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医院卫生经济论文

摘要：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担负有战地救护的职责，并且在抗战初期就组建了救护总队部来协调全国的救护工作，其派出的多支医疗队、医护队遍遣全国各个战区。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也有多支医疗队和医护队前往医疗条件薄弱的延安工作，对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发挥了很大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战区医院卫生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战区医院卫生经济论文 篇1：

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救济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对在北平卢沟桥驻守的二十九军的攻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在卢沟桥事变中，社会各界纷纷通电支持驻二十九军英勇抗日，还积极捐款捐物慰劳前方将士。特别是因战事影响，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而且伤兵众多，北平的红十字会、商会、基督教会等中外团体，都本着慈善与人道主义精神，通过设立难民收容所、施粥及组织战地救护等措施救济难民与伤兵，为全民族抗战贡献了力量。

/红十字会救济/

中日战事开始后，位于北平的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于1937年7月9日派阎承龙率领队员十五人、医师四人组成第一联合救济队，携带大宗药品、担架、食粮，赴宛平县卢沟桥一带，实施救济，并为便利伤兵难民治疗，特在战区筹设战地医院及收容所。第一队担任巡行、治疗及赈济工作，据7月24日《申报》报道：该队自赴战区实施救济以来，每日治疗军民，平均在二十五六人以上，散发暑药，每日五千服，尚不能满足使用。7月13日，该队绕道至宛平县城，先后在西门外治疗受伤及疾病军民112名。又县城附近村庄贫民，受事变影响，导致饮食发生困难，曾由该队会同各村长施放急赈160余口。当时天气炎热，伤兵及逃难者多有中暑症状，该队还分驰赴难民聚集的各重要区城，巡回治疗，并散施暑药。阎承龙还率领队员、医士乘救护汽车，在7月11日至23日间，曾多次先后绕道至宛平县城，一面治疗伤病患者并施送暑药，一面施放赈款进行临时急赈，计共治疗伤病员590名，施放急赈273户。

该会还在天津召开临时会议，商筹救济进行方法，但因战事发展急需救济，后联合红十字会北平分会一致筹备，于7月22日成立第一联合救济队第二队，联合大兴分会于7月27日成立第一联合救济队第三队，分别开展救济。8月1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东南联合救济总监理部也在上海成立，办理平津救济事宜。

中日战事导致尸体遍野，无人埋葬，该会救济队为此专门办理掩埋工作，并救济收容难民，治疗伤兵。特别是在7月28日后，南苑一带战事激烈，三个救济队分乘救护汽车驰赴北平四郊，分别实施救护、收容及掩埋各项工作。据该会报告，三队先后接护难民13061人，其中来自宛平县难民占绝大多数，并救治伤病患者二百余人，掩埋尸体593具。

随着战事发展，前方难民请为收容者，日渐增多。该会于7月30日先行成立临时难民妇孺第一、二、三收容所，分别收容。后为适应难民需求，该会又先后于城内、西郊设立了第三到第十三收容所，广为收容难民。据8月18日报告，该会仅城郊收容所十处，共收容难民3618名。该会1937年9月发布的《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北平事变临时救济报告》曾记载称：每所置主任一员，男女管理员数员，举凡难民起居饮食管理、训育以及检察疾病卫生等事，悉由主任及管理员负责处理。入所难民衣服单薄而不足御寒者，则分别施给衣裤，其中患病者，则由医生轮流分赴各所施以治疗。因部分难民恐惧战事，精神受到刺激，该会还派人分往各所多方劝导宽解，以安慰其心神，并代为查寻亲属。难妇中有怀孕及生产者，则另设产室，以便调养，并承助产学校医士随时到所义务接生。据统计，各所收容难民妇孺1.3万余人。8月中旬以后，北平城郊附近各地渐趋稳定，大部分难民陆续返回家乡，少数无家可归者则由该会设法安置遣送。因当时伤病员急需救治，但该会附设医院空间较小，故于7月30日特组建临时医院。除该会附设医院的人员外，还请其他医院的医生、护士相助服务，而且还补充了病室设备。伤病员由各救济队在城郊各地随时救护，送临时医院收治，并有专员安排留院者的饮食及治疗，其中凡属重伤须用大手术者则送中央医院及红十字各医院转送医治。临时医院的服务周到，每日上午八时，下午四时，由医务主任会同医士按次为住院者换药，病情稍重者则随时诊视。据该会报告，该院在两个月之间共收治伤患302人，临时施诊4323人。社会各界人士对该会收容所、医院的服务颇为赞许，且有向该会捐助财物及书棋者。

