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依循Botosan自愿披露计量思路，并以中国证监会制定相关规定为参照系，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项目体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论文 篇1：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行为的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若干因素，并简要概括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行为特征。

关键词：年度报告；自愿披露；实证分析

作者：乔旭东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论文 篇2：

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依循Botosan自愿披露计量思路，并以中国证监会制定相关规定为参照系，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项目体系。同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中国证券市场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2004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185家样本公司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意愿淡漠， 自愿披露的总体水平偏低；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程度(VDI)的因素主要有：资产规模、上市状况以及财务杠杆；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程度与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关键词：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公司特征

一、研究假设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以为，公司所有者(委托人)与管理者(代理人)之间存在一种代理关系，代理人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矛盾时，将会选择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公司利益，从而产生代理成本。公司规模越大，其代理成本越高。在理性预期下，委托人可能采用等量降低代理人报酬的方式予以补偿；外部股东也可能据此减少购买股票时的意愿支付价格；最终使代理人自行负担所有的代理成本。因此，代理人有充分的激励降低代理成本，其中，通过自愿披露行动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便是较好的途径之一。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愿望更为强烈，从而导致大公司自愿披露的程度更高。此外，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业务范围可能更为多元，从而为自愿披露的内容提供了更多的来源；大公司的股权结构更为复杂，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外部信息需求；大公司的信息管理系统更为完善，信息处理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为自愿披露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H1)：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的规模存在显著性关系。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可以发行A股和B股两种股票类型，其中，A股是以人民币面向国内投资者发行的普通股，B股则是以外币向国际投资者发行的股票，由于B股是在中国境内发行上市并以外币进行交易的股票，因此又称为境内外资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一，许多中国公司在香港、纽约和新加坡等地发行股票并上市(即H股、N股和S股等，本文将其统称为“境外外资股”)，这样，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就可能出现以下五种情形：仅发行A股的公司、仅发行B股的公司、仅发行境外外资股的公司、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公司，以及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的公司。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中国A股市场年度报告自愿披露的特征，所以，仅发行B股的公司和仅发行境外外资股的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列，而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的公司由于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与仅发行A股的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信息披露水平的不同。若上市公司同时在不同地点上市，为了保证不同市场相关利益者对等的信息知情权，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准则要求的并集披露信息。这样，如果依据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则来评价这些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则其必然表现出更多的自愿披露倾向。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H2)：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程度与上市状况存在显著性关系。

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的债务契约假设指出：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愈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选择可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而要使这一处理结果获得中介机构的认可，管理层有动机对特定会计程序应用的背景、依据进行充分的披露。从债权人角度考虑，一旦债务契约签订，对资金安全性的关注会促使其对借款使用情况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并对资金回收的安全性进行及时的评估，这样，债权人将会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进行更多的自愿披露不仅可以消除债权人投资的不确定性，而且更易获得到债权人的支持。进而享受到期借款延期的优惠。因而，我们提出：

假设3(H3)：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程度与财务杠杆存在显著性关系。

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认为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即当买方无法获得该商品的完全信息时，便无法区分商品品质的优劣，只会以平均价格支付所有的商品。因而，具有高品质商品的公司有动机将自身商品品质的信息传递给买方，以获得买方的青睐，对于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来看，其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盈利能力强的信号及时传递给投资者，以便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最终体现为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涨。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H4)：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程度与盈利能力存在显著性关系。

依据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初步地估计相关变量对自愿披露程度的影响方向(见表1)。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深沪两地所有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从中剔除以下样本：(1)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10家) (行业差异十分明显，导致信息披露的内容存在显著特殊性)；(2)股票特别处理(分别ST和*ST两大类)的公司(由于股票的流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自愿披露的经济后果将大打折扣。其中，深市56家，沪市61家)；(3)截至2005年4月30日尚未公开披露年度报告的上市公司； (4)以及中小企业板(由于中小企业板执行比主板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在信息披露内容、披露方式、披露频率等方面与主板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故剔除)。剔除以上样本后确定的研究样本为1185家。

