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体现在为编辑学研究制定了方针，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定性问题，揭示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建立了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断促其完善，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艰苦探索，以及组织编写编辑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领导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领导学研究论文 篇1：
矛盾理论在领导学研究中的应用述评
摘要：矛盾理论源自于宗教学、哲学、历史学，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解释组织中的现象，对管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文章简要介绍矛盾、矛盾理论的渊源，并与权变理论、二元理论以及“和”理论进行了区分。然后，介绍矛盾理论在领导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最后对未来有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矛盾理论;领导学;矛盾型领导
一、 引言
全球化及知识经济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总体格局，互联网正重塑员工与组织的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化与当地化、变革与稳定、授权与集权等新的矛盾不断涌现。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动态的环境下能有效处理各种矛盾，采取适合的行为领导其员工，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在实践中，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认为管理并非非黑即白的，并采用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灰度”管理方式帶领公司一路勇往直前。理论上，矛盾观作为一种元理论，在组织管理的研究中呈逐步上升趋势，处于研究的黄金阶段（Schad，Lewis，Sebastian & Smith，2016）。对组织管理中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矛盾观广泛应用于各个组织管理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领导领域、战略领域和组织领域（张军成、凌文辁，2013;Smith & Lewis，2011）。本文主要梳理矛盾观在领导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期了解矛盾观如何影响管理者的领导方式。
二、 矛盾管理理论
1. 矛盾的内涵。矛盾语出《韩非子·难一》中矛与盾的故事。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目前矛盾用来比喻言行相互抵触，互不相容。在管理学中矛盾有其独特的含义，但目前学者们尚未给出统一的定义，有些学者从对立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矛盾是同时出现的相互排斥的要素或状态（Cameron，1986;Eisenhardt，2000），大多数学者则提出矛盾的要素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Smith & Lewis，2011; Li，2014;Schad et al.，2016）。相对于“向左或向右”的矛盾观，冲突但又同时存在的“既又”矛盾观得到更多的认同。具体来说，要素之间相互冲突，才导致矛盾产生，因此冲突性是矛盾最明显的特征;要素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矛盾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矛盾的要素构成事物的整体，元素之间存在单向转化的关系，因此依赖性是矛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欧阳桃花、崔争艳、张迪、曾德麟、胡京波，2016）。但矛盾对立的要素在数量上比例上并非“50对50”的状态，可以通过演绎划归为指定方，且具有动态性，会相互增强（庞大龙、徐立国、席酉民，2017）。
此外，在目前的研究中，容易与矛盾相混淆的一个概念是进退两难。矛盾强调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要素存在于整体之中，目前普遍主张运用整合思维、发挥要素间的协同功效来处理矛盾（庞大龙等，2017）。进退两难侧重选项之间的竞争性，每个选项都有其优缺点（Smith et al.，2011），需要识别出每个选项各自独特的方面，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来处理进退两难的局面。因而，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2. 矛盾管理的理论渊源。组织中的矛盾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东西方传统哲学。西方传统的管理矛盾的方法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辩证逻辑两种方式。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观点认为，事物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认为矛盾各方不可调和，假定矛盾的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对待矛盾采取“二者择其一”的方式（Chen，2002;Li，2012）。这种思维方式将问题简单化，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质（Li，2016）。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认为，矛盾双方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承认矛盾双方可以同时存在并整合，但这种整合只能暂时地平衡双方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忽视的矛盾会激化，从而产生新的冲突，矛盾双方最终依然会分离（Smith et al.，2011）。而要解决矛盾则须“扬弃”，即完全整合矛盾双方的兼容面，完全分离矛盾双方的冲突面（Li，2016）。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矛盾双方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和谐共存，形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这一观点在阴阳哲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阴阳哲学将世界视为整体的、动态的和辩证的，认为矛盾双方看似相互否定、相互分离，但实则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Chen，2002）。矛盾双方彼此联系，可以相互转化，如“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阴阳哲学认为，矛盾是永久存在的，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无法消除矛盾，但可以有效管理矛盾（Li，2016）。因此，“以和为贵”“持中”被传统儒家思想视为处理矛盾的重要原则（黄培伦，2016）。
三、 矛盾管理理论与其他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弄清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正确运用理论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对矛盾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1. 矛盾理论与权变理论。权变理论是组织研究中的主导理论，主张根据情境和条件制定适宜的决策，通常是分别考虑对立双方，根据情境选择其一，如在机械式组织中集权比授权更有效，而在有机式组织中授权比集权更有效。运用权变理论解释组织的矛盾问题，大多局限于短期且情境变量较少的问题（张军成等，2013）。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化，组织面对的情境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动态化、复杂化，组织矛盾更加明显，权变观难以解释新出现的管理现象。而矛盾管理理论允许多个情境变量在较长时间内动态变化，能有效解决复杂情境下持久动态化的问题，是对权变理论的有效补充（Smith et al.，2011;张军成等，2013）。
2. 矛盾理论与二元理论。二元理论普遍强调矛盾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关注过程的、变化的和动态的关系，认为矛盾的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强调替代方案之间的联系、整合与协同，但对替代方案之间的矛盾性、不一致性和冲突性关注较少（Schad et al.，2016）。比如，大多数关于创新二元性的研究注重点是两个不同的创新方式如何共同产生良好效应，实现高组织绩效，而非强调不同创新方式的不一致性和冲突。而矛盾管理理论不仅关注各个替代方案，而且采用对立统一、平衡和整体原则分析各个方案之间的关系，这样既关注了不同方案之间的冲突性、不一致性，也注意到了矛盾要素以及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二元性理论主要强调的是矛盾要素之间的依赖关系，而矛盾管理理论则既关注矛盾要素之间的依赖性，也关注矛盾要素之间的冲突性。
