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大学讨论活动论文

SFFA与哈佛的这场官司，是促使高校正视“逆向歧视”的一次努力，或许在未来，能有更多的亚裔学生和教育组织站出来为亚裔争取更多的公平权利。2019年10月1日，一场始自2014年的诉讼落下帷幕。经波士顿联邦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不存在歧视亚裔的情况，被告哈佛大学胜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法院大学讨论活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院大学讨论活动论文 篇1：

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司法保护研究

[摘　要]美国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学术自由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判例之中，但是法院并非总是对大学教师提供保护，同时还会兼顾其他方面的利益。所以大学教师在享有自由的同时还要承受必要的限制。从司法保护的角度看，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个体自由。

[关键词]美国　大学教师　学术自由　司法保护

一、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司法保护的形成

从学术自由理念自德国传人美国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1915年)之前，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几乎处于无保护状态。在此之后至二战之前，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主要得益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组织的保护，但是这种主要借助于舆论监督的保护具有天生的软弱性。

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正式的司法保护开始于二战后的政治迫害。由于受到冷战中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陷入“反共”的热潮之中，使得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受到严重的侵害。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公立学校教师阿德勒因参加颠覆性组织被校方依据纽约州《费恩伯格法》中的“参加颠覆组织者不得受雇于公共教育机构”而解雇。虽然法院的判决没有使阿德勒免遭解雇，但是法院在判决书中首次公开表示学术自由是一种“宪法权利”。其中两位大法官认为：“宪法保障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而且没有人比教师更需要这样的权利”，并强调：“对教师进行忠诚审查，必然引起对学术自由的恣意破坏”。

美国政治对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侵犯与霍姆斯大法官“明显且即可的危险”的论调脱不了干系。直到沃伦法院时期(1953-1969年)，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才开始在司法层面上获得法院的广泛保护。

在1957年“斯威齐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不证自明”的权利，并且首次论及到学术自由的内涵。在该案中，大学教师斯威齐以参加颠覆活动的罪名被起诉，并且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经过层层上诉之后，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斯威齐无罪。其中自由派的大法官们声明：“公民的学术自由与政治表达自由不容侵犯，即使是政府也無权僭越……学术自由是美国大学的本质要求，这一点不证自明。”保守派大法官富兰克林认为大学拥有四项基本自由权利，即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教给谁”的权利。这四大自由构成学术自由的本质内涵。

在1967年“凯西安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学术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在该案中，大学教师凯西安拒绝在“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誓词上签字，结果校方依据《费恩伯格法》拒绝与凯西安签定续聘合同。尽管地方法院和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都支持校方的做法，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宣布纽约州《费恩伯格法》违宪。法院还特别强调：“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切的，它不允许法院干涉教室内的学术自由……教室是特别的‘思想的市场’。”

1968年的“皮克林案”直接导致“皮克林平衡测试”的产生，进而使得美国法院可以比较成熟地保护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自由。在该案中，公立学校教师皮克林因公开批评校董而被解雇。皮克林提起诉讼。法院判定：“皮克林发表言论为国家作出贡献比他不发表言论为学校作出贡献更重要……缺少证据证明皮克林是故意地或不计后果地发表错误言论……教师对公众所关心的话题发表意见不能使他从公共部门中解雇。”

二、教学自由

通过对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学术自由判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评定学生成绩的自由。

(一)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

通常情况下，美国大学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教学方法，但也应该符合有关的规定。1973年的“赫祁克案”中，法院对此作出明确的阐释。在该案中，赫祁克因为在英语教学中不恰当地使用“反语”和“含蓄性”的教学方法(这与学区规定的传统英语教学方法不符)而导致校方拒绝与她签定续聘合同。法院认为这个案件是基于教学方法的争论，所以拒绝把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等同起来⑤。

1972年“克拉克案”同时涉及到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问题。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我们不能认为学术自由会允许大学教师可以不受控制地对确定的课程内容表达看法和内在地破坏大学特有的职能⑥。

(二)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

在美国，相比较于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方面的自由性较大。在1990年“马修斯案”中，法院间接地表达了这一见解。在该案中，一名大学教师选取了一个剧本，并由学生在戏剧课堂上表演。针对于这个剧本的争议性，学校领导责令其取消戏剧课堂。最终法院认为：“本案区别于中小学之中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现象……学院不能仅仅因为剧本中的低俗语言而取消戏剧课堂。”

但是，美国大学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大学教师在授课时不能明显地带有个人的宗教偏见。1991年的“主教案”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在该案中，一位教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涉及到他的宗教信仰，他还在学生之中组织过宗教问题的讨论，由此引起一些学生的抱怨和校方的处罚，进而引起诉讼。联邦上诉法院不支持教授自由地宣扬宗教观点，认为这个教授“没有给出证据表明校方对他的禁止会妨碍到他的信教自由……并且校方所要限制的是他的教学活动，而无意于干涉他的信教自由”。

(三)评定学生成绩的自由

大学教师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必须遵照公平原则，不能迫于外界压力而随意篡改学生的成绩。1989年“彭瑞特案”中，法院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教师给学生打分时需要顺从领导的意志”。在该案中，学院院长要求一名大学教师“采取修改分数的方式提高一名学生的最终成绩”。这名大学教师声称这次事件以及随后的几次事件触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依据言论自由条款，法院认为：“因为评定学生成绩是大学教师传达给学生特殊信息的一种象征性交流方式，所以大学教师个体的交际行为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

三、研究自由

在高校中，许多大学教师除了履行教学责任之外，还要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大学教师在从事研究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公开研究信息以及承担研究后果的情况。在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大学教师研究自由的尺度。

