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房产纠纷经典案例
股权转让纠纷经典案例
2014-12-17 两高法律资讯转 两高法律资讯
一、股权竞买人对拍卖信息负审慎审查义务
案例：安徽实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权拍卖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权竞买人应该正视股权拍卖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在转让人披露信息不实并构成违约时，才能请求法院支持其减少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主张，反之则败诉。
二、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例：林峰亮等诉胡月梅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三、工商行政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审慎审查义务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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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赵国良与崇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股权变更登记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过程中，不仅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完备并符合法定形式，而且应以行政法一般原则中的合理行政原则为依据、以登记机关判断与识别能力为限度、在专业范围内对申报材料中的签字盖章等内容的真实性负审查责任。
四、股东抽逃出资的民事法律后果
案例：胡元中与汤敏股权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股东出资是公司赖以存在和运营的基础，因此，抽逃出资行为，被公司法严格禁止并严厉惩处。股东出资后,随即将出资转走而用于非公司经营，是抽逃出资的典型情形。其民事法律后果，一是出资人对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如不履行该项出资义务，则不享有基于该项出资而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五、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效力判定 案例：赵双瑞与世纪华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股权时，应经股东书面同意，但转股协议是否有效应依据商事外观主义进行判断，不得以协议未经股东签章同意为由否认转股协议效力。协议上即使已加盖法人公章，但如有证据证明协议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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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判定合同未成立。
六、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对价的变更不属于重大或实质性变更 案例：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已获批准后，当事人协议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无须另行报批。
七、分期缴纳出资股权转让中的几个问题
案例：上海帝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与刘寅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在规定的期限内出资到位，即应视为履行完成了相应的出资义务，取得股东资格，同时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承继其股权的受让人应当履行剩余的出资义务，配合公司和出让股东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受让人拒不履行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怠于履行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用其持有的公司公章，以公司名义起诉，要求原出资人补缴出资，在此情况下，受让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混同，不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资格，而仍应按公司登记机关所记载的事项进行裁判。
八、合同解除权不应滥用
案例：山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宜豪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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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案。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的迟延履行行为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通过诉讼解除合同，主张相对方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如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损失。但是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在不具约定或法定除斥期间时，当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不欲再行使解除权时，则根据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不得再行使解除权。
九、执行程序中对瑕疵股权转让的处理
案例：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与河南龙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被执行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但增资时股东有抽逃出资行为，并将该股权转让，此时应当区分瑕疵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时是否善意，并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追加原股东或现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转让股权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 案例：上海安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擅自发行股票案。裁判要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筹集经营资金，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委托中介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转让公司股东的股权，部分受让人在托管中心托管并到工商部门备案，其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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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擅自发行股票罪定罪处罚。
十一、改制企业职工退股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案例：雷飞平与重庆市璧山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要点提示：改制企业职工退股是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不能被认为是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在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作出比公司法更为严格的条件规定时，应当肯定公司章程的效力。股权转让旨在促进有效流转，就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应分为股权交付具有当事人间股权变动的效力、公司登记具有对抗公司本身的效力和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以及工商登记仅仅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三个层次。
十二、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纠纷案件的处理
案例：金军等与上海维克德钢材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后，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这种继承，无需公司过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根据注册资本来源地原则，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不改变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地，不导致公司的性质变更为外商投资公司，因此，该公司股东的变更无须外资审批机构的审批。在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后，公司有义务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十三、涉外股权转让居间合同效力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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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宁波嘉成拍卖有限公司诉李瑞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在涉外股权转让合同中，居间人或当事人为减少交易税费，常常签订交易金额不同的阴阳合同，虚假交易金额的阳合同已报审批机关批准，真实交易金额的阴合同未报审批机关审批，对该未经审批的阴合同是否有效，以此为基础的居间合同是否有效，现行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如股权转让行为已得到审批机关批准，当事人已经按照真实交易金额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可认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已生效，以此为基础的居间合同也应认定有效。
十四、股权转让中股东身份的司法认定
案例：鹤壁市淇河家具有限公司与张进喜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东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构成公司出资关系，为公司法所承认、以股东命名的公司法上民事主体。其中，构成公司出资性是确定股东最为基础的要素，也是股东主体身份司法认定的核心因素。
十五、股权变动登记程序存在瑕疵的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案例：徐锋等与路小生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对于股权转让，应充分尊重转让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成全股权交易活动，一方当事人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应当严格把握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对于不符合合同无效构成要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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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变更登记的程序上存在瑕疵，也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合法有效。
十六、场外取得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不受法律保护
案例：陈敏刚与上海卓越纳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份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依法转让，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须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还必须在国家允许的交易场所内进行。非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应当追究公司及其股东的法律责任。个人从场外取得的股票不具有法律效力，其股东权利不受法律保护。
十七、导致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法律效力及股权归宿 案例：曹晓琴与宜昌中交船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我国法律对于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的行为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修订后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之后，根据司法解释，应认定此前发生的形成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十八、民商事诉讼中涉及刑事犯罪的法律后果及处理
案例：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与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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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十九、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
案例：北京恒拓远博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薛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股权转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股权的价值与有形财产不同，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在当事人提举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时，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额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同时，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欠缺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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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内部约定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时的股权份额认定
案例：王德与吕红等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股权的首要依据。当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股东名册的记载与事实不符时，对公司内部的股权份额，应当综合分析发起人协议、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盈余分配、经营管理等各项事实后作出认定。夫妻中的一人登记为股东，但有证据表明其配偶在股东资格方面与显名人有混同的，其二人可被视为享有股东权益的共同关联一方。
第二篇：经典劳动纠纷案例15例
案例1. 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由谁举证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通常而言，用工之日是指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到用人单位报到之日。但当劳资双方对簿公堂时，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在双方对此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会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不利后果由谁来承担呢?
案情简介
陶某系上海一家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外地来沪务工人员，2008年8月26日，陶某在上班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被送往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同年9月16日出院。出院后，为了申请工伤认定，陶某于2008年11月18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公司2008年8月17日至同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等。
双方观点