3. 矛盾理论与“合”理论。“合”理论包含“复合”“联合”“结合”“相合”四个方面（陆亚东、孙金云、武亚军，2015）。其中结合是指企业在发展中调和及同时实现两个不同、甚至矛盾目标的能力，显示的是企业同时追求和实现（或兼顾）两个不一致目标的能力，突出了不同重要目标同时兼顾和实现的能力。无论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等情境的结合，探索与开发能力的结合，还是结构化与柔性化、授权与集权等结构的结合，无不体现着矛盾目标的结合，因此“合”理论中的“结合”强调对组织内外、各层次张力双方的整合与调和。“合”理论针对张力双方互补的形式、特征与响应策略提供了细致的见解（庞大龙等，2017）。“合”理论与矛盾理论强调互补的思想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合”理论主要强调整合以至于超越矛盾和包容执中，而矛盾管理强调拥抱接受矛盾、正视矛盾。
四、 矛盾管理理論在领导研究中的应用
就矛盾管理理论在组织领导学研究中的应用而言，目前主要呈现两种形式：一是将领导理论与矛盾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一种独立的领导风格——矛盾型领导;二是在矛盾观的视角下，分析领导者行为、风格中的看似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如何影响领导效能。
1. 矛盾型领导。近年来，部分学者结合领导理论和矛盾理论提出“矛盾型领导”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同时并长期地管理组织性需求和下属需求，所表现的看似矛盾但相互关联的领导行为”（Zhang，Waldman，Han & Li，2015）。在测量方面，Zhang等（2015）开发的量表包括五个维度：既保持距离又拉近距离;既维持决策控制又允许自主性;既同等对待下属又允许个人化;既强制工作要求又允许灵活性;整合自我中心和他人中心。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制，一点也不、偶尔、有时、经常和几乎总是分别对应0分～4分。示例条目如“既表现出上下级的职位差别，同时又考虑下属面子问题”“工作上既掌控全局，又对下属适当授权”。
矛盾型领导是随着外部环境动态性加剧而产生的，能够运用整合思维，其身上体现着看似冲突实则相关的行为（Zhang et al.，2015）。这种领导方式可以运用矛盾思维模式发挥整合思维和矛盾思维的协同效用，从而有效缓解环境中的复杂矛盾对领导工作的不利影响，提升组织战略的敏感性和柔性（Smith，2014），获得竞争优势（武亚军，2013）。它不仅有助于领导者应对企业面临的商业挑战，有效激发领导者和员工潜能（Smith & Chertok，2012），还能激发团队学习，个体或团队创新（韩杨，罗瑾琏，钟竞，2016;管建世、罗瑾琏、钟竞，2016）。因此，领导者应摒弃一贯的非此即彼的思路，在发展变动中实现“两全其美”，从而帮助组织达到动态平衡。正如任正非所言，“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两极，管理上的灰色，是我们的生命之树”（任正非，2010）。
2. 矛盾观视角下的领导学研究。
（1）矛盾观视角下的谦卑与自恋型领导。虽然对自恋而谦虚的领导者的考察看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研究者指出，似乎矛盾的属性可能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并共同产生积极的结果。有实证结果表明，领导者自恋和领导者谦卑的交互作用与领导者效能感知、员工工作投入、主客观员工工作绩效等显著相关。当他们的自恋被谦卑化时，自恋型领导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Owens，Wallace & Waldman，2015）。OU等（2017）基于矛盾视角分析CEO的谦卑和自恋特质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公司创新，研究一通过对63名CEO，328名高层管理者和645名中层管理者进行调查，发现领导者身上的谦卑和自恋特质同时存在，研究二对143名CEO和190名高层管理进行追踪调查，发现谦卑和自恋交互有助于增加CEO的创新绩效（Ou，Tsui & Wang，2017）。
（2）矛盾观视角下的家长式领导。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家长式领导一直是组织领导的普遍形式，对组织和员工产生了重要影响。郑伯埙等开发的本土化家长式领导包含威权、仁慈与德行三个维度，其中领导的仁慈与威权具有排斥性，似乎难以在同一领导身上共存。仁慈接近于施恩，不仅限于工作上，还会扩展到私人层面，而且工作上的宽大为怀与“威权”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吕力，2016）。因此后续的研究呈现两种风格，一种是保持原有理念，视仁慈、德行、维权构成的家长式领导为独立的领导风格分析其效应，而第二种则是将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分别作为一种新的领导风格展开研究。
（3）双元领导。目前学界对双元领导的界定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采用矛盾理论视角，认为双元领导能够运用整合思维，身上体现了相互对立但又相互关联的行为方式。这种以矛盾理论为基础的双元领导强调基于悖论认知能力的矛盾行为的间隔，这与矛盾型领导的内涵相一致;第二类从领导风格出发，认为领导者身上能体现出两种对立的领导风格（变革型—交易型、授权型—命令型等）便是双元领导，此类型的双元领导是以权变理论为基础，强调领导者身上复杂的领导风格，并未涉及到冲突整合思维，这与矛盾型领导的内涵不同（罗瑾琏、赵莉、韩杨、钟竞、管建世，2016）。
五、 未来研究方向
在对矛盾的概念、矛盾理论及其与其他管理理论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应用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矛盾理论在领导学研究中的应用。
1. 深化矛盾型领导研究。矛盾型领导是以矛盾理论为基础的独立领导风格，能有效地应对复杂变化的环境，兼顾企业和员工的利益，提高创新能力，因此成为最近几年领导学研究的热门议题之一。虽然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呈现，但总体来说仍存在不足。未来应该深入围绕矛盾型领导的前置变量、结果变量、作用机制以及边界条件展开研究，探究矛盾型领导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重要的结果变量，在何种情境下能够发挥作用。同时，虽然部分学者对矛盾型领导的效应进行了研究，但是其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仍处于起步阶段（彭伟、李慧，2018）。已有研究大多探讨其对员工或团队创新、员工主动性行为、员工双元行为、员工建言、创造力以及组织二元性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结果变量的研究关注不足。比如，为了应对矛盾型领导采取的看似矛盾的行为措施，员工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甚至情绪低落并产生无所适从感，进而对工作或者领导的态度和评价发生转变。这种现象不仅仅会发生在员工身上，领导者自身有时也可能会发生，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验证。此外，矛盾型领导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或团队等单个层面，而跨层次研究不多，后续研究应该加强跨层次研究，以深化对矛盾领导作用效果的理解。
2. 基于矛盾理论、阴阳哲学等理论基础探究领导者多种风格的交互效应。无论是特质领导研究还是行为领导研究，均假设领导者具有单一领导风格。后来，虽然情境和权变型领导认为领导者可能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领导风格和行为，但是在同一情境下一般只有一种领导风格发挥作用，很少关注不同领导风格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是，矛盾理论和传统阴阳观则突破了以往领导理论单情境的局限性，允许将多个看似矛盾的情境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因此，在矛盾理论视角下，谦卑与自恋、仁慈与威权等看似相互矛盾的領导风格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领导者身上，可以分析其交互效应。如朱金强基于传统阴阳观和“过犹不及”效应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和辱虐领导这“一宽一猛”的看似矛盾的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有着非线性影响（朱金强、徐世勇、张丽华，2018）。人是复杂的，领导者身上可能存在着其他的看似矛盾的风格或行为。未来研究应在矛盾理论和阴阳观等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探究多种领导风格的交互作用。
3. 结合矛盾理论和契合理论探究领导者和员工互动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领导研究先后经历了领导者中心视角和追随者中心视角的研究范式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单方面重视领导或追随者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可能导致对领导过程的理解过分简化，可能得出不完整或错误的结论。因此，未来研究应将领导者和追随者作为对偶关系，从领导—追随者契合或匹配的角度来深入分析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军成，凌文辁.悖论视角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契合研究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1）：55-62.
[2] 欧阳桃花，崔争艳，张迪，曾德麟，胡京波.多层级双元能力的组合促进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以联想移动为案例[J].管理评论，2016，28（1）：219-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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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正非.任正非：管理的灰度[J].商界（评论），2010，（4）：48-50.
[10] 吕力.中国式领导和关系的三个核心概念：人身关爱、矫饰与谋略[J].科技创业月刊，2016，29（15）：95-96.