(一)不公开研究信息的自由

在美国，大学教师通常会以“研究人员特权”为由拒绝公开研究信息，而这种“特权”通常会阻碍外界对研究信息的合理性要求，由此引发大学教师与外界之间的利益纠纷。

大学教师不公开研究信息的“特权”建立在“信息的公开可能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之下。在1982年“艾伦案”中，法院对一项“研究人员特权声明”表示认同。这份声明中包括：“公共介入到研究信息可能会使得基于科学研究的文章或其他研究变得不可接受；同行评价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研究人员的可信性和职业生涯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可能会受到全部或部分公开揭露信息的影响；失去出版的机遇可能会严重地减少研究人员未来的专业机遇；即使无意地揭露信息也可能会使得研究遭受几个月或几年整体性破坏的危险。”法院最终判定大学教师艾伦胜诉。

然而，当排除这种前提之后，大学教师就不再享有不公开研究信息的“特权”。例如，在1982年“赖特案”中，法院驳回了关于研究人员特权的声明，并要求当事人提供很明显已经完成了的研究信息@。取消大学教师“特权”的情况还发生在1989年“西奈半岛医学院案”中。在该案中，法院分析了两方面需要平衡的因素之后否决了“学者的绝对特权”。这两个因素分别是“避免研究人员的研究被中断的利益”和“公众对精确信息需要的利益”。法院最终认为公众对研究信息的要求是合理的。

另外，法院不只对大学教师是否应该公开研究信息做出判断，还对研究信息的公开方式提出过建设性意见。例如，在1984年“戴奇曼案”中，法院建议当事人“应该考虑采用编辑隐私的方式或其他用来减小这名教授压力的方式公开研究信息并保护患者隐私”。

(二)不承担研究后果的自由

在美国，当大学教师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时，可能会遭到外界的质疑。尽管如此，法院还是坚持认为外界对大学教师在课外所发布的研究成果的认可与否不能作为评价其课堂教学功能的标准。在1992年的“莱文案”中，一名大學教师以特定的书面和出版的形式鼓吹“平均情况下黑人比白人傻”，从而引起了学生和校方的一系列反应。地方法院认为这名教师的言论是“受保护的”，因为他所发表的观点是“典型的公共事务的话题”，并且校方没有证据证明“教授在课外表达观点影响到课堂教学”。

从本判例还可以看出，当大学教师发表的观点不是“典型的公共事务的话题”，那么他们将承担相应的研究后果。

四、个体自由

大学教师的个体自由不像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那样接近学术自由的核心内涵。但是，个体自由是学术自由必不可少的基础，是学术自由金字塔的“底座”。从美国一系列的判例可见，这个“底座”主要由表达自由、平等对待和仪表自由构成。

(一)表达自由

在美国，当大学教师出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表达言论或行为时，他们的学术自由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法院的保护。因此，大学教师言论或行为之中公共性的有无和多少则成为法院决定是否给予保护的基础。

1　表达公共言论的自由

大学教师的言论自由是学术自由本质内涵的一种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从美国教育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法院所绝对保护的是公共讨论的自由，只有当大学教师的言论涉及到“公共性”时才受到保护。这里的“公共性”是指教师的言论是公众所关心的，而且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其一，大学教师表达公共言论受到保护。在校外，大学教师作为普通公民的公共言论受到保护。在1972年“塔斯基案”中，一名大学教师在电视节目里批评校董中的从政人员，并因此遭到解雇。法院认为这名大学教师“以公民身份对公共话题发表看法，并且远离他的大学教师身份的环境；没有作为学校的发言人发布公共言论或任何专业知识领域内的言论；表达了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会表达的言论”，因此，“当大学教师以公民身份发表言论时，应该免受研究机构的审查或处罚”。另外，在1993年，在“杰弗里斯案”中，法院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同时也附加了一些条件。法院认为：“当大学教师在教室外面发表言论时，他的言论受到宪法的保护，前提是这些言论不阻碍学院或者大学运转的效果。”

其二，大学教师表达私人言论不受保护。在校内，大学教师以公共雇员的身份表达私人言论不受保护。在1991年“尤伯案”中，法院明确表达了这种见解。在此案中，一名教授经常抱怨他的工资太低。领导非但没有给他增加工资，还调换了他的办公室。为此，这位教授提起了诉讼。法院认为这名教授“不是以公民的身份而是以雇员的身份仅仅对个人感兴趣的事务发表看法……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除了他的薪水之外他还表述过其他任何的观点。尽管学校的工资歧视行为与教授的原始国籍有关(这能够被认为涉及到公共性)，但是经过仔细考虑这位教授在本案中所呈现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只是他单纯的个人行为”。因此这名教授最终败诉@。

以下的两个判例中，大学教师同样是因为表达私言论而遭到败诉。在1991年“多赛特案”中，法院判定一名教授的言论“主要针对学校内的个体，而并没有上升到有关于学术标准、学校管理或院系内公共讨论的范围”。同样在1992年“科尔伯恩案”中，法院经过权衡之后判定两名教授“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以公民身份发表言论”。

大学教师言论的公共性除了主导案情的走向之外，还常常游离于判例的结果而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在1988年“梅普尔斯案”中，法院判定大学教师的一部分言论具有公共性。法院在判定大学教师败诉的同时还强调其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必要性。

2　表达公共行为的自由

在美国，法院对大学教师公共行为的保护与对公共言论的保护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大学教师所表现出的学术行为是公众所关心的，那么他通常会受到宪法的保护，特别会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关切。当大学教师的学术行为涉及其本职工作时，法院则倾向于把此类案件交由学校自行解决。