陶某声称，2008年8月17日至公司处担任营业部经理一职，公司自2008年9月1日才开始为其缴纳综合保险。公司辩称，陶某与公司之间于2008年9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也为陶某缴纳了2008年9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之前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陶某与公司之间于2008年8月17日至同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评析
关于劳动者入职时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入职时间的应当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为准，对此用人单位只需要举证劳动合同就可以认定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关于劳动者的入职时间，不能够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日期为准。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只能说明该份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并不能说明这个起始时间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入职时间。劳动者入职时间的认定，需要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认定，能够认定的，可以直接作出认定。如果劳资双方均无法举证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的，那么入职时间的确定，应当以劳动者的陈述为准，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通常现实情况是，由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操作流程上的繁琐或用人单位的故意拖延，可能在劳动者入职报到后，很长一段时间用人单位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其办理用工登记、缴纳社会保险等。再加上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大量的管理资料均由用人单位掌握和控制，劳动者入职报到时，除了各种合同、协议外，很难获得其他材料。
建立职工名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其中，用工起始时间也是《职工名册》的一项重要内容。职工名册及招工等级备案手续等材料及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和控制，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的，用人单位需要提供，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例2.雇员致雇主财产损害时的赔偿
裁判要旨
雇员致雇主财产损害时的赔偿应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雇员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的地位、风险控制等因素，且基于生存权优于财产权的理论，追偿不宜造成雇员的生活困难。
案情
2008年3月1日，段润珍、陈向阳雇请陈安槐看守厂房，每月工资400元。2010年1月25日凌晨4时许，陈安槐听到厂房外有车辆经过，但看到窗外很亮，误以为是铲车来修路，就又睡下。当日7时许，陈安槐起床后，发现厂房围墙被砸开了一个高约1.2米、宽约0.8米的大洞，厂内仓库门上的两把锁被剪断，损失货物价值约60000元。因盗窃案未破，段润珍、陈向阳拒绝向陈安槐支付剩余工资。陈安槐遂诉至法院，请求对方支付拖欠的工资7200元。段润珍、陈向阳提起反诉，请求陈安槐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0元。
裁判
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认为，双方雇佣合同成立，段润珍、陈向阳应按约定支付陈安槐工资，因此对陈安槐支付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时，陈安槐作为雇员，在履职期间应尽职尽责、提高警惕。当睡在厂房的陈安槐在夜里被经过的车辆惊醒时，应提高警惕性，但陈安槐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而是继续睡觉，致使货物被盗，是陈安槐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所致，陈安槐有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陈安槐薪酬偏低，若全额赔偿，明显有悖责、权、利相一致原则。且该盗窃案的发生有其偶然性，是犯罪分子故意所为，综合考虑确定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6000元。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陈向阳、段润珍支付陈安槐工资7200元;
二、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6000元。
陈安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称被上诉人将价值重大的产品放在偏僻山区的厂房内交给上诉人看管，超出了上诉人的职能范围。
湖南省郴州中院认为，陈安槐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当事人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地位等因素，因上诉人属低收入群体，且事发直接原因是案外人所致，二审酌情确定陈安槐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2000元。郴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第一项，变更第二项为：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2000元，驳回段润珍、陈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1.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法律对雇员受害和雇员侵权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雇员致雇主损害的赔偿无明确法律依据。通常而言，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雇员，其职务行为是为了雇主的利益，风险也应归于雇主，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雇主来承担。但是，如果雇员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仍然免除雇员的责任，则是对雇主利益的侵害，也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过错原则。本案中，上诉人陈安槐作为看厂人员，主要职责是看守厂房、防止财产被盗，因此，陈安槐具有尽职看守的义务。但事发当天，陈安槐在听到有异常声响的情况下，没有提高警惕，疏于防范与观察，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导致未及时报警，事后也不能向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属于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2.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在雇员无恶意或故意的情况下，应坚持有限赔偿和适当赔偿原则。对赔偿的数额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雇员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的地位、风险控制等因素，且基于生存权优于财产权的理论，追偿不宜造成雇员的生活困难。本案中，造成财产受损的原因是案外人的偷盗行为，而上诉人陈安槐的月工资仅为400元，属低收入群体，如过度追偿可能造成陈安槐基本生活困难，也有违风险与收益对应原则。而且被上诉人段润珍、陈向阳作为雇主，更具有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确定6000元赔偿额过高，二审酌情确定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2000元。
案例3. 从本案谈事实劳动关系终止的认定标准
[案情]：
刘某于2003年8月18日到某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为刘某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1月25日，公司在各车间门口张贴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04年12月31日终止，务必在2005年1月1日至5日到公司办理离岗手续并结算工资的通知。同年12月13日，刘某患病数次就诊，2005年1月4日刘某与公司结算工资发生分歧，之后未上班，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后未解决。
2005年7月，刘某就其工资、经济补偿金、医疗费、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养老、医疗保险费等问题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同时主张回公司上班。公司在庭审时明确不同意劳动者回单位工作，双方关系已终止。
仲裁委于2005年9月27日裁决后，刘某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公司以公告方式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与法不符，并就刘某的工资、经济补偿金、拖欠工资的赔偿金、缴纳社会保险费、医疗费及病假工资进行了处理，明确刘某享有三个月医疗期，判决公司为刘某补缴自2003年8月18日至判决书发效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公司不服后上诉，二审于2006年3月20日维持一审判决。
刘某于2006年5月24日再次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05年9月28日至今的工资及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费、赔偿金及社会保险费。公司以自2005年9月28日至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辩驳。仲裁委于2006年7月7日作出裁决，认为自2005年9月27日后，刘某未去上班，公司未支付工资，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履行各自的职责，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已终止，故对刘某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向刘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再次通知书。
刘某于2006年7月17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今公司支付自2005年9月28日算至劳动关系终止的工资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支付2005年9月1日至今的医疗费及赔偿费，缴纳自2006年3月27日二审判决之后劳动关系存在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并要求支付对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医疗补助费和经济补偿金。
[分歧]：
对于本案中事实劳动关系何时终止有几种意见：
1，一种意见认为因第一次判决明确补缴社保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故应认定第一次判决书生效之日为劳动关系终止之日。
2，一种意见认为第一次法院判决确定的医疗期满后劳动者未参加劳动，双方因互不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故医疗期满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3，一种意见认为第一次仲裁裁决之日之后双方互不履行劳动关系的相应权利义务，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
4，一种意见认为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向刘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再次通知书，刘某系6月17日收到，公司履行了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手续，按规定系提前三十日通知，故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于2006年7月17日终止。
[评析]：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上述第一种意见由于从法院判决来推断出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是不足取的，因为一方面判决书中也指出单位以公告方式终止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中也未明确双方劳动关系何时终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判决只是明确了缴费的执行期限，不能以此推断出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第二种意见劳动法律规定职工在医疗期内，单位不能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这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但医疗期满后是否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解除，这要看是否履行相关手续，不能简单认定医疗期满后双方不履行劳动的相应权利义务，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或解除，因为医疗期满与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是二回事。第三种意见认为第一次仲裁后双方未履行相应的劳动权利义务，事实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或解除，这同样是缺乏相应的依据的。
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是以事实上的终止为认定标准还是应以单位履行相关书面手续才能认定为终止，这在审判实务中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仍应以履行相应的书面手续并应给予相应的通知期为判断标准，理由是第一，书面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书面手续，而且有一定期限规定，作为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不应该有超越书面劳动关系终止和解除的相应法律规定，否则无形中支持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履行相关手续即可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这种任意性将对劳动者明显不利，不应提倡。其次，由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履行期限在法律上处于不明确状态，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提出终止履行，但单位提出终止必须给予对方合理的通知期，在劳动法上，涉及到通知期的大多是一个月，故可以一个月作为合同的通知期;故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作为用人单位提出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尽管双方不履行劳动权利义务，但并不表明劳动关系就已自动或自然终止，从保护劳动者角度出发，赋予用人单位一定要办理相关手续终止或解除手续的义务是有一定积极意义。再者，《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未订立，但劳动者已经按照用人单位要求履行劳动义务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提供相应的待遇，并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以随时终止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劳动者。用人单位继续使用该劳动者的，应当与劳动者协商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本案中，刘某于2005年7月25日第一次申请仲裁主张要求返还单位工作，公司不同意其去工作，但其未履行相关手续即以书面方式发出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公司于2004年11月15日以公告形式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与法不符;仲裁委于2005年9月27日裁决后，双方虽未履行相应的劳动职责，但刘某并未主张终止劳动关系，公司仍未以书面方式发出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给刘某，直至2006年6月15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刘某发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刘某称于6月17日收到，由此可明确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日期为2006年7月17日。
案例4.非全日制用工
案例：
老王多年前下岗失业，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四处找工作。但由于年龄较大，又没有一技之长，老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久前，街道办事处给老王介绍了一个工作，到一家公司做保洁。看到工资待遇都不错，老王就开始上班了。
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告诉老王，你做的保洁工是非全日制的临时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主要工作是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及主管安排的其他工作，不上保险，工资按月发放;你在公司应当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服从主管人员的指挥，好好地完成工作。同时，该人力资源部要求老王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并向老王解释说，非全日制用工人员与公司是劳务关系，所以签劳务合同。