[11] 彭伟，李慧.悖论式领导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机制——团队内部网络连带强度与上下级关系的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7）：143-155.
[12] 罗瑾琏，赵莉，韩杨，钟竞，管建世.双元领导研究进展述评[J].管理学报，2016，（12）：1882-1889.
作者简介：赵红雨（1984-），女，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张丽华（1957-），女，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导师，研究方向：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案例研究;王彦蓉（1993-），女，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9-07-14。
作者：赵红雨 张丽华 王彦蓉
领导学研究论文 篇2：
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摘要］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体现在为编辑学研究制定了方针，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定性问题，揭示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建立了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断促其完善，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艰苦探索，以及组织编写编辑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等。
［关键词］刘杲 编辑学研究 贡献
［
刘杲同志是当代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学家。他思路开阔，见解深邃，对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他对编辑学研究所作的部分贡献，作一简要阐述，以期同行加以补正。
编辑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殷商、秦汉，历经唐宋明清及至近代，它寓于校雠学、选学、训诂学等治书之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月，才从古老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它问世之后的30年中，研究者很少，即使有兴趣问津者，也多系于实务之研究，有理论色彩的著述为数寥寥，且多基于经验层面之作。故知者甚稀，影响亦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党和政府于1983年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工作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决定》还具体地指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发行的科研工作。［1］《决定》极大地推动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出版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激发了业者推进出版工作，加强出版科研的积极性。可是，当人们真正关注它的时候，却泛起了一阵“编辑无学”之声。正当此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一些著名人士，如胡乔木、钱学森等呼吁提倡研究编辑学，在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业界和学界的学术自觉，一些有经验的老编辑和有识之士，振臂呼吁，奋起拼搏，投身于编辑学的研究和写作，终使80年代成为编辑学迅速崛起的年代。刘杲同志作为出版行政领导机关分管出版科研工作的领导，不仅一直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参与其间，对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正确指导，及时推动了编辑学研究的发展。由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督促，编辑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编辑学会也及时酝酿筹建，于1992年正式挂牌成立。编辑学研究工作从此有了一个筹划和推动的机构，刘杲等一些老同志也实现了一所一会（即建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编辑学会）的心愿。现在中国编辑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340个单位会员、425个个人会员的组织，编辑学研究成果已有120多部著作和数以万千计的论文与研究资料，在高等学校编辑学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0多个专业和近20个科研院所的学科。这种令人兴奋的局面，与最初的“编辑无学”的状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应该说这种成就与包括刘杲同志在内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坚持奋斗是分不开的，刘杲同志正是这一批老同志中的杰出代表。正是他们领导我们从“编辑无学”走到编辑有学，直到今天编辑学已基本成熟，成为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一门新兴学科。
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为编辑学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针。他明确指出：编辑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35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我国当代出版事业发展的目标，出版及其他媒体的实践经验、理论概括和发展需求，是编辑学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是我国当代编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是编辑学一切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编辑学安身立命的基石”。［2］370这里他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发展目标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为了学术研究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接近真理，他又强调了编辑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明“这既是对认识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民主的尊重”。［2］371刘杲同志不仅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针，而且指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向。他说：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的编辑学，“要从研究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规律入手，构建和完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2］370研究编辑学“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要从研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编辑活动入手，从建立图书、期刊编辑学入手，由个别到一般，最终建立涵盖各种传播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2］370-371刘杲同志阐明的这个研究方针和他制订的编辑学研究发展的路线图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执行，对编辑学得以迅速地繁荣发展，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到90年代末，关于编辑学的研究著作就出版了80余部。根据刘杲同志的意见，参与研究工作的同志先集中收集相关资料，并于1998年3月，由中国编辑学会通报了《国内外若干工具书对“编辑”一词的表述》［3］27。这些“表述彼此不尽相同，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对稿件和资料的组织、收集、审读、选择、修改、补充、编排、设计等等……究竟怎样表述，作为科研课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人类的一切研究和创作的成果，要公之于众，并且为公众所享有，无不经过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310这可以说是刘杲同志第一次对编辑概念的界定。