/北平市商会救济/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于1937年8月2日成立北平市商会临时救济会，先后拟订了收容难民办法及收容所管理规则、收容所难民死亡措置办法等规定，以救济北平市附近的难民。该会设总务、救济、平粜三部，其中救济部内设收容、掩埋、输送、卫生四组，平粜部设经理、保管及运输三组。商会主要通过向所属各行业公会进行募捐钱款、医药，来组织实施救济，其他部门及社会团员亦曾捐助，如北平地方维持会曾资助两千元。

因战事导致民众流离失所，该会最初先组织救护队前往卢沟桥附近调查救护，后雇用大型长途汽车数辆，分赴北平城郊将聚集的难民，按照男女老幼分别进行登记后，载送收容所，每日达四五次之多。该会还派员分赴房山、良乡、通县、丰台、香山、门头沟、沙河、昌平等北平各地，将沿途经过村镇所遇难民，均按手续登记姓名、年龄、地址等信息后，用车护送，入城收容。該会成员冒着酷暑高温，坚持进行救护工作，自1937年8月起，先后在龙泉寺、彰义门大街的东北大学旧址、南半截胡同等开设收容所三处，收容难民。到10月中旬，临时救济会结束时，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1751人，第二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2588人；第三难民收容所收容683人，三所合计收容难民5022人。

据该会在1938年出版的《北京市商会临时救济报告书》称：收容宿舍的地下铺以草席，每日督饬工人洒扫，保证清洁与空气流通。凡难民无衣更换者，即将各善士捐助之衣物随时发给，以便换洗。如有疾病，则由中西医士随时诊治。难民中的孕妇，产科医士也随时为她们检查，并送产科医院安全分娩。北平僧人曾到收容所讲经，安慰难民，听讲者颇为感动。该会还安排职员，维持难民秩序，随时调解劝导妇女间的争吵，并阻止取缔不良行为，另为难民亲友来访设立接见室。收容所按照北方习惯，每天上午九时、下午四时安排早、晚二餐，提供白面馒头、小米粥、玉米面蒸窝头、大米绿豆稀饭等食品，间有饺子、蒸食及米饭，并对孕妇及患病者则准备营养丰富食物。收容所还实行以工代赈，难民中的精壮男丁在收容所帮忙服务者，酌给奖金，或介绍工作至救济会，妇女则被雇佣缝制赈衣。当时社会各界捐助该会的被褥、衣服及食物等，也由该会发给难民使用。如该会曾获得北平的平粜委员会拨给布面袋三万余条，经该会染成布袋，并购棉花做成棉衣后，分发各收容所无衣之难民及附近各区贫民。该会收容难民历时两个多月，待北平秩序稳定后，在地方当局、沿途军警保护协助下，陆续遣送收容所的难民回到原籍生活，到10月中旬时已遣送259人。凡难民回籍，该会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或请交通部门发给铁路免费乘车证。但难民中老弱无依、无家可归，一时不便回籍者，仍在该会留养。

收容难民工作告一段落后，因适逢寒冬，失业贫民饥寒交迫，该会还在各界资助下，特于1937年11月—1938年2月在先农坛附近设立临时粥厂，救济附近聚集的贫民及暂留的难民。此粥厂分搭男女领粥人席棚二座、孕妇棚一座、职员监视放粥棚一座，领粥人在登记领取竹牌后，凭牌依次进棚领粥，并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老弱病残则受到照顾，可单独领粥。同时，世界新教会曾给粥厂提供棉衣裤、玉米票，佛教会亦资助铜元票等，也由该厂在挑选调查后，匀配发放给贫民及残疾者。该粥厂在开办的四个月间，领粥人数达30万余人，给寒冷冬日中的民众带来了温暖福音。此外，火器营村、丰台等地的两千余名贫民，因缺粮缺衣，还主动请求北平商会救济，该会随后会同警察进行了发放玉米面等赈济。

/基督教及佛教的救济/

北平的基督教会在战事开始后，则成立基督教联会救济会进行救济，向社会募集捐款衣物及服务人员。该会曾在花市福音堂、交道口福音堂、彰仪门福音堂等教堂成立收容所3处，先后收容近两千名难民，另在齐外福音堂及清河镇福音堂设立临时招待处两处，用以随时接收难民。收容所免费提供食物，每日有讲道、识字班、幼稚班及音乐等活动，定期有医疗卫生检查。北平的救世军也先后设立8处粥厂，为1万多名难民提供食物供应，后还设立难民营收容难民，协助红十字会在通州、潞河从事救护工作。

