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改革创新勇于担当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2014年10月20日，对于孟州市地税局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省局智局长来孟州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蹲点调研，通过调研，智局长对孟州局2011年底以来近三年的税源专业化改革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了解和总结，从而也正是这次调研，省局党组决定在全省地税系统全面推开税收管理改革。
第一篇：改革创新勇于担当论文
刘少奇：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面对各种复杂险峻的形势，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提出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在数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刘少奇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他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总是果断担当、沉着应对，创造性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刘少奇在大是大非面前，特别是面对党的重要决策出现分歧之际，敢于亮出“真理之剑”“求是之剑”。他的这种亮剑精神，在1930年3月1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在遵义会议上、在长征后期反对张国焘南下主张时、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鲜明的体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更可见他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为真理而战斗”的政治勇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即党史所称“遵义会议”）。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会议上，先是秦邦宪（即“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即“主报告”），然后是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即“副报告”），张闻天则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的共识作“反报告”。接着，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讲话，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等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在过去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等革命斗争实践中，刘少奇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决策。但他的正确主张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视为“右倾”，甚至多次被撤职、作检讨。因此，他对“左”的错误领导的危害认识深刻，故而对于毛泽东的发言深感认同。他和王稼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支持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和揭露了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恶劣的领导方法”。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红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路线造成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听富有军事指挥经验的毛泽东的意见，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有今天的结果。他坚决拥护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与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决策和军事领导。
遵义会议期间，刘少奇还根据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对“左”倾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郑重地提出要求中央全面检查黨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白区和苏区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认为四中全会以来及五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和苏区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作全面检讨和改正”。当时，许多参会人员尚未认识到军事路线的错误，更何况政治路线的错误。作为唯一对“左”倾错误路线提出批评的参会者，可见刘少奇独特的政治敏锐性和敢于亮剑的政治勇气。
对于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的路线错误问题，毛泽东内心也是认同的。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加之战争形势紧迫，会议没有就政治路线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只对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然而，刘少奇提出的检讨政治路线的问题，无疑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思考，为突破“左”倾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发出了先声，为后来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和过人胆识，这既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也是全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飞跃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刘少奇是一位善于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提升为理论，再以之指导工作实践的共产党人。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他总是知难而进，冷静沉着，认真研判，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毛泽东所指的“从前”，即临时中央政府时期，那正是毛泽东、刘少奇等讲求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备受打压的时期。那怎样才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呢？刘少奇早在1941年左右，就根据自身对党内过火斗争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以革命家的担当和理论家的潜质，在党内甚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演讲首先论述了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为纠正过去中共党内“左”倾过火斗争的偏向提出了原则性意见。
