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河南黄河滩区是指自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至濮阳市台前县张庄长达464公里的黄河下游河南段滩区，是历史上黄河流域洪水灾害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滩区面积2116平方公里，耕地228万亩，居民125万余人，涉及洛阳、郑州、开封、焦作、新乡、濮阳等6市17县（区）。滩区居民长期与洪水共存、与洪水抗争，生存环境恶劣，群众生活普遍困难。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1：

进一步做好水库移民脱贫工作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水库移民工作，采取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等多项措施，水库移民相关政策日益完善，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水库移民脱贫解困工作整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未脱贫，已脱贫解困移民距离小康还有一定距离。长期以来，我国水库移民的脱贫解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点，也是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热点问题。为此，民进中央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库移民脱贫工作的提案》。

【背景】

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正在实现从粗放式向精准式的转变。而准确找到贫困问题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水库移民脱贫解困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点，也是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热点问题。据统计，2014年水库移民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同期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的76.5%，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农村移民仍有370余万人，占全国2400多万水库移民的15.4%。这一问题在长江流域的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水库移民脱贫问题不仅事关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水电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移民贫困是一种特殊的贫困问题，移民与贫困问题相结合，演变出特殊的困难性，使得移民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问题】

一、老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多、贫困程度深。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落后，生存环境差，面临各类民生困难。农村移民特别是就地后靠安置移民耕地匮乏，生存空间狭小，缺少替代生计，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移民贫困程度深，长远生计缺乏保障，扶持难度大。

二、重点水电开发区的资源环境容量有限，水库移民脱贫致富的难度增大。随着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逐步向云南、四川、西藏等西部地区推进，水库移民呈现出向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趋势，再与生态等问题相互交织，使水库移民脱贫致富的环境条件更加复杂，工作难度更大。

三、水库移民的无形损失没有得到合理的估计和补偿，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目前水利水电工程的经济补偿仅仅是针对移民的房屋、耕地、生产资料等“有形资产”进行补偿，而对“无形”的社会关系、人力资本、宗教服务、生态环境等所造成的损失因难以用价格衡量而得不到补偿。

【建议】

一、创新水能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坚持水库移民安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鼓励和规范水电企业参与解决移民脱贫解困工作的社会责任，帮扶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水库移民及影响区贫困群体对库区水库养殖、旅游和消落区土地资源的优先分享机制。探索利用市场机制用好用活后期扶持资金带动水库移民安稳致富的有效措施，开展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扩大移民后期扶持的受益面。

二、完善水库移民政策顶层设计，加快《移民条例》的修订。调整征地补偿政策，提高移民土地补偿标准；提高移民生活和生产安置标准，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需求；重视移民安置区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设，在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规划中增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完善移民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移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提高移民保障水平，真正实现移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三、加大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力度，建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长效机制。提高直补标准，并建立与物价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向移民贫困群体倾斜的就业培训、自主创业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投入保障机制，以整村推进为载体，以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为重点，从根本上改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移民自我发展能力；加大移民安置地产业扶持力度，通过制定和实施移民收入倍增计划，加快产业发展，促进移民收入的全面提高；整合中央和地方资源，把移民资金与安置地农业开发、水利建设、林业发展、扶贫解困和其他社会投入的资金捆绑起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提高移民资金的综合效益。

四、把水库移民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改善移民人居与生产环境。探索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生态经济模式，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生态环境管理和建设，形成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

作者：民进中央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2：

河南黄河滩区扶贫搬迁中安置地区的选择

河南黄河滩区是指自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至濮阳市台前县张庄长达464公里的黄河下游河南段滩区，是历史上黄河流域洪水灾害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滩区面积2116平方公里，耕地228万亩，居民125万余人，涉及洛阳、郑州、开封、焦作、新乡、濮阳等6市17县（区）。滩区居民长期与洪水共存、与洪水抗争，生存环境恶劣，群众生活普遍困难。滩区已经成为河南省贫困人口最为集中连片分布的黄河贫困带，其中有4个国家级贫困县，2个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33万。实施搬迁扶贫，将滩区居民外迁安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黄河防洪安全的根本性举措。因此，当前黄河滩区扶贫搬迁需要论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往哪里搬，如何搬。