老王刚上班不久，却发生了意外。一天，老王在擦楼梯时，一不小心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造成骨折，花去医药费8000多元。 伤愈后，老王回到公司上班，却被告知他与公司的劳务关系已经解除了，老王很纳闷，决定找到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理论。但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对老王说，你可是非全日制用工，与公司是劳务关系，你没给公司做好工作，我们还没找你呢，你还来找我们要说法。
老王非常气愤，却感到公司说得似乎也很有道理，毕竟合同白纸黑字都写好的，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请对老王与该公司建立的“非全日制临时工”的关系做分析。
分析：
(1) 非全日制用工与全日制用工的区别
在用工形式上，劳动合同法确立了三种合法的用工形式，即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和劳务派遣用工。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是一种灵活的用工形式，与全日制用工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作时间不同。
标准的全日制用工实行每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每周不超过四十小时的标准工时的工时制度。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天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非全日制用工在二十四小时的总的工作时间内，具体工作安排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可以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三天，也可以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还可以是其他的工作方式，体现了其灵活就业的特点。
第二，非全日制用工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全日制用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非全日制用工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不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职工的劳动权利以及用人单位对职工的要求，可以口头约定。
第三，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可以随时终止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的，除一些特别情况外，用人单位须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而非全日制用工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非全日制用工一般只缴纳工伤保险。 按目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全日制用工的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但是，作为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工伤保险，除工伤保险外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则不是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的。
第五，非全日制用工以小时计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超过十五日。
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全日制用工应当按月以货币形式定时向劳动者支付工资。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也必须以货币形式向劳动者定时支付工资，但是，支付工资的周期比全日制用工短即每半月至少支付一次。
从非全日制用工的定义和其与全日制用工的区别来看，老王是全日制用工。该用人单位的行为是以非全日制用工的形式恶意规避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
(2)非全日制用工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劳动者”(自然人)一方在人身上和组织上是独立的，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过程的控制即不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和意思自由，主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劳动者支出劳动的过程和形式不受用人单位的控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民法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过程是由用人单位的控制来实现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行为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即劳动者应当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和主管人员的指挥下提供劳动。对于劳动者违纪行为，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规定行使处罚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享有劳动法上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老王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用人单位主管人员的安排从事具体的工作，其劳动过程完全是在用人单位的控制中实现的，可见，老王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典型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要求老王签订劳务合同是违法行为。
因此，老王与公司建立的是全日制的劳动关系，相应的老王应当享有作为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应当享受的权利。
案例5.新劳动法对与经济补偿有关过渡期规定的案例分析
案例：
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工作六年了，2008年5月，他的劳动合同到期，到期以后企业不跟他续订了。这个时候企业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这个员工支付终止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为是企业不与员工续订合同的。那么需要支付多少补偿金呢?答案是只支付半个月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2008年之前的规定，是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要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他的支付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到2008年5月，他的合同到期终止，2008年以后，他的工作年限是5个月，不足半年，那么就要按半个月的工资计算，所以他只能享受半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在关于终止合同的补偿金这个问题上，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所有工作年限，是不需要计算的，但是解除合同还是要算，因为企业要按照当时规定的标准去执行。
员工张某，2008年之前在某企业工作了六年，2008年以后，工作了两年。然后企业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由于张某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企业要支付给张某经济补偿金。如果张某的月薪是1.5万元的话，企业应该支付给张某多少经济赔偿金呢?这样就得分段来算了。因为张某1.5万元的月薪已经超过了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所以，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按照2008年1月1日之前的规定，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也不封顶，张某2008年之前的补偿金，年限是六年，那么2008年之前张某应该得到的补偿年限的补偿金为1.5×6=9万。而2008年之后，因为张某1.5万元的月薪高过了社会平均工资三倍，所以2008年之后的两年的补偿金就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乘以2。这个数字加上9万元，得出来的总数就是张某应得的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案例1.用人单位解除违法的劳动者
案例：
员工李某，受了工伤，在医院治疗并做了伤残等级鉴定，为八级伤残。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并没有完全好。于是，他继续在家里歇着，这叫停工留薪期。后来他已经可以出去，到处转悠，没问题了。李某喜欢集邮，有一天就去集邮市场。集邮市场上有很多人在摆地摊卖邮票。他走到一个地摊前，看到一本非常漂亮的集邮册。他看了一会儿，发现这本集邮册里有很多他非常喜欢、价值也很高的邮票，但是他兜里的钱很少。他抬头一看，集邮册的摊主恰好这个时候没太在意这个摊，正和旁边的那个摊主下象棋呢。李某一看两人下棋聚精会神，没有注意他，就把这本集邮册夹在腋下跑了。眼看就要跑出集邮市场了，旁边的另外一个摊主看见了，就跟那个摊主说：“那个人偷了你一本集邮册，都快跑到门口了，你还不去追他?”那个摊主追上了李某，然后报了警。经过物价部门核准，李某偷的这本集邮册价值2万多元。最后经过法院审判，判了李某有期徒刑。李某所在的企业一看李某被判了有期徒刑，就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结果李某不同意，说：“我是工伤啊，是八级伤残，你们怎么能解除我的合同啊?”那么，企业能否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吗?
分析：《劳动合同法》规定，无论员工是工伤，还是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或者是医疗期未满的职工，员工没有过错，企业就不能单方解除合同。但是如果员工有严重违纪行为，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或者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等等，过错性解除合同的条件就成立了，企业仍然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案例2.事实劳动关系
案例：
朱某原为纤维公司的职工，2006年2月底，公司因故全面停产，朱某离开该公司另找工作。2006年6月，纤维公司与高某签订了买卖合同，将生产玻璃纤维设备及旧厂房等卖给了高某，高某打电话通知朱某、顾某等人到纤维公司拆卸有关厂房、设备等。接到高某通知后，朱某等人到纤维公司工作。由于高某平日不在工作现场，朱某等人按拆除设备进度自行工作，1周后，原记工人员离开，无人记工，也无人具体安排朱某等人的工作，顾某自行记下了出勤情况。后朱某在捡玻璃时，因玻璃断裂而受伤。顾某所作的出勤按日记载表事后交纤维公司的门卫，请门卫见到高某时转交高某。经仲裁，纤维公司与朱某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纤维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请分析朱某与纤维公司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分析：
所谓事实劳动关系，就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虽然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已通过各自的行为作了表示。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一，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第二，劳动者付出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或劳动者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第三，允许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员工的名义工作;第四，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必须达到一定的期限。
本案中，纤维公司与朱某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关键在于纤维公司事实上是否对朱某实施劳动管理，朱某是否接受管理为纤维公司工作。朱某在工作时，纤维公司并未对朱某等人进行管理，也未安排朱某等人具体工作，特别是在一周后后无人记工的情况下，朱某等人亦未向纤维公司提出交涉意见，只是有其中的顾某主动记下出勤情况后请人转交高某，可见，朱某等人与纤维公司并未事实劳动关系。
案例三.集体合同
案例：
2007年2月1日，甲公司与工会经过协商签订了集体合同，规定职工的月工资不低于1000元。2007年2月8日，甲公司将集体合同文本送劳动行政部门审查，但劳动行政部门一直未予答复。2008年1月，甲公司招聘李某为销售经理，双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合同，月工资5000元。几个月过去了，李某业绩不佳，公司渐渐地对他失去信心。2008年6月，公司降低了李某的工资，只发给李某800元工资。李某就此事与公司协商未果，2008年7月，李某解除了与公司的合同。问：
1、集体合同是否生效，为什么?
2、李某业绩不佳，公司可否只发其800元的工资，为什么?
分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集体合同签订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因此，可以认定为甲公司与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有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在案例中，公司因李某的业绩不佳，而把工资降低，并低于集体合同的最低工资约定。同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公司降低李某的工资，实属单方变更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的行为，且其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集体合同规定，故有违法律规定。
案例4.规章制度
案例：
小明2005年3月入职深圳一电子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中特别约定：如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节严重，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2007年6月10日，小明接到公司的一份解雇通知，解雇理由是小明上班时间经常上网聊天，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三次以上在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的视为严重违纪，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小明辩解，他一直不知道公司有该规定，公司从未将规章制度的内容向其公示，公司称规章制度已向其公示，但无法举证规章制度公示的事实。请问公司可否就小明严重违纪的说法解除劳动合同?
分析：
规章制度制定后，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并不会当然的作为处理依据，还必须经过公示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规章制度公示方法很多，根据实践经验，实践中一般可采取如下公示方法：
(1)公司网站公布：在公司网站或内部局域网发布进行公示;
(2)电子邮件通知：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员工阅读规章制度并回复确认;
(3)公告栏张贴：在公司内部设置的公告栏、白板上张贴供员工阅读;
(4)员工手册发放：将公司规章制度编印成册，每个员工均发放一本;
(5)规章制度培训：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组织公司全体员工进行公司规章制度的培训，集中学习;
(6)规章制度考试：公司以规章制度内容作为考试大纲，挑选重要条款设计试题，组织员工进行开卷或闭卷考试，加深员工对公司规章制度的理解。
(7)规章制度传阅：如公司员工不多时，可将规章制度交由员工传阅。
在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规章制度未公示的，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规章制度已公示的，其依据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将不能得到支持。
案例5.伪造硕士文凭与单位签订的无效合同应是撤销而不是解除
案例：
2001年3月，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刊登广告，招聘一名部门经理，要求有计算机专业硕士以上学位。李某应聘，双方签订了3年劳动合同。8月5日，李某一次工作失误引起公司对其专业水平的怀疑，遂将其硕士学位证书送交有关部门鉴定，结果发现是伪造的。该公司遂解除了与李某的劳动合同。李某要求则该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赔偿其未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的代通知金。公司拒绝，李某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问该案例应当如何裁决?
