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属纠纷案例

第一篇：土地权属纠纷案例

农村土地确权纠纷案例

【案情介绍】

近日，6组村民石琪飞要求同村村民李祥祯归还自己耕地，却引发了纠纷，无奈之下提出调解申请。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双方矛盾最终得到化解。

石琪飞共承包8亩多地，但家里劳力少，无力耕种，以致田亩部分闲置，同村村民李祥祯于1993年起耕种其中的1.98亩地，并按期履行农业赋税义务，到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原发包方将这1.98亩地给徒先生承包，并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认。今年土地确权工作启动，包先生想将这1.98亩地要回，双方遂产生矛盾。 【调解处理】

了解情况后，村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详细了解了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相关政策。经核实，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期为30年”是指自1996年农村二轮承包开始计算，而非自1983年土地一轮承包开始计算。因此，1996年进行的土地确认登记有效，同时李祥祯履行了农业赋税义务，这1.98亩土地经营权确属其本人。而考虑到石琪飞因身体有疾，经济情况较差，工作人员多次做李祥祯工作，最终其愿意将其中1亩确权到石琪飞名下，并现场签订协议，至此该起矛盾圆满化解。

调解人：郗多永、方海

2015年11月15日

第二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例精选(二)

24、七旬老农赢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25、农村承包地调整谁说了算

26、求助法律 外嫁村民打赢官司

27、土地补偿没份 一岁女婴状告村小组

28、土地承包份额不因出嫁而减少

29、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例分析

30、仲裁庭上讨说法-- 丰县九户农民“争地”官司旁听记

31、承包地转让并非自己说了算

32、恶意串通承包土地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34、外嫁女和新生儿不如逝去的村民?

35、出嫁女被剥夺土地承包权

36、土地租赁纠纷案引发法律争议

37、外来户有没有土地承包权

38、土地流转，还是立个字据为证

39、他应该怎么取得承包地?

40、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继承的问题

41、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继承的问题

42、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是否可以继承?

43、义务兵提干或改志愿兵后家里承包地能保留吗

44、弃耕农民要求返还承包地可获支持

45、不经村委会同意，土地转包是否有效?

46、村委会能否再分死亡人的承包地

47、离婚后承包田能否分割

七旬老农赢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包的荒山变绿了，观望的人们眼红了，新村委会把老农承包的山地栽种的树木重分了!老农一怒上公堂，法院判决：村委会重新分地的行为无效，村委会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991年2月5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邢山顶村(后改归为华东村)农民邢如举与村委会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期限为25年。1994年调整土地时，原邢山顶村将原告承包的荒山内的零星土地一并划给邢如举承包经营。邢如举先后在荒山内栽种了花椒树。

2000年3月份，因村委会调整领导，新村委会将原告承包的荒山中的0.4亩山地分给村民种植，并将邢如举的80棵花椒树一起分给村民。

邢如举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华东村委会停止侵害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被其非法分割的0.4亩山地、赔偿原告80棵花椒树的经济损失2352.00元等。

经法院勘验，0.4亩的山地及80棵花椒树均在原告承包的荒山的范围内，80棵花椒树两年的产量经鉴定为112公斤，评估价值为2352.00元。

华东村委会辩称，原告仍在承包荒山，分掉的山地及花椒树也没有侵权，被告没有侵害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的诉讼请求。

山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邢如举与被告华东村委会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1994年被告华东村委会(原邢山顶村)将邢如举所承包的荒山内的零星土地划给原告邢如举使用，原告一直种植管理多年，并栽种了花椒树。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认为原、被告所争议的0.4亩山地的使用权应属于原告邢如举使用。被告华东村委会在没有征得原告邢如举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山地分给其他村民种植，并将其地上的花椒树一起分掉，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因此给原告邢如举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

11月18日，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华东村委会将原告邢如举承包的0.4亩山地分给其他村民的行为无效;其地上的花椒树归原告邢如举所有;被告华东村委会赔偿原告邢如举经济损失2083.20元，案件受理费100元、技术鉴定费200元由被告华东村委会承担。

农村承包地调整谁说了算

当常熟市沙家浜镇村民蔡小兴向常熟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同村村民濮吉生等五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时，他以为必胜无疑。镇、村两级都同意的土地调整方案，镇里还专门印发了红头批复文件，土地取得合法，别人怎么还能霸占呢?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法院最终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001年4月，蔡小兴所在村占用了蔡小兴0.1亩承包地。

蔡小兴家南面有一块仓库大场，村里分田到户后，该场地一度闲置，后由濮吉生等五户村民占用种植蔬菜，蔡小兴部分承包地被村里征用后，就提出把这块大场补偿给他，遭到濮占生等人的反对。2003年5月，村委会书面通知蔡小兴被征用承包地的面积用补划的方式解决。5月27日，村委会召开村民组长代表、部分老党员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将仓库大场补偿给蔡小兴。同日，沙家浜镇政府作出《关于调整蔡小兴户承包地的批复》，同意村委会的调整方案。镇政府作出批复后，又组织人民去现场划地，但此时该场地已被濮吉生等五户种植了毛豆等农作物，划地遭到了阻挠。为此蔡小兴提起诉讼，要求五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争执的大场场地属于村预留的机动地，五被告对该机动地均无权占用;原告在村委会征用、占用其承包地后，依法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但原告所提供的调整土地手续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且至今未得到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认定该调整还未生效，蔡小兴尚未正式取得该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蔡小兴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和调整承包地均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调整承包地需报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蔡小兴户的承包地调整方案既不能证明已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同意，又没有主管部门批准手续，败诉也就不足为怪了。

求助法律 外嫁村民打赢官司

村民张玲虽已经远嫁他乡，但她的户口和承担经营的责任田仍在本村。今年以来，村里两次发放征地补偿费都没她的份，村里的解释是：远嫁他乡，就不是本村村民。对此，张玲将该村告上了法庭。日前彭州法院判决张玲胜诉。

村规民约：外嫁不享受村民权利

张玲是彭州市致和镇北京村十组的村民，1992年，她与彭州市致和镇北京村、彭州市致和镇北京村十组分别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取得了土地经营权证。2000年3月，张玲外嫁其他村，但未将户口迁出，也未在男方处分得“责任田”，她每年还按时交纳了应承担的各种农税。今年3月，北京村十组向每个村民发放征地补偿费共10860元，但没有分配给张玲。该村村长说：“按照村规民约，外嫁他村的人虽然户口没有迁出，但只是临时户口，不享受本村村民的权利。在给不给张玲发放土地征地补偿费时，曾经召开社员大会，大家讨论决定按村规规定办。”对此，张玲多次找镇、村干部要求得到补偿费，可都没结果，于是向彭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起诉。

法院判决：村里一次性给付补偿费

法院认为，只要张玲仍具有北京村村民的身份，她就应享有与同小组村民同等的权利。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侵害了张玲的合法权益。对此，彭州法院判决北京村第十农业合作社一次性给付张玲土地征用补偿费10860元。

承办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随意收回承包地，也不得随意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妇女结婚，但在男方家未分得责任田，作为发包方的北京村不能收回张玲的承包地。

土地补偿没份 一岁女婴状告村小组

原告李某是去年7月份出生的女婴，她所在的村小组于去年9月份分配土地补偿款，但没有她的份，其父亲就将村小组告上法庭，要求获得8000元的土地补偿款。前天，同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李某的父亲所在的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村委会于去年7月1日与盛之乡温泉度假村签订《盛之乡度假村征地补偿协议》，同意出让东山村的土地，并取得补偿款500万元。当年9月，东山村村委会12小组以土地征用日即7月1日的村民人数来确定补偿款分配人数，规定每人分得8000元，因此，出生于去年7月15日的李某被排除在外。

原告李某的父亲认为，应该以分配土地补偿款日的村民人数来确定分配人数，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小孩已经2个月了，也属于东山村12组村民，所以有权利分得补偿款，而且类似原告情况的本村村民也有人享受了土地补偿款，被告的行为违反“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的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

被告则辩称，以土地被征用时的村民人数为基准来分配，是目前农村普遍的做法，被告历年来也是这样做的，这一做法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

土地承包份额不因出嫁而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本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对9亿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该法同时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从法律上解决了出嫁女的土地承包问题。该法规定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对家庭承包以外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了更加充分和完整的权利，贯彻了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肯定了现行的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精神的一些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规定。本版列举几桩新近发生在我市的有关土地纠纷案例，通过具体的事例评析，以期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一些诠释。

原告池某宝系被告池某寿、池某奴之女，系被告池某林之姐。原告池某宝以自己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为由，将自己父母及兄弟告上了法庭。2002年12月，嘉兴市秀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池某宝的诉讼主张。

原被告四人均系嘉兴城南街道某村村民。1990年土地承包经营小调整时，其在册人口为原被告四人，由被告池某寿作为户主与当地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旱地面积为3.797亩。2001年2月27日，原告池某宝出嫁后与三被告分户，双方在旱地使用面积的划分上不能达成一致，原告池某宝遂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称被告剥夺了自己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要求法院确认其使用土地的面积。被告答辩提出，由于原告池某宝是“出嫁女”，无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秀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作为同一家庭成员，对于承包经营的3.797亩土地，属共同承包经营性质，不能因为原告分户而剥夺其份额。被告方以出嫁的女儿没有份为由，剥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份额，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与公序良俗相悖。因而，对于原告提出依法确认其土地使用范围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原被告四人承包经营的旱地3.797亩，其中两块计0.794亩，归原告池某宝经营使用。

[法律依据]

在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歧视妇女的现象，出台的“土办法”规定妇女不能承包村里的土地。为此，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例分析

一、因农转非承包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

(一)承包地纠纷经过

我市某乡某村A户，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承包原该村十二生产队耕地10.5亩，1982年到1985年由A户耕种，到1985年底A户办理农转非户口全家迁出到某厂矿，当时A没有向村上报告承包地如何处理，致使1986年土地荒芜一年，这一年也没有上交有关费用，1987年由原来的社长安排本社5农户耕种，每户交承包费20元，共计100元。1987年8月，A回村找到当时的社长要求承包自己原先的耕地，双方现场签订了合同，合同承包期为三年，即1987年10月到1990年10月，承包费为400元，承包费必须于1987年10月31日前交清，合同才能成立，在约定的时间内即10月31日前A来交承包费前，当时的社长又以招投标的方式与B户签订了合同(三年600元承包费)，待A户来交承包费时社长不收(在约定的时间内)，理由是B户愿意多交到600元，A户要承包须在600元的基础上加承包费，A户不愿，致使同一地块产生了两份合同，并发生争吵，社长也未收回与A户签订的合同，而土地由B户一直耕种，期间1990年与社长又签了三年的合同到1993年，之后又与社上口头约定续包。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续签换证时，业务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政策规定办，照抄1982年土地到户的底册，将A户仍然登记为承包户主，签订了《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但A户没有亲自签字，合同期为三年，而土地由B等4户耕种到2002年，在此期间A来到该村要合同书未拿到，村委会的理由是合同书应由种地人保管，A户的理由是合同书为我己有，并且在该厂矿生活困难，两子女未就业，要种地谋生，致使2002年5月份A户与B户为争土地种发生吵打致伤。纠纷发生后，A户的意见是：这属于侵权行为，要求赔偿这16年的损失，共计16万元，并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村其它有类似农转非户土地为何不收回;B户的意见要求是：A户要向B户赔礼道歉，同时付给医药费8000多元，土地如何处理按政策规定办。

(二)分析与认定

1、1982年A户承包的原该村十二生产队耕地10.5亩，虽承包手续不完善，但符合当时各级政策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承包关系。

2、1985年A户全家农转非到某厂矿，其承包地荒芜，生产合作社将承包地收归集体另行转包，是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

3、1987年合作社将收回的土地招标转包给B等4户耕种，转包关系符合政策，但转包程序不尽规范，认定：A户与合作社虽签了合同，承包费又低于B户，合同未实际履行，为无效合同;B户实际履行了合同，为有效合同。

4、1999年初，按中央规定进行土地续签换证时，村委会签发的《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合同号：MO310027，是按集体机动地进行承包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并没有进行协商，承包方签字栏也属发包方代签，该合同属无效合同。

5、A户原承包地收归集体后，应按照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公开夺标转包。考虑到A户虽办理了农转非，但现在子女仍未就业，生活困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转包给A户。A户与B户发生的吵打致伤，因B户承包关系符合政策，吵打致伤责任主要应由A户承担，故由A户付给B户医药费8000余元。

6、其它农转非土地，全家迁出，且不在当地居住的，承包地应按政策规定收回另行转包。

二、因特殊历史原因引起的纠纷

(一)事实经过

某镇某村甲户户主反映：他家第一轮承包地被乙户耕种(乙户原生产队长)，乙户坚决否认该事实，于是甲就邀约贵州某县某村民数十人对乙户进行行凶闹事，要求让出甲的承包地，幸好被我市某镇乙户原所在村领导知晓，得到及时阻止，同时该镇分管领导和村领导一道对甲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后甲就到我市各级部门上访反映，引起了各级的重视，经组织调查，工作人员对乙户的一轮承包地进行了进一步的实地丈量，和一轮承包地登记的基本吻合，并找到了当时的有关人员证实，乙户没有经营甲户的耕地，此事实不存在，甲户在我市土地下放前到贵州某村招亲，到贵州时当地土地已下放承包到户，他没有承包到土地，而在我市甲所在村第一轮承包土地时联系不到他本人，甲也就没有承包到土地。近两年来由于他在贵州难以生活，又回到我市原该村居住生活，由于没有土地耕种和其它就业门路，生活来源确实困难，致使甲户多次向有关部门上访反映。

(二)分析与认定

1、甲到贵州时，贵州土地已下放到户他没有承包到土地，属客观事实，但我市在第一轮承包土地时是按当时现有人口进行承包的，是符合政策规定的。

2、应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帮助解决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否则将长期上访，既影响了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隐患。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生活来源和就业保障功能，结合该镇实际，难以从机动地或农转非收回的土地解决承包耕地问题(因该村无机动地和农转非收回的土地)，经认真分析，将情况上报反映到市民政局，民政局同意给予定期生活补助，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同时由该村安排给甲方荒坡5亩进行开发承包，5年内不收任何费用，5年满后按政策规定收取适当的承包费，以解决就业问题。

三、因社长徇私舞弊引起的纠纷

(一)纠纷事实经过

某镇某村第六村民小组发生土地纠纷，因该村在1995年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蚕桑产业，规划甲地为蚕桑基地，由于基地内耕种责任地的部份农户劳力欠缺，栽桑困难，经村公所请示镇政府同意安排当时的社长张三负责落实，用集体机动地进行调换调整，调换调整后的蚕桑基地变成了集体机动地。栽桑后，合作社以每年30元的标准进行承包经营，承包一定五年，即1995年至1999年。承包土地的农户均超期到2000年，其中张

