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型社会保障论文

摘要：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普惠型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普惠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1：

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实现路径探索

[摘    要] 我国经济上“未富先老”和制度上“未备先老”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走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之路。农村地区养老资源匮乏，养老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存在内生性障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养老挑战。基于普惠型社会福利视角，农村现有的养老服务形成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农村社会保险养老等多种发展方式，而且面临着家庭支持可及型削弱、服务供需匹配度不高、养老资源支撑性不足、统筹保障水平有限等短板。探索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的路径支撑，即实现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可持续、高质量和方便可及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经济普惠、服务对象和内容普惠以及服务方式普惠。将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发展作为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推进重點，助力打通养老服务事业的“最后一米”，推动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 农村地区;社会福利;普惠型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农村社会保险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最突出的发展现实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比例由13.26%增长至18.7%，老龄人口总数由17765万增长至26402万，增加了9688万人。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这既是对民生需求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回应，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针对老年人的“适度普惠性社会福利”才刚起步，普通老年人获得的社会福利水平依旧低下，农村公益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很大[1]。养老服务发展由低水平覆盖到普惠型覆盖，需要推动养老资源不断向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倾斜。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高达17.72%，超出城镇6.61个百分点，和“六普”数据相比，城乡老龄化差距在不断增大，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攀升至34%，城乡老龄化倒置现象日趋严重，农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养老挑战[2]。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要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的策略。

我国农村地区空巢化、高龄化和少子化现象突出加剧了养老服务发展难度。由于缺少经济保障和制度支持，现阶段养老服务体系尚未有效覆盖到所有的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和机构主要关注的是高龄、失能老人，而社区养老和农村养老保险现阶段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养老资源，并不能提供综合性的养老服务[3]。因此，健全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普惠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尤为必要且迫在眉睫。

二、普惠型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养老服务

福利制度建设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我国“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走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之路。基于普惠型社会福利视角加大对养老服务内涵的理解，将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发展作为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推进重点，是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基础。

（一）社会福利模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的福利模式有所不同。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需要对福利模式进行重新定位。社会福利目标定位的经典理论是马克思以人为本的需要理论以及社会需要类型理论，即国家如何将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给社会群体以满足他们需要，在需要为本的原则下进行创新并转型到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4]。2007年，民政部提出我国社会福利模式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要求，这一转变是循序渐进的。补缺型福利模式是指生活收入支持系统在市场劳动关系和家庭互助关系中的效用发生障碍时，由国家提供最低标准生存资助的一种保障形式[5]。有学者在对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背景探索后认为我国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济基础、改革初衷、东亚福利和学理取向等四个因素的影响下而生成，在早期形成过程中具有制度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然完成，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迎来了转型的机遇[6]。“普惠性”民生的内涵体现为对象的普遍性、内容的全面性、过程的均等化和质量的高标准[7]。有学者对我国普惠型福利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我国普惠型福利模式是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由国家承担责任建立福利制度承诺，通过税收、财富再分配和建设福利设施等形式，给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福利制度，是一种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国家承诺的制度型福利制度[8]。

（二）普惠型养老服务的推进方向

从普惠型社会福利视角看，对普惠型养老服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体系的系统构建与完善，而且有助于政府出台积极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落实。例如，以北欧为代表的普惠共济型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需要高税收支撑、注重社会福利供给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平衡、奉行普遍主义和平均主义，由国家对全体国民的养老服务制定统一标准，通过公共机构向全体国民提供均质服务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9]，这对我们探索普惠型养老服务内涵起到了借鉴作用。我国普惠型养老服务是指在基本养老服务以外，面向广大老年人的、靠市场供给、由政策引导的一种服务，其宗旨是将可及的养老服务惠及最大多数的老年人[10]。普惠型养老服务是以普遍性为原则的一种政策安排，具有服务内容多样、服务层次多元性的特征，也是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基础。目前，虽然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整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农村养老服务的重点依旧在问题家庭和老年弱势群体上，未脱离“补缺型”模式[11]。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养老资源匮乏，养老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和内生性障碍等问题，并且养老服务城乡和区域间差距较大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因素。因此，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发展是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推进重点，其核心应是实现普通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应惠尽惠，可得可及[12]，公平获得普惠型社会福利，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三、农村现有的养老服务方式及短板