(二)因变量计量

如何计量自愿披露行为，是进行自愿披露实证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与方法。Meek G.K et al.采用年度报告自愿披露指数计量自愿披露，13l他们将自愿披露项目分为战略性信息、非财务信息和财务信息三大类十二子类共计85个项目，若样本公司披露某一项目则得1分，若没有披露则得0分，最后将所有项目得分加总获得样本公司自愿披露实际得分。Botosan采用披露指数(DisclosureIndex)来计量自愿披露，她将年度报告中的自愿披露项目分为5大类，分别为背景信息、历史信息、非财务信息、预测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每类信息包括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赋予不同的分值(0-3)，其中定量信息的分值比定性信息要高。然后据此对样本企业自愿披露行为打分，最后将所有项目得分加总即可得到样本公司自愿披露得分。Botosan计量自愿披露的方法简便易行，目前逐渐成为信息披露实证研究中自愿披露计量的主流方法之一，不同文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自愿披露项目的选择方面。例如：L.L.Eng.

&Y.7.Mak将自愿披露项目分为：战略性信息、非财务信息和财务信息等三大类12子类项目。Re-Jin Guo etal.在研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息披露竞争成本当中，将自愿披露项目分为5类，产品特性信息、目标疾病信息、临床试验信息、未来研发计划以及市场信息。由于生物科技企业的特殊性，他们所选择的自愿披露项目全部为非财务信息。从国内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采用Botosan的思路计量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也有人采用样本公司2002年全年的临时公告与季报数量作为衡量公司自愿披露水平的指数(指数＝临时公告数量＋季报数量)。问题在于：临时公告与季报均属于法定披露项目，其中，证监会制定的松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规范了上市公司季度报告披露的内容与格式；临时公告虽然没有标准的披露格式，但在证券法第62条中明确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显然选择这两个指标作为自愿披露的计量标准值得商榷。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依循Botosan自愿披露计量思路，并以中国证监会制定的松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4)为参照系，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项目体系(见表2)。

(三)解释变量设计

对于假设1-4中的解释变量，分别选择相应的指标进行反映(见表3)。

(四)回归模型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指数(VDI)同资产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以及资产负债率等四个指标的相关关系，以确定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决策的相关因素。同时，为了细化研究，我们进一步对分项自愿性信息进行回归分析。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VDI/BI/HI/NFI/FI/MD&A=β₀β₁×TA+β₂×ATR+β₃×ROE+β₄×AFE+ε

(1)

其中：VDI＝自愿信息披露指数、BI＝背景信息、HI＝历史信息、NFI＝非财务信息、FI＝预测性信息、MD&A＝管理层分析与讨论信息、TA＝资产总额、ALR＝资产负债率、ROE＝净资产净利率、AF＝是否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4反映了本项研究中样本上市公司相关变量的基本情况。我们发现2004年年报中样本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VDI)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平均值分别为55、3、11.58，样本均值占最佳披露水平的比例仅为14.48％，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总体披露程度相对较低。就分项自愿披露信息来看，则呈现出结构不平衡的特征。其中，上市公司管理层较为关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背景信息的自愿披露，而对非财务信息、预测信息以及历史信息的自愿披露关注度明显不够。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5反映了因变量和六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自愿信息披露程度同资产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同我们提出的假设(H1)是相符合的，即大公司自愿披露的程度更高。自愿信息披露程度同是否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同我们的假设(H2)是相一致的，也就是同时发行A股和外资股的公司表现出更多的自愿披露倾向。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与资产负债率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假设(H3)指出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进行更多的自愿披露不仅可以解除债权人投资的不确定性，而且更易获得到债权人的支持，进而享受到期借款延期的优惠，因此两者是内在一致的。表5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分项信息披露程度同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将在最后的分析讨论部分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表6列示了多元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利用体现整体自愿信息披露程度的VDI还是分项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其回归方程都是显著的。同时，各个自变量的VIF值都在数值1的附近，没有超过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另外通过对D-W值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只有利用背景信息建立的回归方程的D-W值处于不确定性的范围之内，其他方程的D-W值都处于有效区间内，即回归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最后，通过对残差图的分析我们认为各个回归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综上，从总体来看，本文所建立的回归模型以及相关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拟合优度。