三、李

四、王五等3户承包经营了甲地(栽桑基地)6亩(实际面积7.86亩)。到2000年末，村民小组实行选举后，新任组长赵六根据群众意见召开群众会，决定把集体机动地甲地收回重新承包，对2000年超期的承包费，按每亩30元的标准补交(张

三、李

四、王五已补交)。同时，会议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夺标承包经营，张三等3户参与夺标，但未中标。于是暴露了张三(二轮承包时任社长)擅自把集体的机动地(甲地)与自己一轮承包时的责任地(乙地、丙地)对调，将甲地集体机动地承包给自己和儿子李四和王五，并把经营的集体机动地申报为责任地，报村公所填在《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骗取合法证书。群众得知内情后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收回集体的机动地。据查，张三还将1995年作情给孙七耕种的集体机动地丁地1亩也申报填为孙七的责任地。

(二)分析认定

1、张三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用非法手段骗取合法证件，因此张

三、李

四、王

五、孙七等4户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同)》为无效合同，收回报市政府批准，另行核发。

2、甲地作为某村六社的集体机动地，2002年前的承包费，按过去定的承包办法执行。2003年后，将收回张三等4户的非法承包责任地甲地、丁地为集体机动地，交由村民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讨论通过，进行公平、合理承包;张三及其儿子等3户恢复一轮承包时的耕地乙地、丙地为二轮承包时的合法责任地。

3、社长张三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本应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但鉴于他已没有任任何职务，已是一名普通村民，因此免予追究。

仲裁庭上讨说法-- 丰县九户农民“争地”

官司旁听记

4月19日下午，丰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县范楼镇胡楼村汪新庄西组农民石某与同村另外8户农民之间的互换承包土地纠纷案。记者和参加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会议的代表一起，旁听 了该案庭审过程。

口头约定的换地是否合法

提出仲裁申请的石某在庭上陈述，1981年他与村组签订了庄西头一块长127米、宽17米土地的承包合同。2003年7月，同村的汪某与他口头协商换地，目的是用他的地给9户人家建房子，其中也包括石某本人。后来他看到国家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认为这种换地行为不合法，多次找这8家人协商恢复土地原状，但始终未果。3月30日下午，坚持要换回土地的石某又到原先的承包地上撒化肥耕种，受到有关当事人的阻拦。石某还出具了4月16日县政府补发给他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请求裁决汪某等8人还回他的这块土地，并赔偿损失费300元。

被申请一方的代表汪某反驳认为，当初的换地虽然是口头协议，但仍然反映了双方真实、自愿的主张，并且已经完成了合同履行生效过程，因此是合法有效的。汪某还提出，换地后，他们几家又让出一部分土地新开了一条8米宽的生产路，便于村民的耕种和出行。如果将目前的既成事实再变回去，势必要打乱村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换地是否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

仲裁庭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激烈争辩，承包地在互换中是否改变了原有使用性质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石某认为，对方在口头协商中是把9户人家准备建房作为换地的目的提出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种改变承包地农业用途的做法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将土地恢复原状，退还申请人继续从事农业经营。

汪某则强调，土地互换是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安排下进行的，目的为了解决部分土地长期受涝灾无法耕种的问题，同时也方便一部分村民的生产和出行。被申请一方还出示了有关照片，证明他们在互换后的土地上继续从事农业经营。至于所谓“换地建房”，是村委会曾经承诺，对出让土地修路的村民，在今后统一规划建房时给予相应补偿。但后来建房的事情并没有着落。

妥善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有益探索

依据双方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仲裁员提出了调解纠纷的建议，但双方未能就调解达成一致。仲裁员宣布闭庭，对该案将另行合议后做出裁决。

记者在开庭结束后了解到，根据农业部和省农林厅部署，丰县从去年9月就开始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试点探索，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工作体系、流程和制度，聘请了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具有丰富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员。今年3月以来，该县已受理了9起农民申请仲裁的土地承包纠纷案。通过仲裁，为农民依法维护土地权益开辟了一条便捷有效的渠道。近一个多月来，农民为土地承包纠纷上访的事件明显减少。

在现场旁听的省人大农委主任姜道远强调说，各地要把搞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放到认真贯彻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根本权益的大局中来。我国的土地承包法中对采用仲裁形式解决土地承包纠纷已有明确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办法上目前还没有相配套的法律规定。江苏正在丰县等5个县(市)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试点，这种创新意义的实践，既是当前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也将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提供借鉴。

承包地转让并非自己说了算

1998年4月，赵某与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将村里闲置的20亩耕地承包下来种粮食，承包期为10年。后由于赵某做生意，无心经营承包田，便于2002年11月，未经村委会同意，擅自将承包的20亩耕地转让给好友王某，并与之签订书面合同。村委会得知后，与赵某交涉无果，将赵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其赔偿损失。

[说法]

本案是涉及土地承包合同的转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

本案中，赵某未经发包方村委会的同意，私自决定将自己承包的耕地转让给他人，赵某与王某签订的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赵某违反法律规定转让土地承包合同，主观上有过错，理应承担违反承包耕地合同的违约责任，而且还应赔偿由此给村委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见，承包地转让不能自己说了算，转让时一定要征求发包方意见，否则，到时吃苦的还是自己。

恶意串通承包土地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日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土地承包纠纷案，由于原被告居心不良，包地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占地补偿金，最后被法院判决承包合同无效，土地恢复原有耕种状态，使一伙人白打了征地补偿金的主意。

1998年4月，李中来到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红旗村，找到原村委会主任何双(已判刑)，说大庆油田要征用你们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栽些树，等征用地时，可获得巨额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等，并说好事成后二人平分高额土地补偿费。后在何双的策划下，村委会与李中签订了《招商造林合同书》。李中从这个村承包到了180亩耕地，约定合同期为3年。李中将地包到手后，由于自己无能力造林，又将地擅自转包给王华种上了一些名贵果树。可是一直等到三年合同期满，大庆油田也没有占用此地。李中等人不仅白打了“巨额补偿金”的主意，何双也因为在包地中受贿被判刑。

今年春，在清理土地承包问题时，这个村要求收回承包给李中到期的土地，李中和王华不但拒不退还土地，还要求村里赔偿果树等费用。为此，这个村将李中、王华告到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在开始订立土地承包合同时目的不纯，双方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目的。另外，被告李中将土地承包到手后，又擅自转包给第三人，所以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法院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招商造林合同书》无效，限60日内，被告及第三人将种植在原告180亩地上的名贵树木全部移走，土地恢复原状。

一起为了1.3分地闹得你死我活的土地纠纷

5月29日，经过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的调解，祝下良和殷兆明这对“仇人”终于和解。事情起于1.3分地。2001年，丰县宋楼镇祝楼村村民祝下良用其长了1年梨树的1.2亩地，和村民殷兆明长了4年梨树的1.07亩地交换。两户农民从2003年开始为此出现纠纷，其间，村里及邻居曾经帮忙调解，但是没有成功。以至最后两家大打出手，甚至威胁要扒祖坟，闹得鸡犬不宁。

2004年3月16日，仲裁庭开庭审理。双方争议焦点是土地流转是否合法，以及应否返还互换的承包地。但当庭他们各执己见，情绪激动，最后没有达成一致。5月29日，经过仲裁庭细致调解，双方各让一步，接受仲裁庭调解意见：互换土地今年9月终止;双方用另外的土地互相调整。

基层认为土地纠纷仲裁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飞跃”按照省里的试点要求，丰县去年从县法院和县农工办聘请8人作为仲裁员，培训3个月，开始接受农民的申请。从今年1月开始，仲裁庭受理了10起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有5起在受理前经过仲裁庭解释后化解，另有5起仲裁庭没有受理，“因为这些纠纷早在土地承包法出台前，适用法律不明确没法受理。”在受理的10起纠纷中，目前已经解决了6起，另外4起马上将开庭审理。

这些案例中，有6起是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还有4起是农民与村委会、镇政府之间的土地纠纷。最典型的案例是：常店镇政府2000年占用13户农民承包地32亩搞蔬菜大棚形象工程，但这些农民一直没拿到土地补偿费，土地也没有要回来。目前这个案例即将第二次开庭审理。丰县县委农工办副主任、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杜鹏说：“农民和村委会及镇政府之间的土地经营权纠纷，如果不坚持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就不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仲裁就失去公正性，势必影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据丰县有关人士介绍，以往很难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没法说谁有理谁没理，即使定了性也没法执行，农民常常上访。有了仲裁庭，到目前为止，全县没有发生一起为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越县上访。丰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徐传美说：“土地仲裁制度解决了大量现实问题，我认为它将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飞跃。”

各方热评农村土地纠纷仲裁

丰县宋楼镇祝楼村村民殷兆明：“我对土地承包法不是很了解，经过仲裁，我也基本懂得了土地承包法，知道法律不保护口头约定、乡规民约。我基本满意调解意见，再闹就要上法院，我怕法院诉讼费高，打不起官司。”

范楼镇京庄村吕瑞侠：“我和黄维敏是邻居，以前关系不错，他现在当庭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黄维敏：“法律大不如人情大，大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仲裁调解比法院解决好。”

丰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庭仲裁员：“农村土地纠纷标的很小，经常是几亩地、几分地，甚至只为5棵树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以调解为主，重视处理好邻里关系，因为标的虽小，却关系农村社会稳定大局。”

丰县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法院不愿受理这些小标的的案子，今后大量此类纠纷肯定会到仲裁庭解决。但是仲裁庭困难不少，比如，2003年出台的土地承包法没有具体实施办法;土地承包法出台前的旧案怎么办?农民情绪激动当庭打骂怎么办?怎么保证仲裁的权威性?还有，办案经费有限，收费又会增加农民负担。”省人大农委主任姜道远：“采用仲裁形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是土地承包法的明确规定，丰县等地的实践具有创新意义，仲裁是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是有效解决‘三农’热点问题的突破口。”

外嫁女和新生儿不如逝去的村民?

村规民约违反相关法律 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呈上升趋势

今年上半年，中院受理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上诉案为83件。与往年比，呈较明显增长趋势。此类案件中涉及外嫁女和新生孩子的补偿标准问题占有一定比例。引发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上升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农村土地30年延包工作不规范;村规民约的不合法、不合理性。

案例一：外地嫁进来的李某赢得补偿款

李某于2001年10月10日嫁给西坂村村民洪某，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母子二人户籍于2003年7月28日从翔安迁移至西坂村一组，成为西坂村村民，属于西坂村在1997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因结婚或出生而新增加的人口。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西坂村一组当时的在册人口每人分得的承包地面积为0.788亩，但西坂村一组当时并未将本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分配给当时的在册人口承包，而是留有部分土地由小组统筹管理，此后一直未对当时分配的承包地进行过调整。2003年8月20日，西坂村一组被征用土地363亩，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每亩35700元(其中青苗补偿费为每亩500元)，共取得征地补偿款1千多万元。

西坂村一组、西坂村委会以村民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土地款分配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本次征用土地根据1997年每人口分配的0.788亩土地，按照1997年的人口分配，且土地补偿款百分百发放给个人;在1997年至今没有分配土地的人口，为新增人口，小组按照规定补给每人口14142元;对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册的人口(包括在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已死亡的人口以及外嫁他处的人口)给予分配征地补偿款，每人实际发放金额为27737元，但未分配给李氏母子征地补偿款。

在诉讼中，李某提供娘家所在的翔安区马巷镇后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李某在其娘家所属村未分配给承包地。西坂村委会和西坂村一组对该证明的真实性表示没有异议。

母子俩认为，自己作为新增加的村民，居然比不上有些逝去村民的权益，分配方案明显不公，她和儿子有权分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征地补偿款即每人27737元。

一审判决认为，在《土地征用协议书》签订之前，李氏母子确属西坂村委会和西坂村一组的村民。李某自结婚生子后，一直未分得承包地，其原因在于西坂村委会和西坂村一组。

征地补偿款是对在《土地征用协议书》签订之时的村民今后生活的一种补偿，李某和儿子系妇女和幼童，生活基础就在西坂村，是真正需要获得今后生活供养的村民，西坂村一组对包括已经死亡以及外嫁他处的人员在内的其他村民都有给予发放每人27737元的征地补偿款，作为同样是西坂村村民的李某和儿子理应分得同等的份额。

法院一审判决：西坂村一组、西坂村委会共同向李某和儿子每人支付征地补偿款27737元，共计55474元。

西坂村委会不服上诉：征地补偿以保障承包户为前提

西坂村委会不服上诉。西坂村委会认为，原审未查明西坂村一组土地承包的现状，亦未充分考虑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便草率认定李和儿子应分得征地补偿款。

西坂村一组本次土地征用的农地主要是承包户的土地，而在土地被征用后，真正失去土地的是征用范围内的土地承包户，根据保障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立法精神，已不可能将原有承包的土地再次做出重新承包分配，被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户无法再分到土地。西坂村一组从这些土地的补偿款来考虑对新增人口的土地补偿，这已经是根据新增人口的实际情况所作出公平的补偿方案。西坂村一组充分保护承包户的利益前提下，又切实考虑到了新增人口的因素。西坂村决定土地补偿款分配是建立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因而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是切合实际的做法，未与国家法律政策相抵触。

法院认为村规民约违法

征地补偿应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安置补助费系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此次西坂村一组系将扣除青苗补偿费后的征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即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费用应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西坂村一组决定将补偿费用按照1997年承包土地的情况进行分配，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期限三十年不变的政策，重在保护农村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西坂村一组在1997年发包土地后也未再作调整，导致此后新增人口未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因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征地补偿款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因此，有关补偿费用在确定按照1997年承包土地情况进行分配的同时亦应平衡因受农村承包经营政策影响而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增人口的利益，平等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西坂村一组关于新增人口按每人14142元补偿的规定，造成实际需要依靠土地赖以生存的新增人口所获补偿远远低于1997年承包土地现已死亡的人口所获得的补偿，显然有违征地补偿款重在维系失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原则。

鉴于原审法院审理期间已就分配方案存在的问题征询西坂村委会和西坂村一组的意见，西坂村委会和西坂村一组均明确表示不再重新制定分配方案，根据原定方案的规定，异议者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法院从李某和儿子的户籍、土地承包和生活基础情况进行考量，确认他们享有与其他有承包土地的村民同等的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是正确的。驳回西坂村委会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户口还留在原处的外嫁女也赢了