我国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发展在现实需求和政府主导等因素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农村社会保险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但不同的养老方式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境，多元主体协同度较低，多元养老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牢固的养老体系，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一）农村家庭养老：家庭支持可及性削弱

在传统孝道文化支撑下，家庭养老是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主要包括老年人的自我养老以及依靠家庭经济和配偶子女照料供养等。自我养老有着规避农村养老风险、减轻子女负担、满足老人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获得生活自主，让老年人获得更多尊严的积极作用[13]。配偶子女的照料供养可以让老年人得到更充分良好的生活和精神照顾。同时，家庭照料资源会降低老年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14]。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在被瓦解，家庭养老出现了代际剥削、老年人自我剥削等问题。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比例为30.77%。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更多是依靠老年人自我照料，或者通过购买养老服务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日常生活照料。但由于农村地区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农村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意愿都较低，购买社会化养老照料服务在农村并不常见，更谈不上花费更多钱去机构养老。并且，很多老年人在承担繁重农活的同时还要承担隔代照料的任务，高强度的劳动导致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普遍。

因此，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居家养老的家庭可及性快速削弱，未来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模式将从家庭成员离散走向团聚，从家庭养老为主走向家庭与社会化养老并举[15]。同时，市场化养老冲淡了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和普遍性[16]。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会对家庭的代际经济转移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家庭养老支持在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场域中的这种退场和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者的养老压力，也弱化了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

（二）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度不高

随着老年人照护负担及财务风险不断溢出家庭[17]，需要依托多元化主体提供养老服务保障。2011年，国务院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将社区养老视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强调要重点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社区养老是指以家庭和农村社区组织为依托，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社区和家庭多方面力量，就近满足农村社区居民养老需求的一种农村养老模式[18]，可以依托传统宗族文化和熟人社会，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得到养老照护。

当前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存在诸多短板。一是政府包揽责任，重设施轻服务，对服务的投入和可持续性不足。例如很多地方明确要求建立多少个养老服务点，但是缺少对服务了多少老年人的绩效评价指标。同时，农村老年人对社区设施利用率偏低，造成公共养老资源浪费。二是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老年人需求不匹配。例如老年人更多需要的是医疗照护，而目前社区主要提供的是打扫洗衣、读书读报等日常照料服务。因此，需要精准识别不同的养老对象及其多样化的需求，打通社区养老和家庭居家养老的通道。加强政府、家庭、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整合社会资源，加大社区医疗设施配备和医护人才引进，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活照料、生病照顾、精神慰藉等服务。同时，发挥老年人的能动性，增进老年人对互助共济的理解，发展互助养老和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嵌入农村社区养老。

（三）农村机构养老：养老资源支撑性不足

机构养老是一种为老年人集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方式。目前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和服务可及性均低于城市地区，在机构养老资源利用上的劣势更为凸显[19]。同时，由于市场的局限性，农村机构养老陷入了一个低效率运行、低水平发展的困境，进而不能有效满足多样性养老需求。

首先，现有农村经济活力不足，养老机构资源利用率低，空床率较高，极低的入住率极大地压缩了养老机构的利润空间[3]，造成了养老机构自发性的供需错位，老年人享受福利受到身份的限制，如农村敬老院主要接纳“三无”“五保”老年人，城乡民营养老机构则优先安排健康且能自理的老年人，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入住的费用相当昂贵[20]。其次，老年人处于生命周期收入曲线的低谷，随着农村土地供养能力减弱和家庭代际支持的减少，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降低，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显示，农村老年人年人均收入7621元，难以负担较高收费的机构养老。集中养老需求与老年人的购买服务能力矛盾凸显[15]。同时，机构养老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效应，家庭存款越多的农村老年人，越愿意选择机构养老[21]。因此，提升农村老年人收入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

