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思考论文

摘要：近年来，“扶老人被讹”的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要求，急需法律的规制。而选择何种规制途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现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对讹诈者惩治不力。严惩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需要借助手段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高效便捷的行政处罚以及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民事侵权赔偿途径。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思考论文 篇1：

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

摘要：道路交通事故是侵权行为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道路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和受害人的民事赔偿和救助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澄清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并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了相应立法完善的思考。

关键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归责原则 民事赔偿和救助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居民机动车保有量呈大幅上升趋势。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8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19亿辆。其中，摩托车占54.12%，约为1.19亿辆；汽车占45.88%，刚刚超过1亿辆。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度增长，交通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如何准确地对责任进行归责，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以及加强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和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核心问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就各个事故斟酌其危害性，对责任保险可行性及其他相关因素加以调整，使其更能公平、有效率地发挥其预防危害、填补损害的功能。在国外，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是基于危险责任和赔偿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其主要类型有如下几种：

1.美国

在美国，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失责任，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定了一个标准，即“一个有着正常谨慎的合理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的行为”。该标准的客观性表现在“合理的人”总是仔细地顾及他人的行为，从未不合理地伤害他人。“合理的人”的标准适用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会依不同成员的不同条件而变化，因而是客观的。同时又是灵活的，因为它要综合考虑有关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来决定，并不是一种预定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例如，机动车司机对路上行人负有一种谨慎驾驶的义务，但是结合具体案情，该标准又是灵活可变的，正常天气情况下与暴风雨的恶劣天气状况下，或是发生紧急事故时，司机所负谨慎驾驶义务显然是有区别的。类似地，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一定限度内也会考虑一些特殊的被告的个人特质来判断其行为性质。

2.英国

英国关于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一直适用普通法侵权责任原则。在阿蒙德诉克罗斯维尔一案中，法官丹宁勋爵对这一普通法原则表述如下：汽车所有人同意由他人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不论该他人是其雇员、友人或其他什么人，法律都使汽车所有人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只能汽车是全部或部分被用于所有人的事务或者为所有人的目的，则汽车所有人应为驾驶人一方的任何过失负责。只有在汽车是出借或出租给第三人，被用于对所有人无益或无关的目的时，汽车所有人才能免除责任。可见，英国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必须以有人或驾驶人一方有过错为要件，属于过错责任。

3.德国

德国是最早制定特别法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之一。1838年的普鲁士《铁道法》最初确立了严格责任。德国于1952年制定了《道路交通法》，该法第7条规定，车辆在驾驶过程中致人死亡、受伤或者损害人的健康和财物时，由车辆所有人就所发生损害向受害人负赔偿责任。如果事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而这种不可避免的事件既不是因车辆故障也不是因操作失灵而起，则不负赔偿责任。按照该条规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不以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一方有过错为要件，所有人或驾驶人一方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获免责，因而属于无过错责任。

除上述国家外，意大利、瑞士、土耳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对于交通事故实行严格责任。由此可见，在交通事故方面，普通法国家一般实行过失责任制原则，民法法系国家对机动车辆的驾驶则采取严格责任制的原则，不论驾驶人员有无过失，都要负担赔偿责任。在受害人有助成过失的情况下，赔偿得以减少。

二、我国的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法通则》是第一部涉及机动车损害赔偿的法律，虽然该法没有直接采用“机动车损害赔偿”的文字表述，但学者大都认为其中的一些条款可以适用于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但对于该法中的究竟哪一条款适用于审理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却是有争议的。

《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中国又陆续制定了一些旨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法规和条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5条规定的基本上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该办法第44条又同时规定的具有某些无过错补偿责任的特征，这种立法的混乱状况，直接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使得相同类型和情况的案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机关处理结果不同。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原因规定为“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或意外”，确认机动车在道路上的运行是一种危险作业，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从加强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和分担肇事者责任两个方面出发，确立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一系列新的制度。

1.机动车和行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无过错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法律规定的责任性质究竟应理解为过错推定还是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立法的本意是无过错责任。理由有三：一是本条款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目的在于保护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交通参与者——行人的利益，在充分发挥机动车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抑制损害的发生，克服和消除机动车给社会带来的危险，及时救济受害者，以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二是从免除加害人责任事由的规定看，不包括受害人的过失，只有受害人的故意才是加害人免责的唯一事由，受害人有过失的，只能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不能免除。三是虽然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机动车一方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而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从而主张减轻自己的责任，但不能主张免除自己的责任，即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仍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过失责任主要考虑的是，凡为自身的利益而使用或设置危险之物时，对由此产生的危害应负赔偿责任。同时，经济上负担能力的可期待性，对于责任的分担也有相当的影响，这种责任也被称为危险责任。机动车驾驶人肇事责任的基础是危险责任，它的基本思想是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对“不幸损害”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它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而不以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为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严格）责任原则的法理依据，主要有报偿理论、危险控制理论和危险分担理论。所谓报偿理论，是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认为当一个社会损害发生时，应当寻找能以最低成本避免和弥补损害的“最佳买受人”，而一般这个最佳损害回避者就是危险的占有者（所有者和使用者等），相对于受害人，他们有足够的赔偿能力，并且懂得怎样避免损害的发生，所以由他们对损害负责任最公平。所谓危险控制理论，即制造和控制危险的人对该危险所导致的损害应负责任。所谓危险分担理论，即“利益均衡说”。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伤的受害人往往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而肇事机动车驾驶人一般不会有人身伤害，此时要求肇事者分担一部分损失仍不失公允。而且，证明有疏忽有时是困难而且花费很大的。在这种背景下，机动车事故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损害赔偿，如果仍然拘泥于传统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则将严重不利于受害人，且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