基督教会的同仁医院、道济医院、协和医院等组织医疗队还前往红十字会的收容所进行医疗服务。当时北平基督教联会还与红十字会等机构联合成立重伤医院一处，先后收容500多名病人，部分基督教徒则在医院担任看护服务工作。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也积极为前线募捐棉衣及捐款，并与红十字会合作设立伤兵招待处，组织人员为伤兵提供娱乐、教育等服务。上海的基督教会也曾募捐后汇款一千元，用以北平救济难民。此外，平西的法国天主教堂内设收容所一处，共收四千余人，每家各以席支搭窝铺，秩序井然。

北平佛教界为了扶危济困和救死扶伤，则发起成立北平佛教临时救济会，后设立收容所来收容难民、供给食宿，并附设施医所为难民诊病医伤，另有专门的佩戴徽章的救护队。据1937年9月25日统计，该会在广济寺、广化寺、法源寺等16个佛教寺庙设立10个收容所6个暂息所，收容难民总数为9946名，先后出所总数为9163名，实住难民为805名。北平的僧人印智、显宗、宗月等还到各收容所宣讲佛法，念经祷告，从精神上安慰民心。当时二十九军的战士尸体无人掩埋，鹫峰寺的宗月和尚还挑选了收留的16名灾童，组织了战区掩骨队，前往南口战场掩埋二十九军将士的尸体，甚至包括日军的尸体。此外，五台山普济佛教会也在北平设有难民收容所，在8月底曾收容91人，并有医院为难民诊病。

/其他团体的救济/

为救济前线伤兵及难民，在上海的中国红十字总会致电所属的北平分会及华北救护委员会，派员赴北平加紧前方救护。后该会成立重伤手术组在政府开办的临时医院进行手术，尽力救护伤兵，并积极筹集医具，购买裹伤包及大宗药品运往前线救护使用。该会还组织协和医院、齐鲁大学医科学生的组成的战区救护队赴卢沟桥、南苑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并成立了临时医院为伤兵救治。为收容难民，红十字会北平分会设立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到1937年8月19日已收容159人。该会后还成立了北大三院第二收容所、海京工厂第三收容所，并征集破旧棉衣、棉被、白被单进行消毒后，供应难民使用，还派车辆到南苑、通州、海淀等地收容伤兵难民。此外，美国红十字会曾捐助1万美元，用以救助华北难民。

北平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会则派救护队携带应用器具及药品急赴战地施救，还在报国寺、珠市口万明路等地设立收容所，收容救济无家可归的难民，并组织人员掩埋牺牲将士的尸体。该会为救济宛平县受灾难民，还在7月26日派人押运小米二百担，赴卢沟桥一带发放，其中大人每人十斤、小孩每人五斤。据8月16日报告，该会已收容难民809名。北平的回教团体则有救济回教之组织，并在回教的西北第二小学、东四清真寺设有收容所。其他机关之从事救济工作者，有北平协和医院，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新闻记者公会等。南苑郊外伤兵因运输困难，致伤兵遍野，北平城内的协和、北平大学附属、同仁、道济、妇婴等医院则竭力救治伤残兵士。

当时北平中外团体彼此合作，救济伤兵与难民事宜。据《申报》8月12日报道，北平银行公会，捐助难民救经济费一万元；国际妇女俱乐部，亦募集四千元，其中有七百元，已请美国士兵散给难民，该俱乐部还决定以一千元购制衣被分给伤兵，以一千二百元救济难民，余款则交红十字会散发；英美兵士及其他宗教团体，对北平四郊的难民，均热心救济，曾每日遣派大批汽车出城收容。

因难民众多，各团体也组织多处收容所。如正字慈善会设有收容所，据该所8月18日报告：收容人数为男子90名，女子143名，幼童104名，幼女114名，共451名；道德学社也设有妇孺收容所，到8月26日，该社第一、二、三收容所分别收容154人，62人及70人；万国道德会在东四三条设立的妇孺收容所，到8月底收容66人；平西有中央医院设有的西山老幼救济所一处；在大觉寺也设有中央医院西山老幼救济所一处，可容难民一千人，但是难民所需粮米极度缺乏。通县同乡会，亦开办收容所三處，以收容通县难民。因难民多患有疾病，万国道德会的刘国俊等医师，还在无量寺设立医院免费诊治难民，前后应诊者近3万人。