（四）农村社会保险养老：统筹保障水平有限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合二为一”，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跨户籍和跨区域转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养老危机，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提高了整个社会分配的公平性[22]。

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能力不同，基础养老金数额也不同，养老金统筹层次较低，缺乏社会共济性。一是当前农村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低。2018年起，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88元，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相比，不但不能有效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更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需求。二是部分农村居民参保意愿低，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面覆盖目标的实现[23]。由于農民对养老保险的参与行为决策存在相对“短视”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民群体的参保率低下。三是目前市面上少有针对农民的价廉、保障范围全面的商业保险，并且商业保险定价与农民支付能力有较大的差距，降低农村老年人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

四、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的路径探索

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需要完善的制度组织保障以及可持续的经济支撑，同时结合老年人的经济情况、身体状况，精准识别养老需求，通过资金、服务、监管等多维度支持，多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推动、家庭尽责的农村普惠养老格局以及普惠养老保障的理性预期。

（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普惠

宏观层面，政策支持是根本。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城市资金、资产和资源投向农村养老服务。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应重点向农村倾斜”。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9年修订版）》中指出“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积极性，支持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养老项目”。实现农村地区普惠型养老服务更好发展，缩小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差距，一是需要统筹养老资源分配，加强民政、社保等多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定期分析农村地区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扩展保障范围、提高保障程度、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例如，切实解决好养老服务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养老服务设施和房屋涉及产权归属问题，过度保障问题和养老机构运营的可持续性问题，强化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全过程监督管理等。二是需要建立养老金有效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统筹层次和待遇水平，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确保其养老保障能力不下降。明确基本养老金制度的作用是保障社会成员年老之后具有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职责是“保大病”、反贫困，同时加大农村医疗救助力度[24]。

中观层面，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发展，应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和社区基层共建中去观察。不仅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挖掘村集体所具有的经济潜力，吸引青壮年返乡就业、创业。政府财政也要发挥杠杆作用，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农村地区普惠型养老服务的有效合作新模式。同时，发挥慈善事业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领域中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推进志愿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微观层面，促进老年人的增收是关键，老年人养老经济储备和经济支持决定了养老服务质量。一是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增加土地流转费用，发挥家庭的代际支持作用，同时提高失独老人生活保障水平。二是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适度的农业生产劳动，充分挖掘老年人劳动力潜在供给，调动老年人自我养老的积极性，在缓解老年孤独的同时，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和养老服务购买能力。三是鼓励老人通过参与养老互助活动积累“时间货币”，实现自我养老积累[25]。

（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服务对象和内容普惠

首先，服务对象的普惠需要对老年人进行精准分类，并对需求进行精准识别，使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享受到服务。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身体功能也逐渐退化，生活质量受到严峻的考验，农村老年人存在的养老需求表达意识较弱和表达能力欠缺的问题。一是需要依托社区和社会组织等上门采集老年人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对养老服务的主观需求数据，例如可以依托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参与养老服务，摸清社区老年人生活情况并以此提供对应的养老照护服务。二是结合智慧养老端产品对老年人的客观生理数据进行采集，对困境老年人，尤其是失独、失能、空巢老年人“建档立卡”，建立动态监测调整机制。三是根据掌握的老年人身体状况信息，对老年人进行分类。对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集中养老，鼓励部分自理能力老人社区居家养老，对完全自理老年人鼓励其发挥余热参加村集体社区的老年人互助養老活动，同时，为临终的孤寡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其次，养老服务内容的普惠需要全面覆盖，由低水平到高质量发展。一是生产服务，围绕农村老年人适度地参与农业生产而提供的公益性或有偿性服务[26]。建立合理的老年人就业模式，赋权增能，全方位激发老年人主观能动性，实现“老有所为”。二是生活照料，重点对低收入和身体健康、具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实现“老有所养”。三是医疗保障，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以老年人为中心整合医疗服务和照护服务，向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医养、康养服务。侧重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医护需求，探索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制度，实现“老有所医”。四是精神照料，着重对空巢、独居和失独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实现“老有所乐”。五是老年教育，加强对老年人健康知识普及和智能设备使用指导，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变化适应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实现“老有所学”。六是临终关怀和殡葬服务，推进农村临终关怀服务职业化发展，规范化发展农村殡葬服务，实现老年人“老有所终”。