一、河南黄河滩区扶贫搬迁的特征和性质

从水库库区移民搬迁与滩区移民搬迁相比较的角度，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黄河滩区扶贫搬迁的特征和性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移民安置方式有不同的类型。按照移民安置后从事的产业不同，移民安置方式可以分为农业安置和非农安置两种方式，也称为有土安置和无土安置（城镇化安置）。按照移民迁移距离远近划分，移民安置方式可以分为本地后靠安置、异地近迁安置、异地远迁安置三种方式。按照群体与个人的不同划分，移民安置方式可以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方式。按照政府扶持与否划分，移民安置方式可以分为一次补偿性安置与开发性安置两种方式。按照移民的自愿程度划分，移民安置方式可以分为非自愿移民安置与自愿移民安置两种方式。现实中库区移民安置方式往往是以上各种安置方式的综合，例如，河南省丹江口水库库区移民的安置方式既是农业安置（有土安置），也是异地远迁安置、集中安置、开发性安置和非自愿移民安置，也有少量的非农安置、分散安置和一次补偿性安置。对黄河滩区移民而言，安置方式既是非农安置（无土安置），也是集中安置、开发性安置和非自愿移民安置，也将出现少量的大中城市移民安置、分散安置和一次补偿性安置。本文认为，可争议的是滩区移民以异地近迁安置为主还是以异地远迁安置为主。

（一）滩区移民安置不仅是无土安置，而且需要“远离”原住地

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大都属于有土安置，因为移民有小块耕地就可以安身立命。个别投亲靠友而在城镇定居的属于无土安置。黄河滩区移民不同于库区移民的地方是，滩区移民属于无土安置，政府不再划拨小块土地供其经营农业，因为移民还保留有原来滩区耕地的承包权，而且要把村庄复垦成可耕地。

吸取黄河滩区和淮河滩区过去移民的教训，笔者认为，移民不宜距离原承包地过近，尤其不宜仅仅从黄河大堤内搬迁到黄河大提外。原因有三个：一是移民不放弃或者仍然耕作原承包地，徒增耕作成本；二是存在反迁压力；三是新安置区无发展潜力。所以对黄河滩区移民来说，将来的社会身份认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居住在（小）城镇的“非市民”，还是居住在农村新型社区的“非农民”。既然黄河滩区移民“非自愿地”不再以农业为职业，就需要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等权利。

（二）滩区移民创造的外部利益不易衡量

水库库区移民本身创造的是直接经济利益，容易衡量，如水利、发电、供水等，因此对库区移民的补偿方式近年来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如移民以土地入股水电站，还有长期逐年补偿移民等方式。黄河滩区移民本身创造的是间接经济利益（外部经济效应），如事关黄河长治久安这样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利益，就不易衡量。可以适当衡量的一部分利益是：黄河治理当局每年因减少人、水争地以及“生产堤”问题而节约的资金投入，每年因减少滩区居民安全和正常生活产生的防洪、救灾、重建等需要而节约的资金投入，这是由滩区移民本身带来的收入。从大局出发，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及沿黄各县市水利部门应当以此“收入”，连续20年补偿移民，补偿移民因搬迁带来的净损失。

（三）滩区移民搬迁增加了收入流的净损失

移民搬迁到新安置区后，搬迁过程增加了实际收入上的净损失：一是生活开支成本上升。黄河滩区群众生存环境恶劣，在长期与洪水的抗争中，产生了与洪水共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形成并长期维持着极低水平的收入一消费均衡。在新的安置区，全新而又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将使生活消费支出成数倍增加，而在形成新的较高水平的收入一消费均衡之前，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心理焦虑过程，期间生存压力骤然加大。

二是来自农业生产的纯收益减少。因为土地转包出去，仅仅得到土地租金这一部分纯收益，另一部分纯收益（劳动力工资）损失掉了。以濮阳市的濮范台黄河滩区为例，2012年农业人均纯收入大约13D。元，按通常情况，假定地租收入一般占50%左右，土地出租租金按650元计，另外的人均650元就是搬迁引起的损失。这项损失对滩区移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字，占2012年滩区农村人均纯收入3319元的近20%。