在政府方面，设在宛平的河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曾一次性施米二万余斤，赈济城内外的三千多灾民。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则请求南京总部，派员专门赈济宛平难民。宛平县当局也在大量购粮后，通过警察局按户发放赈粮。北平警察局附属的警察医院也曾组织卫生班到各团体组织的收容所进行卫生检查，查看难民中的患病情况。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职在救济，责无旁贷，也本救人之心，专门成立设计委员会，负责设计规划救护北平战地难胞事宜。该会除联合红十字会、中国佛教会等团体积极训练救护人员准备战事救护工作外，并在北平卢沟桥、宛平等处，办理难民收容所，以免流亡。该会还派常务委员杨子功到北平实地考察，办理急赈，其报告称：宛平一带房舍被毁，死伤遍野，建议应速拨款救济死亡家属，并应设法收容妇孺。为此该会除将之前救济绥远灾民的余款，先行将五千元汇给杨子功进行战区急赈外，还向社会各界劝募捐款，从事救济。该会还将所得捐款，陆续汇往赈务委员会驻平办事处，用以协助当地慈善团体开办难民收容所等救济。

卢沟桥事变中，北平当局及二十九军忙于同日军作战，在救济难民与伤兵工作上有心无力，而各种民间团体在此时则充当了主要的救济力量。这些团体多具有丰富的救济经验，其中还有来自国际的援助及外国人士的参与。他们冒着炮火的危险，经过前期的调查，合理组织分工，借鉴西方的赈济模式与经验，最大限度地救济了难民与伤兵，使其摆脱了身体上的疼苦与饥饿，这实际上也是北平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号：16KZD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张德明

战区医院卫生经济论文 篇2：

试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延安的救护活动

摘 要：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担负有战地救护的职责，并且在抗战初期就组建了救护总队部来协调全国的救护工作，其派出的多支医疗队、医护队遍遣全国各个战区。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也有多支医疗队和医护队前往医疗条件薄弱的延安工作，对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发挥了很大作用。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延安;医疗卫生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八路军主力前往山西配合国民党军队抵御日军侵略，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但是此时延安地区的医疗条件较差，主要是合格医师和药品医疗器械短缺，所以此时中国共产党能否争取到外援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在延安方面的争取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首先派遣了多支医疗队和医护队前往延安救治伤兵;其次在派遣医疗队的同时还多次运送边区急需的药品到延安。本文拟利用救护总队现存的部分档案资料、当时出版的报刊和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录来对这些前往延安地区救护队及其活动进行探析。

一、各救护队概况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深感淞沪会战期间所成立的、以南京重伤兵医院为代表的旧有的垂直救护分工体系难以适应无限延长和扩大的战事需求，立即着手成立灵活的医疗队和医护队前往全国各个战区[1]198-201。这些救护队大致分为甲种医疗队（手术组）和乙种医护队（绷扎队），各支医疗队编组完成后遣往全国各个战区，“在各地伤兵医院处理重伤病人、急诊科手术及换药工作”[2]442-443。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施“治安肃正”作战，所以此时首当其冲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自救护总队成立后，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就立即与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向救护总队寻求医疗援助。

查阅目前可知的相关资料可知，在抗战初期被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往延安地区的救护队有：第7医护队、第23医疗队、第29医疗队、第33医疗队、第35医疗队、第39医疗队、第54医防队（即国联防疫团一团第三组，来延安后曾改为西北防疫处第三组）。救护总队派往延安地区的医疗队和医护队对于当时延安的医院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些队伍里的医师和护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还携带了边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对于“没有得到一片奎宁和一个包扎包”[2]585的八路军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支援延安地区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7、23、39医疗队是最早进入边区工作的救护总队单位，1937年11月这三支队伍就已经在西安组建完毕，由河北医学院院长齐清心率领奔赴延安。第7医护队主要的组成人员为护士和助理护士，承担伤员的绷扎和看护任务，队长宋文楷，副队长刘贡和。第23医疗队队长则由西安医学院毕业的谢静奎担任，第39医疗队队长为高丕泰。在抵达延安后，第23医疗队由于整体实力较强，被派往距离前线最近的第二后方医院工作，后于1938年4月被派往位于延安东北的甘谷驿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工作，一直到1939年6月。在此期间，第23医疗队先后派出数支小分队前往拐木沟、延长、交口、张家驿、延川等地协助八路军第1、第2后方医院及第1兵站医院救治伤兵。①第39医疗队在到达延安后，被派往宝塔山医院（边区医院），第7医护队则直接留在延安市内门诊部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医疗队、医护队虽然工作在延安，远离前线，但却是在日军飞机的轰炸范围之内，1939年11月，“第7第39医疗队设在陕西延安之门诊部，遭敌机炸毁，所有房屋卫生器材及设备全失”[2]309。1939年初第7医护队由于日机轰炸西安频繁被调回西安工作。1939年4月，第7医护队改组为医疗队，派往眉县第149后方医院工作。②