最后，搭建农村地区智慧化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推广智慧化养老服务产品，提升服务供给的目标瞄准率。为老年人提供日常健康管理和康复照料，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精准性，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若12小时内度数低于0.01立方米则会自动报警，居委会干部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老人，江苏路街道将新的智能门锁安装在独居老年人家中，一旦超过设定时间未开门，后台就会响起预警[27]。同时，在智慧化产品使用普及上，注意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避免因盲目追求技术的便利性，而忽视了老年人的具体特质。

（三）方便可及的重要支撑：服务方式普惠

首先，加强城乡基础养老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2017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创新社会保障服务供给机制，促进公共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让更多养老服务机构和组织进入农村地区提供多种方式的养老服务。但需注意健全服务供给和需求方的协商机制，在坚持福利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保持服务价格保持适度水平，同时老年人、市场、政府之间的信息需要对称。

其次，完善服务网络，盘活联动多种资源互补。一是统筹发展农村现有的养老服务方式，明确多元养老主体各自的职责，形成养老保障多方合力。家庭养老是基础，是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首要选择。社区养老是依托，服务对象以患有慢性病以及处于康复阶段的老年人为主。机构养老是补充，公办养老机构在满足“三无”和五保老年人、失能、半失能、独居老年人服务的同时，向社会开放，提高运营效益，成为区域辐射养老服务中心。二是充分调动农村闲散人力资源，发展互助组织和互助志愿者队伍，积极发挥农村老年协会作用，将专业队伍与志愿者队伍结合起来，开展邻里互助和养老志愿服务。三是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多元化养老服务和产品。普惠型养老机构项目要把运营的重点从硬件投入逐步转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10]，让农村地区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效用，运用激励机制促进养老内容的丰富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实现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互补以及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适应性匹配。

最后，提升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养老参与度。一是积极扩展思路，创新机制，以奖代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医疗服务机构和高校积极参与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促进城乡和区域间养老服务资源的平衡和扩大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养老服务覆盖范围。例如，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开展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以此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二是制定符合农村地区特点的普惠养老服务标准。打造老人住得起，机构能盈利的发展路子，同时避免农村养老产业建设又陷入“同质化”和“房地产化”的泥潭[28]。

五、结语

我国养老服务从碎片化的“补缺”向体系化的“普惠”转型，需要培养生命周期的早期预防理念，优化“年龄友好型”社会环境，推进“究其人之老，须及吾之老”的养老国情教育，积极开发老年资源，鼓励适龄老年人参与就业，延长人口红利期。作为国民养老保障的基本权利，养老服务的福利性需要加强，其宗旨是“在福利化中促进市场化的效率，在市场化中坚持福利化的公平”，只有在市场化中保持福利性的成分不丧失，养老福利服务才有坚实的基础[20]。加强农村地区普惠型养老服务建设，提升农村养老福利水平，以可持续、高质量、方便可及为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的追求目标，助力打通养老服务事业的“最后一米”，推动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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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作者：向运华 刘辞涛

普惠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2：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社会福利权利研究

摘 要：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只有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才能较好的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并分析了我国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瓶颈及有针对性的分析了破解瓶颈的方法。

