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对会计审计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流行的“关系”对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影响。关系犹如一刀之双刃，有利也有弊。从有利的方面看，它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并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生产经营的角度看，它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营运效率。但关系如果使用不当或过度，则会成为祸患之源。从关系对会计的影响来看，关系是资产也是负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关系对会计审计影响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系对会计审计影响分析论文 篇1：

职业教育对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研究

摘 要 通过选取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职业教育投入与贫困程度降低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种关系在贫困程度不同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投入能够降低贫困程度且效果具有可持续性；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存在地区性差异，即越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的减贫速度越慢但后期效果逐渐显著，反之，贫困程度稍弱的地区，职业教育减贫见效快，但后期效果未见递增。为促进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时发挥最大效应，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教联合扶贫；精准组中施略，提高针对性；优化管理平台，推动“互联网+”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配置。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村；减贫；区域异质性

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包括教育扶贫在内的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事实证明，经过多年扶贫，剩余的贫困户几乎都是脱贫难、返贫易的人群，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差，而接受有效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增收能力的基础[1]。因此，探讨职业教育在增加收入、降低贫困程度方面的作用机制和检验其成效变得极具意义。综观已有文献，研究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微观家庭层面出发，关注家庭因素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以地区为单位，关注地区宏观因素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如周亚虹等从农村职业教育回报的角度讨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通过调研得来的数据得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增加具有明显作用[2]；辛岭等运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协整理论的Panel Data 模型，分析了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3]；Fang等采用OLS回归拟合洛仑兹曲线对政府各方面扶贫资金投入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种投资中，教育扶贫资金投入产生的扶贫效应是最显著的[4]。

我国贫困地区区域异质性较大，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投入在各地区产生的效益是否存在差异是亟待研究的。如果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与贫困程度深浅关系不大，则可大力增加贫困程度较深地区职业教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累积来实现脱贫。但如果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与贫困程度深浅有关，那么仅盲目增加职业教育投入的扶贫效果是不明显的，此时需要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与职业教育投入结合起来考虑，通过与其他扶贫政策，如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科学组合等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职业教育的最大效益。

目前对于教育产出效率的区域异质性文献还比较欠缺，仅有少量学者做出研究。如韩文婧通过卢卡斯模型和经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中国东、中、西部1996—2006年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产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为西部>东部>中部，GDP产出效率为西部>中部>东部。显然，西部教育投入边际产出率要高，越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产出率越高[5]。高艳云、王曦璟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2年的数据，根据LOGIT模型的分层估计，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要想发挥教育效应，必须注重当地的经济发展[6]。

综观已有文献，职业教育作为提升收入和降低贫困程度的重要渠道，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既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从宏观层面开展的教育产出效应研究多用省级及以上数据，无法避免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和针对贫困地区的精确性投入问题。从微观层面利用家庭数据进行的分析，本质上是同质性模型，无法反映宏观因素对个体教育效应的影响。其次，如Lucas指出，尽管我们能接受也能意识到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确存在，但这种外部效应却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观察，即使可以，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可观察[7]。换句话说，能够捕获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正是宏观回归的优势之所在[8]。第三，缺少文章对职业教育改善贫困的可持续效应进行检验。从我国目前剩余贫困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多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资源匮乏地区、教育落后地区，如我国H省。本文借鉴Heckman[9]和Klenow[10]、Krueger和Lindahl的思路，通過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的面板数据回归，不仅避免了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问题和针对贫困地区的精确性投入问题，也将地区间的宏观因素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纳入考虑范围。第一，以县为单位进行研究分析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避免了既有研究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问题。第二，从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将职业教育的外部效应纳入考虑范围。第三，探讨了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长期和短期效应。第四，检验了贫困程度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大量事例表明，教育投资可以通过提高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将贫困从根源上铲除，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11]。中等职业教育相比于普通教育更侧重于面向就业，且农村高考升学率极低，因此相比之下中等职业教育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的非农收入水平[12]。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其自身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职能特征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体现。

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体现在，一方面，职业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运用于绝大多数行业企业，为国家以及社会做出贡献，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而且对职业教育的消费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排他性，只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能获得知识与技术，才能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不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不能收益，从此角度上来说，职业教育又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贫困，教育贫困的主要成分是教育信息贫困。教育信息贫困是指贫困地区学生获取受教育机会的渠道少、难度大。贫困地区学生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加之贫困地区交通闭塞，教育环境与外界存在很大差距，一些贫困家庭子女初中毕业便选择外出务工，但因缺少劳动技能，就业困难。贫困地区孩子的理想大都是“快点长大，出去打工挣钱”。一旦求学条件和求学成本超过家庭承担能力范围，很容易使贫困家庭放弃求学之路，并陷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目前普通高中教育的升学测试越来越严格，入学名额有限，这种竞争性严重阻碍了贫困地区学生的入学率，然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和一系列“减、免、补”政策恰巧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得受教育者在入学选择的时候仅凭个人对未来收益的判断，而不受自身条件限制，大大拓宽和丰富了贫困地区孩子的受教育渠道。