他认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他根据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在演讲中，刘少奇还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和原则。
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演讲，是他根据长期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观察和思考，属于理论上的创造性成果。但刘少奇很快将这一在华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运用到了革命实践中。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与随行人员一道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在出发之前，中央書记处曾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要他在“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3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就山东问题致电刘少奇，强调“必须从整个思想上、工作中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4月初，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师部驻地临沭。为解决好山东问题，刘少奇立即组织多次与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主要领导同志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等个别谈话，并找其他干部群众进行调查，同时还查阅、研究山东分局的有关材料。通过了解，他知悉山东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主要领导人在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解决山东问题，关键是要妥善调处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思想、原则上的分岐和矛盾。
4月26日，身为中央全权代表的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召开座谈会，并随即召集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八路军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等部署。刘少奇还相继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了《群众运动问题》《党内斗争问题》等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做好山东工作的策略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在思想上教育了党员干部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党内团结。4月28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和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解决山东问题，如他在《论党内斗争》中所说，“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这正是他关于党内斗争理论的生动实践。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从此，“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局势”，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了大发展局面。
1942年10月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毛泽东在为此文撰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一文章“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论党内斗争》由此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文章提出的党内斗争的原则为1942年延安整风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刘少奇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事情，即使明知有性命之忧，他也从来都是毅然担当，勇敢向前。
1922年9月11日，年仅24岁的刘少奇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到达安源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9月13日午夜爆发了。紧接着，安源路矿工人倶乐部发表了罢工宣言，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保证工人政治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等17项复工条件。路矿当局惊恐万分，极力破坏罢工却未能得逞。罢工持续到第三天，无计可施的路矿当局只好要求俱乐部派人到戒严司令部去谈判，商量解决办法。
去戒严司令部谈判，风险不言而喻，工人们本是拒绝的。但身为工人倶乐部全权代表的刘少奇，为了维护工人权益，毫不犹豫地答应前往谈判。
戒严司令部走廊上的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刘少奇从容不迫地走进谈判会议室，对戒严司令部旅长李鸿程开门见山地声明：如果谈判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李鸿程没想到在如此环境中，这个年轻人依然如此胆大直白，他一拳猛捶在桌，大声嘶吼：“如果你们坚持作乱，就将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地回答：“这是一万多工人的正义要求。你们即使把我砍成肉泥，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此时，气急败坏的李鸿程狂叫起来：“我对一万多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一万多军队在这儿！”刘少奇更不示弱：“那就请下令制裁去吧！”就在这时，心系“代表”安危而围在戒严司令部大楼外的数千工人，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声：“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将路矿当局砸个片瓦不留！”
面对罢工工人的汹汹气势，李鸿程大惊失色，他只好请刘少奇出面劝说工人。刘少奇来到走廊，工人们看到他安然无恙才安静下来。但是工人们非常担心刘代表的安危，又齐声呼喊：“我们要刘代表每隔十分钟出来和我们见一次面！”李鸿程只好答应大家的要求，谈判才继续下去。
李鸿程等人没想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工人中竟有如此高的威信。他们也没有料到，在刘少奇等人的组织之下，工人们是如此的团结一致。这时，李鸿程只得改用温和的口气说：“请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刘少奇厉声回绝：“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解决，你们就先把我剁碎吧！”说完，刘少奇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戒严司令部。