关键词：公民权利；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权利

一、 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权利在提高民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福利制度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梳理，以寻找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济贫法》产生之前，不同的国家状况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威伦斯基和莱博克斯［1］53在《工业社会和社会福利》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分法，即：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和制度型社会福利制度。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在“补”市场和家庭之“缺”的时候提供的福利，故补缺型社会福利的观点持有者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个人及市场失效时产生的暂时和应急性的反应，而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制度型社会福利指社会福利是现代工业社会承担常态的第一线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一般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制度的活动时，很自然的享受该制度与体系的福利功能与服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社会结构中常规化的、永久性的、必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个人及市场失灵的时候才介入。在二分法的基础上，蒂特马斯［1］58提出福利模式的三分法：补缺型、制度型和工业型，前两种采用了两分法的概念。工业成就型福利模式中，社会福利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是为了激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是上述“两分法”中，制度型社会福利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延伸，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而来的具有本土适应性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普惠将全体民众包括在社会福利制度的范围之内。我国著名学者景天魁提出中国要建立“底线公平的福利模式”［2］,他指出,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以福利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而是以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为追求目标。“底线公平是一个确定和描写社会公平度的概念。”［3］ 底线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福利制度模式的发展方向，也是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化阐述。王思斌认为普惠型社会福利应该是面向全体国民同时又是适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他从社会权利角度论述了福利制度的“普惠性”,从需要、供给与现实政策角度论述了社会福利制度的“适度”性,并主张在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中政府责任要优先［4］。张映芹认为“福利权利平等”应为福利制度变革的核心理念，我国补缺福利能否顺利为普惠福利所替代,关键取决于集体福利决策的新理念(“福利资源公平分配”、“福利权利平等”)能否得以最终确立，是社会福利制度领域由“人道主义”向“制度化”发展的具体实践［5］。总的来说，景天魁，王思斌，张映芹等学者，他们观点的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普惠型的社会福利理念。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不像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给国家财政带来众多压力，也不像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将需要社会福利制度照顾的群体隔离在社会福利制度之外。

二、公民权利理念与社会福利权利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维权行为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状况下，重新考虑公民权利理论成为现实的必然，合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将会在稳定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国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得益于TH·马歇尔的社会福利权利理论与贝弗里奇报告的支撑，如今，构建适用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由于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尤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故本文将扬其长避其短，汲取马歇尔公民权利中的精华部分，摒弃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的部分，以其为基础，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研究。

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的产生是社会福利思想重要发展标志。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是理论界对公民权利理论界定的主导范式，虽然有学者认为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认为在公民权利理论中没有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可能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但是本文认为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在我国现阶段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马歇尔依照公民权利产生的顺序，将公民权利给予系统化，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社会权利与本文的社会福利制度关系最为密切。由于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不可或缺的三个部分，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本文将公民权利理论中的三种权利及其相互关系均做以比较细致的分析。

所谓民事权利是指个人作为独立个体自由支配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是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在权力上与其他人的平等地位［6］786。公民公平的民事权利得以保障，不仅可以使公民在经济领域中更加努力的生产，而且有益于提高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所谓政治权利是指参与行使政治权利的权利［6］187。政治权利是公民意愿的表达途径，只有有效地顺畅的上通下达途径，社会才会正常运转。所谓社会权利是指从少量的经济福利和保障到完全分享社会遗产，并且根据社会中流行的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力的所有范围［6］187。社会权利是实现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前提。从本质上讲，社会权力就是把实现公民的社会福利看作是一种公共责任。只要拥有公民身份，就理应享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

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概括为：民事权利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个人事务；社会权利是保障性的权利，关系到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幸福，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是否能实现，以及由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规定的个人权利能否实现。

社会福利权利是社会权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应看到由于效率带来的诸如收入差距，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缺乏，甚至是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应该兼顾社会公平，让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平等的享受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使得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社会权利的实现，最终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扫清障碍。