孙姓女，是集美孙厝英村四组村民，她嫁到外地后，户口一直留在这里，还有土地承包关系。英村四组土地因集美大学城建设而被征用。村小组按人均共发放征地补偿款49000元的标准发放给四组的村民，其中包含土地补偿金29408元、青苗费6200元、劳力安置费13392元。孙仅领取劳力安置费13392元，其余款项未领取到。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英村四组支付征地补偿款35608元。

一审判决认为，孙作为英村四组的合法居民，小组的土地被征用，享有获得被征用地的各项补偿费用的权利，其权益依法应予保护。英村四组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缺席判决英村四组补偿她35608元。

宣判后，英村四组不服上诉。英村村委会依法行使自治权，依法定程序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充分考虑农村的情况，结合实际通过分配方案。孙不符合分配方案的要求，不应该得到土地补偿款。市中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分配方案关于外嫁女能够移出户口而没有移出的，不发放土地补偿费的规定及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均违反了法律规定。孙女子作为村小组的集体成员之一，且作为承包集体土地的成员之一，无论其是否属于户口能迁出而未迁出人员，均依法享有相应取得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权利。驳回英村四组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处理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首先，从户籍因素来看，在《土地征用协议书》签订之前，外嫁女和新生儿属于哪个村;其次，从土地承包因素来看，外嫁女和新生儿有没有和这个村形成土地承包关系。最后，从生活基础因素来看，土地是我国农民获得生活供养的根本基础，征地补偿款是作为因国家建设征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今后生活的一种补偿，是对在《土地征用协议书》签订之时的村民今后生活的一种补偿，妇女和幼童也是真正需要获得今后生活供养的村民。

出嫁女被剥夺土地承包权 备受关注的原告林玉珍及其3个子女与被告闽清县东桥镇朱山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纠纷一案在闽清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近十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了旁听。

朱山村出嫁女被剥夺土地承包权

1985年，朱山村村民林玉珍嫁给了东桥镇居民户口的林学铭，由于国家政策所限，农民户口的林玉珍继续将户籍落在朱山村，而随后出生的3个子女也只能随母落户朱山村。

朱山村第一轮耕地承包工作由1984年开始，承包期为15年，于1999年12月31日到期。1995年，由于安仁溪水电站的兴建，库区淹没了朱山村的部分耕地。1996年，根据村民的要求，朱山村将库区淹没赔偿款中的170万元投资于安仁溪水电站，并将投资分红作为口粮补偿款发放给失去土地的村民。林玉珍作为村民，每年从村里领到650元的口粮款。

2002年1月，朱山村公布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方案。该方案规定凡是1999年以前出嫁，户口仍留在朱山村的女村民，一律不得享受土地承包权。因为这样一条村规，就将林玉珍及其3个子女排除在享受土地承包权益范围之外，林玉珍一家不仅失去土地承包权，也失去了领取口粮补偿款的权利。

有关部门肯定了出嫁女的权利

林玉珍遂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要求解决。2002年9月26日，闽清县东桥镇人民政府作出一份《通知》，确认朱山村村民林玉珍及其子女应享受新一轮土地承包的权益，并要求朱山村应对土地延包方案中违反规定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2003年2月10日，闽清县农业局作出有关处理意见，要求朱山村对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侵犯村民林玉珍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并建议朱山村重新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研究新一轮耕地承包方案。但朱山村村委会没有按上述文件规定进行修改。

林玉珍上法庭讨说法

今年2月11日，林玉珍及其3个子女向闽清县法院起诉，要求朱山村村委会给予他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时签订承包合同和颁发经营权证，并享受村民应有的口粮补偿款。

3月17日，闽清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近1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审理。庭审中，朱山村村委会提出，他们的分田方案是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原则来进行的，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在土地承包期间，林玉珍的父母先后去世，弟弟、妹妹户口相继迁出，林玉珍的哥哥生育3个子女，林玉珍也生育3个子女，家庭人口发生重大变化。村委会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继续按第一轮土地承包方案，没有调整给予他们一家的责任田，仍然给予林玉珍一家7口人的口粮款。林玉珍其实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他们家庭内部调整。

林玉珍指出，2000年3月，她已独立分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他们一家共有3户11人，但朱山村村委会只承包给他们一家2户7份责任田，剥夺了林玉珍一家4口的承包经营权。

据朱山村村委会反映，户口落在该村由于不符合该村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而没有分到耕地和享受口粮待遇的有120多人。鉴于本案牵涉面广及对农村土地承包的影响，闽清法院在庭审结束后，没有当庭宣判。

土地租赁纠纷案引发法律争议

就在本报曾报道过的广州市黄埔区养猪大户钟领高与区政府就拆迁赔偿一事还未有一个结果时(详见本报去年5月25日第五版《昔日扶持今拆除愁坏诸多养猪户》一文)，又遇上了让他更为发愁的事情——曾经在养猪事业上给予了他大力支持的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于今年5月6日将他告上了法庭，并向黄埔区法院提出了拆除养猪场归还用地的先予执行申请。12日，法院作出准予先予执行的裁定，责令被告钟领高在裁定发出之日起3日内将土地返还给居委会。在钟领高未在限期内自觉履行的情况下，法院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

强制执行：养猪场被夷为平地

5月16日上午8时30分，黄埔区法院30名法官和法警在二十余名公安民警及三十余名城管执法人员的配合下来到钟领高的东诚养猪场，执行法官找到养猪场业主钟领高的妻子张燕明，询问钟领高在哪里，张说，怕钟领高在场不冷静，因此找人将他锁在家里。法官于是向张燕明宣读了法院的先予执行裁定。法官宣读完毕，张燕明不断地问：“你们凭什么强制执行?”

法官告知张燕明：“你可以自己清场了，也可以指定地方由法院搬运过去。”张燕明没有理会。法官于是宣布强制执行，在场的张燕明母亲、婆婆等人放声大哭。

将近一个小时后，法院雇来的百余民工开始动手连拉带扯地将猪赶上车。张燕明心疼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一边用DV拍摄赶猪过程，一边说：“我心里很痛，经过这样折腾，这些怀孕的母猪有一半会流产的，它们的繁殖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平时都舍不得让这些怀孕母猪走动的。”

大约到了下午1时多，养猪场里的139头母猪和50头仔猪全部被赶上车并被运走。随后，法院动用3台推土机将一千多平方米土地上所建的猪舍夷为平地。

据执行法官介绍，这些猪将由法院代为出售，目前已联系好买家，所得款项将悉数交还给钟领高。

案件起源：协商未果告上法庭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1995年10月12日。沧联村委会(2002年8月20日改为沧联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委员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个体户秦镜波、钟领高、龚学良签订了《沧联林果综合场承包鱼塘、旧猪舍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其合作开发的沧联林果综合场内面积约6亩左右的土地租给乙方开办联兴畜牧场养猪，期限为15年。后因联兴畜牧场经营不善，秦镜波、龚学良退出，由钟领高独自承包经营，同时，“联兴畜牧场”名称变更为“东诚养猪场”。

之后，沧联村委又先后于1996年10月28日和2000年1月7日，分别将与猪场相邻的6亩和2.5亩两块土地出租给钟领高，用于养猪及与养猪有关的经营，租期均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到2010年12月止。

据钟领高介绍，上述合同签订后，沧联村委依约将各合同项下的土地交予钟领高，他先后借贷上千万元资金，多次扩大规模，成为广州市黄埔区最大的养猪场，因其养殖的生猪肉质好而大部分出口至境外。就在他一心一意发展自己养猪事业的时候，2002年初，沧联居委会却通知他，根据黄埔区政府的文件精神，东诚养猪场须于2002年8月31日前自行关闭，所有出租土地要归还居委会。

在钟领高还未与黄埔区政府、沧联居委会就清拆赔偿达成一致时，当年11月，沧联居委会又通知钟领高，因居委会要发展工业园，部分土地已租给一家物流公司，要求他将位于养猪场办公室以西1079.92平方米土地上的猪舍清拆后交还给居委会。双方就清拆赔偿问题进行过多次协商，但钟领高认为，沧联居委会提出的赔偿金额与他清拆后的损失差距悬殊，没有答应清拆要求。

今年5月6日，沧联居委会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其与钟领高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无效，并请求法院对归还1079.92平方米的土地进行先予执行。

原告：养猪场应当拆除

原告沧联居委会认为：原告依约将土地交予被告后，被告饲养生猪未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行临时建设未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建、农业环境保护方案未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防治污染设施未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未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严重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广州市规划条例》、《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禽畜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被告的养猪场地处饮用水源保护区，根据《广州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条例》，被告的养猪场污染了城区环境，依法应当予以关闭;根据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清理整治养猪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清理整治养猪场工作方案请示的通知》精神，被告的养猪场应于2002年8月31日前自行关闭;

被告的养猪场所占土地在1998年已被国家征用作为工业园建设，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且由于原告已将部分土地租给另一家物流公司，按原告与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原告必须于2002年12月18日交付该土地给物流公司，现原告已无法按时将土地交给该公司，担负了极大的违约风险，随着违约天数的增加，原告的损失与日俱增。

因此，基于以上理由，被告应当立即搬出养猪场现在占用的土地;如果被告不立即搬出的话，原告将无法履行与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原告认为自己的情况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先予执行的条件，因此向法院申请对被告进行先予执行。

案件当事人：当初政府给了我大力支持

庭审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当事人钟领高，他告诉记者，当初各级政府是非常支持他发展养猪业的，但事隔一年，养猪场投资近千万元，有种猪近千头，仔猪2500头，育肥猪4500头，成为黄埔区最大的养猪场并刚刚进入投资回收期之时，有关单位却要拆除他的养猪场。

对于原告以“市容环境卫生问题”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钟领高说，他于2001年10月对养猪场建设项目进行了审建报告，项目定址也是经黄埔区环保局批准的，去年10月份，省里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区环保局长专门做过调查，提取了水样进行化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钟领高说：“当初承包集体农业用地，积极发展养猪业都是政府扶持和倡导的，宣传‘三高’农业、树立典型的现场会都是在我的养殖猪场开的。200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还无偿拨款补贴15万元扶持我的养猪场发展，并在品种改良、环保设备投入、电脑联网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没想到这政策说变就变，当初极力支持我的居委会在场地租用还未到期的情况下，竟转租给了其他单位，在我无法接受对方提出的搬迁条件下，他们违约在先，还要拆除我的养猪场。我愿意配合政府的规划行为，但我办这个养猪场投入近千万元，当然无法接受八十多万元的赔偿，可他们反倒将我告了，竟还申请先予执行。眼看着自己耗资逾千万的心血付诸东流，不仅贷款和借款还不上，连一家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法院：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主审法官———黄埔区法院叶安东告诉记者，法院审理后认为，讼争的土地原系沧联村委会(2002年8月20日改为沧联社区居民委员会)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但后来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批准，已经征用为国有工业用地，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土地补偿费归发包方所有，地上建筑物、养殖产品及青苗补偿费归承包方所有，所以被告钟领高没有继续占有和使用讼争土地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由于被告占有和使用讼争的土地，对原告行使土地使用权构成妨碍，导致原告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已经造成经济损失。如不先予执行，原告和心盟物流公司的生产、经营都将面临巨大影响和巨额经济损失，因此需要制止被告继续占有使用讼争的土地。在原告提供了200万元现金担保的情况，依法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

在进行这次先予执行前，法院曾进行过仔细斟酌，确定该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后，才作出裁定。先予执行不代表法院有倾向，在审案中，法院将保持公正性。钟领高迁出指定土地，先予执行裁定执行完毕后，讼争案件其他争议问题及被告钟领高对原告沧联居委会的索赔反诉将择日审理。

被告代理律师：先予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违约在先应承担赔偿责任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被告代理律师、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耿爽。她表示，本案中原告对于先予执行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告违约在先，应承担违约责任。耿爽律师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也提出了异议。

另外，耿爽律师指出，原告认为被告的养猪场未办理相关手续，并影响了市容环境，更妨碍了政府部门对于清拆养猪场的统一安排。被告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及是否违反了相关文件的规定，应由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此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而不是由原告代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此项权力。况且，原告自1995年至2001年多次与被告签订土地出租协议，对这些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但从未通知被告需办理相关手续，这只能看作是对被告的一种许可。而被告一直在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根本不需要办理报建等有关手续。

至于原告以其与某物流公司之间的出租协议为提出先予执行的理由，就更站不住脚。因为原告的此项理由正是基于原告在未履行完与被告的租赁合同情况下，就擅自将同一块土地出租给了另一家公司，恰恰是原告一个明显的违约行为，那么原告怎能以自己的违约行为为理由要求被告返还场地呢?

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居委会的诉讼依据主要是土地已被征用，但征地必须遵循征地的程序，居委会是否已经办理完农用土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应以是否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为标准，但迄今为止，居委会只出示过自己在1998年取得的《建设用地通知书》，而无《建设用地许可证》。既然手续没有办完，那么居委会以土地已被征用为由要求钟领高搬出明显于法无据。

其次，即使不理会手续是否完善，居委会明知自己已经在1995年开始将这块土地租赁给了钟领高用于养猪，仍然向有关部门申请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该说这是居委会的一种故意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不仅应当补偿被告的财产损失，而且应当补偿未履行完毕的承包合同应取得的收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居委会已经申请了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仍然在1998年拿到通知书后，继续数次与钟领高签订租赁协议，故意隐瞒重大事实，导致了钟领高不断增加养猪场的投资。居委会说土地已经被征用，为什么被告天天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却从来没有收到过征地通知书呢?在租期还有8年的情况下，却一声不响就把土地转租给了物流公司?