17日晩，路矿当局最终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倶乐部代表嗟商，达成与工人复工的13项协议。工人倶乐部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因为刘少奇的英勇无畏和工人群众的坚强团结，未败一事、未伤一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后来，安源工人编了一首《劳工记》的歌谣，赞颂刘少奇的贡献和胆识，其中唱道：“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正是这种胆识和担当，让刘少奇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白区创造性地领导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最讲求实事求是，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面对“大跃进”时期中央政策上的失误，无论是面对人民群众还是各级领导干部，他都诚恳地代表中央承担责任。他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惊醒”了中央直至地方一大批党内外干部！
1958年至1960年，我國陷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经济状况更是堪忧。1961年4月1日到5月150，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44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轻装简行，拒绝住招待所，铺稻草，睡门板;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察看田地、山林、水塘，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他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同农民和社队干部促膝交谈。这位六十多岁的国家主席，甚至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向父老乡亲鞠躬，请求农民讲真话。他诚恳地向父老乡亲们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经过实地调查，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清醒地认识到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为党史上所罕见。大会印发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书面报告，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另外作了口头发言。他拿着十几页的讲话提纲讲了三个小时，其重要依据就是他回到湖南进行的44天的农村蹲点调查。
他根据回乡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如实表明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并分析了导致工作失误的原因。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同时，他还指出了从中央直至地方在政策方面的失误，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刘少奇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干部，从而带动了后来会议上大家纷纷坦诚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分小组讨论会上干部们大胆发言的局面，极大地激活了党内民主。
刘少奇的讲话也赢得大家的肯定。薄一波评价是“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评价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说透了”。大会后，在邓力群向刘少奇汇报时，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可见他内心的沉痛与自责。
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没有回避，毫不含糊，敢于承担责任，展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担当。
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刘少奇一生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奉为信条。1945年12月，他手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送给柳亚子先生，由是可见这八个字在他心中的分量。正因如此，他在面对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特别是党成立初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时，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192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找刘少奇谈话，征求对于党的策略的意见时，他直白地指出：“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刘少奇在此意指中央关于暴动的决策是一种不顾实际的军事盲动主义。当时敢于直接指出中央错误的，刘少奇是少有的几个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在面对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时，他敢于斗争。正如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对党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不断克服这些错误现象，绝不放任这些错误现象的发展，不使它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
1928年3月，根据中央委派，刘少奇参与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8月成立时就存在诸多问题，不但省委在当地共产党员中威信极低，而且缺乏正确政治路线，导致党组织软弱涣散。因此顺直省委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面对复杂而棘手的“顺直问题”，刘少奇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首先厘清了顺直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是“极端民主化”倾向的严重泛滥，导致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二是党内“闹经济主义”，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组织的经费太少。