职业教育的职能特征除了具备普通教育一样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改变思想观念的功能外，从教育目的来看，职业教育重在面向就业，培养生产和管理一线的专门技术人才，因此接受职业教育者能更快就业，更早融入工作，获得稳定收入。从专业设置上看，职业教育设置的多是应用型专业，注重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技术教育，实践性强且符合市场需求，这种教育更适合像贫困地区学生这种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又急需获得工作收入降低家庭负担的人群。从教育方式上看，职业教育多通过校企合作来实现工学结合，为受教育者提供极其重要的一线实践机会，使其能更快融入工作，获得收益，带动全家脱贫，并且有效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性脱贫。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促进脱贫、防止返贫方面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可持续性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能够起到降低作用。

H1b：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具有可持续性。

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能有效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农民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个人收入，提高农民劳动迁移与实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丰富个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分散家庭收入风险[13]。虽然教育投资具有如此广泛的收益，但此种收益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职业教育投入在不同贫困程度下产生的贫困降低效果应有两种估计：一是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考虑，在贫困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边际贡献不大；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总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更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累积去改善贫困，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边际贡献较大。二是从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上分析，在贫困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物质资源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好，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降低贫困，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边际效果较大；而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就业市场匮乏，思想观念相对落后，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边际效果较小。基于上述正反两方面分析，可归纳出下面待检验的对立假设。

H2a：职业教育投入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越好。

H2b：职业教育投入在贫困程度低的地区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越好。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内容需要和数据完整性，本文选用县级数据进行研究。一是县级区域内几乎只有中等职业学校，较好地避免了中等以上职业教育求学的跨区域流动性问题。二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是农民，约占80%，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生源还将是中等职业学校的主要生源类型，这也较好拟合了研究需要。研究把贫困县财政资金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EDU）作为自变量，基于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益理论，考虑相应的社会效益，选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Y）作为因变量。因影响贫困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外因视角，即基于经济增长、区域特征、国家政策等的宏观视角；二是内因视角，即基于农民素质与行为、农户特征等微观视角。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参考周亚虹、姚先国和刘万霞等的研究，结合我国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研究的贫困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城市化水平（URL）、城乡差异（URD）和人均耕地面积（CL）。

结合本研究问题，设定模型1，分析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影响。考虑到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设定模型2，在模型中加入InEDUit-1和InEDUit-2两个变量用来检验职业教育投入的滞后效应。

模型1：InYit=β1InEDU+β2InGDP+β3InPO+β4InFAI +β4URD+β5URL +β6CL+μit （i=1，2，……N； t=1，2，……T）

模型2：InYit=β1InEDU+β2InGDP+β3InPO+β4InFAI +β5URD+β6URL +β7CL+β8InEDUit-1+β8InEDUit-2+μit （i=1，2，……N； t=1，2，……T）

通過单位根检验确定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满足同阶平稳，然后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检验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G协整检验法。检验结果为：ADF统计量为-5.909，对应的p值为0，由此拒绝残差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验证了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可知，该面板数据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选择

本文使用数据源自《H省统计年鉴》以及H省扶贫办、H省财政厅协助提供的数据。研究的样本数据范围涵盖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Eviews8.0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对数据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职业教育投入（EDU）、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等指标进行了CPI平减。同时为了防止个别指标对数据回归造成的“异方差”问题，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职业教育投入（EDU）、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取对数处理，减小了数据的波动性，对后续的回归准确性起到重要作用。数据基本特征见表1。

其中，城市化水平（URL），度量指标的计算是将贫困县的城镇人口比上该县的总人口；城乡差异（URD），度量指标的计算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人均纯收入。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2。4个实证回归结果都较为稳定，Log likelihood的值都很大，正确预测百分比都在81.8%以上，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职业教育投入在四个回归中的结果都为正且在5%和10%不同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职业教育投入能够提升农民收入，对贫困程度起到降低作用。另外，在回归4中。模型拟合度最好，人均GDP、扶贫资金的投入、人均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扶贫资金投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均对贫困有所改善，城市化水平越高，贫困程度越低。城乡差异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缩小城乡差距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贫困。

表3为依次加入职业教育投入前两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职业教育投入T-1期和职业教育投入T-2期的系数分别为0.038和0.034，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职业教育的前期投入对后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升有影响，即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存在滞后性。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相比于职业教育的当期投入系数0.02，职业教育的前期投入系数更大，说明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作用不仅短期存在，长期作用更加显著，说明职业教育对降低贫困程度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