最后，虽然现在部分猪场已被强制清拆，但纵观本案，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公民私人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即使全部猪场都被夷为平地，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清拆补偿，钟领高的私人财产是否应当得到保护?如果应该得到保护，那么补偿的标准是怎样，该补偿多少?如果钟领高的猪场就这样被拆毁而又得不到补偿，那么谈何公民财产权问题?这也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法律专家：本案“先予执行”值得商榷

记者就此案采访了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蔡彦敏教授，蔡教授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法院对该案予以先予执行是难以成立的。理由如下：

其一，从原告的诉讼请求来看，原告要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无效，并基于此而要求被告返还所承包的土地。而被告就合同有效也提出了相关证据。这首先说明原被告之间对讼争合同是否有效存在争议。基于审受诉制约的诉讼原理，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进行审理和裁判，即对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审理。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很难说具备先予执行所要求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这一条件。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先予执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和生产经营;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人民法院于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

其二，法院在先予执行的裁定中认为，该案讼争土地已被广州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纳入征地范围，该土地已经变为国有的工业用地，因此被告没有依据继续占有和使用讼争土地。如果该土地确实已被国家征用，而被告不执行生效的行政决定的话，有关行政部门可以依法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但只有有关行政部门才是适格主体，本案原告显然不是适格主体。

其三，法院在裁定书的第9页中认定，“根据广州市云埔工业区东城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沧联村委会签订的协议，该村委会取得广州市云埔工业区东诚片158000平方米土地作为自留经济用地”。而根据双方《协议书》的内容，却是村委会为将该自留经济用地开发为工业园而与对方就该土地的相关细节达成协议的。该村委会进而再委托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沧联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同一土地的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也就是说，在法院尚未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之前，原告已违反该合同对该土地使用，与他人签订合同作了另行处理。而现在法院在先予执行的裁定中对不属本案争议范围的后一合同效力却作了“依法享有完整的合法权利、应受法律保护”的肯定性确认，并由此而认定被告对讼争土地的继续占有“对原告行使土地使用权构成妨碍，导致原告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已经造成经济损失”。进而又套用先予执行条件的有关规定，认为，如不先予执行，工业园的建设将受到严重影响，原告和物流公司的生产和经营都将面临巨大影响和巨额的经济损失。如果认真研读法律规定和准确领会法律精神，应当知道法律上所规定的先予执行的条件之间是具有有机联系的。第一，是讲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第二，是讲基于该明确的讼争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法院在裁定书中对该条件的套用显然已经违背了这一有机联系，同时也违背民诉法关于先予执行的法律精神。

北京大学法律系贺卫方教授就此案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意见时也指出：在这宗案件原、被告的合同关系还没有通过法律解除的情况下，不适宜采取“先予执行”。

外来户有没有土地承包权

长春市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1700多户农民，在今年的新一轮土地承包中，失去了土地承包权。随后，这其中的11户农民先后提出了行政复议和法律诉讼，要求返还他们的土地承包权。

“外来户”：我是村民就该给我分地

朱兴全、毛广正、刘吉权、宋明生、姚庆倜、高秀英、赵宦、王殿友、宋永银、苏国军分别是长春净月潭旅游开发区丰产居民委员会、先锋居民委员会的村民。这十几户村民都是过去从外地迁入本村的(简称外来户，原本地农民称为坐地户)。 据这些村民介绍，他们最早是从1987年，最晚的是从1995年迁出原来的居住地，通过各种关系，分别来到这个辖区的丰产社区居民委员会、先峰社区居民委员会落户。从迁出之时，原承包地被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十几年来，净月潭区一直没有进行土地调整，这些村民一直是依靠借种他人的土地进行耕种，或者依赖打工、做一些小生意过日子。

这些年来，朱全兴等人始终没有对土地承包问题有过什么要求，苏国军讲，因为过去的土地一直承包着，咱们这些“外来户”咋好意思让人家“坐地户”退出自己的地呢?

但在今年3月中旬，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为了完善承包关系对土地进行了打乱重分，这一次新一轮的土地承包中，依然没有这些“外来户”的承包地。熬了这么多年的这些农民坐不住了，凭什么剥夺我们的土地承包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户口、住所均在丰产、先峰社区居民委员会，就是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那么就应当享有法律赋予我们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依法应该享有承包经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而且，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2003年4月22日，这些村民向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要求依法变更辖区内丰产社区居民委员会、先峰社区居民委员会剥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做法，维护他们依法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结果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做出决定，这些“外来户”不能享有土地承包权。2003年6月19日，朱兴全向长春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不服净月坛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朱兴全等居民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土地承包权纠纷的意见。

而丰产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李富君、钱长功、刘忠林、宋德臣、邢春宽五户农民在3月27日就向净月潭开发区提出申请，净月潭开发区责成信访部门做出答复，依然是不应该给这些村民土地承包权。再次申请后，结果如故。由于不满意这个结果，也不满意政府部门以信访的形式进行答复，2003年5月28日，这五户村民起诉至净月潭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依法对村民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土地承包权纠纷做出裁决。

为什么这些农民一定要土地承包权，其中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土地升值了，靠打零工已经很难解决生计问题，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大本钱。另外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一直靠种别人的地为生，但是这很不保险，有时候也享受不到其他村民应该享受到的政府补贴，感觉很受歧视。

区政府：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土地承包权

不给这些外来户土地承包权，这并非是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的独创，早在2002年，邻区的绿园区作为长春市城郊七乡镇的土地承包试点区，已经是这样的政策了。这个试点方案是征求过省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展开的。而静月潭开发区依据市委领导的讲话精神，参照绿园区的方案制定了自己的《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实施细则》。

针对这些村民的申请，净月潭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振有以及农林水利发展局局长王文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给这些村民土地承包权，最主要的是尊重“坐地户”，就是那些老村民的意见——他们坚决不同意分给这些“外来户”土地。在政策出台之前，他们广泛征求了这些“坐地户”的意见，经过三个月的调研后，才出台了这个《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实施细则》。这些外来户，均是“包干到户”后迁入净月潭开发区的农业户，虽然他们的户口、住所都在这些社区居民委员会，但并非是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迁入的，而且自迁入后一直没有承包到土地，也没有履行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他们绝对不是这些社区委员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而这些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同样认为：这些“外来户”一直不是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他们迁入时，本区已经完善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关系。在迁入后，一直没有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接纳，没有行使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也没有履行过成员的义务。而且，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和设施是过去的全体成员经过长期艰苦劳动积累形成的，未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通过非正当途径迁入，就不应该分享这里的集体资产，承包这里的土地。

长春市政府在今年8月22日做出的“对朱兴全不服净月潭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土地承包权纠纷的处理意见”一案的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虽然“朱兴全认为迁入净月潭经济旅游开发区时，确实是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迁入的，如果不同意，不在准迁证上盖章，申请人的户口是落不到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的”，但是，朱兴全等人是通过个人努力迁入的，包干到户后迁入长春市城郊的有数千人之多，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就有1700多户，这些人迁入时，未经农村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一直未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接纳，没有履行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也没有行使过相应的权利。所以维持原来净月潭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处理意见。

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能自动获得

2003年12月17日，农业部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经营体制处李琴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长春市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土地纠纷这一类事情在全国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农民要到城乡结合部去落户，这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他们过去放弃原来的土地承包权，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迁入地的土地承包权，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现在为什么农民要土地承包权，原因在于城乡结合部不断成为城区，牵涉一个土地补偿的利益问题。

为什么引发争议，关键在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成员认定的问题，中国在过去没有一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法》，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在浙江省，有一部地方法规明确了这种关系，减少了大量的土地承包权纠纷问题。

这些农民该不该有土地承包权?她认为：这些村民通过关系落户到发达地区，是一个权力寻租的过程，不是平等竞争进入。从迁出地落户到迁入地，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迁出地的土地承包权，但是要获得迁入地的土地承包权，必须要获得一个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不是自动获得的。因为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过去农户拿着自己家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形成的经济组织，具有排他性。如果要成为其中一员，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必须要经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讨论通过后才可以进入。也就是说，迁入后，可以获得户口，但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新的失地农民群体出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辈子靠土地刨食的这些所谓的“外来户”在面对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承包权缺失的情况下，一下子茫然不知所以。邢春宽对记者讲：“迁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提土地的事情，想着是农民咋不给地种呢?但谁也没说不给我们地，如果那时候就说不会给我们分地，我们怎么也不会到这里来。种了一辈子地，忽然没有了地，你说该咋办呢?以后小孩子上学都是问题。咱们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有地租别人的地种，那孩子呢?没有地以后一辈子不就是给人家做长工吗?咱们又不懂技术，在城市里打工也没有什么优势，又没有什么商业头脑，也做不来什么生意，你说以后的日子咋弄哩。

怀有这种忧虑的不是他一个人，在长春市有数千人，在全国保守的讲有数百万人。虽然说长春市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领导说在各方面会考虑尽量照顾这方面人群，他们也能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开展一些家庭种植业，但对他们而言，以后这些地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还有多少土地空间给他们利用呢?对他们而言，孩子大了以后，如果考上大学，还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如果考不上，面临的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失业，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土地流转，还是立个字据为证

张某与李某是同村村民。1998年，双方通过土地二轮承包从本村各取得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期限为30年，并取得由当地县政府签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2年双方口头协议，约定由张某无偿流转3亩地给李某耕作;但对流转的形式、是转包还是转让、期限约定等均不明。此事得到村委会认可。镇经管站与村委会向双方发放了农民负担监督卡，确定张某的应纳税面积为1亩、李某的应纳税面积为7亩，后双方按此以各自的名义向村委会履行了合同义务。2003年秋收结束，张某要求李某退回流转的田亩，因此双方发生讼争。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对土地流转的形式是转包还是转让争议很大。张某认为是转包，双方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予以明确，但其有县政府签发的经营权证书，其与村委会的承包经营权没有终止，李某应退回流转的土地;李某认为是转让，双方虽没有转让登记，但已经村委会、镇经管站、财政所同意变更备案，双方均以各自的名义向发包方村委会履行了变更后的合同义务，张某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已经终止。

最后法院判决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为转让，而非转包，张某要求退回田地的请示被驳回。法院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或者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得到发包方的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张某与李某均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承包户，双方之间自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得到了发包方的认同，流转后李某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是有效的民事行为，此其一。其二，转包是指承包人把自己承包项目的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条件发包给第三者，由第二份合同的承包人向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履行，再由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向原发包人村委会履行合同的行为。转让是指承包人自找对象，由第三者代替自己向发包人村委会履行承包合同的行为。

本案中，李某是以自己的名义、以流转后的土地面积7亩向村委会履行合同义务，而张某对流转的土地已不再向发包方履行义务，发包方也是以李某为义务人、以变更后的计税面积向其催缴的，张某履行的也是变更后的田亩1亩义务，因此，张某与李某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应认定为转让。承包合同转让后，由受让人与发包方村委会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人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在此，法官提醒，农户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即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依法进行，土地的流转或代耕一年以上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以明确流转的形式、期限等，免得日后空口无凭，造成不必要的纷争。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或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的效力要优于未经登记的效力。

他应该怎么取得承包地?

问：二轮土地承包时，该农户户在人不在，村里将其承包田发包给其他人，现在该农户回来要地，问该怎么取得承包地?

答：根据省、市文件精神，该农户没有参加二轮土地延包，现在返乡要求承包土地，原则上通过民主协商妥善解决。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处理。有机动田的，发包方要优先于其他新增人口给该农户解决。其承包地的数量与原承包户同等对待。没有机动地的，可通过土地流转等办法解决。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继承的问题

尊敬的各位专家: 您们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继承的问题,现需要得到您们的咨询帮助,谢谢!具体情况是：我老家是云南昭通市绥江县南岸镇互助村21生产队,在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我家有三口人(父、母亲和我)的土地，父亲于1983年去世，我于1986年考上中专，户口随之迁出，至毕业分配到云南昭通市工作，现我的户口在昭通市，三口人的土地一直由我母亲经营，后因母亲年老，无力经营，我将其接到我的身边，但户口仍在当地，农村土地转让给当地生产队的A经营，在1999年签订土地延包协议时，我母亲在昭通，生产队签发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承包人仍然是我母亲的名字，鉴于我母亲不在当地，生产队(出包方)在没有得到我母亲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交A方的人领取，后我母亲于1983年去逝，现A不归还《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还说我母亲去逝了，以前的转让协议也不履行了，他就可以明正言顺的占为己有了。

各位专家：根据《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合同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承包人死亡期间，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一、我这种情况，我可以继续承包吗?

二、我姐姐在云南昭通市绥江县南岸镇互助村20生产队，给我母亲不在一个生产队，但在一个村(即互助村)，她的土地在20生产队，她可以就我们家的土地继续承包吗?三，生产队(出包方)在没有得到我母亲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交A领取，是否合法?

四、A即不归还《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不履行以前的转让协议，他就可以明正言顺的占为己有了吗?

谢谢各位专家!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继承的问题

【问】我是区级机关的公务员，我家在农村有三间房子，去年父亲去世后，村上的领导说我家在农村已经没有人了，要我拆房交回宅基地，可我打算过几年退休后还要回农村居住。请问，国家干部是否有权继承父母遗留下来的农村房屋和宅基地?如果需要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建房，要办哪些手续? 【解答】公民的房屋和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是可以继承的。不论是国家干部，还是其他人，都可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享受继承权，并且有权按照个人的意愿处置个人所有的房产。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农村居民的宅基地所有权都属于集体，集体有统一规划使用的权利。宅基地上的房屋继承者继承的只是房产所有权，农村居民或者继承者在依法取得房产所有权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一般应当随地面上的房产所有权而转移，由继承者继续使用，其使用权应通过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依法合理的确定。如果要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除了要按照当地乡(镇)，村的统一建设规划进行之外，还必须要由乡一级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是否可以继承?