分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李某利用假文凭骗取公司信任，双方签订的是无效劳动合同。据此，上述公司有权对此劳动合同实施撤销，李某不但没有权利要求得到只有解除合同才可能有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而且如果李某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公司有权要求赔偿。
案例 1.李某与服装厂劳动争议仲裁案
案情简介：
李某是某服装厂的一位会计，和该服装厂签订了至2005年12月的劳动合同。因丈夫死于车祸，精神上遭受很大打击，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该服装厂听到此消息后，欲和李某解除劳动合同，便拟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到医院看望李某，同时让李某在该协议上签了字，签字时李某父母并不在场。很快该厂劳工部门为李某办理了失业手续，并将其档案转到了街道劳动管理部门。李某父母听说此消息后，来到该厂提出李某孩子上学，没有收入，厂里如果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家里将没有经济来源。但该服装厂坚持解除合同协议系李某同意并自愿签字的，不能变更。
法院审判
劳动仲裁部门受理此案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李某正处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期间，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是无效的，因此裁决该服装厂继续履行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
专家评析
李某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期间，应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解除劳动合同这种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理解和预见相应后果的能力，因此，这种行为应由其监护人代理进行，或征得监护人同意后进行，因此李某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李某与服装厂的劳动合同也应继续履行。
案例2.被辞退两个月后是否还能申请劳动仲裁
[案情]
徐某是某印刷厂职工，工作态度消极，经常迟到、早退。印刷厂领导曾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曾给予徐某口头警告处分。徐某不吸取教训，抵触情绪很大，一次在工作中故意违反操作规程，损坏了机器设备，浪费了原材料，致使工厂不能按时向客户交货，为工厂带来了损失，印刷厂征求工会意见，经研究决定将徐某予以辞退。徐某不服，收到印刷厂的辞退证明书后，随即向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的申请。与此同时，徐某暗中到处找工作，对调解并不积极。两个月过去了，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仍然没有结束调解工作，徐某也没有找到工作。于是徐某便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印刷厂认为徐某申请仲裁已经过了60天的时效，因而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徐某则认为印刷厂调解委员会还没有结束调解，仲裁时效尚未开始。
[仲裁]
仲裁委员会审查，认为徐某提起的申请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徐某的申请。
[评析]
这是一起因辞退职工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到仲裁时效有关规定。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争执行为。劳动争议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因劳动报酬问题引起的争议，因处分职工问题引起的争议，因职工录用、调动、辞退等问题引起的争议等。总之，劳动关系涉及到的一切方面都有可能引起争议。本案中徐某与单位之间的争议属于因辞退问题而引起的。对于劳动争议的解决方法，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作了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双方解决不成时，通常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本单位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二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三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不经劳动仲裁，是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本案中徐某同单位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选择的解决办法是，先申请单位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又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的，当事人必须履行。”依此规定，徐某应当在收到单位的辞退决定那天起60天内提出仲裁申请才能有效。但实际情况是，徐某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并没有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而先申请了本单位的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这种劳动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的而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仲裁时效的计算问题劳动部有文件规定，劳动部劳发[1995]309号第八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仲裁申诉时效中止，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在30日内结束调解。仲裁申诉时时效从中止的30日之后的次日继续计算。
从上述规定可知，在单位劳动调解委员会在对徐某的劳动争议调解期间，徐某申请仲裁的时效中止。当单位劳动调解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徐某再就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时，仲裁时效应当从调解委员会调解后的30天的次日开始计算。这样，徐某申请仲裁时，时效刚过30天，并没有超过法律所规定60天时效期限，所以徐某的仲裁申请依然有效。
通过本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无论选择调解，还是选择仲裁，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效范围内申请解决。如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再申请解决争议，有关部门有权不予受理。解决争议时，劳动者如果希望通过本单位的劳动调解委员会解决争议，应当自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30日内，向本单位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无论调解是否成功，该调解都应自劳动者申请调解之日起30日内结束;到期未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劳动者此时就应当考虑是否申请仲裁。如果以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还没有结束为理由而迟迟不申请仲裁，很容易超过仲裁时效而失去受法律保护的机会。
案例3.无证驾驶受伤是否能认定工伤
[案情]
马某系章丘市牛二农机配件厂的职工。2005年4月25日19：30分左右，马某下班后骑二轮摩托车回家，当行至相公庄镇牛推村村北时发生交通事故，与迎面由北向南行驶的一辆农用三轮车相撞，造成马某腿部受伤，左腿被截肢，肇事者逃逸。2005年11月21日章丘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证明：马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摩托车损坏，肇事车辆逃逸。2005年11月28日马某向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其伤情认定工伤。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马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为由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马某不属于工伤。马某不服，于2006年1月6日向章丘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章丘市人民政府维持了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马某于2006年2月27日向章丘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并判令其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审理情况]
章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作为章丘市牛二农机配件厂的职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到机动车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马某虽无证驾驶摩托车，但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主体的公安机关对其行为并未作出认定和处理，在没有公安机关认定原告的行为是违反了治安管理的情况下，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马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为由，适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
(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认定工伤”的规定，作出马某不属于工伤的认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之规定，判决撤销章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并重新为马某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马某无证驾驶摩托车受伤应否认定工伤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认定工伤，理由是：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且，无证驾驶与其受伤有因果关系，如果无证不驾车上路，就不可能发生本次事故，就能避免伤害，所以无证驾车受伤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不认定工伤的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认定工伤，理由是：马某作为企业职工，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受伤，其情形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且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所列的排除性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2004年1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列举了十种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第十六条列举了三种不能认定工伤的情形。