那么如何使非自愿移民转变为自愿移民呢？当然搬迁行动也是有收益的，安置区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善，例如相对于滩区有更安全的住所，更好的教育、医疗，便利的生活条件等带来的个人和家庭效用的增加，就是搬迁的收益，在长期均衡的意义上，所有这些收益应该能够基本反映生活开支成本包括住房成本的上升。但是在短期，仍然需要政府财政补贴，缓解移民群众生活的压力。当前有关规划部门已经确定的滩区移民生活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补贴24D0元，连续10年。这显示出此次黄河滩区移民搬迁政策的制定吸取了过去库区移民的教训，注意到间接经济损失的较充分补偿，使移民在安置区能够正常地生活。

对于移民搬迂引起的来自农业生产纯收益的减少问题。以黄河滩区急需搬迁的82万人口估算，人均650元的农业生产损失，总计不过区区5.3亿元。如果省、市、县三级财政把5.3亿元补偿给农户，则移民不用辛苦种地又能得到农业的全部收入，非自愿移民将会很容易转变为自愿移民。而且随着滩区农业生产条件的快速改善、土地流转和高效农业的大规模开发，农地租金将会逐步上涨，政府的补偿支出会逐步下降。当然这项支出总是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就是移民搬迂本身创造的外部利益，其受益者水利部黄委会等水利部门，理应补偿移民搬迁形成的净损失。

此外，滩区移民搬迂涉及的安置区住房补助金的国家标准，仍然采用10年前的淮河滩区移民补偿标准户均3.3万元，远远低于当前移民住房的建设成本，在地方各级政府增加财政补助后，仍需移民家庭承担一部分投资成本。以我们调查的某试点安置区为例，建房投资成本户均20万元左右，扣除各级政府补贴之外，农户仍需负担3万～5万元。这些不利因素都会使得一小部分贫困户、特困户的搬迁具有非自愿移民的性质，或者因为搬迁而返贫。因此在住房建设上，应借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计划由国家出资，不让移民分担住房成本的做法。

（四）滩区移民非农安置方式是风险高而且没有退路的安置方式

各种移民搬迁过程实则也是移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丧失的过程。但是非农安置方式与农业安置方式相比较，非农移民资本丧失的更为彻底。例如移民以前的农业技能和经验不再有效，以前基于农村、农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渠道不再有效。虽然移民的生存方式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非农化的生存能力和知识储备几乎为零，面临的贫困化风险会大大增加。

同时，非农安置方式与农业安置方式相比较，非农安置方式的（外部）风险远高于农业安置，因为土地本身具有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于非农安置方式，失业的风险一旦发生，若没有社会保障，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在集中安置的情况下，移民不仅对政府的依赖心理非常强，还容易形成“你把我搬迁出来的，你要对我负责”的社会群体心理，甚至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在小浪底库区移民的非农集中安置中曾经出现过。

可以说，采用大规模的非农化集中安置方式，相对于农业集中安置而言，是一种没有任何退路的安置方式。搬迁扶贫，说到底，就是把贫困农民从滩区搬出来，给他找活干。当地政府无形中承担了移民集体的就业责任或者失业的社会保障责任。如果实施“本乡本县就地安置”的近迁安置方式，从滩区贫困县政府所“不得不”承担的这些责任来说，它也是有心无力。而把搬迁扶贫任务分散在多个（发达）县市，就会大大减轻就业压力和社保压力。

因此，对黄河滩区移民来说，最大限度降低其就业的风险，安置地选择在何处至关重要。可行的选择标准是：安置地的城镇化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确保移民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根据一般规律，小城镇发展的地域分布趋势是：较发达县市的小城镇发展在前，贫困县市的小城镇发展在后；大中城市辐射范围内的小城镇发展在前，偏远地域的小城镇发展在后。滩区所属贫困县，地处偏僻，交通区位条件差，大中城市辐射不到，小城镇要普遍地发展繁荣并实现就近就业，这不是黄河滩区有关县区在短期内能实现的目标。因而“本乡本县就地安置”模式的效果不如跨县市远迁安置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黄河滩区濮范台扶贫开发综合试验区，正在实施的扶贫开发五年攻坚行动计划，其中心内容之一是对滩区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和有组织地向外进行劳务输出，说明就业容量极其有限。可以预计的是，如果搬迁全部局限于本县之内，未来还需要组织劳务输出。之所以会这样，因为根据黄河滩区“濮范台扶贫开发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规划，确立的大部分主导产业是：濮阳市产业集聚区突出发展化工产业，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光电产业，范县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金属加工和精细化工产业，台前县产业集聚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换句话说，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大部分是资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有利于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产业发展只能吸收少部分劳动力。