依据公民权利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我国发展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社会权利应尝试着这样去做：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提供公民权利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以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第三，效率与公平兼顾，强调公民社会福利权利的实现；最后，通过宣传教育，以逐步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及参与决策的能力。

三、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利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影响社会福利理念的根源入手，利用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重新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期给我国社会福利领域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在中国，贫困问题，贫富差距，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不断凸显，集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民生话题的热点。虽然以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和贝弗利其报告为指导的英国“福利国家”制度有诸多弊病，但是在解决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等民生问题上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我国现阶段，实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适度给出了社会福利制度实行的水平问题，避免产生福利国家重大的财政压力的弊病，也不会因为财政福利政策而影响到公民积极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又能保障公民一定水平的生活；普惠给出了社会福利制度实行的范围问题，它将所有拥有公民身份的公民包括在内，特别是急需要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

总是，由于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适度性与普惠型，应该能给我国公民提供体面的且具有幸福感的生活条件，只有实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农村老年人口、留守妇女儿童问题、城乡贫困居民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这不但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公民权利的实现，同时为我国经济政治的迅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故，实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四、保障公民福利权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实现公民福利权利面临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将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顺利转变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面临诸多困难，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因素。

首先，城乡二元化结构是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瓶颈。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它现实的、深刻的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存在，城市和农村居民无法平等的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都会有所改善，但是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政策也无法平等的惠及全国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无法平等的享有公共资源，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其次，人口老龄化是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社会瓶颈。我国过早的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养老负担的不断加重。在农村，空巢家庭引起社会的诸多关注，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既是社会道德问题，又为农民工群众解除后顾之忧，使其更专心的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养老问题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才能为经济政治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理论资源缺乏是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瓶颈。纵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历史，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根基比较深，是由于受过去历史及国外福利国家成功方面的影响，而对于制度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认识不是很深刻。从实质上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是制度性福利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实现的具体形式。又由于福利国家在发展后期存在很多弊病，使得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被搁置，自由主义盛行，认为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汲取其中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方面，谨防产生与福利国家相似的弊病。

最后，公共资源分配不均是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策瓶颈。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是近几年公共政策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公共资源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的公共资源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尽量采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方式。而公民权利理论表明，只要是我国公民就有权利平等的享受社会资源。由于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等诸多原因。公共资源的分配差距明显，这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一大障碍。

（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实现路径

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局面。城乡二元结构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式社会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首先，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其中，应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还应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制度，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其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还应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自身素质。再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其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改善农产品品质结构，以真正的实现农民增收。还应该不断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第四，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缩小呈现居民收入差距。其中，应该建立一个覆盖面广的农村社保模式，将农村居民还盖在政策范围之内。还应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机构和法律体系。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全方位的渗透我国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理念，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第二，公民福利权利平等。公民的福利权利实际上是从公民权利中公民的社会权利中分离出来的，公民福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生态福利等内容。本文强调公民福利权利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刻阐述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实现公民有品质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切实实现公民福利权利，需要做到： 一方面，在理论界，必须将公民福利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给予体系化，使得公共政策领域的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对公民福利权利有一个全新的，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以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福利权利领域，诸如：收入、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保等，强化政策制定者的理论观念和公民的权利意识，使得相关政策是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指定的。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可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起到监督作用。

第三，公共产品均等化。公共产品由于其自身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由公民享用。而如何分配也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政府掌握着公共产品的分配决策权，并通过制度去约束公共产品的流通消费状况。公共产品的享用直接关系到公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也明显的看出其公共产品的非均等化分配的状况。如何尽量使得公共产品惠及亿万百姓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首先，要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厘清中央与地方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责任，在地方不能满足当地公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中央政府应给予援助。其次，公共品供给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投资力度，改变城乡发展投资机制，是彻底实现公共物品均等分配的关键一步。最后，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应尽量选择农村人口急需的公共物品，同时应注重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及结构的适应性等问题。