与23医疗队一起组建并随后前往延安地区的是第33医疗队，于1938年2月从西安出发前往延安，1938年8月因战局变化，第一中队又将其调回西安。③8月，第1中队加派第29医疗队至延安。④第29医疗队和第7医护队紧密配合，在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山洞医院”开展工作，经过队员们的精心布置，此时的边区医院俨然成为边区的医药中心。

1939年初，国联防疫团第三组来到延安，这是一支医防队，在救护总队序列中称为第54医防队，主要承担卫生防疫工作。国联防疫团第三组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宝塔山边区医院，但是由于该队设备先进，所以承担了边区医院大量的化验及传染病筛查工作。为了工作便利，该队就住在宝塔山边区医院内部，当敌机轰炸延安过后，国联防疫团第三组还积极投入抢救伤员的行动中[3]243。由于该队成绩突出，八路军卫生处在1940年1月为表彰第54队做出的巨大贡献，授予其锦旗一面，上书：“中国红十字总会第54队全体同志存念，不辞劳苦，发挥了医人救国的热忱。”[2]224

二、各救护队在延安所开展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医疗卫生工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合格的外科医生紧缺，故无法及时对伤员进行外科手术;第二是医疗器械、药品短缺，尤其是抗生素类药品、麻醉剂严重不足，在边区建立自己的药厂和卫生材料厂之前药品基本上只能靠购买和接济;第三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养成了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长久以来的封建迷信思想在当地群众心中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当地各种烈性传染病时常发生，而且发病率极高。据统计，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边区每年死亡约八九万人，其中病死率为60%，而且这其中儿童和妇女占绝大多数。从陕甘宁边区的相关资料看，当时的烈性传染病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三种;常见传染病有斑疹伤寒、回归热、痢疾、伤寒等[3]130。

（一）协助延安邊区医院的日常工作

当这些医疗队和医护队到达延安后，首先协助各医院开展治疗工作，这一时期正是日军节节侵略之时，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后，会有大批的伤员转运至后方，所以在延安市区的医护工作者被大批量抽调至伤兵医院对伤兵进行救治，这就直接导致了延安市内的门诊部和边区医院医疗力量不足。以边区医院为例，1937年底至1939年春，在八路军军医院成立之前，从后方运送来的药品、医疗器械都主要用于边区医院的治疗工作。国内外友好人士、医疗工作者、慈善团体在初到延安的时候，也都云集边区医院，因此在抗战之初，延安边区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是整个陕甘宁边区首屈一指的。

1938年春，救护总队第23医疗队率先来到边区医院开展工作。第23医疗队不仅有医术精湛的医师和经验丰富的护士，还携带了大批边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后来，随着八路军伤病员的增多，为了诊疗上的便利，第23医疗队又请求西安方面调X光队来延安协助诊疗。其中山东齐鲁医学院的学生刘筠负责一台X光机跟随第10医疗队到边区医院，另一台X光机则由山东医专的学生于保良负责跟随第23医疗队到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4]21。

随后到来的第29医疗队与第7医护队合作，也在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山洞医院”——边区医院开展工作。当时的媒体报道：“此等山洞皆开筑在峻峭的山壁间，山洞皆扩大而舒适，且干燥得宜，壁上皆涂有石灰，阳光亦能充分射入，故施行手术绝无困难。”但是在6个月前，“伤兵须自备行李，自行烹饪，睡床亦皆有不舒适之砖坑”。经过救护总队第29医疗队和第7医护队的精心调整后，“一切衣服被褥，皆由院中自备，且皆有个别之床铺，故无须再事爬坑”。并且“洞中尚有出诊所一处，每天诊治病人二百名，此外更有产科医院一所，每月平均接生三十五个左右”[5]。

在第29医疗队和第7医护队来到边区医院之后，总会救护总队又派出国联防疫团一团第三组（第54防疫队）来到边区医院，进行临床检验和传染病筛查工作，他们的到来，对于控制斑疹伤寒、回归热等烈性传染病在边区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原有医护工作者和救护总队医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边区医院俨然成为延安地区的医药中心，在经济落后的延安地区有如此“小型现代化之卫生机关，可谓空前之创举”。⑤

（二）参与延安城区卫生防疫建设

笔者查阅当时延安地区卫生防疫内容的报纸和记录抗战时期边区卫生情况的资料后发现，虽然党中央到达延安后，为改变陕北落后的卫生面貌，曾在1937年3月由军委卫生部出面在延安组织了一次城区的大清洁运动，但真正开始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则是在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会议后。1940年5月26日延安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作为领导延安防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以系统指导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通过了《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边区流行的传染病分为两类：鼠疫、霍乱、天花为一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回归热、流行性脑膜炎、白喉、猩红热为一类[6]。

