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服务民行监督

第一篇：检察服务民行监督

拓宽民行检察监督线索收集渠道

【工作动态】

湘潭县院三项措施

拓宽民行检察监督线索收集渠道

今年以来，湘潭县院采取三项措施，拓宽民行检察监督线索收集渠道，积极构建多元化民行监督格局，收集各类监督线索6件，办结违法调查案件2件，执行监督1件。

一是在大走访中收集监督线索。结合“大走访”活动，通过定期走访人大、政法委、法院、信访局、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机关以及乡镇，收集了解群众诉求，获取案件线索。如今年5月，检察干警走访时发现，法院在执行一起赔偿纠纷案时，在执行中主持调解，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执行和解只能是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规定，执行人员主持调解系违法，该院通过调查向法院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

二是在法制宣传中收集监督线索。为加强人民群众对民行检察工作的了解，该院民行科利用农村赶集机会，会同控申科，送法下乡，宣传民行案件的受理范围、条件和办案纪律等。今年以来，该院先后在易俗河、中路铺等乡镇进行了6次大型宣传，接待群众370余人次，发放《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600余份，获取督促、支持起诉线索3件。

三是建立申诉、信访定期移送评查机制。即人大、政法委将法院受理的人民群众申诉、信访案件交由该院民行科评

查，提出评查处理意见。今年以来人大、政法委交办此类案件5案，通过评查发现违法调查线索1件。如通过评查发现的一起货款纠纷违法行为调查案，该案系11人的必要共同诉讼，但原审只列其中3人为原告，没有将其他8人列为原告，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院经调查核实向法院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湘潭县院)

湘 潭 检 察 信 息

(第15期)

第二篇：市检察院召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座谈会

7月5日，市检察院举办了民事行政监督工作和律师的联系座谈会。在介绍我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和解读新时期民行检察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律师的联系和沟通，倾听建议，争取支持，为检察机关提供更有价值的线索。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城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协各专业主委和副主委等17人到会。

会上，市检察院的有关领导介绍了我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对新时期民行检察职能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市民行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建立民行检察与律师业务定期联系机制、维护民行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民行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加强与律师的联系，既可以通过办案更好的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也可以对法院正确的裁判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稳定。同时，与会人员就如何开展执行监督、支持起诉、督促起诉、调解监督、公益诉讼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就如何更好地宣传民行检察职能以及如何加强与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的沟通合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通过此次会议，使律师更深入的了解了民行检察职能，同时也使茅箭区检察院进一步收集了广大律师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需求信息，为

更好的开展下一步民行检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篇：民行监督中检察建议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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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监督中检察建议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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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中，除了充分行使抗诉监督权外，还大量使用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这种形式来解决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案件判决、裁定及调解存在的错误。民行检察建议简化程序，减少讼累，能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问题，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未对民行检察建议作统一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程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行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

一、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主动性、权威性。由于立法上对民行检察建议的地位尚未确认，它不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必然引起再审。从人民法院角度看，民行检察建议既然是建议，则可以接受，也可以不采纳，纠正与不纠正，再审与否，主动权在法院，有的法院甚至将检察建议以当事人申诉案件对待，使民行检察建议难以达到监督目的，更难以在公众中树立法律监督机关的威望。

2、随意扩大适用范围。当前对一个案件是选择抗诉还是提出检察建议没有明确界限。有的人认为标的小的案件和错误调解案件应采用检察建议方式，有的人甚至认为，明显错误的案件也可采用检察建议，法院反而更容易接受而且改判得快，并提高了办案效率又何乐而不为?这样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也采用了检察建议，有使抗诉这条法定途径虚设的倾向，最终导致法律监督机制的软化。

3、办案程序不规范。民行检察建议本质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法定程序，在实践中有的不经集体讨论和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审批决定就发检察建议，有的不填送达回证，也不附卷等等。这种程序上的草率和混乱，可能会被个别人钻空子，将法律监督演化成个人私下交易，容易民行诱发检察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