滩区地僻无资源，几十万人口在贫困县是负担，在发达县市就会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如果寄希望于上级政府向滩区贫困县拨付大量资金，或者通过上项目来解决滩区移民劳动力就业问题，其经济效率必然低于跨县市搬迁条件下同样也可以解决移民就业问题的发达县市之经济效率，从而拖累全省GDP增长率和经济效率。

所以，站在什么角度看滩区的搬迁扶贫很重要。如站在全省高度与站在所属县的高度看搬迁扶贫，结果大不同，因为相关主体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在当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下，黄河滩区所属县市一定会把地方的经济增长与搬迁扶贫捆绑在一起：最好的途径就是利用搬迁扶贫不断地向上级要项目、要资金、要政策，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局部利益的同时，实现搬迁扶贫。当然在县域角度，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搬迁扶贫问题。因此，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一般是优先于搬迁扶贫目标。而不用考虑这些项目、资源在其他县市是否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且因为濮范台试验区的比较优势大部分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还会出现经济增长与扶贫的两难选择：从经济增长角度讲，上级拨付的资金会投向资金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从扶贫角度讲，就应该投向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站在全省高度看搬迁扶贫，就不会有县域局部利益的羁绊。因此，滩区搬迁扶贫一定要跨县市搬迁，而且搬迁难度要低于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因为滩区移民搬迁是无土安置。

二、河南黄河滩区移民安置区选择的基本思路

当前黄河滩区的县市规划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滩区移民搬迁的试点工作，相关部门也在制定黄河滩区扶贫搬迁的总体规划方案。确立的搬迁安置原则是以本县区就近集中安置为主，依托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小城镇、产业集聚区等建设安置区，通过引导并扶持工业、农业相关产业、服务业向安置区周边布局，吸纳劳动力就业，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劳动力的就近就业。笔者认为，在滩区所属贫困县内通过建设小城镇、兴建“移民城”等方式大量集中安置外迁移民，然后利用政府的优惠和支持政策发展二、三产业解决移民就业问题，这种思路的可行性需要仔细评估。如果在贫困县内的小城镇盲目规划设计集中外迁安置区，会造成有镇无市、有镇无业的被动局面，政策、资金扶持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积极探索跨县市异地远迁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方式，依托河南省沿京广轴线和陇海轴线两大产业带上的大中城市、县城、中心城镇、产业集聚区，有计划地将滩区居民分期分批外迁安置。

（一）实施“产业”移民安置

扶贫搬迁关键是要使移民搬出去之后有活干、有钱挣，实现就地就近非农就业。要选择已形成规模的产业集聚区附近居住小区或城镇建设安置区，进行集中安置。只有这样，扶贫搬迁才能“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才能避免先规划建设外迁安置区集中安置、后寻找和安排产业项目的巨大风险和被动局面的出现。

（二）实施向中心城镇移民安置

要依托各发达县市有产业基础和就业前景的中心城镇，实施集中安置。如，新郑市的龙湖镇、巩义的回郭镇等中心城镇，这些中心城镇人口容量大、就业机会多。另外，移民安置区建设不需要像贫困县内安置那样额外投资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因而资金投入并不是很高。

（三）实施“城市近郊”移民安置

河南省沿京广轴线和陇海轴线的大中城市，郑州、新乡、许昌、商丘等，每个城市近郊至少可以分散容纳几万人至10万人的规模移民，还有新郑、巩义等发达县市近郊接收滩区移民。实施“城市近郊”移民安置，优点是未来城市近郊的房租收入可以成为滩区移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不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而有余，还可以节约政府数百亿元的移民财政支出。优越的郊区区位在未来产生稳定的房租收益，只要政府担保，银行也会愿意贷款给移民进行建房等项支出。在当前近郊土地（征地）价格较低，还没有完全反映其未来租金收益的情况下，征地、搬迁费用较低。因此，这个思路的道理是：用未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支付今天的移民费用。