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是否可以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使用的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集体;公民的自留山、自留地，所有权属于集体。而国家及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可以依法确定由个人使用的。即公民对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等，有依法使用的权利。因为遗产必须是公民个人合法拥有的财产，所以，公民是不能将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作为遗产继承的，而只享有使用权。

农民经营的自留地、自留山的收益，如种的庄稼、果木、药材等，则为农民个人所有。农民去世后，这些收益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

另外，因为我国农民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按家庭人口、劳动能力。以农户为单位分配的，一般不作过多调整，以保持其稳定性。家庭个别成员死亡，并不妨碍农户其他成员对自留山、自留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但并不是继承，只是家庭共同生活人继续经营和使用。

宅基地为居民、村民各户使用，包括屋基地和院落地，长期不变。宅基地的所有权和公民私房的使用权是分离的，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私房的所有权属于私房产权人。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属遗产，不能被继承，但公民继承了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也就随着房屋而转移给新的所有人。这也只是具体执行国家的行政法规，而不是继承的结果。

义务兵提干或改志愿兵后家里承包地能保留吗

根据《兵役法》规定，我国实行义务兵为主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由于家在农村的义务兵服役期满后，仍回原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他们服役期间继续保留其承包地是十分必要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24条规定：“义务兵入伍前是农村户口的，他们在农村承包的责任田和分得的自留地(山、林)等继续保留;入伍前是企事业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义务兵提升为军官或者改为志愿兵后，由义务兵尽义务的服役性质，改变为职业军人性质，并开始享受工资待遇，对此，根据军队的有关规定，部队应当及时通告地方人民政府。而其承包地如何处理，国家没有明文规定。按《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本精神，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应该收回其承包地，本轮承包到期后，由其入伍前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承包地。

弃耕农民要求返还承包地可获支持

编辑同志：我哥哥是一个农民，前几年因为家庭负担过重而弃耕土地到深圳打工。2004年以来，中央落实一系列惠农政策，哥哥所在的省减免了全部农业税。哥哥听说后，就返回农村向村民小组要求返还土地，但村民小组以土地已经发包给其他人为由予以拒绝。于是，哥哥就想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返回土地，并让村里赔偿他的损失。请问，我哥哥的要求是否合理? 冯强

冯强同志：从今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㈠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㈡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三篇：关于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的案例

一、原告：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利群百货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被告下属的长江购物广场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求

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所享有的著作权

2.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本案合理支出共20万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法律事实

原告陈述称经过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取得了《哆啦A梦》在中国地区的著作权，且原告发现市场上存在由第三被告生产，第

一、第二被告销售带有哆啦A梦形象的枕头，认为三个被告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提起了诉讼。但三个被告分别以原告并不是著作权人及他们所生产、销售枕头上的卡通形象与哆啦A梦有明显的差异作为抗辩理由。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如下的证据:1.公证书2011宁石证经内字第8050号及光盘，证明哆啦A梦形象的著作权归属于藤子.F.不二雄株式会社。2.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2号，用于证明藤子会社将著作权授权给集英社，集英社可再次授权。3.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3号，用于证明集英社将权利授予迪拜影业，香港影业可代理行使上述授权之权利。4.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5号，用于证明香港影业将权利授给艾影公司。授权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而2013年6月18日原告在第二被告长江购物广场购买了被控产品，12月18日提起了诉讼，所以艾影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享有著作权。

法院查实：第三被告确实未经原告的许可，擅自在其生产的产品包装上使用与原告享有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侵害了其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而对于第

一、第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销售与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枕头，应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但由于已经尽到部分审查、监管、注意义务，并且主观上并无侵犯故意，所以免于赔偿。

四、法院判决

1.第

一、第二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艾影公司著作权的行为 2.第三被告立即停止生产侵犯艾影公司著作权的枕头行为 3.第三被告赔偿艾影公司各项经济损失9万元(不是原告所要求的20万元，是因为综合考虑到哆啦A梦卡通形象的知名度、商业价值、第三被告经营规模等因素，酌情确定) 4.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共计5820元，原告承担2900元，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共同承担920元，第三被告承担2000元

第四篇：常见农村承包土地纠纷九个案例剖析

归纳起来，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一是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有关权益纠纷而引起的民事案件：

1、承包合同纠纷。表现在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利用职权收回、调整承包土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等。

2、承包合同效力纠纷。涉及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以及无效合同的处理问题。

3、侵占土地使用权纠纷。当前在涡阳县违法建房侵占他人承包地的案件较多，其原因是集镇发展扩大而规划滞后，农村新建住房宅基地缺少统一划拨，很多农民在承包地里建房时地界不明从而产生纠纷。还有一些农民在土地使用过程中，界限不是很明显，两农户之间在种植过程中互相侵占，从而引起纠纷。

4、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履行期限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一定的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如遇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势必要解除，而一旦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费分配问题达不成协议，纠纷就此引发。有的是家庭承包经营成员之间，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纠纷。

5、离婚或再嫁妇女维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这主要是指再嫁妇女原有的承包土地份额被原来家庭成员或近亲属非法耕种或其承包经营权被非法剥夺等引起的纠纷。

6、土地互换、出租等流转引起的纠纷。这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户之间，为了生产经营方便，自行相互换地耕种，或出租土地用于其他农业种植养殖而引起的纠纷。

7、相邻土地所有权行使关系纠纷。这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因相邻土地有关权益行使，或发包而引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相邻关系纠纷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家庭承包经营户之间的纠纷。

8、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 二是因土地权属纠纷而引起的行政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没有设定行政处理程序。但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该规定为特殊情况下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设置了一个行政处理程序。还有更多的是对政府部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证行为有异议而引起的行政诉讼纠纷，这类纠纷的诉讼在涡阳法院，相对涉及农村承包土地的其他行政诉讼较为常见。

本文只结合涡阳法院近年来涉及农村承包土地纠纷具有代表性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情况，就案例进行法理上的分析和说明。在分析和说明之前，应该理清如下几个常识性的概念。

1、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人 所谓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是指农村用于发包给承包户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依法行使、变更、放弃对农村承包土地权益的权力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十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行政村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此看来，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人即权利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说来，可能是村农民集体、村内某农民经济集体或乡镇农民经济实体。而村委会，则是依法代表村农民集体，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负责管理集体土地的村民自治组织。国土资源部根据物权法制定了《土地登记办法》，集体土地可以依照该办法进行所有权登记，登记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登记为准，该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上所显示的所有权主体即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权利人。这个权利人不是人民政府，也不是代表政府职能部门的农村经济管理局。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其性质

1978年，同样是安徽北部农业县的凤阳县，那里的一个叫小岗村的部分村民掀起了全面铺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序幕，触发了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正是这一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产物，也是一个必不可少法定形式的有力见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行政村等发包方与承包经营人依法签订的关于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书面协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

(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

(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承包土地的用途;

(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六)违约责任。”第十八条：“承包方案应当按照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承包方的权力中，值得一提的是抵押权的设定。设定抵押权是指承包方在不转移土地占有的前提下，将承包的土地作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债务的担保，承诺当债务不履行时，用承包经营权变价或折价抵偿。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只有经发包人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才可以作为抵押物。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合同，它既有民事合同的法律特性，也有行政合同的某些特征，还有与过去经济合同相同的特点。有学者分析：就承包方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大都听命于上级行政指令，村集体认为必要时可以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而承包方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等这些特点来看，其具有行政合同的特征;从农户获得具有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这一角度看，它的确又是一种设立用益物权的民事合同;从它具有强烈的公法干预色彩来看，与纯粹的民事合同确实有一定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杨才然教授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的立法思考》一文中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异化的经济合同”。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法律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使之趋于完善，增强可操作性，并就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强调了发包方的义务：维护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为承包方提供必要的服务、组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承包方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的流转、承包地被征用、占有时依法获得补偿的权利、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同时还载明了承包方的义务：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国家在农村实施的一项基本制度，“三农”问题历来与这项制度有着深刻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广大农民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土地，能自主经营并依法处分这种权利，这对促进农业的发展与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物权的保护方式。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以下简称《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了有关法律保护的条款。

在《物权法》实施以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对以其他方式承包土地，已依法登记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赋予了相应的物权效力。在物权法实施以后，根据物权法第12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在流转上，根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解释》第21条：“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除外。”经依法登记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可以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在保护方面，如果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未进行登记的以其他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权力性质上被认定为债权。即“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合同生效时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则“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承包土地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审理涉及农村承包土地纠纷的案件也倍感责任重大。人民法官为人民，事关民生和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的案件，自然在每一位法官的心里重如千斤。在这些纠纷的背后交织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农村承包土地纠纷早在多年前就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现就几例相对典型的这类案件进行简要剖析。

一、涉及开荒、复垦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家住涡阳县牌坊镇梁庄的梁某某早年在南方收破烂，自己家的承包由亲友代耕，土地二轮承包时，梁某某自愿放弃耕种。后梁某某回到村里，又包了村里的部分机动地，但和原来梁某某家承包的土地相比少了好几亩。2005年梁某某征得所在村民组村民代表的同意，对村西边沟沿上由于村民拉土建房而形成的残缺搁慌的1.8亩土地进行整理和复垦，并实际耕种收获了几季。2007年9月秋种时节，与梁某某复垦耕种土地有一简易生产小路之隔的承包土地的户主石某，强行将梁某某复垦耕种的1.8亩地连同生产路一起犁耕，并种上小麦，双方为此发生吵闹。梁某某夫妻年龄大，敌不过以女能人著称乡里的石某，就找村干部处理。新选上的村干部以不了解、问不了为由让他们上了法庭。原告梁某某起诉要求被告石某停止侵权、返还承包地并赔偿经济损失。

审理经过：针对原告的诉请，主办法官首先进行面对面调解，再对原、被告背对背劝说。但被告强调争议的1.8亩土地是其承包地的地边，按理应该由其耕种;同时强调，村民拉土形成的所谓生产路侵占了被告的这片承包地，加上这1.8亩地，被告家的承包地的总亩数才够。并从城里请了个律师，说法庭上见吧。在庭上，原告说被告承包地的总亩数不够，和他耕种的这1.8亩地没有关系，原告复垦承包耕种是经村里上上下下同意的。被告律师还辩称原告耕种争议的1.8亩承包地，承包程序不合法，且没有在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同时原告的行为侵害了包括被告在内的全体村民组村民的利益，被告的行为一是维护自身权益，二是按风俗和惯例(路到中心、沟到底)依照承包合同书记载的总亩数，依法行使自己的承包经营权，并且说原告本来就没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本案谈不上对原告经营权的侵害，所以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上调解时，原告愿意让出一条生产路，并愿意付给被告一定的耕种费用。被告则一口要价5万，原告说被告这不是敲诈勒索吗，至此案件调解之门以双方的口水战而被关闭。

法理分析：合议庭成员在对原、被告证据进行分析和认证的基础上，充分发表个人见解，最后形成了统一的意见：判决被告石某停止侵权，于判决生效10日内将位于村梁庄西沟西边沿上1.8亩土地归还给原告梁某某，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理由分析如下。

1、本案原告复垦耕种土地是否取得该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 ：“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造中、低产田，整治闲散地和废弃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 ：“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

(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

(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 国家法律鼓励土地复垦后用于农业生产，本着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本案原告经村民小组的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口头同意，对争议的1.8亩土地承包给原告的表决记录和承包协议，虽然是在事后补记补签的，视为对原告承包行为的书面合法追认，在加之行政村就原告复垦承包经营该地的事实证明，可以认定原告和村民小组之间按照协议已经履行了承包经营该片土地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并实际承包经营了该1.8亩土地。这种承包行为虽然没有报有关部门备案或依法进行登记，但这符合我国《物权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未进行登记的以其他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权力性质上被认定为债权。即“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即便是合同生效时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则“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本案原告已经取得了该片土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

2、被告有关辩论意见的错误和误导

关于被告说争议的土地是其地边的问题，此案在审理中间，合议庭也现场去测量了被告和争议土地相邻的这片承包地，亩数和其记载的基本一致，生产路有部分在被告的承包地里，但这个临时生产路是可以随着被告的耕种行为改变宽度的，和原告的耕种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更不用说风俗和惯例不是法律规定了。即便是地边和沟沿也是在没有集体统一利用和发包的情况下，由于沟坝消失或沟面缩小而增加的土地，可以由土地承包人自然扩耕;实际上承包人自然扩耕的现象在农村很多，一般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是按法律规定从承包时开始30年不会重新发包和丈量的。而本案争议的复垦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是被告的地边，但是属于集体的复耕地，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人已经依法发包给本案原告承包经营，所以不可能再按照所谓的“惯例和风俗”“纳入”被告的承包地。

关于被告辩称把争议的1.8亩土地纳入其承包地总亩数，是依法行使其承包经营权的问题。首先被告自称其承包地总亩数不够，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的问题，其私自强行耕种原告正在耕种的土地，自以为是行使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建立在损害原告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其行为违法。再次被告的这种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以民事行为取代行政行为的嫌疑(发包行为有部分行政行为的特点)，在法理上也有悖法学常识。还有关于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合法问题，不应该是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问题，而应该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有该土地的权利人或权利人代表提出(法院可以依法审查原告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一条：对于当事人要求确认承包地四至纠纷，要求确认村民会议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确定的承包方案无效纠纷以及要求落实家庭承包政策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因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所以被告的上述辩论意见，合议庭均没有采纳。

3、关于本案是否适用《物权法》的问题

此案在合议时，有的法官谈到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问题，本案被告的侵权行为虽然发生在我国《物权法》施行之前，除去法律的溯及力不谈，只论侵权行为本身，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侵占原告承包土地的行为，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原告合法承包经营权的侵害行为，2007年11月中旬被告起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经实施行一个多月，而被告对原告承包地的侵占还在继续，所以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被告在争议的1.8亩土地的耕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其为此投入的劳动是违法行为，其在此土地里投入的种子、化肥等经济不受法律保护;故本案判决不必考虑在以后执行过程中被告可能提出的经济损失问题。

二、涉及违法建房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侵权的案例

案情摘要：原告刘某某于2006年1月份承包了原告村庄西一块土地14.73亩，四至明确，承包书的合同号为HT201414054。2008年3月份被告高甲、高乙、刘某未取得准建许可的情况下在原告的承包地旁边建房，建房时强行侵占原告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三被告均占原告土地宽1.77米，长29.7米。当时原告不同意，多次向村干部反应要求处理此事，并找当时的涡阳县委书记上访，找土地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找涡阳县信访办信访。此由信访部门于2010年5月份转来，原告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无条件的拆除在其承包土地上的建筑物。

审理经过：案件在没有开庭审理前，主办法官了解到，原告刘某某是残疾人，是老信访户，经常驾驶电瓶三轮车上涡阳城里找有关部门处理，经县领导批转镇处理，2008年10月16日原告的全部土地经行政村干部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丈量并签名确认;诉争的原告土地还剩下土地14.49亩，与经营权证书记载的面积14.73亩相比少0.24亩。三被告所建的两层楼房均实际占了原告的承包地：宽均为1.77米，长均为29.7米，合计0.24亩。经查被告高乙有土地使用证，被告刘某有土地申报表，被告高甲无任何土地使用手续，三被告建房均未经审批。原告所在村民委员会书面证明了原告刘某某共有两块承包地，庄西地即诉争的土地还剩下14.49亩，与经营权证书记载的面积14.73亩相比少0.24亩。原告刘某某(北地)2.08亩经丈量于合同书记载的一致。开庭时原告还举证了涡阳县价格认证中心评估鉴证书一份，载明原告刘某某庄西承包地被被告占用南北89米，东西宽11.7米，折合0.24亩。原告的承包地在未来16年的收益认证价值为30000元。

三被告辩称，被告高乙有集体土地使用证。三被告对原告的承包证无异议，要求重新丈量原告的土地，由村干部及群众代理参加丈量。同意丈量范围是三被告刚盖的房子及原告的14.73亩承包地。丈量的起点是西边应从原告的种麦处为起点，北边应从原告种麦处丈量，从我们的房子外往西(往房子之外)再留3米的路，再往西丈量23米。原告土地损失的价格鉴证书评估与三被告无关。

庭后经调解，原告刘某某考虑到三被告已实际建成房屋，都是同村人，变更诉请要求每人赔偿实际农业收入的损失每人6000元，合计18000元。

法理分析：本案基于三被告建房已成事实并正在居住，从农村稳定和关注民生的角度着想;同时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愿意作赔偿处理，只是就赔偿价款没有达成一致。合议庭一致同意判决三被告每人各自赔偿原告刘某某人民币6000元，合计18000元，上述待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本案以赔偿方式结案的法律依据