4、目前民行检察建议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没有规定法院反馈的期限和反馈的方式，也缺乏相应的跟踪监督制度，遇到法院对检察建议拒不采纳或不予理睬便无其他手段可使，使检察建议难以落到实处。

二、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结合近年来办案中运用检察建议的实际，谈一下解决问题对策。

1、立法上确认民行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行政诉讼法》第64条，仅规定了检察院对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符合抗诉情形的判决、裁定行使抗诉监督权，而对确有错误的调解案件，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裁定及执行活动中的法律行为等如何监督，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真空，司法实践又证明民行检察建议简便灵活，行之有效，是对单一抗诉监督机制的有益补充，因此在修改两大诉讼法时确认民行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则解决了上述立法缺陷，从而使检察建议具有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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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权威性，排除商量解决的可能，能够引起人民法院的重视，达到监督目的。

2、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民行检察建议作为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有其积极的方面，但要防止其应用的主观随意性，必须在法律上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加以界定和限制，笔者认为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条标准：一是标的小，影响不大不需要抗诉的民行申诉案件。实践中有不少诉讼标的额较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如轻微伤人身损害赔偿、相邻权纠纷等，对这类案件如果抗诉由于时间较长，则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为了及时化解矛盾，便利诉讼，对此类案件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可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二是对确有错误的调解书。调解书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结果，一经送达当事人，即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法理的角度讲，对确有错误的调解书，检察机关无疑可以抗诉，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不属抗诉范围，因此可以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如2000年我院受理了方某申诉的合伙纠纷调解案，通过审查发现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在没有算清合伙帐目的情况下，强行调解，让方某支付30余万元的欠款，严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于是我们向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后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再审，并很快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保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对于确有错误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因这两种裁定所涉及的内容均与当事人的财产有关，如果法院裁定错误，对于被保全和被执行的当事人同样会造成经济损失，但对这两种裁定提出抗诉，法院往往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故可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缩短诉讼时间，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四是暂缓执行检察建议。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不服提出申诉，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认为人民法院执行后可能影响执行回转，可以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要求人民法院暂缓执行，防止和避免错误判决、裁定执行后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纠正后所带来的执行回转困难。如2000年我院在办理王洪诉张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申诉案时，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通过调卷审查发现原审判决确有错误，于是我们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建议后，执行庭中止执行直至此案再审改判。五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违法问题，如违反程序法，但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情况，在执行活动中超范围扣押被执行人财产以及乱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等执行违法，宜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予以纠正。

3、规范检察建议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监督形式的确立，必须依赖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否则很难保障实体上的公正。一是办案程序规范化，检察建议虽然简化了办案程序，但仍应经立案、阅卷、调查、集体讨论、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决定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后形成，以切实维护民行检察建议的严肃性，杜绝关系案、人情案;二是送达程序化。要按照送达其他法律文书的规则向人民法院送达，并填好送达回证。三是附卷存查。要将检察建议书附入所办案件的卷宗之中，以便备案存查，经再审改判的，将改判的法律文书也附入卷宗。

4、建立反馈和跟踪制度。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建议“两高”根据两大诉讼法的原则，对民行检察建议提出、法院的反馈方式和期限、检察机关的跟踪监督催办等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以便于实践中具体操作，将检察建议落到实处。对人民法院拖延拒不采纳民行检察建议，其中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仍应提出抗诉。

第四篇：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成立以来，认真履行法律赋于的监督职责，成功办理了一大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在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人们主观上认识的问题，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和不足，影响了民行检察监督机制的顺畅运行。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拓展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空间。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困扰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律规定局限性。《民事诉讼法》第14条、第185条至188条对民事抗诉制度作了有一定具体内容的规定，但是却相当的原则和简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影响监督的效果。