面对顺直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的歪风邪气，刘少奇进行了坚决斗争，直至完成对中共顺直省委的改组。为了尽快扭转中共顺直省委的消极局面，刘少奇找有关同志谈话，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一些存在错误认识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同时将问题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1928年9月7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随后，根据指示，他和陈潭秋分别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告顺直同志书》和《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并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发出。11月，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刘少奇等编辑出版了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并撰写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深刻批判了顺直党内无组织、无纪律等各种形式上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在该刊出版序言中指出，顺治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意识。12月下旬，刘少奇和陈潭秋轮流主持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上的报告主要分析了顺直党内的状况。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党内认识初步取得统一。会议还恢复了中共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至此，“顺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刘少奇解决“顺直问题”，为中央所充分肯定。1929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工作报告纲要》中指出：“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而“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整个顺直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同样如此，1936年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先后撰写了30余篇文章，对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风气，进行了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提出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肃清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洞的领导方式，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不屈斗争，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为扭转党内领导走向务实奠定了基础，从而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毕北地区的组织，实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工作中的难题、重担敢于担当，面对工作失误同样敢于担当，刘少奇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他不但在实践中勇于创造，在理论上更是勇于创造，这种创造甚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他不愧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作者：刘新庆 喻丹丹
第二篇：勇于担当，敢做改革的先行者
2014年10月20日，对于孟州市地税局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省局智局长来孟州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蹲点调研，通过调研，智局长对孟州局2011年底以来近三年的税源专业化改革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了解和总结，从而也正是这次调研，省局党组决定在全省地税系统全面推开税收管理改革。
近一年多来，孟州地税人在省市局的领导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征管体制改革历程。孟州地税人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迎来了全省地税征管改革的大潮、迎来了金税三期系统的正式上线、迎来了数据管理应用的新时代、诠释了纳税服务的全新理念，风险管理运用更加成熟、国地税合作更加深化和完善。孟州地税也正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稳步推进2016年的各项工作，不仅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而且孟州地税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到了很大改观。
一、任重道远，征管改革永远在路上。
随着全省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工作的启动，孟州市局以构建“以自主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分类分级为重点，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数据管理为抓手，以科技信息化为支撑的税法遵从型现代税收管理模式”为目标，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全面开启了税收征管改革的新历程。
(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
制定方案。高度重视，严格要求，研究制定了我局的征管改革方案，积极组织我局的征管改革工作。机构和人员调整。按照方案完成机构和人员调整工作，为系统初始化和后续岗位配置、流程测试、循环测试提供前提条件。岗位初始化。在金三系统内对机构人员岗位重新初始化配置，添加岗责，保证改革后业务流程各环节有机衔接。业务培训。认真组织对全国税收征管规范2.0版河南地税实施细则的学习，对所有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每个人员业务精通。组织培训10余次，达230余人次。业务全功能测试。完成了241项必测业务和10条业务线的四轮测试，完成省市县三级风险管理流程联合测试 6户，完成税务登记、申报纳税等7大类省域通办业务50余项重要业务的测试，完成25项使用电子印章的业务测试，全局共测试230余户次纳税人，参与测试达450余人次。计算机定税。分行业选取不低于5%的定期定额纳税人进行典型行业调查，确定各行业的定税项目和要素，并在金三系统内配置定税参数，初步建立了计算机定税体系，为改革后“一厅式”办结个体工商户初次定期定额核定打下基础。系统内办理10余户。在途事项处理。在正式系统上线切换前，全部办结原金三系统内待办任务和在途税金的处理，确保系统切换后无数据遗漏丢失。共处理150余条，办结率达100%。推行同城通办。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完成7大类省域通办业务50余项重要业务的测试，完成25项省域通办使用电子印章业务签章正确的测试，为推行同城通办打下基础。做好纳税人宣传培训。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办税服务厅大屏幕、纳税人微信群等多渠道向纳税人宣传，营造良好的推进改革氛围;在办税服务厅和基层所公开栏张贴系统切换公告和致纳税人的一封信，举办纳税人学堂，召开座谈会，向纳税人宣讲征管体制改革和营改增税收政策，积极引导纳税人理解改革、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期间，张贴36份公告，发放300份公开信，发布信息10余条。电子档案采集和归档。按照上级关于税收业务档案电子化管理工作部署和要求，我局高度重视，加快电子档案归档工作。采购了高速扫描仪10台、高拍仪14台和打包机1台，建设硬件匹配的档案室，组织人员采集了纳税人基础资料及2013年1月-2016年4月的征管资料，共整理扫描归档10527户，事项41265条，影像资料234249页。
(二)以自主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健全纳税服务体系，纳税人满意度提升