1999年1月，刘杲同志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辑学研究是逐步发展，几乎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令人鼓舞。但是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理论体系好像还有相当的距离，仍须继续努力。这不奇怪，因为跟一些其他的成熟学科相比较，编辑学毕竟还太年轻。不能不看到，编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的，而且有相当多数的研究是业余进行的。理论和方法，过程和结论多有不同，这样做的好处是充分展开，各抒己见，百舸争流，异彩纷呈”。［2］319这是他对上述方针贯彻实践以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二、正确地解决了编辑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当编辑学研究的热潮兴起之后，首先碰到的是编辑学应如何定位。当时，它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面对的问题是众说纷纭、诸论蓬起。以定位问题来说，就有多种意见，如，（1）主张编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理由是举凡一切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视听工具，都离不开编辑活动。（2）主张编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理由是编辑学和许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是在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学科。（3）认为编辑学兼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4）有的说它是基础学科，理由是编辑学要探索和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完整的适用于各种学科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所以说是基础学科。（5）主张编辑学是一门杂学，理由是有人把编辑说成是“杂家”，所以这个学科也应相应地称为杂学。（6）还有人认为编辑学是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兼具的二重性学科。理由是：它既要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又要研究操作层面的工艺、技术等应用性内容，所以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学科。（7）认为编辑学是以编辑业务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3］15-18以上的讨论表明，研究编辑学的性质，必然要联系到编辑学的内容。刘杲同志细致地研究了编辑工作的目的、任务和编辑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并且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编辑学是应用学科，因为，编辑学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属于基础学科；有相当的理论内涵，不能限制为应用技术。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编辑学应当包括基本理论和实用技能两大部分。实用技能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此外，还应当有编辑史。实践经验是理论的基础。编辑史提供的是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2］321由于刘杲同志的这个论断，终于解决了编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的定位，同时也明确了编辑学的内容应由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历史三个部分构成。这个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三、明确地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性问题。也就是编辑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另有他说。简言之，即编辑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编辑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是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根本目的和直接后果都是生产社会精神产品，而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其所生产的精神产品，都是社会文化成果，所以编辑学应属于社会科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科技读物编辑，面对的是科学技术，它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制造和传播科技成果。据此认为，科技编辑学似乎应该属于自然科学。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技编辑为科技生产服务，但他本人不是科技生产者，它是科技书刊的生产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他所做的仍然是文化工作，同样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学是一门新型学科，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成就和方法，综合应用于文化传导枢纽位置上的一门文化工程科学。
此外，有一些意见，认为编辑学应属于文化学、传播学、知识学等等。
多数意见认为，编辑学属于社会科学，退一步说，就算编辑学属于文化学、文化工程学、知识学或者传播学，但这些学科本身都属于社会科学，编辑学岂能例外。如就编辑学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来说，它只能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门独立学科。刘杲同志分析了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指出：“中国编辑学研究渊源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文化的引进促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建立……这是中国编辑学出世的大背景”。［2］343又说：“编辑学属于应用学科，是人文社会学科中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的编辑学……，构建和完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2］370刘杲同志这些话，从历史和现实为编辑学的学科归属作了精辟的论断。
四、关于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揭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能否建立的基本前提。那么，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争论也比较大，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
1.“原稿说”。理由是编辑工作的主要环节，都离不开原稿，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使原稿能够达到物化为出版物的目的。因此，原稿在编辑工作中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原稿。
2.“编辑过程说”。认为编辑学研究对象应该是编辑过程。理由是编辑学主要应该研究编辑工作的整个过程，或曰“全过程”，认为编辑学应该研究从规划、选题一直到为复制（印刷）作准备和复制后的宣传评价等全部工作。
3.“关系说”。主张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编辑与各方面的关系或编辑工作中各方面的互相联系。也就是编辑工作中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诸多方面，包括编者与作者、读者、出版、发行……及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以利益为中心的互相鼓励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4.“主体客体说”。也就是把编辑的主客体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张编辑学研究编辑主体、编辑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关系及其反映的形式。可见主体客体说实际上是“关系说”的延伸，它只是把“关系说”所涉及各种利害关系集中到编辑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这一点而已。
5.“选题策划说”和“推广营销说”。认为编辑学主要应该研究“策划”和“营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该如此。认为这些是整个编辑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应该是编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6.“规律说”。其观点是把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编辑学是一门研究编辑活动的形成、发展及其固有规律的科学，要揭示编辑活动基本矛盾和本质属性，研究它的客观规律，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新兴学科。
在众说纷纭面前，刘杲同志以他的睿智和敏锐，做出了科学的论断，他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编辑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2］405“对编辑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406“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2］406同时指出：“在新世纪网络出版手段将给整个出版活动带来目前难以完全预料的巨大变化，我们应当热烈欢迎……即使如此，编辑活动的选择和加工这个基本规律不会改变。”［2］344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尤其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明确了编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方向。