从以往研究中可以看出，教育效应是存在地区异质性的，且得出的结论见仁见智。表4是在前文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效果的检验基础之上，将总样样本分为国定贫困县（Area1）、非国定贫困县（Area2）两个子样本下进行的回归。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可知，Area1样本相对Area2的样本，贫困程度较深，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因此将上述模型2套用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即能检验出职业教育投入与地区贫困程度交互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7中国定贫困县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影响的系数为0.014且在10%水平上显著，回归8中非国定贫困县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的影响系数为0.0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从短期看，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的提升都有正向影响，但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影响相对较弱，可能归因于区域间的生存条件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Mock和Adu提出的教育对收入增加的影响，在现代化的条件比传统的社会条件下更为有效。从长期来看，回归7中的InEDUit-1和InEDUit-2系数逐渐变大，而回归8中的InEDUit-1和InEDUit-2却未见有变化甚至有所缩小。说明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的影响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具有明显的递增效应，而在贫困程度相对较弱的地区虽然也存在长期性但却未见递增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计量分析中，采用的农民人均收入作为因变量用来衡量贫困程度，以此来检验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但这仅仅牵涉到了收入贫困，贫困的衡量标准是多维的，脱贫指标也是多维的。为了检验上文实证模型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H省扶贫办测算的贫困减少率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表5中，回归9代表总的样本对贫困减少率的回归结果，回归10、回归11分别表示对Area1和Area2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相比，用贫困减少率作为因变量后，见表5，从总样本回归结果看，上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稳健的，与表4结论一致，职业教育当期投入对贫困减少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教育投入对后期贫困减少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具有递增性。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贫困减少率只获得两年数据，使得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没有上文（表3、表4）的结果显著。在表5中，职业教育投入对当期贫困的影响在Area1中不显著，在Area2中显著为正，即说明从短期看，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改善的影响都有正向影响，但贫困程度低的地區比贫困程度深的地区效果要好。职业教育前期投入对当期贫困减少率的回归系数，在Area1中期数越往前系数越大越显著，在Area1中期数越往前系数逐渐变小显著性越弱。这也迎合了上文结论，从长期来看，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影响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具有明显的递增效应，而在贫困程度相对较弱的地区虽然也存在长期性但却未见递增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上文的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职业教育能够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且效果具有可持续性；第二，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在不同贫困程度环境中有不同表现，从短期来看，贫困程度深的地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地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要弱一些；但从长期来看，贫困程度深的地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具有递增性，而贫困程度低的地区效应未见递增。从结果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大小受当地贫困程度的影响，基于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职业教育投入当期来看，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低的地区作用效果要相对好，但从长期考虑，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的贡献更大。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效果反应更慢，后劲更足。因此在进行扶贫政策制定时，应将政策与当地贫困程度相结合，一定条件的经济水平能使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时发挥最大效应。

第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教联合扶贫。职业教育本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性人才支撑，这就为贫困户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缺乏良好的产业基础，职业教育就如同无水之舟，技能人才也将成为无水之鱼。因此，为推动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发挥职业教育的职能，就需要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精准组合施略，提高针对性。打响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组合拳，提高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据调研了解，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并非单一的，往往多种原因共同所致。致贫的原因主要包括因病、因学、因灾、缺资金、环境恶劣等。建立自由组合机制，贫困户可选择同时交叉或参与享受多种帮扶政策。如：因学致贫可通过“教育扶贫与技能培训+结队帮扶”的组合方式，因缺乏技术致贫的可采用“教育扶贫+技能培训+产业扶贫+雨露计划”的组合方式。

第三，优化管理平台，推动“互联网+”职业教育。“互联网+”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构建一种体现“互联网+”特色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制。建立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的区域网络扶贫运行和管理机制作为精准扶贫的新路径。一方面，可以增强各扶贫机构的工作和保障政策的衔接，形成扶贫多元主体的信息共享管理格局，提高扶贫工作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科学合理整合扶贫资源，提高贫困地区农民职业教育扶贫工作的透明度。

第四，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限，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以及职业教育资源稀缺，使得职业教育投入变得供不应求。为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使扶贫资金配置上适当向职业教育倾斜。另一方面，积极扩充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来源渠道。譬如，政府与银行合作成立基金，推动职业教育扶贫；政府牵头、组织、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职业教育扶贫领域。

参 考 文 献

[1]马立伟，王礼力.农民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9（7）：61-63.

[2]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5.

[3]辛岭，王艳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S1）：95-102.

[4]Fang C， Zhang X， Fan S， Emergence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13）：430-443.

[5]韩林芝，邓强.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4）：88-94.

[6]高艳云，王曦璟.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J].统计研究，2016（9）：70-77.

[7]Lucas Robert.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8]Krueger A B， Lindahl M. Education for Growth： Why and For Who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4）：1101-1136.

[9]Heckman J， Carneiro P. Human Capital Policy[J]. Nber Working Papers， 2003， 30（2004）：79-100.

[10]Klenow P J， Rodríguez-Clare A.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Growth Economics： Has It Gone Too Far？[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7， 12（Volume 12）：73-103.

[11]刘修岩，章元，贺小海.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61-68.