“城市近郊”移民安置方式具有可靠性：即大中城市未来发展繁荣的可能性，远高于在沿黄贫困县内建设多个小城镇或大型社区并使其发展繁荣的可能性。可行性在于其要点是单纯的利益分配，而且是未来利益的分配，引发的现实矛盾较少；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二三产业项目投资。便利性是在城市近郊提供更多的房屋出租，可以降低城市房屋租金，降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存成本，进而降低城市常住人口的生活成本；还可以降低城市工商业和产业集聚区工业的用工成本，有利于招商引资，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边缘的城中村或者城乡接合部是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并融入城市社会的第一站，这个特殊区域，表面看管理无序混乱，实则到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四）实施城市移民安置

城市移民安置属于自愿移民的方式，进城务工者的就业能力不同、需求不同、务工所在地域和城市不同、寻找工作所依靠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因此，本质上不适合集中安置，而比较适合分散安置。作为前述安置方案的补充，要顺应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趋势，推动迁移人口城市化，对于部分有意愿迁居城市的滩区群众，要积极帮助其落户城市。积极鼓励进城务工并有稳定收入的滩区居民和家庭进入其务工城镇安置，优先办理城镇户籍，优先安排廉租房。

将两种安置思路进行比较发现，“本乡本县就地安置”的方式，前期搬迁安置工作相对简单易行、时间短、成本低，后期移民就业、发展困难重重、成本高，长期成本相对更高。“跨县市远迁安置”的方式，前期安置工作协调任务重、时间长、成本高，后期移民就业、发展相对容易、成本低，因而长期成本相对更低。

作者：生秀东

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论文 篇3：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水库移民贫困问题研究

摘要：水库移民的贫困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此，我们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微观社会关系网络的失去、中观各种组织功能的缺失以及宏观水库移民所嵌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所确立的资源在网络之间分布不合理等是移民致贫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移民个体社会网络、重建移民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等三个层面帮助和鼓励移民重建并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从而为水库移民的反贫困提出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水库移民；贫困；社会资本

文献标识码：A

水库移民的出现源于国家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属于非自愿移民。从世界范围来看，水库移民贫困具有普遍性。世界大坝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全世界约有4000～8000万人因大坝建设而被迫迁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计没有得到恢复[1]。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水库移民贫困发生率较高，据198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2]。80年代之后水库移民反贫困措施的不断推行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移民的贫困状态，但情形仍不容乐观，移民贫困人口比例从 1985年的80%下降到1999年的30% 。2004 年全国农村水库移民人均纯收入为1557 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3]。贫困问题成为当前水库移民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移民贫困的研究维度

移民究竟为什么会陷入贫困？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水库移民的贫困既有原生贫困也有次生贫困。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地区一般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城市而言相对落后，这属于原生贫困。次生贫困是指因为搬迁而导致的贫困，美国学者迈克尔·塞尼总结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认为搬迁给移民带来了八个潜在的贫困风险，分别是：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土地不够肥沃，耕种无利可获）、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4] 6-13。

国内学者对于移民陷入贫困原因研究的视角可以归为三类，即个体主义范式、社会结构范式以及可持续生计范式[5]。个体主义范式把移民贫困的原因归于个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移民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同时文化素质、身心素质较低，难以适应移民带来的重大变迁。社会结构范式认为，社会应当对移民的贫困负责，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社会性别、贫困文化以及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去阐述。可持续生计范式主要从搬迁给移民生计资本带来的损失方面着手分析，这些损失存在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五个方面。

从以上国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的三种研究范式中可以看出，在认同塞尼关于移民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方面风险的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将这些风险细化，加入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因素，或者应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这些因素进一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综合性视角来分析移民贫困原因的，也有从不同理论视角，如贫困文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但鲜有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空白。