一般而言，职工的伤情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且不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即可认定为工伤;虽然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但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则亦不能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马某的情况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是不容质疑的，关键是无证驾驶受伤是否符合第十六条第一项 “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认定工伤”的排除性规定。这里的“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应作何理解?笔者窃认为，“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是指伤亡职工自身存在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该行为一是与职工的伤亡存在必然的联系或者是造成伤亡的直接原因，二是经职权部门作出明确的认定，两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否则职工的伤亡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规定，就应认定为工伤。至于职工是否存在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工伤案件时无权自行认定。就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马某虽无证驾驶摩托车，但是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仅出具“事故证明”证明马某出了交通事故受伤，并证明肇事车辆逃逸，对马某无证驾驶摩托车行为并未作出认定和处理。因肇事者逃逸，也无法认定马某受伤与其无证驾驶摩托车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马某的情况不在第十六条第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认定工伤”的排除性规定之列，只要其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其他必要条件，就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4.雇人代班不合法
案例回顾：
王某、李某等六名女工，均系长沙某国营制冷设备公司劳动合同制工人，与厂方签 有为期10年的劳动合同。1994年5月开始，上述六名女工同单位实行计件工资，日 生产任务不足，且在同一班组，六人商量每人每天出3元钱从劳务市场雇请一个民 工代替他们完成每天生产任务，六人每周轮换一次上下班带人入车间劳动。当时因 该公司劳动纪律松驰，人员管理混乱，没人过问此事，六位女工则在离公司五百米的地方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和一个服装店，每月人均收入近千元。
1995年4月，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后，进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整顿劳动纪律并推 行优化劳动组合，非生产人员分流从事第三产业。公司劳动人事科在得知上述六人 雇请民工代其上岗，自己在外从事个体经营时，遂向六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六人 必须在三十日内办理回公司上岗手续，否则公司将依法惩处。六名女工仍从事饮食 和服装经营，拒不回公司报到1995年8月7日，公司再次发了通知，限六人七日内到 公司重新报到上岗，否则将对其作除名处理。六人以为公司领导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仍未理睬。同年8月16日公司对六名女工以未经公司领导批准，擅自雇请民工代 班，自己不上岗，经公司两次书面通知仍不知悔改，连续旷工超过十五天，严重违 反劳动纪律为由，作出除名处理决定。此时，六名女工才感到事态严重，遂向公司 领导解释，原先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没有规定，请人上班现象普遍存在，六人客观上 按质按量实际完成了生产任务，至于由谁完成应当无关紧要，请求公司领导收回决 定，六人愿意服从组织重新安排，公司新任经理断然拒绝，明确没有商量余地。六名女工不服，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撤销公司的除名处理决定。
仲裁庭经调查，审理做出裁决：
申诉人未经被诉人同意擅离职守，虽雇人代班，但 在公司两次通知后仍不报到上岗，连续旷工超过15天，对其进行除名处理合法正当，予以维护。
案例5.同工应同酬
案情：
1997年3月，申诉人因被诉人拒不给予同工种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遂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调查核实情况：
申诉人谢某系父母所在单位某技校的委培生。申诉人毕业时，因被诉方筹建燃气用具商场遇阻，申诉人的父亲应被诉人的请求，出面协调并解决问题，其父遂提出要求被诉人安排申诉人工作，被诉人原负责人表示同意。但办理接收手续时被诉方主管部门未予批准。在征得申诉人的父亲同意的前提下，被诉人采取表面“寄存就业指标，实质接收安排工作”的方法，与申诉人的父亲签订了“寄存就业指标协议书”，并以此“协议书”到主管部门办理了同意接受安排工作的手续。申诉人所在技校和劳动行政部门根据此情况变更了申诉人的分配去向。被诉人为申诉人办理了接受安排工作等手续。被诉人新任法人代表赴任后，以申诉人属“寄存挂靠”为由，在申诉人工资福利待遇上拒不给予同工种同类正式职工的同等待遇。 分析意见：
申诉人的父亲与被诉人签订的“寄存就业指标协议”违背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属无效协议。被诉人作为劳动用工主体，是此无效协议主要过错方，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劳动行政部门根据被诉人的要求和省里的有关文件精神，开具技校分配计划单和分配报到证，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申诉人到被诉人报到之日起，即成为被诉方职工，并确定了劳动关系。
企业新任法人赴任，并没有改变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仍应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责任。 仲裁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调解不成，裁决如下：
1.申诉人的父亲与被诉人签订的“寄存就业指标协议”，属无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即无法律约束力;
2.被诉人应自申诉人报到之日起，给予申诉人的同类工种的职工同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3.仲裁费500元由被诉方承担400元，申诉方承担100元。
第三篇：调解纠纷案例
1、人物档案：
岑警官，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兴华派出所鳌鱼岗社区民警。
不知道是不是气温变热，人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今天，忙着处理了两单争执，巧的是，上午是两兄弟打架，下午是三姐妹吵架。
先说上午的，一条村两兄弟，两家对门，却一直不和，50多岁的人了，儿子都20多岁，还是经常发生“战争”。今天一早又“开战”了。原来，大哥家在墙上开了个窗户，细佬嫌阻了自家的光线，争执起来，把窗户打烂，之后仍不罢休，继续扔石头到天台，水池都塞满了。“可恼也”，大哥举着菜刀就冲出来了，大家劝解不下自然报了警。我立即赶到现场分开两人，但也调解不开，只好带回派出所。谁知在调解室，大哥又跳起来，一摸口袋掏刀子继续动手。无奈之下，只好将两人分开，隔着铁门，说不了三句又暴跳如雷。调解了五六个小时，一直闹到下午才算告一段落。
才送走两兄弟，鳌鱼岗同住一栋楼的三姐妹因为天台砌墙也起了争执。“三个女人一个墟”，何况是吵架，不得了，邻居们都被吵得昏了头，于是报警。这三姐妹年纪最大的53岁，最小也44岁，同住自己家一幢六层楼上，每人一层，楼下作出租屋。平时已因一些小事不时爆发磨擦。前些天，她们计划在天台各砌一个厨房。线划好了，连砖头都搬上来了，可刚开工，却又停了下来，因为墙砌在哪边呢?虽然仅5厘米宽，谁也不肯“蚀底”!砌在中间，又压住了水管。墙刚砌起，不是这个不满，就是那个说不公，只好打掉推倒重来，弄了一个星期都没搞成。今天还是为此吵得要报警。岑警官赶到现场，三人见状拉住民警七嘴八舌，还拉着民警从一楼跑到六楼，又从六楼跑到一楼，然后一层一层地看，拿着皮尺一分一分度量，一点一点计算各家面积。眼看天黑，民警有了个主意：不如让墙砌在中间，下面挖个直角型空隙留作下水道吧，这样既公平又解决了生活问题。泥瓦工人也表示可行，三姐妹方才统一意见齐声说好。问题解决了，她们非得拉着我在“断墙拍照留念”。村里人热情起来也不得了，还真是不照不行。
2、人物档案：
张警官，广州市海珠区海幢街派出所宝玉直社区民警。
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让两户势成水火的同屋邻居化敌为友。今天，把协议开开心心地签订下来了。
说起缘由，这两家人同住一套公房，2003年因为孩子调皮争执起来吵了一架。从此，两家磨擦不断，甚至哪家电视机声音开大了一些、地拖摆放过了一点界，立即就会爆发“战争”，2005年还升级到打架，有人受了轻伤。
此后，大大小小的调解一直没断过。民警发现这老房子是两房一厅，两家人公用的厨房厅堂的确不太好分配。于是，民警联系公房管理部门房管所，看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终于，房管所研究决定，将厨厕厅堂分隔开来给他们各自使用。初时大家都舒了口气，可到了实际操作时，还是出问题了。问题就在那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公用厅中。要分隔厅堂，自然要砌道砖墙。就是这道厚度仅有17.8厘米的墙，谁也不愿意砌在自己这边。那么一人一半?也不同意。事情一下就僵在那里了。
难道好事就这么完了?民警不甘心。由于民警平时就注意从小事尽可能帮助关心他们，两户人其实也挺感激的，这堵薄薄的墙其实就是面子问题。不久，机会来了。去年11月，其中一家的小儿子失业，一连几个月十分苦恼，民警得知后联系街道、区里劳动服务部门，还发动朋友，终于帮他找到一个职位。居民千恩万谢，民警捉住个机会，就开玩笑说：昨天看了一本书挺好的，借给你看看?他们不知是计欣然拿了书回家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两家人自动联系好，上门来要求与房管所签订合同了，他们边客气着边争着说：“把墙砌我这边吧。”
民警借给他们是什么书呢?《让人三尺又何妨———张英的故事》。书中故事是：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有吴张两户人家。吴家砌新房，侵占了张家三尺宅基地，两家各不相让。张家儿子叫张英，在朝廷当大官，张父连夜写信给儿子，要求他出面解决。张英回复：“万里家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父收信阅后，立即让出三尺。吴家见对方如此宽宏，也主动退让了三尺。从此，张吴两家相敬如宾，两家中间便多了一条小街，人们称之为“六尺巷”。
3、人物档案：
张警官，广州市黄埔街派出所怡港联片警务室警长。
今天终于帮×栋505房换上新门锁，“撬门案”解决了，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
话说几天前一位姓唐的租客看中某座505房的一套房，交定金拿钥匙，次日搬来东西准备进门搞卫生。谁知鬼使神差，唐某走到小区里另一栋的505房去了，楼屋结构、防盗门、木门都一模一样，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手里的钥匙，竟打开了防盗铁门。木门当然是开不了的，弄了半天后唐某打电话告诉房东。房东说，可能锁坏了，通知物管撬门吧。
木门撬开了，大家傻了眼——这才明白走错门了。
赶紧通知房主人，女屋主一听跳得数尺高：要赔偿，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而且要追究物业公司责任，还要到各媒体去曝光„„一连串的要求登时让出租屋房东和租客尴尬万分，弄坏人家东西要赔，可提的这种种要求也太苛刻了。小区物管也解决不了，最后报警处理。
把涉事各方都请到警务室商谈。大家都是邻居，邻里争吵总不是好事，和气才能生财，要赔偿也得好好谈呀。因为还在气头上，民警劝了半天，还是谈不拢，第二天，屋主不暴跳如雷了，坐下来谈了一整天，各方却互不相让，又是“吃白果”。终于到了第三天，大家都松动了，可谁也不愿先作让步，也许面子上下不来，还得我们打圆场。又是一整天，招待他们的矿泉水用了足足一大箱。直到傍晚，大家的意见才基本一致。
今天一大早，总算签订协议了，女屋主突然节外生枝，要换一模一样的门锁。这种门锁是开发商统一装的，入住许久了，现在很难找。事情不能搁浅，再费唇舌，最后以免掉其半年物业管理费解决。
新门锁换上了，天色也黑了，又一个平常琐碎的日子过去了。
4、人物档案：
戴警官，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金帝社区民警。
一天晚上8时左右，民警正在警务室整理前两天的“临登”(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记录。突然，3个外国小孩推门冲了进来，对着民警哭啼着喊：“Pleas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请帮助我!)”