1抗诉权的不完整。民行抗诉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与刑事诉讼中的抗诉比较缺少上诉程序上的抗诉权。这就意味着只能对生效的裁判进行抗诉，而且抗诉至法院裁定再审期间不停止裁定判决的执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检察机关在抗诉期间，申诉人的财产已经被执行，等到法院裁定再审时被申诉人早已不知去向或已不能执行回转，造成了申诉人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赢了诉讼却输了钱的结果，直接影响了监督的效果。 2抗诉主体的缺陷。《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二款规定基层检察院只有提请抗诉权而无抗诉权，在实践中出现越是上级院办案任务越重的现象，使上级院民行部门疲于办案，而对应有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却无瑕顾及;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导致办案时间冗长，手续复杂，当事人久受诉讼拖累。

3办理抗诉案件程序的缺陷。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中，借卷的方式与时间、法院受理抗诉后裁定再审的时间、出席再审案件中检察人员的方式等等程序上一直没有具体统一规定，在实践中只有检察系统内部的规定，对法院而言无约束力，而这与些程序与抗诉有着重要的关系，民行检察人员只好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法院协调，往往协调好这这件事却协调不好那件事，协调好这个人却协调不好那个人，让民行检察人员头痛不已。

(二)、困扰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主观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检察机关的认识。在检察机关承担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的职能中，民行检察监督承担了两个方面，但从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却远远比不上刑事诉讼监督，如队伍素质、办案环境、领导重视等等，与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不相匹配，直接制约了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

2法院认识。长期经来法院相当一部分人对民行检察监督存在错误认识，认为是找毛病，干涉了法院的审判权，从而表现为对民行检察监督不配合，甚至对此项工人作设置障碍。 3当事人认识。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这实际上与民行检察监督发生冲突。作为民行检察监督部门，发现法院审判错误，应当抗诉，但抗诉的风险大、时间长，当事人更愿意选择息诉服判或提起上诉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实践中造成民行检察办理的案件范围逐渐限于二审的案件和出于某种原因当事人没有行使上诉权的标的大的案件。

二、相关对策

(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或由高检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相关规定，重点在监督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上和法检两院需要配合的问题上，如：民行抗诉的地位，抗诉案件办理的程序，抗诉主体的扩大，抗诉案件再审中检察人员的地位等。在相关法律制定之前，民行检察人员仍需加强与法院的协调，处理好相关事项。

(二)对于主观的认识需要民行检察人员花力气克服

1提高认识。民行检察干警应清醒的认识到民行检察工作是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重要内容，尽管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工作有一定难度，这对民行干警而言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机遇，可以充分发挥民行检察干警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开展民行检察工作。

2加强协调。民行检察干警需要加强与法院联系，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争取法院对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操作规程，使民行检察监督工作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轨道，使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与民行审判工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另一方面争取党委与人大的支持，使党委与人大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行检察监督的坚强后盾，从而使民行检察监督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3加大宣传。加大对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宣传力度，增进人民群众对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了解，使人民群众自觉把民事行政检察当成自己合法权益的守护神。

第五篇：及完善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范文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刘利宁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范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这样，检察机关陷入了虽然有权力监督，却缺乏程序保障的监督方式的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司法现状呼吁检察机关革新监督方式。

2、抗诉在层次设计上先天不足，使检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权，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没有抗诉决定权，一方面严重挫伤了基层院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导致案件大量涌入省市两级检察机关，而省市级检察院民行人力资源短缺，办案压力过大，已成为制约民行抗诉业务发展的最大障碍。案件的分布呈倒三角状，急需改变人力资源与案件分布失衡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案件向下分流，充分利用基层院的人力资源。

3、抗诉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不适应民行检察的需要。抗诉程序环节众多，民诉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法院受理抗诉案件后消极处理，经常“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从实践来看，抗诉案件从受理到再审结束一般需要一年时间，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抗诉效率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导致很多申诉人，特别是那些案件标的不大的申诉人对抗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法院错误的判决，既不上诉，也不申诉，原因就在于上诉和申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要劳累于奔波诉讼，干脆采取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决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有损法律的尊严，影响法院判决的权威，也是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民行检察监督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解决抗诉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弊病，寻求高效的监督方式。