1、健全纳税服务组织。成立了纳税服务税务分局，将乡下的三个分局的征收职能撤回到纳税服务分局，同时将这三个分局各撤回一名征收开票人员到纳税服务分局，充实了城区办税服务厅的力量。
通过对办税服务厅的整合，对内我局整合了资源，解决了城区办税服务厅纳税人排队，基层分局征收人员闲置的问题;对外提升了纳税服务水平，突出了多元化服务功能，办一些原先办不到的事，办一些更加专业的事，让纳税人更加满意。
2、推行规范化建设和多元化服务
落实“一厅式”办结：建立起“集中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一厅式”纳税服务运行机制;推行多元服务，落实省域同城通办：配置同城通办岗，要求窗口人员对7大类25项涉税事项做到“三熟”：熟知、熟记、熟练掌握，纳税人不受属地管理的限制，在全省任一办税服务厅均可办理涉税业务;落实互联网+税务：推广了网上办税、自助办税等非接触式服务，目前，我市开通网上办税业务的纳税人1300户，占比93%，现有自助办税设备3 台，计划再购置几台，实现办税场所全覆盖。
创新业务：这次改革，我们全面推进了计算机定税和同城通办，还权还责于纳税人。从还权、还责纳税人入手，由审核性申报向自主申报转变，对相关表证单书进行修订，让管理更到位。还权纳税人内容：1、取消4项纳税人在办理减免税优惠事项时提供其他部门证明的义务。如：取消了契税减免备案中的“单身证明”2、将大部分审批类减免税改为备案类。如：将6项审批类减免税改为核准类，现有行政许可6项，除此之外皆为备案。还责纳税人内容：1、将14项纳税人基础信息采集类、税费种认定类文书改为申报类文书。2、将17项纳税人申报类文书中去掉税务机关审核职责，在对外发出的执法文书中不体现税务机关内部流转流程。3、在85项纳税人申报类文书中注明纳税人责任声明及法律责任提醒。
创新服务手段。推行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方便纳税人快速、便捷地获取规范、准确的税收业务办理指南;利用短信平台。借助征管数据库，对纳税人实现自动发送短信通知和风险提示，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和损失。
创新技术。利用省局创建的全国征管规范2.0实施细则管理平台供全体税务人员随时学习和参阅，提高岗位技能和办税水平;系统集成。省局给我们提供的强大平台，实现了风险管理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短信平台等集成于金三系统中，直接跨系统调用数据，简化了业务操作，缩短了办税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简化流程。改革后优化了工作流程，将“事前调查核实事项”转变为“事后风险管理事项”，将基础事务直接由办税服务厅办理，大大减少了审批层级和环节。如：新开业饭店的发票领购需要经过登记补录、管户分配、税费种认定、定期定额申请、税源管理部门调查、业务科室审核、主管局长审批、票种核定等一系列程序。改革后，引入计算机定税，当场便可核定税额，领购发票。
资料简并。推行电子档案电子化管理，实现税收电子档案一站式采集、一户式调阅、多地点存储;实现涉税档案信息共享。如：纳税人代开发票，以前每次代开都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等资料，推行电子档案管理后，纳税人提交一次便可持续使用。
创新合作机制。实现国地税共建办税场所。通过共建办税服务厅，实现“进一家门，办两家事：到一扇窗，办所有事”。落实国地税合作规范。实现服务一个标准、执法一把尺子，让纳税人享受到更快捷、更规范的服务。
二、深化合作，全面推行营改增。
我局及时制订《孟州市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营改增工作领导小组，并从几方面做好该项工作：
(一)积极传递营改增纳税人资料。
截至4月30日，我们已向孟州市国税局传递营改增户数3次，共移交纳税户1300户。其中金融业18户、房地产业53户、建筑业104户、生活服务业1125户。
(二)认真开展 税款清理。
1、配合政府制定了《孟州市市政工程营业税清理实施方案》。并由市政府组织专题会议，重点对孟州市辖区内所有的道路施工工程、行政事业单位工程、水利项目、土地整理项目、农业项目等市政工程进行营业税彻底清理。截止目前，市政工程开票合同金额3亿多，入库营业税(含两税两费)1100万元。
(1)做好数据收集整理，掌握详实的基础资料。通过孟州市综合治税办公室分别采集了孟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局、交运局、水利局、发改委、财政局等6家单位涉税信息228条。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加工共整理出涉及国土局、交运局、水利局等9个市政部门的涉税信息，并对这9个单位的涉税数据分已完工但税款未结清项目和未完工项目两大类进行核实。
(2)多部门协作联动，大力清欠。通过政府主导，综合治税办公室协助，方案要求每个单位按照营业税清理实施方案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每天报送开票进度，我局制作详实的工作台账和时间进度表，每天汇总后以工作日志形式报送至政府办以及综合治税办公室。综合治税办公室根据工作进度进行通报，对完成较好的单位进行表扬，对落实不利的单位进行批评。
(3)非常态化工作方式，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此次清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清理工作人员需要对当天开票入库情况进行核对总结，以工作日志的形式报送政府部门，还要与未开票的单位协调，沟通解决结算开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涉及到152个工程队，其中包含外省6个公司的施工队，清理工作负责人将自己的联系方式提供给纳税人，24小时开机，进行预约开票和纳税辅导。按照“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资料齐全的纳税人确保随时来随时开。
2、对房地产及其他建筑工程清理。
为了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进一步挖潜增收，不留管理死角，孟州市局积极通过“三同步三确保”，对市政工程以外的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工作进行全面清理。截止到4月30日，营业税及附加共清查入库税款900余万元。具体做法是：
(1)各方力量同步发力，确保清查见实效。管理所、业务科室、稽查局三级联动，管理所梳理行业管理情况，对管理难度不大的，及时进行纳税提醒，督促企业按时及时缴纳税款;业务科室负责解释政策，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增强协税护税力量;稽查局分五个小组，全力以赴，开展32户重点难点户的清查。为彻底解决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税源不清、摸底困难、欠税较多的问题，清理小组逐一走访每一个项目工地、每一个售楼部，对其工程进度、纳税情况、销售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记录，最大限度避免税源流失。
(2)清查与税款清缴同步进行，确保税款不流失。制定《孟州市地税局营业税清查工作方案》，明确清查重点和时间表、路线图，清查与清缴欠税相结合，集中时间和精力，整体推进、各个击破，确保清查出来的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清查出来的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确保挖潜增收。
(3)营业税清查与税收宣传同步进行，确保纳税人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该局在营业税清查过程中，对照清查重点，梳理出各项政策依据，向纳税人宣传介绍营业税及增值税政策，营改增后企业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偷漏营业税的后果，使纳税人真正了解本次清查的目的和意义，取得纳税人的支持和理解，保证营业税清查的效率和质量。
通过税款清理。2016年四月份共入库营业税3375万元，2015年同期入库为709万，为去年同期的476%，增收了2666万元。。
(三)积极开展营改增政策宣传及培训工作