为加强延安的卫生防疫工作，救护总队编组国联防疫团第三组（即第54医防队）前往延安。国联防疫团第三组来到延安之后的工作大致分为5项：一是环境卫生，根据长期以来延安地区群众没有修建公厕的习惯而在城区修建公厕20个，各乡打水井两口，挖污水坑一共50个，设立垃圾箱10个，垃圾坑20个，以便集中处理城区所产生的垃圾和污水。二是检验工作。三是传染病筛查，结果显示，延安地区流行性感冒、痢疾和伤寒患者众多。四是预防工作，主要分为打针和种痘，在延安地区接受打针者约3000，种痘约2600人。五是开展卫生教育[7]。国联防疫团第三组在延安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设立灭虱站，设立灭虱站也是救护总队为应对当时流行传染病而采取的措施。自1939年冬天起，救护总队开始在各军医院为伤兵实施灭虱、沐浴、治疥，这项工作由医防队和救护队承担。此项工作也是救护总队防疫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为防止斑疹、傷寒和回归热在军中的传染[8]208。1940年5月，国联防疫团第三组经西安大队部整训之后回到延安，并分为A、B两组，A组由崔辉生带领，继续在第二兵站医院开展救护伤员的工作，由于此时晋北伤兵被源源不断送来，所以A组的工作十分艰巨。B组在54队副队长潘雄敏的带领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师范灭虱站开展师范灭虱、治疥、卫生防疫等工作[2]233。八路军卫生部因54队成绩卓著，还赠送了1袋大米，30斤猪肉等慰问品以资鼓励[2]224。从1940年7月第54队向总部发送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看到，在延川的A组队员还时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第54队工作的第二兵站医院第三分所位于延川，而1940年日军加紧进攻边区，河防吃紧，不时有日机来袭。在这年6月的一次空袭中，A组所在的窑洞均被日机炸毁，所幸无人员伤亡[2]225。

三、参与治疗伤病员的工作

第23医疗队是最早进入边区的红十字会救护队之一，因其人员配置最为齐全，综合实力最强，所以其一部被派往第二兵站医院承担一部分伤兵的救护工作。第二伤兵医院位于延安东北约80里的甘谷驿镇，这里也是后方伤兵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第二兵站医院下辖五个医护所和一个位于延水关的伤兵转运站。这五个医护所距离院本部都不下百里，这种布局固然便于及时收治、转移伤病员，但不便之处也显而易见，第23医疗队队员们需要不辞劳苦地在各个医疗所之间奔波[9]170。第23医疗队队员往返各个医疗所之间为伤员手术、换药，在这两年中从未中断，这种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博得了官兵的崇高敬意，为此他们为第23医疗队的5位大夫和护士敬献了两面锦旗[10]。在侯道之队长的带领下，仅在一年中，第23医疗队就医治好伤兵40295人，检查了1590人，实施手术635台[11]。

由于战斗日益频繁、激烈，伤员急剧增加。1938年和1939年，在保证第二兵站医院院本部手术治疗能够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第23医疗队先后抽组两个手术小组分别由侯道之和谢景奎率领到延长县交口镇第三医疗所和延川县禹居镇第二医疗所进行流动手术治疗[9]171。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没有手术室，便将空窑洞改造为手术室;没有电，把白布挂在窑洞的壁顶用来增加亮度;缺乏医疗器械，他们自己动手制作。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共投下159枚炸弹，死伤军民152人。空袭结束后，救护总队的第29医疗队、第7医护队和国联防疫团第三组立即展开抢救。1939年3月，延安第二次遭到日机轰炸，边区政府决定将全部医院都迁往二十里铺，此时救护总队还从西安大队部派出骡马队协助运送伤员。搬迁工作从6月14日开始，至20日顺利结束，在此期间，救护总队始终参与其中。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最初是毛泽东1941年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所题写的，同时这一口号又是抗战时期所有在延安的医务工作者公认的工作指针。在延安，所有红十字会医疗队的队员们都把伤员的生命与健康看得高于一切。正是这些外科医生与护士的到来，为缺医少药的延安送来了至关重要的医疗援助，挽救了大批伤员的生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延安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注 释：

①《总会救护总队第四次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救护总队档案》，编号：M116-15。

②《总会救护总队第四次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救护总队档案》，编号：M116-15。

③《总会救护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贵阳市档案馆藏《救护总队档案》，编号：40-3-60。

④《民国27年8月救护委员会各队分布地点表》，贵阳市档案馆藏《救护总队档案》，编号：40-3-60。

⑤《总会救护总队部第四次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救护总队档案》，编号：M116-15。

参考文献：

〔1〕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8-201.