2.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笔者认为，在处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也应当考虑不同类型机动车辆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危险性，以“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对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作出补充和修正。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事故各方具有同等过失的情况下，衡量道路交通法规注意义务的轻重时，依公平原则，应当将车辆大小而生的危险性因素考虑在内；按车辆冲撞物理上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由物理上危险性较大或回避能力较劣的一方，负担较重的危险责任。“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虽以双方物理上危险性的大小、回避能力的优劣为决定过失比例的基准，但在具体事件上斟酌双方过失之有无及其比率时，还要考虑到当时的天气、时刻、明暗、路面状况、交通状况、视线如何、双方的速度、优先权的有无、发现对方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所有的有关事实等，并以之为基础来考虑双方的注意义务及违背的程度方为妥当。同时，在处理机动车之间碰撞造成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在责任分担上还应当考虑双方遭受损害的内容，强调尊重生命、人身救济优先的原则，避免单纯依据双方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不考虑受到损害的内容而出现遭受人身损害的一方不但得不到赔偿反而要向只受到财产损害的一方赔偿的不公平情况。

三、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民事赔偿和社会救助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如何能够最快地、最大限度地获得救济，这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过程中，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了以肇事者赔偿和保险公司赔偿为主，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救济为辅的救济制度。现具体分析如下：

1.肇事者赔偿

司法实践中，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受害人要从肇事者处获得赔偿却是难上加难。具体难点如下：

（1）诉讼成本高。受害人要通过诉讼方式得到赔偿，一般会申请财产保全，则受害人必先缴纳保全申请费和案件受理费，以20万元的标的计算，共需缴费5820元，这对刚刚在身体上受到创伤，经济上已支付大笔医疗费，经济条件一般的受害人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还不包括上诉费和执行阶段的其它实际支付。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将交通事故的诉讼费，参照劳动争议案件的收费标准，按每件10元收取，以减轻受害人的经济压力。

（2）财产保全难。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肇事车辆进行财产保全，须提供财产担保或有固定收入人的保证担保，否则将会予以驳回，这一规定导致受害人中经济困难、无力提供担保的人群，无法申请法院对肇事车辆进行查封，从而可能出现最后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的情况。笔者建议，国务院应尽快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方面由该基金垫付此类受害人的医疗费，另一方面，由该基金的组织机构在对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以及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作为受害人的担保人，对肇事车辆申请保全。

（3）确定赔偿金额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受害人应于30日内提交证据，但此时受害人往往尚在医院治疗中，既无法确定最终的医疗费，也无法确定伤残等级及后期相关费用，因此不得不一再申请延期举证，但是法院可能因为要限期结案或其他原因，不予批准，从而迫使受害人再次诉讼，加大了受害人诉累。笔者建议，应将交通事故的举证时限直接规定为受害人出院之日，以避免加大当事人或法院诉累。

（4）得到赔偿费更是难上难。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一般不难，但执行起来却可能是难度最大的。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在诉讼立案后，就应以书面形式告知肇事者或肇事单位，私自转移、变卖或隐藏财产的法律后果，对在诉讼立案后，肇事者或肇事单位的确需要变卖、转移财产的，应事先通知法院，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卖的，受害者或其他人有权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肇事者或肇事单位还应将收受的变卖款处置报法院，以利于法院判决后的执行。

2.保险人赔偿

保险人也称“承保人”，是指依法经营保险业务，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有权收取保险费，组织保险基金，并在保险事故发生或保险期限界满后，承担赔偿给付责任的人。笔者认为，受害人要求商业三责险的保险人直接赔偿的请求应予支持。理由有四：一是商业三责险可以作为交强险对待。中国保监会在2004年4月26日发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二是商业三责险合同本身就是为受害人利益签订的合同，从这个角度讲，受害人作为受益人，当然有权要求保险人履行义务；三是判决保险人直接赔付，并不会增加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四是直接赔偿有利于及时救济受害人，减少各方的诉累，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

3.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进行救助

近期，笔者在本地和外地都曾看到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家属张贴的公告，都是在寻找肇事逃逸者。一般而言，受害者最终无法确定肇事者的身份，也就无法得到赔偿。笔者建议：第一，国家应尽快依法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履行其法定的救助义务。第二，扩大救助范围，例如目前的救助范围只限于对伤者的抢救费用，对死者的丧葬费却未涉及。第三，建立医保与救助基金的联动机制，即在受害人住院抢救期间，首笔抢救费由救助基金支付，然后由受害人的医保机构对其中的部分医疗费予以报销，其报销的医疗费直接支付给救助基金，然后再由救助基金支付该受害人的第二笔抢救费。第四，对肇事逃逸者，处以数倍于赔偿金额的罚款，其罚款全部充实救助基金，从而迫使肇事者不敢逃逸，也扩大了救助基金的收入来源。

参考文献

[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5)．

[3]李克等主编.道路交通事故疑难案例评析.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4]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5]黄立.民法债编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吉村良一.侵权行为法.有斐阁，2000．

[7]曾隆兴.详解损害赔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8]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0] [美]RM 昂格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江西省城市建设高级技术学校）

作者：黄斌

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思考论文 篇2：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途径探析

摘 要：近年来，“扶老人被讹”的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要求，急需法律的规制。而选择何种规制途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现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对讹诈者惩治不力。严惩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需要借助手段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高效便捷的行政处罚以及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民事侵权赔偿途径。三者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矫正被救助者的失信行为，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互帮互助社会风气的形成。