二、问题的原因：社会资本的缺乏与移民贫困

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系统提出，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和探索之后，布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梳理，其定义较有代表性。他从系统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 [6]。既然是“系统”，它必然包括要素、结构和环境，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个体自我是在一定的结构或者社会组织当中进行资源分配，而这一结构又嵌入更大的环境系统或者说是社会大系统当中。因此，社会资本不但包括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个人所嵌入的社会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处的社会制度、规范以及文化当中。研究者们按照社会资本的外延将其进一步层次化，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下面我们从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来分析移民贫困问题。

（一）个体社会网络的缺失产生移民贫困

布朗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6]。这实际上是指个体的社会网络，即我们自出生以来逐步建立的各种网络，如朋友网络、亲戚网络、家庭网络或同事网络。在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些关系网为个体提供各种资源，如互助、财政支持等。

水库移民在搬迁过程中几乎失去了个体全部的社会网络，尤其是集中外迁移民，他们失去了“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初级社会关系，多数情况下初级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7]这对于移民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在这里血缘、地缘关系起着支配作用[8]。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但农村社会浓厚的“乡土”色彩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一阶段移民实际上失去了可以为其提供各层次上帮助的全部先赋资源。这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失去了亲缘与地缘关系所能够提供的“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的功能[9]，因此在生产生活恢复和重建阶段必须由个体来承担这些由于搬迁而失去的互惠功能，并且，移民在搬迁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并非易事，个体必须首先重建与他人的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样，重建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也随之增加，这无疑加剧了移民的贫困。

（二）社会组织的消解加剧移民贫困

中观社会资本分析集中在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化，即该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及该网络个体的联接是如何在个体之间分配资源的。这些“联接”可以看作是“群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网络，它作为个人和整体的社会之间的一个层面，以区域性协会和地方性社团的形式而存在”[10]。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社区也属于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

搬迁使水库移民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社会关系网，还包括个人运用社会关系网的载体——社会组织及社区。正式社会组织是在移民间进行利益分配的社会资本，它们主要包括行政性组织，垄断性事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以及市场性组织。移民失去了后两者所带来的利益，如搬迁前乡镇集体企业给村民的年终红利，而搬迁后又未与安置地基层政府建立常态性的联系，存在着一些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沟通障碍问题。非正式社会组织承担着移民情感寄托、心理归属的功能，由于水库移民的分散化这些非正式组织也随之消解，移民容易陷入社会混乱。社区是移民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在社区中移民逐渐积累个人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资源，移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互动是以信任和规范（人与人之间互动时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搬迁后社区内彼此间的信任和规范不复存在，“从物质上说，人还是原来的人，但以往的群体关系不复存在了[4]88。另外，对于整体搬迁的移民而言，新社区功能尚未完善，短期内不能处理移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发送其福利状况。

（三）不合理的制度供给固化移民贫困

宏观社会资本是关于“嵌入结构观点”的，这一层面要考虑的是“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或规范的系统之中” [6]。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指社会资本网络所嵌入的社会制度层面，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如何影响资源分配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影响资源在网络之间分布的。

造成移民贫困的宏观社会资本主要在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起作用。政治系统通过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以及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划级别对社会资本网络间的资源分配起作用。学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在移民政策方面的一个共识是补偿制度不合理，对移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从而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从总体的补偿范围来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类建设项目只需以被占耕地常年产量的一定倍数来补偿农民的直接损失，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另外，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域级别也在起作用。一般而言，移民所处的行政区域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补偿标准也就越高，换言之，就是能起作用的社会资本网络越有效。文化系统中，远迁移民面对着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语言、气候、生产方式、民风民俗等方面均存在着文化适应性问题。有研究表明，这也成为移民贫困的原因之一，因为移民文化在迁入地的生存方式之一是“始终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形成了下层阶级，或形成‘贫民窟’现象” [11]。

三、问题的解决：社会资本积累与反贫困策略

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Narayan和Pritchett通过对坦桑尼亚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有积极影响，并且社会资本成为人们贫困和富裕的基础[12]。社会资本在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10]。以下将从社会资本的各个层面说明通过积累社会资本反贫困的路径。