〔2〕贵阳市档案馆编.战地红十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442-443.

〔3〕陕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30.

〔4〕姚浩然.去延安[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21.

〔5〕延安之山洞医院[N].新闻报，1938-10-8.

〔6〕边区防疫委员会讨论工作计划[N].解放日报，1942-5-15.

〔7〕国聯防疫团第三组注意本市卫生[N].新中华报，1939-3-16.

〔8〕戴斌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208.

〔9〕池子华.百年红十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170.

〔10〕邓友民.记一个模范休养所[N].新中华报，1939 -11-10.

〔11〕刘斗争.介绍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N].新中华报，1940-2-21.

（责任编辑 王文江）

作者：王帅

战区医院卫生经济论文 篇3：

傅连暲与红军医院的创办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民主、幸福、健康而不懈奋斗的100年。从红军医院到公立医院，从战区卫生保障到常态传染病防控，从浴血初生到枝繁叶茂，其中的曲折与坎坷、光荣与奇迹，总是能激发人向上的信心和向善的勇气。回望100年来我党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上的孜孜探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使命在肩，可见红心如磐石，矢志不渝。立足现实，擘画未来，让我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继续奋斗！

1894年，傅连暲出生在福建汀洲一个贫苦家庭。因为生活太艰难，傅连暲的母亲信了基督教，这样可以减免傅连暲到教会学校念书的费用。之后傅连暲也加入基督教，并跟随福音医院的院长赖查理学医，后来被聘为医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当时的福音医院院长因害怕受到牵连而出逃，31岁的傅连暲就这样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任院长。此后，他经过一次次思想的进步，最终成为一名“红色医生”，在中央领导保健、发展中西医、培养医学人才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是新中国唯一一位没有领兵打过仗的开国将军。
红色启蒙与小试锋芒

1925年年底，傅连暲去连城出诊，偶遇在办《岩声》报的邓子恢。邓子恢告诉他，“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当时，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弃医从文，包括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邓子恢的话，让傅连暲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只关注拯救国人身体上的病痛，而更应该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读着邓子恢送他的《新社会观》，傅连暲茅塞顿开，此后更加同情革命。此次与邓子恢的碰面，为傅连暲日后成为“红色医生”奠定了基础。

1927年8月，陈赓在会昌战役中负伤，到福音医院养伤。当时的陈赓伤势严重，有医生提出截肢的方案，被傅连暲否决了。他不忍心眼看着为人民舍生忘死的军官就这样失去一条腿，果断地采取了“保守疗法”。在为陈赓接骨后，他用“油素”给伤口消毒，同时他还自掏腰包为陈赓买牛奶，加强营养。傅连暲的悉心救治和照料让陈赓心怀感激。陈赓后来说，傅连暲是他碰到的第一个同情他们的医生。后来，每逢中秋佳节，也是傅连暲的生日，陈赓都要祝福傅连暲寿比南山。即使后来在生命垂危之际，陈赓还不忘叮嘱家人，勿忘给傅连暲祝寿。两个人的革命友谊，可见一斑。
福音医院改名波折

1928年春天，毛泽东和朱德来福音医院看望伤员。傅连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表示想要参加红军，并提议去掉福音医院的名字，改成红军医院。毛泽东知道傅连暲对革命的支持，也早就从朱德那里听说了傅连暲为红军战士接种牛痘，避免了天花在军中肆虐的贡献。但考虑到当时情势复杂，改名不利于保护在医院救治的红军伤员，也不利于买药等工作的开展，这个建议未被立刻采纳。

毛泽东离开汀洲前，给傅连暲布置了重要任务：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购党外报纸，转送给他参阅。傅连暲化名为“郑爱群”，通过地下党员罗旭东，将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送到毛泽东手中，为毛泽东指点江山、运筹帷幄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此外，傅连暲以当时还未改名的福音医院的名义，四处采买药品，有力地保障了前线的药物供给。

1933年，中央工农兵民主政府接受毛泽东要有红军自己的医院的建议，福音医院才正式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在名义上成为真正的红军医院。
赞“苏区第一模范

1933年，毛泽东与傅连暲谈起创办中央红色医院的事。傅连暲一心随军长征，表态说医院和家人都可以一起搬到根据地。他为了革命，将医院和全部家产都贡献给了党，医院浩浩荡荡搬了半个月才搬完。他还把4000多个银元的全部积蓄，换成了苏维埃币。当时，苏维埃币只能在货物较为匮乏的苏区内用，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了解到这笔巨额兑换，劝傅连暲留下一些银元，以便到白区购买生活用品。但傅连暲态度坚决，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不给自己留回江东的后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发文《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赞傅连暲为“苏区第一模范”。