民警愣了一下：他们应该都是住在帝景苑的，被人抢劫了?那可不得了!为免用英语交流引起误会，民警问了句：“Can you speak Chinese?(你们能说中文吗?)”三名小伙争着说“我懂!我懂!”于是，民警半英文半中文地了解“案情”。三人分别叫阿索、阿杰和阿劳，都是印度人。
“记得抢你们的人的长相吗?有多高?被抢什么了?”民警问。
“长得挺斯文的，戴个眼镜，跟我们差不多高!游戏机，1000多块的!”阿索抢着回答。
难道也是小孩?“你们认识吗?”民警问。
“认识，我们有时会一起玩!”阿劳抢着说。
民警当场舒了口气——只是小区内的小孩闹矛盾。
原来，傍晚6时许，三人与一名中国小孩在帝景苑的中央花园玩耍。阿索借了中国小孩的滑板，以自己的便携式电子游戏机PSP作交换。1个多小时后，阿索他们要回家吃饭，要求取回PSP。但中国小孩爱不释手，趁三人不留神，一手抱起滑板，一手握着PSP，一溜烟地就冲进某栋楼的电梯。
获知情况后，民警马上回看那栋楼大堂的录像，并请来大堂的保安认人。保安一看，认出是14楼某户的小孩小木。当时民警心想，应该很容易处理的，没想到“好戏”还在后头。
本想一个人上去先了解情况，可三个小家伙硬是拉着民警的衫尾，而保安也瞧热闹地跟在后头。
小木的爸爸通过门孔发现门外人多势众，还有外国人，不知发生什么事，就是不肯开门。民警隔着门把事情说了一遍。
木门开了，小木爸探出头来“严正声明”：我家有大把玩具，用得着抢你们的吗?我刚才问过孩子了，他说没干。在我面前他从来不敢撒谎，你们肯定是冤枉他!
“I’ll call my father and uncle!(我叫我爸爸和叔叔来!)”一旁的阿索听出对方不肯妥协，于是嚷嚷着要让家长出面。民警一听就急了：不管中国人 4 外国人，这里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闹起来就不是社区小事了，那可是“国际纠纷”啊!急中生智，民警让保安领着三个小孩回大堂等候。
见他们走了，小木爸也没那么紧张了。民警建议他下去看看监控录像，小木爸点头同意。
录像中，小木握着个红色方块玩具。阿索三人见了，大喊：“That’s it!(就是这玩具!)”小木爸低头不语往家走。
小木认错了，他依依不舍地从抽屉掏出那PSP，还给阿索。小木爸当场把儿子教育一通，并向大家道歉。
阿索他们拿回PSP，蹦蹦跳跳地，甭提多开心，还用中文跟我说“谢谢”。
来到大堂，民警吓了一跳———两位印度人坐在那里，神情严肃。他们在等孩子，还等着看这位中国警察处理事情有无偏袒!民警猛擦了一把汗。
5、人物档案
李警官，榆次区北田镇小伽南警务室民警。
榆次区北田镇小伽南村 2011年9月下旬，榆次区北田镇小伽南村的古稀老人张老汉气冲冲地来到北田派出所，他说，邻居家里安置的高音喇叭吵得他年幼的外甥哇哇大哭。民警一边听老人诉说，一边为老人端来热水，并进一步了解到，老人的邻居因开一家烟酒店，便安置了高声喇叭招揽客户。然而，张老汉家有一个刚满一岁的外孙，一听到邻居家的高音喇叭大声吆喝就吓得直哭。张老汉要求邻居将喇叭卸掉，可邻居称喇叭安置在自己家屋顶已多年，不愿将喇叭卸掉，双方因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多次找到村干部都未得到有效解决。
民警了解情况后，先安慰老人不要着急，然后驱车到小伽南村。张老汉的邻居是一名拄着双拐的残疾青年。该残疾青年说自己靠开小卖部维持一家生计，确实需要安置一个喇叭，否则生意根本没法做，死活不愿将喇叭卸掉。民警见到此种情况，既同情开小卖部的青年，又得办理老人要求解决的问题。当时，正赶上村里唱戏，残疾青年的小卖部里顾客很多，北田派出所民警便帮助他搬东西、拿物品，经过两小时的忙碌，残疾人张某对民警的行为很是感动。随后，他承诺村里唱完戏后将喇叭卸掉。民警另一方面又做张老汉的工作，让他再耐心等待几天，两天后民警又抽中午时间驱车赶到张某的小卖部，帮他整理物品、打扫院子。看着民警为了村民的一件小事，忙前忙后的样子，张某很是感动，他说：“没想到，你们对这种小事还这么上心。”民警回答：“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机关的职则。”张某说：“我马上找人将喇叭卸掉。”民警同志又说：“不用找人，只要你同意，我们帮你干。”说罢民警便搬梯子、找钳子，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喇叭卸掉。张某看到民警爬上爬下，赶忙在家中泡上茶水;闻讯起来的张老汉也拿来枣子感谢民警。
如今，两家人相处和睦，他们由衷地说：“公安民警从关注小处着手，把百姓的小事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来处理，在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关注民生的‘大情怀’”。
6、人物档案
王警官，奎屯市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民警。
2011年 7月19日，在奎屯别依斯小区60幢3单元，因楼上漏水，造成刘浩新房的天花板、墙面脱落严重，刘浩找到楼上住户李军要求赔偿损失，李军满口答应赔，并说：“既然是我的责任，多少我都赔。”可就是迟迟不见兑现。
该社区居委会也多次调解，双方依然达不成一致，无奈之下，刘浩便拨打报警电话。
民警第一次入户找李军，其出远门了。等李军回来后，民警再次找上门做工作，协调解决此事。在民警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到刘浩家查看，准备估算一下需要赔多少钱。李军却突然说：“警官，这墙面脱落不是我家造成的，因为那天漏水后我来看过，根本没有这么大的面积，我不可能赔的。”
而刘浩称，近几天楼上又漏水了，所以天花板、墙面又脱落了些。李军则称最近家中无人住，家中水管完好无损根本没漏水。新一轮争吵又开始了„„
民警找来专业维修工来实地检测，检查结果很意外，竟然是隔壁2单元章俊家漏水渗进来的。
民警找到章俊后，不料，章俊却一口拒绝：“我家漏水咋可能渗到刘浩家呀?”一个小小的漏水“事件”，竟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社区民警灵机一动，用相机拍完墙面后，自己先垫钱找维修工进行了维修。
事后，民警将几位当事人请到社区警务室，首先出具了维修工和物业公司的检查结果，证实2单元章俊家漏水渗到刘浩家;然后出具居委会干部的证词和图片，李军家当时漏水后确实造成了刘浩家天花板、墙面脱落;最后，出具维修工维修好刘浩家的照片，以及邻居证明看到维修工给刘浩家干过活的证词。
经过近8个小时的调解，最终几位当事人达成一致：李军家漏水造成刘浩家天花板、墙面脱落，支付800元维修费;章俊家漏水造成刘浩家墙面脱落，因面积较大支付900元维修费。
一起曾硝烟四起的“漏水事件”在社区民警的调解下，终于尘埃落定。
7、人物档案
陈警官，苏州市养育巷社区民警。
2011年元旦期间，养育巷社区调解室就一起由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而引起的邻里纠纷进行了调解。
家住古吴路张某家新安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此举引起了楼上李某的不满。李某认为，热水器的位置恰好挡住了她家的晾衣架，给自己今后晾晒衣物造成了诸多不便。双方几经交涉未果，矛盾却愈演愈烈，李某遂要求民警出面进行调解。民警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提出了将热水器适当移位的方案。双方当事人都愿意接受该方案，移位的费用由两家五五平摊。
虽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但纠纷却并没彻底化解。没过几天，当事人李某再一次来到警务室反映，由于房顶空间有限，即使将热水器进行偏移，仍旧会对其在楼上晾晒衣物造成不便，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她要求张某在房屋侧墙上安装支撑铁架，然后将热水器向西平移至铁架之上，使热水器与衣架的平面投影再无重合部分。张某表示能够接受该项方案，但至于铁架安装和移机的费用，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民警居中调解，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的劝导，希望双方能够换位思考。终于，张、李两家平息了争执，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铁架的人工费和安装费由李某承担;移机的费用由张某承担。邻里之间本应相互体谅，若是双方都能及早退让一步，也不至于在这岁末年初之际，还要坐在调解室里争一个面红耳赤了。
第四篇：担保纠纷案例
保与反担保纠纷案例分析
一、 基本案情
1、1998年10月20日，德润公司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德润公司向银行借款2，770万元。为此，德润公司需寻求第三方为该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并签订担保合同;这些担保合同的签订并获得银行的认可是《借款合同》生效的条件之一。
2、集团公司与德润公司的全体股东研究院、宏大公司、炼油厂、工贸公司(以下也合称“德润公司全体股东”)于1998年10月23日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协议约定：德润公司向银行申请2，770万元贷款，由集团公司向银行提供担保;研究院、宏大公司、炼油厂、工贸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包括以其各自持有的德润公司全部股权为集团公司设定股权质押;若因任何原因导致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借款的担保赔偿责任，集团公司有与其承担赔偿责任相应的向研究院、宏大公司、炼油厂、工贸公司所质押股权的经济追索权或处置权，即向股东要求按其所占股份比例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若有关股东无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能力，其质押股权可由集团公司处置;研究院、宏大公司、炼油厂、工贸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责任后的五年内。
3、集团公司于1998年11月4日向银行出示《担保书》。该《担保书》承诺：集团公司同意为德润公司向银行申请的2，77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如德润公司违约，未按借款合同偿还贷款本息，由集团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次性代为偿还，或按借款期限按期代为偿还。
4、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以下称“子公司”)与银行、德润公司于1998年11月16日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德润公司向银行贷款2，770万元;子公司对上笔贷款之本金、利息和有关费用向银行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子公司的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失效时止。
5、集团公司、子公司、研究院和德润公司于1998年11月23日签订《关于履行德润公司与银行2，770万元借款保证合同的协议》。该协议约定：研究院作为德润公司全体股东的全权代表签订本协议;子公司以由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为条件签订了《保证合同》，子公司承担了担保的全部风险;集团公司是银行与德润公司借款合同的实际担保人;研究院、德润公司、子公司确认，集团公司是德润公司与银行借款合同的实际担保人，当德润公司无能力履行该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时，经银行同意，由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还款的保证义务。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包括：直接向银行还款、以自己的名义与银行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以自己公司所有的资产偿还贷款;子公司声明，基于研究院、德润公司和集团公司的要求，自己充当了德润公司与银行借款合同的共同担保人，实际连带保证人应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德润公司和研究院对这一声明予以确认。
6、集团公司与银行于2002年8月21日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德润公司与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由子公司提供担保;由于德润公司到期没能偿还贷款，集团公司承担了到期贷款的还款责任;截止2002年6月20日，该笔贷款余额1，470万元。为更好地履行担保责任，由集团公司承接债务并负责偿还;集团公司于2003年11月16日前分三次向银行偿还本金。
7、银行于2002年8月23日向德润公司发出公文，其内容是：银行已收悉德润公司《关于由集团公司偿还银行借款的申请函》;集团公司已经承担了德润公司与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履行了担保责任;银行与德润公司的借款合同终止。
8、银行于2003年9月10日作出的文件《关于德润公司原贷款项目担保情况的说明》指出：在德润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项目的评审过程中，银行曾收到集团公司的《担保书》;因该项目风险较大，银行要求增加子公司提供担保;贷款到期后，德润公司无力偿还，银行多次与集团公司协商，要求集团公司根据曾出具的担保书履行实际的担保责任;集团公司向银行偿还了德润公司逾期未还的贷款本息。为使集团公司切实履行保证责任，集团公司以保证人的身份与银行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为更好地履行保证责任，保证银行贷款的偿还，由集团公司承接债务并负责偿还”.