[12]栾江，陈建成，李强，等.高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更有利于增加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基于异质性的处理效应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14（9）：32-45.

[13]Leslie J， Jamison D 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Cost and Effectiveness-The Education Dilemma-CHAPTER 6[J]. Education Dilemma， 1980：113-134.

The Eff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ang Shanping， Jiang Yali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area； poverty reduc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uthor Wang Shanping， professor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0）； Jiang Yali，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王善平（1964- ），男，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扶贫绩效管理，产权保护与组织治理，会计审计创新（长沙，410000）；蒋亚丽（1993- ），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职业教育扶贫绩效

基金项目

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项目（财会[2016]15号），主持人：王善平

作者：王善平 蒋亚丽

关系对会计审计影响分析论文 篇2：

论关系对会计审计之影响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流行的“关系”对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影响。关系犹如一刀之双刃，有利也有弊。从有利的方面看，它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并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生产经营的角度看，它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营运效率。但关系如果使用不当或过度，则会成为祸患之源。从关系对会计的影响来看，关系是资产也是负债。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关系资产与负债的数额巨大而足以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时，可以考虑以“附注”方式予以揭露。从关系对审计的影响来看，如果会计师与受审计之企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则该会计师应自动回避这项审计。笔者建议，应在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对其予以点明规范。从关系对揭弊意愿与职业道德的影响来看，社会各个层面都应该注意“关系”所可能引起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因而，个人在关系行为操守中必须有所制约。

【关键词】 关系学； 会计与审计； 资产与负债； 职业道德

一、绪论

中国人凡事都讲关系，譬如在找工作、打官司、调职、升迁、做生意等方面都很容易扯上关系。诸多西方公司更认为，到中国做生意，想要顺利成功，做好关系是主要的因素之一（Hwang and Staley，2005）。中国人碰到挫折麻烦时，总叹自己没有“关系”，于是有人安慰说：“没有关系你找关系，有了关系就没关系！”于此可见关系在我们的事业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了。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外国企业及中外合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很多外国人初到中国即已发现关系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重要性。要确保生意成功，他们认知了关系在这三个层面简直要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关系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则在不断深入中，20世纪60及70年代，学者大都把关系置于人类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人际关系或社会心理的方向来研究。进入8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并研究在中国商场上关系是如何推动整个公司的经营与销售的。自90年代起，关系的起源、维护与运作则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戈登（Gordon， 1990）甚至认为，关系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精灵（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时间进入21世纪后，除了上述各议题仍受到关注外，学者开始关注关系对会计审计的影响。此外，文化因素（包括关系）对职业道德的影响也成了另一个研究主题。

这里所称的关系，是中国儒家文化下的产物，它源自孔子的五伦。孔子为了社会的和谐，制定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应有的伦常与礼仪，从而界定了人类社会里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忠恕与仁，其中，“仁者，人也”。换言之，成功的人就是“做人成功的人”，做人成功则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养和懂得与他人相处。于是，一个人的关系网可从家庭延伸到亲戚、同事、朋友等，最终，亲戚的亲戚、同事的同事、朋友的朋友都可以成为关系网的一员。光是认识，尚不足成为关系（Hwang and Staley，2005）。中国人对关系有一种默契，有一种不必言宣的责任与义务。这个默契就是关系的双方都有维持关系的意愿，平时会以问候、礼物交换，或以参加婚丧喜庆活动而维持。而义务就是在对方需要帮助时，会斟酌给予帮助。所以，关系是私人的（personal），不可见（无形）的（intangible），对等互惠的（reciprocal），含有功利性的（utilitarian），它同时是可以透过介绍或认识而延伸扩大的（transferable）（Luo，1995）。中国人讲“面子”和“义气”，而关系也就在“面子”和“义气”的掺和下在中国社会流行着，各种帮会、商会、同乡会、家族企业、八行书也就应运而生。西方也有“关系学”（Relationology；Yeung，1996）、“关系管理”（Relation Management；Masciarelli，1998）的立论与研究，但以讨论企业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为主。另者，西方亦有“老友论”（Cronyism）及“近亲论”（Nepotism）（Khatri，2006）之学说，与中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但没有中国人讲究的“面子”与“义气”的文化内涵与精神。

在中国大陆，如周正毅与厦门远华等案，用以作祟的关系脉络可循。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贪污一案里，她更坦承除了自己放松了政治学习、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拒腐防贪的能力不强之外，其犯案主因就是自己是本地干部，老乡、老同事、老部下很多，抹不开情面，结果被“人情关系”一步步推进了犯罪的深渊。近年来，中国台湾的许多弊案中都不乏不法与不道德地操作关系的例子，例如陈水扁弊案中牵扯其妻子、秘书、会计师、医生、女婿、亲家、儿子、媳妇等；博达公司能在数年中迅速虚增净利，利用银行套取巨额资金，急速膨胀，终至失控，缘于董事长叶素菲靠其夫婿林某与银行界的良好关系；宏博公司则是CEO与CFO依赖妻女制作假交易、假举债，并内线买卖土地，掏空公司资产。在美国，安然（Enron）公司案牵扯进了其CEO、CFO、签证会计师、投资银行、律师、财务分析师及股票承销商，俨然中国的关系网。政治上，布什总统喜用与自己关系良好的人，其执政团队被冠上了“Made in Texas”的称号。