关键词：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民事侵权赔偿；刑事制裁；行政处罚

收稿日期：2016-05-10

作者简介：郑丽清（1974—），女，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被救助者讹诈的行为基本含义是，在行为人实施救助后，被救助者诬告救助者为肇事者，并要求救助者承担赔偿损失等责任。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被扶老人讹诈扶人者的行为。近年来“扶老人被讹”①事件频繁见诸媒体，已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扶危救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朝大戏剧家马致远在《陈抟高卧》中曾说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今，扶摔倒老人竟让人犹豫：不扶，心不安；扶了，可能被讹甚至被告上法庭。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法律规制不足，讹诈行为的违法成本偏低，讹诈者的成本与获利相差甚远。为此，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并严格按照法律追究讹诈者的责任。

一、法律规制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必要性

（一）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失德现象频发

近年来，扶老人导致的争议案件在媒体上接连出现。如2011年8月26日，江苏南通汽车司机殷红彬在路上发现有位老太太倒在车下，出于好意，便和乘务员扶了老太太，老太太当场表示感谢。结果，事隔数日老太太的子女竟报警并指使老太太指控司机殷红彬肇事，所幸汽车上的监控记录下真相，还以司机清白。[1]2013年10月30日，广东省汕头市小玲和小文两名高中生将一位摔倒的骑电动车老人扶起并护送回家，不料摔倒老人事后找到小玲和小文，谎称是他们撞到自己导致受伤，要求他们赔偿。学生迫于无奈发帖、报警寻找公道，最终在真相面前老人承认错误，返还学生家属支付的医药费并赔礼道歉。[2]2013年4月18日，辽宁省本溪市的卢阿姨和邻居到社保局办完事情走出大厅的旋转门时，突然发现走在前方的一位老人脚下一软倒在台阶上，卢阿姨和邻居赶紧上前将老人扶起，询问对方的情况。不料，老人一口咬定卢阿姨推倒自己并叫来亲属拨打了110，要求卢阿姨担责。就在双方为了医药费僵持不下时，民警调取监控探头，录像中显示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而卢阿姨在老人摔倒前与她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老人及家属这才作罢。[3]

在查明事实真相后，讹人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有关机关至多给予口头教育，而讹人者甚至连向扶人者道歉或道谢都难得一见。对此，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历时四年对媒体报道的扶老人导致的争议案件进行了调查，经统计得出，从2004年至2015年10月，因媒体报道而被公众得知的扶人争议案件就有149起，其中诬陷扶人者有84起，接近六成。而在这84起案件中，仅有1起案件的讹诈者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4]可见，讹诈者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概率极低，这也是造成我国扶人被讹现象频发的原因。被救助者讹诈事件不仅让救助者心寒，也使社会公众开始思考，究竟“该不该扶”，值不值得冒风险。有调查研究分析扶老人的变化趋势时，发现“不敢扶”的比例在2015年突飞猛涨，与“扶了被讹”比例相当。[5]这一数据表明，相当一部分公众基于规避不利后果的考虑，对救助行为开始望而却步。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道德缺失，更应从制度中寻找破解之道。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须顺应时代要求进行结构上的调整

法律与道德之间并非一种排斥关系。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反分离。历史上，我国和西方国家所持的主张恰好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演变历程。在西方思想史上，最初的自然法学派主张的是融合说，道德性是概念的唯一要素，“恶法非法”。因此，如果某个法律违反道德，那它就不再是真正的法，人们可以不遵守。到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学派兴起，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埃利希等都主张分离说，即法的概念并不必然包括道德因素，“恶法亦法”。而在我国古代，法律和道德关系理论则是从分离说到融合说的演变过程。在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儒家和法家作为其中的重要学派都各持己见，主张自己所坚持的德或法的重要性和惟一性。但到了汉代以后，法开始和道德融合，出现了礼法合一的现象，并长期统治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法制史。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第一次阐明，法的本质最终体现为法的社会性，而在这些社会因素中，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国家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国家只是把“社会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6]

纵观中西方思想史，法律和道德之间一贯存在互动。法律与道德是彼此协调的关系，但应发挥法律的主导作用。当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法律与道德的融合趋势既成为现实，也成为一种必要。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即自由，但自由不代表放任，调控手段也是必备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属于法治经济，离不开法律的支撑，而依法治国又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现实社会中，因价值观不同，法治文明与中国道德文明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就需要进行调整，将二者合理结合，以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规范，也触犯了法律。在道德对这种社会现象失去约束力时，则需要通过法律来规制。

（三）违背基本道德的讹诈行为应受法律规制

讹诈既是不诚信的体现，更是“反咬一口”、见利忘义的体现。对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规制最开始是一种道德惩治。但将道德规则入法，难免有将法律道德化之嫌。诚然，若立法将某些道德准则不适当地加以强制推行，其结果将是道德与法律杂糅，法律的权威性被降低。一旦社会成员受到不必要的法律规制，就会遭到抵制，法律因而失去其效力。因此，将道德规则入法，必须谨慎为之。

不是任何道德都应被法律所“表述”或是被社会所有成员所遵守。著名法学家哈特将道德划分为两类：一是基本道德，是社会的底线；二是非基本道德，成员可自由选择。[7]前者如禁止暴力、禁止盗窃、诚实守信等。只有基本道德原则有入法之必要，否则不仅会造成法律体系的过于庞杂，而且也存在泛法律之嫌。诚信历来被各国法典尊誉为“帝王规则”，诚信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个人私德，既违反了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更侵犯了救助者的权利，违反了安分守己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引导和评价作用，立法应及时对被救助者不诚信的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裁决原则的影响，使社会成员增强诚信观念和助人为乐的信心。