第四，对弱势群体应该有政策倾斜。所谓的弱势群体，不同的学科对其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谓的弱势群体 是指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关注弱势群体，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只有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水平。那么，如何才能使得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照顾呢，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给出以下建议：首先，应该将国家就救助放在首位。其中，应该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注重收入分配制度中二次分配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从法律层面上，应该不断完善法律援助体系。其中应该从组织机构和活动经费上给予保障，加强普法教育，增强法律援助的认同感，并不断扩展法律援助的范围及形式。最后，应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弱势群体救助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应该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并将其规范化，使其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与政府组织相配合，为实现社会救助的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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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映芹.构建中国特色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与路径选择［J］.思想战线,2010,36(5):34-40.

［6］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张映芹 吴石

普惠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3：

论我国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人口转型的特殊阶段,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文章通过对西方社会保障发达国家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指出普惠型社会保障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还能有效地促进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文章认为,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应当建立起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老百姓的各种生活后顾之忧,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文明才会不断进步。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普惠型;必要性

[[[[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Pratt and Whitney-typ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an Xiaohui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Pratt & Whitney-type; necessity

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现已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和谐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理想与追求目标,而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其独特功能决定了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促进共享国民财富的基本制度安排,也是我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普惠型社会保障有利于化解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当前,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化解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和矛盾,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和发展需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发展,从而全面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人口转型的特殊阶段,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第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多重社会经济压力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来自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方面。第二,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人们在城乡之间、行业职业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的分配方式提出严峻的挑战。第三,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完善、收入差距扩大、劳资关系失衡和城乡贫困群体对社会福利需要日益迫切。第四,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我国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给老百姓生活带来负面冲击。

而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国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真正成为社会的“减震器”和“稳定器”,构成一个社会“安全网”,起到稳定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政治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同时向社会成员显示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经济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措施将会形成独特的人力投资,确保劳动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增加社会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一)发挥社会安全网作用

1.保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国民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内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调控机制,保证每位公民的生活不低于国民最低生活标准。而基本生活标准得到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后顾之忧,使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机会重新开始,而不会被贫困所击垮。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也因此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不至于产生大的动荡。

2.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收入为一次分配,而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和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来进行的分配叫做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对市场分配产生不良后果的矫正,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失效,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合理化,缩小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保障水平越高,国家利用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规模就越大,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就越强,社会收入就越接近公平。而社会保障规模的扩大正是表现了国家再分配力度的增强。

(二)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1.保证劳动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在生活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而这些措施对经济发展的有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疾病而引起的缺工情况减少;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由于劳动者的寿命延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得以延长等。

2.增加社会需求,提供就业机会。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根据测算显示:如果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到2012年需要财政资金2.5968万亿元,而2020年需要的财政资金就可能达到5.7388万亿元。同时,社会保障的相关服务还可以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的贡献不可低估。

(三)维护政治稳定

1.缓解社会矛盾。普惠型社会保障对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缓和这些社会问题不但可以减轻基层群众滋生的不满情绪。这是因为,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当前的政治秩序有一个新的形象,如医疗保健服务,就代表了一个不平等或分裂社会中的仁慈效益,而失业保险因为给了失业者收入,从而缓解他们的困境。从某种角度看,当前失业是对生存和生存质量的最大威胁,而失业保险有利于促进社会和政治稳定。附加补助的稳定器功能也将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是社会最贫困者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是对社会最具潜在威胁的人群的安抚。

2.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它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些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于普惠型社会保障来讲,它不是可以无条件得到的。比如,一个自愿离开工作岗位,或是没有好的理由拒绝工作的人是无法领到失业补助的;失业调查机构会对那些他们认为没有积极寻找再就业机会的申请者进行调查等,这些措施都在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