二、关系对会计的影响

良好的关系在生意上可以迅速地推动销售，使营销及利润有了保障。同时，也可以大大节省成交时间及销售成本。西方的商业惯例是彼此通过交易，感觉交易顺畅，双方才建立关系。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是先有关系，才建立交易。近年来，笔者以中国台湾的民众为研究样本，颇多受访者反映，在现代化的企业经营中，价格、品质及服务是销售成功的主要因素，关系是个有利的触媒，但不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却认为关系影响个人的就业与升迁，也影响企业的交易与成败（Hwang et al.，2008a，2008b）。

综上所述，关系是一项资产，它原是属于个人的（personal）。但在公司组织里，如果公司允许员工个人（上至董事长或CEO，下至一般员工）依靠自己的关系来帮助公司业务，那么关系也可以成为公司的资产。但这个建立关系的人如果离开公司了，关系可能也随之离开了。 然而，中国人所讲的关系，是彼此互惠的，中国人爱面子，重义气，“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关系也是一个负债。但关系之为资产与负债，其何时会发生，量价又如何，却十分难以估算。所以，它并不列于资产负债表上（Off-the-balance-sheet）。倘若该项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很大，就有违“公允表达”（fair presentation）的会计准则了。

三、关系对审计的影响

依据笔者及研究小组成员在中国台湾的研究显示（Hwang et al.,2008a），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关系确会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auditor independence），以1为非常不同意，以7为非常同意的尺度来测量时，受访者回答的平均数为5.36。在该研究中（有效样本数为439），有会计师资格者为32位，占总数之7%。以会计师对非会计师来做因素分析时，会计师对该题答案的平均数则显著低于非会计师的平均数，显示会计师认为他们的独立性较少受关系所左右。笔者认为会计师的教育过程、会计师的考试内容以及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对他们对此问题的思维与判断有一定的影响。

审计师的独立是指在事实上（In fact）与在外观上（In appearance）均能客观地及不偏不倚地执行审计及会计的事务。因此，即使会计师自己认为关系绝不影响自己的独立、公正性，但只要在别人眼里认为关系会影响会计师的独立性，如该会计师仍对于自己有关系的公司执行审计，就已违反 “审计师独立性”的道德规范了。

依据密宁顿（Millington,2005）与彼得逊（Pederson,2006）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中国人的关系网里，普遍存在着礼物、恩惠及利益的交换，也普遍存在着不法或不合乎道德的款项支付。彼氏更认为一些外国公司简直是被迫在中国从事腐败的活动以换取商业的存续与利润。另者，笔者及研究小组（Hwang et al., 2008b）以中国台湾受访者为样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均认为关系在中国台湾的运用已影响社会正义（平均值为5.98，满分值为7），并且是贪污腐化的根源之一（平均值为5.94，满分值为7）。

美国对反贪腐反贿赂有十分完整的立法，如1977年的反海外贿赂法（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of 1977；revised in 1988）、1988的全面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88）、1998年的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The International Anti-Bribery and Fair Competition Act of 1998）以及2002的萨班斯·奥克斯利（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关系既然容易导致行贿、受贿与贪腐，则会计师在承担审计事务时，对受审单位有无违反中美或他国有关反贿反贪法令，甚而自己及本事务所同事有无牵扯其中，均得详予注意，俾以避免违法，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品质。

四、关系对揭弊意愿与职业道德的影响

揭弊（Whistle-blowing）已经成为防治舞弊、浪费资源、权力滥用的一个好方法（Hwang et al.,2008a），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在2002风云人物榜（Person of the Year）上的三名人物华特金斯（Sherron Watkins，时任Enron副总）、库泊（Cynthia Cooper，时任世通WorldCom副总）以及楼雷（Coleen Rowley，时任联邦调查局FBI调查员）都是以揭弊而名登榜上。上述同一个研究（Hwang et.al，2008a）显示，中国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舞弊涉案者与他们有良好关系时，他们揭弊的意愿确受影响（平均值为4.72, 满分值为7）。

一般而言，个人的正义感、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一般道德观念（morality）、金钱或升迁的奖励、法令或公司对揭弊的规定与保障及朋友同事的鼓励对揭弊的意愿有正面的鼓励作用；反之，引起媒体的注意、害怕公司或涉案人的报复则对揭弊意愿有负面的影响。关系是一项中华文化里特殊的产物，它对揭弊意愿的影响，特别值得人们关注与研究。

