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批评，西方“文化研究”的当代性和批判性在其合法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学科，“文化研究”颠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版图；作为课程，“文化研究”倾向于“关键词”式学术建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上海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上海文化研究论文 篇1：

狐狸风格的文化研究者

网络传播是一个新的领域，涉足者基本是从其他学科转来，按照英国人以赛亚·柏林的分类法，大抵要被归为“狐狸”之属了。把学者分成狐狸、刺猬两端，这种说法本身似乎就包含了一种价值的判断——型学者嗅觉灵敏，经常游荡于各个新鲜的领域；刺猬型学者专一执着，工于自己的术业。现代社会分工细密，隔行如隔山，跨学科哪那么容易?所以“狐狸”不免受浮躁之讥了。“刺猬”无疑更合乎正统学者的形象。然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著名的文化学者李欧梵在他新近出版的两部学术随笔集里，毫不讳言自己是“狐狸”型学者，这却是为何呢？

《清水河畔的臆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写的是李欧·梵先生2003年“非典”以来诸多对华人文化的观感。他分析香港之所以面对瘟疫决策迟缓，因为香港是一个“过度现代性”的社会，官僚组织过于发达，所以反倒不能及时应变；又从市民的反应想到加缪和卡夫卡，深省香港人漠视文化的根源；他谈盗版光盘，由经典的商品化想到小资的“身份认同”……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对香港文化、电影等等时下热门的话题饶有兴趣，并时时关注变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乏洞见。是所谓“狐狸”学者也。

而《我的哈佛岁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展现的是“狐狸”学者的另一面——一个普通的台湾青年，如何求学美国，经历物质的清贫与精神的寂寞，辗转于东西岸的数所大学，为教职和学问的双重困境而挣扎。既是一个俗世中为生计烦恼的平民，也是在思想和典籍中觅得无限快乐的不一般的学人。这象牙塔中学者的双重面貌，可亲可信。读者大可以与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对照着看。於女士是善于描摹人物的小说家，将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写得格外传神。而李先生是写实的自画像，读来倍觉恳切，仿佛一位已经退休的师长，将过去了的职业生涯娓娓道来，足以让善悟的读者领略一些治学之道。

作者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到美国最初选择的是时髦的国际政治专业。然而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不得要领，无奈转而申请哈佛东亚系。没想到竟在这里找到了感觉。他听从内心的判断，没有追随其时最孚盛名的费正清教授，而是另一位功力深厚，但名声不甚响亮的导师史华慈教授。一个英文系出身的台湾现代青年，自称“西化得厉害”，甚至没看过多少中文书，但在哈佛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对丰富的收藏着了迷，八年苦读，用西方理论“烛照”鲁迅、巴金等的现代文学作品，终于有所斩获，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浪漫的一代》(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当时，美国东亚学界没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眼里，以为价值不如古代文学研究，但李欧梵先生一直坚持做这个领域，后来随着学术风向的转变，终于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人物。这些艰苦而充满内心挣扎的经历启示读者，从事一个新的领域，很有可能不被人了解，需要坚持才能有所成就。而且做研究不要赶时髦，风行一时的未必适合自己；曾经的时髦可能很快会过时，而当下不被人看好的没准什么时候会时髦起来。

一个苦苦探询学术真谛的人，最可宝贵的是什么?是不断求知的向上的心。且不说李欧梵先生做学生时如何勤奋，一个人做到求学时勤奋不难，难的是工作后依然好学，依然承认自己需要学习。他先后在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处任教，总是说自己必须“再学习”(retooling)，因为工作与所学不能完全对应，必须一边做一边学。他说自己向同事学了很多东西，遇到什么问题就求教同行的好友，在工作中“修炼”了“功夫”。非如此焉能应对复杂的事业?虽然作者说的是大学里教书的事，但其他职业的读者何尝不是如此，看看也能受启发。

李欧梵先生在求学与教学生涯中，在西欧思想史、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诸领域都打下深厚的基础，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兴趣。比如他喜欢听西洋古典音乐，喜欢看电影，甚至自己拍电影。这些雅好几十年不辍。虽然旁人看来只是填补无聊时间的玩意，但是恰恰使得一个象牙塔里的纯粹学者保有丰富的心灵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所以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突然电影研究成了美国学界的流行，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当然可以指导，而且热情很高；还有学生要做关于香港文化的研究，他也可以指导，因为自己领风气之先，早就做了上海文化研究的名作《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所以，一个人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留有自己的兴趣空间，才能始终丰富多彩。他愈老愈能跟上流行，也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