国家保护农村承包地的长期稳定，依据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未经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依耕地”。三被告擅自强行占用原告的承包0.24亩承包地建房，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刘某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30年不变，该承包地在未来16年的收益评估价格认证价值为30000元。原告同意可作赔偿损失处理的方式解决纷争，依照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是财产权益;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二款“公民过错侵害他人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117条“侵占他人财产的，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本案以赔偿的方式结案有法律依据。被告方能建成两层楼房，有一定经济能力，可酌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被告方辩称建房是原告同意建房,举证不力。被告方辩称重新丈量原告的土地，原告同意，但被告方推选不出丈量人员，被告方主张重新丈量的起点要自被告方所建屋外留3 米的小路的说法毫无道理，更显示被告方无重新丈量的诚意。不论被告方是否拥有土地使用证，未经批准将承包地用于建房是违法行为，同时构成对原告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可依法作价赔偿原告。

2、三被告违法建房构成对原告承包经营权的侵权，可不可以判决拆除违法建房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赔偿损失;

(八)支付违约金;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这就是说本案被告既然已经构成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排除妨害”和“恢复原状”。就本案来说，排除妨害和恢复原状就是拆除在原告承包土地上的建房(无论是建房的合法与否)。但本案是民事纠纷，三被告侵害原告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在原告承包地上建房，建房的是否合法应该和本案的纠纷不是一个性质的法律关系。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由此看来，农村农民建住房，需要经过“申请、审核、批准”这样的程序，取得建房许可，并不能超过规定的建房面积，然后取得“宅基地使用证”，这样的建房行为才是合法的。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十七条;“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很显然这些法律的明文规定，把被告的建房行为是否违法和违法建房的拆除都纳入了行政法律调整的范围或行政行为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民事纠纷的本案，不可以判决拆除三被告在原告承包土地上的违法建筑。当然，过去(《物权法》没有施行之前)法院在此类民事案件中有判决拆除侵权违法建房的案例，且中院维持了基层法院的民事判决，对此笔者只做学术上的介绍，不进行法理上的探究。

三、涉及发包方违法调整承包地的经营权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1994年原告吴某某、梁某依法取得了位于梁西村的承包地，2006年1月22日原告吴某某、梁某又与杨瓦房村委会续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HT0302- 12039，鉴证编号JZ0302-12039。同时取得了编号QZ0302第12039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述两证书均载明：原告承包地有三块，总面积为

3、77亩，其中名为“新庄”地0、2亩，其中名为“小王庄后地”

1、7亩;其中名为“沙岗”地

1、87亩，以上四至明确。原告吴某某因年龄大就到淮南随其子生活，所承包的土地由其女儿原告梁某耕作。2009年午收期间，被告钮某某以该土地已被村干部处理给他为由指使其子钮某用收割机强行收割原告承包土地内的小麦并将原告“小王庄家后地”

1、7亩种上黄豆。期间原告报案，基层派出所接案后对双方进行了问话记录。2008年原告以此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3900元。一审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被二审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原告撤回起诉。2009年6月3日下午6时许被告钮某再次强行收割原告沙岗地种植小麦共21袋。2009年6月底原告以物权保护纠纷再次提起诉讼，引起本案诉讼。

审理经过：此案纠纷原由涡阳法院一个基层法庭处理，在诉讼期间原告要求基层法庭回避;后由法院民一庭审理，在民二庭重审期间原告梁某不断上访，后撤诉，又在涡阳法院开展大接访的活动中多次信访并找到法院院长，要求法院再次受理的同时，还要求民

一、民二庭回避，此案才由院长指定到城西法庭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除举出证明其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外，还举证了《工作组调查处理建议》，证明目的：工作组调查处理建议只是建议，而不是处理结果;工作组调查处理建议调整原告所依法承包的土地属行为违法。 经调解，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名为“小王庄后地”和名为“沙岗”的两块土地并赔偿损失，被告也同意退还土地，对赔偿损失被告同意一次性给3000元并约定15日内付清。原告同意被告的赔付数额，但坚决要求付现金后才签字。本案开庭前被告已实际退还原告诉求的土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赔偿金的数额和履行期限。

庭上被告方辩称：该争议的土地已被村委会收回，并发包给被告钮某某父亲，原告方对该争议的土地无使用权。2008至2009年两被告割原告小麦不是

2、7亩只有0、8亩，由于原告闲置一年没耕种，这一损失不能由被告赔偿。 法理分析：本案虽然曾达成协议，但被告不履行给付款项原告不签字，应及时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法院及时判决：

一、原告吴某某、梁某对合同编号HT0302- 12039 ，鉴证编号JZ0302-12039记载的“小王庄后地”和名为“沙岗”的两块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

二、被告钮某、钮某某共同赔偿原告吴某某、梁某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7000元。上述待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承担。分析如下：

1、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性 原告对本案争议的“小王庄后地”和名为“沙岗”的两块土地拥有承包合同书和经营权证书，两证齐全原告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 ：“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需要适当调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应当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办理”。第一百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 原告要求物权保护，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返还该承包经营的土地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被告虽辩称该土地已经村干部处理给自己，但手中无证，缺乏合法的依据，且与本案原告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互抵触 。

2、行政村干部调整本案原告方承包地的违法性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人既权利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农民集体、村内某农民经济集体或乡镇农民经济实体。而村委会，则是依法代表村农民集体，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负责管理集体土地的村民自治组织。因此村委会干部无权调整农村承包土地，即便是有乡镇领导参加的所谓“工作组”的调查处理建议，也不能取代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人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意见。并且“工作组调查处理建议”调整原告所依法承包的土地的行为，不符合中办发[1997]16号文件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对个别农户之间需要适当调整的，要本着“大稳定小调整，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有关“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的规定，也不符合十七大报告中“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精神，更与上面提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有关法律明文规定相违背。

四、涉及农村承包地互换的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2006年11月8日，原告薛某某与龙山镇某某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在其承包地中有某某自然村“西南洼”地的2.04亩土地。为了生产、生活方便，被告薛某找到原告薛某某，将此土地与被告薛某的家后地进行互换耕种。当时原告考虑到是同村、没有什么妨碍，况且被告讲随时都可以再调换回来，原告就答应了被告。2009年8月，当原告要求与被告换回，经行政村多次调解无果，引起本案诉讼，原告要求被告依法返还给原告的承包地“西南洼”地2.04亩。

审理经过：法庭受理此案后，首先找到原、被告所在的行政村了解情况，在行政村再次调解时，被告说争议的这片土地与其母亲的承包地互换了，其目的是使案件复杂化。被告还辩称：同意原告的要求，可以把已换承包地换回来，但原告得把他的承包地调到一起去;这几年其在争议的承包地边上栽的树可以立即刨掉，但其价值损失很大，原告得赔。案件经多次庭上调解并邀请行政村支书参与调解未果，于2010年5月在法定审理期限内依法判决：被告薛某返还原告薛某某在涡阳县龙山镇某某行政村某某自然村的“西南洼”地的2.04亩土地(东靠薛甲、西靠薛乙、南是沟、北临路) 。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承担。

法理分析：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政策30年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法律对合法的土地流转予以保护，但法律上的土地流转内容，应包括承包土地权利和义务一并流转并应当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本案原、被告虽然互换了土地，但双方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仍记载原承包土地亩数，故本案所涉土地并未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流转，原告对其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土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对其要求换回土地的请求，法院应予支持。被告辩称的要求把地换到一起因土地系不动产不可能自行移动，即便是调换原告也无权行使。被告把争议土地与其母亲承包地互换,目的使案件复杂化，且没有举出合法的土地流转证据。被告辩称显属无理。被告的其他辩称也无证据支持。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第二十一条“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本案还参照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土地流转中没有订立流转合同，原承包户要求收回承包地的，受让方应予返还，双方也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补签书面流转合同”。

五、涉及农村承包地出租的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杨某某与尹某本是乡里乡亲，相处关系不错，就通过朋友马某某介绍经所在村民组村民代表同意，与尹某签订了“承包土地流转合同书”，并约定了土地租赁期限为土地承包期限，同时报所在行政村和镇政府备了案。后来马某某加入又签订了“三人共建养殖场协议”，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经营养殖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盈利优先偿还银行贷款及土地租金，之后三方很快投资经营。后尹某、马某某先后退伙，养殖场由杨某某一人经营。2004年6月为土地租金，尹某与杨某某再起纠纷，尹某起诉杨某某，后经街道干部调解杨付清了2004年以前的租金，又支付了2005年至2007的土地租金，尹某撤诉。2008年10月的一天，尹某突然通知杨某某要收回土地，并于第2天强行锁住养殖场大门，造成养殖场无法正常经营。杨某某多次上访找有关部门处理未果于2009年5月，杨某某依法起诉尹某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土地流转协议，停止对原告权益的侵害，恢复养殖场正常生产，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审理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尹某的行为构成承包土地流转合同违约和对杨某某合法生产经营权益的侵害，遂判决支持原告杨某某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土地流转协议，停止对原告权益的侵害、恢复养殖场正常生产的诉讼请求。尹某不服上诉，亳州中院裁定此案发回重审。涡阳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同样支持了杨某某的诉讼请求。尹某又是不服上诉，2010年12月亳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养殖场已经被尹某租给他人经营。有律师提醒杨某某，现在出现个租赁养殖场的第三人新明有限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法律关系已经改变，需再次进行诉讼。尹某无奈找到了涡阳法院信访室，接访的涡阳法院邵利明院长仔细听了杨某某的诉说，认为此案是尹某侵权的继续，只是尹的侵权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邵院长立即安排立案庭为杨某某立案启动执行程序。

执行经过：2011年6月涡阳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提取被执行人尹某在新明有限公司的租金每年12000元，该款由协助义务人新明有限公司逐年按期定时汇至涡阳法院执行专户。裁定书很快送达，协助义务人表示依法协助。至此杨某某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新明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事后和被执行人串通一气，没有在规定的时间给付租金，法官在多次对其进行说服教育无果的情况下，依法决定对其拘留15天，罚款5万元。在决定复议期间，慑于法律的威严和法官的严正警告，新明公司负责人主动配合法庭，将养殖场腾空。2012年 月 日，涡阳法院信访室法官和城西法庭主办法官邀请街道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在养殖场进行现场办案。申请执行人杨

某某在养殖场里一一查看了猪圈、房屋、围墙和大门等设备设施，并办理了交接手续，至此此案得以完全执结，做到案结事了。

法理分析：本案是典型的农村承包地流转纠纷，可以看出本案原、被告所签订的“承包土地流转合同书”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1、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符合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本案原、被告本是同乡，相互认识和信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承包土地出租协议，合法有效，且又有实际履行。同时原、被告和第三人在土地出租流转协议合法的基础上，又在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转权之上新增加了建设经营养殖场的权力和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本案土地的流转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2、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和对原告权益的侵害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一条：“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经双方签订后，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这就明文规定了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合同权力义务关系。本案被告因和原告的利益纷争，要求提前收回出租的承包地，并违约强行锁住养殖场的大门，不但侵害了原告土地流转合同权益，也同时扰乱了原告养殖场的正常生产秩序，构成对原告养殖场生产经营权益的侵害，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和侵权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本案被告出租养殖场给新明有限公司经营行为的性质 《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并没有对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作出更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所谓共同侵权行为也称为共同过错、共同致人损害，是指数人基于共同过错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在理论上共同侵权行为是多个行为人基于共同意志而实施的共同行为;这就是说，若新明有限公司明知是他人的养殖场而有意和被告合伙恶意租赁养殖场进行生产经营，就可以和被告一起构成共同侵权，承担和被告一样的侵权责任。但是本案诉讼阶段没有就新的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的事实进行审判，就不可以直接执行新明公司。但本案主要诉争的是土地流转法律关系，若这个法律关系中的违约责任纠纷解决了，那么侵权纠纷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涡阳法院的领导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是被告尹某明知养殖场不是其经营的，其也无权对外出租，却恶意将正在诉争的标的物交给第三人生产经营，不论第三人善意与否，被告尹某的行为都是违约和侵权的继续，只是方式和方法和原来有所不同，由此法院依法执行被告是合法有效的。第三人新明公司和被告恶意串通，且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告知其有关情形及相关法律规定后，仍不听劝告继续在养殖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不执行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则构成妨害执行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就可以依法直接对其进行处罚。

六、涉及承包经营户家庭成员之间承包经营权益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原告袁某某与被告魏甲的弟弟魏乙于2006年1月18日结婚，同时办理了结婚登记。魏乙婚后分家，魏乙的父亲魏某某从其承包经营的位于涡阳县青町镇某某行政村的承包地中分给魏乙2.8亩耕种;此地四至明确，一直由袁某某夫妇耕种。此事村民组同意，行政村知道。2009年10月15日，被告魏甲和被告田某某以魏乙因欠钱已经把该地抵押给魏甲为由，强行耕种此地，后经行政村多次调解无效，引起本案诉讼。原告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返还土地，承担本案诉讼费。

审理经过：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为：

1、结婚证一份，证号为皖亳涡字第033号，证明原告与魏乙系合法夫妻。

2、安徽省耕地承包合同书一份，编号为F

4、日期1994年9月1日，期限30年，魏乙父亲魏某某有承包地16.38亩，承包方代表魏某某。3 、户口本一份，证明魏某某和魏乙是父子关系。

4、涡阳县青町镇某某行政村2009年10月15日证明，证明袁某某夫妇在该村实际经营魏某某名下的承包土地2.8亩，该地一直由袁某某耕种。

被告魏甲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被告田某某辩称：原告对2.8亩地不享有诉权，被告方不存在侵权，此地是魏乙租给被告方的，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田某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为：2009年11月26日魏乙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为偿还其哥魏甲3000元借款，已把地抵租给魏甲每年租金280元，租期10年。2009年2月17日魏乙所打收条，内容为：现收到租金280元整。

法理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该地承包方代表虽是魏某某，但魏乙是家庭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原告与魏乙系合法夫妻关系，对魏乙的承包经营权拥有同样的用益物权，且夫妻已对争议的2.8亩土地已有多年的承包经营事实。该争议的2.8亩承包地的收益属原告夫妻共同财产，原告之夫魏乙以2.8亩承包地抵偿债务的行为无效，且没有合法依据。民以食为天，土地为原告生存之根本，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故判决被告魏甲、田某某立即停止侵权、返还原告2.8亩承包土地(南靠魏丙、北靠魏丁)，上述待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20元，由被告承担。