同样的，文化也影响着商业道德（business ethics）。在西方的观念里，影剧、文学艺术、电子软件、发明等都是智慧的结晶，西方法律赋予创作者“智慧财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依据Yang and Sonmez（2007）的研究，受孔子思想影响的很多亚洲国家都把智慧财产认为是一种公共财产（common goods），所以复制仿效也就被认为是一种学习与共享的方法和途径。创作是属于大家的，物质的奖赏或回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激励因素。Yang and Sonmez的论述确可反映为何中、韩、日等国家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方都曾经被欧美认为是严重侵犯智慧财产权的地域。

另者，依据Cherry（2006）的研究，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比之美国人对“贿赂”一事有较大的容忍度。而依据笔者及研究组（Hwang et al.,2008b）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关系在台湾已被滥用（平均值为6.16，满分值为7）。同时，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关系是腐化及贪污的根源（平均值为5.94，满分值为7）。

综上所述，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已是根深蒂固。要防止关系的误用和滥用，并且减少贪污腐化，不仅各行各业及社会团体应该制定并宣扬职业道德，而且社会各个层面都应该注意关系所可能引起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从而，个人在关系的操作里有所制约。

五、结论

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源远流长。从好的方面说，它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碰到困难时，靠着关系，困难得以疏通解决；生意上，靠它可以稳固、保障原料来源、促进销售，进而降低产销成本，使营运效率得以提高。但关系之为用，也如鸦片与醇酒，使用不当或过度，则会成为祸患之源。譬如，关系里的礼物馈赠或宴饮，它与行贿和受贿又相差几何？中国人爱面子、讲义气，关系着重的是彼此照顾与相互回报，首重的是“情”。难怪，俗话说：“乡里乡亲，一杯酒一根烟，法理搁一边”。如果关系的运作超过理法，不知有所节制，则关系所造成对非关系圈里的大众所产生的不公不义，乃至对社会与国家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自然不言而喻。

关系是资产也是负债，但是它何时发生、其价值又如何衡量，两者皆有严重的不确定性。所以虽说它在中国社会和商务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属于无形及或有（contingent）形态，但因其发生时间及价值估算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上无法估列表达。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关系资产与负债数额巨大而足以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时（materiality），可以考虑以“附注”（footnote）方式予以揭露，这也可以突显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会计报表的一个特色。

另外，如果会计师与受审计之企业（client）之间存有本文所称的“关系”，该会计师应自动回避这项审计。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审计准则与职业道德规范目前都尚未重视关系存在的事实，所以尚未对此予以明文规定。然而，大家一般却认为关系会影响会计师的独立性与揭弊意愿，笔者同样认为应在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中予以点明规范，这对提升审计品质、降低审计风险有正面的作用。

关系无疑如一刀之双刃。关系如果运用过度或不当而触犯法令时，自有民刑商各有关法律予以管辖制裁。本文的研究偏重于违反社会道德及公平正义方面的。全面提升大众的道德观，让公众深切了解关系的使用也有其应有的自我道德觉醒及自我制约作用，则情理法可以适当平衡，中国社会更可走向“和谐社会”、“公平社会”与“文明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1］丹尼斯.黄（Dennis. B. K. Hwang，and Drs. Baker and Tang）.当今中国国家审计问题研究.国际审计纵横, 第一辑, 中国审计署, 2000，（6）.

［2］Hwang, Dennis B. K., Staley, Chen, and Lan,“Confucian Culture and Whistle-blowing by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An Exploratory Study”,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Vol.23, No 5, 2008a. PP. 504-526.

［3］Hwang, Dennis B. K., and Staley“An Analysis of Recent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Fail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US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China”,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Vol. 20, Issue 3, April 2005.

［4］ Hwang, Dennis B. K., Golemon,Yan Chen , and Hung , “Guanxi and

Business Ethics in Confucian Society Today: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in Taiw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online edition, 05 December 2008b.

［5］Luo,Y.（1995）,“Business strategy, marke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the case of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5 July, pp. 241-264.

［6］Yeung, I.Y.M. and Tung, R.L.（1996）,“Achieving business success in Confucian societies: the importance of guanxi (connection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5（2）pp. 54-65.

［7］Yang, D. and Sonmez, M.（2007）,“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ac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A study of software piracy”,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1（4）pp.731.

［8］Cherry, J.（2006）,“The impact of normative influence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ethical judgments and intentions: a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8 pp. 113-132.