二、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法律规制途径研究上存在的理论分歧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时有发生，关键原因在于相应的法律机制缺失，导致失信成本低。因此，当前急需弥补法律上的不足，完善规制机制。①然而，以何种途径规制又是一个难题。当出现某种不良社会现象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完善法律来进行遏制，很少进行法律可行性的思考。法律既应获得社会道德的支持，也应具备实施所必需的条件，否则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因此，选择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途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刑事制裁、行政处罚、民事侵权赔偿齐头并进的规制途径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对于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应用尽一切法律规制手段。即采用刑法、行政法、民法三种法律机制并行的规制途径，才能穷尽各种情况，应对所有案件。[8]

⒈惩治被救助者讹诈行为并非无法可依。依据刑法的规定，公然侮辱、诽谤救助者，破坏救助者名誉，情节严重的，司法机关可以提起侮辱诽谤罪之诉。诬陷救助者为肇事者，要求赔偿的，也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被救助者故意诬告救助者并获取了较大利益，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以按照诈骗罪处理。

⒉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的维护者，必须对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作出反应。倘若放纵讹诈者，既会导致出现讹诈零违法成本的不公现象，也会降低社会成员帮扶弱者的信心和意愿。被救助者讹诈行为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等措施。

⒊若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侵犯了救助者的名誉权，可以通过民事侵权诉讼，要求被救助者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责任。

这样，一方面，通过多途径法律规制，加大处罚力度，能够增大被救助者的讹诈成本，降低讹诈成功的期望值，使被救助者不敢讹诈；另一方面，通过多途径法律规制，矫正被救助者的失范行为，能够保障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增加好心人做好事的信心，使救助者勇于救助。

（二）刑事制裁、行政处罚不可取，民事侵权赔偿最优

⒈刑事制裁易陷入“泛刑法化”怪圈。对被救助者讹诈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并不恰当，刑法虽承载着社会治理的职能，但不宜将其作为“社会管理法”看待。[9]刑法是以矫正正义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是“第二位”法。法的安定性对实现刑法价值来说十分重要，这决定了刑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法，不能一概简单适用。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曾说过，刑法具有谦抑性，在某一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生活利益之时，并不一定要直接适用刑法，若采取其他社会手段能够达到效果才算是理想。德国学者耶林也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①过分强调刑法积极介入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将使其面临“变性”的风险。刑法毕竟是以剥夺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必须保持“局部介入”、有限惩罚的立场，否则易陷入“泛刑法化”的泥潭。

以南京彭宇案②为例，对徐老太行为的定性对犯罪的认定至关重要。有观点认为，徐老太的行为只是民事讹诈。诈骗罪要求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徐老太并不是假摔，也不能确切证明其知道肇事者是谁，因此，不能构成诈骗罪。也有观点主张，徐老太的行为是典型的“敲诈勒索”，其借助法院判决的强制力迫使彭宇赔偿，符合强迫取财的行为特点。不过，敲诈勒索罪的强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求行为人的恐吓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即出于害怕交出财物。事实上，彭宇并非因受恐吓而赔偿，而是先被诬陷，后经一审法院判决要求赔偿；徐老太也不存在威胁、恐吓，所以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可见，徐老太的行为不能纳入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的调整范围，只能通过新增罪名的方式来解决。

还有观点认为，通过刑法惩罚讹诈者将存在严重问题。在确有实际肇事者的情形下，如果对讹诈的被救助者处以敲诈勒索罪，讹诈者可能比肇事者受到更重的惩罚，这明显超出了公众的心理预期。[10]刑罚还会影响受害人的行为选择，对真正的肇事者不敢贸然起诉。一旦自己对救助者发生误认，而法院又支持了自己的主张，就有可能陷入讹诈的怪圈。因此，通过刑法惩罚讹诈者并不可行。

⒉行政处罚在实践中流于形式。在扶人反被讹诈案件中，被救助者多为老年人，因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一般较差，而且又经历了跌倒或撞伤，情况更不容乐观。而行政处罚方式一般分为自由罚、财产罚和声誉罚三种。首先，若对老人进行行政拘留，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执行机关须向老人家属乃至上级机关负责。实践中，基于行政拘留的风险性较大，公安机关往往只对讹诈救助者的老人宣告行政拘留，而不实际执行。如此，行政拘留这一强制措施对此类讹诈事件的处理效果微乎其微。其次，对讹诈者进行罚款，罚款所得的款项归入国库。虽然罚款减少了被救助者讹诈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对被救助者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但是罚款弥补不了救助者因受讹诈遭受的损失，因此降低了社会成员救助他人的期待值，不利于社会互帮互助氛围的形成。再次，对讹诈者予以训诫、责令其具结悔过或者要求赔礼道歉，很难对讹诈者构成有效威慑。加上有不少老人晚年缺乏劳动能力，经济条件并不宽裕，通过讹诈来获得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做法，在某些场合已成为老年人的首选。

⒊民事侵权赔偿提高讹诈成本，效果最佳。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救助者因被救助者的讹诈，名誉受损或是财产损失、精神受到损害时，可以依照我国《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救助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如此，一方面，可以增大讹诈者的潜在成本，降低讹诈获利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对救助者的损失可以起到救济的作用，增强救助的信心。目前讹诈者多为老年人，因劳动能力下降，收入水平一般不高。一旦老人伤势严重，其自身可能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势必转由其子女负担。出于减轻子女负担以及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心理，老人往往会产生讹诈救助者的心理。据媒体报道，有些子女会帮助甚至引导摔倒老人去讹诈救助者。因此，规制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最根本的方法是阻断被救助者获利的途径，甚至让其为讹诈救助者的行为付出金钱上的代价。通过这种负激励的方法，降低救助者的法律风险。