（一）建构移民个体社会网络

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的能力，因此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是重要的反贫困路径。对于水库移民而言，首先要通过信任和规范的重建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原居民之间的网络联系。由于原居民与移民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以及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的差异，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建立相互的信任以及一定的规范，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政府应积极建立一些两个群体间沟通的平台，促进他们共同参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互动中逐渐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和交往规范，从而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增加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积累。目前，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安置过程中选择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或者顺应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大潮步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样，亲缘、地缘之外的业缘关系产生了，移民可以逐步积累个人的后致资源。业缘关系的产生为移民突破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提供了可能，它使移民的社会网络从家乡扩散至家乡以外的各个地区，移民更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需求。鉴于水库移民大多属于乡村人口，且处于社会结构底层，而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移民更倾向于也更容易与上一阶层人士之间的互动，因此，要通过提升其人力资本的质量来促进移民与上一阶层的互动。而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主要有赖于政府对于移民安置区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资。

（二）重建社会组织和社区

如前所述，中观社会资本包括移民所嵌入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因此，移民所在的社会组织及社区应当在促进他们利用社会资本掌握资源的能力，同时承担一些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加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存量。

首先，社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移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所占有的资源也是移民个人资源来源的一部分。在安置初期，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暂时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所代替。这两个组织机构要承担移民因搬迁所失去的一些社会互助功能，同时帮助传播农业或其它方面的信息，鼓励移民共享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通过合作来摆脱贫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社区还要帮助培育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移民与其他阶层、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通过这些方式，社区得以在承担部分社会资本功能的同时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工作单位和一些非正式协会要从组织层面为移民的脱贫承担责任。对于以“农转工”方式安置的移民，他们最早接触的社会组织就是工作单位。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越好的工作单位不仅代表经济地位上升，也代表社会地位上升”[13]。因此，工作单位有必要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给移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救助，同时促进移民与其他职工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从而帮助贫困者培育个人社会网络。另外，一些组织如工会和老乡会等，承担着一些非正式的社会救助功能，如在移民陷入经济困境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也承担着一些司法途径之外的权利救济功能，如帮助移民讨薪等。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应当尽力扩大并完善自己在这方面的功能，为移民摆脱贫困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其他信息。政府也应当鼓励、支持并且帮助移民加入或建立此类组织，发挥其应有作用。

最后要强调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移民反贫困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到了移民生活和工作的重建过程当中，这些组织不但承担了相当的社会职责，如负责矛盾调解、扶危济困、修路筑桥等方面的事务，而且为基层社会保留了足够的自治空间，弥补了由于基层组织行政化趋势所带来的对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的侵蚀。更重要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对一些基本价值理论、行为准则和互惠规范的使用和传播有助于在移民群体中形成更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水平，正如帕特南所言，作为“公民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是公民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规范和价值因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得到强化[14]。

（三）合理的制度供给是反贫困的重要路径

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搬迁、安置以及后期扶持过程中通过移民嵌入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对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合理使用。因此，要通过宏观社会资本来使移民摆脱贫困，最重要的是在以上各阶段中制定合理的补偿和分配政策。这已在学界形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

在文化系统中，不同的民俗文化应该成为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各个阶段要考虑的问题。在搬迁阶段，要尽力使移民安置在文化、语言、环境比较相近的地区，减少移民的文化调适程度。对于已经迁往文化差异较大地区的移民，在后期扶持阶段要通过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各层面促进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文化融合，避免因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而产生下层阶级或“贫民窟”的现象。综上所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上促进水库移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有助于为移民的反贫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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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文学，高渭文，张 云 .水库移民问题的社会经济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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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二）[M].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

[5]严登才，施国庆，周建.范式视角下水库移民贫困成因研究综述[J].水利发展研究，2011（1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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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国庆，陈阿江.工程移民中的社会学问题探讨[J].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23-28.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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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ristiaan Grootaert.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sciplinary Tool for Practitioners[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2：3.

[11]董 藩，邓建伟.三峡库区移民的调查与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4）：50-52.

[12]Narayan， Deepa and Lant Pritchett. Cents and Social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ania[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796，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1997：1-41.

[13]季 文.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以南京为例[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73.

[1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 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0-101.

（责任编辑 王婷婷）

作者：嵇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