4、抗诉无论是其字眼还是操作程序，都显得非常严肃、正式。以致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是在挑法院的毛病，刻意责难，和法院搞对抗，使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甚至从观念和体制上排斥检察监督，致使检察监督的实效大打折扣。

5、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仅有抗诉，过于单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现实中，造成错判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认识偏差造成失误，另一种是法官道德品质差徇私枉法造成错案。笔者认为，前者是可原谅的，而后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对这两种案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然而现行法律只有抗诉监督一种方式，不能区别对待，以致于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法官在检察机关抗诉后，明知原判决错误，就是不予改判，重新找个理由，维持原判，其原因就在于受传统文化影响，不能正确对待

监督，不愿在对抗中承认错误，逞强斗气，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改判就意味着个人品质出了问题，这也是法院排斥抗诉监督和抗诉改判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既然民行检察监督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制度的缺陷，那么民行检察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修改法律，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规范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减少和避免检、法两家不必要的分歧和冲突。笔者认为，民行检察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改现行法律。

(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以下职能，改变检察权过于笼统、检察措施无法律依据的历史，促使法院尊重检察机关的监督。

1、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提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违反法定程序办案的，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2、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

一、正确实施，有权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章、审判解释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不合法、不合理和越权审判解释及规章，可以向作出的主体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主动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可以以检察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纠正。

(二)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在分则中只规定了对已生效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监督方式。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法律的守护人。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现。现行法律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狭窄，影响了检察权的地位和作用发挥，扩大检察监督范围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将调解纳入抗诉范围。调解作为与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案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有些法院在审判中片面追求调解率，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民行抗诉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发挥，应将调解列入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

2、将执行、支付令、诉讼保全等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执行、诉讼保全等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整个诉讼活动密切相关，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对案件的结果也存在直接影响。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任意改变原判决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些诉讼环节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些诉讼活动的监督权。

因此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总则中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三)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权限

为了保障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应赋予其必要的权限，防止监督因缺乏保障而流于形式。我们认为，应明确检察机关的下列权限：

1、调阅案卷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对案情及诉讼过程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会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 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应当予以保障。否则，检察监督权就无法落到实处。司

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和程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权。司法实践中，通过调查取证来证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或违法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案件的一般方法。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鉴于民事诉讼的特殊性，为了保障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方面的“攻守平衡”及诉讼地位的平等，应以法律形式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对调查取证的对象、范围、效力作必要的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下列情形下可以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1)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法院没有正当理由而未予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双方提供的证据都达不到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调查取证。(3)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

现行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方式，不能适应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议增加以下监督方式：

1、 民行公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经济交易的各种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1)、国有资产流失日趋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元。进入90年代后，国有资产流失更触目惊心，每年流失至少1000

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2)、经济建设过程中频频发生环境污染等公害事件，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侵害了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破坏公序良俗等民事行为和违法的民事行为，如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形成的无效婚姻。

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起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起诉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起诉。对此，《法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民行领域的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努力办理了一些挽回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公诉案件，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因如此，社会各界呼吁赋予检察机关民行公诉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行政公诉是现实的需要。

民行公诉应有一定条件和范围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行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民行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没有合适的诉讼主体。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行公诉：(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公共设施受到损害的案件;(3)反垄断案件;(4)破坏公序良俗和和民事违法案件。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原审法院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是启动纠正的渠道和避免错误裁判发生的程序装置，该监督方式更加体现了“相互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它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调和、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产物。利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积极沟通，交流意见，通过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纠正自身错误，减少了检法两家的摩擦，大大优化了司法环

境。同时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诉讼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满足了申诉人急于寻求公正的意愿，避免了申诉人因短时间内不能纠正错误判决而引发上访事件的发生。实践证明，再审检察建议是一种便捷、高效的监督模式，它能使检法之间、政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趋于一致，在短时间内实现和谐统一的完美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颇佳。

同时，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不能通过再审予以纠正的违法裁定，如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进行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抗诉变得没有实质意义，而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由于该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做法不一，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作用的发挥，因此建议法律确立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