其一，大学教师的公共行為受到保护。在美国，当大学教师表达公共行为的利益大于其私人行为的利益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大学教师的公共行为。在1977年“道尔案”中，大学教师道尔曾经就学校的政策向一个广播员发表评论(受保护)，这个广播员并将此事广播出去，最终导致道尔被解雇。然而，学校也给出了其他解雇的理由，包括道尔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两名学生做出不雅的手势(不受保护)。法院认为“不再雇佣道尔是不正当的，除非校董能够证明即使不发生广播事件，学校也将会解雇道尔”。最终法院更加看重道尔受保护的行为。

其二，大学教师本职工作内的自由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当大学教师很明显违反学校的规则并影响自身教学功能时，他们的学术自由将会受到限制。在1979年“希尔德布兰德案”中，当一名教授被取消终身聘任制职位时，法院对他的以下三种主要行为进行了权衡：批评学校的课程(受保护的)；竞选学校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受保护的)；没有很好地履行学校反复强调的规则(不受保护的)。结果法院更看重这名教授不受保护的学术行为对案情的影响，最终导致这名教授败诉@。同样的判例还有1988年的“哈登案”。在该案中，法院认同“大学教师违反研究机构的一些规定的学术行为成为取消其终身聘任制职位的依据”。

另外，大学教师违反学校规则还体现在其不合作态度之中。1982年“希利斯案”中，校方没有与一名大学教师续签合同。法院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这名大学教师在私下里批评他的上级(受保护的)或他的不服从和不合作(不受保护的)。这名教师在审判法院上胜诉之后，在上诉法院中败诉。

(二)平等对待

1　大学教师本职工作内的平等对待

法院在处理大学教师的校内职业相关问题时，通常会考虑到他们的平等对待情况。大学教师或相关组织有时会要求校方呈现出与评价相关的信息，以此验证他们是否遭受不平等的对待，而校方通常会以“机密性”或“学术自由特权”作为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理由，由此引发诸多诉讼。

其一，大学教师的知情权受到保护。当法院判定大学教师对评价信息需求的利益高于校方保守机密的利益时，作为被评价者的大学教师的知情权将受到保护。在1982年“格雷案”中，当格雷被校方否决了终身聘任制职位之后，他并没有被告知原因，并且他相信校方做出这个决定带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因此他要求查看校方做出这个决定的信件和记录。法院利用了平衡测试，认为格雷对评价信息需求的利益高于校方保守机密的利益，并表明：“如果格雷收到否决他终身聘任制的全部理由，校方保守机密的利益将可能受到保护。”然而校方没有给出全部理由，所以法院确认校方没有受保护的利益。最终格雷胜诉@。

本案还可以说明当法院更加看重校方保守秘密的利益时，大学教师的知情权将不再受保护。

其二，大学教师的隐私权受到保护。当法院承认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特权”时，作为评价者的大学教师的隐私权将受到保护。1983年“圣母玛利亚大学案”中，当一名大学教师因为受到歧视而控告校方时，校方同意为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一个着力排除雇佣过程中对雇员的歧视行为，并为之伸张正义的保护性组织)提供没有成功竞选到终身聘任制职位的教师和其他教师的档案，但是校方坚持将评价者的名字去掉以对他们做出保护。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去掉评价者名字的文件，认为评价者的身份是必须要有的而且与原告宣称的歧视是相关的。最终法院命令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接受去掉评价者名字的文件，并声称“评价者的身份受到‘学术自由特权’的保护”。法院还同意校方要求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获得与诉讼无关的那部分大学教师的文件之前应该签订一份不公开协议”的建议0。

但是，大学教师的隐私权在利益权衡中并非总是占据主导地位。1985年“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案”中，当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为了调查一个教授的声明(这个教师断言他是因为受到原始国籍的歧视而被否决终身聘任制职位)而要求查看“机密的”评价信息时，法院否决了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宣称的“学术自由特权”。法院认识到在获得公正的评价方面机密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涉及到大学教师歧视性信息的需要的利益高于学院保守机密的利益。

2　大学教师兼职工作中的平等对待

大学教师对平等对待权利的呼吁除了体现在本职工作中，在这之前也已经扩大到校外兼职领域。例如，早在1969年的“翠斯特案”中，一所州立大学的法学院禁止一些教师从事校外法律方面的兼职工作而允许其他教师这样做，由此引起遭受禁止的大学教师对校方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原告教师从事校外兼职工作会比其他大学教师耗费更多的时间，因此法院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护原告在校外兼职的权利。法院认为原告教师没有“花费部分的时间在法律学校中教学”同时又“从事兼职工作”的宪法权利，而且这种宪法权利也不会单独存在。但是“原告享有州政府机构平等对待的权利，这种平等对待体现在大学教师之间”。

(三)仪表自由

大学教师的仪表问题是否应该被纳入到学术自由的范畴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当有人提出大学教师的仪表影响其教学质量后，这种争议已经不存在。在1975年的“哈代案”中，校方因为一位教授拒绝刮胡子而将他解雇。在本案中，为了支持这名教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权利，法院第一次对大学教师和其他政府雇员作出区别：“学校的教师没有警察和其他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雇员曝光的机会多，而且社会影响力也不如他们广，所以要求教育环境具备其他公共事务机构严格的纪律是没有必要的。”法院还强调：“学校的领导可以规定教师的外貌和行为，但仅有的条件是这些规定与合法的管理或教育的功能相关联……断定教师的胡子长短影响教学质量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五、结论

从实质上看，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已经作为不成文的宪法权利而受到广泛的保护。另外，从美国高等教育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大学教师享有学术自由的前提是承担必要的教学责任和科研任务。除此之外，大学教师还应具有基本的“民族良心”，这点从美国法院对公共性的持续强调中可以看出。总之，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应该建立在不侵犯他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