我局根据纳税人的实际需求，依托税企QQ群、办税大厅LED屏、微信平台等媒介大力宣传营改增政策，主动为营改增纳税人答疑解惑。针对涉及企业的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积极开展个性化政策培训，认真为纳税人做好解释工作，仅4月份就举办了2次营改增政策培训会，切实提升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以全国第25个税收宣传月活动为契机，与孟州市国税局合作，联合召开营改增政策纳税人座谈会，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过渡。
(四)做好迎接营改增地税代征增值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工作
严格执行《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委托地税代征增值税代开发票要求，我局在国税领取并安装使用税控盘两个，领取增值税普通发票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200份，和国税部门一起在预生产环境进行了测试，增值税代征及发票代开顺利运行。地税部门自5月1日办理代征二手房交易增值税业务以来，共计办理二手房业务12起，均属于购买二年以上房屋转让，共计代征增值税0元，根据税收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12.8万元，实际征收个人所得税4.2万元，征收契税2.48万元。
作者：马国利
第三篇：勇于探索 开拓创新 当好首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我们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首都城市管理好，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承担着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这一战略定位要求城市管理工作按照更高的标准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提出了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明确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也对破解“城市病”、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需求。为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区县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石景山区被确定为试点区，承担起改革“开路先锋”的重任。
一、探索城市管理新路的“破冰”之举
近年来，首都城市管理在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推进城市区域环境整体水平提高，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断提升的城市面貌为2008年“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建国六十周年威武雄壮的游行阅兵增光添彩。但是，随着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期望日益增强，对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从当前首都城市管理现状看，城市环境管理在较高水平上运转，但现代化城市管理方法和模式还未完全建立，特大城市的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以及垃圾围城等“城市病”集中涌现，距离人民群众对宜居生活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城市管理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从土地、产业、人口三个方面以及管理资源配置来看，主要原因是城市管理模式和方法未顺应城市发展进行及时调整。比如，城市管理力量尤其是基层力量配置不足，在人口激增、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地区出现管理空白，大量依靠协管员参与管理，降低了管理质量;规划建设与管理脱节带来管理服务缺位，长期存在重建轻管现象;部门专业化倾向严重，城市综合管理职能缺失弱化，很多问题没有主责部门负责;部门与属地之间的事权与财权不清，基层管理责任难以有效落实;城市管理评价体系及标准规范建设滞后，缺乏法定职责约束和配套的保障、奖惩措施及问责机制;城市管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现有法规政策不足以应对城市管理新问题，部分环境问题的处罚标准偏低导致违法成本低等。许多问题在现有管理体制和机制下难以解决，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改革相关体制机制。
2014年9月，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区县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并确定石景山区為全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要求创新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半年多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石景山区积极开展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按照“党建统领、行政综合、法治综合、上下综合、社会综合”的总体思路，组建了区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区委城管工委、区城管委、各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将城管、公安、工商、食药、交通、环保、消防、安监等8个部门的执法力量下沉到街道办事处，促进基层管理和执法力量的整合，着力构建主体清晰、权责明确、上下联动、协调有力、执法到位、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格局，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城市管理及环境秩序明显改善，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石景山区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主动承担起了“开路先锋”的责任，为首都城市管理难点破了题，堪称“破冰”之举。
二、抓住“综合、下沉”，管理成效倍增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综合”和“下沉”是关键。城市管理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用基层“小循环”来解决，效率最高、效果最好，因此改革试点突出了“下沉”;专业性的城市管理问题已经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现状难以解决的主要是部门交叉性问题，所以改革试点要抓住“综合”。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就是要提升队伍素质、执行能力和科技手段，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一系列科学严谨的规划、标准和制度，石景山区改革试点坚持突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我党传统优势，抓住党建统领这个核心和关键，将原来“条条”管理统筹优化为“属地管理，综合执法”;抓住了“综合、下沉”两个要点，以问题为导向，形成了管理、作业、执法为一体的城市管理格局，充分调动了各部门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各类协管员整合、统筹安排，增强了街道层面城市管理队伍力量，进一步降低了执法成本，提高了执法效率，实现了“统全局、抓班子、带队伍、促改革、保稳定”的工作目标，取得了宝贵经验。同时，通过开展“亮剑”行动，适时展示成绩，加固成果，减少障碍，展现了改革形象进度，赢得民心和社会支持。