1、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分包行为的性质和效力 依据我国法律，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家庭中的全体成员都是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和以户主为签约人的家庭代表人有着同等的权利义务。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户家庭全体成员依法同等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家庭承包经营，也就是家庭成员共同承包经营，全体成员之间分工协作“合伙经营”，这种传统的耕作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农民的生活、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本案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包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应该是承包户家庭成员依法处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权利。既然如此，本案父亲分给结婚成家的儿子本来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土地就应该是合理合法的流转(同时户主改变)。这种流转在农村及其普遍，虽然大多都没有书面的分地协议，但村民组或村委会认可，且被分到承包地的人已经实际单独承包经营。依据《物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本案魏乙已经取得了争议的2.8亩土地的独立承包经营资格，由此也取得了独立诉讼的主体资格。

2、本案原告袁某某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本案原告袁某某与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魏乙依法登记结婚，是合法夫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我国《物权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用益物权的法律保护。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本案魏乙有对其经营的2.8亩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收益符合我国婚姻法关于“生产、经营的收益”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由此原告依法维护属于自己的财产权益，而依法拿起法律的武器，其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单从土地经营为夫妻共同耕作、投入共同资金、共同收获这些民事行为的性质来看，笔者认为即便原告和魏乙不是合法夫妻，对本案2.8亩土地经营的收益也属于原告和魏乙的一般共有财产。

3、本案魏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抵押)给魏甲的行为是否有效

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包括出租和抵押，但《担保法》第37条：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只有经发包人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才可以作为抵押物。因此被告讲魏乙将正在耕作的承包地做抵押的行为违法无效。至于土地出租的说法，被告并没有举出合法有效的土地出租书面证据;即便是有书面证据，本案魏乙的所谓出租土地的行为，也侵害了原告对这2.8亩土地共同收益的权利，出租行为也应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

七、涉及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高炉镇L村的李某某和妻子在村里有两片承包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代表人是李某某，李某某和妻子韩某的女儿已经嫁人，李某某一个人经常开三轮车拉人，出入集镇和县城，有时候在镇上和城里居住。李某某的妻子身体不太好，因为和李某某生气而干脆去了家在宿州市的女儿家居住，这一住就是2年多。2009年李某某和妻子闹起了离婚，李某某的女儿站在母亲的一边支持母亲离婚，但坚持“离婚不离家”，并要求居住婚后建的房子和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否则坚决不离婚。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准予李某某和妻子离婚，堂屋一间和偏房两间归韩某所有，韩某的一份承包地由韩某继续承包经营。离婚后韩某回村居住，李某某在城里火车站拉人时认识了一位失去丈夫同样是开三轮车的女人，两人很快结婚。韩某听说这事心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很快找了个同村不同组失去妻子的王某某结婚并到王家居住生活。李某某听说韩某找了个同村男人结婚，气不打一处来，李某某最生气的是韩某和王某某还一起去自己地里干活。李某某爱面子不愿意看到那个他不喜欢的男人，就找到村干部要求把韩某种的家西那片地要回来，原因是韩某已经耕种了王某某妻子的那份承包地。村干部怕得罪人就给李写了份诉状，原告李某某起诉被告韩某，要求就韩某返还家西地2.7亩的承包地。2011年3月李来到了法庭。

审理经过：按照法院有关诉前调解的规定，此案由首先接待的法庭法官进行诉前调解。在接待时法官告诉李某某，农村承包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承包地是发包人依法行使的权力。韩某的那份承包地该不该收回，应该由村民小组按照民主议事的法律规定民主决定，并形成议事书面记录，通知韩某交回应承包土地。如韩某拒不交回，由村民小组依法起诉，由村民组负责人或其推荐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法理分析：此案经法官耐心劝导，李某某放弃本次起诉，转找有关部门调解处理。

1、李某某起诉离婚时判决韩某继续承包其份额承包地的法律依据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由此在李某某诉韩某离婚一案中，法官依法支持了被告韩某关于继续承包其那份承包地的答辩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并在村干部和双方的女儿和女婿的参与下，实际确认了韩某所承包耕种的那片土地。这也符合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其他法律规定。

2、关于本案李某某的诉讼主体资格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李某某不是承包地所有权人，也就不能行使只能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的发包权，和这个权利相对应的是收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当然也应该由村民组来行使。李某某在本案要求被告韩某直接把已经经过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土地承包经营返还给自己，于上述法律规定相违背，被告韩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再和原告行使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民事权利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李某某作为原告在本案中起诉被告韩某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合格。

3、韩某原来的承包地可否收回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 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但如果本案被告嫁到另一个村民组后，经嫁入地村民组民主议事同意，已经实际承包耕种了王妻子的那份承包地，收回韩某原来承包地就不是上述法律所禁止的内容。《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3款：“承包地的收回与调整，发包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请求收回承包方承包的耕地、草地，终止承包合同的，应予支持”。以此笔者认为，如果作为发包方的李所在村民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他条款的规定，依法起诉韩某，要求收回韩某离婚前所在村民组的那片承包地，法院也同样应该予以支持。

八、涉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案例

案情摘要：闸北镇C村的蔡家的儿子蔡某,多年前和媳妇马某某离婚，蔡某和马某某的女儿随马某某在城里居住，马一边做生意，一边照顾女儿在城里上学。随着涡阳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闸北镇内一个大型的煤矿拔地而起，C村等几个村的承包地被依法征用，蔡家共收到村民组发给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合计24万元。在城里刚刚结婚的马某某，听说此事就回村里找村干部询问，村干部说他们家的土地补偿款都叫其前夫领走了，还拿出有关分配表给马某某看。马某某通过蔡的亲友要要回自己和女儿的那份土地补偿款，得到前夫的答复是两个字：不给。2011年4月，马某某和女儿以原告身份起诉被告蔡某，要求返还她们应分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审理经过：案到城西法庭，法官及时通知被告，被告向法庭递交了一份答辩状，称原告马某某，已经结婚嫁入了城里，也已经脱离了原来所在村的生产和生活，不应该再享有C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然也就不能享有补偿费用的分配资格;而马某某的女儿本身就没有承包土地，因为当初村里分地时马某某的女儿还没有出生，所以要求法庭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开庭审理时，原告马某某表示她应该享有的那份补偿款可以分给女儿，打在女儿的帐户上，用于女儿上学，但被告只答应可以给女儿一份，坚持不给原告马某某的那份补偿款。法庭查明，原告马某某，没有城市户口，被告家除已经在被告离婚后去世的一个老人外(其生前也有一份承包地)，现共有包括俩原告在内的家庭承包经营权资格人4人。

法理分析：合议庭一致认为，家庭中的全体成员都是家庭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和以户主为签约人的家庭代表人有着同等的权利义务。原告马某某虽已经结婚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依法仍具有原承包地所在地村民组成员资格，原告马某某的女儿也是家庭承包中家庭成员的一员，是其家庭承包经营权人之一，依法享有家庭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权利。且本案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方案已经由村民组民主议定并按现有人口实际分发到被告手里，被告领走补偿款拒不分配给两原告的行为构成对两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承包土地被征收后得到补偿的权力)的侵害，应依法返还两原告各自应得的补偿费用。故合议庭意见是依法判决被告蔡某分别给付两原告应得的补偿费用各自6万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理由及分析如下。

1、本案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为案由的依据

本案诉讼双方在庭上争论的焦点是原告马某某是否还具有承包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由此看来本案似乎是“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这两个案由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当事人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已经承包的土地被征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分配征收补偿费的，应适用“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对于未发包的土地被征收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不服提起的诉讼，或者承包人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成员对承包地征收后的补偿费用分配不服引发的纠纷，则适用“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解释 》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2、本案两原告是否有权分配蔡家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1款：“对于嫁入城市的妇女，如果其没有取得非农业户籍，应视为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入赘婿”的成员资格参照前述精神处理。”第2款：“家庭承包中家庭成员资格的确认，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取得的。只有具有家庭成员资格，才有承包经营权，而在一定时期内每户承包土地的数量基本不变，家庭人口却在变化。故对于家庭承包的，在确定家庭成员时，应包括取得承包经营权后因出生、婚姻、收养等原因增加的，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家庭承包方分户的，所分各户未独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分户的家庭成员仍然属于承包方的家庭成员。

依照我国《婚姻法》有关规定，离婚后，女方不再是男方的家庭成员，但本案原告马某某虽然已经嫁入城市，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依法还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两者并不矛盾。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最重要的也就是经营土地收益的权利。收益是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部分，是承包经营权人的生存之本。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全体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都有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即本案原告原来在蔡家已经合法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而且这个权利不经法定程序不会转移和消失，也不因婚姻的关系消失而失去;相反我国婚姻法还专门为这个权利设立了一项，从而来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原告马某某仍具有原来村民组成员的资格，村民组在按人口分配补偿费用的时候，理应分给马某某的份额。 同样原告马某某的女儿，从出生就成为家庭的一员，同时她还依法取得了父母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就应该对家庭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这符合“在确定家庭成员时，应包括取得承包经营权后因出生、婚姻、收养等原因增加的，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的法律解释。

3、类似案件有可能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们来作一个设想，假如本案分配给被告的承包土地地征收补偿款的方案是按照征收土地的亩数分配的，本案在处理时就会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及财产权益的继承问题。先让我们来看看承包地征收费用的真面目，土地补偿费是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对其所有权转移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其实就是土地权属变更的替代物。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包括三个部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人财产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助费是对需要安置的人员丧失具体生活保障功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补偿。既然如此，土地征收补偿费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那么本案蔡家已经去世的老人，他的原来承包经营权益是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的，这个继承发生时，本案的原告马某某已经不是蔡家的家庭成员了，对这部分承包土地经营权消失而产生的征收补偿费用，原告马某某就没有继承的权力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如果其继承人与承包人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村内)也可以继续耕种承包的土地，不是同一村的村民便不能继续耕种。本案被告及原告马某某的女儿，可以继承蔡家老人原来承包经营权应得的财产权利，这样在判决分配数额时，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以上是个法理上的设想。本案在宣判前，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原告马某某自愿将应得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赠于女儿，被告于协议签字3日内一次给付女儿土地征收补偿费用10万元，此款由原告马某某监管，用于女儿上学和生活开支，至此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九、涉及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人行使权利的相邻关系案例 案情摘要：同属牌坊镇某某行政村的宋庄和石庄相邻，宋庄北地和石庄南地有一沟和一沟上路之隔，路在宋庄地里，路两旁的树林分别属于相邻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户管理。石庄祖祖辈辈向东出庄，再向南一段路程才能到达位于宋庄地里的大路。随着人口的增加，石庄人建房逐渐向南移，已经紧贴着大路旁的深水沟，而水沟之上就是刚刚修好的水泥路。但石庄人看着自己也集资修的水泥路，外出还要走近一公里的土路才能到达。石庄2个村民小组的干部想在对着村中间沟里垫条坝子直接走上水泥路，宋庄村民组村的村民不答应，行政村干部出面调解不成，石庄村干部就动员村民按人口拉土垫路，还有人吆喝谁不拉够土垫路死谁全家。2009年4月26日一夜之间，坝子建成路修好，还砍掉了宋某某承包地头路北旁的5棵杨树。同年5月，宋庄村民组将石庄的东村民组和西村民组告上法庭，理由是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土地权益，被告村民饲养的猪羊等糟蹋庄稼，也不利于土地排水，影响了原告方的农业生产;要求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扒掉坝子，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审理经过：石庄代表人的答辩意见是：修坝子垫路是全体村民的意思，修水泥路他们村民出了同样的钱，本着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宋庄也应该同意修坝子垫路;给宋庄人面子他们不要，也就不和他们商量了，这也是根据自己村庄的发展行使自己的权利。案件审理期间，法官多次深入两村了解情况，坝子没有留出排水的涵洞，路修好确实方便了石庄村民的出行，但村民饲养的家畜家禽时常到宋庄村民承包地里吃东西。法官在设法做宋庄人的工作，但人多口杂，村民小组长说了不算。而石庄的大人小孩都说宋庄人不讲理，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多次到法庭说事，情绪比较激动。后来水利部门介入，此案中止审理。

2010年10月，此案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下，原、被告双方和解，原告撤诉。

法理分析：此案是典型的相邻关系案件。所谓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相邻各方在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要互相协作，兼顾相邻人的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妨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与相邻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相悖的。本案相邻关系纠纷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在2008年石春玲主编的《物权法原理》一书中的相邻土地使用关系、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相邻越界关系都没有列举建坝子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相邻关系。现就本案相邻关系及处理原则分析如下。

1、相邻土地通行关系 《物权法》第八十七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一方必须在相邻一方使用的土地上通行的，应当予以准许;因此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对于一方所有的或者使用的建筑物范围内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不得堵塞。因堵塞影响他人生产、生活，他人要求排除妨碍或者恢复原状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有条件另开通道的，也可以另开通道。本案被告改变传统通道另开新的通道，从而必需从原告的土地上通过。但本案的通行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其实质还有其他的法律关系

2、相邻土地利用关系 《物权法》第八十八条：“ 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民法通则》对此没有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相邻施工关系，即相邻一方因施工临时占用他方使用的土地，占用的一方如未按双方约定的范围、用途和期限使用的，应当责令及时清理现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本案也算是“建造”建筑物吧，被告不是要求原告“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也不是“临时占用他方使用的土地”，而是永久地占用;并且是在没有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约定的情况下，强行占用原告的林地，并毁坏原告的财产，这显然是与上述法律相违背。

3、相邻危险预防与排除关系 《物权法》第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因此，相邻人在自己所有土地上建筑施工、应当采用必要的防范措施，不得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本案被告建坝子修路必然危及原告树林的安全，也实际占用了原告的林地、毁坏了原告方集体所有的5棵杨树，所以作为相邻一方的原告有权要求违法施工的被告消除危险，已经实际造成了原告合法财产的损害，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

4、相邻越界关系。

在上面提到的《物权法原理》一书中，相邻越界关系主要是指越界建筑物的相邻关系、越界根枝的相邻关系和越界果实的相邻关系，这是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未作规定的。上述三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但像本案原告方提到被告的家畜家禽，由于人为的管理不善，而超越家畜家禽应该在被告村庄的活动范围，去原告方庄稼地里吃东西，从而给原告的生产带来不便或给原告发包给村民的土地上的庄稼带来危害，这种关系可不可以成为相邻越界关系哪?笔者认为被告村民在自己村庄里面生活，基于自己宅基地的使用权，在自家院子里或村庄里面饲养家畜家禽符合农民的生产、生活传统和习惯;但因管理不善或动物自身生存的因素，跑到相邻的原告方的庄稼地里，给原告带来妨碍和危害，这单就相邻关系的类型来讲应该是相邻越界关系。