作者：崔吉义　马立武

法院大学讨论活动论文 篇2：

“招生歧视亚裔案”哈佛终胜诉亚裔学生将何去何从？

SFFA与哈佛的这场官司，是促使高校正视“逆向歧视”的一次努力，或许在未来，能有更多的亚裔学生和教育组织站出来为亚裔争取更多的公平权利。

2019年10月1日，一场始自2014年的诉讼落下帷幕。经波士顿联邦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不存在歧视亚裔的情况，被告哈佛大学胜诉。此次判决显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多元化政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而众多亚裔学生，对于哈佛大学在确保“多元化”过程中，是否会因偏向其他少数族裔，从而导致优秀亚裔学生的名额被压缩这一点表示担心，这种一定程度上的“逆向歧视”在未来可能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SFFA：

哈佛招生过程存在“无法量化”标准

2014年，由犹太人爱德华·布卢姆（Edward Blum）创立的美国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起诉哈佛大学，提出哈佛在招生中系统性歧视亚裔学生，以“种族政策”为由压低亚裔申请人的个性评分。这起诉讼案获得了美国司法部以及近百个亚裔组织的支持。

SFFA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对比白人、非裔和西裔学生，在同等成绩甚至是更高成绩的情况下，亚裔学生更难被哈佛大学录取，因此SFFA就这一点提起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招生过程歧视亚裔，并要求校方公开招生相关的记录数据。此后，在2014年到2018年6月的四年时间，波士顿联邦法院多次举行原告与被告听证会，SFFA与哈佛大学交换了超过9万份文件，包括哈佛在校生和申请者资料，六年以来的招生记录和学校内部的相关报告等。

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历年公布的新生背景调查结果显示，学校近年来亚裔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25%左右（2021届为23.8%，略有降低），非裔学生和其他族裔（除白人外）比例则稳定在10%左右，哈佛大学认为这是学生来源稳定的表现，但SFFA则认为这体现出哈佛在招生过程中有意控制各种族学生的比例，实际上压缩了亚裔学生本可能获得的名额。

根据SFFA出示的统计数据，亚裔美国学生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需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非洲裔高450分才能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哈佛大学也“未能免俗”，学校的新生问卷调查显示，亚裔学生的SAT平均分一直名列前茅，并时常占据第一的位置。

平均分高于非裔和拉丁裔的亚裔学生，在录取时往往需要付出更多。

如果仅仅是考试分数要求更高，相对而言更擅长考试的亚裔学生还不至于感受到巨大压力。但在录取过程中，他们还要面对其他更多无法量化的考核标准。

2018年，该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前，SFFA向联邦法庭提交了由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Arcidiacono撰写的“哈佛大学财政和招生”报告，报告中对2010年至2015年间哈佛大学的申请和录取材料，包括16万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报告中提出，在主观打分的栏目中，亚裔学生得分最少，比如，在亲善力、勇敢、善良等积极人格特质上，他们得到的评价比其他族裔都要低;亚裔学生还经常被描述成“强标准性”“安静”“勤奋”“聪明”等缺少个人特质的形象。“而有时招生委员会甚至还没有见到亚裔学生本人，就已经为他们写下了分数。”报告如是写道。

Peter Arcidiacono的报告中还提到以下几句：“确实存在对亚裔申请者的‘惩罚性措施’”;“种族在录取决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亚裔美国人在哈佛大学的偏向录取中受到的伤害最大”等。Peter Arcidiacono还明确指出，他的所有结论与哈佛大学提供的内部分析报告相吻合。

同时，SFFA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2013年，哈佛内部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出在录取过程中，亚裔学生并未被公平对待。

报告中指出，如果仅以学业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亚裔学生的比例是43%;考虑到哈佛大学优先录取运动员和哈佛学生的子女，白人比例会上升，亚裔比例降至31%;再算上课外活动和个性化评分，白人的比例会再度上升，亚裔比例则降至26%。但实际上，亚裔的录取比例在当时只有19%。由此，SFFA认为哈佛确实在录取过程中人为地控制亚裔学生的比例。

自然，哈佛大学不会坐等官司送上门来而不作回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David Card代表哈佛撰写了一份报告，尽管材料来源基本一致，但与Peter Arcidiacono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哈佛的招生过程“不存在任何法律意義上的歧视”。

哈佛大学还在网站上发表声明指出：“通过全面地分析证据，能清楚地看到哈佛大学并不歧视包括亚裔在内的任何群体的申请人，在过去十年间，亚裔录取比例增长了29%。”学校表示，SFFA的报告没有考虑到运动员招募和父母有哈佛背景的申请者情况，这些都可能影响录取比例。

而对于“个性化评价”的偏差，哈佛声称这由申请人的申请书和推荐信决定，因为亚裔学生经常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推荐信，也因此会得到更低的综合评价。针对2013年的报告，哈佛大学则称“那只是初步的工作，并不完整而且使用的数据有限”，不能作为哈佛歧视亚裔的证据。

2018年10月15日，该案件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正式开庭，经过一年的漫长审理，2019年，当地时间10月1日，联邦法官阿利森·D·伯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最终裁定，哈佛大学在招生中并未有意歧视亚裔申请者，虽然哈佛大学的招生程序“并不完美”，但符合宪法规定。

判决结果出示之后，美国亚裔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判决，并表示将继续支持SFFA上诉，捍卫亚裔平等的教育权益，因此本案仍有可能被上诉至最高法院。

“种族平权”和“招生多元化”下

谁获益？谁受害？

“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件的被告虽然只有哈佛大学一家，但关于亚裔是否遭受“逆向歧视”的争议，近年来在美国一直持续不断，众多知名高校都被牵涉入内，这桩案件是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同时，由这一桩案件引发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各大学“种族平权”和“多元化”政策与“公平竞争”之间的矛盾。