二、西方国家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

1942年11月,贝弗里奇在《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中首次提出了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描绘出了初步框架。战后,英国政府立即以此为基础,出台了国民健康服务、国民保险法、教育法案、房屋政策及国民救助法案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逐步建立起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于1948年率先宣布进入“福利国家”。现在看来,二战后西方各国社会尚处在一片瓦砾之中:在1945年英、法、德三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从1938年相当于美国的84%降到了1948年的32%,西欧15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从1938年相当于美国的113%降到了1948年的60%。到1948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才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如果只考虑英国国内的经济条件,在1950年时,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也仅为3478.5亿美元,占世界6.5%,而人均产值刚达到1393美元,谈不上有何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在“收入均等化、福利普遍化、就业充分化和福利设施体系化”的政策指引下,英国及欧洲各“福利国家”均走上了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性辉煌。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也在随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仿效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构建起了本国的覆盖全体居民的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

西方国家实行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需求。战后西方各国的民众生活极端困难,经济萧条,在此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迅速化解战争期间放大了的各种国内社会矛盾和阶层对抗,还可以带来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发展。第二,政治需求。二战后,西方国家民众普遍开始将政府是否保障并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况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作为考察其政权合法性的最为现实的物质前提。各国政府也逐步认识到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只有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解决,个人及家庭的诸多生活风险只能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才能获得化解。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社会保障。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第三,道德需求。表现在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得到确立。二战后,西方各国开始认识到劳资问题实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二战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造成的效率取向既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的理性判断与决策,也损害了这一制度应有的公平性。因此,二战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国家干预思想,就直接支配了西方国家“普遍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实践表明,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和基本手段,具有缩小差距、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等多方面的独特功能。因此,各国都试图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二战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的迅速增长,社会福利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刺激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为现代化大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合格劳动力,并使失业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我国已具备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担忧。虽然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经济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来缓解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但由于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限制了民众消费能力,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把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诸多措施视为短期经济目标,那么,从中长期看,眼下正是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良好时机:一方面,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更多社会保障措施的推出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积极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从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来讲,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本身就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消费和增加大量的投资与就业机会。因为现代社会保障已经由传统被动、消极的保障,转变为主动、积极的制度,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及缓解就业问题。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我国只有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老百姓的各种生活后顾之忧,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我国经过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并取得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就的时代背景下,已具备建立普惠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条件。

(一)具备了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一方面,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我国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0位跃升到世界第4位,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7 年,中国人均GDP 已经超过2500 美元。按照目前发展速度,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 预计达到3700 美元左右,发达地区则可能超过1 万美元。在过去5—10年时间,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超过4万亿元,2007年超过5万亿元,2008年则超过6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7年的20.8%。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万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 5%。因此,收入的不断增长使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剔除支出后有所剩余,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存款额达到了17.2534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了6. 8%。同时,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加上2亿多的农民工,常年住在城市的人口就已达8亿多。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与剩余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

(二)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为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而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政府一再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让全体人民共享。要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目标,必须重点借助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在于协调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真谛在于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保证国民福利与经济增长同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真谛在于确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够快乐地创造和生活。这种清晰的政治取向,构成了鲜明的时代发展背景,它直接消除了人们对建设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各种疑虑,同时也客观地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

(三)民众迫切期望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解除后顾之忧

在市场经济改革与单位保障,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之时,必将促使城乡居民的生活风险急剧增加。因此,对生活有安全感和对未来有安全预期构成了城乡居民的最基本的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不足、供应短缺的局面被改变,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以及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化解风险。和谐社会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是因为只有在和谐社会里才能够实现人人都能够快乐地创造和生活。而现实中存在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劳资纠纷急剧上升、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配日益失衡乃至局部范围的社会对抗等现象,均与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或者调节力度不够直接相关。尤其是在城乡之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其实与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资源配置的长期失衡直接相关。因此,只有加快建设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化的保障机制达到逐渐缩小差距、缓解矛盾与冲突的目标,才能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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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政武]

作者：谭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