黄本魁教授简介

黄本魁（Dennis B.K. Hwang），现为美国宾州州立布隆斯堡大学（Bloomsburg University）会计系教授，并为美中华人学术联谊会（Chinese 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CAAPS）会长暨董事。他同时是美国的会计师（CPA）与管理会计师（CMA）。

1949年出生于台湾新竹，1971年毕业于政治大学企管系。1973—1978年间，他在台北中央银行担任领组及专员，对金融检查、储蓄合会改制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均有特殊的贡献。1984年获得奥克拉荷马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1984—1989年间，黄博士任明尼苏达圣使学院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讲授货币银行、管理经济学及成本会计。1989年秋，转任至宾州州立布隆斯堡大学（简称布大）会计系主讲大学部及研究所之管理会计及国际会计，他曾多次获得布大或州政府的研究奖金，担任研究小组领导人，完成许多专项研究，其研究报告发表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会议及专业期刊。他在1993—1996年间，担任布大管理研究中心暨企管研究所的主任。

黄教授近年专心研究文化因素对会计审计的影响，成绩卓越。他特别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究的“关系”、“人情”及“面子”是如何影响会计师的独立性、职业道德与会计师公正揭秘的意愿。他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国审计署的国际审计纵横（2000），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online edition, 5 Dec.2008; International Audit Review, Vol. 1, June 2000；Journal of Global of Awareness, spring 2000；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05, 2008。他诚可谓是研究中国文化对会计审计之影响的先驱及一位可敬的人师与经师。

黄教授除热衷于研究及教学外，还非常热心于社会服务及学术交流。他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会长、导师、狮社及桥牌社社长，美国各种学术团体的财务长或事务长工作。他还经常参加在不同国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他曾到中国下述大学参访或讲学：中南财大、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青海师大、暨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重庆大学、重庆石油大学、华东师大、外交学院等。

作者：黄本魁

关系对会计审计影响分析论文 篇3：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教育背景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摘要：审计质量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体现公司治理的效果。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执行者，对企业的发展和风险有着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审计费用。本文基于相关的基础理论，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学历入手研究不同教育背景的管理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高层管理者;教育背景;审计质量;影响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财务案件层出不穷。平稳快速的发展是每一个企业追求的发展目标，然而内部管理的失效导致目标不能实现，这当然深受公司管理团队和整体的内部运行的影响。诸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深层次原因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尤其是一些以治理为核心的董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频繁失职，这是不爭的事实。公司管理层的治理方式和偏好对财务和审计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而影响管理层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的因素很多，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一、本文依据的理论基础：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是美国数学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奧斯卡·摩根斯特恩l944 年创立了的方法论。博弈论认为，在平等的情况下，每个竞争者都充分考虑并利用他人的决策来选择自己的对策。尽管它们各自的对策可能不是最优的，但它们在均衡状态下实现了既得利益。

研究管层专业背景对内部审计质量的作用，依据博弈理论，需要用到以下两个层面：公司的内部的博弈，以及公司的外部的博弈。公司的内部的博弈主要是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经济层级。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中心，这双重关系影响着公司治理，最为关键的是影响审计的独立性，这种影响体现在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审计。而公司外部的博弈体现在公司与审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博弈，一方面，是审计费用的定价之间的博弈，事务所想多赚审计费用，公司想尽可能减少审计费用的开支。另一方面，具有审计事务所背景的管理层在决策当中，如果以利益为导向，就可能为了目的采取一些反审计等等手段，因此公司管理层和会计事务所之间就会展开博弈，总体而言，审计和被审计单位各自拥有自己的实力筹码与双方进行博弈。

二、高层管理者对审计质量影响的前期研究

最开始的相关理论着眼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国外的学者们对此研究较早，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后来居上，总体而言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从内部审计来讲，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对于高层管理者对审计质量的研究，成果颇多。尤其近几年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借助管理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从管理层个体特征与行为心理学的多角度探究管理层的背景特征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前期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质量与高管的特征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当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低、教育程度越高时，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会越高，同时，当高管的任期较长，团队规模越大时，出于对多元化的背景及较高的内控要求，也会使企业的内部审计质量越高.陈影认为专业性较强的董事会成员能从更加专业的角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减少犯重大错误的几率，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纰漏，所以其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质量较高，自然能够得到质量较高的内控审计质量报告.

三、高层管理者的知识背景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

审计从性质上看对于公司主体主要可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是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意见，增强除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信赖的程度。而审计质量既是审计的结果报告的质量也是审计工作的质量。而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公司治理，会计师事务所和市场环境三个层面。文章的研究逻辑即是通过公司治理层面的管理层这一因素来展开。而总结梳理学者们对于管理层这一因素的研究，本文从管理层的教育背景以及结合相关工作经历展开，而这俩部分是一个管理者知识和行为体系的重要体现.