五、积极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倡导制订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刘杲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高等学校开始设立编辑学专业之初，即1986年5月由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召开的《图书编辑人才培养座谈会》上就讲过编写编辑学教材的问题。他认为开始时可以参考国内外的有关论著进行编写，“作为讲稿先用……再来总结提高”［4］。1992年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又提出要“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5］。1995年9月，“95’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在四川举行，主题是讨论学科定位问题，讨论了编辑概念、学科的性质、任务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争论相当激烈，尤其是高校的同志，认为编辑学应面对实际，要重视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有的提出希望编写教学大纲。同时由于出版改革的深化，“策划编辑”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也需要回答。刘杲同志决定提出两个课题研究任务，即编写“编辑学理论框架”和《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经过协商，由天津市编辑学会和湖北省编辑学会分别承担这两项任务。同时欢迎其他研究者积极投入这项工作。两地编辑学会很重视自己的任务，分别于1996年3月和5月提出了征求意见稿，1996年4月，学会把《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初稿）发给近20位专家征求意见。后来，又把“理论框架”征求意见稿纳入9月在银川召开的“97’编辑学理论研讨会”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讨论，一些热心研究编辑学的同仁也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设想，进行探讨。刘杲同志写了《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一文，充分肯定了编辑学研究的大好形势。提出编辑学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它“应当是迄今为止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提纲挈领的归纳”。同时提出制订“框架“对进一步研究编辑学“不是限制和束缚，而是一种参考和服务”。［2］319-320当时正值筹备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工作报告》，根据刘杲同志意见，专门写了一段关于理论框架研究的问题。“1996年以来，本会一直积极推动编辑学理论框架研究，形成了若干共识：（1）编辑学理论框架服务于建立学科体系的目的，经过多次研讨，认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应包含四个部分，即编辑学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和编辑学方法论。我们要研究的理论框架，就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2）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要阐明编辑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编辑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3）这个框架应该适用于书、报、刊、广播、影视、录音、录像制品等传播媒体；电子出版和网络传播目前尚在发展中，还有待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可以先不涉及或少涉及；（4）我们建立的理论框架是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它要总结、归纳最近二十年来编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形成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理论,从而能与新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科那样，耸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之中，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5）根据80年代以来，编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包括上百种的编辑学专著，数以千计的论文，既有编辑学的理论著作，又有编辑学的实用著作，既有书、报、刊编辑学专著，又有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出版物等编辑学专著的出版，说明形成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基础也是相当好的；（6）应该说明，我们研究理论框架是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编辑学，不是限制和束缚，而是提供一种参考和服务，以利于争取加快整个编辑学走向成熟的过程；（7）研究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既是总结近二十年来编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工程，又要看到现代出版的迅速发展和编辑活动的演变，必将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可以想见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这方面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的思想准备。［6］这些意见，对于统一认识，调整视角，从实际出发，制订理论框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杲同志对阙道隆同志的《编辑学理论纲要》［7］的研究和制订，一直赋予极大的关怀和高度的评价。他从一开始提出，到形成过程中的研讨和修改，直到最终定稿，曾经就包括框架的规模、范围、基本内容、编辑的地位、编辑学性质、任务、研究目的、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编辑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理论和实践、规律和变革，放开和收拢等关系，广泛总结经验，收集资料，并就上述问题多次讲话或撰文论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好地推动了《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制定。
六、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不断探索。如果说编辑学是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那么研究探索规律，尤其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就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这是一切编辑学研究者应该竭尽全力，倾心以赴，去追求和探索其真谛的必要环节。刘杲同志在主管编辑学研究的整个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大家知道，刘杲同志研究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过程中曾经有过三次表述。第一次是1998年7月在西宁召开的《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年会》上，他是这样说的：“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他这样讲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这就是“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他说：“我们做图书编辑工作的人常讲，无论如何，总要出几本书能够立得起来，传得下去。否则，多少年过去，留下什么呢？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传世之作当然是高质量的，是精品，是精品中的精品。传世之作是高峰，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如果拿不出跟我们的辉煌历史相称的，跟我们今天重要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出版成果，我们向当代和后世怎么交待？……我们应当下决心攀登高峰”。基于这样的主导思想，他认为“奉献传世之作，离不开编辑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策划、选题、组稿和审读都是选择。当然“创作是首要的，传播也必不可少”。但两者都离不开编辑，“离不开编辑对创作成果的选择和加工”。他认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历史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它一次又一次地淘汰那些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东西，同时留下那些比较先进、比较文明、比较科学的东西。把留下来的成果传给后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他说：编辑“不仅要选择，还要加工。加工是创作的延伸和作品的增值”。“总之，经过编辑加工使书稿的内容更趋完善，形式更趋完美”，它和选择一样是编辑劳动的创造性。