李欧梵先生在这两部随笔集里，强调“照明”，大陆学人一般翻译成“烛照”。就是不论什么资料(文学，或是电影)，先吃透材料，然后自然地想起某个自己熟悉的而且恰切的理论，就“照亮了”这个材料，得到新的解释。这是他对香港社会、流行文化、现代文明，诸般时事都能产生洞见的关键。所以他的时髦背后，是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头脑中招之即来的理论工具，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思想武器，都是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打下的基础。如此说来，有了广博而深邃的基础，到任何时候，见任何现象，都能有见识。这就是李欧梵先生的狐狸之道了。

可见，狐狸有本事东嗅嗅，西嗅嗅，凭的不仅是聪明天分，还有跟刺猬一样的执着作基础。所以，其实狐狸与刺猬也不矛盾。一个人总是要先做刺猬，再做狐狸吧。作者自述道“人文学科的学问不可一蹴而就——欲速则不达，一定需要有时间慢慢磨，不可能短期内就豁然贯通，而是一段渐悟的长远过程”(见《我的哈佛岁月》，P189)，就是这番道理。

我们从事网络传播研究的人，往往不乏狐狸式的聪明敏感，然而决定了能否有大见识的，恐怕还在于根基。拿熟悉的理论工具去“烛照”网络传播领域的新现象，这背后得下不少功夫呢。读者且先看看李欧梵先生这两本书，或有同感。

(陈彤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

作者：陈彤旭

上海文化研究论文 篇2：

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进程与学科化冲动

[摘要]作为批评，西方“文化研究”的当代性和批判性在其合法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学科，“文化研究”颠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版图；作为课程，“文化研究”倾向于“关键词”式学术建构。

[关键词]文化研究；合法性；学科化

[作者简介]卢衍鹏，枣庄学院中文系教师，山东枣庄277160

传人中国近50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蜕变——由一种思潮、批评转变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准学科。继陆扬、王毅推出第一本面向研究生教学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之后，陆扬又集合周宪、王宁等著名学者编写了第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研究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以“文化研究”为旗帜的教材都得到了教育管理部门的权威认可，前者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用书”，后者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出版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可见“文化研究”及其教材得到政府的大力推荐和重点扶持。这种“推荐”和“扶持”的意义在于，“文化研究”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权威认可的“通行证”，使其不仅“合法化”；而且还有望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必将推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如果说把“文化研究”用于研究生教学主要是为了关注学术前沿的话，那么把“文化研究”推广至本科层次就使其成为一种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程，其意义可谓深远。

一、作为批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进程

产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文化研究”，首先来源于英国文学学科，以1964年霍加特(Richard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标志，并于之后的80～90年代影响到美国、欧洲、东亚、印度等地。“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演讲时就对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介绍，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而其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译著和文章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这与当时的理论气候和文化需求有一定的联系。即使后来影响日益扩大，“文化研究”也是被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的。

看到“文化研究”大行其道，很多人的疑问是，与其他的舶来理论相比，“文化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使其风行中国?《文化研究概论》把“文化研究”的方法概括为“立足当代的批判的方法”，成功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立足当代”是“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强烈的时代感、敏感性使得“文化研究”时刻关注不断更新、正在发生的热门话题、敏感话题，强调现实性和时效性。而其他人文学科、知识领域的关注点往往是已经发生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以对其进行归纳、分析和预测，如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在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世俗化加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时代、现实的漠视与疏离。无视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也只能是加剧文学边缘化进程，“文学死亡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流传不仅显示了文学界的恐慌与无助，更是一种挣扎、求生的本能欲望。当发现重回“中心”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时(其实文学从来就是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上流转生存)，不得不打破原本就不存在的文学乌托邦，向现实妥协，对时代逢迎。

另一方面，“批判”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与其他学术研究通常遵循的“客观”、“中立”的原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在西方还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一般都是一个或多个领域里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得心应手地从事“文化研究”的论述。并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批判地、超越地运用本学科的方法。“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差异理论等，其理论范式有大众文化理论、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性别文化政治理论、知识分子重构理论等，这都决定了“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

“文化研究”作为“立足当代的批判”，契合了中国文学、文化语境的需要，成为理论界突出重围的“次优选择”。面对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文化热潮，文学研究并没有因此变得兴奋，更多的人是茫然无措，受过严格文学训练的文学批评家一边感慨文学的没落、作品的贫乏，一边却没有理论、办法解释更受大众喜爱的电影、连续剧、流行歌曲、服装表演等日常文化现象，文学研究陷入困境。而“文化研究”的出现，无疑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战场，提供了新的武库。“新的战场”是指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原来不能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流行文化、社会热点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新的武库”是指扩充了研究方法的范围和种类，不仅可以自由运用一个学科的多种方法，而且可以跨过多个学科、方法，不仅是量变而且是思维上的质变。