美国平权法案的制定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历代修改不断完善，本意是通过法律形式对少数族裔、妇女等相对弱势群体给予关照，让他们都能平等地获得教育、劳动及其他权利。作为教育的重要一环，美国各大高校也致力于推动种族平权，哈佛大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尽管种族平权的本意是推动社会公平，给少数族裔更多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对于有限的名校录取名额，如果将其中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分配给某些群体，即“比例招生”，必然会有一些群体受到损害。

首当其冲的便是亚裔学生。相比其他族裔，亚裔对于教育的重视可谓是数一数二。数据显示，亚裔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支出比例在美国各族裔中排名第一，亚裔父母常常会提前为孩子储蓄日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资金。

亚裔学生普遍学习勤奋，考试成绩高，竞赛等额外成绩也都处在上游水平，据2019年美国《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的报告显示，亚洲学生在ACT考试中的平均成绩至少比其他族裔的学生高2分，SAT的平均成绩至少比其他族裔的学生高100分。

亚裔学生的父母全力以赴地为孩子进入好学校做准备，但努力换回的却是录取标准的“水涨船高”，录取名额被限制甚至是减少，甚至还要加上“个性化评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门槛。令许多亚裔学生不能理解的是，成绩不如自己的少数族裔反而能获得录取名额，这样的情况，仅仅用“推荐信不够强力”或者“性格不够鲜明”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为数众多的亚裔学生和家长信服。

“多元化”是当今美国高校常常提及的一句口号。很多高校都认为，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有利于教育发展。据哈佛大学校报报道，学校文理教授学院院长盖伊（Claudine Gay ）宣布判决消息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蓋伊表示，这是多元化的胜利。在哈佛校内，有很多学生支持判决结果，并为自己学校的多元化而感到自豪。

除哈佛之外，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常青藤名校的高层也都对这一判决表达了赞赏。乔治华盛顿大学前校长Stephen Joel Trachtenberg说，“多元化”政策并不是单纯地按比例录取各族裔学生，比直接录取最高分的学生要复杂得多。

但争议的声音同样存在。因为无论怎么强调“非歧视”，追求种族平权和校园内种族多元化，总会让人不可避免地戴上种族分类的有色眼镜。

2018年8月，美国司法部直接介入本案，在一份提交法庭的文件中，司法部指出，哈佛大学在招生中使用“个人评级”，损害了亚裔美国人的入学机会，哈佛“模糊”的标准“可能会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

诚然，种族平权和多元化确实都是好事，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强调各族裔的平等可能会造成学术上的不平等，而且这两项政策的标准较为模糊，可人为影响的因素过多，不能给学生一个明确的标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调查数据，在八个“大学录取的首要考虑因素”选项中，有67%的人认为高中成绩最重要，其次是SAT等标准考试成绩、社区服务经历等实践成绩，种族因素则名列倒数第二，仅高于性别因素。73%的美国人认为种族不应成为大学录取时的判断标准，而且无论是哪个族裔的受访者，反对大学考虑种族因素的人都占一半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国内对“种族平权导致的教育资源上的倾斜”存在很大争议，此次哈佛胜诉，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名校招生政策的合法合理性，但很多人都想问一个问题：亚裔美国人会因为招生中的“种族平权”而受到“惩罚”吗？

招生政策因时而变

就本次案件而言，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允许种族被当成录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但禁止出现种族配额。美国国内关于“种族平权”和“消除逆向歧视”的政策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提出建议学校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以便促进校园的多元化，而2018年7月3日，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Jeff Session）宣布，废除24项“不必要、过时、不符合现行法律”的指导方针，包括该项方针在内，共有七项与教育机构考虑种族因素相关的方针被废除。

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也在逐渐改变。2018年，哈佛招生人员接到指示，除整体评分（overall rating）外，不能将申请人的族裔列入考虑或做出任何评分，而且即便是整体评分，种族或族裔也只能被当作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加以考虑。这意味着种族因素在招生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将有所降低。

我们不能断言，亚裔学生的求学路能否因为这些改变而更加光明，但至少，SFFA与哈佛打的这场官司，是促使高校正视“逆向歧视”的一次努力，或许在未来，能有更多的亚裔学生和教育组织站出来为亚裔争取更多的公平权利。

本次案件结束了，但相关话题的讨论却永不会结束。

作者：张影

法院大学讨论活动论文 篇3：

美国司法中性骚扰与学术自由关系之处理

摘 要：交换性性骚扰和恶意环境性骚扰是性骚扰的两种类型。基于大学的特殊属性，学术自由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以后，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和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尤其是大学中的恶意环境性骚扰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处理更加复杂。虽然最高法院没有直接说明此问题，但是在大学中第一修正案和恶意环境性骚扰法律之间的紧张，随着在法院诉讼中这些问题的增长而越发明显。

关键词：恶意环境性骚扰；学术自由；课堂教学

在美国，性骚扰控告是普通法的创造，国会从未通过明确禁止性骚扰的法律。法院将性骚扰纳入性别歧视的定义下并将拓展的定义适用于工作场所以及教育机构。其中，恶意环境性骚扰的概念——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好处的要求，其他具有性内容的言辞或身体动作，这样的行为有下列目的或效果，即不当干涉个人的工作或使工作环境具有威胁、敌意或侵害性，也为法院所接受。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遵循的基本准则，在美国的学术史上和司法实践中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发展，终成为得到坚决捍卫的宪法权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者之间的碰撞浮现出来并逐渐趋于强烈，在大学中主要集中于课堂教学，即教师决定教什么、如何教的自由与学生不受威胁、敌意的学习环境之侵害之间的冲突。本文在已有学理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美国法院应对这个问题的司法实践，从实然层面追踪法院论证和判决的逻辑思路，为今后继续寻求二者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奠定更加客观的分析基础，增加处理、解决的可能性与可实现性。