***代表显著性水平为0.001；**代表显署性水平为0.01；*代表显著性水平为0.05。

从表6我们可以看出在以自愿信息披露程度(VDI)为因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中，变量是否同时发行A股和境外外资股、资产负债率以及资产总额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并且它们同我们在表1中所预测的符号是相一致的。另外表中还表明了依据分项信息建立的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程度以及其符号的方向。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分项信息的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与否存在差异性，但是，回归系数的符号同表1中的预测是一致的。

五、结论与讨论

1．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意愿淡漠，自愿披露的总体水平偏低。通过对1185家样本公司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指数的平均水平只有14.48％，远远未达到充分披露的程度。就自愿披露信息结构来看，则呈现出相对不平衡的特征。其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与背景信息的自愿披露程度相对较高，而非财务信息、预测信息以及历史信息的自愿披露程度则相对较低。

2．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程度(VDI)的因素主要有：资产规模、上市状况以及财务杠杆。其中：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与资产规模、上市状况、财务杠杆显著正相关。通过对各分项披露信息进行分析，我们进一步揭示了不同项目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其中资产规模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影响了除了管理层分析与讨论信息以外所有的披露项目，这可能同规模大的公司有较强承担信息披露成本的能力相关联。上市状况影响到历史信息、非财务信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类信息，显示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有助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行为的改进。资产负债率仅仅对预测性信息产生影响，这同债务契约假设是一致的，较多的预测性信息可以有效的改变投资人的风险预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3．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程度与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这可能缘于中国证券市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就盈利能力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格局扭曲了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信号理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前提。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2004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决策的相关因素，为改进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水平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作者简介：巫升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责任编校：朱星文

作者：巫升柱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论文 篇3：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摘要：作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受到监管层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文章对年度报告中存在的典型财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就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业绩预告;实际业绩;资产减值;政府补助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1月28日在“2018年年报培训课件”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年报培训课件深市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向2100家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1077份，问询约7500个问题，发函率超过50%;共披露约514份定期报告补充更正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年报问题发出174份监管函，并启动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处分流程。在从严监管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年报中存在的典型财务信息披露问题为基础进行研究，就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希望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有所帮助。

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要求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较为集中的呈现在定期报告中，定期报告包括季报、半年报、年报。关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法律法规。

1. 法律层面：《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

2. 部门规章层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明确要求。

3. 规范性文件：以深市为例主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規则》，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规范运作指引》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也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规则来源。

上市公司应当根据上述法规编制披露定期报告，另外对于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无论规则是否明确要求，上市公司都应当履行信息披露要求。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17年年报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向2100家公司发出年报问询函1077份，问询约7500个问题。据统计，深圳证券交易所对2017年年度报告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作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受到监管层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2017年年度报告关注问题类别统计来看，财务会计问题及经营业绩问题占比近2/3。其中比较典型的财务信息披露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与实际业绩差异较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最迟应在1月31日前披露年度业绩预告及其修正公告，对于年报预约在3～4月份披露的，应当在2月底前披露业绩快报（主板另有规定）。这些规则的设计，原本是想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分阶段的预披露使市场对与公司的业绩有足够的反映时间，也便于投资者做出更加理智的投资决策。但是部分上市公司出于不同的原因，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年度业绩与最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差异较大。2018年，84家上市公司因为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与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数据差异较大，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甚至给予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处分。

（二）财务指标变动幅度较大，解释说明不到位

年度报告中，与财务数据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第四节“重要事项”、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章节中。对于年度报告披露后，以下问题经常被关注。

1.营业收入与三费增长不一致

某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1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42%;销售费用964.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84%;管理费用2，94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83%。公司未在年报中说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增长不一致的原因。

2.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相背离

某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同比下降8.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67万元，同比亏减10.45%。公司未在年报中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相背离的原因。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不一致