因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进入文学领域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还仅限于工具论的范畴。

二、作为学科：“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之路

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合法化道路一帆风顺的话，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学科化之路就显得格外坎坷，这与其在其他国家的命运有些类似又有自己的特色。美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发生和发展，虽然已经稳稳地在各大高校立足，但一般是作为跨学科课程进行教授，其地位比较复杂。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还存在很大争议，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以下不同看法：(1)准学科的批评，认为“文化研究”首先是超越文本中心主义，具体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等。(2)一种立场和方法，认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一种“症候分析”方法去解构权力。(3)解决问题的一种特殊途径，认为“文化研究”不是少数人或专门的领域，而要强调当前语境，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考虑问题。(4)特殊的认识活动，特指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还有的学者反对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认为其不是一般的跨学科，而是不断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研究领域或方法，它警惕的恰恰是其他学科追求的“学科化”倾向。理论上的质疑并没有妨碍“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体制化、学科化进程，甚至扩大了其影响力，具体表现在出版物的大量涌现、前沿学者的大量参与和高等教育的吸收等方面。

第一，“文化研究”的引入场面火爆，成为文学研究界一大“吸引眼球”事件。在众所周知的文学研究出版日益艰难的情况下，在“文化研究”名目下出版的论著、译著、期刊等居然成了出版社的宠儿。成为文学研究界最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领

域，让坚守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吃一惊。仅以译著而言，全国几乎所有一流出版社同时关注、参与和策划同一个学术热点相关著作的现象让人称奇，尤其是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开始推出南京大学教授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其中的10余部就是“文化研究”知名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8部名著，2000年推出“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其中有罗钢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研究读本》等重头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从2000年起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其中张一兵、周宪主编的“通俗文化系列”、“大众文化系列”、“消费文化系列”等20余部著作，分类更细，专业化更强；上海三联出版社推出“文化研究译丛”；等等。与此相关的理论文章更是数不胜数，连续几年成为学术热点，占据文学研究专门刊物的大量篇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学术风向的《文学评论》《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等权威刊物也开始大量刊登相关成果，为“文化研究”推波助澜。

第二，著名学者的大量介入，尤其是著名文学批评家的广泛推动，是“文化研究”快速进人学术中心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推进器。与传统的老一辈学者不同，生机勃勃的、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们对新潮的“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题似乎具有切身的亲切感，逐渐将越来越多的新话题纳入文学研究的版图，将“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中心。之所以选择“文化研究”，有的学者是因为不再满足于书院经斋式的治学方式，而是面向现实，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研究；有的是想通过“文化研究”进入文化产业，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富国强民的“软实力”；有的是看到“文化研究”在西方的评判意识与实践，急于通过“文化研究”介入历史，从意识形态领域研究文学；等等。不管目的如何，确有一批学者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焕发出光彩，展示了独特的学术生命力。如陶东风、金元浦、周宪、王岳川、戴锦华、陆扬等学者都在不同的视角作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

三、作为课程：“文化研究”登堂入室

作为舶来品，“文化研究”在传入中国之后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不仅长久地处于学术中心，而且逐渐登堂入室，将要成为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早些时候传人中国的精神分析、现象学、分析心理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虽然也曾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辉煌，但很快就被其他思潮取代。正像陆扬在后记中坦言：“文化研究的课程在国内高校中普遍开设起来……这门课程究竟应当是什么模样，大家都还在摸索之中。有鉴于这样的考量，《文化研究概论=》决定同她的姐妹篇《文化研究导论》拉开距离。”关键的问题是，出现在学生面前的“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面孔呢?既然《文化研究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文化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姐妹篇，可以在两者之间的比较中窥见端倪。

第一，学科定位上，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都是在介绍什么是“文化研究”，但《概论》重点放在思想来源的简单梳理，《导论》侧重对“文化”定义的考辨，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概论》提供的是一种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英国伯明翰传统，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等。

第二，研究内容上，没有成熟、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呈现“关键词”式倾向。《导论》提供的关键词有现代性、文化社会学、文化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大众传媒、空间理论等。《概论》提供的是文化与阶级、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性别研究、视觉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青年亚文化等。同一作者编著的《导论》和《概论》与其说提供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研究关键词的排列组合游戏。而关键词的选取也并没有什么显见的标准或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说出前后之分、轻重之别。不同的是，《概论》涉及范围和论述方法更加切合大学生的实际。难度偏低，抽象理论分析被更多形象的个案分析代替；内容选择上更加具体，“青年亚文化”等更容易贴近学生；范围更广，文化产业、新闻传播等内容也被纳入，但都停留在简单介绍层次。