一、美国性骚扰的立法及判例

在美国，性骚扰的立法、案例以及研究最初都主要围绕职场开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事件及案件的涌现，性骚扰在大学中作为一个严峻而普遍的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许多人纷纷展开大学内的调查研究，产生不少描述大学性骚扰问题的数据。一份1983年的哈佛研究发现，34%的女研究生在哈佛学习期间至少经历过肢体或言语性骚扰。密歇根州立大学1979年的报告中显示，四分之一的女学生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性骚扰。1981年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65%的女学生成为过教职人员性别歧视评论的目标。一份美国学院联合会的调查发现70%～90%的女学生报告她们经历过性骚扰。在一个1999年的大学报告中显示，40%的女教职人员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中在职业环境中至少有一例性骚扰[1]。

（一）性骚扰控告的法律依据

关于性骚扰问题，最主要的两种救济途径是：（1）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规定了禁止雇主因雇员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等予以歧视。（2）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规定禁止性别歧视，在美国任何人不得由于性别而在任何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教育项目或活动中被排除参与、否认收益或者遭受歧视。

（二）司法判例初步奠定性骚扰控告框架

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负责第七章实施的政府机构——根据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的框架，提出了性骚扰的确切的法律定义：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好处的要求，其他具有性内容的言辞或身体动作，当：（1）服从这样的行为被明示地或暗示地作为个人就业的一个条件或前提；（2）个人对上述行为的服从或拒绝，决定着该个人的就业；（3）这样的行为有下列目的或效果，即不当干涉个人的工作或使工作环境具有威胁、敌意或侵害性。

然而，EEOC规定的性质仅仅是指南，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直到1986年Meritor案①中最高法院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判决[2]。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引用了EEOC制定的指南，首次确认了性骚扰的两种基本类型——交换性性骚扰（quid pro quo）和恶意环境性骚扰（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前者与指南定义中的前两点相对应，后者与定义中的第三点对应。这之前的案件基本都是围绕第一种类型的性骚扰展开，所以本案中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是最具争议的，同时在历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也就是确认了恶意环境性骚扰也是在第七章性歧视下的形式之一。关于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法院提到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基于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与交换性性骚扰的不同，构成违反第七章并不需要雇佣关系上明确的经济损失和影响，只要原告证明歧视造成了敌意的或谩骂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构成对第七章的违反。第二，构成恶意工作环境的标准是恶意足够严重和弥漫（severe and pervasive），而非雇主对骚扰知晓与否。第三，性关系中自愿（voluntariness）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原告是否显示是不受她欢迎的（unwelcome）。

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是高等教育组织中性别歧视的救济依据，尽管最初很少得到实施，但后来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组织中性骚扰控告的主要武器。美国教育部民权法案局（OCR）作为第九章的执行机构，也提出了对性骚扰的一个定义：性骚扰由性的本质的口头或生理行为组成，被一个否认、限制、提供不同的或决定受第九章保护的帮助、服务或待遇的提供的雇员或接受机构，以性为基础施加[3]。但由于该规定对司法机关缺乏适用上的效力，所以并未起到有效的作用。直到1976年以后，教育修正法案在美国司法领域才得到肯定和适用。在1986年Moirev.Temp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①一案中，法院接受了EEOC提出的指南平等适用于第九章，认可了谩骂的环境（an abusive environment）是在第九章之下的性别歧视。

在关于性骚扰控告和第一修正案的大学案例中，涉及的是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因此这种类型的性骚扰控告是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尽管最高法院没有明确说明第九章的相关行动是否受第七章标准的支配，现实中很多下级法院已经清楚地求助于了第七章以及第九章相关判例构成的广泛体系的指导。在第九章下处理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其他雇员性别歧视控告时，通常运用第七章的原则。第九章已被运用在大学层面上将恶意工作环境标准适用于性骚扰。

代理法的代理原则被直接适用于第七章下的性骚扰案中确立雇主的民事责任[4]等等，这些原则阐明了最高法院已经创造了使雇主和在第九章下接受资助的教育机构将制定政策反对性骚扰作为避免责任之方式的重要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大学实施和发展反骚扰政策来与其作为雇主承担性骚扰法律责任相斗争[5]。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在禁止学校内恶意环境性骚扰和学生和雇员第一修正案权利受保护之间的危险处境是一个难题。

二、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发展

1789年，新国会在首次会议上就提出修正案，并于1791年得到批准，这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其中的第一条修正案宣布：“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学术自由不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所保障的权利。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简称AAUP）成立，并针对学术自由、终身聘任制发表了一些声明。1940年原则声明后来逐步成为美国学院和大学处理学术自由事件的准则，美国法院甚至引用声明的原则解释大学教师聘用中有关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等概念，并将其视为学术职业的习惯和惯例加以运用，从而成为法院处理大学教师聘用所发生的诉讼案件的原则和依据。因此，AAUP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其成立为美国学术自由的法制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为确立学术自由的法律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2年阿德勒案（Adlerv.Board of Education of New York）②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明确援用学术自由的概念，并且明确表明，学术自由与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及结社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大法官道格拉斯（Douglas）和布莱克（Black）共同表示：“宪法保障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并且没有人比教师更需要这样的权利。……这种做法的最大威胁，是导致对学术自由的恣意破坏。……在这种刺探、监视以及伴随着的报告和审判的环境中，学术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只会产生标准化的思想。然而，追求真理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1957年的斯韦泽案（Sweezy v. New Hampshire）③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教师所享有的学术自由的实质性权利做了最为详尽的阐述，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以及布莱克、道格拉斯、布雷南（Brennan）四位大法官一致表示：在美国的大学中，自由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学术是无法在一个猜疑和不信任的环境中繁荣发展的。教师和学术必须始终拥有调查、研究、评价的自由。此外，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及哈兰两位大法官也引用《南非的开放大学》一书中的观点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大学的特征就是自由研究的精神，……大学的任务就在于提供一种最有助于思考、实验和创造的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实现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根据学术的需要自行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1967年的凯西安案（Keyishian v. Board of Ren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④的判决，不仅推翻了1952年阿德勒案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学术自由和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关系在本案中得到进一步廓清，美国最高法院对第一修正案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而系统的阐释。“我们这个民族坚定不移地保护学术自由。这不但对有关的教师，而且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切的（a special concern）。宪法绝不容忍任何法律用正统理论控制学校的课堂。”学术自由此时已经上升到权利层面[6]。