三、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法律规制途径的选择

综合上述规制途径，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采取刑事、行政、民事三种途径相结合的规制途径最为合理，具体理由如下：

（一）刑事制裁、行政处罚预防和惩治功能更强

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不断解决新问题。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刑法，具有强大的威慑功能，尤其对于预防不法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的领域，容易产生盲区，给规范意识不强的人以可乘之机，甚至产生违法效仿的连锁反应。面对接连不断发生的“扶老人被讹”事件，据目前办案人员反映，讹人通常被归入民事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调解来解决，效果往往不佳。笔者认为，对于防碍扶危济困行为实施的讹诈行为，应适当采取刑法措施，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德国学者雅科布斯认为，刑罚应致力于维护法秩序的稳定性。简言之，即在公众心中树立有效的规范，并通过刑事制裁使违背规范的行为得到负面评价，从而巩固公众的规范意识，提高公众对刑法的忠诚度。[11]当然，刑法的谦抑性意味着刑法的调整范围须保持必要的限度，大多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未危害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时，应由行政法予以规制。实践表明，行政处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其明晰了权利义务界限，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为公众展示了“应为”“可为”和“不为”。在一些矛盾并不十分尖锐的讹人案件中，完全可以借助行政权力来妥善处理。

（二）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有时符合犯罪特征

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被救助者一口咬定救助者为肇事者，要求其赔偿损失，否则就向法院起诉。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纠纷会发展到民事诉讼阶段。倘若讹诈属实，而法院依照现有证据作出支持被救助者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时，救助者将迫于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作出赔偿。显然，讹人者行为不符合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在此，救助者很清楚自己不是肇事者，并未受骗，给付赔偿只是迫于法院判决。因此，“受骗”的是司法机关，而“受害”的是救助者，这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诈骗。2002年司法解释认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①，这值得商榷。事实上，诉讼诈骗完全符合三角诈骗的构造形式，被害者虽不是被骗对象，但是被害者确实遭受了财产损失，而且损失的发生前提是法院受到欺骗，作出了不利于被害者的判决。由此可见，从法益侵犯角度，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正如有学者所言，诈骗罪是保护被害者的财产法益，但并不等于保护被害者不被骗的意思决定和处分自由，从规范的角度看，不应限定被害者必须被骗。[12]可喜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已将诉讼诈骗行为明确认定为虚假诉讼罪，这就为讹诈救助者的行为入刑提供了法律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讹诈救助者的行为也不属于敲诈勒索罪。在四川发生的“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婆，反被诬陷索赔”②的事件中，当地警方认定，受伤老太并非三小孩撞倒，讹诈索赔属于敲诈勒索，对老太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为此，有人提出，这种行为结构似乎与敲诈勒索罪相符，其实不然。警方所作的事故认定与司法认定完全不同，不能由此断定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就是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敲诈勒索罪中的恐吓是以将来可能采取的不法行为作为前提，明显地，司法诉讼并非不法行为，也不是不确定发生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国家强制力。另外，救助者交付财产也不是基于恐惧，而是履行判决的法律行为。因此，对讹诈救助者的行为，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并不合适。

（三）行政处罚高效便捷，避免了不必要的讼累

从现实角度看，国家机器能够顺利运转，行政权力是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力在参与社会管理中有着两大优势：一是时效快，程序性事项耗时短，灵活便捷；二是力量强，高效解决纠纷。效率是行政的一大追求。在我国，行政权力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调整社会关系，解决公众之间的纠纷。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将其定性为敲诈勒索并作出行政处罚。因讹诈人多为老年人，实施行政处罚的效果不佳，因而导致许多情况下都采取了不予执行的方式。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行政处罚在规制救助者讹诈事件中毫无用处。其实，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毕竟刑事司法程序复杂，效率明显不如行政处罚；而民事诉讼需要双方参与，会给当事人带来讼累，民事调解又需要双方当事人达成一定的合意，更是难上加难。

另外，现代行政权力提倡运用伦理道德等传统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要求在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契合点。这种治理方式能够从深层次解决纠纷，改变部分社会成员失德的状况。因此，在当下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发的情况下，采用能够协调伦理道德等传统权威的行政权力至关重要。换言之，通过行政权力主体适当引导，借助行政处罚的高效便捷，充分发挥行政权力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

四、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法律规制的适用要点

关于惩治救助者讹诈行为的立法已经开始起步。“小悦悦事件”发生后，2013年6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好人法”即《深圳经济特区救助者权益保护规定》获得通过，其中明确规定对被救助者讹人行为的处罚，“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被救助人诬告陷害救助人的，处理机关应当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公共征信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13]同时还规定，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的，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救助人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虽然这只是地方立法，内容不尽完善，但此举释放出了依法惩治讹诈者的信号，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便是向全国推行，实现全国统一立法。如此，类似媒体报道“好心扶摔倒老人，却遭碰瓷，为自证清白，2014年1月2日，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46岁的吴大哥跳河自杀”的悲剧才可能不再重演。①在法律规制时应着重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虚假诉讼罪、伪造证据罪的准确适用