［2］312-314选择和加工是图书成为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二次是1999年初，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这个表述和第一次表述相比，除了增加“传播”两字外，没有更大的差别。从文章发表的时间看，当时正是许多研究者响应学会提出的建立编辑学理论框架提供自己构思的兴奋期；也是电脑在编辑加工中应用，出版与数字化联姻之初，编辑活动由单向向双向、多向交互式转化，它由原来的单一服务变为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为此他特地说明：“选择包括优选和创新、加工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优化、传播包括复制成果和服务受众”。［2］321这正是他善于抓住新生事物，与时俱进作出新概括的原因。这种敏锐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是一个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格。第三次是2005年11月他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上的《编辑规律学习笔记》。此文中有些观点曾在此前的会议或文章中发表过，这里只是把他自己前一阶段的看法加以归纳整理，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他在文章中说：“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个表述和前两次的区别在于一是加上了“编辑人员以……”突出了规律存在于编辑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之中。二是把前两次的“科学文化成果”、“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改成为“作品”，而且是指一切法定作品，包括数字化的作品。用“作品”两字，首先区分了作者和编辑，突出了编辑是在处理作者作品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客观要求；同时，作品是个中性字，它的包容不同于“文明成果”。三是把“传播”明确为“传播文化是目的，选择和加工是手段”，使这一表述，显得更加符合编辑活动的客观实际，也更为简洁。刘杲同志在这篇笔记中，还阐明了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若干特性，诸如：“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编辑活动的本质是同一的”。［2］405“编辑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对编辑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是编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有经过对作品的选择和加工，才有可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公众。”“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在编辑活动中，编辑基本规律影响全局和贯彻始终，并且制约其他规律。”［2］405-406
刘杲同志对编辑基本规律的三次表述，二次修改，说明他时刻关注着编辑活动在实际工作中的发展，并不断地用编辑的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观点，力求使自己的概括正确地反映编辑活动的本质联系，使之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提升它的科学性。
七、为不断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中基本的概念系统不遗余力。2001年，为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选拔出版专业技术人才，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在出版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由总署负责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总署由主管副署长桂晓风同志牵头，建立了由刘杲、巢峰等同志参加的“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由业界和高校从事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专家参与其事，首先要编写四五本辅导教材，由于时间短、任务重，许多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在编写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问题，编辑出版工作中许多名词、概念的解释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不解决，这套教材是编不成的，辅导、考试命题、答题，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解说。实际主持这项工作的刘杲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成立由少数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先确定需要解释的名词、概念，分头写出简而明的释文。最后由刘杲同志亲自主持，集中两三个人，一条一条，逐字逐句，斟酌推敲，这样，先后花了几天时间，120余条释文终于成稿，经刘杲同志审阅修改后，印发审定委员会全体同志讨论，获得通过。推动了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了2002年5月及时出版和考试的准时完成。这次辅导教材的编写不仅保证了此后几年教材修订和考试的顺利进行，对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也是一次有力的推动，这是刘杲同志的一大贡献。但是刘杲同志谈到此事时，仍谦虚地说，“教材是新闻出版总署直接抓的。即使如此，教材的说法只是适应编写教材的需要，不是编辑学学术讨论的结论，不妨碍大家在学术上深入研究和继续讨论”。［2］376
八、与时俱进，着眼未来，抓住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预测新发展，推动编辑学不断前进。这是刘杲同志研究编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编辑学崛起之初，他就提出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还在大家讨论图书编辑概念的时候，他就提出研究编辑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涵盖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同样，在网络传播出现不久，他就提出要研究网络编辑和建立网络编辑学的必要性。他说：“信息数字化、网络化给媒体带来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文化成果的数字化传播需要选择和加工。要在网络上不断涌现的海量信息中避开垃圾信息，剔出无用信息，开发有用的信息产品，同样需要编辑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如果没有有效的编辑活动，铺天盖地的信息只会成为灾难。在信息时代，编辑的客观需求是相同的。只是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跟过去不同”。［2］382他在2006年初曾经说过：“编辑学研究涉及网络编辑的不多。现在看来，把网络编辑活动的研究提上编辑学研究的日程已经迫不及待。可以明确地讲，网络时代需要网络编辑学”。［2］412他又说：“网络编辑与传播媒体编辑，共同目的都是建设文化，其编辑活动的基本要求都离不开内容的选择和加工，在这个前提下……网络编辑有哪些不同于传统编辑的基本特征，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毫无疑问，网络编辑学应当是整个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122006年2月，他在离开学会会长领导岗位的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他在要求“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课题后说：“今后的编辑学研究要与时俱进”，“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加显示中国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2］409-413这段话，不仅是他对今后研究编辑学的希望，也是他自己鞠躬尽瘁，执著追求编辑学研究的心声。正是因为他有这样追求，才有编辑学的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的认同。
刘杲同志对编辑和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他对编辑工作的价值取向、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的论述，对于推动和指导编辑出版史研究的论证，对把编辑学专业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所作出的努力，对编辑人才培养、编辑职业道德的论述，编辑学与临近学科特别是与出版学的关系和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的论述，等等。一篇短文是不能完全概括的，如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大家对刘杲同志的编辑思想加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推动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前进，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1］边春光. 中国编辑实用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695.