三、美国司法中性骚扰与学术自由之碰撞

（一）R.A.V.v.St.Paul，Minnesota⑤——隐射恶意环境性骚扰与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冲突

1992年R.A.V.v.St.Paul，Minnesota一案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司法争议。这个案件虽然不是发生在大学领域的，但对《民权法案》第七章禁止的歧视与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冲突有所说明。其基本案情是：原告R.A.V.在一黑人家庭的草坪上烧毁十字架，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根据一项偏见驱使犯罪条例（Bias-Motivated Crime Ordinance）对他进行控告。这项条例禁止显露某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基于种族、肤色、教义、宗教或性别引起他人气愤、恐慌或怨恨的标志，1992年该条例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下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本案大多数法官认为条例与第一修正案是相冲突的，因为它试图基于非禁止性的内容来控制攻击性语言。法院更进一步分析，该歧视条例不仅是基于内容，也是基于观点，即给拥护宽容和平等的观点以特权。最后，最高法院强调圣保罗市有内容中立的充分选择可利用来惩罚条例试图阻止的行为，所以条例对于为声称的利益服务不是必需的，不满足严格审查。怀特（White）大法官强烈主张大多数提出的这种新的基于内容歧视的标准为恶意环境性骚扰原则的继续有效性带来疑问，他主张法院在此案中运用的一般原则下，第七章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控告将会因此而面临违宪的境地。不仅如此，可以发现，其实最高法院批判圣保罗市条例的理由和宽泛的原则又何尝不可以用来反对第七章的内容呢？因为第七章对那些对不喜欢的主体发表观点的言论者施加禁止，岂不是也是给另一些人以特权，不也构成了基于观点对言论进行限制了吗？

怀特大法官以敏锐的思路引导人们开始关注到宪法保护下的学术自由对恶意环境性骚扰带来的挑战，比较直接地提出了恶意环境性骚扰与学术自由关系处理的问题，也隐约表达了此后将难以避免地面临到这个问题。从R.A.V.案判决之后到20世纪末之前，最高法院仅仅在1993年的Wisconsinv.Mitchell案中附带地提到了第一修正案和恶意环境性骚扰之间可能的冲突，①除此之外，最高法院再也没有说明过这个问题。同时，下级法院越来越多地面对二者之间的紧张。

（二）大学中性骚扰控告与第一修正案碰撞的司法判例

在这之后，法院也开始处理关于大学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与第一修正案的棘手关系，问题的关键即学术自由的边界问题。这些案件中许多第九章的性骚扰控告都来自于教育项目、活动的中心——课堂教学，因此主要是发生在教职人员与学生之间的性骚扰，其中的环境主要与学生的学习环境相联系。

与在工作场所的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相比，不考虑法院对学术领域是否熟悉，法官对这些案件持更加怀疑的态度。这不是说法院拒绝将性骚扰控告施于教职人员和学生之间，只是说将来自第七章的恶意工作环境原则延伸至学术环境，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的成立更加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学术自由之“阻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案件中，法院是支持了对教授的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的。在Mc Clellanv.Board of Regents②一案中，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支持了针对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一个教授性骚扰的结果。这位教授在临床健康课的过程中，对一个女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助教）德尔的胸部和裸体发表评论，违反了学校和董事会的政策。在Rubinv.Ikenberry③一案中，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伊利诺伊州大学恰当地处罚了一名被指控在课堂上“创造了性贬损和性威胁的环境”的教授。

然而，更多的案件是恶意环境控告遇到怀疑性的司法。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Dean Cohenv.San BernardinoValley College④一案。在此案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拒绝对一名英文教授实施学院的性骚扰政策。本案的主要案情是，学院采取了一项与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标准几乎完全一致的性骚扰政策，采取这项政策后不久，一名女学生控告她的教授在课堂上的表述和行为违反了新政策。该教授教的是一门必修英文课程，使用了“有争议的教学方式”，包括反复集中于性本质的话题和惯常使用亵渎和下流话。1992年春季学期，该教授开始关于色情文学话题的讨论，在这个话题的课堂讨论中，教授在课上朗读了他写的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课堂讨论结束时，他要求学生们写文章解释色情文学，作为课程作业。其中一位女学生拒绝提交作业，并不再参加上课。教授判定该学生的课程成绩不合格，之后，该女生控告Cohen教授对她实施了性骚扰。学校处罚了该教授。地区法院认为如果限制措施是合理、刚刚合适地来完成学校有效教育学生的任务，那么学校可以限制教授在教室内的言论来制止创造敌意的、对学生性别歧视的环境。因此地区法院在本案中认为，尽管教授关于色情文学主题的言论是一种公共利益的言论，但学校有效教育学生的利益重于他在教室中集中于性的主题的利益，学校有阻止创造打破教育进程的敌意的性歧视环境的实质利益。然而，上诉法院撤销了对女学生的处罚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张部分，认为学校的新性骚扰政策适用于该教授过于模糊不清，因为它是用于惩罚教授已经使用多年的教学方法。法院确认了主张教授有权进行资格豁免的部分，因为他们能够合理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的分析似乎并不够充分。政策或法令的制定固然应注意尊重传统、习惯等，但基于习惯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合适的，政策或法令有时与习惯并非完全重叠，甚至有时需要通过措施来改变、纠正某种习惯。政策或法令颁布后，经过公布和告知，推断大众是知晓的，因此无论先前行为如何，之后的行为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此前的行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一般情况下不予追究，但此后的行为如果与规定不符，便须根据相关规定予以规制甚至处罚。