9、集团公司按照《担保书》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向银行承担了到期还款的责任后，发函要求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按照《股权质押协议》的约定，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份比例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若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能力，则其质押股权由集团公司处置。但德润公司全体股东认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是子公司，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因《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是借贷关系，集团公司并未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德润公司全体股东没有义务履行《股权质押协议》约定的经济赔偿责任或质押担保责任。
二、本案中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一)德润公司、银行、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1、德润公司与银行之间因《借款合同》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一般企业法人与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之间可以进行资金借贷。因此，德润公司与银行之间因《借款合同》而形成了借贷法律关系，且该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2、子公司、银行和德润公司之间因《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形成的保证担保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根据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资金借贷可以由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贷款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相应的还款责任。因此，子公司、银行和德润公司之间形成了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且该保证担保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二)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根据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资金借贷可以由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保证人可以直接向贷款人(被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相应的还款责任。集团公司向银行出具《担保书》，承诺为德润公司向银行的2，77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集团公司的这一承诺虽未立即得到银行的同意，但银行也未提出异议，且担保实现后，银行在《关于德润公司原贷款项目担保情况的说明》中明确说明集团公司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虽未签订正式的保证合同，但集团公司单方以书面《担保书》的形式向债权人(银行)提供了连带责任的保证，银行予以接受且未提出异议，事后集团公司也实际履行了《担保书》规定的连带保证责任。因此，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形成了担保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2、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因《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首先，从该合同的前言部分来看，合同双方集团公司、银行均未规定子公司是德润公司向银行2，770万元贷款的唯一担保人。也就是说，就这一贷款而言，完全可能存在着除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之外的其他担保人和其他担保方式的可能性。 其次，该合同前言部分明确指出：“原保证人控股公司集团公司承担了到期贷款的还款责任。截止2002年6月20日，该项目贷款余额1，470万元。为更好地履行担保责任，保证银行贷款的偿还，由集团公司承接债务并负责偿还。”由此可见，这份合同名为“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对集团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细化和具体描述。合同双方之所以通过这一形式约定保证责任的承担，是因为双方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在此以前只书面体现在集团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担保书》上，因此双方有必要另行签订详细的合同来明确和细化双方的保证担保法律关系。
综上，集团公司与银行之间因《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借款关系和债务承接关系，而是实质意义上的保证担保关系;《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是对保证担保法律关系的进一步确认和具体化。前述保证担保法律关系符合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法律效力是合法有效的。
(三)关于集团公司与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炼油厂、研究院之间因《股权质押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我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这条法律规定虽然只规定了担保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但债务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担保人提供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的，显然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集团公司为德润公司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的，可以要求德润公司的全体股东提供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 根据我国《担保法》、《合同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为他人履行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因此，在有关各方按照《股权质押协议》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履行了在德润公司股东名册上注明股权质押情况的前提下，集团公司与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炼油厂、研究院之间因《股权质押协议》形成了股权质押形式的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法律关系。同时，《股权质押协议》还约定，因任何原因导致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借款的担保赔偿责任，集团公司有权向宏大公司、工贸公司要求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这样，集团公司和宏大公司、工贸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保证形式的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法律关系。 上述股权质押形式和保证形式的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法律关系符合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法律效力也是合法有效的。
(四)本案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的总结
综合上文的三点分析，在本案中，主要形成了四种法律关系：银行与德润公司的借贷法律关系、银行与子公司的保证担保法律关系、银行与集团公司形成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律关系、集团公司与德润公司全部股东的股权质押担保形式和保证形式的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法律关系。
上述四种法律关系符合我国《合同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法律效力应当依法得到确认。
三、集团公司、子公司、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履行相关协议的情况
1、 集团公司履行《担保书》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情况 在德润公司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时向银行偿还全部借款的情况下，集团公司按照《担保书》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向银行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这表明集团公司已经按照《担保书》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2、子公司履行《保证合同》的情况
在德润公司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时向银行偿还全部借款的情况下，银行并没有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向子公司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子公司也并未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履行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这表明，子公司未按照《保证合同》向银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3、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履行《股权质押协议》的情况
根据《股权质押协议》的规定，若因任何原因导致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贷款的担保赔偿责任，集团公司有权向德润公司全体股东要求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各25%)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当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能力时，由集团公司处置其质押股权。 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贷款的担保赔偿责任后，集团公司即要求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履行其在《股权质押协议》中承诺的担保责任，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各25%)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当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能力时，由集团公司处置其质押股权。但是，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并未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上述义务。