农村有句土话：“老婆孩子不让人，田地边子不让人”，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在农民心中的重要性。因此涉及农村承包土地纠纷的案件，当事人走上法庭有的不仅仅是利益之争，还有传统观念上的较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面子官司”。当事人的事无小事，更何况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有几个家庭的参与、各种利益的权衡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纷争。因此审理好涉及农村承包土地的案件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轻视。上述九个案例都是笔者在多年的基层法庭工作中实际办理过的案件，判决案件上诉的都是被中院维持。这些案件(还有其他未列举的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文化程度不同，身份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土地的依赖性和对法律的敬畏感。当事人特别是原告就承包土地产生纠纷，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更渴望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法律能及时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总结梳理一下，有几点不成熟的体会，仅供参考。

1、调解的重要性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这就是说调解是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一般民事纠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正确地行使好调解这一工具可以有效化解民事矛盾纠纷，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为创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行之有效的调解可以将当事人激烈的矛盾化解或转变为心平气和的依法面对，和风细雨地说理可以给当事人一个理解纠纷和明白法律法规的空间，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比如上面第一个案例中，原、被告发生纠纷时，双方大打出手，到了法庭还情绪激烈，石某更是盛气凌人，在法庭上还说要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去，这个小学文化女能人，根本就不懂法律，仗着城里的亲友，对法官都不屑一顾，但法官确不能看不起当事人。当时办案法官了解到石某是个女能人，就主动给她进行案件之外的话语交流，夸奖其在家庭里当家，在乡里远近闻名;这使石某感到法官也承认其的能力,有被尊重感，就很快消除了一来到法庭就表现出来的抵触情绪。同时顺势谈及其城里的亲友，就问她的亲友可给她请律师吗。她说请了今天没有来。法官就告诉她有律师就不要担心法律问题，律师会替你说话，法官会依法办案，让她下次调解时带着律师，后来此案有律师出面避免了和原告的争吵，被告也能坦然地面对庭审。

2、

耐心、细心和诚心

这是全国模范法官何允芝在20多年的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三心工作法”的主题。有幸能作为模范身边的同事，在办理涉及农村承包地纠纷案件时，更应该向何允芝同志学习，把一颗忍耐的决心、细致的热心和谦逊的诚心融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特别是基层法庭的调解工作不是一朝一夕，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协调、热情周到地细心明理、虔诚而谦逊地真诚说劝。调解过程中法官要做到腿快、嘴勤、心慧，主动调查了解事实，与当事人多交流，多在思想和态度上做工作，通过分析事理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可以在庭上，也可以在庭下，可以面对面，也可以背靠背;坚持不懈耐心地平等对待每一位走进法庭的当事人，用一次次的诚意和一个个的道理来调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还要用具有更智慧的方法和方式，用心来研究案件的矛盾根源，去了解当事人的性格想法，结合自身的知识及经验来处理好案件纠纷。

3、邀请行政村干部参与调解工作

邀请行政村干部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这为邀请行政村干部参与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涉及农村承包土地案件纠纷，大部分一开始都找村干部处理。村干部在基层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地位，大到婚姻家庭，小到鸡毛蒜皮，村干部也总是喜欢过问。因此邀请行政村干部参与调解或协助调解，在某种情况下是对村干部的尊重;村干部也最了解矛盾纠纷的实质和根源，因此由村干部参与法院的调解工作，有利于法官查明事实真相，化解矛盾纠纷。同时村干部还可以及时制止当事人双方的过激行为或一方的违法行为，为法院减少麻烦。本文第四个案例中，就邀请了村支书参与调解，在村支书陪同法官去现场勘查的过程中，村支书当场就训斥制止了被告母亲在村里大街上的过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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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基层法庭的人民陪审员大都来自乡镇干部或学校教师，熟悉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了解更多的社情、民情。他们将群众所具有的善恶观念、是非认定带进审判过程并以此对纠纷做出判断，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使得审判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体现了人民司法的属性，从而较好地实现了审判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这是法律赋予人民陪审员在陪审案件时与法官一样的权利，但没有明确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工作的内容。

2010年3月，涡阳法院适应形势的发展，创立了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民事案件的制度，这为基层法官更好地办好案件创造了条件。本文第十个案例就是人民陪审员参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成功的例子。此案如果依法判决，排除妨碍拆除侵权建筑坝子，势必引起被告村民的反对，还有可能引起上访。人民陪审员利用在当地工作熟人多等优势，主动找到被告村干部，就赔偿原告的价款问题，直截了当给双方沟通，避免法庭就金钱赔偿数额问题与被告讨价，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怀疑。此案最后双方满意，宋庄的农民得到了实惠，石庄的群众再也不必绕道出行了。

5、依法保护离婚、再嫁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我国除《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专门规定保护离婚妇女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由于受过去传统观念的影响，离婚、再嫁妇女，在农村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有的离婚时男方把女的衣服等用过的物品都烧了，还有的在法官主持交接现场就鸣炮，其所谓“驱邪图吉利”。很明显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但也反映了农村离婚、再嫁妇女在原承包经营地所在村的地位和处境。

本文第

七、第八个案例都存在上属问题。审理这类案件，一定谨慎地“冷处理”，在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用“夫妻一场”、“共同还有孩子”之类的话来安慰当事人，让当事人及其家属成员不至于在一个案件中成为仇人。在上述案例中，离婚后又嫁到城里的妇女马某某依法应该享有分配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权利。但案件中的被告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和城里男人过日子了，还回来问其索要自己这些以后用于做生意生存的钱。按照被告蔡某的说法：拿了他祖辈留下土地的补偿款和城里男人花天酒地，他可以拿刀砍死马某某。看来被告的思想确实是没有把问题看开。主办法官就做马某某的工作，马某某就说，本来起诉就是为了女儿的利益，并主动提出了她的那份补偿款给女儿上学用，由此矛盾纠纷就迎刃而解了。

6、在诉讼中可以视情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先于执行

《民诉法》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第九十八条：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依法对争议的承包土地或地上物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可以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争议标的，防止损失扩大或新的侵权产生。上述第五个案例中，被告私自锁住正在生产经营的养殖场，严重影响了养殖场的生产经营活动，假如先于执行，由基层干部在场，先将养殖场的大门打开，再采取诉讼保全，以法定的形式将养殖场保全下来，再交给原告管理，也不至于出现个新民公司来租赁养殖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7、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选择和变通

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这些法律的明文规定，为法官在办理涉及农村承包地侵害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中，就侵权责任的承担提供了选择和变通依据。也就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害，返还被侵害的经营权不可能返还或成本远远大于损失或不必要返还或法律规定不需返还等无法恢复原状的，就可以选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式来承担侵权责任。

本文第二个案例，三个被告的三栋两层楼房，都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土地，对原告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了侵害，如果选择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就必须扒掉建在原告土地上那部分建筑，这样房子的价值损失就远远大于原告土地被侵权的损失，所以选择和变通赔偿原告损失，双方都能接受，也有利于生产和生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8、做好息诉工作，预防信访案件发生

在当前全党全国都非常重视信访、息诉工作的前提下，本文提及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信访息诉工作已经上升到党的重要工作和法制建设的高度，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涉及农村承包土地案件，有很多都是在没有起诉前，就信访过找有关部门领导处理，有的是一方对法院判决，认为不公而信访。对于信访人不能一概而论，认为他们知识浅薄，不理解法律精神，或怪怨信访人对法律的期望值太高。作为基层人民法官，应该最理解基层人民群众的疾苦。像本文第三个案例中梁某.她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善良农妇，用耕种母亲的承包地来赡养还健在的母亲，她一直都是认为这就是法律，所以她不断的上访，因为他相信法律，相信人民法院会主持公道的。此案还没有开庭前，被告就主动退还给了原告的承包地，一方面是法官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被告对法理的认知和理解。 本文第七个案例中，李某某来法庭起诉本来不该是自己行使的权力，要求收回前妻的那份承包地;如果是行政村干部不太了解法律，将矛盾推给法庭，那人民法官就应该给当事人讲清楚，劝其放弃起诉，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也预防以后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而引起新的上访案件。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法大学张庆华著《土地物权疑难法律问题解析》，法律出版社出版。

2、杨才然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的立法思考》一文。

3、石春玲主编的《物权法原理》，2008年出版。

4、涡阳法院法官方理主办部分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第五篇：十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例分析

(一)

【案例一】陶某3年前与村委会签订了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但近两年陶某一直在县城做生意，没有时间管理土地。今年春天陶某与邻居李某协商后，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将承包土地转包给李某经营。村委会得知后，以此事没有征得村委会同意为由，认定转包协议无效，并说陶某要不承包土地，村委会就要提前收回承包土地。双方争执不下，陶某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承包土地的转包权。法院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判定：陶某与李某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不需经村委会同意，只要到村委会备案即可。

【评析】可以明确，陶某与李某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是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四条又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根据上述规定，陶某与邻居李某签订的是土地转包协议，不必经原发包方即村委会同意，只要报村委会备案即可。村委会以陶某不承包土地就要提前收回承包地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释义】为了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书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也是一份重要的证据，可以作为处理当事人纠纷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没有签订书面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情况下，已经实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了。于此情形，可以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成立。但是，应当有第三人为证。

采取转让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不成立。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至于发包方同意与否，不影响流转合同的成立。至于报发包方备案，最好也采取书面形式。

【案例二】李某(女)嫁到张村后，由张村村委会分给承包地2亩，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李某因双方感情不和与丈夫离婚，搬回娘家居住。张村村委会以李某已经离婚且已不在本村居住为由，口头通知李某她所承包的2亩土地已被村里按照规定收回。李某多次同村里交涉，并证明她并没有在娘家村取得新的承包地，要求继续承包张村的土地，遭张村村委会拒绝。最后，失去土地的李某将张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张村村委会强行收回李某承包地的行为无效，该2亩土地由李某继续承包，并由张村村委会赔偿因此给李某造成的损失。

【评析】李某在与其丈夫离婚后，尽管已回到其娘家所在的村居住，但在新的居住地并没有取得新的承包地，因此应继续承包其原承包地;被告张村村委会以原告李某离婚并回娘家居住为由将其2亩承包地收回，违反了法律规定，而张村的乡规民约也不能对抗国家的法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妇女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该土地被征用时，有权依法分得土地征用所得的土地补偿费。

【释义】妇女在土地承包中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受到保护，这是农村土地承包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条对妇女结婚、离婚或者丧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作出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

1、妇女结婚的，嫁入方所在村应当优先解决妇女的土地承包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出嫁女原籍所在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先承包的土地。

2、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其已经取得的承包地应当由离婚或丧偶妇女继续承包，发包方不得收回;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新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尽量为其解决承包土地问题，未解决的，原居住地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案例三】王某于1996年与李某(女)结婚，婚后王某到李某家生活。1997年集体重新测量土地，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将集体耕地承包合同的户主签为王某的姓名。2005年，王某与李某离婚，王某要求分割给他2334.5平方米承包地，但李某以合同内的11672.5平方米承包地系其前夫在世时就分得的土地面积，不包括后夫的承包地为由，拒不给王某分割土地，引发纠纷，提出仲裁请求：请求分割给王某承包地2334.5平方米。

经审理查明：王某于1997年3月13日将户口迁入该村，恰好赶上了当地第二轮土地延包。王某作为该农户家庭成员之一，对该户所承包的11672.5平方米承包地拥有共同经营使用权。应分割给王某一口人的承包地2334.5平方米。裁决：李某从11672.5平方米承包地中分割出2334.5平方米归王某经营使用;仲裁费用由李某承担。

【评析】本案属离婚引发的土地分割纠纷问题。王某在二轮土地延包前与李某结婚，并将户口迁入女方家，属于男到女家落户，二轮土地延包合同户主为王某姓名。虽然李某认为该合同内土地是其前夫在世时分得的土地面积，但其前夫在二轮土地延包前死亡，一轮土地承包关系已自然终止。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王某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作㎝为该农户家庭的成员之一，应当对该户的承包地拥有共同使用权。因此裁决由李某从该户承包地中分割出一口人的承包地归王某经营。

【释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是关于承包主体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对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的，农户成为农

村集体经济中一个独立的经营层次，是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需要说明的是：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家庭承包中，是按人人有份分配承包地，按户组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作为承包方;

2、农户内的成员分家析产的，一些地方的实际做法是单独成户的成员可以对原家庭(户)承包的土地进行分配;若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应按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案例四】武某所在村实行土地承包五年一变动政策，其两个孩子在读大学期间，村委会重新分配土地，孩子因户口变动带入学校所在地而没能分到土地。而武某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益，所以失去孩子的承包地将更加难以维持两个孩子的学业。法院审理了武某的诉讼请求，并依法维护了其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评析】在本案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村里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五年一变动政策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以上条款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护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性。村委会实行的五年一变动政策显然是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规定和基本精神相违背的。第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子女外地求学，户口迁出，并非全家都转成非农户口。因此不符合承包法中所规定的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前提条件。第三，《农村土地承包法》省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统一组织家庭承包时，原户口在本村的下列人员，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是解放军、武警部队的现役义务兵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士官;二是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三是正在服刑的人员。第四，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发包方也不能随便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才可以做适当调整。虽然武某的子女上学将户口迁出，但其生活来源仍然来自农村，来自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规的基本精神，为了维护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不能因为子女上学、服役等情况就剥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释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是针对我国目前小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做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按照农业生产季节回来耕作;也允许承包方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然，如果承包方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是允许的。

【案例五】赵某携带妻子弃耕撂荒，南下深圳打工。2005年以来，中央落实一系列惠农政策，在外饱受漂泊之苦的赵某想回家继续经营承包地。但回村后，村委会以土地已经发包给他人为由拒绝了赵某的要求。几经协商后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赵某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村委会返还承包地。经过庭审，法院最后支持了赵某的诉求。

【评析】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弃耕撂荒大多数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农民放弃耕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永久性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可见，不论发包方是否将该户承包地与他了另行建立承包合同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弃耕撂荒后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法院都会依法给予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

(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他们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释义】对涉及承包方弃耕、撂荒承包土地纠纷的处理需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方承包土地的保护规定和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的考虑出发，弃耕撂荒承包地的承包方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2、从《土地管理法》确立的耕地保护的立法政策出发，地尽其用、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也是承包方的法定义务。这一点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中也有体现。

3、不论其出于何种原因弃耕、撂荒承包土地，均属于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其主张弃耕、撂荒期间损失的赔偿，是没有合法依据的。发包方虽然不得收回承包土地，但其本着发挥土地利用价值的角度，采取措施避免承包土地荒废带来的损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明确，在承包方要求返还的时候，应当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