［2］刘杲. 出版笔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邵益文. 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刘杲. 加强图书编辑人才的培养//刘杲出版文集.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87.
［5］刘杲. 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刘杲出版论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478.
［6］邵益文. 中国编辑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编辑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
［7］阙道隆. 编辑研究文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147-234.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
作者：邵益文
领导学研究论文 篇3：
高校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研究
[摘 要] 学术骨干是高校学科建设团队中的骨干力量，是学科实力提升和优势特色形成的关键因素。学术骨干作为学科团队中的引领人，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学科建设中，学术骨干在学科引领中存在领导力观念滞后、学科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学术骨干能力素质有待加强、学科团队文化建设薄弱等问题。为了提升高校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实现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应在加强领导力理论基础、健全学科内部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学术骨干自身能力、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关键词] 学科建设;学术骨干;领导力;学科团队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广西科技大学科学基金项目“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研究”（校科社189311）;2021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基于学科建设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机制研究”（JGY2021183）
[作者简介] 王春霞（1985—），女，山西大同人，碩士，广西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学科建设管理研究;喻 言（1983—），女，湖南湘潭人，硕士，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处讲师，主要从事研究生培养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学科建设是高校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关键靠学科团队中的成员，特别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术骨干。学术骨干作为学科团队中的核心，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学科实力提升和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好的学术骨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交流能力，能够把握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前沿，有能力引领和带动本学科成员共同发展学科，具有较强凝聚力。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发挥，直接制约着学科建设的成效，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因此，高校要牢固树立人才为本、人才强校的观念，充分认识学术骨干人才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术骨干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学科成员共同发展学科，凝聚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学术骨干队伍建设，促进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一）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内涵
许多学者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给出了定义。孙京新等指出，领导力是一种建立在领导体系等多元基础之上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及其他成员实现共同目标和愿望[1]。潘骏认为，领导力的质量是决定学校效能和学生学业水平的关键因素[2]。笔者将学术骨干领导力归纳为由学术骨干的学术性、专业性及人格魅力等对学科或学科团队成员产生的影响，是一种为了实现共同学科规划目标和愿望的综合影响力。
（二）学术骨干领导力的现实意义
学术骨干是学科团队的中心，也是学科建设的后备力量。提升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对于学术骨干高质量地履行其岗位职责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提升学术骨干领导力是学科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学科建设发展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国际交流等环节体现出来。学术骨干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实施者，学术骨干领导力及发挥程度对学科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人才、助推学科治理完善等。具有领导力的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能够利用个人的专业权威及人格魅力等引领学科团队成员共同发展建设学科[3]，形成凝聚力，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等多方面促进学科建设发展。其二，提升学术骨干领导力是学术骨干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领导力的学术骨干，在团队活动中通过资源共享、参与合作的方式，能够不断地反思和改进学科建设中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促进自身专业技能的提升。同时，提升领导力对学术骨干的身心健康也会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培养，加强学科团队成员间的沟通与合作，提升学术骨干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专业发展。其三，提升学术骨干领导力是提高学科建设管理效能的内在需求。对于高校来说，学科建设管理效能固然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的有效领导，但与学科团队成员，尤其是学术骨干密不可分。开发学术骨干的领导力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并且在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凭借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情绪智力、沟通协作能力，能有效地解决学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整个学科团队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学术骨干的组织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二、学术骨干领导力存在的问题
（一）学术骨干的领导力观念滞后
受传统科层式领导理念的影响，领导通常被看作与职位权力相关联的概念。对高校来说，学术骨干领导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领导力开发实践中，更多地强调校长领导力和学科带头人领导力的培养，忽视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开发。一方面，学科建设过程中学术骨干领导力的观念传播滞后。多数学术骨干认为，学科建设的管理和领导主要由学科带头人负责，因自身没有具体职务，故管理及领导工作与自己无关。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学术骨干教师意识到领导力对其履行岗位职责的重要意义，但由于领导意愿不强、个人能力制约、沉重的工作及生活压力等多重因素，学术骨干在参与学科建设的各项事务中缺乏积极性和自主性，很难在学科团队中发挥自身的领导力，领导力观念落后。
（二）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学术骨干角色缺位
在当前学科的管理体制中，由于学科内部组织结构不健全，缺乏明确的分工，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及成员职责边界不明晰，定位模糊，使得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活动中顾虑较多、束手束脚，很难实现对学科团队的影响和带动。这造成职责关系混乱，难以形成合力，学科组织体系过于松散，致使学科建设成效不高。
同时，由于学科建设配套的制度、管理办法、举措不完善，学科团队整合难、资源共享难、重大科研成果产生难，学科发展统筹协调能力整体不强。
（三）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有待加强