某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各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7.58亿元、16.81亿元、20.87亿元和30.1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754.64万元、7079.71万元、1.14亿元和1.2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23亿元、0.22亿元、-4.80亿元和-1.78亿元。公司未在年报中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不一致的原因。

（三）资产减值未及时审议披露

为了规范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定义了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明确了可收回金额计量、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商誉减值的处理等。

另外，追溯至2017年报时适用的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通过《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明确了资产减值的审议披露要求。（2019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三个板块的定期报告备忘录都做出了修订，对于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取消了资产减值的审议程序，只保留了披露义务;中小板的减值审议披露程序不变。）

由此得知，资产减值不仅是会计范畴的内容，同时也涉及信息披露的要求。2018年，14家上市公司因为计提资产减值达到审议披露标准而未及时审议披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或给予纪律处分。

（四）大额政府补助未及时披露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将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大类。

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17年11月颁布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公告格式》，明确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披露要求。

由此得知，政府补助不仅是会计范畴的内容，同时也涉及信息披露的要求。2018年，8家上市公司因为收到大额政府补助未及时披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三、导致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业绩问题牵扯的利益巨大

上市公司的业绩问题直接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业绩不够出色、业绩下降往往都会造成上市公司相关利益受损，于此直接相关的利益主要有公司的股价、公司的融资能力等。这往往诱使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规避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在业绩预告、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中揭露出公司实际业绩不够好的事实。

另外，导致业绩差异较大、且未及时更正的原因也与上市公司预约的年报披露时间有关。会计师往往按照公司预约的披露时间安排进场审计的时间，往往安排在4月底披露的，会计师一般2～3月份才安排进场审计，这就导致1月底和2月底披露的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数据因未经审计的原因，与最终经审计的数据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没有利益驱使，公司的财务人员嚴格按照会计准则确认的话，业绩也不会存在较大差异。

（二）被动信息披露，规则不明确处则避重就轻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基本都是在法律法规的要求下完成，属于被动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股东、管理层普遍缺乏自主完善信息披露内容的理念。另外，导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不够具体、避重就轻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代理问题

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使得公司经营者与股东间因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代理问题，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与否影响公司治理的情形与态度，这也直接影响了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2.规则不明确

对于规则不明确之处，不披露不属于违规，对于一些心存侥幸心理的信息披露人员，为减轻定期报告编制的工作量，大多数选择可不披露则不披露的做法。

（三）上市公司内部缺乏信息披露规则培训

对于资产减值、政府补助类的同时涉及财务和信息披露规则等跨部门的信息，本需要在完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的前提下，由财务、董办两个部门的协调完成。但现实中，部分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缺乏相应的信息披露知识、而董办人员的财务知识匮乏，在内部培训不到位、内部信息传递机制还未完全建立之前，很容易发生信息未传递到相应部门的事件，以至于呈现出资产减值、政府补助未及时审议披露的问题。

四、改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对策

（一）完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法规、监管措施

完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作为深市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的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制定机构。针对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及时更新规则体系，弥补过去的规则无法满足的信息披露要求;另一方面，除综合运用问询、补充披露、监管处分等多项措施，还应增强综合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方式方法，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提高透明度。

（二）加强上市公司内部信息披露规则的培训

董事长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信息披露事宜，上市公司有责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做好信息披露，首先，要重视信息披露工作，安排专业、恰当的人在信息披露岗位上;另一方面，法规不断完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公司的管理层应加大内部培训力度，给经办信息披露事项的工作人员创造可以持续加强专业能力和信息披露合规知识的学习机会，以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三）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督意识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固然重要，不过信息监管不能只依赖制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参与者监督意识，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督中，从监管机构立法监管的出发点、市场或投资者关注点等方面出发，学会甄别应披露事项从而形成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另一方面，增强上市公司第一责任人意识，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履行主体责任，努力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

参考文献：

[1]唐东英.浅析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J].企业天地，2017（07）.

[2]周亚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披露问题研究[J].中国国际财经，2017（11）.

[3]朱筱莉.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及解决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8（12）.

[4]王胜.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沈阳干部学刊，2015（08）.

（作者单位：深圳信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作者：祝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