第三，前沿性与知识化的调和与矛盾是“文化研究”课程化的难解之谜。“文化研究”的本性决定了其关注当下的前沿性，而课堂教学强调的知识化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即使《概论》中提供的内容是最前沿的，但若干年之后其中的很多内容可能会“下课”，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与学术文章、专著不同，教材的特殊性在于知识的相对稳定性和系统性；而文化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总之，“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必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目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论诸如“什么是‘文化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在讨论如何建设好这本学科，写出更好的教材，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课程。笔者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困境所在。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卢衍鹏

上海文化研究论文 篇3：

从日语教育中探寻日本文化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日语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创新了我国的日语教育实践，也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对解决政治争端、开辟友好合作的两国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国日语研究也存在较多问题，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从日语教育理论或者日本文化研究层面出发，研究相对单一和空洞。

季林根主编的《日语教学与日本文化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将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化研究相结合，从教育、科研及社会服务几方面对日语文化研究展开教学实践探讨，旨在将日语介绍给国人，让国人对日语文化及日本文化教育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将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世界认识一个崭新的中国，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我国日语文化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作用。作为2013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国际研讨会纪念文集，《日语教学与日本文化研究》是集中日两国学者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编纂而成的一部日语文化研究代表作，对日语教育界及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体而言，该书可划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日语的教育研究。在这部分研究成果中，编者收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例如李菁菁的《日语专业四级考试试题效度分析与基础教学探索》、李运博的《基础日语写作课程优化与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等等。总体来说，编者在这一部分中所选取的学术成果都是围绕着日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的，这也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日语文化学习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例如：很多学者在日语文化交流研讨会上展开了对日语文化教育及我国文化传播问题的具体研究，并探讨了日语文化教育及教学实践的改进方法，这对当前我国各高校日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文化研究。对此，国内的一些学者如王建民、付明飞、李晓宇等都以丰硕的学术成果论证了日本文化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例如：王建民在《圣德太子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吸收》中指出，中日文化的根源颇具相似性而且日本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借鉴了中华文化，可以说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一大优势就是二者具有同根性。余祖发在《试论<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也强调，日本文艺上自然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日本文化发展的转折点。这些都证明日语的发展离不开日本文化发展的转型与创新，所以我们在日语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日本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如此方可提高我们的语言学习能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日本语言研究。刘曼等学者对日语的具体句型、语法研究得较为透彻，在《形容词连用形的副词形式与动词共起时的语义指向》一文明确了日语中形容词与动词的具体用法，尤其突出了日语与汉语在词性使用方面的差异。孙盛囡的《日语色彩词的象征意义——以“赤、白、黑、青”为例》从词语象征意义方面来凸显中日语言文化的特点，即通过以小见大的形式来突出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从而使学习者和教育者能够通过语言符号规律来了解两国文化的不同。从语言表象到文化内涵，该书的逻辑思路及阐述特点既总结了前人研究经验的共同点，又突出了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该书看作是编者对其他学者学术成果的简单整理，而应深入该书的核心，领悟编者的编撰意图。

四、日本文学研究。季林根十分重视对研讨会中各种文学研究作品的收集汇总，以提高本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理解，通过具体作品来增强日语语言文化的感染力，从实践中提高对日语语言理论的理解。这部分主要立足于日本文化作品，从作品中提炼日语精髓，以期在教育实践中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对此，国内诸多学者颇有研究心得，彭芃在《村上春树<寻羊历险记>与卡夫卡<变形记>》一文中强调，日本文学作品深受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对于日本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可以同西方文学思想联系起来。孙宁和窦硕的《华夏目漱石文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则对日本文学的发展渊源做了较为客观的解析。总之，日语语言文化的发展孕育了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又为日语语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五、日本经济社会。这一部分收集了部分学者对日本经济社会的研究，旨在让日语教育者与学习者从语言发展的客观因素出发，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结合起来，提高日语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终提高日语语言教学的整体实践水平。

总之，《日语教学与日本文化研究》集中了日语文化研究者的智慧与经验，是日语教学过程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是其中严谨的阐述逻辑，丰富的研究实例，更使该书的权威性大大加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收录的研究成果都是日语文化研究最前沿的学术问题。相信这些成果一定能为日语教学、日本文化研究及其他日语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学术指导。

（作者系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者：叶尔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