3、纠正违法通知书。实践中，对于法官违反法律规定但不影响实体裁决的行为，如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财物、吃请。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创造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监督手段，这对于促进公正执法很有必要。

(五)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

1、民行检察案件的立案条件。考虑到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除非原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不得立案。考虑到裁判的稳定性，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规定一定的期限，期限届满不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检察机关不再受理。

2、明确规定民行抗诉案件，同级抗同级审。即由抗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不得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司法实践中，再审法院往往将大量的民行抗诉案件发回原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审理。由于许多案件往往是院长、庭长审批或经集体讨论的结果，故原审法院大多作维持原判处理，这也是抗诉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级抗下级审的模式严重影响抗诉监督的权威与时效，导致司法资源的巨

大浪费，同时也容易滋生有错不纠，其实质会放纵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抗诉案件，可以超然于审判的行政化和地方化，最起码可以冲淡这些非理性色彩，有助于推进司法独立。

3、人民法院应当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从抗诉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申诉，由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抗诉程序，许多情况下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基本一致，最起码没有明显冲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不一致或明显发生冲突。因为民行抗诉在任何条件下不受当事人意思左右，尤其是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而提起抗诉，纯粹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抗诉始终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以抗诉理由还是以申诉理由为审理范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从监督角度审视，当事人申诉只是民行抗诉案件的信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存在因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抗诉的案件。抗诉主要体现的是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对另一种公权力——审判权的抗衡。因此，抗诉案件应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

4、再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可以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判，但不得适用“驳回抗诉”。民行抗诉是一种基于原审法院裁判错误，甚至是司法腐败，进而进行的一种纯正的法律监督，它不是基于诉权而动用公权力，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超然立场。因为民行抗诉活动中，检察机关原本没有自己任何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主张，而是为谋求司法公正的一种监督。司法实践中，有的再审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直接适用“驳回抗诉”，严重地侵害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的权威，模糊了民行抗诉的属性和独立价值。

5、明确规定再审期限。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再审案件的办理期限，以至于法院对再审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决，不能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法院的消极处理，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法律规定法院的再审期限。

6、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的权限。(1)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的称谓和座次安排;(2)宣读抗诉书的权利;(3)有权发表抗诉意见的权利;(4)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辩论。

三、现阶段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途径

虽说立法不完善是当前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法院不配合、排斥监督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了立法日程，但由于该项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某些方面专家意见分歧较大，因此，新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尚需时日。在立法还未修改之前，要加强民行检察监督，就必须从优化司法环境入手，检法之间统一认识、减少摩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有利于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出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制订立法解释，明确将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等诉讼活动纳入抗诉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审查并撤消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排除检察机关对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破产等活动的监督，以及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维持原判案件抗诉级别的限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涉及检法两家的权力配置。这些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已经超出了审判解释的范畴，属于立法的范畴，对其解释的权力只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法院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在形式上以审判权限制、排斥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违反法律规定;在逻辑上是由被监督者限制监督者的监督范围，具有不合理性。

2、制订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再审期限。根据司法实践，再审法院应当在接到抗诉书后3个月内审理完毕，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3、协调检法关系，实现同级抗同级审，落实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宣读抗诉书、发表抗诉意见等权力。法院将法律规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抗诉案件，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发回下级法院再审，违反了检法两家在诉讼中等级对等(平衡)的原则，有损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和地位。

4、通过协调，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利。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诉，法院应当受理，并免收案件受理费，同时制订民行公诉的相关细则规定。

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加大改革力度，在民行部门建立和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和“主办检察官制度”， 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公开审查制度要求在办理民事案件中要坚持立案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公开审查结论，使民行监督置于“阳光地带”，完全纳入依法监督的轨道，以公开促公正，实现民行监督工作中的执法公正。要实行“主办检察官”制度，通过竞争上岗、择优选任的方式，实行民行办案资格准入制度。对民行业务人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理论与实践水平、提高办案能力。同时通过改革办案方式，落实办案责任制，提高民行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