在长征途中，由于卫生条件差和行程异常艰苦，痢疾在部队中肆虐。傅连暲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不许喝生水和不吃不洁食物，有效地避免了疾病的蔓延。此外，傅连暲还巧用辣椒，建议部队官兵在过雪山前都吃一点来御寒。这些措施都行之有效，保障了红军战士用更强健的身体投入战斗中。

除了当好傅院长、傅医生，傅连暲还挑起了培养红军医生的重担，担任中央红色看护学校校长。他因时制宜，联系战争实际，着重培训部队中常见病的治疗方法，行之有效地快速培养了一批红军医生，为后来更大规模地创立医学院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勇接“军令状

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毛泽东担忧革命前景，高烧到40摄氏度，只能勉强喝几口米汤。当时，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医生还很年轻，缺乏经验，毛泽东高烧几天也没有退下去。钟福昌把情况报告了中央临时政府，张闻天得知后派傅连暲紧急前往于都，为毛泽东治病。

傅连暲不会骑马，骑着一头骡子日夜赶路。从瑞金到于都距离约180里，傅连暲在接到电话的第2天傍晚就赶到了，风尘仆仆地直奔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看到老朋友傅连暲来了，也松了一口气，幽默地说傅连暲要在3天内治好他。傅连暲接下了这个“军令状”，细心地为毛泽东查看病情。经他诊断，毛泽东患的是凶险的恶性疟疾。傅连暲对症下药，并加了奎宁丸的量。虽然赶路两天非常劳累，但他坚持一晚上没合眼，不时地查看毛泽东的状况，就这样日夜守护了3天。第四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降到37摄氏度，高兴地称赞傅连暲是“红色华佗”。
傅连暲与夫人合影

毛泽东为表示感谢，让吴洁清端来一只炖好的鸡，请傅连暲补补身子。傅连暲眼含热泪地接受了，并把毛泽东对他的情谊记在心里，下决心要在革命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他的入党证明人

毛泽东了解傅连暲，知道他从1927年起就一直在为红军服务，也在长征中进一步看到了傅连暲对革命的忠心。有一天，毛泽东对傅连暲说：“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入党了，现在没有什么障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傅连暲向陈云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家庭等情况和入党的愿望。之后，毛泽东和陈云作为傅连暲的入党证明人，见证了傅连暲光荣入党。

1938年9月7日，傅连暲如愿以偿，在党旗下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他在回忆文章中激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心情：“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44岁，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輕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100岁也是年轻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年纪大。在我面前，摆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这个目标，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不停止。”而傅连暲之后也用实际行动这样做了。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光发热。

当时，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感到好奇：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居然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参加红军。傅连暲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媒体上披露后，对外界了解中国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1940年，傅连暲荣获朱德亲笔题写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傅连暲50岁的时候，中央在延安为他召开了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1945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傅连暲出任副部长。
福音医院药房

热爱医生职业

虽然傅连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身兼数职，担任国家卫生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同时又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但他最喜欢的称呼还是“傅医生”。

1952年，58岁的傅连暲写下《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一书。书中，傅连暲诉说了对医生职业的敬重和热情：“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起来……这不是很神圣的任务吗？”近30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

“当我置身于病床之侧，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责任的重大和我所从事的业务的神圣。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立起来，像白求恩说的那样，使病人恢复健康，恢复力量，这不是很神圣的业务吗？使用我的医疗技术，治好病人，这就是我的最大愉快。能够帮助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兄弟姐妹战胜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那将是最愉快的。而且医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要在人民中间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其目的是根本消灭疾病。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这样的巨大工程面前，有什么不愉快呢？”

在提倡医学的温度的今天，我们回首傅连暲的这本真挚之作，仍能温暖地感受到，人文关怀一直在被前辈们践行着。
链接

福音医院，坐落于福建西部长汀县城北卧龙山下，1904年始建，1908年落成。这栋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原名“亚盛顿医馆”，为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信徒亚盛顿捐资开办。后来，英国传教士、医生离开回国，于1926年改名为福音医院，由傅连暲主持院务。

福音医院内有传达室、礼堂、挂号室、妇产科、外科、内科、药房、化验室、手术室以及医生护士住房、男女病房、膳厅等，共有医护人员9人，病床20张，医疗设施比较先进，药品和药材都由英国进口。

中央苏区形成后，长汀已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福音医院也成为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医院还附设了休养所，毛泽东、罗荣桓、陈赓、徐特立、周以粟、伍修权、贺子珍等曾在福音医院休养所治病休养。

（图片来源于长汀县人民政府网站）

作者：陈俊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