在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案件中，被救助者往往不是直接从救助者处获得利益，而是由被救助者一方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救助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若法院支持被救助者的诉求，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便得到了司法上的帮助，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将受到减损。在此，一方面，被救助者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讹诈救助者，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依照《刑法修正案（九）》②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存在的问题是，虚假诉讼罪的情形列举过于概括抽象，“以捏造的事实”，可能是以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方式，而依照《刑法》第307条（妨碍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同时符合伪造证据罪的特征，故容易造成罪与罪之间的竞合，使得法官在适用法律上存在困难，所以，虚假诉讼罪的设立存在瑕疵，应予完善。另一方面，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旁观者的证言。一旦旁观者作伪证，不仅会侵犯救助者的诉讼权利，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会威胁司法和法律公正，破坏社会和谐，因此，有必要强化对伪证行为的法律制裁。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对于作伪证的证人，其伪证的行为符合第307条规定的，可以依法予以刑事制裁。

（二）司法裁判应严格适用举证责任规则

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案件的特点在于主要事实真伪不明。目前，民事诉讼对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处理主要采用的是证明责任规则。即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除非他已充分证明了己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主张。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彭宇案中，并无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因此，原告徐老太须对被告将其撞倒致伤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能，且法院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法院应依法驳回徐老太的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徐老太无法证明彭宇就是肇事者，无法认定其有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彭宇本不必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本案法官适用了经验法则，推定彭宇与徐老太曾发生过碰撞的事实，并不恰当适用公平责任，认定被告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显然违背了证明责任规则。[14]彭宇案的判决引发了公众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司法意义上劝导公众对摔倒老人不必作为的怪现象，对社会互帮互助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涉及危难救助的民事案件，法院必须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规则，运用疑案从无原则、重大过失证据规则，公正裁判，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危难救助的信心，从而提高救助意愿。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另一方当事人，法院一旦支持被救助者的主张并作出判决，将会给对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此范畴内，讹诈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当被救助者主观上具有过错，对方当事人就可依《侵权责任法》要求被救助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可以以反诉的形式提出。倘若确实因诬陷给救助者造成损害的，讹诈者须对救助者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救助者因被诬陷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有权要求被救助者承担。

（三）正确对待刑民的交叉与衔接

当被救助者将救助者告上法庭，其讹诈行为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罪问题。由此关联着民事和刑事两个诉讼，这就出现了民事裁判与刑事裁判相互之间有无既判力的交叉与衔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举报犯罪行为。可见，民商事法院有义务在发现虚假诉讼行为后移送侦查机关。若民事判决、裁定还未发生法律效力或还未执行完毕，则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中止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如果是在民事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并执行完毕之后，发现其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另行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并在刑事判决书中责令被告人退赔 、返还被害人的财产。[15]已经审结的民事诉讼，一般无须另行启动再审和执行回转程序，除非存在枉法裁判行为。从实体上看，虚假诉讼行为与虚假诉讼罪能否互为认定的前提也存在争议。以彭宇案为例，假设彭宇案发生在新增虚假诉讼罪之后。若在民事审判中，南京鼓楼区法院认定徐老太的行为属于虚假诉讼，作出了中止诉讼的决定并移交侦查机关，后续进行刑事审判的法院并不能径行确认徐老太实施了犯罪行为。我国刑事诉讼要求达到“客观真实”，而民事诉讼只需具备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不同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认定结论。同理，当作出无罪刑事裁判后，恢复审理的民事审判也不能直接否定虚假诉讼行为的存在。

（四）行政执法应合法合理

建设法治国家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尤其是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根据情节轻重程度，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若讹诈行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在全国统一立法时，应借鉴《深圳经济特区救助者权益保护规定》的做法，规定行政机关可对讹诈者予以行政处罚。如此，四川达州的做法也就有了法律依据。四川达州之前发生“三儿童扶摔倒老太被诬陷”一案，在弄清案件事实后，执法机关对诬陷他人的老太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执法机关考虑到老人的实际情况，决定不予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行政处罚的惩戒功能，但毕竟在实践中运用了行政处罚这一规制手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案中，执法机关根据老人儿子所起的作用，因老人儿子共同实施诬陷行为，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此举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

此外，在扶人被讹诈的事件中，大多数发生在公共道路区域内，而行政机关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多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章。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必须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在众多“扶老人被讹”案件中，由于一些区域没有监控设施，双方当事人又各执己见，因而行政机关出具的认定书不全都接近客观真实，往往会引起当事人不服及公众的不解。为此，执法机关应主动向公众说明认定过程和依据并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以得到社会公众的信服。

五、结语：以法律促进被救助者与救助者之间的合作与信赖

休谟曾说过，一切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地和人性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其哲学基础是由人性奠定的，法的制定、发展、实施无一例外地与人的要素紧密相联，这就意味着法的研究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方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从法所预设的人的层面来看，法所抽象的人具有多面性：理性与非理性，利己与利他心，个性与社会性。法的目标是引导那些信服它的人为善，透过伦理性目标，使得法律成为某种高贵且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个人主义、拜金主义、金钱观与道德观等多元化的价值观激烈碰撞。面对这种观念变迁，既要重塑价值观、诚信文化，更要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用法律规制被救助者讹诈行为，并非是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而是法律对违背基本道德的行为进行必要干预。当然，应明确法律干预不是简单地罗列罪名、责任，更要寻找到最合理的组合，形成实践效果最佳的规制途径。本文认为，基于刑事制裁的严厉性、行政处罚的效率性、民事侵权赔偿的弥补性，选择三者并存、多管齐下、互相配合的规制途径最为合理。同时，要妥善处理好三类法律机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尤其是要处理好伪证行为在讹诈救助者情况下的惩戒举措，严格适用民事审判的举证责任规则，完善救助相关立法。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促成社会合作与信赖基础的形成，共同应对程度不断增强的社会风险，并最终推进社会文明和文化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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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烁.“彭宇案”之四重法律问题再检讨[J].中州学刊，2013，（04）：73.