四、关于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1、 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应当承担担保法律责任 《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若因任何原因导致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贷款的担保赔偿责任，集团公司有权要求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各25%)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当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能力时，由集团公司处置其质押股权。因此，鉴于集团公司已经根据《担保书》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贷款的担保赔偿责任，宏大公司和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应当按照《股权质押协议》的规定，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向集团公司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当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能力时，集团公司有权行使担保权，处置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向集团公司质押的德润公司的股权。
2、 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当集团公司向银行承担了对德润公司2，77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担保赔偿责任后，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即应当按照《股权质押协议》的规定，按其所占德润公司股权比例向集团公司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当其无承担经济赔偿能力时，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应配合集团公司行使担保权，处置德润公司全体股东向集团公司质押的德润公司的股权。由于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未按照上述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已经构成了违约。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已如上文所述，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德润公司全体股东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质押担保责任的义务，因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五、对本案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的总结
本案有意思之处，在于存在三个担保法律关系。在前两个担保法律关系中，作为母子公司关系的两个担保人(集团公司、子公司)分别为主债权人(银行)提供了担保;在第三个担保法律关系中，主债务人的全体股东(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为前两个担保人中作为母公司的担保人(集团公司)提供了类似于《担保法》所谓“反担保”的担保。这三个担保法律关系的联系在于：前两个担保人(集团公司、子公司)均独立向主债权人(银行)提供担保，其中作为母公司的担保人向主债权人(银行)承担了担保责任，构成了主债务人全体股东向前两个担保人中作为母公司的担保人(集团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成就条件。在本案中，前述成就条件恰恰发生，结果使得主债务人全体股东(宏大公司、工贸公司等)应向前两个担保人中作为母公司的担保人(集团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第五篇：小区纠纷案例
09社保沈琳莉0920210118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都开始买车。私家车的不断增加，小区停车难问题也随之困扰着人们。今年以来，海盐县各住宅小区对小区内汽车停泊服务费收费标准均有所调整，不少业主打12358价格举报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和投诉举报。近日，海盐县武原镇天鸿名都小区的业主就因为停车问题与物业公司发生了分歧。
小区业主：这样收费不合理
“小区公共空间本来就是业主所有，临时停车还要收费，分明是巧立名目!”天鸿名都小区部分业主说。业主们认为，维持交通秩序与车辆停放，指挥车辆合理停放，本身就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业主是支付了相应服务费用的，物业公司无权重复收取任何费用。
还有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在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一条“如果发现车被损坏或盗窃，物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的条款也不合理。“既然交了钱，理应由你负责管理，既然是你的责任，怎么就不负任何责任呢?”据了解，《物权法》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业主们认为，只有小区业主才有权决定该处是否收费。
物业公司：这是不得已为之。
天鸿名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卢节礼告诉记者，天鸿名都小区划出临时停车位并收费是经过小区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物业公司向记者提供了一张3月22日举行的天鸿名都第一届业主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单，证实此事。卢经理介绍，业主大会中物业向业主发放意见反馈单，一共收到322户业主的反馈，超过三分之二。记者在该会议记录单中看到，第三项内容为：在小区部分路面、公共部分划分汽车位，以解决小区停车难、道路乱停车等问题，并用车位地租费弥补物业公司经费不足。多数业主除了对地租费使用权存在异议外，对于划分临时车位表示赞成，最后表决结果为262户同意、56户反对。物业公司也承诺，所得地租经费将由业主委员会决定如何使用。“划分临时车位也是业主的要求，是不得已为之!”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天鸿名都小区交付3年多以来，停车位紧张、乱停车现象严重、管理困难等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该小区一共有两个地下停车库，再加上其他已有的停车位一共160个，目前已经全部售出，但小区私家车拥有量超过300辆。法律界人士：
应对业主车子负责
记者查看物业公司对于临时停车位的收费标准，其中临时性停车，24小时
内4元/次，包月则为80元。
对于业主提出的合同中关于停在临时车位上的车辆被损坏或盗窃物业一概不负任何责任的条款，记者询问了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其他小区都是这样的，很普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业公司的确对停在临时车位上的车辆不负任何安全责任。记者来到小区监控中心，保安人员介绍60多个监控摄像头完全可以保护车辆安全，“目前还没有发生车辆损坏等事件。”对方交了钱，怎么能不负责呢?记者咨询了相关法律界人士，他们表示，小区业主每月向物业公司交付停车费用，就构成了保管关系，理应对业主的车子负责，不能保证车辆安全是不合理的。
120辆车子已登记
60多户业主缴了费
“划分的车位，写上字的表示已经缴过费了!”记者看到，还有多数停车位没有标记，说明还是有部分业主没有同意。物业公司向记者证实，目前已登记的120辆车辆中，一期共有60多户业主已经主动缴了费用，其他一些业主因为车位较远等原因放弃了。
“没缴费的车子进小区只能乱停，费用到现在都收不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还有一些车辆占了缴费业主的车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缴费的业主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停车难问题不止在小区。在街头，随处可见停满的轿车占据了人行道，还将本来不宽的马路占掉了一半，使交通不堪重负。类似的问题已屡见不鲜，它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交通事故增加、小区矛盾加剧、市民纠纷激烈，严重影响市民生活乃至社会安定。停车难已不是小区内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大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出现停车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私家车发展迅猛远远超过城市发展步伐，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同时应该看到，我们在挖掘可用潜力增加停车场地行动迟缓;新建中的小区和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对配建一定标准停车场地要求含糊、措施疲软，开发商大多惜土如金，千方百计缩减停车场地，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现有停车场地管理松懈甚至无人管理，停车随意性强，本来有限的停车资源被严重浪费。这些情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停车难问题。
停车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这样的阵痛，但它们能及时重视并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很好地缓解或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譬如：美国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主要靠“配建”，就是在建筑物建造的同时，必须按照相应标准配建停车位。日本政府涉及停车方面的法律有五六部之多。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个人或单位在买车时必须出具拥有固定车位的证明，这种固定车位既可是自有的也可以是长期租借的，车位必须在离单位或住所 500米至 2000米的范围之内，否则交管部门将拒绝给新车上牌照。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鼓励引导建设私营停车场，对营业性停车场实施减免税。日本首都东京汽车保有量几乎是北京市的 10倍，却看不到车辆无序停放造成的交通堵塞。有些国家在停车场地安装监管设备，限制停车时间，避免长时间停放浪费资源，让有限的车位发挥更大效益。
国情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借鉴，那就是对停车难问题的迅速高度重视，并采取长远与现实相结合的强有力措施，缓解并逐步解决停车难问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样几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是挖掘潜力，多开发停车场地。城市中还有许多荒废闲置的杂地，包括
一些拆迁未建的土地，可以开发为临时或长久的停车场，缓解当前停车难压力。其次是加强停车场地管理。可以纳入市场元素，实施收费管理。对停车实施时间限制，在规定时间内免费或低收费，对超时停车实施高收费，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第三是加强规划与监管。吸收美国的“配建”经验，在新建建筑物时，必须按照相应标准配建停车位。城市规划部门应放远眼光，提前对城市停车问题作出科学规划，城建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坚持依法行政，将相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第四是引入市场机制，鼓励集体和个人开发建设停车场。政府部门应对引入市场机制的停车场做好服务与管理，帮助制订合理的收费标准，协调有关方面出台鼓励政策，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最后，在停车难的现实情况下，市民、小区、驾车人以及所有交通参与者之间，应该相互理解、宽容与配合，共同想办法将有限的车位高效合理使用好。埋怨、争执、纠纷，无助于问题解决，只有真实面对并重视停车难这个大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逐步缓解直到最后解决停车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