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石景山区城市治理水平。从考评指标来看，改革试点以来，石景山区环境秩序、卫生状况等均明显改善，私搭乱建、摆摊设点、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环境卫生方面，全区干净指数全年排名提升1名，其中背街小巷卫生质量明显提升，2014年达标分数达到98.5分，同比提升0.8分，在六个城区排名中由第5名升至第3名;非法小广告治理进步显著，排名由第6名上升至第1名;园林绿地卫生状况同比提升1.36分;垃圾分类由城六区第5名升至第1名。城市管理监督方面，石景山区“月检查”点位达标率和市级台帐处置率逐步提升，特别是2014年第四季度提升明显，12月份达到了100%，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城市信息化管理网格发现问题结案率也达到了100%。群众满意度方面，石景山区城市管理问题群众举报量明显下降，环比下降54.1%;社会评价成绩明显提升，2014年问题社会评价成绩同比提升2.34分，热线回访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石景山区与其他城区相比，基础薄弱、财力不强，资金投入少、历史欠账多。从2014年9月试点以来，石景山区考核指标大幅度提升的项目，都是此次体制改革红利带来的成果。统筹协调度提高，权责更加清晰，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更强，工作更加积极主动，管理效果相应就会有提升。据了解，由于改革试点时间不长，石景山区在环境建设资金投入增幅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体现出此次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效应。我们相信，下一步通过加大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奖励激励政策的配套，设备设施的改造，将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倾斜，改革的效果将更加显著。
三、坚持总结完善“两手抓”，确保经验做法可复制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大了区城管委和街道的统筹力度，有效发挥了“条专、块统”的作用，改变了以往街道乃至社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管理格局，将“一根针”变成指挥棒，由“块”统领各专业实行联动治理，弥补了“条”管理的空间间隙和时间空档，实现了全覆盖、全时段的有效治理架构。
党建统领，充分发挥了党的建设这一“法宝”的作用，成立城管工委综合统领城市管理系统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等工作，形成了调动人力资源的优势，为构建城市综合管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行政综合，通过将区市政市容委扩容并对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进行归口管理，实现了统一协调、集中指挥，防止部门间推诿扯皮，提高了管理效率。法治综合和上下综合，通过8个执法单位抽调人员常驻街道开展“综合执法”，城管执法分队实行街道为主的双重管理，赋予街道较大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资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街道一直以来存在的力量薄弱、有责无权的实际问题，为落实属地管理“全权、全时、全管、全责”四全责任要求，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工作目标提供了机制保障，促进了城市管理“微循环”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综合，通过社区恳谈会、居民议事会、“6070”文明劝导队等多种载体和路径，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单位和市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真正实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为城市管理领域的共同治理搭建了广阔平台。
改革永远在路上，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下一步仍须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高度提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为全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做好“开路先锋”。要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和完善。
一是要注重制度建设。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探索建立符合首都城市管理发展要求，体现人文化、国际化、现代化理念的首都城市管理法治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城市管理依据、责任、标准、程序等问题，明确划分综合执法和专业执法界限。强化对执法情况的检查，完善监督措施，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推进法治城市建设进程。
二是要注重能力建设，要进一步提升协调统一管理能力，提升依法管理能力，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完善城市公共财政保障体制和运行机制，优化基层机构设置，健全现代社区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职能与定位，整合服务管理队伍，加强教育培训，提升街道、社区层面的执行能力，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依靠科技创新应用，提升管理与服务能力。
三是要强化标准意识，注意改革成果的巩固完善，形成长效机制。在改革框架搭建基本完成的同时，认真研究工作标准，结合石景山区实际情况，提出和完善包括“和谐宜居”标准、人口适度标准、环境优美整洁标准、城市硬件维护管理标准等一系列城市管理工作中实际需要的标准，确保改革工作可量化、可操作、可检查。
四是要注重上下联动，要梳理市级、区级层面对口关系，积极争取市级各相关管理部门的指导，科学划分城市管理专业部门的职责权限，建立完善的分级管理和各专业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体系。推动城市管理从分散式向综合化转变，從突击式向常态化转变，从平面式向立体化转变，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从单一式向社会化转变。
五是要注重社会参与。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城市管理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培育环境文化，推进城市管理事务的公共治理。建立城市管理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完善城市管理信息化互动平台，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畅通城市管理部门与社会公众信息沟通的渠道。
六是要注重财政保障。按照标准规范提高环境建设和日常管理经费投入，并建立向基层倾斜并逐年提高的财政投入机制;建立适应城市日常管理和城市管理应急保障经费预算制度，落实资金保障，确保城市管理投入;建立城市管理以奖代补、以奖促治制度;设立城市管理表彰奖励基金，建立完善城市管理一线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津贴制度。
(本文图片由石景山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提供)
(责任编辑：黄荔)
作者：柴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