1、学历的影响分析

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先天个性和后天的学习对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后天的学习，后天学习的知识和行为习惯的影响远超先天的个性因素。从这一心理学研究理论出发，管理者在管理公司时，后天学习的知识和行为习惯直接影响在管理决策中的行为偏好，而这一抉择也最红体现在了会计信息上，从而影响审计的质量。目前的高等教育大致可分非本科以下，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低到高的学历水平。而管理者在不同的学历水平，其知识体系和行为价值取向不尽相同，按照理性的逻辑来说，学历越高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是越正向的。高水平的学历对于管理层而言，体现在对于已有和未知上，已有指的是，对于目前已有的公司资料的整理，这体现在管理的科学性上，从广度和深度上对于管理拥有更高水平的把握。同时高学历是一种自我投资，而一群高学历的管理者组成的管理团队，是冷静的，具有长远战略视野的;从未知上来说，高学历体现对于潜在风险的判断和处理的速度与效果上，以及当这样的风险来临时，从接受到分析到应对，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无论是财务还是内部控制中的问题，往往很多时候，是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而高学历的管理者能根据自身的能力，依据内外部实际情况打好管理的框架，完善内部控制，避免这样的财务问题或内部控制问题，为审计质量保驾护航。

2、教育背景的影响分析

从国内的整体教育水平梯队来说，虽然现在使用“双一流”式新型评价分类方式，但是因为这一体系使用时间尚不够长，因此，大体上还是沿用985.211的方式区别院校之间的综合实力差异。而本文所采用的名校这一定义，即是985.211院校。首先，名校所带来的光环体现在在群体效应，也就是在校期间周围人整体素质带来的影响，这也是后期强大的人脉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而这人脉和人力资源需要从正面负面两层来看，正面体现在高质量的团队通力合作，管理水平是与之匹配的，而优质和高效率的管理带来的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质量，再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提供正向影响，影响审计质量。负面影响体现在公司管理层的人脉如果是在委托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么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极大地影响审计质量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双方互相串通来影响审计报告的意见与内容这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同时，从知识体系与行为习惯来说，名校的教育资源和硬软件设施对于知识体系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对于同一财务困境的应对，拥有不同知识体系和行为习惯的管理者做出的行为很有可能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判断与选择上。知识体系的丰富，面对困境的习惯对决策的影响大有不同。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名校的风气环境对于意志思维，整体的行为模式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内部审计来说，一个习惯自律且知识体系丰富的的管理者对于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是极大的，尤其在独立性上，从外部审计来说，这一性格影响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上，理性的管理者会尽量避免投机行为和风险极大的决策，而这恰恰是审计质量的好坏的重要依据。

3、财务知识功底的影响

企业运营治理中的财务与审计活动的管理，拥有财务背景或与之知识体系接近的经济金融学科背景的管理层明显是更有优势的。

依据博弈论，对于审计出身，拥有注册会计师背景的管理者来说，同其他专业背景的管理层不同，这样的管理者是显然拥有不同的管理判断决策能力的。從能力上来说，首先是对于财务会计审计理论的掌握是很熟练的，应对财务和管理上的问题，应对的速度与效率是快且高的。个人性格的养成来说，审计背景提供了一个谨慎，嗅觉敏锐，自律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这直接影响对于财务风险的判断预警，也同时对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以及财务信息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时候甚至是表率的作用。从公司层面来讲，公司披露的信息的真实与公允性，与管理层审计专业背景密不可分，真实性与公允性是更好的，这对于利益相关的人和公司来讲也是更好的。然而，整个资本市场是复杂多变的，资本也是逐利的，拥有审计背景的管理层如果不能坚守自己的所在位置的职业操守与道德考量，就难免反其道而行，也就是反审计。对于审计过程与测试的熟知可以使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审计都被针对性的影响，在与审计师的博弈当中也会更具有底气。从外部审计来讲，事务所在审计的时候会考虑到高管的审计专业背景，因此会对披露的信息质量更具信任。同时，如果管理层拥有审计事务所背景，那么，事务所在审计的时候可能因为私下交情或同事上下属等曾经的关系而做出一些如粉饰或讲情面等行为。而这却极大的影响审计的独立公允性。

四、研究建议

1、组建高素质的高层管理团队

在招聘选拔高层管理人才时，注重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优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交流变迁速度非常迅速，因此能力高的管理者会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而更新升级自己的知识体系。管理层团队的素质决定对于已发生困境的处理和未发生风险的预判和未雨绸缪。因此组件高素质管理团队的时候，针对性将所需求人才的诉求付诸在招聘当中，整合优质资源。充分利用好优秀管理层的能力和知识体系，运用科学有效的先进理念，打造好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这既是现实的最优选择，也是一个格局长远，深谋远虑的管理层团队所必需的条件。

2、高层管理者要培养财务知识

具有财务知识或有财务背景的高层管理者在决策时，是有极大可能钻制度的空隙来做寻求利益的事情，尤其当这样的管理层有事务所工作背景时，内外部审计独立性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管理者在事务所工作后到公司任职过程中，规定一个独立期，从而做到防范和管理。

3、培养高质量的内部审计人员

要加强审计人员执业能力以及独立性，审计师是参与审计工作的一线人员，全过程身临操作，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审计师的素质和职业道德决定审计工作的质量。内部审计受到管理层的影响比较多，因此遇到的阻碍也是比较大，所以一个高素质的内部审计团队，是管理层的工作能高效开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王晓妍.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20.

[2]周莉.上市公司高管审计背景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6.

作者：秦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