[15]沈飞飞.规制虚假诉讼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衔接[J].中国律师，2014，（06）：76.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郑丽清　俞煌霞

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思考论文 篇3：

道路交通事故不明身份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探析

摘要:受害人身份不明且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将给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带来困难。对于受害人死亡的,不能由交警等部门或机构代为收取赔偿金,而应按照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由死者亲属在知悉事故损害后自行索赔;对于受害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应通过特别诉讼程序指定事故发生地的民政部门担任其监护人,代理请求和管领损害赔偿;对于伤者的抢救治疗费没有及时支付的,需要立法赋予医疗机构直接向事故责任人、保险公司或救助基金追偿的权利。

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不明身份受害人;损害赔偿;主体资格

受害人身份不明将给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带来困难,尤其是事故的损害赔偿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难以得到及时处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试对其进行分析,以探讨合理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死亡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有关道路交通事故不明身份死亡人员的损害赔偿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由第三方代受害人索赔以及由谁来索赔的问题上。不少人认为,当死亡受害人的身份不明且无法联系其亲属时,应当由第三方代其索赔,但就该第三方的选择却存有分歧:有主张由交警部门代受害人索赔的[1];也有主张由民政部门及其社会救助机构代受害人索赔的[2];还有依据公益诉讼理论主张由检察机关代受害人索赔的[3]。然而笔者认为,这些主张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不合理和不必要,其理由如下:

第一,交警部门、检察机关、民政部门及其社会救助机构等均不具有代为索赔的职权。由于交警等部门和机构既非事故赔偿权利人又非其代理人,因此要代为索赔只可能是基于法律的授权,然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这些部门和机构中不仅只有交警部门才具有处理交通事故的主体资格,而且交警部门对事故赔偿所拥有的也只是行政调解职责,按照民事自愿原则,该行政调解须应当事人的一致请求和共同参与方能进行。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82条虽然规定:“对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通知有关部门交付损害赔偿权利人。”但却并未明示交警部门具有代为索赔的主体资格,并且该规范作为公安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也无权赋予交警部门此项法律权力。有人认为由相关部门代为索赔是出于对公益的考量[2-3],然而事故中虽然不乏有受害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作为个案所要解决的只是特定对象的损害赔偿问题,与该对象所归属社会群体的利益无关,在缺乏赔偿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代其索赔,表面上看是对赔偿权利人的权益乃至公共利益的保护,实质上却是对赔偿权利人民事自主权的干涉。

第二,赔偿金的确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代为索赔者的主要理由是为了保护死者的民事权益[4],然而按照民法基本原理,死者的民事权利能力已因其死亡而终止,其生前所享有的权利中除遗族利益和社会利益外,其他个人利益不再受法律保护,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权利人因此应当是死者的继承人或其他近亲属,而非死者本人,并且损害赔偿金的确定除了与死者本人的情况有关以外,更主要取决于其继承人或其他近亲属的是否真实存在及其具体受损情况。有损害方有赔偿,无损害则无赔偿,在受害人亲属及其受损事实均不明确的情况下,仅依据对死者个体情况的人为估计来确定赔偿金,既有违实事求是原则,也背离民事赔偿的基本价值取向。

第三,赔偿金的处置无益于对赔偿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代为索赔所取得的赔偿金,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按照提存方式处理,但具体做法不尽一致:有交民政部门保管,5年内无人认领者上缴国库的[5];也有交社会救助机构保管,3年内无人认领者上缴国库的[6];还有建议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保管,20年内无人认领者纳入该基金的[7]。然而笔者认为,提存作为一种债务消灭制度并不适合于此。首先,提存是债务人(赔偿义务人)基于自身权益保护的一项债务履行权利,是否进行提存应由其自愿决定,相关部门无权要求其提存,更无权自行提存;其次,损害赔偿在得到当事人的协商一致或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前,债务内容尚不明确,不具备提存制度对标的物的要求;再次,从提存的法律后果来看,赔偿金一经提存,不仅意味着赔偿义务人的债务履行完毕,今后死者亲属不得再向其请求支付该赔偿金,而且一旦死者亲属未能及时在取回时限(《合同法》规定为5年)内向提存机关领取赔偿金,还将导致其丧失对赔偿金的所有权,这对未能及时知悉事故情况的死者亲属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综上所述,由交警等部门或机构代索死者赔偿金的做法是于法无据且不利于死者亲属的,那么死者亲属的合法权益就真的缺乏法律保障了吗?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现行的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已能很好的解决此问题。因为死者亲属与事故责任人的损害赔偿关系并不因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处理结束而消灭,死者亲属只要在事故发生后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内知晓了事故情况,均可依法向赔偿义务人请求损害赔偿,并且即使起诉时效经过,死者亲属所丧失的也仅是胜诉权。诉讼时效是各国民法解决包括人身侵权在内的各类民事纠纷的基本制度,道路交通事故不应对此作特殊处理。

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对受伤人员的损害赔偿,不仅是对其受损权益的填补,更关乎其今后的生活和康复治疗,因此在程序上具有相当的紧迫性。然而对于无意志表达能力的不明身份受害人而言,由于其本人既无力向赔偿义务人请求损害赔偿,也无力受领赔偿,因此在法律程序上需要首先为其设定监护人,然后由监护人代其行使赔偿请求权和管领赔偿金。然而监护人的设定必然涉及到两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是如何确认受害人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如何为已确认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指定监护人?