相类似地，在Silvav.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以下简称UNH）⑤一案中，一名情报学教授因性骚扰被大学谴责，联邦地区法院推翻了对该教授的处罚行为。基本案情是，学生提出控告，该教授集中于性的类比以及芭蕾舞像是果冻在盘子上而盘子下有一个振动器的表述是性冒犯。UNH认为评论违反了大学的性骚扰政策，暂停了他一年的工资。尽管有学生们的证明，法院得出结论：Silva的课堂表述促进了他正确的教育目标——传达与其课程相关的主题事务的某些原则，是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评论是在学术层面部分以专业恰当的方式做出的，不至于无礼到冒犯一个理性人的感情。评论不是性的性质的，并且一些认为是冒犯的事实也不能作为压制的充分理由。法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该大学的性骚扰政策与提供协调的学术环境之合法教育目的不合理相关，因为它使用了一种不允许的主观标准来决定什么行为上升到不能容忍的程度，未能考虑国家学术自由的利益。法院认为UNH侵犯了教授的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说明，由于教授在雇佣关系中有受保护的自由权利，并且因压制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他可以基于法律依据，有权主张初步的禁止性救济。法院得出这样的判决让人疑惑，因为UNH的性骚扰政策基本上是追踪第九章的术语而完全一致的。本案中的法院更加直接，在学术自由的卓越价值下从根本上将Silva的言论奉为神圣[7]。2001年，联邦上诉法院还审理了一起某英文教授John Bonnell被控告恶意环境性骚扰的案件12①。法院的判决表达了法院处理恶意环境性骚扰与学术自由关系的努力及现实的些许无奈。法院首先重申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及学术自由权利的重要意义，第一修正案强调的目标也反映和强化了学院、大学的教育任务。这些目标包括促进代议制民主和自治；在观念的市场上追求真理；提升个体表达和发展。宪法保护给予了开放、充沛的表达和观点、意见的交流。这些与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务相同——培育和维护一个以竞争观点、公开讨论和辩论为特征的学习环境。学院和大学维护无敌意的学习环境是法律要求的，并且必须努力创造服务于此目的的政策。同时，法院指出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当教授学术自由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学术环境中是最重要的，他们也不能绝对地危害学生在无敌意的环境中学习的权利。否则不免会发出这样的信息——通过教师用他们独有的和较高的地位，通过无论他们说或做什么都将受保护的知识，第一修正案可能被教师用作对学生的安全进行性骚扰的盾牌，这样的结果是学院或大学依法应当阻止的，并且其未能全面考虑相对抗的各方利益。可以看出，问题之关键点在于在教职成员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大学保护自身利益之间平衡利益。至于教师在课堂上言论的界限问题，法院认为，言论上升到骚扰层面，无论是否基于性别、种族、血统或其他惹人不快的假设，以及创造最终阻挠学术进程的恶意学习环境，是学习机构有很强的利益来制止的言论。教授的言论是否上升到这个层面的划分因具体案件而定，在本案中原告没有挑战学院性骚扰政策的合宪性。关于在本案的事实下平衡各方各自的利益这项中心任务，法院指出，学院维护无性骚扰学习环境的利益，重于原告主张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利益。尽管这种平衡是微妙的，但在当前的事实和情形下，学院的利益还是占优势的。

四、结论与反思

从以上一些典型的案例不难看出，关于恶意环境性骚扰与学术自由之间关系的处理，法院还没有给出一个比较统一的、明确的、为普遍所接受的标准。问题的实质是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从价值上讲，法律是自由的保障，就法的本质来说，它以自由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但是，各种法的价值之间难免会有交叉、矛盾，有时对自由做出一定的限制又是必要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法院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司法实践，虽然也曾有过学术自由遭到摧残和破坏的历史时代，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宪法层面的权利，其强大地位和重要意义可想而知。而性骚扰包括恶意环境性骚扰进入司法视野相对来说则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并且相关立法保护也非足够的直接。因此可以说，性骚扰控告与学术自由的抗衡其实并不在一个十分平等的地位上，再加上从已有的司法实践不难看出，在学术自由“阻碍”下恶意环境性骚扰控告的成立的确有困难。如何既保证学术自由权利的有效行使，维护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艰辛斗争得来的成果，又避免人们所担心的学术自由权利成为大学中侵犯学生学习环境的庇佑和合理借口之现象出现，找到其间恰当的界限，尤其是确保学生学习环境的合法与合理保护，是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需要进一步思考、讨论和权衡的问题。目前来看，联邦法院层面的此类案件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因此难以串联出完整的逻辑联系。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扎根州法院更多数量的判决中，为细致考察美国司法中性骚扰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处理做更深入的补充。

参考文献：

[1]Patrizia Romito ， Chiara Volpato. Women inside and outside Academia： a struggle to access knowledge， legitimacy and influence[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5：49.

[2]Carol Wekesser. Sexual harassment[M]. Green haven Press， 1992：18.

[3]Bille Wright Dziech， Linda Weiner. The Lecherous Professor： Sexual Harassment on Campu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19.

[4]王成.性骚扰行为的司法及私法规制论纲[J].政治与法律，2007，（4）：87.

[5]Andrea Meryl Krishenbaum. 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 Law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Can the Two Peacefully Coexist？ [J]. Texas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2002： 71-95.

[6]沈文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学术自由判例及其法律意涵[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0.

[7]Jon Gould. Title IX in the Classroom：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Power to Harass [J]. 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Policy， 1999： 61-81.

作者：郭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