学术骨干领导力主要来源于个人的影响力，即人格魅力、专业权威等[4]。学科团队中的学术骨干肩负建设学科、发展学科的重任，虽然在学科领域内其科学研究能力较强、对学科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但按其肩负重任的要求，无论是从思想素质还是学术素质，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很大程度制约了学科建设发展的进程。具体表现为：学术骨干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及创新意识不强、学科团队组织协调能力较差、社会活动能力较弱、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学术权威容易受到学科团队成员的质疑、信息的获取及加工能力不足等。
（四）合作模式的学科团队文化建设薄弱
目前，学科团队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学科团队的价值理念相对薄弱，团队成员缺乏对团队的社会认同，学术思想及学科建设工作中的分离现象不仅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培养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对学科团队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发挥引领、示范、凝聚和辐射作用的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缺乏;学科团队深层次的和谐理念薄弱，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及成员在多数情况下迫于个人的工作压力，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工作任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不够顺畅，很难在学科团队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影响了团队的凝聚力，导致学科发展水平不高，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不大。
此外，学科团队内部鼓励知识共享、创新的氛围不够浓厚，学术骨干与学科团队成员在集体讨论时存在习惯性的自我防卫，导致深度会谈无法进行下去，阻碍了学科团队智慧的发挥。
三、如何提升高校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
（一）转变思维方式，加强学术骨干的领导力理论基础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学校领导理论的发展，建立一种扁平化、民主化、人性化的学习型组织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力不再意味着地位和权力，更多的是建立在专业权威和人格魅力上。高校及学科团队应该打破制度束缚障碍，树立新型领导力发展理念，加强学术骨干领导力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唤醒学术骨干的自我意識，帮助学术骨干培养领导力，提升他们的个人领导意愿。
作为学术骨干，应从思想上正确认识领导力，树立大局意识，重塑分布式领导理论视角下的领导力思想。只有树立与学科发展定位相适应的思想，为自身领导力的培养制定目标，进一步加强领导力理论的学习，更新观念，夯实理论基础，培养战略思维，有效地提高领导力，才能更好地引领学科发展和建设。学术骨干还需要有自主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激发和强化自身的学术信念与意识，形成内驱力，进而增强自我效能感，以重大学术成果促进学科发展。
（二）建立健全学科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为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发展提供保障
学科内部规章制度是学术骨干领导力发挥的根本保障。为此，高校应加强学科内部领导力制度化建设，完善学科组织建制[5]，确立学科基本框架，理顺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学科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领导力运行。构建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学科成员完整的成员梯队，形成知识结构互补、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科团队，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科的组织化水平;学术骨干的定位不能局限为一种学术称号，而应该定位为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激发他们的人格魅力，在学科领域中带头统领、组织协调，确保学科管理效能得到提升。
在学科带头人学术导向下，构建定位明确、层次清晰、衔接紧密的学科发展规划，明细职责与权力边界，坚持以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导向，让学术骨干明确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为学术骨干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激发学术骨干的内生动力，增强学术骨干对学科的贡献度，参与学科建设各项任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争取产生更多高质量学术成果，形成合力，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三）重视学术骨干能力提升
学科建设工作的创新性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学术骨干，缺乏学术水平、学术素养与学术道德的教师是难以胜任的。任何学科的学术骨干只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是不行的，他们还必须具备优良的业务素质，即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等。可见，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是领导力生成的内部影响因素，要重视学术骨干能力素质对其团队成员的影响力。
为此，学术骨干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术信念及学科意识，提升人格魅力;其次，要以学术研究为抓手，夯实自身的专业理论基础，关注学科前沿与发展动态，更新学科知识储备，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分析和思考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团队成员中学科共同体的建设，协助其他教师完成教学、科研等任务，有意识地积极发挥自己的领导力作用[6，7]。最后，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参加与学科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研究等，不断拓宽学科团队的国际视野，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增强前瞻力。
（四）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设，引领团队可持续发展
学科团队内部要形成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团队协作精神。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设，在学科组织内营造“领导理念”的文化氛围[8]，促进学术骨干从思想、行为上激发领导力潜能。结束学科团队内“单打独斗”的局面，建立“抱团取暖”的团队合作模式，进一步明晰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学术骨干对学科建设工作的价值引领、示范引领。
作为学术骨干，要注重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引领团队成员拧成一股绳，团结合作、优势互补，让这种合力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首先，要在团队中形成学术知识共享、开放协作的交流氛围，带领团队成员进行思想交流，形成思想碰撞。其次，学术骨干要在学科团队内营造积极向上、和谐奋进、相互促进的学术氛围。
另外，学术骨干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应该积极参与到学科治理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学科治理过程中的才能，这是高校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升学科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合理性，还有助于解决学科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从而确保学科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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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adership of Academic Backbone of Discipline Te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Chun-xia1， YU Yan 2
（1.Development Planning Office，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545006， China; 2. Postgraduate Office，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545006， China）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cademic backbone; leadership; discipline team
作者：王春霞 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