(一)受害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确认

《民事诉讼法》第170条和第172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代理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对于交通事故的不明身份受害人来说,由于客观上既无法查清其住所地和事故前的经常居所地,也难以找到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因此有关特别诉讼程序的申请人、管辖法院和受害人的代理人均需作特殊安排。

就特别诉讼程序的申请人问题,由于受害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客观上并不知悉受害人的遇害情况,不可能作为申请人申请确认受害人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只能基于受害人遭受事故伤害和事后接受医疗救治等法律事实来确定新的利害关系人。然而在造成受害人伤害的事故责任人和负责受害人救治的医疗机构中,由于事故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在损害赔偿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事故责任人通常不愿为了受害人的利益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无民事行为能力,而相比之下,医疗机构与受害人之间就医疗费的追索存在着利益一致性,客观上具有通过确认受害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来实现其利益的需要,因此在实践中益由医疗机构作为特别诉讼程序的申请人。

就特别诉讼程序的管辖法院问题,由于道路交通事故的相关处理工作一般都在事故发生地进行,并且受害人也基本都在事故发生地或其周边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因此从有利于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建议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来确定由事故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就特别诉讼程序中受害人的代理人问题,笔者认为,按照《民法通则》第17条有关在没有其他自然人担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情况下,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的立法精神,建议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将事故发生地的民政部门确定为不明身份受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二)丧失行为能力受害人的监护人选定

《民法通则》第17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选定作了明确规定,然而对于不明身份的事故受害人而言,由于无法确定其工作单位和住所地,更无法找到其亲友,因此不可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其指定监护人。有学者建议,应当由救治受害人的医疗机构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担任其监护人,如果医疗机构愿意承担监护职责,也可以由医疗机构担任[8]。笔者认为,由民政部门担任受害人的监护人是符合《民法通则》第17条的立法精神的,但由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担任受害人的监护人却不足取,因为一方面交通事故处理实行属地管辖原则,各项处理事务都在事故发生地进行,而医疗机构所在地并不一定是事故发生地,让医疗机构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将可能不便于事故的处理,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与受害人之间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相互间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由医疗机构担任受害人的监护人,很难保证其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受害人的权益,因此较合理和可行的做法应当是由事故发生地的民政部门担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确定为监护人的民政部门只能代理受害人自身请求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等损害赔偿,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等依法归属于受害人亲属的损害赔偿项目,仍应当等待受害人亲属出现后由其本人或代理人予以主张。

三、医疗机构对抢救治疗费的追偿问题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和第76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事故伤员负有无条件的抢救治疗义务,保险公司、救助基金和事故责任人则分别对伤员的抢救治疗费承担支、垫付义务和赔偿责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保险公司、救助基金和事故责任人没有支、垫付或赔偿抢救治疗费时,医疗机构可径自向其追偿呢?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其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医疗机构只与被救治的伤员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与保险公司、救助基金和事故责任人之间则无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保险条例》)第28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0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不具有针对保险公司、救助基金和事故责任人的直接请求权。因此,在受害人身份不明的事故中一旦保险公司、救助基金或事故责任人没有及时支付伤员的抢救治疗费,将势必损害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从而影响其救助事故伤员的积极性。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受害人的抢救治疗费未得到支付时,医疗机构可按照代位权制度,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保险公司和事故责任人支付抢救治疗费[9]。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12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专属于受害人,他人不得代位求偿,因此应将受害人区分为经抢救后死亡和丧失行为能力两种情形,对于前者,有必要在立法上以诉讼担当形式,直接规定医疗机构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和事故责任人支付抢救治疗费;对于后者,则建议在修改《合同法解释》第12条,允许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代位求偿的基础上,由医疗机构进行代位求偿[8]。

针对上述意见,笔者认为,有关适用代位权制度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代位权是《合同法》规定的一项债权保全制度,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次债务人)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虽然相对于受害人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关系而言,受害人对事故责任人的赔偿请求权符合“债务人享有对于第三人的权利”的代位权形式要件,但是却不符合代位权有关债务人专属权不得代位求偿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条件限制。尤其“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并且能够行使却不行使的消极不作为,与受害人身份不明事故中赔偿权利人因丧失行为能力或不知悉事故损害的客观阻碍而无法行使其赔偿请求权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更何况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债权关系,保险公司支付事故赔偿金只是基于发生保险事故而对被保险人(车方)承担的保险合同义务,虽然《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规定受害人有权就其在保险赔偿金中应获得的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但受害人的该项请求权却是基于其作为保险第三人而享有的对被保险人怠于行使保险合同权利时的代位求偿权,而这种代位权本身显然是不能被再次代位的。

相比而言,笔者认为,有关以法定诉讼担当来解决医疗机构对抢救治疗费的追索权问题是基本可取的,但不应将其局限于受害人经抢救后死亡这一种情形,而应同样适用于受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所谓诉讼担当,是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因故不能参加诉讼,由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以当事人的资格,就涉讼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行使诉讼实施权,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制度。实行诉讼担当往往是基于第三人与讼争法律关系的真正主体之间存有另一法律关系,在道路交通事故的抢救治疗费赔偿问题上,医疗机构与受害人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显然属于这样的“另一法律关系”。允许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追索抢救治疗费,从表面上看是对医疗机构自身权益的维护,但实质上却同时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建立交强险和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并非为车方分担赔付风险,而是运用社会共摊机制向受害人提供最迅速有效的救治和基本的损害赔偿保障,因此从有利于道路交通事故伤员救治工作的正常运转和维护受害人、医疗机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医疗机构在受害人的抢救治疗费未能支付的情况下直接向事故责任人、保险公司和救助基金进行追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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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洪明