金融问题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相结合起来考虑，最终达成帮助民间资本突围的解决方案，还需中国政府的深入摸索。------中和会智库2012年2月22日

报告人:周小平 等

调研单位：中和会智库

第四篇：赢在中国企业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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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科协2016年智库工作要点

附件

中国科协2016年智库工作要点

依据《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和中国科协智库建设十三五规划，经研究，提出中国科协科技创新智库建设2016年工作要点如下：

一、加快建设“小中心、大外围”的科技创新智库体系 1. 建设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抓紧研究制定创新战略研究院章程，按照现代科研院所体制，完成建院工作。

2. 依托学会联合体建设一批专业研究所。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军民融合、信息技术等领域，依托学会联合体成立一批专业研究所。

3. 依托地方科协建设一批区域研究基地。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建设一批区域研究基地。

4. 建立智库协同建设新机制。以任务和重大项目为纽带，发挥好创新战略研究院的示范带动作用，协同全国学会、地方科协、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科协智库建设。

5. 召开科技思想库建设总结会，开展中国特色高端科技创新智库试点工作。

二、组织开展科技相关重大问题研究

1.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确定5—8个重大选题，从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人才团队、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提出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眼光的高质量政策建议。

2. 开展科技发展前沿和科技实力战略研究，形成国家创新力“全球定位系统”，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3. 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及时了解、准确把握科技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利益表达、工作诉求等状况，为中央决策服务。

4. 探索建立重大咨询成果公开发布制度，适时公开发布重大问题研究专项成果，努力放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提升科协智库的社会显示度和影响力。

三、高质量做好创新评估工作

1. 认真开展第三方创新评估工作，承接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委托的科技创新评估任务。

2. 开展学术环境评估、人才计划评估等，提出政策建议。 3. 制定创新评估基础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数据采集标准和规范。

4. 分类分学科建设创新评估专家库，建立智能化的创新评估专家支持系统。

5. 加强中国科协创新评估指导委员会、创新评估专家委员会、创新评估专家遴选与报告审查专家委员会、创新评估办公室建设，确保评估成果质量和公信力。

四、强化面向科技工作者的政策服务能力

1. 建立以科技人才为核心的科技政策数据库，及时收集、定期更新、系统整理中央和各地新近出台的科技政策、科技人才政策，实现科协系统科技政策信息的共通共享。

2. 设立小型政策研究项目，系统、完整、准确把握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人才政策原意，编辑一批小册子等通俗政策读物， — 2 — 有针对性地宣传解读中央政策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

3. 探索“互联网+政策服务”的工作模式，依托“科协改革进行时”等平台，加强对科技界的政策服务。

4. 依托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系统建设全国科技工作者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向科技工作者宣传推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技政策信息，真正把调查站点建成党的政策宣传站和科技人员的工作服务站。

五、加强对科技界的政治思想引领

1. 面向科技界持续开展“作精神文明表率”活动，大力宣传事迹突出的杰出科学家和优秀工程师，推选宣传一批优秀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树立科技界的精神文明标兵。

2. 做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依托采集成果建设中国最大的科技人物专题网站，打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和情感家园。

3. 支持高校开展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校园公演活动。

4. 组织创作《大国脊梁》、《创新强国》等电视专题片。 5. 联合中宣部出台关于加强科技人物宣传的意见和中国科协科学文化建设纲要等重要文件。

6. 积极参与支持科技工作者之家网——中国学会网的建设运营工作。

7. 与主流媒体加强合作，维护和塑造科技界良好形象。

六、 建设智库成果转化平台

— 3 — 1. 办好“中国创新50人论坛”。不定期举办若干小型高端前沿论坛，围绕科技创新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举办3—5期综合性论坛，提高论坛开放性和影响力。

2. 建立健全科协系统学术会议成果整理、提炼、报送机制，促进学术会议资源向决策咨询资源转化。

3. 参与立法咨询，承接国家立法机关有关立法咨询任务，推荐优秀人才担任检察司法部门的咨询专家。

4. 健全民主协商机制，定期参与组织政协科协界委员协商、视察、调研等活动，推动相关智库调研成果以委员提案等形式进入决策工作程序。

5. 办好“中国科协年会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中国科技政策论坛”等品牌活动。

6. 办好《科技界情况》、《科技工作者建议》、《调研动态》等智库专刊，打造《科学文化》、《创新研究》、《科协研究》等一批知名刊物。

7. 发布《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报告》和《科学文化发展报告》等智库成果。

七、 精心打造高水平智库人才队伍

1. 健全灵活、柔性的用人激励机制，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设立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特聘专家等多种类型研究岗位，依托学会联合体广泛吸引高层次人才参与智库工作。

2.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通过科协系统上挂下派、项目合作、短期进修、专题培训等方式着力提升业务素质，培养专业技术人 — 4 — 才。

3. 健全智库人员绩效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人员流动、岗位调整、待遇安排的基本依据，形成按岗位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相统一的管理机制，资源配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

八、夯实智库基础设施

1. 建设科技数据平台，重点建设老科学家资料采集数据库、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库、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科技人才政策文本库、国外科技创新动态信息库、中国学会统计数据库、科协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

2. 加强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建设工作，建设科技工作者状况样本库和在线调查系统，开展站点轮换，优化站点布局。

3. 加强决策咨询理论和方法研究，推动科协系统决策咨询数据、成果、人才信息等的共建共享。

4. 设立“创新发展研究奖”并开展评选活动，对在决策咨询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团体予以表彰。

5. 扩大对外交流合作，重点发展与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联系，积极主动与有影响的国外高校院所、智库组织开展沟通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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